全球化与不平等:欧美国家民粹浪潮成因分析

欧美国家自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社会危机持续深化,这也成为民粹浪潮出现和爆发的主要动因。但是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延续至今收入不平等的持续扩大,生存状况迟迟无法改善,由此引发的不安全感,以及全球化导致的发达国家传统制造产业外移所引发的工人阶级和社会底层的失业,加之社会分享机制失效和政治治理能力弱化,成为今天欧美国家民粹浪潮产生、极右翼做大并选举上台的根本原因。

【摘要: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英国脱离欧盟公投成功、意大利宪法公投遭否决、奥朗德放弃竞选连任一系列震惊世界的民粹浪潮标志性事件让2016 年成为影响世界发展的关键年,世界格局即将到来的变化和未来发展充满高度不确定性。欧美国家自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社会危机持续深化,这也成为民粹浪潮出现和爆发的主要动因。尽管存在失业率降低、经济增长恢复的情况,但是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延续至今收入不平等的持续扩大,生存状况迟迟无法改善,由此引发的不安全感,以及全球化导致的发达国家传统制造产业外移所引发的工人阶级和社会底层的失业,加之社会分享机制失效和政治治理能力弱化,成为今天欧美国家民粹浪潮产生、极右翼做大并选举上台的根本原因。由此,也给欧美国家内部和国际格局的发展造成了巨大影响,一个社会分裂的欧洲和美国也让我们反思历史是否真的在终结。】

一、问题提出

掀开今天欧美国家民粹浪潮序幕的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但是其根源源自于上世纪七十年代至今不断扩大的收入不平等,而且这种趋势在进入新世纪后更加明显。自七十年代西方主要国家经济进入低增长或停滞状态后,财富增长和人均收入增加的放缓成为百姓相对剥夺感的主要来源。自撒切尔和里根掀起“保守主义”革命,减少政府干预,扩大市场作用的改革有效缓解社会问题以来,自由化经济的推行,实际上也让西方经济在本世纪90年代互联网革命和全球化的推动下取得了新的发展①,但是与战后50年代到70年代经济增长带来的普遍繁荣相比,全球化背景下互联网经济的繁荣带来的并不是全体社会成员的普遍受益,而是“部分受益”,即一方面全球化将西方传统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转移到人力成本更低的亚洲等地区,在本国只保留设计、研发等部门,部分产业外移导致在本国制造业就业的劳动人群变相失业,其成为全球化发展的受害者,而非受益人;另一方面,互联网等产业对劳动者的知识水平和劳动素质要求极高,不是简单培训就可以达到的,这就给蓝领就业人群新就业造成技能上的困难。在全球化进程中,西方国家主要是高技术、金融、互联网等产业分享到了发展的成果,而传统蓝领产业工人并未完全受益。这也是英国脱欧公投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的选举中,其支持者大多来自劳动阶层以及传统制造产业聚集地区的重要原因。英国脱欧的支持者大都是来自伦敦以外地区,而且乡村、传统产业选票较多,伦敦等参与全球化密切的地区是留欧选票的主要来源。而希拉里的支持者大部分是东西海岸富有阶层,受教育程度较高,主要是白领阶层和全球化的参与者和受益人,比如加利福尼亚地区。而特朗普正好相反,其支持者在族裔上主要是中低收入的白人,地区和产业分布上大部分是中部传统产业聚集的威斯康星、密歇根等被称为“生锈地带”的各州,代表传统产业和蓝领劳工阶层。②

民粹浪潮下,从欧洲到美国,民众普遍反映的政治诉求是反精英、反全球化、反移民、反建制,在欧洲还要加上反一体化。而相关的政治组织从英国独立党、法国国民阵线、德国选择党和意大利五星运动其政治主张既代表了这些选民的诉求,也是其自身一贯坚持的。实际上,在吸取二战教训的基础上,以排外为主要诉求的极右翼政党长期在西方社会居于价值观和社会被边缘化的状况,但是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全球化造成的收入不平等加剧,以及难民危机和移民危机的深化,让百姓不安全感和剥夺感增加,这些因素的叠加为极右翼政党为代表的民粹思潮泛滥提供了丰厚的土壤。民众政治态度的变化,影响到政治组织和政治人物,使得其政治态度也发生变化,而更加关注国内事务,采取不同于以往的内外政策,这种政策延续到国际上就成为国家利己主义的表现,一切以自身国家的利益为重,不承担或减少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成为其必然的政策选择,英美 “孤立主义”传统和欧洲大陆被压制的排外传统的释放,让今天世界格局的走势和经贸关系的发展出现冷战后新的变化。冷战后以美国为支柱,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为参与方,新兴国家崛起为格局的世界政治体系,正随着欧美发展的不确定性,美国的全面收缩和力量的转移发生新的力量体系的调整,但短期内五大国共治的局面不会改变,但是大国之间格局和地缘政治的竞争将会加剧。③以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国际贸易和金融格局在全球化被欧美部分民众普遍存疑的背景下,地区化、集团化的贸易集团将会更加明显,国家间的自由贸易将会加速,全球自由化贸易的条块分割将更加明显,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英国脱欧给欧盟一体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将给全球化的发展带来深刻的影响和调整。以保护工作岗位和本国产业为代表的特朗普制造业回归美国政策,在可预见的未来如果强力实施,发展中国家就业或多或少会受到影响,使得发展中国家相关产业一定程度受损,出现全球化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产业由外移到回流的分化格局。

