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市场存在何种自由价格和企业家?--评张维迎的《市场的逻辑》之二

尽管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确实有赖于自由的市场价格和创新的企业家,但我们必须对现实市场中的价格特性和“企业家”角色进行反思,通过批判和监督来促进价格机制的完善和企业家的成长,而不是基于狭隘的理论为现实世界的价格和“企业家”活动进行辩护和鼓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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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市场存在何种自由价格和企业家?--评张维迎的《市场的逻辑》之二

本部分导读:基于逻辑化市场理念,张维迎等人往往将由供求决定的市场价格视为自由的,将那些攫取巨额财富的人视为企业家。但实际上,在现实世界中,不平等的社会地位和力量结构往往是决定市场价格的根本因素,而富豪的财富取得往往是利用不公正的分配规则。正是混同了逻辑化市场和现实市场的逻辑,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看不到现实市场的缺陷,反而以逻辑化市场来为现实市场的逻辑进行辩护,从而就误解自由价格和企业家的内涵,并引发了现实社会经济的一系列乱象。

一、引论:张维迎等人的市场误解

现代主流经济学家极力推崇市场机制,他们所理解的市场也非常简单。例如,张维迎所将市场简要概括为:“自由价格+企业家”;在他看来,“私有产权,自由价格,企业,企业家,利润,这些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隐形的眼睛得以运行的基本制度安排。”[1]在某种意义上,这几乎都是承袭了奥地利学派的主张:自由价格充分浓缩了市场主体的偏好等信息并有助于协调其行为,而企业家则从非均衡价格中发现和抓住利润机会并促使市场的动态演化。不幸的是,在自然主义和功能主义思维的支配下,现代主流经济学仅仅吸收了奥地利学派所提出的概念,而抛弃了这些概念和术语中蕴含的丰富内涵;尤其是,由于受先验的理性和均衡观的束缚,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混同现实市场和逻辑化市场,从而误解了自由价格和企业家的真实内涵,甚至以此为现实世界中的定价体系和富人行为进行辩护。

那么,现代主流经济学是如何误解自由价格和企业家的呢?

一方面,就自由价格而言,现代主流经济学将之定义为由供求决定的价格。但这种理解仅仅停留在事物的表象上,而真正的理论研究贵在深入到实质层次。因此,有必要作这样的进一步设问:供求主要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一般地,偏好和收入是影响供求的两大重要因素。相应地,这又引发新的思考:(1)市场偏好又是如何形成的?是源于基本生活的真实需要还是源于社会诱致的虚假需求?(2)市场收入又由什么决定?是基于市场主体的劳动贡献还是由特定的分配规则所决定?也即,上述分析可归结为这一问题:市场价格本身是一个自然产物还是社会产物?

另一方面,就企业家而言,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将企业家视为善于捕捉盈利机会并满足市场需求之物而最大化自身利益的人。但这种定义显得过于笼统,而无法对现实市场中不同的牟利行为进行区分和评估。因此,有必要作这样的进一步设问:现实社会中被称为“企业家”的那些富人是如何聚集起巨额财富的?一般地,生产和交换是市场主体获取财富的两大主要领域。相应地,这又引发新的思考:(1)厂商在生产领域中是否会努力创造满足社会最大需要的产品?市场上的盈利机会是源于消费者的真实需求还是生产者的诱导创造?(2)厂商在交换领域中是否会遵循公平交换原则?市场上的交易结果是否体现了交易剩余的合理分配?也即,上述分析可归结为这一问题:那些“企业家”的财富是源于自身所创造的满足市场需要的新价值还是源于他人所创造价值的转移?

其实,现代主流经济学之所以将市场中的价格视为自由的,将富人的财富视为合理的,并称之为“企业家”,根本上就在于,它基于自然主义思维将市场主体还原为同质的原子个体,这些原子个体的行为又化约为形式的数学逻辑。正是基于这种逻辑前提和逻辑关系,现代主流经济学获得了一个逻辑化市场,并得出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每个人都获得与其贡献相对应的收入。但是,现实社会中的市场主体根本上是异质的,他们在市场中所处经济地位、所掌握信息以及所拥有的技能等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相应地,基于个体力量博弈所决定的市场价格根本上也就不是自由,而主要取决于强势者的偏好,日益垄断化的资本主义显然如此。同时,构成现实市场的那些正式或非正式的规则本身也是社会互动的产物,强势者不仅可以更好地利用现有规则以获取更大的收益分配,而且还可以影响市场规则的制定;相应地,那些在商业和市场中拥有强大权力的人往往并不是为社会创造最大价值的人,而是善于利用规则乃至制定规则的人,从而也就不是真正的企业家,在社会制度和分配规则不健全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

最后,需要指出,现代主流经济学之所以集中于对市场价格的研究,将价格体系视为资源配置的基本方式,也在于它的基本前提假定:无限的欲望和满足欲望的有限手段,而自由价格是配置有限手段的工具。然而,固然价格是重要的,但诸如技术、权力、动机等在对生产和分配来说也是重要的,甚至价格本身就是特定制度的产物。同样,现代主流经济学之所以重视企业家的功能,将企业家视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引领者,也在于它的基本前提假定:市场的公平竞争和提高竞争所依赖的创新,而企业家是促进市场竞争和创新的主体。然而,固然创新在市场竞争中是重要的,但诸如社会地位、信息、权力等对在市场竞争中获得优势来说也同样重要,乃至绝大多数富人也只是特定社会制度和分配规则下的优胜者,而不是对社会经济做出相应贡献的企业家。

可见,基于定义所展示的理想状态是一回事,而现实世界中的实际情形又是另一回事。事实上,尽管现代经济学往往将市场视为配置资源的唯一机制,是衡量经济绩效的唯一指标,但市场本身并不是中性的。德格利戈里就指出,“那些让我们几乎完全依赖市场决策的人,忽略了权力在塑造市场行为中的作用。”[2]不幸的是,很多经济学家都简单地继承了主流经济学教材的说教,从而无意有意地混淆了逻辑化市场和现实世界中的市场,从而通过偷换概念的方式误导社会大众。为此,我们就必须对逻辑化的市场和现实的市场逻辑加以界定和区分,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所谓“自由价格”和“企业家”背后的制度因素,并由此进一步深化对现实市场中价格机制的认识,洞悉那些被称为“企业家”的富人的真实作用。

二、如何理解“自由价格”的现实存在

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将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将市场等同于资本主义市场,如国内一些经济学者往往将美国视为自由市场的典范。问题是,资本主义市场果真满足自由价格这一要求吗?在很大程度上,自由竞争和自由价格的基本条件就是:市场主体地位大致平等,产品质量大致相似,以及市场信息大致完备。显然,在现实生活中,只有农产品集市(我们日常逛的菜场)才大致是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从历史上看,这种自由市场也主要出现在封建社会后期的工业品市场,至多是20世纪30年代以前西方社会的主要现象。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是小型私有企业,没有哪个企业拥有显著的市场权力,竞争市场上的价格调整也具有相当程度的自由和灵活性。但是,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学说还是罗宾逊夫人的垄断竞争说,无论是舒尔茨的报酬规模递增说还是时下流行的主流化理论,无论是加尔布雷思的二元体系论还是斯蒂格勒的生产者俘虏论,它们都表明,市场的自由竞争必然会导向垄断。正是经过这种演进,在当前欧美社会,大多数行业都已经为少数几家巨型企业所支配,如制药、地产、石油、咨询、运动器械等等,这些公司以非灵活的、受到管制的价格进行交易。[3]

