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前的探索——列宁1914年9月至1917年4月在瑞士

本文旨在描述 1914 年之后沉闷的年代并探讨将成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革命家之一的列宁在这些年里做了些什么。这些年几乎剥夺了他所有直接进行政治干预的可能性,在几乎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为怎么办的问题找到了什么样的答案? 他在波兰奥匈帝国占领区得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消息。他流亡到中立的瑞士,在那里度过了两年零八个月,然后搭乘火车途经德意志帝国到达瑞典,从瑞典又携带着著名的 《四月提纲》———他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口号途经芬兰回到彼得格勒。1914 年 8 月底来到瑞士之后,列宁仍然与世隔绝,依赖于信件往来,与俄国几乎中断了联系。战争条件下的组织工作极其困难,或者说完全没有可能。在这个无可奈何的时代应该怎么办?

回顾列宁在瑞士度过的二十三个月,再依据他参与 1917 年 3 月开始的俄国革命进程的活动衡量这二十三个月,那么可以肯定地说,他几乎史无前例系统彻底地利用流亡机会为其政治时机做准备。在尚不能采取行动的情况下,列宁尽力而为: 为自己的干预行动创造前提条件。

下列图 1 中的各个要素旨在概述列宁在1914 年秋至 1917 年春期间 “为了更好的跃进……而后退”的工作。列宁对 1917 年秋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治领导权,建立自己的专政的重要贡献可以用八个要素 (图 1) 进行说明。这八个要素也会更好地说明为什么列入俄国革命史册的布尔什维克的成就成为历史的死胡同。

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前的探索——列宁1914年9月至1917年4月在瑞士

图 1 列宁在 1914 年 8 月至 1917 年 4 月期间的活动

列宁确实几乎按照先后顺序阐述了下列探索过程的各个要素,但是这也是具体采取行动的可能性使然。这个先后顺序也是顺理成章的。除此之外,还存在着会被控制论称为反馈的因素。每个后续步骤都明确显示了构成出发点的双重否定,修正了哲学反思,丰富了叙述,改变了社会分析,使革命的理论激进化,使方案设想具体化,促进了对解放视野和国家权力的作用的新思考,使与各自初始方案相联的新的战略重点居于重要地位。

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前的探索——列宁1914年9月至1917年4月在瑞士

一、具体双重否定的表述

从 1914 年起,列宁在战争问题上的立场非常明确: 一是与第二国际决裂,建立一个新的共产国际; 二是提出 “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他先是不相信波兰报刊对社会民主党于8 月4 日在帝国议会中一致投票赞成军事拨款的报道,而后,他的第一个评论是: “这是第二国际的终结。”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列宁在奥匈帝国出狱后不久就写下了第一批论文,他在其中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一些领导人”的名义要求建立第三国际,其任务 “应当是坚决彻底地抛开社会主义运动中的这一资产阶级派别。”他的中心论题是 “所有国家的无产者必须以革命战争来反对所有国家的资产阶级”他主张通过非法斗争手段对合法斗争手段进行补充。“在军队内、在战场上”宣传 “社会主义革命,宣传必须把枪口对准各国反动的资产阶级政府和政党,而不是对准自己的弟兄——其他国家的雇佣奴隶”这与卡尔·李卜克内西的要求相符,李卜克内西要求坚决与“国际的逃兵”进行清算,明确 “我们对世界战争的态度是我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态度原则中的特殊情况”: “从这些原则中所得出的战略结论是毫无顾忌; 适用于所有国家!要国内战争,不要国内和平!” 

列宁的坚决否定同时也是一种极端尖锐化。在此,既体现了他的长处,也体现了他的局限性。所期盼的革命被理解为变奴隶主的帝国主义战争为反奴隶主的国内战争。居于中心的不是多种选择的开放性政治空间,而是非此即彼的绝对对立之间的强行决定。他对 “社会沙文主义者”和 “机会主义者”的否定也是绝对的。在被设定为正确的立场面前,不能存在任何 “摇摆不定”或 “偏向”的可能。他的否定不容忍任何相对化的异议。

