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的第二个世纪: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与垄断资本的永恒战争

最终的经济、政治和气候危机使得帝国主义国家不得不面临战争和法西斯主义的兴起。然而,这场危机也推动了被掠夺和剥削的发展中国家对美国通过高度军事化维持的霸权的反抗,民族解放的热潮风起云涌。对于全世界工人和人民群众而言,摆脱痛苦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人民革命战争摧毁为害已久的帝国主义,共同建设社会主义。

如果说帝国主义的第一个世纪开始于19世纪中期,见证了国际卡特尔(cartel)的诞生,势力范围的划分,以及列宁所描述的侵略战争和殖民主义,那么帝国主义的第二个世纪则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的经济复兴——在这一过程中,美帝国主义在军事和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功。美国不仅在战时生产和军事霸权方面获得收益,而且构建了政治-经济-军事的美国世纪。

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的经济大繁荣,并不仅仅是二战后重建和经济恢复的结果。这一现象与美国帝国主义经济霸权的建立同时出现,也是其结果之一,并在美帝的盟国中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繁荣。美国在新独立的原殖民地国家中强化了新自由主义,并巩固了在其控制下的国际公约和组织,例如货币系统(包括使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金融机构(银行和投资机构)和经济发展机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世界银行)。

美国并非没有受到来自社会主义阵营的竞争,正是苏联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阵营抗衡了美帝及其继续对外侵略战争的政策。苏联最终成为了社会帝国主义国家,与美帝国主义争夺世界霸权,这一过程被称为冷战。但随着垄断资本的最终衰退,帝国主义在70年代到80年代构造了新自由主义作为自身的拯救者。新自由主义不仅试图扭转帝国主义核心地带的经济衰退,同时也尝试增加来自新殖民地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超额利润。在这一时期,美国的军工复合体抓住冷战以及从朝鲜到叙利亚一系列热战的机会,成为二战后长期战争政策下超额利润的主要来源。

帝国主义的新自由主义计划与长期战争政策并没能挽救资深的衰败,反而导致了前所未有的、可能导致人类和地球毁灭的经济、政治和环境危机。

二战后到1970年代美国经济霸权的确立①

作为二战的战胜国,美国成为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担负着不可推卸的重建被战争摧毁的国家,以及与新兴社会主义阵营竞争的责任。除了与社会主义阵营竞争,美国试图通过战后建立的一系列国际组织和行动来扩大资本主义的影响范围,减小非资本主义世界,这些组织包括联合国(the United Nations, UN),世界银行(World Bank),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行动包括联合国救济和重建署(the UN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 UNRRA)、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以及各种美国资助的经济和军事援助计划。这些行动巩固了美国设想的国际体系。

美国将自己建成了全球财政网络的中心,在全球各地设立分行——1918年仅在16个国家设有分行,而1967年这一数字增长到了55个。促进这一现象的因素有如下几条:(1)美国国外原油、采矿和制造业利益的不断扩张;(2)军事基地的扩张,以及(3)政府军事经济援助对于该区域的渗透,包括进入曾经为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所独占原殖民地国家。这一分行和子公司的网络意味着美国划拨给军事相关目的的资金成为美国财政收入来源的一部分。

美国的经济霸权得以确立,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建立了美元与黄金挂钩的机制,这一点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条约的第四条规定的:“每一个成员国的货币单价应当以黄金作为一般等价物,或者采用1944年7月1日生效的黄金-美元当量。”

将美元与黄金等价,建立起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与美国货币金融体系的依赖关系。正如马格多夫(Magdoff)所说,“对于美元的依赖归根结底意味着,持有美国债券的人们只有以此根据美国的价格来购买美国的货物,这在面临危机的时候显然是非常可怕的(当然我们假设即使美国面临严重危机时仍能维持信用)② 。”

