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后期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蜕变

本文从苏联思想理论的蜕变和苏联共产党背离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角度全面阐述了苏联亡党亡国的历史教训。苏联后期戈尔巴乔夫推行的各种“改革”举措对苏联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导致苏联社会意识形态蜕变;诸如“公开性”、“民主化”、“多元论”等种种“新思维”瓦解了苏联的理论,导致了苏联后期整个政治思想领域的松动、滑落和崩盘。苏联背离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失去辨别是非的敏锐性,扰乱人们的思想,引发各种社会思潮泛滥,最终导致亡党亡国,教训极其惨痛,需引以为戒。

苏联后期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蜕变

2005年,普京在国情咨文中说:“苏联的崩溃,是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对于俄罗斯人民来说,它是一场真正的悲剧。”(《普京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0页。)在苏联亡国亡党的20多年间,我国思想界、理论界都试图探寻其中的缘由,并从各个角度给予理论论证。“政治危机说”、“经济崩溃说”、“外部颠覆说”、“文化自灭说”、“领导人叛变说”、“政党蜕化说”等,不一而足。对于苏共亡党、苏联解体,本文仅从其思想理论的蜕变和背离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这个角度试加分析。

一、“改革与新思维”下的意识形态蜕变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一上台,就面临两大难题:一是如何推进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二是如何在日益被动的冷战格局下实现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增强社会主义对抗资本主义的力量。对于这两个问题的思考和回答直接决定着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的政治决策。1987年,应美国出版商的邀请,戈尔巴乔夫撰写了《改革与新思维》一书,对以上两个问题进行了回答,他的答案是进行“全面改革”,运用“新思维进行社会主义制度变革”。

当时,苏共党内的斗争已经十分激烈,而思想分歧更是相当严重。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改革派”认为,改革已经迫在眉睫,已经不是局部“修正和清理一些东西”,国家就会自动加速发展,“改革运动已具有另一种性质;关于改革的规模和限度、手段和方法的观念都已发生了变化,而赖以实现期望的现实也已完全不同”(〔俄〕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203页。)戈尔巴乔夫则说得更为直白,“改革运动的精神实质,就是彻底地颠覆斯大林主义……早在学生时代,我就发现,社会主义的现实与理想相差十万八千里了”(转引自李慎明主编《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79页。)苏共中央宣传部长雅科夫列夫指出,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改革运动从一开始起就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发生了矛盾”(〔俄〕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204页。)为了推进所谓的“改革运动”和“新思维下的社会主义制度变革”,“改革派”首先要破除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障碍,即传统意识形态理论的束缚。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自此不可避免地在“改革派”手里逐渐走向蜕变。为了摆脱传统意识形态的束缚,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改革派”采取了多种措施。

1.培育“新人”,接管意识形态管理工作

为了贯彻其“改革”意图,1985年,戈尔巴乔夫任命反共西化思想严重的雅科夫列夫为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中央宣传部长,接替被称为保守派的利加乔夫主管党的意识形态工作。1988年,戈尔巴乔夫再次进行“政治改组”,将主管文化、科学和国民教育等工作的利加乔夫更加边缘化,使其主管农业,雅科夫列夫主管对外关系,而让完全听命于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的瓦·安·梅德韦杰夫主管意识形态工作。与此同时,《共产党人》、《新世界》、《莫斯科新闻》、《共青团真理报》、《消息报》等党内宣传舆论阵地和相当一部分宣传机关的“保守派”领导人也被调离或撤换。刚刚上任不久的雅科夫列夫发挥了意识形态变革的推手作用。1985年,他以《政治发展的无上命令》为题上书戈尔巴乔夫,直言“民主化”、“公开性”、“多元化”将是“改革观念演变”不可或缺的必要环节。那么,他所谓的“无上命令”是指什么呢?那就是推进“改革”的前提——多党制。他写道:“信中我力图论证把苏共分成两个党的必要性,甚至这是无上的命令。这样,两个党就可以构成民主竞争的局面,在这条路上,它们会自我更新,通过民主选举互换执政地位。社会也就能从中获得强大的活力。”(〔俄〕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205页。)可以说,雅科夫列夫的上书与戈尔巴乔夫寻求“裂变”式的“改革”思想的合拍,正式开启了苏联意识形态破产的大门。