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领袖布罗代尔就强调指出,“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不同,这是我经过漫长的研究得出的基本结论”。[4]在布罗代尔看来,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不是自由市场而是垄断,正是控制市场的垄断成为把资本主义同封建主义以及最终的世界社会主义制度区别开来的基本因素。(1)大资本家在贸易、生产、金融领域总是无所不用其极,他们通过染指所有这些领域才能获得垄断优势;因此,成功的资本家本质上是拒绝专业化的,那些仅作为商人或工业家而专业化的人往往只能退居其次。(2)一切垄断都是以政治为基础,政治权力往往制造非经济摩擦而使垄断者进入市场、制定价格,并保证人们购买那些并不急需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政治的支持,任何人都不可能成功地主导经济、抑制经济或限制市场力量。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并不等同于市场经济,甚至是反市场经济的;究其原因,市场经济本质上是竞争的和信息透明的,而资本主义则确定了大资本在交换中的垄断地位。沃勒斯坦也写道:“经济生活是守规律的,资本主义是不寻常的;经济生活是可预知的领域,资本主义是投机的领域;经济生活是透明的,资本主义是朦胧的和晦暗的;经济生活指涉低额利润,资本主义指涉的则是不同寻常的高额利润。经济生活意味着解放,资本主义意味着丛林;经济生活中是真正的供需自动调节的价格,资本主义中是权力和狡诈控制的价格;经济生活内含控制的竞争,资本主义倾向于消灭控制和竞争;经济生活由普通人主导,资本主义则为霸权所保护,是霸权的物化。”[5]

当然,如果我们把真实世界的市场和逻辑化的市场区分开来,市场概念仅仅用以说明存在由行为主体自主决定的商品生产和交换关系,那么,我们也可以把市场视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重要特征。即使如此,我们还是应该保持这样两点清晰认识:(1)不能简单地将市场机制等同于纯粹的资本主义交换关系,因为交换关系和交换规则在不同时空下是不同的,往往会呈现不同的市场形态和不同的交换规则;(2)不能简单地将资本主义市场合理化,而是要剖析现实资本主义市场内含的利益取向,从而揭示出其内在问题并加以改进。一般来说,只要存在商品或服务在人际间的交换,这就构成了市场经济。为此,卢曼认为,与市场经济相对立的概念不是计划经济和国家活动,而是自给自足经济。[6]

同时,人类社会也根本不存在所谓的自然市场,因为交换方式或规则本身都不是自然之物,而是人类的“创设”。显然,在不同时空下,由于人际间进行商品和服务交换的方式或规则往往存在不同,从而就产生出不同形态的市场经济。为此,张夏准就写道:“只有市场根本不存在。每个市场都有一些规则和界限在制约着选择的自由。市场之所以看起来自由,就是因为我们完全不在乎市场背后的制约因素,因而也就看不到它们的存在……只有市场经济学家宣称的捍卫市场只有并防止政府出于政治动机进行干预,这种基本主张是错误的,因为政府常常卷入进来参与经济活动,而那些自由市场主义者也与其他任何人一样深受政治动力的影响。”[7]

那么,人类社会是如何创设包括市场机制在内的社会制度或规则的呢?这涉及到一系列的问题:(1)由谁来制定规则?这往往取决于社会的力量结构。(2)决策者如何制定规则?这往往取决于决策者的利益偏好和社会文化伦理。(3)规则能否有效运行?这往往取决于规则是否与社会大众的认知水平以及社会正义发展相适应。事实上,基于物化劳动的形态演变以及各类具体物化劳动在生产中的地位不同,人类社会本身可以划分为劳力社会、地力社会、资力社会、智力社会以及协力社会(或称序力社会)这几个发展阶段;这几个阶段都存在交换和市场,只不过市场的主导要素并不相同。其中,劳力社会中处于主导地位是劳力,因而谁掌控了劳力,谁在市场中就处于主导地位;同样,地力社会中处于主导地位是土地,因而谁拥有了土地了,谁在市场中就处于主导地位。[8]显然,资本主义交换关系只不过是市场的一种形态,表现为资本(力)占主导(或优势)地位的交换关系;为此,在资本主义市场中,交换规则和交换关系都有利于资本,交换结果也必然有利于资本所有者。

由此,我们可以对“自由价格”的实际内涵作一审视。现代主流经济学之所以将现实市场尤其是资本主义市场中由供求关系决定的价格视为自由的,就在于其内含的自然主义思维。自然主义思维的基本特征是:将个体和企业组织等经历漫长演化而成的市场主体都视为自然主体,由基于自然主体互动而形成的供求关系所决定的价格则是没有受到其他人为干涉的,从而是自由的。但显然,这种“自由”仅仅是从无干涉的消极意义上而言,其实质上只是体现了强者的自由,因为强者拥有“自由”定价的自由。其实,在市场机制中,任何生产要素的“自由”价格都直接取决于该要素的供求关系,而影响供求的深层次因素又在于该要素及其所有者在经济活动中所处地位及其谈判力量:如果该要素稀缺并由此拥有垄断地位,那么它在市场上的“自由”价格就高。

显然,在前资本主义时期,由于交易的稀少性使得财产权利还没有发生大规模的集中,日常生活中的交易者在经济地位上相对来说是平等的,相应地,“自由”价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劳动投入及其决定的生产成本。但是,资本主义市场的发展却使得财产权利快速集聚和集中,参与经济交易的主体在经济地位上也就越来越不平等,相应地,“自由”价格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经济地位及其衍生出的谈判力量。正因如此,布罗代尔将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经济活动称为真正的市场经济,这是一种透明的和自由竞争的,其价格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公平诉求;相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活动则是投机的和高度垄断的,其价格主要反映了强势者的利益诉求。[9]而且,由于现代资本主义市场具有高度的垄断性,如果听任市场机制的自然作用,那么,就必然会产生有利于资本所有者的利益分配;尤其是,市场机制下的收入分配具有马太效应,从而财产权利呈现出明显的集中趋势。

事实上,坎铁隆、马克思、维塞尔以及帕累托等很早就发现并提出了在任何经济社会形态下都存在的所有权集中规律,这种所有权集中规律体现了迄今为止的社会机制和市场机制下的财富运动规律,也体现了社会分配的马太效应。在政治主导的社会机制下,社会财富分配是社会权力较量的结果,而社会权力又是不断自我强化的,从而导致财富不断向社会强权者流动和集中;在资本主导的市场机制下,社会财富分配是金钱权力较量的结果,而金钱权力也是不断自我强化的,从而导致财富不断向金钱强权者流动和集中。同时,在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中,社会权力和金钱权力又是相互支持和相互渗透的,这就强化了社会阶层的存在。例如,2013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研究就显示,英国社会的阶层变化比社会学家要预测的慢的多,以前在社会学界普遍认为,英国只需400年就可以实现阶层的大轮换,但伦敦政经的研究却发现800多年来,英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几乎未改变。[10]

在现代商业社会中,不受干预的市场自由必然会导致财产权利的集中;而且,经济活动越是不受干涉,财产权利的集中就越是明显。这可以基于面板数据对同一经济体作历时性比较,也可以基于横截面数据对不同经济体作共时性比较,以窥见一斑。

