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全球发展的中国构想及其难点

中国要想在“一带一路”中发挥“领唱者”角色,必须有自己的独门优势。依照笔者理解,中国最大优势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以及国有企业的骨子作用。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倡导的新型全球化,实际是公有资本的全球化。与西方大国相比,中国最大优势不是军事优势,而是政治优势。政治优势可以转换为经济和战略优势,但经济优势不一定能转化成政治优势。中国要想保护海外利益,推进“一带一路”,一定要强调“政治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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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全球发展的中国构想及其难点

“一带一路”是中国迄今提出的最宏观、最具想象力的战略蓝图。作为新时期中国特色外交政策的核心内容,“一带一路”包含了中国对世界的独特理解和主张。尽管目前有关该话题的著述已汗牛充栋,但有些问题仍值得继续探讨。

一、“一带一路”提出的国际背景:西方式治理世界模式弊端日显。

数百年来,世界霸权“接力棒”一直在西方世界内部传递:从威尼斯到荷兰再到英国,最后传给美国。因此,西方式治理模式很大程度上重塑了整个世界。这种西式发展模式有其历史合理性,对人类进步曾产生重大影响。但是,这种西式治理模式也存在诸多弊端。有学者指出,它从一开始就存在三大矛盾:“积累的困境、政治合法性的困境和地缘文化论的困境”时至今日,这种西方式治理世界模式弊端日趋凸显。

(一)资本主义积累模式导致世界两极分化加大,国际体系失衡。

西方国家奉行的是资本主义模式。这种经济模式曾使社会生产力极大解放,使人类社会在短期内创造的财富,比历史上所有时期创造的社会财富的总和还要多,还要大。然而,这种生产方式先天存在两大结构性缺陷:一是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矛盾,造成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二是财富积累与贫困积累两极分化的矛盾,造成阶级矛盾持续激化。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又将这两大痼疾在更大范围内复制和放大,造成全球性贫富分化和周期性经济危机。

在这种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中,“中心国家”垄断了知识、技术、资本和游戏规则,“边缘国家”只能出卖廉价劳动力和各种原材料,换取中心国家所提供的高价制成品,导致世界贫富差距日趋加大。据世界银行统计,20世纪60年代确定的101个中等收入国家中,只有13个国家在2008年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世界范围的贫富分化加剧,造成南北矛盾日益尖锐,并由此滋生出极端恐怖主义等诸多全球性问题。

尤其近些年来,经济金融化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特征。据统计,20世纪70年代,金融工具仅占所有投资额的1/4,到2008年这一数字已攀升到75%。目前世界石油期货的价值是实际石油生产和消费的10倍,全球外汇交易量是全球贸易量的73倍,全球利率衍生合同是全球GDP的9倍。金融资本并不创造财富,但却参与实体经济所创造财富的再分配,由此导致社会平均利润率进一步下降,从而使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继续向纵深发展。

在此背景下,金融全球化将世界带向更加危险的境地。目前金融全球化的核心是美元霸权。而美元霸权体系彻底颠覆了传统国际经济体系的行为逻辑:美国生产不被任何实物支撑、只由美国军事力量支持的美元纸币,世界其他国家则生产美元纸币可以购买的产品。这种美元霸权对发展中国家尤为不利:它白白捡走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果实。而发展中国家为稳定货币和赚取外汇,不得不采取“出口导向”发展战略,以自残性的价格向美国出口,最终使国民买不起自己生产的商品或进口商品。最后,发展中国家为防止本国货币崩溃,必须将所有剩余美元再投资到美国国债上,结果造成发展中国家严重缺乏资本,教育科技等各种福利日趋萎缩。“在金融帝国主义时代,生产者不能从生产中致富,他们被锁进一个低工资的血汗工厂生产体系。”

因此,相比于工业资本主义体系,美国主导的金融资本主义体系更加残酷无情,在全球范围内造成“1%对99%”的极度贫富悬殊。目前,世界基尼系数达到0.7,远超过0.4的警戒水平。在美国,最富有的1%拥有的财富,相当于底层90-95%人口的净财富,且这一趋势还在加速。资本秩序与多数发达国家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不仅妨碍了世界的生产力发展,也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构成了威胁。