除了把黄金与美元绑定外,美国还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其他国家的货币金融体系进行控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贷款(一种用于稳定货币的短期贷款)的国家大多数情况下会无奈接受美国的控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和美国的援助是相辅相成的。一名前援助官员指出,“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希腊稳定计划,以及与巴西、哥伦比亚和智利的协议都是在美国援助和保证遵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约的前提下进行的。例如在智利,1963、1964年的贷款计划中,智利被严格要求遵守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订的备用协议中提出的财政、货币和外汇比价政策规定。后来,1966、1967年,对锡兰和加纳的援助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定的稳定措施也是紧密联系的……③”

1971年,尼克松取消了美元与黄金挂钩的政策,以回应美元导致美国黄金储备大量流失的指责。美国经济霸权确保了美元的相对强势地位,反之进一步保证了美国作为国际货币和保值工具的独立地位,尽管美国总是多印美元以支持财政④。

美帝国主义建立和控制下的货币金融体系,成为帝国主义对试图从战争创伤中恢复的贫困国家进行经济控制和剥削的关键推手之一。贸易和投资控制早晚会使一个国家陷入国际收支逆差的境地,逐渐耗尽国库储备或者央行储备。随着逆差的持续,外国供应商收不到货款,这些国家开始支付不起来自国外银行和政府的贷款的利息和分期付款,外国投资者拿不到股息,被投资国面临破产。

对于刚刚走出战争或者刚从殖民地中独立出来并且面临严重贫困的国家来说,战后重建和发展是他们的关键需求,于是美国利用其对军事工业的掌握,通过马歇尔计划(the Marshall Plan)提出的国际复兴开发银行(the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IBRD,后成为世界银行(the World Bank),仍为长期基金的重要来源,作者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从马歇尔计划发展来),控制了国际发展。此后建立的工作组主要是围绕特定的援助问题,例如如何评估发展中国家效益问题和援助需求,或是如何鼓动在发展中国家更大规模的私人投资。通过建立这些机构,帝国主义通过贷款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动的贷款攫取了超额利润,而贷款提供者,帝国主义银行的巴黎俱乐部(the Paris Club),则进一步获得了财政上的超额利润。

“发展”财政向来是从公共发展援助贷款,或是官方发展援助组织(the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推动的多国银行提供的公共债券之中攫取超额利润的有效手段。这种外国援助使得美国能更容易地获得被援助国的原材料、贸易和投资机会。这与美国的军事政治政策实施有历史联系,同时使得援助接收方不得不依赖于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市场。显然,任何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的开发,都必然是为了使其扎根于资本主义实践之中。

新殖民主义的贸易与投资结构,是美国通过世界银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管理的发展计划,所构建的全球帝国主义体系的另一关键特征。贫困国家所面临的债务危机导致了对外贸易的破产,该国经济生活必需品也难以进口。表1和表2的数据表现了债务与出口导向型贸易之间的相互联系——用于偿还债务和外国投资利息的金额所占出口额比例的情况(即为了偿还债务所必须获得的美元数额),从中可以看出20世纪60年代,新自由主义重建之前的危机情况。

帝国主义的第二个世纪: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与垄断资本的永恒战争

Table 1 Proportion of ExportAbsorbed by Debt Service and Profits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1966

表1 1966年各国用于偿还债务和外国投资利息的金额所占出口额比例情况

为了跨出这一贸易/投资陷阱及其带来的支付赤字,发展中国家开始调整原先的进口替代工业化(the import-substitution industrialization, ISI)策略,着力推动发展出口的新政策。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菲律宾。联合国开发计划署(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在菲律宾实施了一项跨机构任务报告,名为“共享发展:一份就业、股权、增长方案”,这份计划还有一个别名是“拉尼斯任务报告”(the Ranis Mission Report)。

大约在同一时期,菲律宾总统费迪南•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颁布了戒严令,他实行了被称为劳动密集出口导向型(the labor-intensive export-oriented, LIEO)工业化政策,或者现在多称为出口导向型工业化(export-oriented industrialization, EOI)。这一转变的正当理由之一是,之前的进口替代工业化体制无法回应菲律宾依赖进口(包括原油、机械、工业原材料)所导致加剧的国际收支问题,以及出口作物(糖、可可豆等)的过分集中 ⑤。

帝国主义的第二个世纪: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与垄断资本的永恒战争

Table 2 Patterns of Export Growth: Developed vs.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表 2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出口增长模式对比