二、战略性社会分析

为了确定俄国革命所处的环境,列宁着手分析了作为体系和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社会。在战争的最初几年,列宁集中精力研究了有关帝国主义的文献。他为布哈林的著作《帝国主义与世界经济》撰写了序言,研究了有关帝国主义讨论的主要著作 (尤其是希法亭的著作 《金融资本》),写下了一篇题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通俗论述。

列宁这样做不是为了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创造原始理论,而是对能够解释帝国主义体系最先突破点的主要矛盾感兴趣。就在其他社会民主理论家将注意力集中于某些主要趋势并推断出绝对化逻辑后果的同时,列宁则一直关注趋势与反趋势。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他对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的分析上。 

列宁寻找帝国主义最薄弱的 “环节”,即可能的突破点,在这些突破点,本身处于劣势的社会力量也能引发较大的变革。如果说列宁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描述现实形态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一般特征,那么便很难解释他为什么为写这部书进行了如此极其广泛深入的研究。1916 年的文章、论文和决议草案主要围绕着三个与帝国主义紧密相关的问题:(1) 分析帝国主义的内部矛盾和社会主义解决方法的可能性, (2) 研究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的可能方案, (3) 帝国主义与民族问题的关系。 

列宁不同于许多其他欧洲同时代社会主义者,他很早就认识到反对殖民主义和民族斗争对左翼政治的意义。在他看来,帝国主义势力与国内和殖民地的从属民族之间的裂痕具有很大的革命潜力。他在谈到 1916 年爱尔兰起义时这样写道: “因为,如果认为没有殖民地和欧洲弱小民族的起义,没有带着种种偏见的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爆发,没有那些不自觉的无产阶级或半无产阶级群众反对地主、教会、君主和民族等等压迫的运动,社会革命也是可以设想的,——如果这样认为,那就意味着放弃社会革命。……谁要是等待 ‘纯粹的’社会革命,谁就一辈子也等不到,谁就是不懂得真正革命的口头革命家。” 

关于没有 “纯粹的”社会革命的论题无疑是列宁从他的帝国主义研究、农业问题研究和新的民族冲突研究中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他认识到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社会及其国际体系拥有许多突破点。每个突破点都会产生对社会体系造成威胁的一系列冲突,这些冲突在政治上的重要性绝无等级之分。每个冲突都可能孕育着可以被积极释放出来的社会主义潜力。在列宁看来,激进左翼政治必须使这些冲突向着社会主义方向爆发出来。

三、革命的理论

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自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产生以来便拥有跨阵营的明确立场: 俄国正不可逆反地走向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已不可避免。不是农民阶级,而是正在形成的工人阶级是唯一真正的革命阶级。一个 “小资产阶级农民的社会主义” 是不可能的,1885 年格·瓦·普列汉诺夫在他的论文《我们的意见分歧》中这样写道。

由此产生了俄国工人运动的双重战略,即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以及在捍卫雇佣工人的基本权利的同时在俄国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根本变革而斗争。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首先直接列入议事日程。它必须为资本主义尽可能自由民主地发展创造条件,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开始社会主义斗争。这个战略构成了普列汉诺夫于 1884 年在日内瓦起草的 《社会民主主义的劳动解放社纲领》 的基础。 

在 1905 年革命中,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的立场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立场分道扬镳。布尔什维克在革命之前便坚信俄国大资产阶级根本不能坚决与沙皇制度决裂,对此它毫无意愿。俄国大资产阶级因此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也不能再起领导作用。这一角色因此已经过渡给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者。最近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农民专政,它必须实行必要的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列宁反对孟什维克的不同立场 ,主张社会民主党如果要实行这种专政就必须参与政府。这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 “民主专政”,它要实现在社会民主党领导下进行 “最激进的民主主义变革”的纲领。目标是 “建立民主共和国这个资产阶级统治的最后形式也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作阶级斗争的最好形式”。其纲领的实质是以马克思主义模式进行社会主义领导下的资产阶级革命。

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前的探索——列宁1914年9月至1917年4月在瑞士

1905 年革命显示出沙皇统治实际上已非常薄弱,俄国资产阶级已不能遵循自己的策略,它与旧俄国势力迅速结成同盟。同时,也清楚地表明,俄国工人阶级和农民拥有很大革命潜力,沙皇制度不可能长期指望武装力量的效忠。