数百年来,资本主义延续寿命、延缓危机,除了新技术革命,主要依靠积极推动全球化、资本“空间转移”。20世纪90年代初苏东阵营解体后,苏联70年积累的几十万亿美元优质资产中,有28万亿美元被外国资本以几亿美元廉价收购,西方国家赚得盆满钵满,内部结构性危机极大缓解。根据美国许多资深专家分析,20世纪90年代期以前,如果苏联发生不了根本性改变,美国将面临社会及政治危机大爆发。“从内部毁灭苏联,便成了美国统治者摆脱困境唯一的出路。事实表明,苏联的垮台挽救了美国,使其脱离了危机,并开启了这个国家前所未闻的盛世时期。”时至今日,“冷战红利”早已消化殆尽,中国也进入输出资本阶段,整个世界已找不出资本积累的巨大地缘经济空间。

在此背景下,资本主义结构性矛盾日趋凸显,危机周期越来越短。当前的国际经济秩序看似风光无限,实则“资本积累赌场化、国际交换两极化、获利方式暴力化”病症日趋严重。2008年金融危机、2011年占领华尔街、2011中东剧变等诸多事件,表明延续数百的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价值观面临系统性危机。现行国际体系已到了“统治者无法照旧统治下去,被统治者无法照旧生活下去”的变革前夜。

在此背景下,变革现行国际经济秩序日趋成为时代新潮流。邓小平当年就说过:“世界上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时至今日,这一任务显得更为迫切。习近平主席2014年12月明确指出,在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争取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方面,“我们不能当旁观者、跟随者,而是要做参与者、引领者,在国际规则制定中发出更多中国声音、注入更多中国元素,维护和拓展我国发展利益。”“一带一路”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二)弱肉强食的强权政治模式导致世界日趋动荡。

近现代国际关系本质是西方历史的产物,就连“民族国家”这一国际关系基本行为体,也是欧洲历史的产物。相当长时期内,欧洲各国为争夺权力和生存资源,勾心斗角、纷争不断,阴谋、杀戮、暴力、劫掠几乎成为欧洲政治中的家常便饭。源自欧洲的国际政治观,充满了对人性和现实世界的悲观看法。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说”、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以及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等政治理论,骨子里一脉相承,都认为社会进化同生物进化过程一样,是一种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自然过程。这些深入骨髓的思想观念引申到国际关系领域,就是缺乏是非感、崇尚“强权即真理”的强权政治理论。

这种强权政治理论体现在地缘政治领域,就是想方设法对欧亚大陆“分而治之”。英国和美国都是孤悬于欧亚大陆之外的海权国家,因自身无法扩大疆域,其地缘战略的基本目标,就是尽可能弱化和分化欧亚大陆国家,使之无力挑战海权大国。英国控制欧洲大陆乃至整个欧亚大陆的基本政策,就是“分而治之”,使大陆各国势均力敌,并相互敌对,由此使英国可以“光荣孤立”。丘吉尔曾总结说:“英国总是“参加不那么强大的一方,同它们联合起来,打败和挫败大陆上的军事霸主,不管他是谁,不管他所统治的哪一个国家。”

二战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主,并基本继承了英国的地缘传统。美国在欧亚大陆的核心目标,就是防止出现潜在挑战者,阻止欧亚大陆内部整合,为此想方设法制造纠纷、动荡、冲突,以便使美国从容扮演“离岸平衡手”角色。布热津斯基指出,“美国有必要防止欧亚大陆出现有能力主导欧亚大陆的挑战者,因为那将对美国构成挑战。为此,美国应采取两大基本步骤:首先,美国要找到有可能引起国际权力再分配的欧亚大陆国家,辨别其政治精英的外部核心目标;其次,制定专门的对外政策对冲、协调或防控上述情况。”为实现上述目标,美国在冷战时对欧亚大陆“巨无霸”苏联采取遏制政策。冷战结束后,布热津斯基等战略家又希望“欧亚大陆巴尔干化”,从北非-中东-高加索-中亚-印度的欧亚大陆,变成相互征战的黑洞。

目前,世界主权国家已从二战刚结束的68个,增加到现在的192个。未来几十年,还将出现50个新增的准国家或完全独立国家。欧亚大陆“巴尔干化”,符合美国的地缘战略目标,却使相关国家内部内讧不断,无力阻挡西方的霸权干涉。以中东伊斯兰世界为例。冷战结束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共发动5场大规模地区战争(1991年海湾战争、1999年科索沃战争、2001年阿富汗战争、2003年伊拉克战争、2011年利比亚战争),其中4场针对伊斯兰世界,3场直接针对阿拉伯世界。霸权肆虐导致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中东国家由“稳定绿洲”变成动荡渊薮,并成为恐怖主义重灾区和全球难民输出地。据2015年6月美国国务院报告,2014年全球因恐怖袭击造成的死亡人数达3.27万人,比2013年增加80%,其中60%发生在伊拉克、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历时数十年的阿以冲突,死亡总人数不过12.5万人,而2011年3月以来中东死亡人数至少是其一倍以上。阿拉伯地区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5%,但难民人数却占世界难民总数的53%以上。目前北非和西亚内部流离失所者接近1200 万人,是2005 年5 倍。有上百万难民涌入欧洲。

