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张华勋的大恩人?有人在为封建仁义道德招魂!

谁是张华勋的大恩人?是保送他读了彭县一中的共产党的人民政府,还是收留他做佣人的赵府的老爷太太大小姐?换言之,如果共产党没有解放全中国,如果张华勋没有被共产党保送彭县一中读书,如果张华勋没有参加人民解放军海军,如果张华勋还在赵府家当佣人干杂活,那么,后来的张勋华将会怎样?

谁是张华勋的大恩人?有人在为封建仁义道德招魂!

(一)寻人

在央视近日播出的《等着我》节目里,一位慈眉善目,名叫张华勋的81岁老人,请求《等着我》栏目组帮助寻找一个叫“赵小姐”的人。张华勋何许人也?主持人倪萍介绍,张华勋是北影厂资深导演,曾因导演《神秘的大佛》而享誉全国。

我之所以写这篇博文,不是因为张华勋执导的武打故事打动了我,而是因为张导在《等着我》中讲述他自己的故事打动了我。故事是这样的:

1936年出生的张华勋是四川彭县人,曾经有多个哥哥和姐姐。因家里很穷,在张华勋很小的时候,哥哥姐姐们都一一病逝了,只留下张华勋这一个独苗“幺儿”(四川俗语:“最小的儿子”)。

四川解放前夕,10岁出头的张华勋经历了人生中的重大灾难。父亲不幸摔死之后,母亲一人带着他艰难度日。一天晚上,张华勋看见憔悴的母亲在昏暗的油灯下面缝补破衣服,就问妈妈为什么不睡觉。妈妈说,缝补完了就睡。

第二天一早,妈妈失踪了。有人告诉他,妈妈因为安葬父亲欠了债无力偿还,于是就跳河自尽了。后来舅舅告诉他,妈妈没有死,逃到成都一个叫什么“打铜街”的有钱人家里当佣人。于是张华勋乞讨来到成都,费尽千辛万苦,终于在一个名曰“赵府”的有钱人家中找到了妈妈。妈妈让张华勋跪在老爷和太太面前,乞求收留自己的儿子,遭到老爷和太太的严词拒绝。这时候,比张华勋大两岁的赵家小姐正好放学回家,妈妈就让张华勋赶紧跪在赵小姐面前。赵小姐是赵府家的独生女,问明了情况后,赵小姐说服老爷和太太收留了张华勋。

从此以后,少年张华勋就成了赵府家的小佣人:擦皮鞋、打杂、做家务,伺候老爷、太太和赵小姐。

(二)感恩

张华勋出身在地地道道的贫苦农民家里,从小就给有钱人家做佣人,若按阶级划分,属于苦大仇深的无产阶级。正因为如此,成都解放之后,在共产党人民政府的关怀下,张华勋被贫农协会推荐到彭县(今彭州市)第一中学读书,后来又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上世纪50年代,在中国人民海军服役的张华勋报考北京电影学院。考场老师给张华勋一个碗,让他即兴表演一个“只许有动作,不许说话”的小品。张华勋想起在赵府的一次经历:有一天老爷和太太都躺在床上吸食鸦片。太太突然说自己想吃油茶,于是派人买回来交给张华勋。张华勋手捧一碗热气腾腾的油茶,小心翼翼地敬献给躺着吸鸦片的太太。谁知正在吸鸦片的太太起身没有端稳,油茶碗打在地上碎了……

在考场上,张华勋重现了在赵府的这个情节。当张华勋把碗呈上去的时候,石联星老师情不自禁地过来接碗,张华勋双手一松,碗打在地上摔碎了。张华勋吓得跪在地上,满眼流泪,不知所措。考场老师说:这是今天考场上表演得最好的小品。

那么,张华勋为什么要寻找赵小姐呢?张华勋说,如果没有赵小姐的善心,没有赵家老爷和太太收留他当佣人,就不会有他的今天。正因为赵府收留他做了佣人,他才能有一口饭吃;正因为赵小姐带他看电影《人猿泰山》,他才知道了电影的神奇魅力,从而启蒙了他对电影艺术的追求。在张华勋的叙事中,善良的赵小姐称呼他“张娃”,还给他吃过苹果,一起“躲猫猫”。

人当然要知道感恩。张导不忘记收留自己的老爷和太太,尤其是不忘记赵小姐的好心,无可厚非,甚至也可以用“知恩图报”有美德来褒奖。但是,我觉得有三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讨论。

(三)阶级

第一个问题,谁是张华勋的大恩人?是保送他读了彭县一中的共产党的人民政府,还是收留他做佣人的赵府的老爷太太大小姐?换言之,如果共产党没有解放全中国,如果张华勋没有被共产党保送彭县一中读书,如果张华勋没有参加人民解放军海军,如果张华勋还在赵府家当佣人干杂活,那么,后来的张勋华将会怎样?当然可以这样假设:在“民国”的治下,张华勋靠着赵小姐的帮助,通过个人奋斗终于成了著名人士,成就了一番事业。但是,有一点不需假设就可以肯定:如果共产党没有解放全中国,那么张华勋所在的那个贫苦阶级就永远也不可能翻身解放——即使依靠贵人资助和个人奋斗,“张娃”个人摆脱了这个阶级的苦难。

第二个问题,关于张华勋与赵小姐的故事,用宅心仁厚的“超阶级”的人道主义来解读,是一回事;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来解读,又是另一回事。哪种解读更本质?哪种分析更深刻?哪种主义更科学?由此不难看出,所谓“超阶级”的人道主义解读,其实就是站在“老爷太太小姐”立场上的“价值判断”而已——这也就是蔡霞所谓要问“好不好”之类的“普世价值”;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在本质上是“事实判断”,而不是“价值判断”。鲁迅说得好:“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检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的人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

第三个问题,我丝毫也不怀疑,豆蔻年华的赵小姐是一个善良的、充满同情心的少女。她的同情心当然值得点赞。但是,赵家少女的同情心能否从此抹杀掉大小姐与佣人之间的阶级鸿沟?“张娃”感恩的故事能不能从此消弭掉阶级斗争的客观必然性?