垄断资本的危机与新自由主义的兴起

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繁荣从1970年代开始衰落。失业率上升和通货膨胀让所有人都感受到了危机的影响。除失业以外,这一时代的特点还包括低下的增长率和技术进步速度、经济过热、恶性通货膨胀、货币金融危机等。同时,国际资本的流动给固定汇率制度带来压力,使之在1971年被最终废除,各国普遍改为浮动汇率制。危机的主要因素及政策制定中的退变,来自从1960年代以来资本家们普遍发现的利润率的明显下降,从而催生了新自由主义⑥。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都•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创立的朝圣山学会(the Mont Pelerin Society)提出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原理的系统描述,旨在对马克思主义等以国家为中心的规划体制提出更普遍的挑战。芝加哥学派(the Chicago School)的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认为,只有在有自我调节能力的自由市场,才能提供由市场决定的、工薪阶层的恰当价位、恰当数量的商品。这意味着,货币政策要优先于财政政策。

简而言之,新自由主义是一系列主张和学说的集合,该理论将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视为保证全社会繁荣发展的最佳道路。对自由市场的宣传甚至包括了迷惑人民的消费者自由选择。但这一定义有明显的迷惑性并且自相矛盾,告诫人们似乎自由市场不会导致出现垄断一切的大资本集团。然而事实是垄断公司和跨国企业构造了几乎所有形式的垄断,这明显违背了自由市场的规则。

新自由主义对1970年代经济危机的回应有多种形式。在英国,其构成了撒切尔政府货币政策的起源,认为货币供应的增长是经济环境恶化的罪魁祸首。在美国,新自由主义伪装成了里根政府的供给侧改革方案,认为税收是经济表现不佳的主要原因。这些政策的制定者们不约而同地发起了宣传运动,试图让人们笃信他们的政策是必然的、永恒的,就像撒切尔夫人常说的那样:“我们别无选择”(There is no alternative)。

对于国际贸易和投资,里根对新自由主义发展的贡献和其他人相比显得较为节制。尽管美国政府在1982年关贸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关于自由贸易的协商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982年的经济衰退促使里根为国内生产商需求让步,退出协商谈判。然而,里根政府仍然参加了1986年至1994年的乌拉圭回合(the Uruguay Round),所涉及领域包括从农业和服务业到知识产权。里根政府在推动新自由主义贸易体制方面,最大的成功是与加拿大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 FTA),尽管这一进程直到1993年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签订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the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才画上句号 ⑦。

从七八十年代的国际视野来看,新自由主义最突出的体现形式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结构性调整计划(the 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s, SAPs)。尽管这一计划起源于上述组织从1950年代起制定的贷款制约制度,但直到八十年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才开始以撒哈拉非洲的大多数国家的债权方的面目出现 ⑧。这些计划将非洲国家乃至其他发展中国家置于自由化、放松监管和私有化的体制下,以便把理财行业发展的负担转移到私有部门。这些国家以为,这种出口导向的、外国资本支持的发展策略可以让本国成为所谓的新工业化经济体(Newly Industrializing Economies, NIEs)。这种重构过程方便地将贫困国家的经济与外国贸易投资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相调和。

八十年代新自由主义的第一波浪潮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地缘政治学任务:阻止共产主义在所谓第三世界(the Third World)逐渐增长的影响。里根放任了新保守主义浪潮对区域冲突或明或暗的介入,支持推翻亲苏政权的游击运动。里根政府还密谋策划了1983年对加勒比岛国格林纳达(Grenada)的入侵,试图颠覆尼加拉瓜(Nicaragua)社会主义的桑地诺(Sandinista)政府;更不必说长期对伊斯兰“自由卫士”(例如塔利班组织(the Taliban)的前身,“圣战组织”(the mujahideen))提供源源不断的武器支持。撒切尔夫人也采取了类似的新保守主义行动(例如,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译者注】英国称福克兰群岛战争(the Falkland War)))。美英两国政府决心为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夺取优势,即使新保守主义本身与新自由主义理论存在一些冲突。