实质上,西方发达国家民粹浪潮的出现,移民、难民、全球化等都是重要的因素,但是这些问题和因素长期存在,在经济繁荣或经济增长的时候,这些问题没有成为问题,大多数民众并未过多关注,还是在西方传统的政治框架内选择支持的对象和政党,但是08年金融危机给经济造成严重冲击,甚至出现人均GDP负增长的情况,将长期存在的收入差距拉大、收入不平等问题台面化,加之传统政治格局和政党又迟迟无法解决这些社会问题,民众的不满情绪激增,生存状况的持续恶化,移民侵蚀福利和工作的现象成为选民发泄不满的方向。此外,社会底层获得感的降低,让选民发泄不满的焦点转向了现有制度体系和建制,以及传统的精英。从体制外、传统外选人来改变成为选民表达不满的主要方式,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意大利宪法公投被否决等成为非传统政治架构里符合选民口味和主张的必然选择。他们不一定有明确和系统的政治主张和治理意见以及未来发展的战略规划,但是他们只要确定反对现在的一切,就能获得选票和执政的机会,因为这被民众视为改变和宣泄不满的机会。因而,在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西方社会的体制、机制和治理体系正面临新的建构过程,以应对日益恶化的收入不平等等社会根源性问题。

二、民粹浪潮下的政治表现

在美国总统大选、英国脱欧公投中,民众所表现出的政治态度,反馈到政治人物和政党组织身上便是其政治言论和主要的政策主张。而反移民、反全球化、反建制、反精英成为民粹浪潮主要的政治表现。长期以来,这些主张在战后西方社会是主要政治禁忌和政治不正确的表现。作为沉默的大多数,选民将这种长期存在的价值观倾向视作是其必须改变的体制的一部分,而能突破这些所谓政治正确话语的人,就成为说出他们“心声”的人,也自然成为他们支持的对象。“从内容上看,它是反对外来移民、种族主义、欧洲怀疑主义、反伊斯兰和福利沙文主义的混合物”④。而且,长期以来这些政治正确的话语成为精英说教的工作和手段,也被社会底层选民视作无法自由表达意见的禁忌,“即使没有这些极端主义者,很多普通美国公民也开始奇怪为什么他们的社区中出现越来越多的移民,又是谁授权建立了一套讲究语言的政治正确性的体制,在这个体制中人们甚至不能抱怨这一问题”⑤。但是政治正确的存在毕竟代表了社会发展的主流,是对二战教训的吸取,更代表了人类价值的正确,民粹潮下的逆反,并不代表对政治正确的否定而代表的是对精英话语权控制、诠释和过度滥用的反对,而金融危机在这个过程中无疑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一)反移民的倾向

反移民的倾向是本轮金融危机后西方民众政治态度所表现出来的一个显著特征,其主要的诉求在于移民挤占了本该属于本地和本国居民的福利和工作,造成民众生存威胁感上升。此外,难民危机和恐怖主义袭击事件的发生,也让民众的不安全感上升,生存威胁的存在和不安全感的上升,让西方民众特别是底层社会民众容易将日常生活中的感受,上升到政治诉求之中。在欧洲“金融危机加剧了对少数民族和移民的歧视,增加了少数民族和大多数人口的就业差距。在芬兰和比利时,少数民族和移民失业率是欧盟出生人口的三倍。在西班牙的非洲移民的失业人数是西班牙原住大多数人口的两倍。在用工招聘阶段名字、住址或招聘机构的歧视性做法。在英国,姓名为外国名字的人三分之一不太可能获得工作入围机会,远超姓名为英国白人的人群。在荷兰,超过一半的招聘机构遵守一项要求,即不要引入摩洛哥、土耳其和苏里南的求职候选者”⑥。而在美国,“很多普通美国公民也开始奇怪为什么他们的社区中出现越来越多的移民”,“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从受教育程度更高、更富裕的选民那里也得到了不少选票,这些人不是全球化的受害者,但仍感到有人正从他们手中夺走他们的国家。不用说,英国投票退欧本质上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⑦。

根据经合组织对西方七国(除日本)危机前后在外国出生人口⑧和本国出生人口失业率⑨统计调查,明显可以感受到危机前后前文所述的这种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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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七国(除日本),金融危机前后十年的变化可以看到,尽管外国出生人口失业率一直比本国出生人口失业率高,但是危机后这种趋势进一步扩大。即使是危机后随着经济的好转,失业率都在下降,但是外国出生人口失业率的下降比例也远低于本地出生人口。而美国是一个特例,即外国出生人口的失业率低于本国出生人口,危机前和危机后都是如此,甚至危机后明显比本国出生人口失业率低,双方最接近的时候是2008、2009、2010三年,但是后面逐步拉开。此外,根据美国劳工局对16岁以上民众2015-2016年的就业和失业状况的统计⑩,也明显可以看到外国出生人口的失业率明显低于本国出生人口,而就业率高于本国出生人口(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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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国出生人口中男性失业率的比例高于外国出生人口,而就业率低于外国出生人口,16岁以上男性公民恰恰是特朗普主要的支持者。美国民众的现实不安全感和生存焦虑要比欧洲民众更有切身和强烈的感受,尽管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外来人口较多,但是这种情况的出现对于传统美国人,特别是中下层的白人来说,其相对剥夺感更强烈一些,这应该也是特朗普反移民政策大受欢迎的主要原因,而希拉里作为移民、女权、LGBT群体的代言人,自然要受到传统美国人的排斥,而“民主党已变成一个玩弄身份政治的政党:一个由女性、非洲裔美国人、西裔美国人、环保主义者以及LGBT(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与跨性别者)等群体组成的联盟,不再关注经济问题”⑪。

