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分流到大翻盘:中国制度的革新

如果说,秦皇汉武和唐太宗,使我们的民族成功地应对了游牧民族的挑战,使中华巍然屹立于欧亚大陆的话,那么,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率领中国各族人民,通过浴血奋战,成功应对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帝国主义时代,实现了历史大翻盘,使中华民族重新屹立于世界各民族之林。
懿维我祖,命世之英。涿鹿奋战,区宇以宁。岂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国,让其沦胥?东等不才,剑履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濒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毛泽东《祭黄帝文》

我们的时代与过去的时代、我们时代的斗争与过去时代的斗争,比较起来,究竟有哪些不同特点?这是当前哲学社会科学教学与研究必须面对的问题。

随着2008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持续了数百年的旧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正在解体,以金融和武力霸权维持的不平衡的世界结构,正摇摇欲坠。自16世纪以来形成的,建立在丛林法则基础上的霸权政治理论和政治体制,正在受到广泛的质疑。

学术不等于政治,但讲政治需要有学术的准备。讲“制度自信”要有宽阔的历史视野和世界眼光。

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不是要回到传统。如果中国传统文化可以救中国,如果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应对鸦片战争之后所面临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那么,我们还要中国革命干什么?还要马克思主义干什么?还要社会主义干什么呢?

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这尤其是指:要批判地总结中国历史上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经验与教训,而不是“以儒代马”,更不是把中国传统文化国学化、宗教化、商品化、庸俗化、“心灵鸡汤化”。

从大分流到大翻盘:中国制度的革新

中国与西方

西方文明是历史地发展的。它有四个鲜明特征:第一,重军事实力,这是希腊和罗马的影响。第二,重法律,这是中世纪教会统治的影响。第三,重劳动,这是文艺复兴以来科学文化的影响。第四,重资本。对“资本”这个问题,马克思揭示的最为深刻。

鸦片战争以来,我们形成了在中西比较中看问题的思路,这同样是历史的产物,因此也有其历史局限性。比如说,它忽略了中国与西方之外,伊斯兰文明在时空中的存在,把现代中国的问题,简单地视为中国与西方对话的问题。

西方,狭义地说是西欧。我们究竟受了多少西欧的影响?也要具体地看。鸦片战争后提出向西方学习,但五四运动之后,我们很快就转向了苏联。用“中国与西方”这个框架描述我们的现代历程,起码是不太准确的。

历史地看西方文明,应该是一个基本态度。我们关于西欧的知识向来有不少问题。毛主席曾批评“言必称希腊”,但对希腊却未必真正懂得。例如,有些人认为民主制度起源于希腊,西方从根上就是民主的,这是个很大的误会。

首先,欧洲文明的源头是“两希”,即希腊与希伯来,并非只有希腊一个源头。

其次,希腊城邦并不仅有民主这一种制度形式,而是有君主、贵族、共和等几种制度形式,盛衰循环,君主制堕入僭主制、贵族制沦为寡头制,共和制发展为暴民政治,所有好的制度都会变坏。而且,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最不喜欢的就是民主制,在他们眼里,民主政治几乎等于暴民政治。《理想国》的原意是共和制,不是指民主制。希腊城邦制占主流地位的,与其说是雅典制度,还不如说是斯巴达制度更妥当些。它实质上就是军事制度。罗马帝国继承的主要是这个制度。

荷马史诗有两个对立的主题:力量和智慧,分别以阿喀琉斯和奥德修斯为代表,讲的就是战争。对抗性——这是西方制度文明的基本特点,艺术如此、宗教如此、西方哲学也是以“矛盾”为核心建立起来的,如果说希腊影响,这就是基本的影响,罗马继承希腊传统,主要就是继承其军事制度、对抗性的军事思维。

柏拉图《理想国》是西方思想的开篇。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讲军事共产主义。他说:城邦必须有公共财产,公民政治的基础就是公地,柏拉图强烈反对公民、治理者享有私有财产,他这样说:“公民是灵魂里有黄金的人,因此他们不需要现实世界里的金银”。亚里斯多德《政治学》里说,“善政”的基础是公民道德,“公民”,即有公地的农民,他们共同劳动,共同战斗。

政治一词来自城邦(Polis),城邦政治(公民政治)的核心就是共产(公地),这是希腊军事共产制度的基础。

什么是希腊人所说的“智慧”呢?《理想国》里关于“洞穴”的比喻非常著名。柏拉图说,人从洞穴里爬出来,要经历从“看见表象”,到“看不见”,再到“看见”的过程。由此,他区分了“可视的”与“可思的”、“形而下的”与“形而上的”。

古希腊人对智慧和知识的来源怎么看?苏格拉底认为来源于讨论和置疑。所谓“辩证法”,希腊文的意思是“助产术”,就是帮助别人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但柏拉图认为知识来源于对宇宙本质的沉思,这就是形而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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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的智慧,一开始是指辩证法,以苏格拉底为代表,后期则是指形而上学,以柏拉图为代表。

在古希腊、古罗马,战争就是生活的主题。战场瞬息万变,充满可能性而胜负生死难料。希腊、罗马的活力来自战争,他们的苦闷也来自这种生死难料的命运感。罗马人最终皈依基督教,这是把命运归于上帝意志的必然性。关于宗教,马克思有两句话,一句很著名:“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另一句话更深刻:宗教的根源是形而上学。

希腊、罗马时期结束后,西方有漫长的中世纪,那是教会统治。教会最牛的地方,就在于它代表法律。教会说法律是上帝制定的,因此法律高于国家,这其实是说教廷高于国王。究竟“法大还是国家大”?这本是教皇与国王之间斗法的一个说辞,与老百姓没有多大关系。