(1)基于面板数据对同一经济体的历时性比较而言。我们可以以美国为例,美国社会崇尚自由竞争和优胜劣汰,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后更是受新古典自由主义的全面支配,从而市场马太效应就异常显著,美国社会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拉大。事实上,从1970年到2000年这三十年间,美国100个最富CEO的收入相对于普通工人的倍数,从1970年的49︰1上升到1988年的373︰1,再进一步上升到1998年的2388︰1。[11]桑德尔写道:由于经济干预政策,“从1950年到1978年,穷人与富人一样分享了经济增长的收益;低收入、中等收入以及中高收入的美国家庭的实际收入增加了一倍,证实了经济学家水涨船高的说法。可是,从1979年到1993年,这个说法不再恰当。这个时期几乎所有提高的家庭收入都跑到最富裕的1/5人口手上去了。大多数美国人的情况变糟了。”[12]

(2)就基于横截面数据对不同经济体的共时性比较而言。由于美国社会对市场的崇拜比欧美其他国家更为明显,结果,美国社会的收入差距就比大多数发达国家都要大;而且,由于收入差距的扩大以及由此衍生的马太效应,美国社会的社会迁移率也比大多数发达国家都低,美国儿女未来的收益受父母和家庭的影响更大。早在20世纪70年代,布罗代尔就写道:“美国陶醉于‘个人奋斗’的口号,就是说,单枪匹马去开创自己的事业,这是全民族的光荣和榜样。成功的事例在美国或别处当然都有,但除了其中不免狡诈耍滑以外,实有的成功事例比人们所说的要少得多。希格门.狄亚蒙津津乐道地揭露,美国的所谓‘个人奋斗’成功者怎样隐瞒自己利用了几代人 积累的家产(如欧洲的资产者从十五世纪就开始积聚财产一样),作为获得成功的跳板。”[13]而随着20世纪70年代后新古典自由主义在美国的勃兴和泛滥,美国子女的生活对父母以及上辈的依赖关系更趋强化;《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就指出,最近5项独立研究发现美国社会流动性低于加拿大和西欧。[14]事实上,社会迁移率往往与是福利水平呈高度的相关性:社会福利水平越高,社会成员受教育程度越公平,社会迁移率也越高。例如,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社会迁移率就比英国和美国高很多。

因此,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推崇 “自由”市场,认为它使得每个人能够充分发挥其才能,凭借自身的努力而获得自我实现,从而促进社会阶层的流动和迁移;但我们需要进一步设问:现实市场果真是“自由”的吗,果真有利于社会流动吗?事实上,张维迎自己就承认,“中国收入的垂直流动性要比美国高。……比尔.盖茨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但在中国,原来处于社会底层的人,经过奋斗或创业,进入中产阶层,这样的人就比美国多”。试想:按照社会流动性的标准,哪个国家的市场化程度更高呢?中国还是美国呢?如果将美国市场视为自由市场,这不正说明了现实市场机制恰恰有助于维护现状吗?很大程度上,当前中国社会就像19世纪上半叶的美国,当时由于存在丰富的未开发资源和未利用空间,因而美国社会的流动性也非常高,这才是美国梦被津津乐道的关键;但是,随着自由市场带来的自我强化,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因而美国梦就逐渐成为传说和传奇,而不再是现实和寻常。

同时,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又认为,政府官员往往可以从不正当利用国有企业中获利,从而是市场经济和私有化的反对者,因为私有化将使之失去这种特权,从而有助于减少这些腐败。例如,张维迎认为,“既得利益者、特权阶层不太喜欢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平等的一种制度,它给每个人提供机会,拒绝特权。它可以使一些穷光蛋变成富翁,也可以使富翁变成穷光蛋。所以,有特权的人,或者喜欢特权的人,或者想通过特权获得利益的人,就不愿接受市场经济的挑战,因为市场经济与他们的既得利益相冲突。从历史上可以看到,反对市场经济的最大一股力量,就是特权阶层和既得利益者。”[15]问题是,这种先验观点在多大程度上为经验事实所证实呢?

其实,政治特权仅仅为那些政府官僚提供暂时的利益,而通过私有化则可以暂时的特权利益长期化;为此,政府官员往往更乐于运用其影响力在私有化过程中谋取私利,从而也就倾向于私有化。斯蒂格利茨就写道:“政府官员认识到私有化意味着他们不必再局限于每年捞取利润,通过将国有企业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出售,他们可以为自己赢得一大块资产价值,而不是留给下一任官员。”[16]大量的数据和分析也都表明,市场化改革往往有利于那些既得利益者和特权阶层。例如,苏东的市场经济转向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这些既得利益者和特权阶层推动的,他们试图通过市场来维持和强化他们的既得利益;[17]同样,中国的国有企业出售也获得原企业高管和地方官员热情推动,为应对那些不愿私有化的普通员工之抗议甚至不惜动用警力。

最后,我们也可以对流行的自由市场信条进行反思。按照现代主流经济学的观点,市场机制体现了人权的平等和自由,人人从市场竞争中获利又体现了市场的博爱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机制也就体现了资本主义革命的伟大口号:自由、平等、博爱,相应地,自由市场也就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但是,市场机制带来的财产权利的集中能够保障社会个体的平等吗?财产权利的拥有不平等能够保障真正的自由吗?以效率为鹄的的市场机制能够实现博爱吗?为此,沃勒斯坦就问道:“如果平等存在还会有自由吗?自由是获得平等的障碍吗?自由和平等难道不是博爱的对立面吗?”[18]显然,这些都可以对主流经济学的市场信条提出反思。在很大程度上,现代主流经济学的逻辑化市场理念打上了深深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维,它将现实市场中的优胜者就视为优秀者,把特定规则或偶然因素决定的结果视为必然现象,从而也就无法对现实现象进行反思和质疑。杜格和谢尔曼写道:“当社会出现严重问题——战败、失业率上升、贫困加剧、家庭破裂时,人们都会寻找原因。除此之外,他们还会寻找谁的过错。将军们从来不会打败仗。至少,他们的力量太强大而不能将战争的过错家在他们身上。打败仗的总是士兵、平民或者自由主义政治家。或者说至少他们没有权力去逃避对他们的指责——他们成为了替罪羊。公司领导从来不会通过解雇工人而造成失业问题。或者,至少是他们的力量太强大而不会把造成失业的过错加在他们身上。失业的原因总是归结到工人太懒惰,或者是工会的要求太过分。或者说至少他们没有权力去逃避对他们的指责——他们成为了替罪羊。”[19]

三、如何理解“企业家”的现实功能

现代主流经济学者极力推崇企业家的作用,将企业家视为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和社会秩序的主要推动者。问题是,现实社会中那些被主流经济学者称为“企业家”的人果真起到如此的作用了吗?其实,现代经济学对企业家的地位理解主要源于奥地利学派的学说尤其是熊彼特的创新说。熊彼特认为,企业家是创新过程的发起者和组织者,这种创新主要体现在5个方面:(1)创造一种新产品,或提供一种产品的更高质量;(2)创造一种新的生产方法;(3)开辟一个新市场;(4)获得一种原料的新的供给来源;(5)建立一种新的产业组织。显然,这每一方面都有利于社会经济效率的提高,从而有利于社会财富的创造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家的基本特性在于创新力,根本功能体现为对社会财富的创造而非私人财富的创造:创新力越强,创造的社会财富越大,企业家精神的体现也就越充分。那么,企业家促进社会财富创造的创新力来自何处呢?关键在于他们具有某种好奇心,这种好奇心驱使他们努力突破现状。

