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式民主制度损害世界经济和民生——兼论特朗普新政

包括美国民主在内的西方民主表象是选举民主和程序民主,实质是金钱民主、家族民主和寡头民主,对世界经济和民生主要有五点危害:损害生产和交换,引起周期爆发经济危机;损害金融秩序,引发金融危机;损害国家财政,引发债务危机;损害生态文明和环境,导致全球生态危机;损害物质生活和福利,固化贫富严重对立。所以,美国等西式民主制度亟须根本改革,才能顺应世界政治民主演化的大趋势,才能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美国式民主制度损害世界经济和民生——兼论特朗普新政

长期以来,美国自诩为世界民主的标杆,把美国式民主作为“普世价值”到处推销甚至强力推行。受这种霸权主义话语权的影响,一些国内外舆论热炒和宣扬这种所谓的“普世价值”,把美国民主推崇为“普世价值”的典范,把中国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都归咎于基本制度和体制,鼓吹只有接受西方“普世价值”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对不明真相的群众具有极大的迷惑性。他们意在否定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否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那么,美国式民主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它对世界经济和民生又有着怎样的影响?

一、美国式民主的实质是“金钱民主”、“家族民主”、“寡头民主”和“独裁政治”

美国式民主的虚伪性首先在于它贴着“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人权”等一系列美好而极具迷惑性的标签;其次在于被资产阶级包装得无比精巧的以普选制、议会制、两党制为特征的所谓民主政治制度;还在于表面上设计得更加圆滑的以选举民主和程序民主为特征的选举制度。揭开美国民主制度的面纱,我们会发现:所谓自由、民主、人权只是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和人权;以金钱为选票的普选所选举产生的议会,只不过是“富豪的俱乐部”;所谓两党制,不过是资产阶级各个集团为了防止政府仅为某一个垄断资本集团服务而进行的博弈;所谓三权分立,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独占统治权下的职权分工,是调整资产阶级内部关系、巩固资产阶级专政、美化资本主义民主、欺骗劳动人民的工具而已。包括美国民主在内的西方民主,虽然在反封建专制和特权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在资产阶级独占统治权后,却越来越演变为资产阶级的特权和民主,实质上是金钱民主、家族民主和寡头民主。

美国总统大选可谓是一些人心目中美国民主的“典范”。美国总统并非通过它到处宣扬的普选制、直接民主、“一人一票”产生,而是由“选举人”间接选举产生。每四年一度声势浩大的总统候选人到处游说演讲拉选票,貌似民主的体现,其实是“烧钱”的竞赛,没有钱的人或筹集不到竞选资金的人是不可能成为被选举人的。美国总统大选的开支:1980年1.62亿美元,1988年3.24亿美元,2000年5.29亿美元,2004年8.81亿美元,2008年达到惊人的50亿美元;(朱继东:《“金钱选举”:美国式民主不是世界的标杆》,《党建》2012年第11期。)而最近的两次大选,2012年超过60亿美元,(《美大选耗资60亿成史上最贵》,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11/07/c_123922186.htm.2012-11-07。)刚刚落幕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据估计总开支超过100亿美元,(《2016美国大选将耗资100亿美元》,http://money.163.com/15/0501/03/AOGFSRCF00253B0H.html2015-5-01。)成为史上最烧钱的一次。愈演愈烈的“金钱选举”,充分体现了美国式民主表象下的虚伪本质,这种赤裸裸的“金钱政治”和“金钱民主”竟然受到美国法律的保护。早在1846年,恩格斯在《德国状况》中就一针见血地击中了资产阶级民主的要害:“资产阶级的力量全部取决于金钱,所以他们要取得政权就只有使金钱成为人在立法上的行为能力的唯一标准。他们一定得把历代的一切封建特权和政治垄断权合成一个金钱的大特权和大垄断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47页。)美国前参议员马克·汉纳作为曾经的“圈内人”也一语道破了美国民主的真相:“两样东西对美国政治十分重要:第一是金钱,第二还是金钱。”(〔西班牙〕费利佩·萨阿贡:《美国的民主癌症》,西班牙《世界报》2000年8月16日。)