这从侧面表明,霸权主义是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源。不反对霸权主义,世界和平就没有指望,世界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和平与发展。

(三)线性思维的西方价值观造成非西方国家“价值错位”和道路迷茫

近代以来,西方在经济和军事领域的强大,使原本属于“地方性知识”的西方文化成了强势文化。西方文化确有优点,尤其是推崇的理性思维和科学精神,构成了人类文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然而,西方价值观存在先天缺陷。

从思维方式看,西方价值观带有很强的形而上学色彩。西方文化建立在基督教一神教基础之上,其思维方式带有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特征。西方总是不自觉地强调“西方中心论”,将西方文化视为“普世价值”,动辄强加于人,对其他国家进行“民主改造”乃至“文明改造”。

从文化结构看,西方文明存在道统与法统相互脱节的“精神分裂”。西方文明原本有两大源头:强调民主、法治精神的希腊罗马文明;强调伦理和信仰价值的希伯来-基督教文明。二者相互补充,共同构成西方文化的两大支柱,使其既有价值理性也有工具理性。然而,经过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西方日渐形成“凯撒的归于凯撒,上帝的归于上帝”的政教分离模式,原本相互依托的道统与法统分道扬镳,由此使现代西方文明日益患上“精神分裂症”。

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将这两个特性分别定义为“宗教冲动力”和“经济冲动力”。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这两股力量彼此纠缠,相互制约。但在完成了资本主义开发工作后,二者变得相互敌视并害怕对方,资本主义精神只剩下“经济冲动力”。这样,先是代表着宗教冲动的禁欲与节制精神被世俗法制社会碾去神学外壳;继而被工业时代的现代主义文学、实用主义哲学和科技理性割断了超验纽带;最后,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和分期付款、信用消费等享乐主义观念,彻底粉碎了它所代表的道德伦理基础,并由此导致道德堕落和纵欲无度的颓废心理。可以说,正是丧失了宗教束缚(价值引导)后,西方文化日益庸俗化。这种高度物化的价值观,曾是古罗马和拜占庭文明堕落的先兆,现在又成为西方文明走向堕落的征兆。

“退潮时才知道谁在裸泳”。长期以来,尽管西方倡导的西式价值观存在种种弊端,但由于西方大国在经济和军事领域长期主宰世界,有能力将这种“单向度”的价值观强加给整个世界。然而,近年来,随着国际力量对比“南升北降”,尤其2012年新兴经济体经济总量首次超过西方国家,西方主宰世界的能力开始由盛转衰,非西方国家文化传统和价值观的影响力明显上升,世界有可能选择不同以往的新型价值观和世界治理理念。与此同时,2008年金融危机预示着200年来西方文明引导人类社会的历史越走越窄。人类迫切需要寻找更加适合的新文明观。

二、“一带一路”:全球发展的中国逻辑。

近年来,随着中国崛起加快,中国的全球影响力日趋发展壮大。中国具有东方文明古国、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三重属性,由此决定了中国对世界秩序、治理模式、价值理念的立场和态度,别具特色,迥异于西方大国。习近平主席执政后,中国提出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理念和新构想。“一带一路”倡议最能体现中国对全球治理的独特理念。

(一)“一带一路”强调世界各国“共同富裕”,有助于缓解南北矛盾。

毋庸讳言,“一带一路”首先是中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发展战略。这是由当前中国的经济现状和任务要求决定的。中国尽管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大而不强”。根据“微笑曲线”理论,近于U形的曲线代表整条产业链,曲线左端是研发环节,右端是营销环节,中间是制造环节,制造环节利润低附加值低,研发和营销利润高附加值高。中国制造大约处于“微笑曲线”的中部或底部。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发展与战略研究院课题组2016年发布的研究报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5年后,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并未明显改善。中国制造业平均全球价值链分工指数是-0.046(“分工地位指数”大于0的行业处于高端),大于0的行业仅有两个。中国仍处在全球产业链中低端位。推进“一带一路”,就是从顶层设计上增强中国制度话语权,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如果说1949年新中国建立是中华民族谋求复兴的第一次启航,1979年改革开放是第二轮启航,“一带一路”就是第三次启航,目的是通过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提升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