1990年代,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贸易投资方面的坚实基础已经布下。这一过程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组织的乌拉圭回合(the Uraguay Round,1986年~1994年)的闭幕为最终完成标志。大约与此同时,国际贸易组织(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成立,于1995年1月1日正式生效。目前,除了负债国家已经在处在所谓结构性调整计划的统治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了世贸组织,至今已有164个成员国。在结构性调整计划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共同作用下,所谓的“自由贸易投资”令发展中国家陷入欠发达的泥沼中无法自拔,无法摆脱悲苦命运:为所谓第一世界提供廉价劳动力、廉价原材料,成为产品倾销地和垄断资本有利的避风港。在世贸组织后接踵而来的区域贸易集团巩固了乌拉圭回合的谈判成果,通过不断颁布新政策来刺激世贸组织。

贸易自由化带来了工农业剩余产品的大量倾销,导致农民和经济农场、民族工业和中小型企业的大量破产。于是,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大规模失业和贫穷严重冲击了发展中国家农业和制造业的核心部门。

需要注意的是,农业部门实际上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基础部门。政府根据结构性调整计划制定经济政策,而跨国公司对于农业生产技术的控制以及农业进口的自由化为农业生产带来了深层次改造,数以千计的农民被迫失去了自己的土地。全球化带来的先进生产技术提高了作物转化率,所谓“合同耕作”(contract growing)更是改变了农村生产关系,因此受打击最严重的是那些平常只能勉强维持生计的农民。

因此,尽管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于1980年代即提出了“华盛顿共识”(the Washington Consensus),直到90年代其才被确立为“正当的”经济发展总体机制。华盛顿共识成为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囊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其他各种华盛顿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南美国家)相关组织所制定种种政策。威廉姆森为该共识提出的10条政策建言如下⑨:

一、采取谨慎的财政政策,规避相对于GDP的财政赤字。
二、把政府支出从补贴引向有效的公共开支上来,如基础教育、医疗保障以及基础设施等领域。
三、改革税收体系,以拓宽税基并削减边际税率;
四、金融自由化,最终目标是实现由市场决定利率;
五、实行竞争性汇率;
六、贸易自由化——进口自由,尤其是减少数量限制(例如许可证);任何贸易保护行为的关税额需相对一致且不能过高;
七、放松对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
八、国有企业私有化;
九、放松政府管制——废止阻碍市场准入或限制竞争的规定,仅保留涉及安全、环境、消费者保护和监管金融机构的内容;
十、保护私有产权。

简而言之,华盛顿共识的建议可以概括为贸易和金融自由化、放宽监管、私有化以及财政紧缩。结构性调整计划依然扮演着重要角色,越来越多的负债累累的发展中国家被迫施行新自由主义政策。

全球的垄断资本家们相互勾结,为了加速推动新自由主义的扩张,他们起草了如下的协议:“关贸总协定的乌拉圭圆桌期间,联合利华(Unilever)、赫斯特(Hoechst)和汽巴嘉基(Ciba Geigy)三家公司与欧盟达成合作,而美国代表团受到了知识产权联盟的影响,包括辉瑞制药(Pfizer)、孟山都(Monsanto)和杜邦(Du Pont)。这些公司对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he Agreement on Trade 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RIPS)的起草起到了重要影响,将关贸总协定的指令从纯粹的贸易问题领域延伸到知识产权领域,甚至包括对生物科技研发的新的生命形式的专利要求⑩ 。”

这一自由化进程不仅包含贸易领域,还包括金融和投资自由化。因此,乌拉圭圆桌协议的墨迹未干,1994年在马拉库什(Marrakech,【译者注】摩洛哥城市),一项新的多边投资协议(Multilateral Investment Agreement, MIA)已经处于酝酿之中,这份协议计划1996年在新加坡世贸组织第一届部长级会议上正式提出。如果不是由于南非发展共同体(the Southern African Development Community, SADC)加上埃及(Egypt)、乌干达(Uganda)、坦桑尼亚(Tanzania)以及加纳(Ghana)的反对意见打破了共识,这项多边投资协议甚至会扩展世贸组织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影响 ⑪。

