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恶的历史计划: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制定全程

从尼克松对和平演变问题的认识和概括程度来看,和平演变战略确实已经系统化、成型化,达到了相当成熟的程度。尽管在80年代里根提出了所谓“革命”战略;布什提出所谓“超越遏制”战略,但都没有超出尼克松阐明的和平演变的战略策略体系。里根的“革命”战略和布什的“超越遏制”战略,只不过是和平演变战略的具体化和不同提法而已,并没有多少新意。尼克松的“不战而胜”战略,是西方和平演变战略成熟的标志,是到目前为止西方和平演变战略发展的最高阶段。

邪恶的历史计划: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制定全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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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用最小的代价消灭社会主义制度,西方资产阶级寻找了几十年时间。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终于在20世纪50年代找到了这种方法,这就是和平演变。为了实践这种方法,西方资产阶级又惨淡经营了几十年,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产生了结果,这就是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

一、武装入侵战略

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并不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出现以后马上就形成的,而是经历了一个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反复较量的过程才逐步形成的。

从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于社会主义国家,主要是采取武装入侵的战略。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制度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以后才出现的。资本主义制度作为人类解决社会问题的最基本手段,对于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曾经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其为少数人谋利益的内在本质,决定它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以后必然走向反面。事实已经清楚地表明,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以后便开始走下坡路,即开始由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作用向全面反动转变。正是在这种历史的转折关头,社会主义制度应运而生。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突破帝国主义统治的薄弱环节,在十月革命的炮声中建立起来。从此,世界上出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并存和对立的局面。

自从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出现以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就以极度的仇视心理对待它,恨不得即刻除掉它。他们对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这种仇恨心理,是有历史传统的。早在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就形成了一种蛮横霸道的作风和唯我独存的思想意识。为此,他们到处穷兵黩武。仅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就发动过230次殖民战争。到1914年为止,共占有殖民地3350平方公里,相当于英国本土的100多倍,殖民地人口近4亿,相当于本国人口的8倍以上。这种情况说明,凡是有碍于他们实现自己利益的事物,是绝对不能容忍的。社会主义公然申明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性,并指出其灭亡的不可避免性,必将取而代之。这样,就对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的生存构成了严重威胁。因而当社会主义还处于思想形态的时候,就成为资产阶级不约而同的攻击对象。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问世以后,即在当时整个文明世界中引起全部资产阶级学说的最大仇视和憎恨,把它看作“有害的宗教”之类的东西加以铲除。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的学说直接为教育和组织现代社会的先进阶级服务,指出这一阶级的任务,并且证明当前的制度由于经济的发展必然要被新的制度所代替,因此这一学说在其生命的征途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这就不足为奇了。”(《列宁选集》第2卷第1页)

社会主义从思想理论形态转变成社会制度形态以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就不仅把自己对社会主义的仇恨表现在口头或笔端上,而且倾注在刺刀和大炮上。当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刚诞生时,当时的英国将领丘吉尔就曾狂妄地叫嚣,要把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掐死在摇篮里”。于是,从1918年到1920年,英国、美国、法国、日本等14个帝国主义国家同被推翻的沙皇反动将领以及俄国一切反革命势力相勾结,直接进行武装干涉。在很短时间内就占领了乌克兰 、高加索、乌拉尔、中亚细亚、西伯利亚等地,控制了全俄近3∕4的土地。他们每占领一个地方,就立即恢复那里的旧政权,解散苏维埃,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占领巴库后,一次就枪杀了26名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一时间,反革命的白色恐怖笼罩了俄国大地。

面对国内外敌人的武装进攻,布尔什维克党决定成立共和国军事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列宁发出了“一切为了前线”的号召。几十万工人、农民纷纷加入红军,50%以上的党团员带头奔赴前线。苏维埃政权还把全国的经济工作和政治生活纳入到战时轨道,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体制。经过俄国军民的英勇斗争,终于在1920年末,苏维埃共和国取得了对国内外敌人武装进攻的胜利,巩固住了年轻的苏维埃政权,使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获得了生存的权利。