既然“智慧与力量”是西欧历史的主题,因此,希腊好战、罗马好战,教皇发动了十二次十字军东征。文艺复兴以来,西方依然还是好战,西方一贯推崇力量和实力,这一点从来没有改变过。

文艺复兴之后,知识、智慧和劳动结合起来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现代科学技术就是知识与劳动的结合。推动文艺复兴的主力军,不是希腊罗马那种公民(有公地的农民),也不是教士,而是工匠。现代科学技术起源于工匠文化,以能否有效推动生产力发展为指标和准则。更准确地说,科学起源于关于生产劳动的知识智慧。

文艺复兴带来的转变,就是它使“劳动”成为西方文化的核心。劳动是知识的来源,劳动创造世界,劳动创造产权,这是洛克在《政府论》里的发明。私有产权是人类不平等的起源,这是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里说的。

那么,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究竟表现在哪里呢?马克思要说的不是希腊、罗马和法国农民的事,也不是洛克和斯密说的英国工匠和小业主的事,他说的是“社会化大生产”、“全球化大生产”条件下的事。

在这样的条件下,居于支配地位的不是劳动,而是资本。马克思最重要的著作是《资本论》,面对“资本的时代”——马克思的革命性就在这里。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没有人是用自己的钱办企业、搞买卖。在这样的条件下,生产、交换、消费都必须仰赖社会信用机制,问题的关键在于,社会信用机制垄断在极少数人手里,只有他们能用,别人不能动——这是资本主义最根本的痼疾。马克思没有简单地反对“资本”,他主张资本为劳动服务,他反对的是“资本主义”,即少数人垄断社会信用机制那样一种形式。

了解西方文明的上述四个特殊性(军事、法律、劳动和资本)之后,我们可以简单地做一点比较。

首先,既然推崇武力,西欧其实就没真正爱好过和平,而和西欧相比,中国人往往看不起兵,所谓“好男不当兵”。而1840年以来的道理有一千条,根本的就是我们打不过西方列强。打不过人家,你说什么都没用。

西方推崇宗教,有漫长的教会统治,导致的一个最特殊的结果是:教会代表法律,法律是上帝制定的,所以西方就有“法律超越政治”、“法比国大”的说法。而在中国历史上,“依法对抗国家”这种道理根本讲不通。所以,中国历史上没有那么剧烈的宗教冲突和宗教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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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的现代文化是由意大利的工匠、法国的小农、英国的小业主、荷兰的买卖人创造的,他们共同的敌人是资本家,那些靠放债剥削他们劳动的人,所以,劳动与资本的矛盾是现代矛盾的根源。在欧洲,劳动者当家作主的思想早已有不少人提出,尽管论述没有马克思那样深刻犀利。社会主义思想在西欧根深蒂固。现在的欧盟,工会、农会、商会势力强大,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后才有的。

中国自北宋以来就是士大夫执政,这造就了世界上第一流的职业官僚。士大夫阶级的专业就是治国理政,这是专业化、理性化的管理阶层,是当时世界史独一无二的行政阶层。要论行政程序、维护社会稳定的机制,西欧从来就比不了中国。但是,士大夫这个阶级来自从读书人,中国的读书人,自东汉产生以来就脱离生产劳动,劳动者在读书人眼里是下等人,因此,读书人“骑在劳动人民头上”的精英意识,根深蒂固,改也难。

鸦片战争以来,西方人的大炮轰毁了中国的士大夫阶级。科举废除,读书人当官的路子被封堵。除非你外语好,能给列强当买办。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在走投无路之后,才走上与工农和劳动者相结合的道路的。“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这种思想对于中国来说,不是太土,而是太洋,说马克思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的第一人,其实是蒋介石。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说是劳动者的思想,但让中国的士大夫接受马克思主义,把自己当成普通劳动者,这比登天都难。学而优则仕,读书就是为了做官,这种逻辑根深蒂固,蒋介石如此,其他人也差不多。

士大夫和读书人是官僚的后备军,腐败的根源就是官僚主义。因此,反腐一旦触及到官僚主义及其后备军——读书人的精英意识,那就等于得罪了天下的“清流”。无论你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雍正皇帝还是毛泽东,那都得留下骂名——世界上只有“鞋匠造反,要当老爷”,从来没见过“老爷造反,要当鞋匠”,屠格涅夫的话不仅是幽默。

今天,我们说“西方文明衰落了”,意思是说:西方正在丢掉它好的东西,而不断发扬它坏的东西。比如说:穷兵黩武、宗教冲突甚嚣尘上、劳动者沦为消费大众、金融资本垄断一切、经济脱实向虚。

说西方文明衰落,是说西方那些“好东西”,正在走向它的反面。

中国道路

百代都行秦政法

中国文明并不是世界上发生最早的。在我们之前,有埃及、有两河、有夹在这二者之间的希伯来。但是,这些产生最早的文明,都处在沙漠海洋包围之中,它们都是区域性的。它们产生了很久,但却没有对世界产生什么影响。

夏商周还是氏族部落制度,不是国家制度。那个时候,中国还叫笼统的“天下”,而不知何谓“国家”。中国统一自秦始。毛主席说,我们中国叫秦,加个a,变成了China。

秦,标志着中国文明的成型,而我们这个文明一成型,立即对世界产生了影响,其标志,就是秦始皇派蒙恬击匈奴。这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大事,它最终造成了匈奴的西迁,把欧亚大陆联系在一起。

欧亚大陆是“世界岛”,在历史上有两次大的运动,一次是秦汉击匈奴开始的游牧民族的大迁徙开启的,一次是欧洲大航海开启的,如果说还有一次,那就要看今天的“一带一路”了。