然而美国领衔的垄断资本集团并没有收到这一事件的影响,只是把原先的多边投资协议(MIA)做了无关紧要的改名(the Multilateral Agreement on Investment, MAI),将其作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主导下的一项诸边协议,并且首先与该组织工业化的成员国进行协商。然而这一协议历经数月的全球运动后由于法国的反对终归失败,原因是艺术与文化方面的投资自由化会带来很大的麻烦。

帝国主义国家对于新自由主义扩张不遗余力的推动,意味着世贸组织重新开始积极扩张,手段包括2001年的多哈会谈(the Doha Round)、非农业市场准入(the Non-Agricultural Market Access, NAMA)协商,以及扩充服务贸易总协定(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 GATS)。世贸组织的这些努力并未成功,只得让位于各种双边,区域性或诸边全面自由贸易投资协定。这些协定一部分是由美帝国主义发起的,例如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跨太平洋伙伴协议(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A)、跨大西洋贸易投资伙伴关系(the 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TTIP)等。余下的协定大部分是欧洲帝国主义国家在欧盟架构下主办的,例如扩充的经济伙伴协议(the expanded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s, EPAs),或是欧盟与东南亚国家联盟(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译者注】即东盟)之间的双边协议。还有一些是新兴的帝国主义中国所主办的,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

生产的全球化

经济学家所提出的“全球化”这一经济学术语,指的主要是通过国际贸易投资的方式实现经济一体化⑫ 。这一概念与垄断资本主义在政策和国际经济一体化方面实现新自由主义的时间表上是高度契合的。

然而,各个生产领域的生产资料及其下游工业应用的数字化带来了技术飞速发展,构成了全球化生产的物质基础。可以说,全球化诞生于技术革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生产过剩危机促进了生产过程的进步,为不变资本扩展投资提供了机械设备。

不仅如此,技术革命带来了贸易、交通和运输成本的大幅下降,从而使全球化成为可能。航运货盘化、航空业发展以及通讯数字化是其中突出代表。这些技术进步不仅促进了贸易扩张,同时也有利于资本输出,因为通讯方式的革命使得国际金融机构的运作更加便捷,更容易进行投机证券投资⑬ 。

劳动关系也发生了深刻变迁,劳动与资本间已出现裂缝的所谓“社会契约”被彻底抛弃,资本家倾向于当前需求和生产步骤,签订大量的各种形式的灵活短期合同。

除技术与资本货物生产方面的进步外,全球化实现的另一关键因素是分包合同(subcontracting)或者说生产全球化的出现。生产外包始于20世纪50年代,但直到70年代随着允许外包原材料和成品免关税的工业园区的出现,才开始受到关注。这些特别出口区(special export zones, SEZs)最终演变为不同种类的贸易区(甚至是跨国公司经营其外包业务和呼叫服务的办公楼),在税收特权外还享有多项补助和优惠。在农业领域,高价值作物的合同种植就是外包的一种形式,而呼叫中心和其他各种网络业务则是外包在服务领域的表现。

垄断资本向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和新殖民地倾销过剩资本和货物以摆脱生产过剩危机的行为,并没有为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创造新的工作机会,反而摧毁了民族产业和自给农业(subsistence agriculture),加剧了失业。

广大发展中国家中由失业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组成的庞大产业后备军并非由于资本积累而成为剩余劳动力,其罪魁祸首在于新殖民主义和发展不良的帝国主义政策。这构成了国际范围内的劳动人口过剩,他们被垄断资本攫取超额利润,全方位的压迫使他们的生活在极低的标准下仍难以为继。

本文认为,生产外包演变为全球化下吸取超额利润的另一种形式。利用从发达国家进口产品和向发展中国家出口之间生产成本和市场价的差异,跨国公司迅速聚敛了超过平均利润率上百倍的超额利润。

在此背景下,临时移民劳工是帝国主义压榨劳动剩余最令人发指的例子。来自半殖民地的贫苦群众没有合法身份,在帝国主义的心脏地带竭力维持着底层生活⑭ 。

帝国主义的第二个世纪: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与垄断资本的永恒战争

Figure 1 US Real Gross Domestic Product, Recessions Linear Regression and the 10-Yr MA

图 1 美国真实国内生产总值,经济衰退线性回归与每十年的MA

图片来源:

http://www.financialsense.com/contributors/doug-short/gdp-q1-third-estimate-at-one-point-eight-percent.