这让我想起了电视剧《白鹿原》里的一个情节:族长白嘉轩收购村里穷人的土地。在陈忠实的笔下,白嘉轩收购穷人的土地,完全不是白善人的意愿,而是被逼无奈:村民甲为什么卖掉自己的几亩水浇地?那是他自己好赌,欠了别人的债走投无路了;村民乙为什么要出卖自己的土地?那是因为她家死了男人,无力耕种土地,闲着也是闲着。于是乎,白大善人善心大发,被逼无奈地收购了这些弱者的土地,还多给了他们一两银子外加五斗粮食。

这样一来,中国历史上“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残酷土地兼并过程,就被陈忠实美化成了一幅“白大善人拯救穷人于水火之中”的人道主义田园山水画

我不是说,中国历史上没有白嘉轩这样的“善人”——尽管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从来都必须从“自私”的角度来解读人的行为。宁愿自己多付一两银子收购土地,也要帮助卖地的穷人还债的地主老财有没有?或许有吧。但是,土地买卖更多的案例,不是买地的豪强地主们的被逼无奈,而是卖地的农民的被逼无奈!真实的历史是:历代的农民不仅卖地,而且卖人——卖自己,卖老婆,卖孩子。也就是史书上所记载的:“卖儿、卖女、卖自己”!

重读鲁迅的《狂人日记》,此时我深切体会到鲁迅的那句血淋淋的话是多么深刻:“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中国的历史确实写满了“仁义道德”的话语,《白鹿原》不过是其中的一篇罢了。可是,在写满了“仁义道德”的字缝里面,鲁迅先生读出了“吃人”二字。于是我想,《白鹿原》为什么会获得N个文学大奖呢?是因为它还想用“仁义道德”来掩盖这“吃人”二字,而且做得比较成功么?抑或是它在为散发着腐尸臭味的封建时代招魂,而且得到了坟茔里幽灵的回应么?

(四)教训

前不久,四川彭山县江口镇发现了张献忠农民起义军的沉银处。有专家用心地指认,发掘出来的金银首饰中并非都是达官贵人所用,还有一些“民用品”。于是这些专家猴急猴急地得出结论: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军果然是土匪,连老百姓的财富也要抢掠。因而自以为从此就可以颠覆农民起义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在我看来,金银首饰中的“民品”是否一定是普通百姓所用,是否来自于穷人而非王公贵族?另说。然而,若以农民起义军的“暴行”来证明封建统治阶级的仁义道德“很高尚”,而且剥削农民“很有理”,则大谬不然、荒谬绝伦。既然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就肯定充满了“暴行”。这样的“暴行”,在统治阶级那里从来都不会缺席。我纳闷的是:当农民起义军领袖石达开投降清军,却被清廷四川总督骆秉章押赴成都凌迟了数千刀处死的时候,对于这样的暴行,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专家”们为什么没有任何质疑呢?

或云:“活剐了石达开,是他自己罪有应得,谁叫他放着顺民不做,非要大逆不道,犯上作乱?”问题是,农民起义的每次所谓“暴行”,难道不都是官府豪门给逼出来的么?难道不都是对封建地主阶级长期残酷压榨的回应和“平衡”么?就权衡利害而言,“宁做太平犬,不做乱离人”,历来是封建社会贫苦农民的首选。不到“生不如死”、“走投无路”的地步,谁会去“犯上作乱”,干灭九族的营生呢?

今年5月,我来到四川石棉县安顺场。154年前,石达开在这里兵败身亡;82年前,伟大的中国工农红军在这里走向了长征的又一次辉煌。面对反动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疯狂镇压,石达开的农民义军和中国工农红军都表现出了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然而不同的是:石达开的农民义军要掀翻坐在龙椅上的皇帝,让自己来坐这把龙椅。毛泽东领导的红军则不然,他们不仅要掀翻坐在龙椅上的大人老爷们,还要彻底砸了这把龙椅。这也正是自1921年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所在。毛泽东同志生前为什么要不断强调“继续革命”、“继续革命”、“继续革命”?站在湍急的大渡河岸边,我抑制不住心潮澎湃,只有扼腕叹息者三!

言归正传,回到张华勋与赵小姐的故事。上网一查:“张华勋,导演,四川彭县人,1936年3月7日出生。张华勋的童年十分艰苦,卖过蔬菜,擦过皮鞋,1951年才进入彭县一中学习,两年后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因伤转到北京海军某部当文书,这时,他迷上了电影,并立志做一名电影人。1958年,他信心十足地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后分配到北影厂,从而开始了他的电影生涯,做为著名导演崔嵬的助手,参加了《小兵张嘎》、《风雨里程》等片的拍摄,从老一辈那里他学到了不少东西。”

我以前认为,但凡受到过马克思主义教育的人,尤其是从旧社会过来,且受过剥削压迫的人,对于阶级鸿沟与阶级斗争的道理,应当不难理解,也确实“学到了不少东西”。但是,我从张华勋寻找赵小姐的故事中看到这样一个现实:

历史最大的教训,就是人们不会从历史中吸取历史的教训。

【赵磊,察网专栏学者,西南财经大学《财经科学》编辑部,西南财经大学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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