美国总统的家族化则是“金钱民主”滋生的怪胎。在美国,金钱的多少决定了所拥有的“民主”权力的大小。虽说总统竞选可以拉赞助,但是一般情况下拉赞助的前提是自己必须有钱。于是,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历史上会出现亚当斯家族、罗斯福家族、肯尼迪家族、布什家族等政治豪门家族。新当选的唐纳德·特朗普让很多人感到意外,其实深究其家族背景就会发现,早在特朗普的祖父时期就为家族的房地产帝国奠定了基础,特朗普的父亲弗雷德·特朗普是纽约有名的地产大亨,而特朗普本人更是集商业大亨、政治家、电视名人和作家于一身且身价近百亿的“土豪”,特朗普的当选正是美国式家族民主的产物。

“金钱政治”造就了政治豪门,而政治豪门要成为政治领袖,需要大财团的支持才能击败竞选对手,“金钱民主”进而演变为“寡头民主”。2016年4月15日,《华盛顿邮报》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月底,美国大企业和富豪阶层在2016年大选中已向“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捐款6亿美元,其中41%的款项来自50个超级富豪家族。(《美国大选“怪”现状:民主形式掩盖下的“金权政治”》,http://news.cctv.com/2016/10/10/ARTISsnXWH13MMXD 38MI8bze161010.shtml。)也就是说,美国两党背后的主人都是大的财团或垄断资本集团。拥有大量金钱的经济寡头不仅控制国民经济,而且通过选举中的政治献金控制美国的政治。拥有大量金钱的经济寡头通过控制媒体和国民教育系统影响选民。选举结束后,“投桃报李”是必然的结果。总统任命内阁组成人员,这些寡头就顺利地在政府中担任要职,利益集团就这样绑架了美国政治。本次特朗普任命的内阁由一些垄断资本家直接组成,便再次印证了这一点。选举资本化导致富裕阶层在政治和经济领域都处于领导和支配地位,有权有势的“寡头精英”(经济寡头、政治寡头和传媒寡头等)阶层越来越控制民主,一般选民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乃至民主政治之外,贫富差距和民主差距日益扩大。民主变成了金钱和权力的游戏,普通人只是这场游戏的旁观者。正如列宁早就指出的那样:“资产阶级民主同中世纪制度比较起来,在历史上是一大进步,但它始终是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不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被剥削者、对穷人是陷阱和骗局。”(《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01页。)

一个多世纪过去了,美国民主政治的形式有了些许变化,如现今黑人代表可以进入美国政坛,在法律上美国的印第安人和其他少数族裔也可以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然而,两党政治人物必须代表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的根本利益没有改变,其维护的美国式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始终不变。

美国的民主政治不仅在国内是欺骗人民的工具,在国际上也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推行霸权主义外交政策的一种工具。如果外交政策需要,它们就可以立即把自己变为当今世界“道德法庭”上的最高法官和国际政治“道义”的制高点,给任何一个国家戴上一顶“独裁国家”或“失败国家”的帽子,任意干涉他国内政,颐指气使地指责别的国家不讲“民主”、侵犯了“人权”,直至“宣判”它为“流氓国家”,甚至以真正的流氓手段制裁那些所谓的“流氓国家”。一方面,通过输出美式民主达到控制弱小国家的目的。比如,菲律宾实际上曾经是美国的附庸,而韩国作为美国在亚洲最忠实的盟友,“萨德”入韩正是美国民主和军事绑架的结果。另一方面,以“保护平民”、“反对独裁”为名发动战争和制造国际紧张局势,背后却是为美元、石油、军火等垄断集团的利益服务。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的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和21世纪的利比亚战争,背后无不与美元和石油的霸权利益相关。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职以来提出的一系列对外政策,如退出损害美国工人利益的TPP、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处罚不遵从贸易规则的国家,以及为美国争取公平的自贸协定等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遭到了美国各大城市以及伦敦、悉尼、东京等全球共20多个城市上百万人的抗议。这充分说明,美国式民主是基于私人垄断利益基础上的畸形民主政治,本质上与追求霸权为特征的德、意、日法西斯主义的政治体制别无二致,是一种“新型独裁政治”。

美国式民主政治制度及其输出,势必给全球的物质生产、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带来极大的损害。 

二、美国式民主制度损害世界经济

1.损害物质生产和交换,爆发周期性经济危机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在当今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越出国界,在更大范围和更高程度上向纵深方向发展,从而演变为经济不断社会化和全球化与生产要素的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的矛盾、与国民经济和全球经济的无政府状态或无秩序状态的矛盾。这一全球基本经济矛盾,通过各种具体矛盾和中间环节导致经济危机。