金融自由化与经济金融化

在过去的五年中,整个世界处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背景下的漫长衰退中,表现出如下特征。首先,经济衰退与增长乏力交替出现,这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中被证明的盛衰循环的一种表现,但总体上呈现出衰退和“萧条”的态势;与此同时,不断扩张的金融,或者说“赌场”经济出现了自身波动,这种波动更加混乱且难以预测,加剧了经济衰退,导致全球经济萧条。美国过去50年的真实国民生产总值数据体现了这一点(如图 1所示)。

盛衰循环与金融崩溃同时出现并非首次,自19世纪末以来,股市和其他形式的金融投机开始成为发达工业经济体的晴雨表,反映经济发展的繁荣与衰退。八十年代起,债务作为保增长的政策开始广泛实施,金融化逐渐处于支配地位(金融自由化引发的投机性金融投资工具的扩张),虚拟经济开始出现 ⑮。

通过对比金融衍生品对世界经济总量的影响,许多经济学家现在承认:金融衍生品的水平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激增,就算这些衍生品泡沫不是突然破裂,即使逐渐释放给整体经济带来越来越严重和难以预料的风险,甚至超过了三十年代大衰退时期。

新自由主义的金融自由化与对新旧殖民地的投资增长带来了愈发严重的失业问题,其原因包括:投机性生产投资,金融投机导致的财政失稳,以及放松投资管制环境下的经济不稳定。

在全球化条件下,新殖民地永久危机的风险同样开始加剧,因为垄断资本不断寻求防止帝国主义危机恶化的方法。新旧殖民地面临的债务危机加剧了经济衰退的风险,因为这些国家用于公共和私人债务的款项是资本出口最有利可图的收入来源之一。随着华盛顿共识的限制条款进一步削弱了这些国家的经济,令他们只有在全球市场的救济下才能生存,而摆脱这一局面的方法似乎只有更多的借款,这只会恶化债务状况,最终导致经济崩溃。

近些年来,高昂的食品价格开始成为“新常态”。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促使大量资本进行农产品金融投机,因此如果不是经济停滞导致的需求不足和谷物价格轻微下降,食品价格还将保持高位震荡的状态。从各个方面来看,当前食品价格发展趋势总体向好,产量增加,进口需求减少,高价略有回落。然而诱发危机的深层次矛盾仍未能解决,金融投机和环境压力的问题仍摆在人们面前。

新自由主义化的危机和萧条与战争

2008年的大规模金融危机是一系列金融泡沫连环破裂导致多家金融巨头倒闭所引发的。泡沫的产生是由于次贷危机导致房地产业、信贷交换等投机性金融产品的大规模崩溃。尽管紧急财政援助为选出的“大不能倒”(too big to fail)的企业和银行赢得了些许生存空间,但由于经济不能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和消费需求,只能从一次经济危机走向下一次经济危机。

帝国主义的第二个世纪: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与垄断资本的永恒战争

Figure 2 World GDP Growth (Annual %)

图 2 全球国民生产总值增速(年百分比)

图片来源:世界银行发展指标

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KD.ZG?end=2016&start=1961&view=chart

英国央行首席经济学家安德鲁•霍尔丹(Andrew Haldane)在2015年的一次演讲中这样描述当前经济环境:“最近的事件算是危机三部曲的一部分。三部曲中的第一部是2008~2009年的‘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危机,第二部是2011~2012年的欧元区危机,而我们现在或许正处于第三部,2015年至今的新兴市场危机 ⑯。”

全球发展中国家间爆发的危机是大量的、不断增长中的债务的一部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6年断言:“低收入国家逐渐处于原先不熟悉的更脆弱的环境中,表现为市场波动和更加高昂的债务。具有挑战性的全球环境表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漏洞可能会增加。”事实上,自2007年以来发展中国家债务偿付额就达到了所能承受的最高水平,2014~2016年间这一数字更是增长了45% ⑰。