帝国主义是从来不甘心失败的 。他们的逻辑不可能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而是要继续同人民做对,直至灭亡。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1375页)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对本世纪初期没能消灭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而耿耿于怀。因而一直在窥测时机,以求一逞。经过20年时间,终于等来了这个机会。这就是本世纪30年代末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这个机会,大打出手。当时,资本主义世界分裂成两大政治军事集团。在对付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问题上,各自充当了不同的角色。以德国为首的法西斯国家集团充当打手,直接出兵入侵苏联。1941年6月22日清晨,德国法西斯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出动了190个师团的精锐部队,配备了大量飞机、大炮、坦克,在长达3000多公里的战线上,向苏联发动了猖狂进攻。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集团则充当帮凶,在幕后怂恿德国法西斯消灭社会主义的苏联。在希特勒向苏联宣战的第二天,当时担任美国参议员的杜鲁门就提出了这样一个十分险恶的计谋:“假如我们发现德国能打赢这场战争,我们就应该帮助俄国;假如发现俄国打赢,我们就应该帮助德国。让他们去相互残杀,杀得愈厉害愈好。”(转引自《西方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策略手法》第27页)可见,美国反动势力是企图借用德国法西斯力量来消灭苏维埃政权,为自己谋求独霸世界扫清障碍。正是所谓民主国家集团“绥靖政策”的纵容下,德国法西斯军队才迅速占领了苏联大片领土,兵临莫斯科城下,大有一举消灭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之势。

面对德国法西斯势力的猖狂进攻,苏联政府成立了以斯大林为首的国防委员会,掌握全国的一切军事、政治和经济的指挥权。斯大林号召全体人民紧密团结在苏联共产党的周围,同仇敌忾,不怕牺牲,前赴后继,与法西斯强盗浴血奋战。苏联军民在斯大林领导下取得了莫斯科保卫战、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等一系列重大战役的胜利,把德国法西斯军队赶出了国土,有力地捍卫了国家的领土主权和民族独立。又一次争取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存权利。

资本主义世界对苏联的两次无情围剿,都以失败而告终。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充分表明,社会主义国家不但没有 用武力征服,力量反而越来越大,而且达到了无法再用武力消灭的程度。正是这种情况,迫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改变战略。

二、冷战和遏制战略

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到1953年杜勒斯上台以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于社会主义国家,主要是采取军事手段和非军事手段并用,实行冷战和遏制战略。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血与火的较量,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不但没有消灭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反而打出了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国家在地理位置上从欧洲到亚洲连成一片,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社会主义影响的空前扩大,社会主义力量的空前增强,使资本主义世界又一次感到了恐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刚刚散去,他们就开始筹划对付这种局面的办法。在当时,他们所能提出的办法无非有两种:一种是继续运用军事手段,对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武装入侵。幻想使这种方法显灵来达到其目的。这种方法实施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了1950年~1953年的美国侵朝战争的发生。另一种是采取非军事手段,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冷战和遏制政策。妄想用对抗、封锁、堵截和包围的办法,把社会主义的影响限制住,防止社会主义制度继续扩散。

冷战和遏制作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对付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新的政治战略,其提出开始于战后仅半年时间。这就是,1946年3月5日,英国下野首相丘吉尔在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的陪同下,来到了美国密苏里州的富尔敦。在那里,丘吉尔发表了臭名昭著的铁幕演说,揭开了战后东西方冷战的序幕。他对当时的欧洲作了这样一种描述:不久刚被盟国的胜利所照亮的大地,已经笼罩上了阴影。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里亚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他提醒资本主义世界各国注意这样一种情况:在远离苏俄边界,遍布世界各地的许多国家里,共产党第五纵队已经建立,到处构成对基督教文明的日益严重的挑衅和危险。因而他极力鼓吹应加强军事实力,加强英美联合,共同对付“共产主义的扩张”。