但“一带一路”倡议不是中国只顾自己发财,而是推动新型全球化,谋求中国与世界共同发展。历史证明,资本主义全球化模式加剧各国间贫富分化,导致国际体系失衡。如果中国沿袭美式全球化覆辙,满足于成为现行国际体系中的“中心国家”,将第三世界国家变成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供应国,势必将制造新的贫富分化。这条道路已被证明不可持续。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构筑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有益尝试,因此必须走出一条迥异于西方模式的新型全球化道路。在中国看来,世界是相互联系的整体。如果世界上部分地区生活在贫困之中,其他地区的繁荣景象也不会长久。邓小平曾指出:“第三世界国家经济不发展,发达国家的经济也不可能得到较大的发展。”与此同时,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它本身就是在“扬弃资本主义基础上产生的。这种制度更强调“社会公平”,而不是“资本利益最大化”;强调“共同富裕”,而不是贫富分化。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在自身经济十分困难情况下,曾花费大量人力物力支援第三世界穷国,体现出无私的国际主义精神。现在中国经济状况比当年要好得多,更不应该忘却第三世界的穷兄弟。对中国共产党来说,“世界革命”在相当程度上转变成使贫困国家脱贫和发展的问题。毛主席曾说“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贡献”,帮助落后国家摆脱恶性循环,就属于“做贡献”范畴。

“一带一路”特别强调“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丝绸之路”就是中国人与阿拉伯人、中亚人、印度人共同开拓的,当前的“一带一路”倡议虽由中国提出,但它不是新版“马歇尔计划”,更不是“亚洲版门罗主义”,而需要更多国家主动参与,合作成果造福各国人民。习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上发言指出:“一带一路建设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的: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只有沿线发展中国家不断增强“获得感”,获得实实在在收益,“一带一路”才能得到积极回应,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一带一路”强调地缘经济整合,有助于缓解欧亚大陆碎片化症状。

中国尽管经济总量提升,但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属性未变。中国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这种“发展优先”的执政理念体现在对外战略中,就是“一带一路”倡议,谋求通过中国与世界共同发展,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地缘位置看,中国是典型的陆海复合型国家。作为海权国家,中国不像传统陆权国家(如当年的俄国)那样,执迷于领土扩张;作为陆权国家,中国不像英美等海权国家那样,总希望欧亚大陆内部分裂,相反,中国与欧亚大陆是唇齿相依关系,中国的发展是以该区域稳定为前提的。

“一带一路”倡议固然是个经济合作方略,但同样具有地缘整合功能。通过实现“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一带一路”可以最大限度弥合地缘版图碎片化的负面效应。据商务部统计,截止2016年底,中国已面向“一带一路”国家投资500亿美元,设立56个经贸区,为东道国创造了11亿美元和18万个就业岗位。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响应,50多个国家与中国签署相关合作协议。其中,包括与沿线国家签订的130多个互通交通协定、与26个沿线国家签署的学位互认协定、与近60个国家达成的双边投资协定。未来十年,中国在“一带一路”国家总投资规模将达到1.6万亿美元,占对外投资比重达70%。

而高铁、互联网等交通通讯技术的成熟和应用,为欧亚大陆经济整合提供了技术前提。交通技术革命是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巨变的前奏。近代蒸汽轮船的出现,开启了“大航海时代”和海上经济繁荣,使海权国家重要性上升。19世纪后期,铁路技术的出现和大陆铁路的修建(如1869年美国的联合太平洋铁路,1896年的柏林-巴格达铁路,1905年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使陆权重要性一定程度恢复,但陆权的重要性总体不如海权。当前,高铁技术的成熟和应用,极大克服了陆地空间距离对经济合作的制约。在中国,高铁网络使许多相距遥远的城市实现了“同城效应”,使资源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优化配置。“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与欧亚大陆多个国家正通过大规模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相互连接,由此将加速欧亚大陆内部经济一体化。据报道,自2011年3月19日重庆首发开往德国杜伊斯堡的“中欧班列”以来,中国和欧洲已有51条路线,从27个中国城市出发,通往11个欧洲国家28个城市。中欧班列时间只有海运的三分之一,价格是空运的五分之一。总之,世界地缘经济重心正从古代“陆路为主”,近代“海路为主”,回归到“陆海并重”乃至“陆路为主”的新阶段。欧亚大陆日趋成为大西洋和太平洋之外的全球第三条贸易中心,并有可能迎来一个“欧亚世纪”。