此外,从微观层面来看,这种趋势也是明显的。世界价值观⑫第五轮(2005-2009)和第六轮(2010-2014)调查,针对德国、荷兰、西班牙、瑞典、美国民众对不同族群态度,设计是否愿意与不同种族的人、移民/外国工人和说不同语言的人做邻居的问题,即:“在下面不同人群的列表中,请你说一下不喜欢与哪一类人做邻居?”其中第五轮调查中的V35、V37、V39、V42和第六轮调查中的V37、V39、V41、V44对应选项为:不同种族的人、移民或外国工人、不同宗教信仰的人、说不同语言的人。回答“是”的比例在金融危机前后有明显的变化(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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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前后针对生活中民众不喜欢与谁做邻居的实证调查,可以看到同样的问题变化差距是比较大的。危机后,不喜欢与不同种族的人、移民或外国工人、不同宗教信仰的人、说不同语言的人做邻居的比例基本呈现上升态势,即使是在高度福利社会的瑞典。在不愿意与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做邻居方面,德国和瑞典呈现上升态势,其它国家基本呈现下降态势,这可以从一个层面上说明,难民危机虽然是2015-2016年扩大引起关注的,但是民众对不同宗教人的态度在心里已经埋下,而难民危机将这种内隐的心理态度转化成了政治态度和选票。就业因素、宗教因素交织在一起,增加了民众不安全感的感受。对德国和瑞典的调查所反映的是2011年的情况,时隔5年之后,这种情况已经从德国民众的沉默,转化为对德国选择党的选票支持。难民危机爆发,默克尔政府的难民政策直接诱发德国民粹思潮渐起。柏林州议会选举中德国选择党的胜选,基民盟的失败,让默克尔本人在选后也承认是难民政策造成的。⑬而实际上,这不是眼前的问题,而是民众金融危机后不安全感增长的直观反映,更是长期深层次社会问题积累的结果。

实际上,反移民政治表现夹杂了太多对于生存状况的担忧和社会安全感的降低。一些问题长期存在,在经济增长的背景下或许不是问题,但是当经济严重衰退而又长期化以后,这些潜藏的问题就会成为问题。甚至是与不同语言的人做邻居也成为一种反移民的心理特征,例如美国就从2006年的2.5%,上升到2011年的12.9%,或许今天这种比例更高。可见特朗普、英国脱欧等民粹事件的产生不是孤立的、偶然的,而是问题长期化的结果。

(二)国家利己主义的表现

国家利己主义是目前民粹潮的一个重要政治表现。反全球化、反一体化倾向是民众显著的政治诉求。而且英国和美国在这方面走的要比欧洲大陆国家要远很多,英国脱欧是典型的标志性事件。抛开历史上英国对欧洲大陆一体化若即若离和欧洲怀疑论的文化传统,实际上英国的脱欧比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给人的意外更加明显,也更加具有冲击力。“孤立主义”一直是盎格鲁——撒克逊文明重要的文化构成,英国对欧洲持怀疑态度的观点始终是存在的,但是这种争论在长期以来虽然影响力较大,但是并不占据主流地位。08年金融危机,英国也受到了深度的影响,但是由于英国在货币发行、货币政策等方面相较一体化更强的欧元区具有政策的独立性,能够更好实施独立的货币政策,进而更迅速、灵活地应对金融危机,从而使英国相对欧洲大陆,特别是欧元区的国家更快地应对金融危机的影响,这种独立性带来的抵御金融危机能力的优势,更增加了支持脱离欧洲一体化和欧盟一派的论据。加之难民危机的发生需要承担分摊难民的义务,欧元区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的深度影响,更加坚定了英国民众,特别是底层民众的疑虑,甚至认为脱离欧盟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利益和英国的国家利益。这实质是国家利己主义的体现,也是英国深厚的“光荣孤立”⑭文化传统的使然。某种意义上,“退欧已成为强硬英格兰民族主义的声音。某些保守党人士领导的退欧运动(Leave campaign)基本上放弃了深思熟虑地阐述退出欧盟的理由,而是跟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领导的英国独立党(UKIP)的民粹主义者抱成一团。两者传递的共同信息是反移民、反体制、反智主义,反对你想得起来的任何事物。不妨称之为‘愤怒项目’”⑮。

事实上,特朗普的政策、英国独立党的主张、默克尔对难民政策的转变、意大利五星运动的政治诉求、法国玛利勒庞国民阵线的主张,都在于对国内人群和本国利益的关注,其在经济增长分享全球化成果,干涉别国内政获益时并不明显,但是当经济衰退,利比亚、叙利亚等新干涉主义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和难民危机需要其承担责任的时候,从气候变化到人道主义危机,选择逃避的利己主张就成为了不负责任的最好托辞。“对冷战结束以来的‘新干涉主义’,欧洲政治家应当反思,主动拆除地缘政治藩篱,在国际交往中放弃所谓的意识形态标准,积极释放贸易和投资的活力。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发展,才是正确出路”⑯。