秦统一的基础是“郡县制”。它的起步是建立在国家统一土地税收基础上的“武装垦殖”制度,“士为知己者死”,战国时代所谓士,就是耕战之士,即武装垦殖的武士。钱穆和增渊龙夫都认为,秦之郡县,其实就是从其他诸侯国那里抢来的王田和公田,所谓县就是“悬”,这种悬在秦原有的国境之外的土地,即殖民地,其称为“县”,正是以之与“邑”和“封邑”相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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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的改革是在新占领的土地上——即孤悬在秦故土之外的殖民地“特区”实行改革,起初是所谓“新区新政策”,而随着新区的扩大,新的郡县制度逐步覆盖了原有的老区。

七国中,为什么唯独秦国能够做到依法治国呢?这就是因为秦之落后。因为落后,所以它的治理,起初要靠“客卿”,即引进人才,而不是靠本土亲贵。比如说,齐国孟尝君(田文)就当了惠文王时的秦国宰相。

客卿治国的好处,便是官位不能世袭。上层是客卿治国,基层是农民当兵,所以就讲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例外。一句话——秦之“依法治国”,靠的就是客卿和农战。

秦的守令,绝不同于周之方伯、诸侯。方伯、诸侯,是周天子的亲戚,夏商周政治,就是建立在血亲基础上的氏族政治,而秦的守令则是皇帝派遣的国家人员,周天子的亲戚可以自专,而秦始皇却对守令有绝对权力,守令每年需将郡县政务和财务决算报告于丞相,这叫上计。平时,皇帝派遣御史大夫的僚属巡行各地,这叫监御史,此官虽微,但是皇帝亲信,权位甚重。纪律检查、中央巡视、权力监督,秦始皇时代就有了。秦之郡县制,奠定了中国基本的国家治理制度。法家说的法,就是国法,就是刑名责罚。法的基础,就是国家政治,没有抽象的、脱离国家政治的法律。从氏族血亲政治向国家政治制度迈进,就是用法的关系,代替亲戚关系。

历代文人皆痛骂秦始皇专权自私,骂他自私到了“六亲不认”的地步。只有章太炎赞叹说:“始皇负扆而治天下,子弟为庶人”,秦始皇不用自己的子弟亲贵治理国家,而是派公正的官员治理天下。柳宗元说,历代君王,他们不但自私,而且“私其子孙”,于是就有分封——封建制植根于帝王之私,而秦始皇之为制,“公之大也”。按照秦律:商人不得为官、不得为吏,为此,秦始皇杀了自己的亚父“阳翟大贾”吕不韦,这不但从根本上杜绝了官商勾结的腐败,而且从此杜绝了大资本爬在国家头上、富商大贾绑架国家权力这条路,彻底改变了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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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代都行秦政法”,“孔学名高实秕糠”。孔子学说固然有很多的道理,但孔子的思想,维护的是以血缘伦理为基础的氏族政治,它以为处理好亲戚朋友关系,就是处理好了国家政治关系,这样就不能从根本上杜绝封建制。孔子学说不过是一种精致的部落政治的思想,它离国家政治学说还很远。

把一种部落时代的思想当普世价值,这是后世元代即蒙古人的发明。

王道与富强

汉代的成就有二:其一,是击溃了游牧民族的挑战,使中国屹立于欧亚大陆。其二,是极大地发展了经济。汉之伟大,就在于“富强”二字。而汉的失误,则在于使经济发展的成果落入到利益阶层手中,形了门阀士族。

汉击匈奴是继承秦始皇的事业。而汉武帝的战略功绩在于占领西域与河西走廊一线,有效分割了来自蒙古高原与青藏高原这两股游牧民族势力。沿河西走廊、西域开拓的丝绸之路,是汉的欧亚大陆战略的产物,一旦掌握这条战略通道,则可北控蒙古高原,南控青藏高原。自此以后,自汉到清,中华民族便是延续这样的战略思维,屹立于欧亚大陆。

强的基础是富。经过战乱的破坏,西汉面对的第一个要务是恢复和发展经济。“黄老之学”在汉初的兴起不是偶然的。所谓文景之治,实质是“无为而治”,也就是放任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

秦灭后,项羽重新分封。汉初,封同姓王、异姓王(韩信、英布等),这是迫于形势,不得不然,因为战乱破坏了交通和商业交换体系,派功臣亲贵分驻各地,便于分收租税,否则,汉初的国家是养不起这些骄兵悍将的。

汉代的郡守县令是国家派遣的,但是,西汉太守大抵是所治郡县本地人士,且得自置吏,而为吏者,多本地豪家,这样一来,秦代“商人大贾不能为吏为官”的法律,就率先在基层被冲破了。豪族便如此起于地方。

汉代在经济方面是充分进取性的。中央十分重视工商业,汉代最大的企业就是盐铁的制造与采冶,重视商业则以著名的“丝绸之路”为代表。相对于秦而言,汉代却不那么重视农业。这也是其最为儒家所诟病的地方。

西汉的封国之所以渐次瓦解,原因有二,一是中央的打击,二是豪族的侵凌。封君生活豪奢,入不敷出,要摆排场只有向富商大贾借债。《平准书》说,对富商大贾,“封君皆低道仰给”,这正如西欧16世纪以来,贵族在富商面前低三下四如出一辙。

汉初,有从基层选拔官员的制度,是为察举。由各郡国推举人才,但时间不固定,科目也不固定,主要有孝廉、明经、贤良方正等科,基本原则是“以德取人”。而豪族世家的出现,使基层选举制度陷入了危机,如此一来,“以名取人”和“以族取人”,便代替了“德为人先”。曹魏时期的九品中正制更加剧了这种趋势,“士名”和“族望”成为选拔的标准,终于导致了门阀士族政治的产生。