这种地缘经济整合前景,对沿线国家是个难得历史机遇。历史表明,只有处在世界商业路线和新的世界商业中心的地区,才可能成为资本投资的热土。14-15世纪,意大利的突尼斯、热那亚等地,之所以能够建立“商业霸权”,缘于世界贸易中心集中在地中海沿岸;16世纪“地理大发现”后,世界贸易中心从地中海转向大西洋,处在大西洋沿岸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国,先后进入经济繁荣周期。20世纪,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首先是依托了大西洋经济圈。近几十年,世界经济中心逐渐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亚太地区成为经济繁荣地带,毗邻太平洋的中国从中受益匪浅。

在近五百年的全球地缘政治/经济重心转移中,处在欧亚大陆腹地的中亚、中东等地区长期处于失落状态。历史上,阿拉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曾凭借“丝绸之路”中枢位置,从远程贸易中大获其利,实现经济繁荣。但随着“地理大发现”和世界经济中心转向海洋,中东不再是商业路线必经之地,欧亚大陆国家因此失去利用世界市场和国际贸易发展本国工业的条件,并由此日渐衰落。当前,“一带一路”倡议实际就是重启“丝绸之路”,这使伊斯兰世界面临前所未有历史机遇。尤其当前中东战乱频繁,各国人心思定。与“一带一路”倡议对接,可能使这些国家踏上经济发展快车道。

(三)“一带一路”倡导“民心相通”和兼容并蓄,有利于创造新型文明观。

从价值观角度看,当前世界面临两种迥然不同的选择:一种是基于西方文明的“文明等级世界”,即“盎格鲁-撒克逊精英模式”,这种基于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和零和博弈的价值观,使人类发展道路越走越窄。第二种模式就是“文明互助”或“文明和谐”模式,这种模式立足于集体主义和共同利益,主张所有文明共同发展,互助共存。

“一带一路”倡议就属于第二种文明模式。中国是东方文明古国。五千年的文化底蕴的浸淫与熏陶,使中国形成一套别具特色的价值理念:从哲学思维看,中华文明强调辩证思维,懂得祸福相依,矛盾相互转化,因而强调执两用中,甚少走极端,因而优于西方文化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在人际和文明交往中,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强调兼容并蓄,和而不同,与西方文明动辄强制同化的做法对比鲜明,更容易与世界其他文明(特别是伊斯兰文明)和谐相处;在经济理念上,中国有很强的天下情怀,强调“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共享观念,这比西方文明“赢者通吃”的价值观站位更高。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在国际上更加强调与不同国家(尤其是落后国家)平等尊重,和平共处。毛泽东曾指出:“学习也是互相学习,每一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无论这个民族大小,小的民族有它的长处,人多的国家也有它的缺点。”

这种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和平等待人的价值观,体现到“一带一路”中,就是强调“民心相通”。这意味着跨文化交流已升格为中国的战略举措。实现民心相通,前提就是不同文明间的相互尊重。2015年9月,习主席在联大发言中也指出:“文明相处需要‘和而不同’的精神。只有在多样中相互尊重、彼此借鉴、和谐共存,这个世界才能丰富多彩、欣欣向荣。不同文明凝聚着不同民族的智慧和贡献,没有高低之别,更无优劣之分。文明之间要对话,不要排斥;要交流,不要取代。我们要尊重各种文明,平等相待,互学互鉴,兼收并蓄,推动人类文明实现创造性发展。”美国一位大学教授用多剧场影院比喻“一带一路”倡导的多元并存价值观:“在同一个影院的不同剧场里,放映着几部不同的影片。不会有一位导演或制片人长期独霸观众的注意力或者忠诚。观众有选择的自由。”“一带一路”倡议为世界提供了一种不同于西方模式的价值观选项。

三、落实“一带一路”的难点与挑战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落实“一带一路”倡议,需要艰难卓绝的实践摸索,面临诸多难点和挑战。

(一)经济领域的难点与挑战

1、实现模式创新委实不易。后发国家实现经济赶超,必须依托优越于其他国家的独特制度和模式:17世纪荷兰崛起依托的是特许股份公司和法人资本主义。18世纪英国崛起靠的是制造工厂和工业扩张。20世纪初,德国崛起靠的是国家资本主义,通过企业间横向联合(辛迪加和卡特尔),产生出高度集中化经济。美国崛起依托的是纵向一体化的跨国公司。每种企业都沿着发展之路前进,但都远离了其前任的道路,与国家力量之间的关系也截然不同。”