国家利己主义的出现,某种意义上还是内政在外交上的延续,是内部问题导致的必然结果。实际上,金融危机发生后,民众不安全感的提升,福利缩减以及失业引发的生存危机,让民粹及激进政治势力“巧妙地将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浪潮所引发的就业压力、安全担忧以及种族的、民族的、文化的危机特别是人身认同的焦虑与民众对代议制民主的不满关联,进而发动一场又一场具有鲜明个性特征且较为成功的民主斗争。”⑰世界价值观关于对一体化组织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信任态度的一项调查结果,也能很好地反映这种趋势。通过对比第五轮调查和第六轮调查危机前后信任本国政府,还是信任欧盟或北美自贸区问题上,欧洲和美国民众给出了大致相似的回答,但是也有明显的分化和不同。第五轮调查选项V138、V146_00、V146_05对应第六轮调查的V115、V125_00、V125_05,问题为:“您对下面这些组织的信任程度如何?是很信任、信任、不太信任,还是根本不信任?”组织为:本国中央政府、欧盟(欧洲民众回答)、北美自由贸易区(美国民众回答),分别对应以上选项。我们选取很信任和根本不信任两个维度探查民众态度,可见其态度的直观反映(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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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本国中央政府的很信任方面,除美国外,德国、荷兰、瑞典都高于危机前,其中瑞典和德国增幅较大。在根本不信任方面,趋势基本与很信任基本同步,德国、荷兰、瑞典降低,而美国上升。在对欧盟的信任度上,德国、荷兰、瑞典均是信任上升,根本不信任下降,而美国相反。美国对本国中央政府、区域一体化组织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危机前后很信任在下降,根本不信任在上升,恰恰反映了美国选民对内和对外态度的一致性。而特朗普反TPP和质疑北美自由贸易区、WTO的主张,迎合的是民意的变化和对美国利益优先的诉求。奥巴马政府在美国民众中所表现出来的“无能”和对奥巴马政府赦免移民、变革政策的失望,导致了民众对美国联邦政府信任度的降低。在欧洲大陆,对欧盟、本国中央政府态度的变化,反映了危机后民众不安全感渴求政府稳定的政策趋向。欧洲大陆与美国在文化上具有本质的不同,而欧洲大陆以政府和国家为主体的福利主义国家制度,容易让民众对政府产生依赖性。美国民众对中央政府和北美自贸区的信任态度,反映的是奥巴马政府过于“不利己”而利他的政策。民众在2016年将选票投给持利己态度的特朗普,其心理的变化在2011年便已经出现。在欧洲,危机后德国民众选择信任本国中央政府和欧盟,其根源在于对政府的依赖性。但是难民危机后,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增强,他们希望出现更强硬、更能保护他们利益的政府出现,这导致其心理的变化转变为对民粹政党的选票支持。今天的情况毕竟与2011年调查时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但是调查结果与美国当下的政治表现具有高度的一致性。难民危机出现和外来人的增加是欧盟民众心态由内隐到外显的重要影响因素。而对自己利益的保护,社会内部对外来人的排斥,上升到国家层面就成为国家利己主义的表现,而反全球化、反一体化、反建制就成为国家利己主义必然的外在表现。

三、民粹浪潮的成因

(一)金融危机下的生存危机——基于就业的分析

08年金融危机以来,民众特别是青年和底层民众生存状况的恶化是引发民粹思潮和政治危机的重要原因。一项实证研究表明:金融危机发生后,欧洲地区国家的青年人因为失业和不安全感的存在,其支持右翼或极右翼民粹主义政治态度与行为与就业因素呈现正相关的关系。⑱就业环境的恶化、收入的减少成为危机后困扰民众的主要问题。事实上,危机前后在失业率、人均GDP增长率等方面确实出现了分化,甚至在危机较为严重的2008年和2009年欧盟⑲和美国⑳人均GDP增长率出现断崖式的下跌(图1),而失业率[21]也是陡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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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引发的国家经济状况的恶化和人民生活福利的削减使得什么样的意识形态的政府均会遭到选民经济投票行为的惩罚。[22]即使是在人均GDP实现正增长的情况下,反映到民众现实的感受也是无感的,其现状也不是冰冷的宏观数字所能代替的。同时期失业率尽管降低,但是实际收入并没有增加,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失业率降低,而收入恢复增长的情况下,民粹浪潮比危机最严重的时候愈演愈烈的主因,即民众的不安全感和生存压力不但没有随着经济的好转而减少,反而随着收入不平等的扩大而扩大。其也更容易将这种情绪转化为直接的政治诉求。事实上,在欧洲“工人阶级和中下收入阶层面临福利缩水和失业的双重压力,尤其是青年人容易滋生不安全、失落甚至是恐惧感,因而极易受到民粹主义的煽动和诱惑”[23]。而在美国“特朗普在竞选时一直将移民和犯罪、安全威胁以及与美国工人形成就业竞争等联系起来,并引起了一部分选民的共鸣”[24]。