更有一种现象,即造纸术的发明,促进了贫富分化。东汉时代,书肆出现于市场,穷人无书也买不起书,于是富家垄断了文化资源。西汉初士人大抵半耕半读,但至此大族子弟以读书为业,读书人与生产劳动完全分离,有钱人才有能力让自己的子弟去读书然后做官,这样,富人就垄断了知识和权力。出现了官、产、学一体化的世家——即后来的士族。

汉代中央集权,以武帝为最。武帝之集权,是经济集权加皇室集权。汉武帝把朝廷分为“内朝”与“外朝”,他自己主要依靠“内朝”办事,内朝有桑弘羊等办盐铁,有外戚大将军带兵,这样汉武帝把财政、军队抓在手里,如才能击溃匈奴。如果听任“外朝”的议论和扯皮,那匈奴是万万打不得的。皇室集权的一个突出的标志,就是原本作为皇帝管家之一的“尚书”的地位权力上升,尚书由皇帝的生活秘书,变成政务秘书,由管理家事,变成参与政事,处理官吏的奏议以及草拟皇帝的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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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模式的中央集权,起初非常有效,但也有一个很大的坏处,就是使内廷和外戚的权力膨胀,因此桓谭《新论》说,王莽篡权,“乃不犯关梁厄塞而取之”,即内官和外戚,不必攻城野战,仅通过发动宫廷政变就可篡权。中央政权被篡夺,地方被豪族把持,封国又被富商侵凌瓦解,选拔机制全被士族垄断,汉代的政权,就是这样日益沦入了贵族——士族门阀之手。

两汉有儒家的复兴,而两汉之儒,则与先秦之儒大不相同。第一,汉儒讲“大一统”,统于天子,强干弱支,反对封建,这是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第二,儒法合流,把国法与家法统一起来,使儒家学说有利于治国理政,这是大小戴《礼记》。第三,是重视农业。《盐铁论》中,与桑弘羊辩论的,都是儒生,但他们反对工商业,希望通过制止经济发展来消除两极分化,都是空想。

先秦之儒,不过是家族学说。而两汉之儒,则为国家政治、经济、司法学说。两者不可同日而语。

概而言之,“自古有无王道之富强,无不富强之王道”。两汉之得在富强,两汉之失则在王道。

发展商业、办企业,经济得以迅速发展。但同时带来的问题是两极分化。汉代经济发展的成果,落在了豪门富商手上,这是两汉瓦解的根本原因。

重视商业,轻视农业,自由放任,于是造成土地兼并。西汉末期爆发五斗米道起义,就是土地兼并造成的。西汉末期,无论中央还是封国都无力自保,这些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都不是被中央,而是被豪强大族势力镇压下去的。东汉刘秀就是依靠大族起兵恢复汉室。于是,与西汉不同,东汉的政治,完全操于大族之手。且东汉政治的权重,已经在地方而不在中央。东汉后期,刺史坐大,州牧成为地方割据的首领,不是偶然的。东汉末年,镇压黄巾起义,依然靠的只能是地方豪族及其部曲,曹操便是地方豪族的首领。

士族垄断权力的顶峰,是东晋时期。几个世家大族——琅邪王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等,号称与司马氏“共天下”。南北朝时期,整个南朝、甚至北朝的中央政治机构的重要位置中,基本上由几个门阀大族垄断。地位显赫的士族有:山东(指今天豫陕交界处河南灵宝崤山以东)的崔、卢、李、郑,南方的王、谢、袁、萧、顾、陆、朱、张等。

魏晋时代政治组织的特征,与16世纪的西欧类似,就是王权与豪门富家联合执政。具体说就是:富家士族把持政治,却又不讲政治,而是大谈自由放任,大讲“小政府”、“有限政府”。陶希圣说,“士族之于政府,参加而不负责任。政府之于士族,尊重而时相抵触”——这个概括准确而精妙。

门阀士族政治的特征,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畅言“自由”。可以这样说:政治自由主义的思想,发端于魏晋时代的老庄玄学,而不是16世纪的欧洲。门阀士族看重的还是工商业资本和土地资本,他们既视政治为俗务,也看到了政治的风险,所以尽管占据高位,却不谈政治,而是大谈老庄与玄学,而非儒学。这是魏晋南北朝士族的意识形态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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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贵族政治到国家官僚政治的过渡

唐代继承并发扬了秦汉经营欧亚大陆的遗产。除陆上丝绸之路外,唐还与伊斯兰文明圈携手,开拓了海上丝绸之路。唐顺宗时代的宰相贾耽作《古今县道四夷志》,记载了南出长安,经印度洋、孟加拉湾、阿拉伯海到地中海的海上丝绸之路。当时,经海路来中国的阿拉伯商人很多,他们因长相特异,被唐人称为“菩萨蛮”。

唐代要对付蒙古高原上的突厥和日益强大的吐蕃,所以便如汉代一样,全力经营西北,继续开拓西域并维护河西走廊之安全,与此同时,隋唐依靠运河经营和勾连东南,依靠海上丝绸之路经营西南,富强一时超越两汉。汉、唐、清既均致力于开拓欧亚大陆,但也是因为西北问题的牵制,故于东北亚、东亚,均持守势。

唐代不得不从汉代继承来的负面遗产,便是由门阀士族制度演化而来的贵族制度。于是,怎样利用并克服贵族制度,这就是对唐代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严重考验。

唐初的执政者,实际上是两大贵族集团:一个是关陇军事贵族集团,靠的是军功勋格,一个是郡望大姓,靠的是门第。如果在此二者之间再加一个,那就是沙门贵族集团,即佛教势力。

从大分流到大翻盘:中国制度的革新

南北朝到隋唐,佛教是一大贵族集团。举凡放债、典当、出卖度牒、发行债券,这些名堂都是寺院搞出来的,僧尼诸众不纳捐税,免除劳役兵役,国家财政一旦困难,就靠卖度牒集资。敬宗时(公元825-826年)徐州节度使卖了一次度牒,国家就丧失了六十万丁壮。