中国要想在“一带一路”中发挥“领唱者”角色,必须有自己的独门优势。依照笔者理解,中国最大优势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以及国有企业的骨子作用。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倡导的新型全球化,实际是公有资本的全球化。私有资本全球化主要使少数资本家受益,建立的是等级式经济秩序;公有资本全球化则使多数民众受益,谋求建立的是各国平等互利的新型经济秩序。

在操作层面,国有企业是推动“一带一路”和新型全球化的骨干力量。国有企业本身是在“扬弃”私人企业优缺点基础上出现的。毛泽东指出:“资产阶级发明这个托拉斯,是一个进步的方法,托拉斯制度实际上是个进步的制度,问题是所有制,资本主义国家是资本家所有,我们是国有”相比西方的跨国公司,中国国有企业有几大优势:一是组织化程度高。国有企业经营依托国家力量,有能力同西方跨国公司同场竞争,并日趋发展壮大。2015年《财富》公布的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企业达到106百家,其中基本都是国有企业。这说明,组织化可以实现跨越式发展。二是国有企业的“国有属性”,决定了其创造的财富属于全体人民所有,国有企业越是做大做强,劳动者越有可能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从中获益。而西方跨国公司发展壮大只会使少数股东受益。三是国有企业不完全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还承担着吸纳就业的社会职能,以及维护稳定的政治职能,这在西方企业是难以想象的。因此,中国国有资本扩张,不会人为加剧“中心-边缘”结构。相反,只有中国公有资本发展壮大,并在全球化中占据供应链、价值链上游,才有可能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

2、产能转移可能引发“产业空心化”。历史经验表明,经济大国对外输出资本,大体沿着“商业资本—产业资本—金融资本”的轨迹前进。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贸易国,意味着中国商业资本输出已达到巅峰。“一带一路”强调要转移优势产能,意味着中国产业资本输出日渐进入高潮。但历史经验表明,产业资本转移很可能导致输出国“产业空心化”,并使其由盛转衰。美国曾是世界第一大工业化,但近几十年来随着产业对外转移,美国实体经济比重日趋下降,传统工业区沦为“铁锈地带”,并导致工人失业、政府税收下降等诸多问题。有学者指出,“美国跨国公司的缺陷在于,其子公司获得的外来收入并未相应增加美国居民的收入和美国政府的税收。相反,美国公司的收入和流动资本没有回到国内,流向境外货币市场的比例越来越大。美国资本向海外货币市场的这一巨大逃逸,促成美国控制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以及美国政府依然未能解决的财政危机。”事实上,美国正是在产业资本外迁后,美国经济金融化趋势趋势明显,日渐进入“资本主义的秋天”。

当前,在“一带一路”倡导下,中国已同30多个国家签署产能合作协议。部分国内企业也积极谋求在那些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价格更低廉的国家投资设厂。这种趋势是否会使中国重蹈美国的覆辙、刚完成工业化又开始“去工业化”?鉴于目前国内经济已出现“脱实向虚”趋势,这种担忧绝非杞人忧天。在可见的未来,如何在产业对外转移的同时,避免“产业空心化”和经济金融化,继续做大做强实体经济,是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绕不过去的重大课题。

3、营商环境不佳增大经营风险。历史经验表明,贸易规模和经济繁荣程度,与地缘版图整合程度呈正比。罗马帝国时期,地中海地区保持长期和平稳定状态,由此对该地区经济发展产生极大促进作用。公元7-8世纪,阿拉伯人在中东建立了倭马亚帝国,同样促进了经济繁荣和贸易畅通。卡洛林帝国的建立有着类似的影响。相反,政治崩溃则经常导致经济衰退。当前,欧亚大陆地缘版图高度碎片化,地区矛盾错综复杂。沿线国家普遍存在三大风险:一是国家信用普遍不高。根据标准普尔、惠誉等国际评级机构的国家信用评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信用评级,多数都在B级以下;二是腐败问题严重。根据“透明国际”2014年对l75个国家腐败排名,其覆盖“一带一路”41国平均得分35分,低于平均分43;三是政治风险高。根据美国PRS集团的2014年《国家风险国际指南》,其覆盖“一带一路”沿线41个国家中,“高风险”与“最高风险”合计17国,占样本数量50%。34个国家平均得分59.5,低于全球140个国家的均值(64)。另据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提供的国家风险评估,“一带一路”沿线64国中,国家风险在5-9级(1最低,9最高)共48个,比重高达76%。中国在欧亚大陆开拓“一带一路”面临巨大经营风险。