从微观基础分析,私有制及其企业管理模式容易形成高级管理层为追求个人收入极大化而追求利润极大化。企业生产经营的计划性目的是挤垮竞争对手,最大限度占领市场份额,这种微观生产经营的计划性与全社会生产经营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成为生产相对过剩的深层原因之一。

从调节制度分析,唯市场化的强市场调节与客观要求的强政府调节之间存在矛盾,这是生产相对过剩的深层原因之二。垄断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理人和理论代言人极力宣传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作用,排斥政府在资源、教育、卫生、文化、民生等领域的某种决定作用,从而导致私有化的“私地悲剧”以及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和伦理失灵的调节制度“三失灵”,生产性危机必然时常爆发。

从经济结构分析,私有制结合市场经济容易形成生产相对过剩。在以美元霸权为核心的世界金融体系下,货币创造与商品生产相脱节,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节,国际贸易与全球资本流动严重失衡,全球经济危机频发。在商品与资本全球化日益发展的同时,劳动力的全球流动却受到严格管制,劳动力市场处于被分割状态,导致各国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代表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跨国公司,利用高新技术、现代管理等先发优势,通过垄断国际市场、垄断高新技术及其知识产权、控制全球性国际经济组织等方式,实施不平等的贸易规则,抬高新型工业制成品售价,压低原材料和初级产品进价,拒不向发展中国家出售现代先进科技产品,只将二三流技术出卖给发展中国家,以防止高新技术的扩散,不断从发展中国家掠夺剩余价值,从而形成了少数西方发达国家主要生产和出口实行垄断价格的工业制成品和高技术产品,而发展中国家主要生产和出口价格低廉的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畸形国际分工格局。致使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严重依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

从分配消费分析,私有制结合市场经济的经济制度必然形成财富和收入分配的贫富分化,而美国的“富豪政治”导致富豪利用其资本优势挟持政府为本阶层谋取利益,垄断资本攫取的利润与工人收入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20世纪70年代以后,卡特政府的“放松管制”改革使企业享有充分的雇佣与解雇、裁员与缩编的自由,带来了工会加速衰落、工人的工资谈判能力大大削弱等连锁反应。美国的实际工资增长远远落后于生产率增长,有时甚至出现停滞或下降,而管理层的年薪却大幅上涨。福布斯100位收入最高的CEO的年均报酬,1970年约为普通工人年均工资的40倍,1987年为221倍,到了1999年甚至高达1077倍,此后虽有所下降,但2005年仍高达793倍。(何帆:《美国贫富差距扩大的制度根源》,《人民日报》2017年1月15日。)贫富分化导致生产的无限扩大与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民众被迫进行维持生计的含次贷在内的过度消费信贷,以华尔街为代表的美国金融家阶层,屡屡通过让政府放松对金融领域的管制来谋求自身利益。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后,低收入人群的资产因房价下跌而大幅缩水,富豪则大多受益于政府的救市计划,继续享受金融资产带来的收益。

西方学者认为,连续两个季度及以上的经济负增长,就算进入一次经济衰退或经济危机。因此,从19世纪20年代以来,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一般每隔几年或十几年,便会发生一次以生产相对过剩为特征的经济危机。从经济与政治的紧密关系观察,私有制垄断集团及其寡头反对国家的监管和调控,而资产阶级国家和政治制度又要为私有制经济基础服务,导致市场调节和国家调节的双失灵,从而酿成物质生产和交换的周期性危机。这种危机一方面通过全球化进程中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传导到全球其他国家,另一方面通过美国民主霸权和军事强权把危机转嫁给其他国家。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进而发展为欧洲债务危机以及全球经济危机,就是很好的例证。时任国务卿希拉里为了转嫁危机,来访中国要求“同舟共济”,替其承担金融危机的恶果。面对美国经济一蹶不振的“新常态”,特朗普总统试图通过贸易战来冲淡美国经济困境和失业问题的举措,也无法解决经济危机的私有制根源。

2.损害金融秩序,引发金融危机

经济金融化是当代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金融部门成为调节和控制市场经济的核心,少数金融寡头和金融家族控制本国乃至世界经济命脉,金融资本可以利用高科技手段发动掠夺财富的金融战争,使金融危机成为资本主义危机的主要形态。