世界价值观调查在第六轮调查设置了题为担忧失去工作或者没有找到工作的问题,第五轮调查中没有设置此类问题,我们没有办法进行危机前后横向的比较,但是我们通过选项,也可以看到危机后对工作担忧情况纵向上阶层的分布状况(表5)。选项依次为:非常担心、担心、不太担心、非常不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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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底层民众对工作的担忧明显超过上中层社会,而现实中投票支持民粹政党和人物的支持者也大多数属于社会中下阶层的民众和劳动阶层,生存与政治态度的相关关系具有指向性。而且,劳工和中下阶层将选票投给极右翼民粹政党和人物,颠覆了传统战后在西方社会形成的政党和政治格局。实际上,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和左翼是工人阶级和中下阶层的代言人,体现左翼进步的价值,但是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传统左翼劳工和社会底层代言人的身份出演了严重的异化。希拉里成为精英和特权的代言人,而传统有钱人代言人的共和党特朗普成为劳工的代言人,欧洲大陆的表现也是如此。本轮金融危机对西方社会政治格局造成的最大影响和变化,就是传统政党和代言机制发生了巨大的嬗变。弗朗西斯·福山认为“在美国,政治上出现了这样一个错误:政治体制未充分代表传统工人阶级。从全球化中获利颇丰的美国企业界及其盟友主导了共和党。美国左翼未能代表工人阶级,欧洲各地的左翼也犯下同样的错误。二十年前,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就已经同全球化和解了,和解的表现就是布莱尔中间路线,以及德国前总理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oder)的社会民主党在本世纪头十年设计的新自由主义改革”[25]。在选民那里,“希望出现新的政党或者超越原来左右格局的政党出现成为选民的期待,实质上也是对改变生活条件的期待,民粹主义政党的出现及中间化,以及跨界的特征吸引了大量的人群,在失业率高和生存条件窘迫的青年人那里最为明显”[26]。

事实上,自二战结束以来西方社会形成的传统左右翼为代表的政治格局,现实中已无法呼应民众改变现状的需求,随着第三条道路的兴起,当左右翼和解的时候,劳工阶层的代言问题就成为政治利益集团的核心问题。精英主导的全球化成为一种少数人获益而多数人受损的模式,西方社会底层的强烈反弹自然就会越发强烈,而传统格局以外或长期被边缘化的政治势力,其颠覆既有建制的主张和迎合大多数底层民众的做法,自然成为民众情绪的宣泄口。“传统的左右翼分歧可能不再是理解英美政治的最佳方式。相反,新的政治生态正转变为建制派与反体制派之间的对峙。随着意大利“五星运动”、法国国民阵线、西班牙社会民主力量党以及德国的新选择党等反体制政党的崛起,同样的模式在许多西欧国家都可以看到。一些政党被描述为极右翼政党,还有一些被称为极左翼政党。他们几乎全都宣称政治体制‘受到操纵’,普通人受到精英人士的践踏。”[27]事实是,“鉴于伊拉克战争和金融危机造成的灾难,再加上生活水准长期停滞不前,美国和欧洲的选民寻求更激进的选择不足为奇。”[28]对于欧美民众,特别是社会底层的民众来说,生存问题和经济问题才是这个时代的根本问题,然而传统的政治架构和治理能力,让积存的社会问题迟迟无法解决,选举政治导致的社会分裂更加剧了凝聚社会共识的难度,同时社会利益的调整也在选举制度下成为不同利益集团对峙和扯皮的工具,这些也让社会底层的民众深感不耐。希望巨变的发生成为社会非精英阶层的普遍心态。民众所反对的不仅是既有的政治格局和让他们不舒服的政治正确,而是导致他们生存状况无法改善的利益格局,甚至对于社会底层和劳工阶层来说,气候变化这样的环境问题也成为影响他们生存状况精英们带来的“伪命题”。巴黎协定的提出,清洁能源的使用,导致传统行业的消退引发失业问题,而恰恰在传统行业上就业的大多数是劳工阶层,这也成为导致他们的愤怒重要原因。而特朗普始终认为气候变化问题是一个骗局,而声称要废除巴黎协定这一奥巴马政治遗产,甚至任命一位气候变化怀疑者出任环保署长[29],美国著名环保人士、前副总统戈尔也认真与特朗普讨论有关问题。[30]然而,奥巴马近期针锋相对地下令在北极和大西洋地区永久禁止石油钻探就是在预防特朗普在环境问题上的暴冲和反建制行为。[31]这实则也是两种政治诉求和主张的对抗。

然而,在现实的民众感受中,对环境更重要和经济增长更重要民众的选择往往更具有现实性,这种现实性在美国民众中的表现更明显。世界价值观调查第五轮和第六轮设置了“当人们讨论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时,经常会有下列两种观点,请您告诉我,哪一种更接近您的看法?”的问题,第五轮为V104,第六轮为V81,选择意见为:保护环境、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其他答案、无答案和不知道。危机前后民众在问题倾向的回答,具有鲜明性(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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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美国而言欧洲民众的变化不甚明显,而美国民众在两者之间的取舍更具有现实性。金融危机后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远比长期的环境保护在美国民众的现实感受更为明显,这也是特朗普敢于质疑气候变化政策的主因和群众基础。危机前后的变化,再次印证了金融危机的打击,让民众感受到了生存的压力和威胁,以及对经济增长和就业的看重。德国民众的答案正好相反,甚至荷兰和瑞典都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这应该与德国危机后失业率甚至低于危机前,民众就业没有受到较大影响有关(图2)。