问题是,这种好奇心不等于逐利心,逐利往往可以通过破坏或价值转移而不是创新或价值创造;同时,基于好奇心的价值创造往往也并不一定会给创新者带来私人收益,这涉及到一系列的社会环境以及分配规则。事实上,在现实世界中,一个逐利者在决定是通过创新还是破坏来获取个人利益时,关键就取决于机会成本:当一个社会的市场机制不健全和分配规则不公正时,逐利者往往更倾向于通过寻租或者改变分配规则的方式而非创新或财富创造来获取收益。新古典经济学往往强调,自由市场将促进竞争和创新,但是,“就如斯密指出的,企业有想方设法减少市场竞争的动力;企业还努力确保政府不出台强硬的法律禁止它们从事反竞争行为,或者,即便出台了这样的法律,也确保它们不能被有效执行。商人们所关心的自然不是提高那种广泛意义上的社会福祉,甚至也不是为了使市场更具竞争力。他们的目标很简单,就是为了使市场为他们服务,使他们挣更多的钱。……过去30年里某些最重要的商业创新不是关注如何使经济更有效率,而是关注如何更好地确保垄断权力或规避那些旨在使社会收益和个人回报统一起来的政府管制”。[20]例如,银行业就一直致力于使市场变得不透明,从而全力兜售越来越复杂、信息越来越不对称的金融衍生品;显然,这种缺乏透明性给银行家带来了高额利润,但同时却导致了经济成效降低。

因此,我们必须对市场上那些富人的收益来源进行审视,而不是混同不同性质的各类收益,甚至将任何捕捉机会盈利的人都视为“企业家”,从而泛化了“企业家”这一概念。显然,现代主流经济学正是犯下了这一错误,它基于逻辑化市场理念而将市场上的一切行为都视为合理的,从而为那些破坏性的逐利行为提供理论辩护。事实上,正如斯蒂格利茨指出的,“成为富人有两种方法:要么创造财富,要么掠夺财富。前者为社会增添财富,后者通过会减少财富,因为在掠夺财富过程中,财富会遭到破坏。”[21]而且,在现实市场中,绝大多数富人都是通过后一种途径致富的。斯蒂格利茨就写到:“通过审视财富分配中处于上层的那些人,我们能对美国这方面的不平等在性质上有一种认识——那些高收入者当中几乎没有谁是技术改造的发明家或是改变我们对自然规律的认识的科学家”,“相反,在财富分配中占据上层的大多数人都是形式各异的商业天才”,“再进一步观察在财富分配中占据上层的那些人的成功,我们就会发现,他们的天才很多都是基于设计出更好的方法来利用市场力量和市场的不完善——并且在很多情况下发现更好的方法来确保政治为他们而不是更广泛的社会大众服务。”[22]比如,为当代计算机提供数学基础的图林(A.Turing)、激光的发现者汤斯(C.Townes)、晶体管的发明者巴丁(J.Bardeen)等为人类福祉贡献卓著的科学家们都没有得到相应的奖励,众多数字产品的缔造者乔布斯、搜索引擎的创新者杨致远以及社交网络创始人扎克伯格等都是商业天才,但他们的商业帝国都是建立在巨人肩膀之上。

根本上说,发明和创新是发明家的工作,他们由好奇心和工作本能所驱动;相反,仅仅追求商业利润的人则是商人,而企业家则是将发明与商业相结合的人。相应地,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将“企业家”们被吹捧为引领社会发展的人,但实际上,他们所获得的财富往往并不是源于他们对社会的真正贡献。皮凯蒂就写道:“现在的全球首富、黎巴嫩裔的墨西哥地产商和电信大亨卡洛斯.斯利姆,他就经常被西方媒体形容为靠政府庇佑下(暗指腐败)的垄断租金才积累起巨额财富,而比尔.盖茨则被塑造成白手起家的企业家榜样。有时人们甚至会有这样的错误印象,好像是盖茨本人发明了全部的计算机和微处理器。如果他对生产力发展以及对全球福利的贡献能获得相应的酬劳,那么他的财富应该是现在的10倍(幸运的是,自从他退休之后,实际上地球上的好人从他的‘积极外部性’受益良多)。毫无疑问,这种对盖茨的顶礼膜拜反映了现代民主社会要将贫富差距合理化的不可遏制的需求,对盖茨的膜拜仅仅是这种需求的副产品。……然而在我看来,盖茨实际上也在通过对操作系统的实质垄断获利(其他许多高科技创业者,从电信到‘脸谱网’也在通过垄断租金获取暴利)。此外我还认为,盖茨的贡献也要依靠成千上万的工程师和科学家在电子和计算机领域的基础性研究工作,如果没有这些人所做的铺垫,盖茨的创新也就无从而生。但可惜这些默默无闻的研究人员并未将其每项工作都申请专利。”[23]例如,博纳斯-李(Berners-Lee)就是世界互联网的发明者,但他没有申请专利,也没有限制其他人的使用,而是无偿地公开发明成果,从而也就没有为自己谋取利益。

【为了加深读者的认识,我们再以爱迪生为例。爱迪生被誉为发明大王和著名企业家,他在美国名下拥有1093项专利;但实际上,他真正原创性的方面并不多,很多专利是实验室团队工作和金钱购买的结果。例如,爱迪生没有发明的灯泡,在他之前的1854年和1860年灯泡已经分别为被亨利.戈培尔和约瑟夫.斯旺等人“先后”发明;而且,斯旺和戈培尔所发明灯丝的材料也是炭化的竹丝,只是两人并没及时申请专利,因而爱迪生经过上万失败所发明的毛竹丝灯只不过是重复戈前辈的老路。同样,1874年,加拿大的两名电气技师申请了一项电灯专利:在玻璃泡之下充入氮气,以通电的碳杆发光;但由于他们没有足够财力继续完善这项发明,从而在1875年把专利卖给了爱迪生。再如,碱性蓄电池也是爱迪生公司雇用的物理学家尼古拉.特斯拉发明的。爱迪生曾对特斯拉说,如果他完成了重新设计爱迪生公司的直流发电机,将会得到5万美元;但当这项任务完成之后,爱迪生却说这仅仅是美国式玩笑,而只准备把特斯拉的工资提高到每周25美元。结果就是,特斯拉出走并创建了“特斯拉电灯与电气制造公司”,致力于研究交流电,成为与爱迪生公司(直流电系统)分庭抗礼的最大竞争对手。事实上,爱迪生最初的“门洛帕克实验室”就是由工程师、机械师、物理学家等大约14人的队伍组成,为一项发明的数万次实验也不是由爱迪生本人完成;后来,随着爱迪生发明事业的扩大而成立公司,并吸纳了特斯拉等人的加入。因此,爱迪生的1000多项发明,多半来“借脑”他的团队成员或者直接购买别人的发明专利而得。】[25]