美国“金钱民主”的源头是美联储。具有中央银行地位的美联储并不是国有的,而是金融寡头们的私人行业协会,是私有的垄断公司。美联储的核心机构“7人委员会”虽由政府任命、国会核准,但这7人都是银行和金融圈里的银行垄断资本家和金融寡头,是到处用金钱购买选票控制立法的人。美联储掌管着美国的货币发行和国家的货币政策,是银行家们瓜分美国货币发行权的组织形式和机制。由此看来,不是美国政府控制美联储,而是美联储控制美国政府。允许由金融寡头来掌控美联储,是美国的政治制度滋生的祸根。美国曾有两位总统试图将美联储国有化,但均被“精神不正常的人”枪杀了。以美联储为代表的华尔街金融寡头,出于追逐私人高额垄断利润的需要,往往迫使本国议会和政府在国内外采取新自由主义的金融政策,从而导致金融失序和危机。

由美国政治、经济和军事支撑的美元霸权和金融霸权,使世界金融寡头把美联储作为牟取利益的有力工具,影响甚至主宰着世界金融市场。美联储通过美国交易稳定基金ESF及其代理银行进行黄金、石油和外汇交易,实现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干预;利用美联储调控美元的发行,通过滥发美元等途径,稀释其他国家和个人所持有的美元资产,轻而易举地掠夺各国财富——包括美国人民所创造的财富;操纵国际金融组织制定和实施不合理的金融政策,造成全球和许多国家的虚拟经济严重脱离实体经济。新自由主义的纲领“华盛顿共识”正是出自华盛顿掌控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自由化是其主要内容。凡是受“华盛顿共识”影响的国家,纷纷参照西方模式对本国的金融部门进行改造,一方面是国有银行私有化,另一方面成立大量规模弱小、债务比重高、缺乏应对危机经验的金融机构。同时,在以美联储为代表的金融寡头的操纵下,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实行利率、汇率自由化,向西方开放金融系统和资本账户,取消政府对外国资本流动的限制,致使外资大举进入证券和房地产市场,在发展中国家制造房地产泡沫和证券泡沫,以达到其控制发展中国家的目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1997年由泰铢引发的亚洲金融危机、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8年巴西金融危机和2002年阿根廷经济危机等,无不是新自由主义金融自由化政策操纵的结果。特朗普的上台,并没有改变金融帝国主义的本质。他以别国操纵汇率为借口,力图发动货币战争来维持美元的强势地位,缓解本国的金融困境。这种损人利己的行为,最终只能是两败俱伤,并危及整个世界金融秩序。

3.损害国家财政,引发债务危机

财政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更多的是政治问题。美国的政党制度是形成债务危机的根源。由于两党的选民基础不一样,民主党一贯倾向于增税和扩大财政预算、增加社会福利开支,共和党向来主张减税和严格财政预算、减少福利开支;共和党和民主党轮流执政及“三权分立”的所谓民主制度,使政府在预算问题上很难做到自律。总统关心的是能否当选或连任,议员关心的是如何赢得选民的欢心,而不是政府的收支平衡。于是,两党经常为财政问题吵吵嚷嚷,难以达成一致,最后的结果往往是两党达成妥协,国会为了避免政府逐笔批准政府借债的麻烦,设置了债务上限。而债务上限是节节攀高,长此以往,债台高筑,入不敷出。美国从建国到1980年,其国债总量只有近1万亿美元,到1995年就达到5万亿美元,2008年达到10万亿美元,2016年突破20万亿美元,沦为全世界第一大债务国。(《美国政府债台高筑给世界带来了什么》,《人民日报》2016年12月11日。)

把金融危机转移为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是西方经济政治体制的一个特点,也是加重债务危机的又一主要原因。由于频发的经济危机,政府往往采取赤字财政来刺激经济增长,以债务来掩盖危机。从上面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美国1995年到2008年13年间债务增长了一倍,而2008年到2016年只用了8年时间债务就增长了一倍,足以说明金融危机后债务是解决危机的主要手段。目前美国债务与GDP(国内生产总值)之比达到106%,远超过60%的国际警戒线,极易引发债务危机。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相继引发冰岛、迪拜、希腊、葡萄牙、爱尔兰、西班牙、意大利等国的债务危机,这一方面与西方国家的高福利政策有关,另一方面也是美国金融危机传导效应的体现。