2.利用各种机会向党内和社会散布颠覆马克思主义和苏联意识形态的言论

1985年,雅科夫列夫就向戈尔巴乔夫进言:“全面的公开性,就是及时提供包罗万象的信息,这是社会生活进一步民主化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只有消息灵通的人才能有创见地和富有成效地参与社会事务。要想号召不掌握广泛信息并处于不利于发挥这种创造积极性的社会气氛中的人们表现出公民积极性来,是不可思议的……”(〔俄〕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208页。)而实际上,他的公开性首先就是拿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指导思想开刀。“在我国的实践中,马克思主义不是别的,而是一种新的宗教,它屈从于专制政权的利益和它任性的要求”。“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主义阐释,其危险已足以使任何创造思维甚至经典思维都毁灭殆尽”(〔俄〕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31页。)1985年12月,苏共中央出台文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公开否定,文件称,“社会思想本应从空想发展到科学,而在马克思主义阶段,社会思想在许多方面仍然是空想……单一的所有制和单一的权力不是社会主义。它们还在古埃及时就已有过”(〔俄〕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31~33页。)在雅科夫列夫等人的助推下,戈尔巴乔夫于1987年推出了《改革与新思维》一书,公开向世界宣布了自己以及由他所代表的苏联共产党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准备抛弃社会主义的理论倾向。同时,他还利用各种会议、集会活动等发表演讲、报告阐述其理论观点。与此同时,在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等人的授意下,大量的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以及宣传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的文章涌现出来,各种诋毁历史、否定社会主义,以至于公开号召推翻苏共领导地位的声音蜂拥而起。由此形成了自上而下、上下联动的一股强大的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逆流”。苏联解体十年后,雅科夫列夫在其回忆录《记忆的漩涡》以及其政敌阿·切尔尼亚耶夫在其回忆录《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中,都相互印证了他们在向党内和社会散布颠覆马克思主义与苏联意识形态的言论、纵容各种反党反社会主义行为的事实。

3.抛出“新思维”,以“新的政治思维和对外政策的哲理”(〔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彻底替代马克思主义

如果以上只是戈尔巴乔夫等人从行动上企图消除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苏联意识形态的话,那么“新思维”则是从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釜底抽薪式的颠覆。在戈尔巴乔夫等人看来,“整个社会主义观念是建立在否定的原则之上”,因此必须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遗产进行彻底的清除,“必须在理论上做出这样的突破,才能制止极权主义和对自由、创造的蔑视,才能结束意识形态的单一化”(〔俄〕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32页。)他们认为,“新思维”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最好的清洁剂。1988年,戈尔巴乔夫在会见穆里(时任奥地利共产党的主席)时指出:“新思维不是玩弄新名词,而是理论上和政治上必须遵守的最高原则。”(转引自马岩:《意识形态与苏联解体》,《马克思主义研究》1997年第3期。)那么这个“理论上的最高原则”的本质是什么呢?

首先,就国际层面而言,它以“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来抵消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和阶级理论。戈尔巴乔夫认为,20世纪80年代的世界发展“一体化”趋势的特征已经彻底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年代,甚至与列宁斯大林所处的时代也有本质的不同。因此,“世界上的新问题再不能按照过去世世代代留下来的思维方式来解决了”(〔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5页。),而应按照他的“新的理论和政治思维”树立“全球意识”以及“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理念,所以苏联在国际问题上的“政治立场应摆脱意识形态的狭隘偏见”(〔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180页。)在戈尔巴乔夫看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是存在的,但相较于“全人类的价值”,它们是无关紧要的。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民族、阶级以及阶级斗争的理论学说都已经过时了、失败了,人类历史发展应当用更高更新的国际主义伦理道德标准来推动,那就是使“国际关系人性化和人道主义化”。建立在这种“统一关系”下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并无本质矛盾,甚至没有本质区别,两者必然走向“趋同和一体化”。这样,“新思维”就完全颠覆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从而走向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反面。

其次,就国内层面而言,主张从理论根基上彻底改造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在戈尔巴乔夫看来,“改革”之前的苏联社会主义理论是停留在列宁斯大林时代的陈旧理论,要推进“改革运动”进程必须“彻底改革自己的性质”,即“变形的”“官僚主义的”和“被扭曲的”社会主义。他说:“我们的整个改革纲领,不管是从整体上来说还是从各个部分来说,完全是建立在多一些社会主义和多一些民主这样一个原则基础上的。”(〔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37页。)他所谓的“多一些社会主义”就是“多一些人道主义”,而“多一些民主”则是指“多一些公开性”。1989年,戈尔巴乔夫在《真理报》上发表的《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一文称,苏联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已经进入必须彻底根除的“死胡同”,必须用“新思维”来改变整个上层建筑,“根本改造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而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为“不仅是人道的社会主义,而且是民主的社会主义”(转引自马岩:《意识形态与苏联解体》,《马克思主义研究》1997年第3期)。这样,戈尔巴乔夫等人就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在他们的推动下,苏联的整个意识形态发生了彻底的逆转。