(二)地缘政治难题与风险

1、海外利益扩大与保护能力滞后存在矛盾。当年西方大国崛起都是“仗剑经商”,海外利益扩展到哪里,军事力量就延伸到哪里。当前,中国外贸依存度近50%,能源依存度近60%,其他大宗商品对外依赖续增。中国还有2万多家企业,分布在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对外投资存量前20位的国家和地区、对外承包工程累计合同额超10亿美元的89个国家地区、劳务人员超过5000人的24个国家地区,均有1/5位于高危或高风险国家。如何维护海外利益安全,成为落实“一带一路”重要课题。笔者认为,与西方大国相比,中国最大优势不是军事优势,而是政治优势。政治优势可以转换为经济和战略优势,但经济优势不一定能转化成政治优势。中国要想保护海外利益,推进“一带一路”,一定要强调“政治优先”。只有“一带一路”得到沿线各国认可和参与,中国海外利益安全才能得到保障。

2、第三方干扰”日趋明显。“一带一路”范围甚广,不可避免会与其他大国的发展方略重叠乃至冲突。这其中,“美国因素”最值得关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有20多个国家有美国驻军,或与美国有军事同盟关系。美国16个非北约盟国中,有10个以上位于该区域。美国自己也先后提出“新丝绸之路”、“印太经济走廊”、“湄公河下游倡议”等诸多倡议。“一带一路”倡议被美国认为是在各方面“去美国化”,不可避免面临美国的猜忌、干扰和挤压。随着“一带一路”深入推进,这种“第三方干扰”恐更趋明显。原因有三:其一,美国在欧亚大陆的基本政策就是制造纠纷,保持“可控动荡”。而“一带一路”需要地区稳定与和平,谋求欧亚大陆内部整合。其二,美元霸权是美国的霸权支柱,确保中东石油用美元计价,是美元霸权的基础之一。美国最担心的国家级金融攻击之一,就是其它国家签订货币互换协议,脱离美元体系。目前中国与沙特、卡塔尔等中东产油国“货币互换”,某种程度上等于挤压了石油美元的空间。其三,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带有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由此决定了中国与不听美国号令的国家合作密切,这与美国党同伐异的政策正好相悖。中国筹建亚投行期间,美国就曾力劝其盟友不要加入。如何处理“第三方干扰”,成为中国决策者必须面对的问题。

(三)跨文明交流如何把握分寸。

远距离贸易必然带来文化观念的互动交流。当年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都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当前中国倡导“一带一路”同样面临跨文化沟通问题,尤其与伊斯兰文明交往问题。“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近半数为穆斯林国家;“一带一路”四大重点区域(东南亚、中亚、南亚、中东)共41国,其中27个是穆斯林国家。实现“民心相通”,很大程度是如何与伊斯兰文明相处的问题。笔者认为,必须注意把握两点:一方面,区分伊斯兰文明的主流与支流,避免陷入“伊斯兰恐惧症”。伊斯兰文明主流是好的,其崇尚和平,倡导宽容,反对暴力、仇恨和战争,多数穆斯林国家倡导世俗化,政策平和。近年来,伊斯兰世界出现的极端化势力只是支流乃至逆流。中国不能以偏概全,渲染“伊斯兰威胁论”,否则可能“为渊驱鱼”,将伊斯兰世界推向中国的对立面。另一方面,中国必须坚守文明主体性,防止境外宗教势力渗透。当前中国与伊斯兰世界合作,经贸合作是重头戏,不能为了一点眼前利益,文化上自我矮化,抬高异域文化,使本该平等的跨文化交流变成异域文化(尤其是极端思潮)单向渗透。防范境外宗教势力渗透必须从严从紧。

【田文林,察网专栏学者,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

注释:

1、[美]伊曼努尔·华勒斯坦著,路爱国、丁浩金译:《历史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91页。

2、Jack Deino, “Emerging Markets: Can the middle income trap be overcome” The Inwesco White Paper Series,https://www.invescoperpetual.co.uk/site/ip/pdf/brch-risk-reward-q3-14.pdf.(上网时间:2016年12月5日)

3、[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等著,《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38页。