美国财政上限危机不仅给美国经济造成了影响,也给全球经济蒙上了厚厚的阴影。第一,引发贸易保护主义,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外贸出口和经济发展。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正是美国债务风险的体现。第二,代表垄断资本利益的“民主国家”的决策机制,决定了西方国家债务危机的处理方式,不是增加对私人企业的征税和减少军费,而是削减民众的社会福利和政府对教育、公共设施等公共品的必要投资,降低公众的社会福利。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相继爆发的欧洲债务危机,引发民众纷纷上街游行示威,抗议“民主国家”违反民意的政治决策。特朗普总统既声称要扩大美国公共设施投入,又声称要扩大军备和减少企业税收,只会使美国债务风险雪上加霜。第三,美国一贯采取增发货币、推动通货膨胀的方式稀释债务负担,导致美元贬值。美元贬值不仅会造成国际上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引起全球性通货膨胀,而且会引发美国国债持有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大量抛售美国国债,引发美元危机,进而引发全球性的金融恐慌和股市震荡。目前,美国国债积累的巨大风险已经引起各国的高度警惕,美国国债正在被各国中央银行以创纪录的速度出售,根据美国财政部统计,2016年1~9月份,各国中央银行就已净卖出3931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无论是出售的速度,还是规模都创下了1978年以来的最高纪录(《美国政府债台高筑给世界带来了什么》,《人民日报》2016年12月11日。)。第四,为了应对债务风险可能引发的美元危机,美联储往往会提高美元利率,使美元回流,以振兴经济。但是美国加息会影响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使发展中国家所要支付的美债利息增加,极易引发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20世纪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就是很好的例证。而特朗普执政以来3月16日首次宣布加息25个基点,也意味着特朗普政府要对20万亿美元的外债额外支付约500亿美元的利息,只会继续加重债台高筑的财政困境。

三、美国式民主损害民生

1.掠夺自然资源,损害环境,导致全球生态危机

地球是人类的家园,自然环境是人类共同生存的空间,是人类生存和生活的重要物质源泉和基础。然而,人类的经济活动对自然资源和环境也会产生反作用。当今日趋严峻的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有科技发展的时代有限性和人口快速增长而导致经济发展对大自然破坏等原因,但主要是西方政治和经济制度长期作用的恶果,即主要根源是私人资本逻辑及其政治逻辑。

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实质上是由于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贪婪、导致资本对自然的疯狂占有和掠夺所引起的资本同自然之间关系的恶化和危机。从微观上来说,以追逐最大限度私人利益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往往导致经济的外部负效应,使微观经济行为的私人利益或微观经济效益凌驾于公共利益或宏观经济效益之上,并表现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从宏观上来说,资本主义生产造成了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和维持政治统治,资本主义不得不最大限度地发展生产、刺激消费需求,生产的无限扩大必然带来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开发和环境的污染。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对物质利益的畸形追求,把整个社会的人们捆绑在一起,共同展开了对自然的无节制利用,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张的本性使它所掌握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最终变成了破坏生态环境的负面力量。

当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生态环境危机以后,首先是保护本国的生态环境,转嫁生态环境危机。他们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设厂,大量转移各种损害自然、污染环境的生产活动,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资源,使资本主义对资源的掠夺和对环境的污染也扩张到全球范围,从而使生态危机具有全球性的特征。其次,当生态环境危机涉及全球以后,美国置美国人的人权于中国人、印度人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人权之上。在美国人均碳排放等指标大大超过中国和印度人均数的当下,美国政府并不感到羞愧和治理责任重大,不仅不落实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所做出的每年1000亿美元气候资金的长期承诺,反而重点指责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更有甚者,特朗普总统还宣称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并签署了有关反对减少依赖煤炭发电等行政命令。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遏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一种新的经济政治手段。所谓碳配额、碳金融以及国际贸易中的非关税壁垒,无非是帝国主义国家强权政治压在发展中国家人民头上的一个新的魔咒,他们随时可以念“咒语”来要挟发展中国家,以达到掠夺发展中国家、谋取发达国家利益的目的,从而使“地球村”的生态环境问题无法得到根本改观。

2.损害物质生活和福利,固化贫富严重对立

从国内来说,美国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是富豪的民主,而不是工人阶级的民主和穷人的民主。长达两年多、波及近百个国家的“占领华尔街”运动高呼的口号之一,就是“99%:1%”,即99%的民众与1%的富豪的对立。有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甚至描述美国存在“99.9%:0.1%”人群之间的对立。近年来西方最流行的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教授撰写的《21世纪资本论》,运用不少主要国家的长时期数据,证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财富和收入分配领域严重的不公,呈现为“世袭资本主义”。这种私有垄断制度及其派生的财富和收入的贫富阶级对立,以及西方劳资关系经常爆发激烈冲突,属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所要维护的经济制度和经济常态。如果没有“金钱民主”和“寡头民主”的政治和强力(暴力)统治,这种经济制度是维持不住的。美国议会一直无法通过控枪法案和惠民的医保法案等,均是这种政治的恶果。特朗普政府竭力反对医保法案等行为,严重伤害了平民的权益,因而根本谈不上是什么“平民(民粹)的代表”。