二、瓦解苏联的理论推手:“公开性”、“民主化”、“多元论”

“公开性”、“民主化”、“多元论”是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改革与新思维”的具体内容,也是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推进变革的基本方向和指导方针。正是由于一步步地推行“公开性”、“民主化”、“多元论”才导致了苏联后期整个政治思想领域的松动、滑落和崩盘。

1.关于“公开性”

其实,关于“公开性”问题,在苏联理论发展史上并不是戈尔巴乔夫首先提出的,而是列宁。列宁所讲的公开性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对党内事务要有原则有条件地公开。早在1902年前后,列宁就指出,“经济派”所谓的俄国社会民主党要有“广泛民主原则”,即“完全的公开性”和“一切职务经过选举”,这在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党尚处在秘密状态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可能实现的。社会民主党不是不要对党内事务进行公开,而是要“有原则、有条件的公开性”(《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16~417页)。二是对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的剥削本质,以及各种阻碍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错误理论进行全面的公开,以达到教育人民、唤起无产阶级阶级觉悟的目的。与列宁的“公开性”截然相反,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则是无原则、无条件地全面公开一切党的事务以及历史。他指出,“我们力求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有更多的公开性。人们既应知道好事,也应知道坏事……我们需要公开性就像需要空气一样……扩大公开性、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针并不是玩弄民主的把戏,而是党的原则立场”(〔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88、92页。)那么,戈尔巴乔夫等人提出“公开性”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呢?第一,真正的民主就是要放开对公众言论自由和知情权的任何限制。他们认为:“社会需要信息的正常交流,如同空气一样。这种交流只有在民主与公开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实现。任何形式的信息封闭、信息阻断必然导致社会的自体中毒。”(〔俄〕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35页。)也就是说,任何对公众言论自由和知情权的压制与剥夺都是非法的、不民主的。第二,不加任何隐藏全面地向群众公开所有党的事务,是赢得群众支持的基本途径。“群众应该了解生活的所有矛盾和复杂性。取得了哪些成绩,是什么在阻碍发展,在干扰我们,使我们迷失方向,有关这一切的全面而真实的情况,劳动群众都应该知道”(〔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89页。),这是得到群众支持的不二选择。第三,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之所以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长期存在经济发展滞后、发展活力不足等问题,就是因为没有足够的勇气公开现实问题。现在“社会气氛的民主化和沿着社会经济改革道路加快前进步伐,这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发展了公开性”(〔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89页。)第四,由于党长期以来严厉控制着舆论工具,人民的意志、意见、情绪等很难表达出来。因此要放开舆论工具,使其成为“公开性的最有代表性的和群众性的讲坛”,使其“搞群言堂,而不是一言堂……为了使整个社会参与讨论,广开言路是非常有益的,这也可以说是要使每种报刊上都出现社会主义的多元论”(〔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91页。)在“公开性”的指导下,长期遭到压制的文化艺术作品被解禁,无数的历史档案被公开、历史事实被歪曲、党的历史错误被夸大,一大批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著作受到热捧,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等异见人士被解除流放并受到英雄般的欢迎,报纸、电台、电视台等舆论平台都是对苏联共产党、党的领导人和苏联社会主义的诋毁与辱骂……正如布热津斯基所言:“制度的意识形态大厦深深地陷入危机之中。不仅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的实际发展与长期维护的真理相违背,而且党对社会的价值体系的思想控制也受到了威胁”,同时,“公开的讨论正在动摇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因为公开的讨论总是与已经确立的、受意识形态保护的做法相违背”(〔美〕兹·布热津斯基:《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3页。)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戈尔巴乔夫所谓的“公开性”在本质上并不是什么“增进民主”,而是为各种错误思潮鸣锣开道,为其进一步颠覆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制造社会舆论。

2.关于“民主化”