事实上,生存状况的变化影响到大多数社会底层的人。美国政治文化学者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在对西方社会长达近四十年的实证研究中发现,出生于二战前及战后初期物质匮乏阶段的人们,其价值观优先选项更偏重以经济和人身安全为主的生存价值观,即物质主义价值观,而成长在战后长期繁荣阶段的人们,物质匮乏对他们来说不再是重要的问题,生存问题得到扭转,其价值观优先选项更偏向以自由表达、民主、宽容为代表的自我实现价值观,即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但是他也提到“一般情况下,我们预期,经济繁荣的延长会促进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传播,而经济的衰退会产生相反的效果”[32]。实际上,08年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和增长停滞,让西方社会的民众特别是社会底层的民众,其价值观优先选项再次偏向以经济和人身安全为表现特征的物质主义价值观,而后物质主义所表现出来的对同性恋群体和外来移民宽容、对环境保护的关注在伴随经济衰退的同时,走向了完全相反的方向,其政治态度也更加重视对生存的诉求。而实际上,这种诉求的转换不是一蹴而就,更不是偶然的,更深层次的社会根源来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西方社会不平等的扩大和全球化带来的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不公。英格尔哈特90年代初的实证研究也表明:“西欧的经济安全水平在过去20年内并没有继续上升,使得大多数人的实际收入增长不大或者没有增长。福利国家支出的削减和高失业率进一步冲击了经济安全,尤其是在年轻人中。因此,在最近的一次调查中,两个最年轻的群体的后物质主义程度看上去要略低于前面的两个群体”[33]。

(二)金融危机下的生存危机——收入不平等

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经济相继进入增长放缓或停滞的发展阶段,相应的居民收入的增长也在放缓,收入不平等也处在一个不断扩大的状态。而且,全球化的推进及所设计的制度体系进一步拉大了贫富差距,并没有形成一套各阶层共享的发展机制。著名理论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的文章《这是我们星球最危险的时刻》一文中说到:“英国脱欧公投和唐纳德·特朗普当选总统,都代表了那些自认为被领导人抛弃的民众的怒吼。这些被遗忘的民众拒绝了所有专家和精英的建议和指导。全球化与技术加速革新使贫富差距日益增大,这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精英须以谦逊之心看待民粹,切实弥补贫富差距。”全球化特别是技术的发展让“许多人发现,正在消失的不只是生活水准,还包括他们的谋生能力。”[34]“正如现在大家都已痛苦意识到的,该体系所带来的好处并没有层层惠及所有人群。随着企业为应对竞争残酷的全球市场而进行外包并尽可能提高效率,发达国家工人阶级失去了工作。这一长期问题因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以及几年后欧洲遭遇的欧元危机而大大加剧。在这两场危机中,精英们设计的体系——美国的自由金融市场以及欧洲的欧元和管理内部人口流动的申根(Schengen)体系等政策——在面对外部冲击时都迅速崩溃。这些失败的代价又一次更多地由普通工人、而非精英自身承担。从此以后,真正的问题不应再是为什么民粹主义在2016年出现,而是为什么它过了这么久才显现出来”[35]。

事实上,进入新世纪特别是2010年以来,全球化带来的收入不平等呈现进一步的扩大趋势。“自2010年以来全球财富不公平的程度似乎与欧洲在1900-1910年的财富差距相似。最富有的0.1%人群大约拥有全球财富总额的20%,最富有的1%拥有约50%。而最富有的10%则拥有总额的80%-90%。在全球财富分布图上处于下半段的一半人口所拥有的财富额绝对在全球财富总额的5%以下。”[36]而在美国,1950-1959年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每年2.3%的速度保持增长,到了20世纪60年代,增速提高到3.0%;70年代,增速为2.1%;80年代,增速降低为2.0%;90年代,增速降低为1.9%;21世纪最初10年,增速则直接下降到了0.7%。即便除去2008年和2009年[37]的数据,21世纪最初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也只有1.6%。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从3.0%降低到1.6%,看起来差距不大,但如果从复合增长率来考虑,则意味着原本25年的时间可以实现人均收入翻倍,而现在则人均收入只增长了不到50%。[38]同期,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统计数据,美国人口整体贫困率,1955年为22%,1973年下降到11%,但是此后数据呈现缓慢上升趋势。2010年,美国人口贫困率为15%,比金融危机前的高出2.5个百分点。事实上,1973年以来,美国的经济增长并未停止,从1973年到2010年,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加超过了60%;但是,这些增长并没有对贫困率的下降产生任何作用。[39]