同时,为了更好地评估各类市场活动,尤其是辨识真正的企业家,我们还可以对社会财富和私人财富作一区别。一般地,财富的理解通常是基于有用性来界定的,它本质上是指满足人类需要的产品和服务,但其中隐含了这样几点认知:(1)对个体有用的东西并非就一定对社会有用,社会财富和私人财富的含义也存在根本性的差异;(2)从个体有用的财富定义具有很强的主观性,而且满足个人需要的私人财富之间往往相互冲突;(3)社会财富并不是私人财富的简单加总,而且社会财富反而会因私人财富的增加而减少。按照康芒斯的观点,社会财富决定于使用价值的丰裕,个人财产则决定于由价格计量的稀有价值。事实上,市场交易的媒介——货币只是财富的一种虚拟形态,体现了一定的财富所有权,但并不是财富本身;因此,货币的变化或增减并不会影响财富的总量,而只是导致财富的分配。例如,A藏在衣柜里的现金被虫蛀了,此时A确实有了个人财富的损失,但其他人的财富却由此上升了,因而社会财富却没有变化;究其原因,A现金的损失,意味着整个货币量的供应减少,从而会导致其他人所拥有货币的购买力上升。

然而,现实市场中逐利的行为主体所追求的恰恰是这种货币分配,而促使货币分配的基本手段则是提供对个人的有用性,从而很可能与社会的有用性背道而驰。譬如,对个人来说,无论是生产用于盗窃的锤子和开锁器还是生产用于防止盗窃的栅栏和防盗门,无论是生产用于进攻的远程攻击机、轰炸机、远程火箭、航空母舰、核潜艇和弹道导弹还是用于防御的轻火器、高炮、反坦克火器和地对空导弹等,都是有价值的,因为它们都有利于掠夺他人的财富而减少自己财富的流失。但同时,它们仅仅起到财富转移的作用,并没有提高整个社会财富。事实上,如果大家都不生产这些东西又没有盗窃和对抗行为的话,更多的人类劳动可以用于生产那些对大家都有用的东西,从而增进社会的使用价值。为此,史库森就写道:“注重赚取货币而不管生产产品,会偏离我们改善生活这一目标。有时,赚钱——商业和金融欺诈、偷窃、贪污,以及那些妨碍生产的行为——并不等价于改善生活水平。在这些情况下,人们是在赚钱,但却没有增进社会福利。”[26]

显然,现代主流经济学恰恰忽视了“财富对社会有用”这一本质属性,进而混淆了社会财富和私人财富之间的界限。这样,一些学者仅仅从市场交易角度就把个人财富乃至货币量增长视为企业家成功的标志,甚至把它视为个人对社会所作出的经济贡献而大肆鼓吹。一个明显的例子是,近年来中国社会从中央到地方都热衷于搞什么经济风云人物评选,而且,每年当选的经济风云人物基本上都是这样一些人物:他们活跃于资本市场乃至在资本市场上呼风唤雨,他们善于利用当前各种还很不成熟的规章制度或者凭借其独特的社会关系,在短时间内通过兼并等空手道手段组建成企业“航空母舰”,并由此攫取并集聚了巨额的私人资产。但是,这些所谓的经济风云人物并没有脚踏实地搞技术创新、办实业,也不是真正地优化企业的组织结构、治理机制以及文化伦理以夯实作为协作系统的企业组织之有效性;相反,为了通过资本包装瞬间的买卖来获得巨大差价,他们往往刻意地制造股市动荡,从而对社会财富的增长往往起着极大的破坏性而非建设性的作用。

一般地,对社会发展而言,这些游刃于政治官场和资本市场并在两者之间大肆寻租的风云人物往往是破坏力有余而创造性不足,他们之所以能够获得巨额财富,往往源于对恶劣市场环境的适应以及对不公正分配规则的利用,从而具有更强的蟑螂的适应性而非人类的创造性。事实上,如果缺少了他们,我们的社会反而会变得更好。有报道就指出,中国企业家习惯“用钱消灾”,从而促生了大量的贪污腐败,每年因触犯刑律而“倒下”的企业家有数以千计。[27]但是,现代主流经济学以及受之影响的青年学子和社会大众却不断给予这些蟑螂性人物以荣誉,努力吹嘘他们的贡献和夸大他们的作用,似乎他们成了经济发展的真正领导者和救世主,甚至成为政治地位以及特权的占有者。试问,这不是很荒唐的吗?之所以会如此,就在于当前中国社会的舆论基本上都受新古典主义的有效市场理论和新制度主义的企业理论支配,它们把资源配置(即要素的组合)视为企业的核心问题,并且基于逻辑化市场理念而将现实市场视为优化资源配置的最佳机制。

其实,在很不成熟现实市场中,任何逐利者都是尽可能低利用权力和信息以最大化个人私利,往往借优化资源配置之名而行操纵市场之实。但是,在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包装下,这些终日算计他人甚至恶意搞坏正常企业以攫取巨额财富的逐利者,却得到大肆鼓吹,甚至被吹嘘为真正的“企业家”;相反,那些真正在技术创新、改进企业的管理体系以及视企业为社会服务的工具的创新者,非但无法获得与预期贡献相应的回报,而且也很少获得社会大众、新闻媒介乃至经济学家的青睐。而且,在经济风云人物的评选中,还每每有什么“著名”经济学家当选,如张维迎本人就曾当选过。之所以如此,就在于他们具有相同的市场理念和共生的生存联结:现代主流经济学家往往将现实世界中的市场当成教材上逻辑化的市场,以市场上获取的收益来衡量他们所作出的贡献,从而为资本市场的大鳄们辩护;同时,正是由于这些经济学家的护航,使得资本市场的大鳄们能够理直气壮地展开其行为,从而也推动资本市场的大鳄们的进一步滋生繁衍。[28]

因此,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热衷于为那些市场竞争中的优胜者辩护,把他们称为企业家;但我们需要进一步设问:这种学说合理吗?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学说呢?事实上,这些观点和主张主要以有效市场假说为基础,这种假说认为市场主体可以获得与其贡献相对应的收入;因此,富人之所以富就在于他的勤劳和聪明,而穷人之所以穷就在于它的懒惰和愚笨。显然,“如果一个人相信贫穷只是懒惰导致的,就会主张削减福利开支,就像几十年来保守派所做的努力那样。如果一个人相信贫穷就是懒惰,就会反对最低工资制度,就像保守派已经付诸实施的那样”,不过,杜格和谢尔曼强调,“这是一个非常持久稳固的神话,但却是荒谬的。”[29]那么,“创设”何种社会制度才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呢?奥尔森指出,“当我们从什么是对繁荣最有利的因素转到什么是对繁荣最不利的因素时,人们比较一致的看法就是:当存在激励因素促使人们去攫取而不是创造,也就是从掠夺而不是从生产或者互为有利的行为中获得更多收益的时候,那么社会就会陷入低谷”。[30]显然,这就需要对基于力量决定的纯粹市场进行改造。究其原因,为了获得更多的收益,市场主体往往会刻意地隐瞒和扭曲信息,这不仅会造成内生交易费用的飙升,而且会导致社会制度的扭曲。