无产阶级政党从来没有否定民主,它否定的是绝对化的民主,即撇开专政或不与专政相结合的民主。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解放的主要条件,“民主主义的必然结果都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而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又是实行一切共产主义措施的首要前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85页。)这就是说,抛开了无产阶级专政,民主只能是资产阶级及一切剥削阶级的民主,要真正实现无产阶级的民主,首先要实行无产阶级对一切剥削阶级的专政。然而,戈尔巴乔夫集团的“民主化”却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背道而驰,他们所谓的“民主化”是抛开无产阶级专政的绝对民主,在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戈尔巴乔夫集团为什么要提出“民主化”,换句话说,即他们提出“民主化”的理论依据是什么?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层面的动因:第一,他们认为,苏联长期以来的集权政治是对民主的压制,是对人民自由选择的剥夺。推行“民主化”就是对高度集权政治的瓦解。1985年4月,雅科夫列夫上书戈尔巴乔夫称,“民主,这首先是选择的自由。在我国已经不存在选择的问题,而只有高度集中。我们好像是在压制矛盾的辩证性,想只在矛盾的一个方面发展。”(〔俄〕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206页。)第二,他们认为,之所以要推进“民主化”,是因为苏共长期以来的一党执政扼杀了“民主”,尤其是扼杀了党内民主。为了实现“民主”,必须废除一党制,实行西方的两党制或多党制。“两个党就可以构成民主竞争的局面,在这条路上,它们会自我更新,通过民主选举互换执政地位。社会也就能从中获得强大的活力。”(〔俄〕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205页。)第三,他们认为,造成苏联一切问题的终极因素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桎梏了人们的思想,使人无法因摆脱其意识形态控制而丧失潜力和劳动积极性的发挥。“人的因素,从最广泛的意义来说,是我们的主要潜力,而把这种潜力变成现实的途径则是民主化”(〔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125页。)应当说,戈尔巴乔夫的这个认识并不是他的原创,原创权应属于其得力助手雅科夫列夫。雅科夫列夫在1985年给戈尔巴乔夫的信中建议,“我认为,全部问题在于具体的人”,因此,“一切日后改造的目标是人:是人的所有相互关系和各种表现,即生产、社会、政治、文化、生活方式、爱好、心理、健康,等等”,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根据每个阶段的具体历史条件,坚持不懈地充分实现民主主义”(〔俄〕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205~206页。)当然,戈尔巴乔夫集团推行“民主化”的理论动因远不止这三条,但从影响来看,这三条的核心作用是不容置疑的。

3.关于“多元论”

戈尔巴乔夫集团主张的“多元论”是要求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元指导地位,改为多元竞争、优胜劣汰。其理论实质就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合法性基础。1988年,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将“多元论”、“民主化”、“公开性”称为三个“革命性创议”,并认为三者的理论逻辑并不是并列的关系,即“多元论”是“民主化”和“公开性”理论与实践发展的最终归宿。雅科夫列夫写道,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是“多元论”“改革观念演变的特殊时期”,党内的争议和分歧很大,“抵制加强了,这种抵制马上显露了自己的布尔什维主义本性,即不能容忍异己思想”(〔俄〕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214页。)这说明当时苏共党内对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思想、实行“多元论”并不是都赞成。为了推进“多元论”,戈尔巴乔夫集团一方面对持反对意见的人进行大力打压。1986年,15个加盟共和国的党中央、最高苏维埃、部长会议的主要领导人更换了19人(王正泉、姚谓玉等编《苏联演变纪事(1985.3—1991.1)》,中国人民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1991年,第12页。),40%以上的中央委员是新人(〔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58页。)而到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后,戈尔巴乔夫以年龄为由,一次性开列了150人的所谓反对派名单,并在一次中央全会上将他们清除出去(李慎明总撰稿《苏联亡党亡国20年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7页。)另一方面积极“完善”自己的理论。其一,他们积极鼓吹“多元论”的优点,而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描述成“意识形态限制”和“精神垄断”。其二,主张以宣传舆论和相关国家机器独立化来推进“多元论”。戈尔巴乔夫认为,党对宣传舆论工作和相关国家机器的控制是阻止“多元论”的罪魁。他说:“我坚决反对对舆论工具进行任何形式的霸占,坚决反对以任何形式对舆论工具进行垄断。”(李慎明主编《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23页。)其三,直接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描绘成“注定要成为乌托邦和空想的‘智力结构’”(〔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184页。)其四,提出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戈尔巴乔夫认为:“新的政治思维的基本原则很简单:核战争不可能成为达到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及任何目的的手段……历史上第一次迫切需要把社会的道德伦理标准作为国际政治的基础,使国际关系人性化、人道主义化。”(〔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177页。)那么,“人性化”和“人道主义化”是什么呢?他认为,“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把阶级利益放在首位”,这是导致国际关系紧张、矛盾冲突和战争不断的理论根源,因此“迫切需要把全人类利益置于时代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184页。)