要想把自己的政治主张转化为实际政策,作为下野首相,丘吉尔已经无能为力了。然而,丘吉尔的政治主张与杜鲁门的政治主张不谋而合。杜鲁门作为当时的美国在位总统,完全有条件这样做。于是,在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在美国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咨文,抛出了对苏联和共产主义进行遏制的杜鲁门主义。他提出要支持各国自由人民,对所谓极权主义国家发动一场全球性的意识形态的圣战。这就是战后美国政府第一次公开宣布把“冷战”作为美国的基本国策。

在制定冷战和遏制战略的过程中,曾经担任美国驻苏联代办的乔治·凯南发挥了重要作用。早在1946年2月22日,乔治·凯南就给美国国务院发回一份长达8000多字的电报。阐述他对战后苏联国内动向的认识,并提出美国所应采取的对策。根据乔治·凯南的突出政见,美国国务院将其从苏联召回,于1947年5月成立了以乔治·凯南为首的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专门负责制定对付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有关政策。1947年7月,乔治·凯南化名“X”,在美国《外交》年刊上发表系统阐述美国对苏政策的重要文章《苏联行为的根源》。这篇文章是在那份“长电”的基础上写成的,因而既表达了自己的见解,又申明了政府的主张。对于我们认识美国当时提出的冷战和遏制战略具有重要价值。

这种价值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这篇文章首次提出了“遏制”的概念。这就是他在说明美国对苏政策时所讲到的:“美国的对外政策必须是一种对苏联扩张趋势实行长期而又有耐心的、坚实而又警觉的遏制政策。”在这里,乔治·凯南首次使用“遏制”这个概念为美国的对苏政策命名。二是这篇文章明确规定了遏制政策的实施手段。这就是使用政治威胁手段,施加政治压力。他认为,对苏维埃政权所实行的遏制,并不是使用某种军事威胁手段的遏制,而是使用某种政治威胁手段的政治性遏制。还认为,虽然美国不能对共产主义运动使用生杀大权,但是却有能力大大增强苏联在执行政策时受到的压力,迫使克里姆林宫采取克制和谨慎的态度。三是这篇文章确定了遏制政策的战略目标。这就是在政治上使得作为一种政治工具的党的团结和效能遭到破坏;在经济上将容许在俄国早日建立任何同我们所熟悉的那种私人企业相类似的制度。四是这篇文章预测了遏制政策所能取得的结果。这就是由于经过10年至15年的遏制,就会使苏联人民从精神上到肉体上都疲惫不堪。由于老的一代正在逐步消失,特别是斯大林一旦逝世,就有可能使苏联内部发生长达十几年的自相削弱的斗争。其结果是,必然导致苏维埃政权的瓦解或逐步趋于软化,使苏联在一夜之间就以一个最强的国家变为一个最弱和最可怜的国家。由此可见,乔治·凯南对制定冷战和遏制战略真可谓用心良苦!不仅如此,他对贯彻实施这一战略还抱有充分的信心和足够的耐心。他说宁愿等待30年,也要通过这种曲折缓慢的途径来打败克里姆林宫。他所说的曲折缓慢途径,已经明显地包含了促使苏联和平演变,复辟资本主义的意图。

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在这个历史时期所制定的,用于对付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具有这样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过渡性。这就是冷战和遏制战略,介于武装入侵与和平演变之间,是前者向后者过渡的中间环节。二是两重性。这就是冷战和遏制战略,既包含有武装入侵战略的因素,又包含有和平演变战略的因素,是这两种战略因素的结合体。其中和平演变战略的因素已经明显地多于武装入侵战略的因素。这种发展趋势预示着冷战和遏制战略必将为和平演变战略所取代。

三、和平演变战略

从1953年杜勒斯上台以后,到现在的90年代初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于社会主义国家,主要是在强大的军事力量压力下,采取和平手段,实行和平演变战略。有些年轻人有所不知,中国人民对和平演变问题的最初了解,是同杜勒斯的名字分不开的。因为杜勒斯有关和平演变的主张给中国人民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时隔几十年,许多老同志仍记忆犹新。实际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关于和平演变战略的确立,也是杜勒斯担任美国国务卿期间完成的。因此,我们把杜勒斯上任的1953年作为和平演变战略形成的标志,是有充分的理由的。