同时,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还将市场经济视为与民主体制相通,认为市场经济的发展会促进民主体制的建设;但实际上,市场的马太效应所带来的却是社会收入分配差距的持续拉大,而收入差距的拉大显然并不利于民主的发展。瑟罗就认为资本主义和民主主义本质上是对立的,其原因在于:民主主义的原则是一人一票,推崇政治权力完全平等的分配;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则以适者生存来制造经济上的不平等,并以不平等作为发展的源泉。[31]事实上,简单多数至上的民主选举很可能会使收入相对较低的多数人占有决策权,他们就可以实施累进制税等有利于其自身的收入再分配措施,因此,那些凭借力量优势而在市场中累积起巨额财富的富豪们往往更为担心民主制的发展。而且,面对收入再分配压力,富人们往往会采取这样两种应对措施:(1)尽可能在多数派上台之前将那些可以流动的资产转移到国外,这样就可以避免可能的过度课税;(2)寻求与政治官僚相勾结而强化威权政权,它将大多数人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甚至镇压多数人的再分配需求。鲍什在《民主与再分配》一书中写道:“只有在一国经济平等或资本流动性达到较高水平的情况下,民主制度才得以实施。一方面,经济平等推动民主。当个体之间的财富和收入分配趋于平衡时,民主的再分配效应会降低,由专制制度和平转化为普选制的可能性增加。另一方面,资本专用性的降低,即资本从原属国流出成本的减少,将会抑制非资本所有者的再分配压力。”[32]

最后,我们可以对经济学界流行的企业家贡献观进行反思。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宣扬的“劳动价值论”以及“资本剥削论”,国内一些“主流”经济学转而走上了另一极端,把中国的经济发展和财富创造主要甚至全部视为企业家的功劳,并通过偷换概念而极力为富人说话。例如,茅于轼就宣称:“改革开放的财富都是企业家创造的,工人农民都不算数”、“交换创造财富,劳动则未必”。为此,他极力“为富人说话”,认为“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能变富”。其实,尽管这些经济学家将劳动创造财富以及劳动价值说视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意识形态而大加排斥,但这实质上是整个市场经济的核心理念,自洛克、斯密以降,劳动产权就是西方社会的基本思想。当然,究竟何种劳动会创造价值,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同时,不同劳动创造价值或财富的大小或功效也是不同的,其中的关键就看它满足人们需要的程度。[33]但是,茅于轼等人却仅仅关注工人的部分无效劳动,而很少考虑到更大部分的“企业家”活动也是无效的,其收益大多数来自价值的转移和财富的掠夺,从而想当然地宣称“企业家创造财富,工人则未必”。正是由于想当然地把企业家的活动都视为有效的,张维迎就宣称:“未来的转轨,是由开发国内市场,开发国内市场靠的是企业家,靠的是柳传志,而不是靠的周小川。”[34]针对社会大众审视现实世界中的“企业家”行为以及对其在经济活动中的兴风作浪之批判,张维迎又宣称,“最近兴起了一股妖魔化、丑化整个中国企业家队伍的舆论。我们不能低估这种舆论对中国企业生存发展的危害性。”[35]其实,尽管张维迎等人竭尽否定政府的经济功能而宣扬企业家的积极作用之能事,但实际上,两者在经济活动中的角色和功能是大致相同的:都是对劳动配置进行组织和协调。康芒斯就写道:“工商业者的主要业务不是用自己的手从事工作,而是把各种工作、材料和机器按比例配合起来,因此在他的特定的资源和市场范围内,不致发生某种产品供过于求,这样因其价值缩小而带来浪费,也不会发生其他产品的供不应求,这样也会因为能利用产品的较高价值而造成浪费。立法和司法的决定也是这样。他们只是把各种游资按比例配合起来,其他的事情都是由个人去完成的。但它们也可以因为配合工作做得不好而浪费公共的财富,也可以因为配合得好而扩大公共财富。”[36]

四、尾论:审视现实市场的缺陷

现代主流经济学极其推崇自由价格机制和企业家功能,其理由是:(1)市场主体在自由价格机制的引导下追求自利的行为可以促进社会整体福利;(2)企业家逐利的创新活动将促进基础技术进步和优化资源配置。不过,现代主流经济学的这两大信念都是以逻辑化的自由市场为基础的:这种自由市场主要甚至仅仅存在于前资本主义或早期资本主义的日常生活中,参与市场交换的主体是地位相似的个体,社会经济也主要由小型私有企业主导;在这种情况下,市场价格就能够根据需求作快速反应和自动调节,企业家也根据信息灵敏地把握多变的市场形势。相应地,现代主流经济学所鼓吹的自由放任政策也是以小型私有企业和灵活的市场价格这两个密切联系的假设为基础。然而,正如米恩斯指出的,这种形势在1933年就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仅大型现代公司成为占主导地位的企业形式,以受到管理的价格进行交换也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市场形式。[37]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重新审视现实市场中的价格特征和企业家功能。克莱因就问道:“政治学家并不仅仅因为政治竞争中的赢家取得了成功而对他们赞赏有加。为什么经济学家却要为市场上的赢家欢呼呢?”[38]

首先,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将自由市场观追溯到斯密的“无形的手”,斯密为自由放任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确实,斯密所处时代的市场更接近于自由市场,但即使如此,斯密还是看到了自由市场存在的问题,从而持有的真实观点与现代主流经济学家就相差巨大。例如,斯密就指出,“基于自利心的生产活动可以增进社会收益”这一观点,仅仅“就中等和低等阶层”而言是比较适当的;但是,对那些处于垄断地位的“上流社会”而言,则并非如此。相反,资产阶级的个人利益“从来不是和公共利益完全一致”,而且,“一般地说,它们的利益在于欺骗公众,甚至在于压迫公众。事实上,公共也被他们所欺骗所压迫。”[39]斯密甚至强调,那些把资本用来支持国内产业的人,“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能在什么程度上促进这种利益,由于能源投资支持国内产业而不支持国外产业,他只是盘算他自己的安全;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想要达到个人利益。”[40]正因如此,我们不能简单地为现实市场中的供求价格和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进行辩护,而应该深入剖析市场价格和市场活动的真实特性;同时,对市场机制也不能局限于要不要干涉这一层次上,而是要更为关注如何完善市场机制这一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斯密之所以倡导市场机制的作用,主要是为了反对当时重商主义政策对个人经济活动空间的完全压缩和对自利动机的完全压制,从而发挥自利心在经济活动中的积极效应,并倡导在“克己”的市场伦理关系中实现互惠合作。事实上,斯密在晚年一直担任着苏格兰海关和盐税委员会委员的官职,而这个委员会的基本职责就是:起诉自私者、授权没收和烧毁自私者所使用的船只、打破非法的遏制、调查私有财产,并作为重商主义的税收机关而起作用。

其次,现代主流经济学之所以热衷于为现实市场中的供求价格和经济活动进行辩护,就在于,它基于边际主义思维和完全理性逻辑将现实市场视为完全竞争的。在现代主流经济学看来,纯粹市场机制中的商品价格是自由的,而且绝大多数企业通过相应的生产活动而只能维持正常利润,那些企业家则凭借其创新而获得超额利润。但实际上,现代主流经济学所描述的市场仅仅是逻辑化的市场,而现实市场中厂商本身就拥有不对称的权力:不仅产品价格往往是由厂商决定的,而且大多数厂商都可以获得高于教材上宣讲的那种正常利润。相应地,这些企业或企业家之所以能够取得超额利润,主要不是源于创新,而是凭借垄断地位获得的收益转移或者借助权力展开的寻租。在很大程上,正是混同了逻辑化市场和现实市场的逻辑,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误解了自由价格和企业家的内涵:将资本主义制度下由强势者制定的价格视为自由的,将那些通过利用不公正的分配规则而攫取巨额财富的富人视为“企业家”。例如,根据逻辑化市场理念,并购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信息的发现,并有利于资源的整合和配置;但显然,在中国目前还很不成熟的现实市场中,并购往往具有强烈的掠夺性,甚至是权力资本和金钱资本相结合的产物,并购者往往通过刻意破坏他人或社会利益以获得自身利益,这种行为对社会的发展显然弊大于利。