正是基于这种理论认识,戈尔巴乔夫集团特地表明了“新思维”的核心意旨,“新思维的核心是承认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更确切地说,是承认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184页。)这就是说,在执政之初,戈尔巴乔夫就决心放弃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民族观和阶级观,用抽象的“全人类的利益”代替现实的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无产阶级利益。1988年6月28日,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正式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确立为政治改革的最终目标;时隔两年,1990年7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八大通过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该纲领的通过标志着苏共在指导思想上的根本性改变。

有评论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实质是攻击社会主义对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和对极少数敌人的专政是‘不人道’、‘不民主’的,从而把对极少数人的无产阶级专政偷换演变为对绝大多数人的资产阶级专政。”(李慎明总撰稿《苏联亡党亡国20年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0~11页。)这段评论恰如其分且直中要害。总之,“多元论”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理论延续。作为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多元论”的结果只能带来更多的思想混乱和组织失序。在提出“多元论”的短短几年中,苏联国内党内派系林立、相互倾轧,最终导致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70多年之久的大党土崩瓦解。

三、亡国亡党:背离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教训

“公开性”、“民主化”、“多元论”以及建设“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并非偶然,而是苏联共产党长期在思想理论领域积累问题的总爆发。这些错误理论不仅自成体系,而且还有行动纲领,其目的就是从思想领域、组织形式直到领导地位,一步步瓦解苏联共产党,并使苏联成为组织上松散化、政治上无序化、思想上完全奉行民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俱乐部。在这些错误理论的影响下,先是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或竞选失败或被推翻而纷纷丧失执政地位,而后是苏共在1991年“8·19”事件后被取缔,执政地位丧失。亡党的最终结果就是亡国,在苏共解散后仅4个月,各加盟共和国先后宣布独立,苏联作为一个政治实体不复存在,教训极其惨痛。

1.背离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必将失去辨别是非的敏锐性,为西方敌对势力进行“和平演变”提供可乘之机

西方现代意识形态理论认为,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向资本主义民主化的过渡,在本质上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必然结果。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不是“和平演变”的结果,而是民主化的结果,“和平演变”不过是促使苏联东欧民主化的“助产婆”。戈尔巴乔夫等人正是因为丢掉了这一立场而被西方现代意识形态理论所迷惑,从而丧失了辨别政治是非的敏锐性。从20世纪50年代的“杜勒斯计划”到70年代的“尼克松计划”等,其实苏联东欧领导人应当很清楚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推进“和平演变”的理论和具体计划。为什么却又偏偏没有逃出西方国家挖好的“理论陷阱”呢?如果我们详细阅读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等人的回忆录就会发现,他们在早年就已经埋下了反叛的种子。如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描述了自己的大学时代:“大学主管干部和苏共规定的学习过程从第一星期起就抑制青年人的思想,向他们的头脑中灌输一整套坚不可摧的教条,避免他们受到独立思考、分析和对比的诱惑。意识形态流毒渗透到各个层面的授课、讨论课和学生团体的辩论之中。”(〔苏〕戈尔巴乔夫:《孤独相伴:戈尔巴乔夫回忆录》,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第53页。)1987年,以歪曲斯大林时期党内斗争为背景的雷巴科夫的小说《阿尔巴特大街的儿女们》解禁出版,时任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不无感慨地说:“真可惜,大学时代竟然没有读到这一切。”(《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78页。)由此可见,放弃立场的戈尔巴乔夫等人正是杜勒斯所说的,“我们一定要在俄罗斯内部找到同意我们思想意识的人,找到我们的同盟军”(〔俄〕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党的总书记尚且如此,整个思想理论界更是混乱不堪。自1987年以后,《真理报》、《莫斯科新闻》、《共产党人》等中央思想理论主阵地的领导人陆续被撤换,“10种主要大型文学杂志有7种杂志的主编被更换。一大批主张西化的编辑记者被起用”(李慎明总撰稿《苏联亡党亡国20年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6页。)尤其是1990年6月颁布的《新闻出版法》,推动所谓的思想理论自由,更使苏联整个思想理论战线几乎全部沦为反马克思主义和反社会主义的阵地。西方意识形态理论正是通过这些丧失阶级立场的“代理人”和“同盟军”一步步实现“和平演变”策略的。