这是一种什么景象呢?是宗教热情,还是富户避役避税运动?显然是后者。虽然寺庙香火繁盛,但隋唐的佛教运动显然出于经济目的,与西方的宗教狂热不同。

这三大贵族势力的勾连,构成唐代的统治阶级。唐代固然结束了“封疆土,建诸侯”,但贵族的力量却更加强大。因而唐代是把地方的封建,变成了中央的分权。这在制度上的表现,就是“三省六部制”。

所谓“三省”制是:中书出令,门下审核,尚书执行,这就是“三权分立”。三权分立的实质就是分权,也就是皇帝与贵族分权。西方近代的三权分立,是贵族、教会与王室分权。实际上,中国在世界上最早实行了“三权分立”。

“三省”把持在贵族集团手里,“三权分立”,意味着在中央是贵族掌权。而唐太宗以虚心纳谏著称,这当然不是因为他脾气好,而是因为他得罪不起贵族集团。唐高宗要把女儿嫁给河北崔氏,崔氏不娶,就是因为他们自以为比皇帝门第高贵。

“三省”意思是有三个宰相,宰相开会的地方叫议事堂,宰相吃饭时研究工作,叫“宰相会食”,任何人不能打扰,皇帝都不能参加。所以国家治理的事情基本上是“三省”定,皇帝是被架空的。

唐代若是贵族政治,那怎么看隋唐之科举入仕呢?所谓科举入仕,在唐代相当于官场里的“文工团”,基本上是个摆设。

其实,“考试”形式由来已久,隋以前,考试本是察举制度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隋代只是使“考试”脱离了察举制,成为选拔人才的又一形式,并逐渐制度化而已。

科举脱胎于察举,隋文帝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和州郡长官辟举任官制,各级长官都由中央统一任命,国家采用考试方法,统一选拔人才。隋炀帝时期,设进士科,这标志着科举制度的诞生。但是,以科举代替贵族官制,这么大的改革动作,绝不是通过上面一道改革命令就能完成的。人们惯常以为隋唐确立了科举制,这其实是误解。隋唐时代,科举不过就是摆设而已。

唐代继承了隋朝科举选人的制度,但科举不是唐朝唯一的选官制度。唐朝主要有三种选官制度,科举制度最不重要,重要的乃是门荫入仕和杂色入流。“门荫入仕”就是一定品级的亲贵高官的子孙,可根据父祖官爵的高低(需经过考试后)授予不同官阶的官职。“杂色入流”则指各级官府的胥吏(由汉代的文吏演化而来)升到一定级别并考试合格后,可到吏部参加铨选,考试合格后可获得“官”的资格。

为什么说唐代治理并不靠科举?首先,就选拔人数而言,据《唐登科记》,唐代科举及第的人数很少。一年一度的科举考试,每次考中的只有二三十人,远不如宋和明清。而“诸色入流岁以千计”。显然科举入仕的官员比例并不高。其次,就任用方式而言,唐代科举及第后并不马上授予官职,因为还需参加吏部的铨选,考试合格后,方才授予官职,谓之“释褐”,而通过铨选之后,进士所授官职,则要远低于门荫入仕。门荫入仕者一般占据朝廷高位,而胥吏阶层是中下级官吏的主要来源。科举入仕只是官场的补充而已。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唐代的科举,并没有真正打破贵族官制。唐代的行政权,还是掌握在贵族手里。

唐代的中央,就是皇帝与贵族斗法,皇帝要办事,如果贵族反对他就办不成。于是,这就迫使皇帝越过把持中央的贵族集团,直接去抓地方。唐能统一天下,动员基层,这既不是靠科举制度,更不是靠三省贵族分权,而是靠府兵、靠均田,这是皇帝直接管地方的制度。府兵制脱胎于北魏,《木兰辞》有形象的描写: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老百姓自备装备服兵役,这就是府兵。

唐代百姓与中央建立关系,就是通过均田与府兵,靠的是军书和黄册(土地册)。

唐代制度,有一条是继承了秦汉,而又超越秦汉的——那就是设立独立于三省六部的“御史台”。既然贵族把持了中央三省,御史台的主要功能并不是监督三省和六部,而是巡视地方。中央派出巡视地方的巡视员叫观察使,分巡地方十道,这是皇帝控制地方的制度。而到了唐中宗,观察使就驻在地方,因此被称为节度使。这样,中央派出的巡视员,逐渐成了地方诸侯,在安史之乱时期,它就演变为藩镇。

从大分流到大翻盘:中国制度的革新

陈寅恪说,安史之乱,实质是关陇贵族集团的后代造反,即融胡汉为一体的关陇贵族集团内部分裂,这是很有见地的。钱穆说,唐代地方形成藩镇,主要还是由中央巡视员驻在地方的结果,权力的监督机构变成了地方权力本身,观察使分巡十道,使州县之上有了道,而道终于裂变为藩镇。这也是一种不俗的见解。

中国的贵族政治,以安史之乱为标志,开始走向衰败。安史之乱的重灾区是河北山东一带。它不仅导致关陇集团的分裂,也沉重打击了贵族门阀势力,使中国自汉末魏晋以来的贵族政治走向终结。马克思说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从这个意义看,安史之乱不失为一场制度革命。它开启了新的改革大门,导致了儒家的复兴。不过,这里复兴的不是孔子之儒,而是汉代之儒,核心就是要维护大一统,强调中央权威,重视经济发展,尤其是重视企业(盐铁)和商业(漕运)发展,重视农业和土地税收。汉儒被门阀士族打败了,但唐代贵族制的没落,却为汉儒思想的复兴创造了历史条件。从中央层面说,一旦贵族式微,三省制度便少了依托,而中央集权,则是从集财政权入手,即从税收、转运、军需的强化入手,这就是杨炎和刘晏的改革,它造成了盐铁、度支和户部三个部门权力的上升,并对原来的“三省六部制”造成了根本性的冲击。于是,主管财政的三个部门,在重新分工中崛起为三部——盐铁部:管盐茶、商税、铸钱、铸造兵器;度支部:管漕运、军粮、俸禄;户部:管田税。