最后,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将经济学视为一种价格科学,其中自由市场是价格的发现者,而企业家则利用这种价格信号进行资源配置,但显然,这种理解也存在很大的片面性。(1)价格本身并不外生于社会,而是社会制度的产物,无论是供还是求都受到各种制度因素的影响;从这个角度上说,与其将经济学视为一门价格科学,还不如将其视为一门制度科学,经济学研究的目的就是发现制度的变化规律并促使制度的不断完善。但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却将资本主义制度视为给定的,并在一系列抽象演绎的基础上来推导市场机制的运行结果;这样,它就混同了逻辑化市场和现实市场,这种混同使得主流经济学人往往看不到现实社会经济的问题,反而会为之辩护,从而又进一步误导了社会实践。(2)企业家资源配置活动的根本价值在于创造更多财富,而不是从他人或社会那儿转移财富;从这个角度上说,企业家应该遵循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约束,应该“义中生利”而非“见义忘利”。但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却基于逻辑化市场理念而将一切凭借权力获胜的行为都视为“优胜劣汰”的结果,把一切赚取金钱的市场行为都等同于企业家行为;这样,就促生了对权力的崇拜和经济人行为的认同,加剧了功利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盛行,促进了工具理性和金钱理性的膨胀。

因此,尽管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确实有赖于自由的市场价格和创新的企业家,但我们必须对现实市场中的价格特性和“企业家”角色进行反思,通过批判和监督来促进价格机制的完善和企业家的成长,而不是基于狭隘的理论为现实世界的价格和“企业家”活动进行辩护和鼓吹。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现代主流经济学认为,企业家会在市场中积极发掘利润机会等信息并由此采取行动,相应地也就会促使价格的调整;但实际上,现实市场中的价格、质量等信息与其说是自由竞争而衍生的,毋宁说是强势者或大企业有意识地制造的。相应地,现实市场中的企业或富人与其说是通过创新来降低价格和提高质量而获得竞争优势,毋宁说是凭借其地位来制定规则和垄断信息而获得收益转移。事实上,在现实世界中,即使由两套价格间的差额而产生的利润机会是显而易见的,也不是所有人或具有冒险精神的企业家所能利用的。

在很大程度上,现代主流经济学之所以为市场辩护,就在于它承袭了西方社会的自然主义思维而打造出一种逻辑化市场,从而看不到现实市场中不均等的权力结构。克莱因写道:权力“尽管可能是平等分配的,但从所有社会科学的观点来看,其明显特征是在现实世界社会参与者的相互作用中,它的分配显然是不平等的。我们反复重申,这种分配实际上是除经济学之外所有社会科学主观关注的焦点。经济学对此的有意回避,已经把现实打磨、擦亮、润饰为一件精美的艺术品。”[41]为此,杜格和谢尔曼就把那种盲目鼓吹企业家作用的主流观念称为资本神话,他们写道:“有人宣称资本主义的企业家在选择从事这个危险的职业后,就肩负着社会不确定性的负担。如果更仔细地分析,我们就会清楚地发现,同公司的工人相比,大部分公司老板到底过着怎样的一种不确定的生活,尤其是当我们观察到底是工人还是老板更频繁地被解雇、受伤致残或是非自愿地退休这些问题时,这一点就更清楚了。”[42]

同时,正是基于自然主义思维和社会达尔文哲学观而将现实世界合理化,现代主流经济学就不仅看不到问题,反而埋下了遭致社会混乱的种子。例如,现代主流经济学因将现实市场逻辑化而形成了这样一条不成文观念:只要你赚到了钱,就可以为所欲为,只要你不破坏别人的财产、搅了别人的睡梦、妨碍别人过私生活,就成。[43]这种理念将市场收入和货币拔高到如此重要的程度,乃至引发了公众犬儒主义的盛行;这在当前中国社会非常明显,如“什么都是假的,只有钱是真的”、“真理值多少钱?”、“自由能当饭吃吗?”之类都是真实的写照。斯蒂格利茨就嘲讽道:“老话‘无论赢与输,怎样比赛最重要’已经过时了;如今最重要的是你最后赢了还是输了。市场提供了一种简单的方式来表明你是赢还是输——你有多少钱。”[44]

尤其是,正是受到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熏陶,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将现实市场中的供求价格和逐利行为合理化,越来越缺乏批判和否定意识,结果就进一步恶化而不是完善目前还很不完善的社会制度和市场规则。例如,基于对自由市场中自由价格和自愿行为的推崇,贝克尔、波斯纳、麦肯齐等众多主流经济学家都将通奸、卖淫都视为合理而有效的,因为这些行为使得参与者的福利获得了帕累托改进。于是,美好而纯洁的爱情逐渐消失了,拜金主义到处横行,以致性也随之发生商品化,它可以随意出卖,从而逐渐流行开来了“援交”这类现象。德格利戈里就指出,“市场理论的自由选择神话让我们去宽恕的市场活动,在其他地方却是要受到谴责的。”[45]沃尔夫则写道:“资本主义经济使得一些行为方式合理化,也使得另一些行为方式不合理化。因而,你最好做市场命令你做的,否则你将陷入困境。所以我们发现自己是受市场支配的。……市场就像一个我们偶然创造出来的怪物,但它现在已统治我们的生活。”[46]

显然,作为关注社会现实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往往会且应该对当前社会中的各种扭曲现象及其背后的理论基础进行深刻的反思,而不是且不能简单地囿于既有的思维范式为现实市场和那些逐利行为进行辩护乃至鼓吹。这对当前中国社会尤其重要,究其原因有二:(1)实用主义传统本身就已经使得中国人非常关注现实生活,从而从来就不缺敏锐地抓住市场机会而赢利的人;(2)长期的个人主义又使得中国人往往过分关注私人生活而忽视公共生活,从而导致健全的社会制度和公共秩序迟迟无法建立。因此,在市场已经放任发展了30年的今天,我们再也不能简单地照搬主流经济学教材所宣扬的那种逻辑化市场理念,而是要致力于现实市场问题的剖析并努力改进之。

然而,由于混同逻辑化市场和真实世界的市场逻辑,一些主流经济学人往往倾向于反驳任何有关“市场失败”的分析。例如,张维迎批评斯蒂格利茨等“对市场的理解也很不到位,误把新古典经济学市场理论的缺陷当做市场本身的缺陷。”[47]但事实恰恰相反,斯蒂格利茨等的批判是建立在对新古典经济学的逻辑化市场与现实的市场进行对比的基础之上,从而由此发现基于逻辑化市场所获得的那些结论之现实不可行性。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将市场逻辑化并混同了逻辑化市场和真实世界的市场,导致了新古典自由主义的勃兴和个人主义的恶性发展,并进而导致了新资本主义的崛起,新资本主义观念达成了对个人自由选择的绝对信仰与市场决定论的集合。而且,尽管这些经济学者往往以斯密、哈耶克、弗里德曼以及科斯的信徒自居,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深刻领会这些大师思想的复杂性,而是简单地承袭了主流经济学教材上的简单思维。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一下长期倡导自由经济的秋风最近提出的批评:

【“不管是在斯密、米塞斯、还是在哈耶克、弗里德曼那里,经济学都是高度复杂的,他们的视野也是多向度的。但是,这些受过经济学训练的自由市场信徒,却的确让经济学显得十分肤浅”,“在科斯或弗里德曼等大师那里,经济学的逻辑是简单的,结论也是简明易懂的,但是,这仅仅是一种思考的俭省策略而已。在简单的背后,总是有一个复杂的背景,或者说前提、预设……到了大师们在中国的信徒那里,经济学曾经的帝国主义赋予他们以知识上的傲慢,他们把经济学中的‘制度’理解为政治法律意义上的宪制,把基于单纯经济学逻辑的政策主张当成了制度转轨的全部内容”,“大师们反对福利国家,但他们永远不会反对政府向不能维持自己生活的人提供某种基本福利。在中国,现在的问题恰恰是,连温饱都不能解决的人享受不到任何福利,一旦进行福利改革,首先失去福利的正是最贫困的人口。可是,那群经济学人却在担心福利损害效率”,“大师们也反对工会垄断,但他们永远不会反对工人自由组织工会的努力本身;在中国,现在的问题恰恰是,工人缺乏这种基本的结社自由,一旦他们试图自由结社,就会遭到政府的限制。可是,那群经济学家已经在恐惧根本就不存在的工会了,他们也把一切呼吁保护劳工基本人身、结社、言论自由的行为,视同反对自由市场”,“大师们也反对政府对私人企业的干预,但他们永远不会反对法律保障私人产权。在中国,问题恰恰在于,私人企业得不到这样的法律保障。可是,那群经济学人却把政府恩典下的放任、甚至放纵当成了自由,而全然不考虑在政治气候变化的时候,产权能否免于政府的侵害。他们以为政府提供基本的法治保障也是不正当的干预”。】[48]

1、张维迎:《市场的逻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

2、参见图尔:《自由抉择的经济:政治经济学的规范理论》,方敏译,华夏出版社2012年版,第31页。

3、德格利戈里:“权力与市场幻觉:制度和技术”,载图尔和塞缪尔斯主编:《作为一个权力体系的经济》,张荐华、邓铭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50页。

4、米恩斯:“集体资本主义的问题和前景”,载图尔和塞缪尔斯主编:《作为一个权力体系的经济》,张荐华、邓铭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85页。

5、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施康强、顾良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722页。

6、沃勒斯坦:《否思社会科学:19世纪范式的局限》,刘琦岩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50页。

7、卢曼:《社会的经济》,余瑞先、郑伊倩译,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5页。

8、张夏准:《资本主义的真相: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的23个秘密》,孙建中译,新华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

9、朱富强:《有效劳动价值论:以协调洞悉劳动配置》,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章第2节。

10、参见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顾良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版。

11、“研究显示英国八百年来社会阶层几乎未改变”,http://www.guancha.cn/europe/2013_11_01_182590.shtml.

12、鲍尔斯等:《理解资本主义:竞争、统制与变革》,孟捷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07页。

13、参见桑德尔:《民主的不满》曾纪茂、刘训练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84页。

14、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施康强、顾良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727-728页。

15、Deparle J., 2012, Harder for Americans to Rise From Lower Rungs, New York Times, January(4).

16、张维迎:《市场的逻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0页。

17、转引自Boehm F., Olaya J. & Polanco J.:“私有化与腐败”,载魏伯乐等编:《私有化的局限》,王小卫、周缨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98页。

18、科兹、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曹荣湘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9、沃勒斯坦:《否思社会科学:19世纪范式的局限》,刘琦岩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43页。

20、杜格、谢尔曼:《回到进化:马克思主义和制度主义关于社会变迁的对话》,张林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5-76页。

21、斯蒂格利茨:《不平等的代价》,张子源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年版,第32页。

22、斯蒂格利茨:《不平等的代价》,张子源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年版,第30页。

23、斯蒂格利茨:《不平等的代价》,张子源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年版,第36-37页。

24、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458页。

25、在原:“爱迪生成为发明大王真实原因:有钱就是任性”,http://news.ifeng.com/a/20151014/44922743_0.shtml。

26、史库森:《经济逻辑:微观经济学视角》,杨培雷等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

27、张太凌:“调查称每年企业家犯罪数以千计 部分人习惯用钱消灾”,http://finance.ifeng.com/business/shengyi/20130106/7517319.shtml

28、我们应该反思:风云人物究竟是以其影响力还是对社会的贡献为标准?如果是以社会贡献为标准,那么,那些资本市场的大鳄们果真对社会有实际的贡献吗?难道他们获得的不是远高于其付出吗?如果以影响力为标准,那么,社会值得给他们如此的荣耀吗?那些不能流芳百世却遗臭一时的恶枭在当世都拥有巨大影响力,人类社会应该给予他们同样的礼遇吗?

29、杜格、谢尔曼:《回到进化:马克思主义和制度主义关于社会变迁的对话》,张林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8页。

30、奥尔森:《权力与繁荣》,苏长和、嵇飞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31、瑟罗:《资本主义的未来》,周晓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8页。

32、鲍什:《民主与再分配》,熊洁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3页。

33、朱富强:《有效劳动价值论:以协调洞悉劳动配置》,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章。

34、张维迎:“中国经济靠柳传志而不是靠周小川”,http://news.timedg.com/2012-01/09/content_8048536.htm

35、参见“张维迎经典语录”,http://www.5time.cn/show/3216.html

36、康芒斯:《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寿勉成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414-415页。

37、米恩斯:“集体资本主义的问题和前景”,载图尔和塞缪尔斯主编:《作为一个权力体系的经济》,张荐华、邓铭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86页。

38、克莱因:“直面经济学中的权力:一个实用主义的评价”,载图尔和塞缪尔斯主编:《作为一个权力体系的经济》,张荐华、邓铭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96页。

39、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243页。

40、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27页。

41、克莱因:“直面经济学中的权力:一个实用主义的评价”,载图尔和塞缪尔斯主编:《作为一个权力体系的经济》,张荐华、邓铭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80页。

42、杜格、谢尔曼:《回到进化:马克思主义和制度主义关于社会变迁的对话》,张林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7页。

43、贝拉等:《心灵的习性:美国人生活中的个人主义和公共责任》,周穗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页。

44、斯蒂格利茨:《不平等的代价》,张子源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年版,第34页。

45、德格利戈里:“权力与市场幻觉:制度和技术”,载图尔和塞缪尔斯主编:《作为一个权力体系的经济》,张荐华、邓铭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50页。

46、沃尔夫:《当今为什么还要研读马克思》,段忠桥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5页。

47、张维迎:《市场的逻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

48、秋风:“让我们忘掉经济学吧”,《万科周刊》2007-01-04。

【朱富强,察网专栏学者,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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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市场 逻辑 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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