2.背离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必将扰乱人们的思想,从而消弭共产主义的信仰体系

在摧毁苏共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堡垒后,西方意识形态便开始长驱直入。为了传导西方价值观,搅乱整个国家的思想体系、消除他们的共产主义信仰,西方国家采用了一系列的手段。

一是通过电台广播、电影电视等传媒搅乱人们的思想。“支持‘自由欧洲之声’和‘自由之声’是美国最有效的外交政策项目之一”,因此“我们必须大幅度增加宣传项目……要打好意识形态仗,我们还必须设法发展新的信息传播技术——微电脑、卫星、录像等等”。同时,通过技术开展宣传必须坚守两条原则,即“设法让人民了解他们的政府不愿告诉他们的关于他们国家的真实情况”和“让世界人民了解美国的立场、思想及价值观”(〔美〕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97页。)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苏联东欧国家周边建立了大量的电台和信息发送基地,用多种民族语言对苏联东欧国家进行不间断的宣传。同时,他们还不惜花费巨资制作电影拷贝、印刷宣传品进行西化分化鼓动。例如,由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制作的电影《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综合症》,被免费发放给1000多家电视台,影片不仅大量流入苏联东欧国家,还进入5000多万美国民众之中,同化作用相当大。

二是通过非政府机构、组织开展意识形态同化工作。例如开展大学合作交流,有条件地为留学生提供奖学金或优厚待遇;通过非政府组织的文化艺术交流进行意识形态渗透;通过诸如诺贝尔奖的评选等来达到传播西方意识形态的目的。以诺贝尔奖为例,两次将和平奖颁给主张西化的萨哈罗夫和戈尔巴乔夫。

三是通过宗教等隐蔽手段进行渗透。相比之下,宗教在消除共产主义信仰的过程中充当着更为隐蔽而有效的角色。1978年,波兰人罗尔·沃伊蒂瓦当选为教皇,即保罗二世。他的上台标志着罗马教廷对东欧和苏联渗透力度的增加。当上教皇的保罗二世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事务十分“热心”,他“从不提及‘政策’和‘行动’,而只谈论‘精神’和‘信仰’”(〔以色列〕戴维·阿尔贝尔、兰·埃德利:《西方情报机构与苏联解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66页。)不提及行动并不代表没有行动。在他的领导下,自1979年以后,天主教会先后在波兰等国家组织了一系列抵制社会主义的行动,侵蚀了社会主义在欧洲的影响。对此,梵蒂冈驻耶路撒冷代表马蒂斯揭示了问题的本质,“多年以来,天主教是最大、几乎是唯一的反共力量,其他人在其身后聚焦”“教会的行为以及信仰的本质在所有信徒心中不断扎根生长,这才是推动苏联变化的力量”(〔以色列〕戴维·阿尔贝尔、兰·埃德利:《西方情报机构与苏联解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65~166页。)

面对西方国家的种种渗透,苏联和东欧领导人不仅没有进行有效的制止,反而为其大开方便之门。例如1988年12月,戈尔巴乔夫指示停止对国外敌对电台的干扰;决定动用外汇进口西方国家报刊在苏联国内公开销售;允许国内媒体甚至党的媒体公开播发西方国家歪曲丑化苏联的消息和文章,等等。苏联和东欧国家自毁长城的做法,进一步加剧了国民的思想混乱,广大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理想一步步地被销蚀与蚕食。

3.背离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必将促使各种社会思潮的滋长与泛滥,形成抵消马克思主义的巨大政治力量

由于苏联对意识形态管控的放松直至放弃,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以及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不断滋长、泛滥。这些思潮的直接后果就是催生了大量的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组织和各种非法民间组织。1986年,在“民主化”“多元论”浪潮产生初期,苏联就出现了各种“非正式组织”;1987年则蔓延到全苏联,数量达到3万多个;两年之后,数量竟然高达9万多个,到1991年苏联解体之前,数量之多则无从统计。这些“非正式组织”一方面接受国内反对党派的领导或指导,另一方面则大量接受西方国家的资金支持、培训和指导。这些“非正式组织”与正式的政治组织一起,参与组织各种反苏反社会主义的集会、游行、罢工等活动,宣传鼓动民族对立和阶级对立,形成了最终颠覆苏共领导地位的决定性政治力量。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博士生)

【察网(www.cwzg.cn)摘录自《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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