永贞元年(公元805年),唐顺宗-宪宗之间发起永贞革新,这是中国制度转变的一个关键点,即从三省(中书、门下、尚书)制度,转向三司(盐铁、度支、户部)制度,实质是从贵族政治,转向国家官僚政治。革新中涌现出著名的改革群体,他们都出自这三个财政部门。这就是要在更高的层次上恢复到秦始皇、汉武帝的路线上去。

柳宗元、刘禹锡、韩愈到白居易,都是这个改革集团中人。他们代表了中唐学风、文风和作风的巨变:从贵族的自由主义和雕饰文风,转向严肃的治国理政。当时柳宗元是御史,刘禹锡是屯田员外郎,分别是监察官、财政官,他们都不是空头文学家。

由于这次改革失败,导致了“二王八司马事件”。著名的《封建论》乃是革新失败之后,柳宗元被贬永州时所做,这篇文章是对秦、汉、唐治理体系及其效能的深刻总结。

毛主席读柳宗元的《封建论》,他认为:一,中央不能出“修正主义”,地方不能搞分裂;二,经济要发展,但经济发展的成果不能落在既得利益集团手中。这是两大历史教训。毛主席认为柳宗元是一流的政治家,他的文章能够把“义理”与“才情”高度统一起来,把治学与治国理政统一起来,能够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统一起来。

后唐的第三个皇帝李嗣源正式确立了三司制度。三司制度被宋代继承,使宋代成为一个极为重视经济的朝代。

千年大变局

公元907年,中国历史上绚烂的世界帝国——唐朝灭亡了。公元960年,宋朝建立,从那时起到1840年,一个新的千年开始了。

宋从隋唐那里继承的最重要的东西是大运河。宋把秦、汉、唐的大部分江山都丢了,保有的只是勾连东南地区的大运河,这样,宋把中国发展的方向,由欧亚大陆引向了东南沿海。

隋文帝时,开广通渠,漕关东汾晋之粟给京师。隋炀帝时,开运河,漕东南之粟给京师。从宋代起,西北的问题、欧亚大陆的问题似乎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东南沿海。明代刘侗说,“有西北之劲以制东南之饶,亦用东南之饶以养西北之劲”,但秦、汉、唐西北之劲,是因为军旅以农民编成,强大的军队是打出来的,不是靠东南沿海养出来的。中国东西部发展的不平衡,是宋代以来制度安排的结果。

宋代的军队是养出来的。国家高薪养兵,把军队当摆设,开了历史先河。宋太祖的名言是:“吾家之事惟养兵为百代之利益。”国家把兵养起来,这样就不会再有安史之乱,但是,这样包养的军队,从此就不能打仗了。

宋代以科举制度,彻底消灭了唐的贵族官制。官员依靠国家俸禄,没有造反的物质基础,科举所考,均是课试文章,与治国理政没有关系,选拔出来的多是废物,没有造反的能力。宋代以其积贫积弱,反而成为中国历史上延续最长的王朝,就是因为它以包养的方式,搞定了中国的枪杆子和笔杆子,一举废除了中国文武两个阶层的能力。

从大分流到大翻盘:中国制度的革新

与秦、汉、唐、清不同,宋朝从来没有完成中国的统一。北宋的一统是“小一统”,统一的只是五代十国那个区域,而宋的周围依然有辽、金、西夏列强环伺。北宋的制度改革或者制度设计,就是这种尴尬处境的产物。一方面,为了维持内部统一,避免五代十国的军阀割据的局面重现,它就必须以文人政治代替贵族政治、武人政治。文人不作为,但也不会生事,如此就能维持住内部的“小一统”,但是,面对列强环伺的处境,又迫使它不得不有为、不得不改革、不得不图强。

为了内部稳定,需要用规矩人、乃至庸人;为了谋外部生存则需求强势、求破格,而如何以庸人求强势呢?是所谓“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也”。

于是,整个北宋就只能在有为与无为之间徘徊、等待、消磨,最终只能是维持而已。

中国的读书人政治,即“学而优则仕”政治,从宋代开始。科举制度,到北宋方才确立为国家选拔官员的基本制度。与唐代相比,宋朝的科举之门大开,不仅选拔人数大大增加,而且是考中即授官。北宋开启的制度革新,使得读书人政治取代了贵族政治。所谓“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比起贵族阶级,“士大夫以官为家,捐亲戚,弃坟墓”,这当然是有进步意义的。

前人指出,宋代的成就,既不像以效法“道德”取胜的周朝,也不同于效法“功力”取盛的汉唐,而是“举一世之才而纳之于准绳规矩”,“其家法严,故吕(后)、武(则天)之变,不生于肘腋,其国体顺,故王(莽)、董(卓)之祸不作于朝廷”。与历代不同,宋是最讲法制、讲规矩的,这造成了制度稳定,当然也是一种进步。

但是,这个制度在本质上也有很大缺点,简单地说,就是读书人缺乏治理能力。宋代的科举考试制度极其严密,这似乎是一种进步,但是一考定终身,这也使科举成为畏途。这样,许多有才能者只能做胥吏。科举考出的官员大多数是书呆子,这些官在一个地方待一阵,小心不犯错误就调走,而胥吏则久居地方,掌握地方事务。所以,地方实际上是胥吏包办、胥吏治理。

