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是不能肢解的“艺术的整体”

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是正确的。但是苏共中央于上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将这三个组成部分确定为苏联教科书的三个独立学科,于是作为“艺术的整体”的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的代表作《资本论》的整体思想,就被分解为三个相互独立的学科。许多极其重要的思想,特别是《资本论》的经济学理论中蕴含的哲学思想,在这种分解中被有意无意地消失了。《资本论》的哲学仅仅被理解为政治经济学中的辩证方法,唯物史观的重要思想被忽视了,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物化的社会关系的思想、货币权力与资本权力的思想、资本吸收三种“自然力”实现自身扩张的思想等。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建设中,应当使这三个组成部分相互融合,以还原《资本论》的“艺术的整体”,在当代实践的基础上再建马克思主义整体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是这样的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是不能肢解的“艺术的整体”

马克思在1865年7月31日致恩格斯的关于《资本论》的信中说:“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1]这不仅表现在《资本论》严密的逻辑结构上,而且表现在它的各种思想要素相互贯穿的内在联系上,使马克思的全部思想体系呈现为“艺术的整体”。然而,随着这个整体被分解为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社会主义三大学科,这个统一的整体被分解了,致使马克思主义没有得到真正的整体性理解,甚至由此受到严重曲解。在中国,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建立,将这三个组成部分内在地联系起来,使我们能够在当代实践的基础上将以《资本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重新理解为“艺术的整体”,由此得到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理解与领悟,使《资本论》的思想以全新的面貌展示在我们面前。

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最初始于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从而也与杜林的理论体系相关。1867年,《资本论》第一版刚刚问世,杜林便在报刊上点名撰文抨击,其后他相继出版了《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哲学教程——严格的科学世界观和人生观》等著作,形成了他的由经济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哲学组成的“体系”,声称自己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等领域都做出了全面的变革,向马克思全面挑战。马克思与恩格斯商量之后,决定由恩格斯撰写《反杜林论》,在这三个领域对杜林学说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并且在批判中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于是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由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部分组成的雏形。但是,恩格斯强调,“尽管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以另一个体系去同杜林先生的‘体系’相对立,可是希望读者不要忽略我所提出的各种见解之间的内在联系”,[2]即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个“艺术的整体”。在此基础上,列宁于1913年为纪念马克思逝世30周年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使这种雏形确定下来,形成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的思想。而在论述这三个组成部分时,列宁反复强调它们的整体性,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完备而严密”的“完整的世界观”。[3]列宁在这篇文章中特别强调:“只有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才给无产阶级指明了如何摆脱一切被压迫阶级至今深受其害的精神奴役的出路。只有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才阐明了无产阶级在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真正地位。”[4]可见在列宁那里,这三个组成部分绝对不是三个独立的学科、三个独立的理论体系,而是同一个理论体系的三个组成部分、三个方面。

但在列宁逝世之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三个组成部分”逐渐被分化为“三个独立学科”,每个学科都形成了自己独立的理论体系,于是作为“艺术的整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被分解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理论体系,虽然仍然承认这三大理论体系之间的一致性。这样一来,每个学科都选择性地对待《资本论》和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选择其中直接关于自己学科的论述加以“体系化”,在各自体系中略去甚至无视其他组成部分的论述。于是,作为“艺术的整体”的《资本论》被肢解为三个片面独立的知识领域、三个不同的理论体系。

一、片面独立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缺陷

所谓“片面独立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就是把以《资本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整体思想中表面上不属于哲学的内容统统割除、舍去,得到纯而又纯的“纯哲学理论体系”。这样必然导致两个结果:

一是以前苏联哲学教科书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片面化。1938年由苏共中央制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第四章第二节《论辩证唯物主 义与历史唯物主义》,[5]给前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奠立了基本框架。这本著作虽然以马克思、恩格斯的各种著作为依据,但撇开了《资本论》所揭示的社会经济深层规律,并且又抽象出其中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即马克思如何从感性具体到抽象规定,又如何从抽象规定到理性具体,以及《资本论》中体现辩证法规律的案例,如否定之否定规律、质量互变规律等。在这样形成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中,《资本论》最根本的唯物史观思想(如劳动二重性思想)被排除在外,一些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者,甚至不读《资本论》,不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于是导致下面的结果:把《资本论》,一些最重要的哲学思想,如劳动二重性中关于劳动的自然过程与社会过程相统一的思想,通过劳动形成物化的生产关系的思想,被排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外。在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资本论》与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一样,只是被当作辩证法的案例来对待。《资本论》中论述的社会经济规律本身、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本身,竟然不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作为体现普遍的哲学原理的一个案例。其实,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的根本区别之一,正是它以社会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即物质生产劳动)为基础,由这种劳动的二重性——自然性与社会性形成其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主轴,进而形成整个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思想。因此,把这些具有根本意义的哲学思想排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内容之外,只是将其作为辩证法的一个案例,必然导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的片面解读。

二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割裂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方式“继承”《资本论》中的人学思想。西方马克思主义热衷于对人的生存状况的揭示与描述,如机器对人的奴役、人的劳动异化等。然而,这种“人学”由于缺乏《资本论》所揭示的经济规律的支撑,特别是离开社会所有制形态抽象地谈论个人和抽象的“人类”的被支配的生存状态,抽象地追求所谓“人的解放”,从而将马克思主义与众多的其他人学派别的观点混淆起来。例如,把《资本论》中关于资本化了的机器对人的支配的思想,与海德格尔关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座架说”相混淆;把“人的解放”与资本主义所有制相脱离,甚至把异化劳动理论与弗洛伊德关于外界力量对“本我”的压制说相混淆,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失去了其特有的理论品质。离开《资本论》关于资本对人的支配的经济学思想来谈论“人的异化”和“人的解放”,只能使人们陷入反对一切客观物质力量对人的支配的思想混乱的歧途,甚至敌视一切社会(包括社会主义社会),追求那种根本不存在的不受任何客观力量支配的乌托邦世界。

二、片面独立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缺陷

所谓“片面独立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就是把以《资本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整体思想中表面上不属于经济学的内容统统割除、舍去,得到纯而又纯的“纯经济学理论体系”。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制定了作为独立学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科书的基本框架的同时,也在主持作为“独立学科”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制定。但是这一任务直至斯大林逝世都没有完成。他在1952年发表了关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未定稿的审查意见,这就是《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6]给这本教科书制定了基本原则与观点。所以,斯大林实际上是“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体系的制定者。在他去世后出版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直是各计划经济国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标准范本。[7]

毛泽东敏锐地发现了这本教科书的根本缺点,发表了一系列非常精辟的见解。他说:“教科书对问题不是从分析入手,总是从规律、原则、定义出发,这是马克思主义从来反对的方法。”“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应当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中来发现和证明规律。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教科书的写法,不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没有说服力,没有吸引力,读起来没有兴趣,一看就可以知道是一些只写文章、没有实际经验的书生写的。”毛泽东还特别指出:“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政治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8]正是由于毛泽东所指出的这种根本缺陷,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把《资本论》中活生生的对历史过程的分析过滤掉了,把其中最深刻的哲学思想过滤掉了,剩下来的是一些干巴巴的抽象定义、原则、规律和公式。通过比较可以发现,《资本论》中具有鲜活的哲学思想的重要经济学原理被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体系完全丢弃了,其中最重要者如下:

【第一,完全不提《资本论》中关于“货币权力”和“资本权力”的概念,因而未能阐述马克思关于市场权力体系的科学思想。】

《资本论》第一卷与第三卷提到商品、货币和资本的权力共有33处,如“随着商品流通的扩展,货币——财富的随时可用的绝对社会形式——的权力也日益增大了”,[9]“在任何情形下,在商品市场上,只是商品占有者与商品占有者相对立,他们彼此行使的权力只是他们商品的权力”。[10]此外,《资本论》手稿中也有大量的关于货币权力与资本权力的论述,如“他在衣袋里装着自己的社会权力和自己同社会的联系”。[11]而货币权力与资本权力来源于劳动价值的权力,是商品中劳动价值的权力的普遍化。正因为马克思揭示了价值、商品、货币、资本、金融等都是市场权力的各种形态,它们与其他社会权力如土地所有权、政治权力相互联系而构成了社会权力体系,使社会经济具有了“政治性”,从而成为真正的“政治经济学”。而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遮蔽了马克思的这一思想,从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毛泽东指出:“斯大林说雅罗申柯的经济学,是没有经济问题的政治经济学。这个批评是对的。但他自己的这本书,根本不谈政治,结果成为没有政治的政治经济学。”这是一针见血的批评。

【第二,完全不提资本吸收三种“自然力”以实现社会关系的物质化,从而使其失去唯物史观的深刻哲学内涵。】

《资本论》第一卷23处、第二卷7处、第三卷37处提到“自然力”概念,包括人的自然力、自然物质的自然力和社会劳动的自然力。《资本论》的核心思想正是揭示资本通过吸收三种自然力而成为一种能够支配人的物质力量,实现自身积累,与此同时造成这三种自然力的贫困的积累。这可以说是《资本论》的重要的思想主线。正是通过这一思想主线,马克思揭示了资本意志如何通过吸收自然力而转化为支配人们的社会关系的物质力量,进而揭示了这种物质力量的运行与发展的客观规律。可以说,撇开了资本吸收自然力而实现自身积累的思想,也就撇开了唯物史观,从而使唯物史观成为脱离“物质”(自然力)的抽象理论,其中的“物质”只是抽象的“物质概念”,而不是人类社会的活生生的物质本身。这就必然构成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严重缺陷。

【第三,正因为忽略了资本吸收“自然力”而成为支配自然的强大的物质力量的过程,导致了忽视资本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动力作用。】

等级制社会将剩余劳动投入到那些给剥削阶级提供生活享受的死财富的生产中,从而使物质生产系统接近于简单再生产状态。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促使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而投入到物质生产系统的扩大再生产中,由此发挥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巨大动力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评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一革命性作用,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2]而资本在发挥这一巨大动力作用的同时,也因为吸收上述“自然力”而形成“资本积累”与“贫困积累”两极分化的矛盾,导致这种发展不可持续而不断走向危机,从而最终被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资本的动力作用与资本积累的这种破坏性作用的对立统一运动,是《资本论》的主题。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则将其片面化了,只看到资本的消极作用,而对其动力作用估计不足。这就使其对历史与现实的解释苍白无力,没有说服力,无法应对活生生的历史现实对这种理论的挑战。

前苏联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上述三大根本性缺陷,乃是对《资本论》中哲学灵魂的阉割,使其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偏离了《资本论》的思想轨道,成为一堆形而上学的概念与公式。

三、片面独立化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及其缺陷

上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这些缺点,也导致了传统“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根本性缺陷。因为如果撇开哲学与经济学内容,科学社会主义就会沦为对于“社会主义”本身的本质、特征、发展阶段等的论述,而不是把社会主义理解为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而这个过程,首先是社会经济体系内部矛盾不断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人类历史的辩证法不断展开的过程。因此,这种作为历史过程的社会主义,必须通过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揭示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矛盾才能得到理解,才能得到科学社会主义的正确结论。

只有像《资本论》那样,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分析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及其历史运动,才能解释资本主义制度为什么必然会被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资本论》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性贡献是:科学地论证了社会主义并非空想社会主义所设想的符合“天然法则”和“永恒真理”的制度,真正的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产物。而这只有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批判才能得到,否则就会沦为空想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道德伦理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主张“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13]而在具体的经济学机制上,即是资本积累与集中造成国际性的无产阶级的贫困的积累,这种历史趋势导致生产力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的矛盾日益尖锐,从而导致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如果离开这些科学的分析,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就无法体现。许多教科书对《资本论》的理解,仅仅局限于对资本占有剩余价值的剥削行为的道义谴责上,而不是建立在资本积累与集中必然造成的历史结果上,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回到了空想社会主义教条。