实际上,世界价值观调查第五轮和第六轮调查关于民众在收入平等问题上的表态可以看到对收入平等要求的人明显增加。问题是“收入应该更平等”VS“我们需要更大的收入差距来激励个人努力。”分成1-10的等级,往1的方向意味着“收入应该更平等”,往10 的方向意味着“我们需要更大的收入差距来激励个人努力。”如果我们单独拿出选1的人群比较来看,第六轮调查时的比例明显高于第五轮。第五轮调查(V116)希望收入更加平等的人:德国11.6%、荷兰8.2%、瑞典6.1%、美国5.8%,第六轮调查(V96)为:德国16.3%、荷兰7.0%、瑞典13.4%、美国9.2%,基本呈现一个上升态势,危机前后的分化是明显,而反映到民众身上是生存条件的恶化。我们以福利制度健全、制造业发达和危机中经济表现抢眼,同时是欧盟核心大国的德国为例分析,前文提到德国的失业率危机后甚至要低于危机前,且是持续下降的趋势,但是德国的人均GDP年增长率[40]、基尼系数[41]、失业率[42]、贫穷的风险比率[43]四者叠加会发现,情况并不是想象的乐观(图2)。(图2)。

全球化与不平等:欧美国家民粹浪潮成因分析

德国就业问题处理的较好,但是基尼系数、贫困风险比率都在上升,此外人均GDP增长率也是呈现趋缓的增长。这些情况告诉我们,在德国你基本可以找到一份工作,实现较为充分的就业,但是收入基本不会增长而且还在降低,收入差距还在持续扩大,收入不公现象明显。在这样的趋势下,加之难民危机的爆发,我们便可以理解为什么民众的现实感受和愤怒就那么自然的爆发了。然而,实际上是长期潜藏社会矛盾引发的必然结果。

收入不平等的扩大,才是这轮主要发达国家民粹浪潮出现的社会根源,内因还是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这也是西方民众所表现出来国家利己主义和反对外来人和事物的根本原因。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只是起了催化剂的作用。

四、结语

对民粹浪潮的关注,也让我们思考西方社会战后七十年的发展历程,自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专制主义,法国启蒙运动的影响,以及资本主义重商的传统,让“契约精神”贯穿西方社会各个层面,2015年和201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分别授予了研究不平等和契约的学者,这似乎也在反映着这个时代西方社会的现实,实质上战后七十年西方的统治阶层与民众签订的是一份摆脱生存威胁,促进经济繁荣的“契约”,而这份契约正被不平等所打破,时代要求西方社会的统治精英和民众签订一份解决不平等的新契约,今天普通民众“这些人要寻求新的协议,而特朗普和脱欧似乎成了新协议的代表”[44]。而现在西方社会的激荡正是契约签订前的“讨价还价”的阶段。另外,从国际格局来看,欧美民众的反移民倾向表面是担心移民侵蚀他们的福利,实际上其反映的是欧洲民众和美国民众对战后七十年,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欧美以所谓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主张插手世界事务的反思。要求西方的政治家更加专注于解决社会内部问题,这是民众的诉求,也是特朗普和欧洲主要民粹政党的主张。西方在世界上的收缩伴随民意聚焦内部问题的变化而变化,这似乎正在酝酿地缘政治格局新的变化,也为乌克兰、叙利亚等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契机。而为了保护本国的工作岗位和贸易利益,大国竞争的格局正在逐步转向贸易等涉及自身社会内部就业等问题领域。英格尔哈特认为“对造成物质主义到后物质主义目标转变的条件而言,人均收入和受教育程度是现有的最佳指标,但从理论上说,关键因素不是人均收入本身,而是一个人的生存安全感。它意味着特定社会的社会安全体系能够成为经济影响与人身安全之间的中介。”[45]今天西方社会所弱化的社会安全体系,收入分配调节机制失灵、政治争执加大、社会利益集团对立、社会阶层格局分化,一个社会内部分裂的西方社会,所反映的恰恰是西方整体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失灵的问题。

西方社会今天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国际格局即将发生的变化,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和警醒。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我们更应该做好自己的事情,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那样不犯颠覆性的错误。面对全球治理体系纷繁复杂的格局和变化,步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建设一个更加开放、包容、共享、联动的中国,便是我们贡献给国际社会最好的中国方案。


 

① [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99页。

②[美]弗朗西斯•福山:《特朗普的美国与新全球秩序》,Ft中文网(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0227.)

③ 马峰:《大国博弈与乌克兰危机的演变及发展趋势》,载于《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6年第4期。

④ Paul Taggart,"Rethinking populism in contemporary Europe",Policy network(http://www.policy-network.net/pno_detail.aspx?ID=4298&title=Rethinking-populism-in-contemporary-Europe.)

⑤ [美]弗朗西斯•福山:《特朗普的美国与新全球秩序》.Ft中文网(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0227.)

⑥⑦ "No equal opportunities in Jobs for ethnic and religious minorities in Europe",European Network AgainstRacism,ENAR(http://enar-eu.org/No-equal-opportunities-in-jobs-for.)

⑧ "Foreign-born unemployment Total 2005–2015",OECD(https://data.oecd.org/migration/foreign-born-unemployment.htm.)

⑨ "Native-born unemployment2005-2015",OECD(https://data.oecd.org/migration/native-born-unemployment.htm.)

⑩ "THE EMPLOYMENT SITUATION—NOVEMBER 2016",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http://www.bls.gov/news.release/pdf/empsit,pdf,p18.)

⑪ [美]弗朗西斯•福山:《特朗普的美国与新全球秩序》.Ft中文网(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0227.)