叶适这样说:何谓“吏胥之害”?从古患之,非直一日也,而今为甚者。盖自崇宁极于宣和,士大夫之职业,虽皮肤蹇浅者亦不复修治,而专从事于奔走进取,其簿书期会,一切惟吏胥之听。而吏人根固窟穴,权势熏炙,滥恩横赐,自占优比。渡江之后,文字散逸,旧法往例,尽用省记,轻重予夺,惟意所出。其最骄横者,三省枢密院,吏部七司户刑;若他曹外路从而效视,又其常情耳。故今世号为“公人世界”,又以为“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者,皆指实而言也。这就造成了宋代一种制度悖论,便是叶适所谓“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

宋代法度极严,御史台也有了新的变化。历代的谏官本是向皇帝提意见的,甚至是帮助宰相来监督和均衡君权,而到了宋代,谏官逐渐地偏向监督宰相、监督政府。谏官本是专门提意见的官员,评价其称职与否之标准,一般来看就是敢不敢说话。此前,谏官向皇帝肆无忌惮地提意见方显称职,到了宋代,谏官的职责竟然成为直接反对政府,如此以来,本来就不太会干事的官员,就更加不敢作为了。

至于宋代的地方制度,乃是为了纠正唐代地方权力过大而设计的。与唐代仿佛,宋代同样是派御史到地方巡视,但不叫观察使或节度使,而改叫监司官,而且是每一路派四个监司官,把地方的财政、司法、军事、民政一起管起来,把这些权力全都收归中央,其中,以管漕运的转运使最为权重。唐代中央-地方分税,总还是给地方留了一些财政自主权,但是到了宋代,地方完全无权,财政、军事、民政全归中央,太守坐拥空城。于是,面对辽金的“游击队”也完全无可奈何。

史家说宋代积贫积弱,并不是说中央积贫积弱,而是说地方积贫积弱。因此,叶适指出:如果说唐代的巡视制度之缺点是放任了地方,使中央巡视员变成了封疆大吏,造成末大不掉,那么,宋代的监司巡视制度则完全相反,宋代的监司,成为了中央压迫和榨取地方的工具,使地方日益困穷无能。

“国学”这个东西,便是宋代搞出来的,它起初的名字叫“道学”。宋学终结了汉学,宋儒终结了汉儒。它所终结的,实际上就是汉儒治国理政的思想,它以“华夏不治夷狄”反对“大一统”,以道学的空谈,所谓“君子不器”,排斥治国理政的学说。从道学产生,中国的儒家思想就丧失了战斗力,变成了像老庄学说那样的玄谈与空想。道学更搞出了一套自然法,就是三纲五常。所谓“心即理”,就是养成一颗尊君崇父从夫的心,说白了,便是一颗当奴才的心。至于“民心”何在,他们从来就不去关心,更懒得过问。

从大分流到大翻盘:中国制度的革新

王安石讲“道以致用”、“道之用见于器”,陆九渊、叶适讲“民心”,但他们这一套,在道学面前均属逆流,在道学家眼里,这些人都是小人。

与秦、汉、唐不同,宋代对于西北、东北均无能为力,唯独对于东亚产生了很大影响。宋儒对于东亚的影响,一是铸成了鄙视乃至挑战欧亚大陆的“岛夷意识”,二是强化了东亚的封建等级制。日本京都史学派美化宋朝,以为唐宋之变,开创了人类现代化道路,造成了一个与欧亚大陆相对立、脱离的“东亚文明共同体”,这并非偶然。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打的旗号就是“大东亚共荣圈”,而蒋介石、汪精卫,都是宋代道学家的信徒。

从大分流到大翻盘

在欧亚大陆上,在中国与西欧之间,有三大游牧民族,一是土耳其,二是鞑靼即蒙古主力,三是通古斯,而女真为其一种。

首先横扫欧亚大陆的是蒙古。元代打开了唐代衰落以来梗塞已久的欧亚交通陆路,并开通了南洋和印度洋贸易。

元代造成了佛教的复兴。它全力打击先秦、两汉、隋唐、有宋以来以治国理政为旨归的儒学,停止科举90余年,任用贵族、僧徒、胥吏为官。但是,以消灭儒学为目的的元代统治者,却大力扶植道学,因为道学所宣扬的三纲五常是顺民的哲学。正是蒙古人为两宋道学确立了正统和支配地位。1313年,宋儒周敦颐、二程、张载、邵雍、司马光、朱熹等人从祀孔庙,这样,儒学就变成了“儒教”,而儒教就是宋代的道学。对于蒙古人、西域人是否用道学治理呢?绝对不用,道学只是治理汉人的治术或学问。故章太炎说,国学就是国将不国之学,就是亡国之学。鲁迅甚至说,从那时起,中国读书人就断了脊梁。

儒家既然没落,但小民的反抗却不能停止。元末,以私盐贩子为中心的暴动,最大的是浙江方国珍的队伍;而因穷为僧的朱元璋,最终率部截断运河,推翻了元代的统治。

明代处于世界历史大分流时期,处于中国历史大的转折关头。整个明代与历代的不同,在于它的挑战既来自陆地,又来自边疆,既来自西北大陆,又来自东南海上;它面对着西方海洋资本主义的兴起与挑战。

明代没有成功地应对这种挑战,丧失了历史的机缘。明代一切治理政策中,最为错误、且对后世影响最巨者,就是“一条鞭法”的实行。本来,自秦汉以来,中国的赋税政策,都是农商并征。嘉靖年间,浙江御史庞尚鹏奏请一条鞭法,提出一切赋税均依于土地、计亩征收,这就放任了江浙一带的商人。工商阶级没有田亩便不纳税、不服徭役,这是千年未有之大不公平。万历初,张居正当国,一条鞭法实行,规定一切赋税皆纳银两,使白银成为明代国家税收货币,这又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此时,正值西班牙人在美洲发现大银矿。此后一直到鸦片战争,世界上四分之三的白银流入中国,支配中国经济的货币财政政策,便操在了东南沿海的买办商人和西方殖民者手中。中国在资本时代的失败命运,从此铸就。因为白银依赖外部供给,所以中国经济发展便陷入资本短缺的状态,从而使工业革命不能发生于中国。由于东南沿海商人勾结倭寇洋人,明清又不得不实行闭关锁国政策。