杜勒斯是1953年到1959年期间担任美国国务卿的。在这个期间,他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制定者。杜勒斯在就任国务卿以前就已经认识到,遏制政策的作用不大,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无效的。因此,他主张要用一种更为有力的解放政策来代替无效的遏制政策。他说:“我们必须时刻记住这些被奴役的人民的解放问题。不过解放并不就是战争。解放可以用战争以外的方法达到。”(《杜勒斯言论选辑》第2页)1953年,杜勒斯上台伊始,就把所谓解放政策作为美国对付社会主义国家的一项基本政策确定下来。他把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称之为被奴役的人民,因此他们应该得到解放而成为自由的人民。他强调,解放必须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即精神的压力、宣传的压力。从1956年到1958年,杜勒斯在多次演讲中都强调,要把和平演变作为西方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手段。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第一代、第二代领导人是不可能发生演变的。因而他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代、第四代人的身上。1957年2月,他就讲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如果他们继续有孩子的话,而他们又有孩子的孩子,他的后代将获得自由。同年7月,他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又讲,我们应当确立一种基本的信念,即赫鲁晓夫的“孩子的孩子,他们的后代将获得自由。”(《杜勒斯言论专辑》第332页)他还提出,要以西方的民主、自由和价值观作为武器,逐步输入到社会主义国家中去,促使社会主义国家从内部解体,以便缩短共产主义的预期寿命。杜勒斯及其追随者还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是一个致命的危险。提出要用和平的方法使全中国得到自由,以便加速中国内部的演变,消灭中国这个世界上最顽固的共产主义的堡垒。杜勒斯的这个和平演变战略,得到了美国当时的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全力支持。他称赞这种战略是一种高尚的战略,是不用武力就能打败任何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

进入60年代,西方和平演变的战略得到了进一步的充实和完善。1961年入主白宫的美国总统肯尼迪,又提出了一些新的和平演变主张,并把自己的和平演变主张称之为和平战略。他认为,杜勒斯的解放战略缺乏具体措施,在1956年发生的波匈事件中没有表现出解放东欧的能力,因而被批评为空想和幻想。他主张,必须从现在起就要采取实际措施,把他所提出的和平战略付诸实施。他曾经这样说过,我们必须立刻动手,有步骤地、慎重地制定计划,从出现在铁幕上的任何裂缝中培养自由的种子,并通过援助、贸易、旅游、新闻事业、学生和教师的交流,以及我们的资金和技术,来具体实现和平演变的战略目标。肯尼迪政府的国务卿腊斯克和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哈里曼也提出了“以接触促演变”的主张。其代表性的言论,就是1961年10月,腊斯克对西德驻美国大使所说的:应该利用联邦共和国的引诱力去同苏占区即民主德国接触,不要把这种接触认为是让步的表现。1964年3月10日,哈里曼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上的讲话中所说的,我们认为,和平演变是一种缓慢而可靠的实现自由和民族独立的办法。我们的政策是利用现有的每一种和平的接触,借以鼓励现在正在发生的演变。这个时期,虽然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对和平演变战略做了许多的调整,并推出了一些实际措施,但是,由于当时的社会主义事业处于发展的高潮之中,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和人民群众对帝国主义的本性有比较清醒地认识,因而并没有使和平演变战略取得明显的实效。

到了70年代,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仍在实践中。但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平演变战略所取得的成效并不大。因为在这个年代里,国际力量的对比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过去的两个阵营的格局已经消失,出现了三个世界的力量格局。其中,作为第一世界的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了激烈地竞争和角逐。因而双方都把主要精力用于军备竞赛。但是,美国在同苏联较量军事实力的同时,也腾出一部分精力,用于对东欧国家进行经济扩张和思想渗透。到70年代后期,在社会主义国家方面出现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新情况:一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大都不满意苏联的大国大党主义,逐步产生了分离倾向。二是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都开始趋于缓慢,因而相继实行了改革开放。三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很快就出现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或民主社会主义思潮。这些新情况的出现,孕育着新一轮和平演变攻势的到来。这样,实际上就为西方全面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绝好机会。