中低收入国家的主权债务已经从2008年的560亿美元增长到了2016年的2620亿美元。这种剧烈波动的现象实际上反映了发达国家对经济危机的反应。此外,新兴市场公司债务的增加与2014年以来亚洲商品价格下跌相吻合,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偿还将变得更加困难。

向发展中国家贷款的热潮是发达国家危机反应政策的一部分。发达国家的量化宽松(quantitative easing, QE)政策和低利率使得贪图利润的放贷人将目光投向了可能提供更高利率的发展中国家。尽管美国联邦储蓄系统(the US Federal Reserves)为刺激经济为维持的超低利率正在逆转,随之而来的美元对发展中国家货币的升值也为货币不匹配创造了条件。结合上述出口商品价格下跌的情况,按期偿还债务似乎成了天方夜谭。

当金融市场重新升温,为新的崩盘创造条件时,这一次与2008年的区别是风险更高了。这是因为中央银行已经通过量化宽松政策受够了大量的公共和私人金融资产,本身成为金融市场的关键主体。如果遭受新的财务冲击,他们有崩溃的危险。早在2013年5月中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就曾警告,结束量化宽松政策可能导致利率上涨和债券价格崩盘。

随着危机逐步升级,美国力求通过国际贸易协定维持其霸权地位(一般得到欧盟和日本的支持),监督国际债务和金融关系的治理,通过私有化寻求并垄断财产,等等。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统治下的单极世界已持续了二十多年,全球政治在新千年起就经历了重大调整。世界开始出现“多极化”趋势,而新兴大国的立场和行动并不常与美国一致。这种情况所包含的因素可能最终引发更多重新调整,甚至是霸权主义的两极分化。

所谓后冷战时期的奇怪结果是战略性军备竞赛仍在持续。美国在欧洲依然维持了核导弹防御体系。虽然美国声称其导弹系统是防止伊朗可能遭受核攻击的屏障,但似乎真正的目标在于俄罗斯。俄罗斯指责美国-北约计划在其西部和南部边界上扩大影响。中国作为新兴的帝国主义力量,虽然在维护国家和全球利益的同时平衡自身选择和种种考虑因素,但在经济和快速增长的军事能力方面成为了更具战略性的挑战者。

在争夺帝国主义统治的斗争过程中,美俄之间准冷战姿态最为惊人的是在武装冲突热点地区采取了武力威胁的形式——尽管以一系列大规模军事演习或是军事干预的官方威胁作为掩盖。特别是美国主导的颠覆叙利亚和伊朗的势头正劲。

美国所谓“亚太再平衡战略”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主要在于抑制中国的影响。这一战略中的一部分最早由布什政府开始实施,而与东盟的紧密关系,以及目前已经被抛弃的跨太平洋伙伴协议(TTPA)始于奥巴马的第一任期。但其中最富有戏剧性,如今特朗普总统最明确承诺的,是在东亚和西南太平洋地区建设军事枢纽。具体目标是:维持美国目前在印度洋到南中国海航道的统治地位; 敌对国家关闭咽喉要道时坚决捍卫(例如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防止对手或敌对国家的其他潜在威胁破坏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利益。尽管特朗普政府推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协议,但上述地缘政治目标仍然受到美国政府的高度重视。

武器贸易进一步表明了军国主义上升与资本主义逐利之间的联系。美国等发达国家往往是最大的军费开支国,也是全球军队最大的武器贸易商、供应商和军事援助提供者。 美国,俄罗斯,法国,英国和中国(也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在加上德国和意大利,武器销售额占2004年至2011年总销售额的约85%。全球每年完成450~600亿美元武器交易,其中四分之三卖给发展中国家。武装生产巨头宣称,武器生产“创造就业机会”,如果他们不关注不民主的政权,“别人也会的”。