1614年,“海上马车夫”荷兰在中国南海与西班牙、葡萄牙人争夺海上霸权并占领台湾,从那里封锁了从菲律宾向中国运银的通道,造成明朝极为严重的通货紧缩。被高利贷所压榨的中国农民奋起造反,1633年,明朝被清朝所代替。

清朝继承了秦、汉、唐的未竟之业,将蒙古、新疆、西藏、青海纳入中华版图,大清使中国再次屹立于欧亚大陆。但是,女真这个狩猎的民族面对的却是一个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世界,这个时代是资本的时代,这个世界是帝国主义的世界。清朝延续了明代以银为币的错误政策,它没有使货币转化为资本。1840年,巨额的商欠——即经营资本的缺乏,已经使广东公行的对外贸易不能持续,这是鸦片战争的导火索。鸦片战争炮声一响,大量的白银赔付造成了清王朝财政体系的瓦解,清王朝随之崩溃了。在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打击下,中华文明陷于崩溃,中国陷入了积贫积弱。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清代有汉学的复兴,从顾炎武到林则徐、魏源、康有为,他们力图恢复儒家经世致用、治国理政的传统。但是,历史证明,在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传统已经不能救中国。清朝对于中华民族的最大贡献,就是继汉唐之后,将目光重新转向欧亚大陆。这种转向的一个悠远的历史回声,便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从大分流到大翻盘:中国制度的革新

马克思逝世10年之后,毛泽东诞生于中国湖南。马克思诞生100周年的时候,毛泽东来到北京大学图书馆报到。

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从那时起,一个开天辟地的时代开始了,我们把这个前无古人的时代,称为“中国人民站起来”。

如果说,秦皇汉武和唐太宗,使我们的民族成功地应对了游牧民族的挑战,使中华巍然屹立于欧亚大陆的话,那么,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率领中国各族人民,通过浴血奋战,成功应对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帝国主义时代,实现了历史大翻盘,使中华民族重新屹立于世界各民族之林。

中华文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

中国共产党是怎样继承了中华文明的优秀成分,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使之发扬光大的呢?

多年前,我在与胡鞍钢、王绍光、周建明合著的《人间正道——中国道路与中国共产党》一书中提出过这样的看法:

第一就是中国共产党振奋了中华民族的“武德”,通过土地革命,建立了一支人民军队,在此基础上,恢复了秦汉郡县制,实现了国家统一。

当兵光荣,好男儿方能当兵,这是共产党带来的新气象。“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就是武德的体现。从三湾到古田,毛泽东的建军思想,振奋了中华民族失落千年的武德,使中国一举摆脱了挨打的悲惨处境。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是一切道理中最基本的硬道理。

第二就是通过改造基层,实现了人民的彻底解放。

中国数千年来,何以不能解决国家组织能力问题?要害就在于,无论是儒家的士大夫精英政治,还是法家的官僚政治,均不能面对中国治理体系之根本缺陷,即如何从根本上调动人民的积极性。自皇帝到基层复杂的治理结构,不过是以官治官,乃至以胥吏为官,而如果不靠人民积极地有所作为,也就不能充分发挥组织能力。

几千年来,人民逃避剥削压迫,其实质就是逃避政治、逃避组织、逃避国家。其消极方式是逃避赋税、消极怠工,而积极的抵抗便是造反起义、落草为寇。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唯有共产党人深刻地了解到中国的上层治理体系已经叠床架屋,以官治官的改革难以奏效,从而专心致志、全心全意致力于基层建设、从基层入手教育人民、组织人民和发动群众。所谓民主,就要让人民参与治理者的工作,选举只是手段之一。而所谓群众路线,是要求治理者走下去,到人民中去生根、开花、结果。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民主,是中国之民主,与西方民主根本不同。

第三就是锻造新的治理者,形成了新的政治文明、治理者伦理或“工作作风”。

经世致用,治国理政,这是中国文化最优秀的特点,知识与劳动相结合,这是现代科学的精神,是马克思主义带给中国的最宝贵的东西。中国共产党不是简单地继承或者借鉴了中国传统文化,而是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我们的任务不是复古,而是推动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我们的目的不是复兴儒学,而是推崇科学,使知识与劳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是我们这个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政党的性质所决定的。

第四就是建立了以人民币为核心的“人民资本”。1948年,人民币在石家庄向全中国发行,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中国的信用货币。这种货币以人民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信任为基础发行,这不但一举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的货币短缺问题,资本受制于人的问题,而且,一举将中国经济由农业经济,推向了现代资本经济。

从大分流到大翻盘:中国制度的革新

第五,就是以“春秋”改造“世界史”,以“大一统”和“天下大同”描述人类历史发展规律。

《春秋》所揭示的历史辩证法,就是从建立华夏,到夷狄与华夏的对立,再到融合华夏与夷狄的“天下”,即由“大一统”走向“天下大同”的辩证法。这就是所谓“三统”、“三世”。

在我们的历史上,秦汉时期是华夏大一统的时期,而自唐到清,是融合夷狄与华夏为一体的“天下时期”。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新的人类共同体。为了这个目标,我们必须把中华文明的优秀成分,与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结合起来,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为人类大同而奋斗。

【韩毓海,北京大学教授,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察网(www.cwzg.cn)摘录自《经济导刊》2017.07,原标题:中国制度的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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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中国制度的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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