同样,必须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分析掌握了政权的无产阶级所面临的社会经济矛盾,把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看成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如果离开对刚刚建立的社会主义政权所面对的社会矛盾的历史进程的哲学与经济学的科学分析,就会把社会主义教条化,简单地根据“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这三大标准来判断一个社会是不是社会主义,某种政策是不是社会主义,用根据原理、概念确定的社会主义模型套用到现实社会,由此按照社会主义概念来建构社会主义,从而沦为空想社会主义。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和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质上都是这样的空想社会主义。二者的区别仅仅在于:19世纪的空想家们企图通过道德感召说服资本主义社会的掌权人认识到资本主义的罪恶,希望他们按照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来重构社会,建构社会主义,因而是一种“道义说教型空想社会主义”;而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则主张由认识到资本主义危机的人直接夺取国家权力,由他们按照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来建构社会主义,因而是一种“政治权力型空想社会主义”。二者都把社会主义当作一个可以由掌权人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塑造与建构的一团泥土,而不是一种具有自身内在逻辑的历史过程。

四、重建“艺术的整体”的马克思主义

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融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之中,真正继承了《资本论》的思想,认识到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就是社会主义的诞生与成长的历史,这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因此,社会主义不是静止的僵化的理性制度,而是不断自觉地克服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内在矛盾,发展和解放社会生产力的过程,这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4]这必须通过对人类历史进行哲学和经济学分析才能得到。

因此,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继承了《资本论》中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原理,认识到社会主义只能在克服资本主义矛盾的历史演化的现实过程中、在克服资本主义危机的过程中诞生和发展。无产阶级掌握政权,掌握能够支配社会经济运行的经济力量(即以公有制为主体)是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掌握了政权的无产阶级可以随意支配与组建社会,而只能利用自己掌握的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在克服资本主义危机的历史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为此,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保留资本和商品生产,由此一方面继承和发展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全部生产力,另一方面逐步建立起能够克服资本主义危机的具有历史必然性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过程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正如马克思所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15]蕴含于《资本论》和马克思的其他著作中的这一思想,在前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失败之后,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发现和继承,从而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推向新的历史阶段。

由此我们看到,对《资本论》这个“艺术的整体”的肢解所产生的三个独立学科的理论体系,使马克思主义沦为一种片面化的教条体系。这种体系由于将马克思主义简明化、条文化,而在宣传与普及马克思主义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然而与此同时,也对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与实践上造成巨大的损害。我们应当将那些被这种肢解所摒弃的思想重新找回,再建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以恢复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的整体”。早在上世纪80年代,我们党的一些理论家已经认识到这种必要性,所以将在高校开设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等课程合并为一门“马克思主义原理”课,以恢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到本世纪初,我国又进一步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这三门独立学科依然存在,但是它们之间的交融联合已经成为共识。我们发现,在经历了三者的分离之后,一旦我们站在当代实践的立场上,努力发掘《资本论》中被苏联教科书体系有意无意忽略的思想,并且将这三者真正融合为一体,一个全新的马克思主义解释体系将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将仍然保持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然而“三位一体”,相互映照,形成整体体系。当然,建立这样的整体体系仍然任重而道远,需要我们立足于当代实践,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基础,不断进行理论探索。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31.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8.

[3][4]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09,312.

[5]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15-145.

[6][苏联]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

[7]李文博.斯大林《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政治经济学研究[J].社会科学,2006(3).

[8]邓力群.和毛泽东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J].党的文献,2011(5).

[9][10][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54,187,22.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6.

[12][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6,592.

[14]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3.

(鲁品越,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察网(www.cwzg.cn)摘录自《思想理论研究》201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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