从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到占领巴勒斯坦,再到对海地和黎巴嫩等国的军事介入,乃至入侵伊拉克、利比亚以及如今的叙利亚和也门,帝国主义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过程都伴随着永不停歇的侵略战争。事实上,冷战结束后并未出现帝国主义国家的哈巴狗和战胜者们所鼓吹的所谓“和平红利”,因为冷战的结束不过是国家间、全世界人民间征服和永久性的侵略战争的开始。军工复合体在吸收过剩资本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但这一疯狂战车需要不断的战争作为燃料。最终的经济、政治和气候危机使得帝国主义国家不得不面临战争和法西斯主义的兴起。

然而,这场危机也推动了被掠夺和剥削的发展中国家对美国通过高度军事化维持的霸权的反抗,民族解放的热潮风起云涌。长期群众武装斗争或大规模叛乱层出不穷,不论是在菲律宾、哥伦比亚、库尔德地区、印度以及其他南亚国家,还是在美国和北约已经进行或威胁发动公然侵略战争的国家,例如伊拉克、阿富汗,或其他领土上有外国占领军的国家,比如以色列占领的巴勒斯坦。

对于全世界工人和人民群众而言,摆脱痛苦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人民革命战争摧毁为害已久的帝国主义,共同建设社会主义。

注释

[1] 本节大量参考了哈利•马格多夫(Harry Magdoff)1969年出版的《帝国主义时代》(The Age of Imperialism)。【译者注】哈利•马格多夫(1913~2006),又名亨利•萨缪尔•马格多夫(Henry Sameul Magdoff),美国著名社会主义评论家,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位期间担任多项政府领导职位,后成为马克思主义刊物《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的共同主编之一。

[2]  Magdoff, Harry. The age of imperialism: The economics of US foreign policy. Vol. 21. NYU Press, 1969.

[3]  Nelson, Joan M. 1968. Aid, Influence and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Macmillan.

[4]  Eichengreen, Barry. 2011. Exorbitant Privileg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Dollar and the Fu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5]  Ranis, Gustav et al. 1974. Sharing in Development: A programme of employment, equity and growth in the Philippines.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r Office.

[6]  Duménil, Gérard and Dominque Levy. 2004. Capital Resurgent: Roots of Neoliberal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7]  Steger, Manfred B. and Ravi K. Roy. 2010. Neoliberal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8]  Lensink, Robert. 1996. Structural Adjustment in Sub-Saharan Africa.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9]  Williamson, John. 1989. “What Washington Means by Policy Reform.” In John Williamson (ed.). Latin American Readjustment: How Much Has Happened.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0]  Humphreys, David. 2011. “Environmental Accountability and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In Brendon Gleeson and Nicholas Low (eds.). Governing for the Environment: Global Problems, Ethics and Democracy. New York: Palgrave.

[11]  Khor, Martin. 1997. “Trade and Investment: Fighting over investors’ rights at WTO.” SUNS bulletin. Geneva: Third World Network.

[12]  在此之前已有人使用“全球化”一词,但通常认为这一概念是西奥多•莱维特(Theodore Levitt【译者注】哈佛商学院资深教授,现代营销学奠基人之一)于1983年发表在《哈佛经济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五六月刊上的文章《市场全球化》(Globalization of Market)首先提出的。

[13]  Tujan, Antonio. 1996 June. “APEC and Globalization.” People’s Policy and Advocacy Studies: Special Release. Quezon City: IBON Foundation.

[14]  Tujan, Antonio and Pio Versola. 2013. Prospects for the Global Crisis: 2013 Report on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Quezon City: IBON International

[15]  Tujan, Antonio and Pio Versola. 2013. Prospects for the Global Crisis: 2013 Report on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Quezon City: IBON International.

[16]  Haldane, Andrew. 2015. “How Low Can You Go?” Speech delivered at the Portadown Chamber of Commerce. Northern Ireland.http://www.bankofengland.co.uk/publications/Pages/speeches/2015/840.aspx.

[17]  英国千禧年债务运动组织(Jubilee Debt Campaign)2017年数据。

【本文原载于《LENIN’S IMPERIALISM IN THE 21ST CENTURY》,Institute of Political Economy,Manila,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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