跨入80年代,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取得了重大进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抓住了历史提供给它们的机会,不失时机地对社会主义国家展开了强大的和平演变攻势。西方资产阶级的精明之处,就在于他们并没有睡大觉,而是时刻注视着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动向,从中寻找可供利用的东西。当他们看到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出现挫折和失误的时候,特别是看到波兰团结工会的兴起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泛滥的时候,就像漂泊在汪洋大海上可到了救命稻草一样兴奋异常。为此,他们双管齐下,对社会主义国家发起和平演变的全面攻势。

这些攻势包括:一是大肆散布社会主义失败论。其中的主要代表作是: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所写的《大失败:共产主义的兴亡》,系统地论述了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宣告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均已失败,并预言了21世纪的“后共产主义现象”。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司副司长、原兰德公司分析家弗朗西斯﹒福山所写的《历史的终结》。此文刊登于美国《国民利益》季刊1989年夏季号上。由于这位美籍日本人具有政府官员和研究人员的双重身份,因而使他成为西方现代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之一。这篇长达两万余字的文章,其中心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均已失败,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的自由主义理直气壮地取得了胜利。

二是突出加强和平演变的理论研究。其中成果最显著者可谓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因而被冠以和平演变理论家的称号。这10年间,他出版了好几本主要阐述和平演变的著作。主要有:1980年出版的《真正的战争》、1984年出版的《真正的和平》、1988年出版的《1999:不战而胜》。他在这些著作中,提出了“不战而胜”的战略,并围绕这个问题,全面阐述了西方和平演变的战略和策略体系。他的主要观点:一是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和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不同民族之间的不和,导致了社会主义大家庭成员的离心倾向和各国内部矛盾的加深,为和平演变提供了机会。二是社会主义国家里的持不同政见者和反对派组织,向往、追求、并接受了西方的经济模式、政治信念、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是实行和平演变的可靠力量。三是社会主义国家新一代高层领导人政治信念发生动摇,又面临着经济出现严重滑坡,人们思想严重混乱,各种社会矛盾纷至沓来,而又难以解决。这是和平演变的决定性因素。四是意识形态的争夺和影响,思想意识的较量,是和平演变的重点。正如他所讲的那样:“我们与苏联的竞争是军事、经济和政治性的,但美苏之争的根源在于意识形态。苏联想要推广共产主义,消灭自由,而美国则想要阻止共产主义,推广自由。如果我们在思想战争中输掉,则我们所有的武器、条约、贸易、对外援助以及文化纽带都将无济于事。”(《1999:不战而胜》第92页)五是实行军事遏制,保持强大的军事压力,使社会主义国家削减核武器和常规力量,失去扩张能力,是和平演变的一个先决条件。六是贸易、西方榜样力量的影响、通过广播使他们彻底地接受西方的爱好和思想的熏陶、通过交换书籍,充分运用作为西方文明基本观点的精神和文化价值观的影响等经济的和思想的力量,是和平演变的具体策略形式。七是阻止共产主义在第三世界扩张,并谋求在那里扩大自由。利用西方的经济技术和思想文化,影响东欧和中国的改革方向,促使其制度发生演变。利用非俄罗斯人民族意识的日益强烈,迫使克里姆林宫做出让步,打开积极和平变革之门。这是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基本布局。八是建立一个自由的世界,恢复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结束两大社会制度体系的较量,是和平演变战略的终极目标。

从尼克松对和平演变问题的认识和概括程度来看,和平演变战略确实已经系统化、成型化,达到了相当成熟的程度。尽管在80年代里根提出了所谓“革命”战略;布什提出所谓“超越遏制”战略,但都没有超出尼克松阐明的和平演变的战略策略体系。里根的“革命”战略和布什的“超越遏制”战略,只不过是和平演变战略的具体化和不同提法而已,并没有多少新意。尼克松的“不战而胜”战略,是西方和平演变战略成熟的标志,是到目前为止西方和平演变战略发展的最高阶段。(此文写于1992年3月,察网首发) 

【文林墨客,察网专栏作家,齐齐哈尔市委党校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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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和平演变 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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