从国际上来说,美国的劣质民主只是美国的民主,而不是别的国家的民主样板。它输出“民主”,而不输出民生。在美国的利益有安全保障的情况下,美国把输出“民主”束之高阁。当美国的利益受损的时候,他就拿起民主的大棒到处攫取自己的利益。尤其是冷战结束后,美国一家独大,肆无忌惮地推销起自己的“民主”来,从政治上、经济上、外交上、军事上多管齐下,能打哪张牌就打哪张牌,手法熟练老道。美国极权政治民主的大棒针对的,一是资源丰富的国家,如伊拉克和利比亚等;二是对美国利益似乎有威胁的国家,如中国和俄罗斯;三是不听美国摆布的国家,如伊朗、朝鲜、阿富汗等。在它输入民主的国家和地区,或民不聊生,或恐怖活动频繁,或经济秩序受到严重影响。以“民主”输入国伊拉克为例,从1991年伊拉克战争开始到2011年美军撤出伊拉克,在长达20年的战争和经济封锁下,伊拉克人民缺医少药,儿童死亡率大大上升,人口增长缓慢,经济崩溃,恐怖主义泛滥,恐怖事件频发。伊拉克战争前的1990年其人均GDP为10291.86美元,2015年人均GDP为4943.76美元,至今没有恢复到20多年前的水平(计算方法为Atlas method(current USMYM),数据来源:世界银行公开数据,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NP.PCAP.CD?locations=IQ。)。如今,伊拉克人民有了“民主”选举总统的权利,却失去了生存的权利。而美国在伊拉克输出的是“民主”,得到的是大桶大桶的石油。可见,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并没有承担起“负责任大国”的责任。它输出的是“民主”,而不输出财富和核心技术。输出“民主”不过是美国用来进行对外扩张的手段,从而造成对世界市场的垄断,形成了“金字塔”式的现代国际分工格局和贫富格局,确保美国处在金字塔的顶端。继“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后,2016年3月31日由法国进步人士和组织发起的巴黎共和国广场“黑夜站立”活动,以反对新自由主义修改的劳动法为源头,在法国和比利时等发达国家的众多城市持续展开。近几年西方难民及其民生问题的实质,正是美国式政治军事的不良举措和非法干涉所导致的。

在以美国垄断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全球阶级斗争依然尖锐。列宁告诫我们:“只要有不同的阶级存在,就不能说‘纯粹民主’,而只能说阶级的民主。”(《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00页。)“‘纯粹民主’是自由主义者用来愚弄工人的谎话”(《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01页。),西方民主只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所谓“普世价值”并不具有普适性,而只是资产阶级的价值观。美国的政治制度和宪政观在国内外推行的经济与民生“成绩单”,不仅受到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马克思主义者和左翼人士的尖锐批评,而且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斯蒂格利茨、克鲁格曼、索罗斯、福山等美国非左翼著名学者专家的批评,甚至参加美国总统候选人竞选的桑德斯和特朗普也被迫严厉批评美国政治和经济制度以及媒体的严重弊端。但是,特朗普执政团队又从另一方面强化了美国经济政治制度和政策的痼疾。可见,美国等西式民主制度亟须根本改革,以顺应世界政治民主演化的大趋势,顺应世界广大人民爱好和平、发展与福祉的本质要求;各国人民只有认清西方民主的真相,团结一致反对霸权主义,才能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将继续积极引导国际社会共同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引导国际社会共同维护国际安全,推动公正的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的构建,使国际关系不断民主化和世界人民福利最大化。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副主任、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淮北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本文系2015年度安徽省社科规划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个自信’的《资本论》解读”(AHSKY2015D35)的阶段性成果。)

【察网(www.cwzg.cn)摘录自《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7年第5期】

「赞同、支持、鼓励!」

察网 CWZG.CN

感谢您的支持!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维护费用及作者稿费。
我们会更加努力地创作来回馈您!
如考虑对我们进行捐赠,请点击这里

使用微信扫描二维码完成支付

请支持独立网站,转发请注明本文链接:http://www.cwzg.cn/theory/201709/3848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