在这种情况下,俄国社会民主党内部的立场更加激进。托洛茨基阐发了一个设想的萌芽,这个设想后来以不断革命的理论而闻名。他在写于 1906 年的论文 《总结与前瞻》中这样写道: “我们可以给所有革命问题定下一个框框,硬说我国的革命就其客观目的、从而就其必然结果来说是资产阶级革命,我们也可以无视这一事实: 这个具体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角是无产阶级,并将被革命的全部进程推动着去夺取政权。我们可以安慰自己说,在资产阶级革命的范畴内,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只会是偶然的插曲; 同时忘记无产阶级一旦取得政权,不经过拼命抵抗,不到政权被武力夺走它就不放弃政权。我们还可以安慰自己说,俄国的社会条件没有成熟到可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同时不考虑这一事实: 无产阶级一旦取得政权,就必然会在现实斗争的全部逻辑的逼迫下去组织国家管理的经济。”

托洛茨基从他的“不断革命”设想中得出结论: “没有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国家援助,俄国工人阶级就不能保持政权,这是片刻也不能怀疑的。另一方面,也毫无疑问,西方的社会主义革命将使我们能够把工人阶级的暂时统治直接变为社会主义专政。” 

随着 1917 年二月革命的发生,列宁也最终阐发了俄国革命两个阶段的理论。他在自己从 1905 年革命中获得的不同认识面前长期对这一理论进行了辩护,因为对他来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要素。当客观条件没有达到某种成熟程度时,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观条件也不能拥有必要的成熟程度。正如米夏埃尔·勒维在他的分析文章中所写道的那样:“客观决定主观; 经济是觉悟的条件; 在此,在这两句话中可以找到第二国际的唯物主义福音的摩西及其十诫。”勒维认为,列宁 1917年 3 月和 4 月还在瑞士时,便已在为 《真理报》写的文章 《远方来信》中与这种福音决裂。列宁最终表达了民主斗争从属于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已被列入议事日程的立场。

四、对作为具体行动情境的时代的定义和可能的方案设想

“怎么办”和 “谁来办”始终是左派的中心问题。左派大多处于守势,面对似乎不可解决的问题,受极高激进变革要求的驱使,任何其他政治力量都没有像左派那样如此迫于行动。这个时代主要被视为行动空间和时间。列宁比任何人都更多地把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定义与直接行动方向联系在一起,因此,他恰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在这个几乎没有行动可能的时期阐发了在他看来非常重要因素 : 谁能够在将预期的结构突破转变为一场产生结构性影响的划时代事件中起作用? 采取什么样的方式、目标和手段?

列宁的时代定义包括 (1) “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2) 以便决定 “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以及 (3) “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对他来说,“马克思的方法首先是考虑具体时间、具体环境里的历史过程的客观内容,以便首先了解,哪一个阶级的运动是这个具体环境里可能出现的进步的主要动力。”

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前的探索——列宁1914年9月至1917年4月在瑞士

这种对时代的理解不仅仅是对一个时间段的理解,而是对具体行动局面的理解。这是三部分重合的结果: (1) 现实的长期和中期趋势,(2) 在某些具体事件中可能的而不是必定的有利情况和 (3) 从中产生的采取行动的机会。但是每个时代都各不相同。

也可以说有两种时代: 一种是发展时代,在这种时代中,活动家及其力量对比、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以及自然条件相对稳定。社会斗争和政治斗争中各种趋势的重要性和不同势力影响的对比在这个框架内发生变化。然而,这种时代势必被突变时代所取代。伊曼纽·华勒斯坦在这个背景下阐述了历史周期与各种长期稳定趋势的联系,这些长期稳定趋势可以积聚成混乱不平衡的瞬间,有可能出现岔道分支,即不可预测的方向变化,因此而形成 “变革时间和空间”。这便是时代变革之时。在这种情境中进行干预的目的就是打断单纯进步的直线性时期。这是一切都不同以往的时刻。 

列宁从他对帝国主义的分析中得出结论,19 世纪末以来,以民主形式为主、世界体系中主要国家之间关系拥有相对国际稳定性的资本主义阶段已经结束。在他看来,帝国主义是一个越来越富于寄生性的经济体系,一个反动的政治体系,这个体系使得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这是突变时代的开端。