4、[英]阿代尔·特纳著,王胜邦、朱元倩译:《债务与魔鬼》,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中文版序言。

5、[美]廖子光著,林小芳、查君红等译:《金融战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第5页、第9页。

6、“China's Rise, America's Fall, 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 Ron Unz, April 17, 2012

7、[加]罗伯特·阿尔布里坦等主编,张余文主译:《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繁荣、危机与全球化》,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页。

8、[俄]亚·舍维亚金著,李锦霞、孙斌、宋祖敏译:《苏联灭亡之谜》,东方出版社,2011年,第171页。

9、《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82页。

10、“习近平: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新华每日电讯》,2014年12月7日。

11、刘鸣:《对现代国际体系形成过程中的一些地缘差异的思考》,《世界历史》2005年第5期。

12、[英]温斯顿·丘吉尔著,吴万沈译,杜汝楫校:《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307-308页。

13、Andrew Gavin Marshall, “An Imperial Strategy For a New World Order - The Origins of World War III”,  GlobalResearch, October 16, 2009

14、Mahdi Darius Nazemroaya, “Iraq and Syria are Burning, ‘Constructive Chaos’ and America’s Broader Strategy to Conquer Eurasia”, Global Research, June 23, 2014

15、[美]索尔·科恩著,严春松译:《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的地理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年,第54、56页。

16、Robert Satloff, “U.S. Policy Toward the Dual Threats to the Arab State”, 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April 3, 2015

17、Fabrice Balanche, “The Worst of the Syrian Refugee Crisis Is Coming for Europe”, 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February 12, 2016

18、[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第14页。

19、“人大发布中国入世贸15周年报告”,http://gw.yjbys.com/baogao/94486.html.(上网时间:2017年4月15日)

20、《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6页。

21、《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57页。

22、“习近平:迈向命运共同体 开创亚洲新未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3/28/c_1114794507.htm.(上网时间:2017年4月23日)

23、“商务部:一带一路合作成果超预期 已和50多个国家签署协议”,http://news.china.com.cn/2017-03/12/content_40446766.htm.(上网时间:2017年5月2日)

24、“未来十年“一带一路”投资规模或达1.6万亿”,http://www.chinairn.com/news/20150202/155043884.shtml.(上网时间:2017年2月25日)

25、“中欧班列打造“一带一路”物流品牌”,http://www.chinawuliu.com.cn/zixun/201705/04/321016.shtml.(上网时间:2017年4月20日)

26、F.William Engdahl, “The Eurasian Century Is Now Unstoppable”, Global Research, October 07, 2016

27、郑彪:“新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与中国应对”,http://www.360doc.com/content/13/0125/22/10755013_262414719.shtml.(上网时间:2017年4月10日)

28、《毛泽东年谱》(第4卷),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75页。

29、“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 2015-09/29/c_1116711117.htm.(上网时间:2016年12月5日)

30、冯並:《一带一路:全球发展的中国逻辑》,(台湾)英属维京群岛商高宝国际有限公司台湾分公司 ,第153页。

31、[美]托马斯·K·弗格劳著,赵文书等译:《现代资本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57页。

32、[意]乔万尼·阿瑞吉、贝弗里·J·西尔弗等著,王宇洁译:《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三联书店,2003年,108页。

33、《毛泽东年谱》(1949-1976年)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63页。

34、“106家中国企业上榜2015《财富》世界500强”,http://news.xinhuanet.com/energy/2015-07/23/c_128049204.htm.(上网时间:2017年3月20日)

35、[美]托马斯·K·弗格劳著,赵文书等译:《现代资本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59页。

36、[荷]扬·卢滕·范赞登著,隋福民译:《通往工业革命的漫长道路:全球视野下的欧洲经济(1000-1800年)》,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1-42页。

37、雪珥:“‘一带一路’上的政商陷阱”,《中国经营报》,2015年5月8日。

38、辛红:“‘一带一路’64国最新风险监测结果发布”,http://world.huanqiu.com/hot/2015-08/7345036.html.(上网时间:2017年4月3日)

39、“中国企业赴海外投资面临升级”,http://www.chyxx.com/news/2012/0503/160024.html.(上网时间:2017年3月21日)

40、赵明昊:“中美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大有可为”,http://finance.china.com/news/11173316/20170503/30484958_1.html.(上网时间:2017年5月3日)

41、郑刚:“金融攻击:一种全新的隐型战争方式”,http://www.cwzg.cn/theory/201702/34322.html.(上网时间:2017年3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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