⑫ 本文使用的数据为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是美国学者罗纳德•英格尔哈特主持的一个跨度近四十年世界范围内的价值观调查项目,本文所用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均为其第五轮和第六轮数调查数据,集中在德国、荷兰、西班牙、瑞典、美国,其中第五轮2005-2009年的调查,五国样本选择时间为:德国2006,荷兰2005,西班牙2007,瑞典2006,美国2006.第六轮2010-2014年调查,五国样本选择时间为:德国2013,荷兰2012,西班牙2011,瑞典2011,美国2011。网址为:(http://www.worldvaluessurvey.org/WVSOnline.jsp.),检索时间为2016年12月16日-26日,下文所用数据来源均是此网站,不再重复标注出处。

⑬"Merkel admits mistakes,sticks to refugee policy",Euobserver(https://euobserver.com/news/135157.)

⑭《英国退出欧盟重振“光荣孤立”?》,联合早报网(http://www.zaobao.com/wencui/politic/story20160709-639224.)

⑮[英]菲利普•斯蒂芬斯:《退欧将撕裂英国》,FT中文网(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67899.)

⑯《欧洲内部分化在持续》,《人民日报》,2016年12月25日。

⑰Daniele Albertazzi,Duncan McDonnell,Twenty-First Century Populism:The Spectre of Western EuropeanDemocracy,Palgrave Macmillan Press,2008,p.214.

⑱Laura Puglisi,"European Party Landscape in Transition",Deutsche Bank Reserach(http://www.dbresearch.com/PROD/DBR_INTERNET_EN-PROD/PROD0000000000296927/European_party_landscape_in_transition.pdf.)

⑲《欧洲联盟人均 GDP年增长率》,世界银行(http://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PCAP.KD.ZG?end=2015&locations=EU&start=2005.)

⑳《美国人均 GDP年增长率》,世界银行(http://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PCAP.KD.ZG?end=2014&locations=US&start=2005.)

[21]"Unemployment rate",OECD(https://data.oecd.org/unemp/unemployment-rate.htm.)

[22]Paul Taggart,"Rethinking populism in contemporary Europe",Policy network(http://www.policy-network.net/pno_detail.aspx?ID=4298&title=Rethinking-populism-in-contemporary-Europe.)

[23]Peter H.Merkl and Leonard Weinberg,The Revival of Right-wing Extremism in the Nineties ,Frank ass Press,1997,p26.

[24] [美]莎拉•皮尔斯、兰迪•凯普斯:《美国移民政策特朗普应努力与国会合作》,中评网(http://bj.crntt.com/doc/1045/1/8/4/104518444.html?coluid=49&kindid=972&docid=104518444&mdate=1225095206.)

[25][美]弗朗西斯•福山:《特朗普的美国与新全球秩序》,Ft中文网(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0227.)

[26]Arnauld Miguet,"Election Report- The French Election of 2002:After the Earthquake,the Deluge",WestEuropean Politics,Vol.25,Issue 4,2002,pp.207-220.

[27][28][英]吉迪恩•拉赫曼:《英美民主政体遭遇危机》,FT中文网(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69049.)

[29]《特朗普选择气候变化怀疑者出任环保署长》,凤凰网(http://finance.ifeng.com/a/20161208/15064597_0.shtml.)

[30] "Trump meets former U.S.vice president Al Gore over‘climate change’",Washington D.C.(http://www.business-standard.com/article/news-ani/trump-meets-former-u-s-vice-president-al-gore-over-climate-change-116120600167_1.html.)

[31]"Obama bans future oil, gas drilling in Arctic, Atlantic oceans".Xinhua(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2016-12/21/c_135921177.htm.)

[32][33] [美]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8、7页。

[34] Stephen Hawking,"This is the most dangerous time for our planet",The Guardian(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6/dec/01/stephen-hawking-dangerous-time-planet-inequality?CMP=share_btn_tw.)

[35] [美]弗朗西斯•福山:《特朗普的美国与新全球秩序》,Ft中文网(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0227.)

[36] [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451页。

[37]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08年和2009年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为-1.23%和-3.62%,世界银行(http://www.shihang.org/.)

[38][39][美]安格斯•迪顿:《逃离不平等》,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145、146页。

[40] "Real GDP per capita,growth rate and totals",EUROSTAT(http://ec.europa.eu/eurostat/tgm/refreshTableAction.do?tab=table&plugin=1&pcode=tsdec100&language=en.)

[41]"Gini coefficient of equivalised disposable income",EUROSTAT(http://ec.europa.eu/eurostat/tgm/table.do?tab=table&init=1&language=en&pcode=tessi190&plugin=1.)

[42] "Total unemployment rate",EUROSTAT(http://ec.europa.eu/eurostat/tgm/refreshTableAction.do?tab=table&plugin=1&pcode=tsdec450&language=en.)

[43] "At-risk-of-poverty rate by age group-EU-SILC survey",EUROSTAT(http://ec.europa.eu/eurostat/tgm/refreshTableAction.do?tab=table&plugin=1&pcode=tessi012&language=en.)

[44]Stephen Hawking,"This is the most dangerous time for our planet",The Guardian(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6/dec/01/stephen-hawking-dangerous-time-planet-inequality?CMP=share_btn_tw.)

[45] [美]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页。

【察网(www.cwzg.cn)摘录自《社会主义研究》2017年第1期(总第231期)。马峰,山东济南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工学博士,主要从事政治态度、教育组织形象项目管理及大国战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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