因此,帝国主义客观上是社会主义的最初阶段: 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讲,它使有意识的生产和交换社会化成为可能; 从消极意义上来讲,它不再能进步地利用这种潜能。因此,战争开始后,也必须创造社会主义的主观前提。对列宁来说,重要的是反对旧的社会民主党。他将其视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障碍。他的时代定义是: 这场帝国主义战争正在开创一个社会主义革命的纪元。 

列宁在第一次大战爆发后的做法的特殊之处在于他能够将社会主义革命时代已经开始的一般论述与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和对抽象的一概而论的否定相结合。他从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和帝国主义的深刻矛盾中推导出在一个或少数几个国家成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可能性,尽管他当时认为,在俄国,只有在至少德国随之发生革命的条件下才能保持住这个革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阶级、民族、革命等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概念被演变为能够确定和显示领导权的潜在的突破点,那里的裂痕深到足以推动大的群体向统治者提出挑战。

他因此能够在 1917 年坚决要求立即实现和平,直接将土地分配给村民,在俄罗斯帝国实行各个民族的自决权,他事先便认识到在这些问题上聚集了各种斗争的潜在路线,它们将可能导致推翻临时政府。社会主义革命时代对他来说同时也是摆脱帝国主义统治和最终使农民得到解放的民族解放运动,他寻求将这三种潮流合并在一起的道路,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列宁对其时代的理解以双重夸大为特征:一方面,他认为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受到日益加剧的对经济、社会、政治和军事具有不可避免的破坏性的进程的影响。资本主义的进步潜力似乎不可逆转地消耗殆尽。在此意义上,他认为帝国主义不仅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而且实际上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和最后阶段。列宁的这个立场与同时代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相同。另一方面,列宁认为,从资本主义进步潜力消失殆尽中必然得出的实际结果是: 反对资本主义的运动得到进一步加强,它们因帝国主义制造或加剧的形形色色的冲突而采取丰富多样的形式。在列宁看来,这些运动主要是反对社会、民族和殖民地压迫的运动,反对限制民主自由的运动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运动。

他的论点是只有社会主义可以提供一条进步出路。鉴于帝国主义的特征,这些运动必须向统治集团宣战。也就是说,选择的可能性是: 帝国主义或社会主义,帝国主义战争或内战,非此即彼。他在 1917 年 4 月这样写道: “没有社会主义,就不能使人类摆脱战争和饥饿,就免不了还会有千千万万人的死亡。”卢森堡的口号是: 要么是社会主义,要么是野蛮状态! 它被改变为下列选择: 要么是帝国主义战争的野蛮状态,要么是过社会主义内战获得解放。内战必须成为左派的 “策略的中心”。

五、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作为解放的前提条件

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的特征问题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性讨论中一直处于重要地位。与普列汉诺夫相比,列宁从一开始便强调了每个个人自由发展的彻底解放的设想。但是,直到 1916 年底,过渡阶段的具体状态、过渡社会的制度形式和在这次革命中国家的作用的问题才成为列宁的中心问题。第 1 至 6 点的问题对他来说似乎已经解决了。然而,仍然悬而未决的是新的随着社会主义革命产生的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特征以及这对革命后的国家的状态有什么影响。

奥古斯特·倍倍尔 和卡尔·考茨基对此的研究最引人瞩目。而在列宁那里的直接起因则是 1916 年 12 月发表的批判布哈林的社会主义与国家观点的文章。列宁指出,布哈林强调社会民主党 “在原则上敌视”国家的态度,因此没有认清过渡阶段新国家组织的作用。为了给 《< 社会民主党人报 > 文集》撰写 《马克思主义论国家》的文章,他在 1916 年底开始了准备工作,1917 年 2 月准备工作结束。这个杂志因为缺乏资金而停刊,因此 《马克思主义论国家》这篇文章没有写成。这一研究直到列宁回到俄国之后才以另一形式得以继续。 

1917 年 8 月和 9 月,他在芬兰的藏身之处,在这个可乘火车很快到达俄国革命中心彼得格勒的地方,在为布尔什维克报刊和党的领导机关写文章的同时,还撰写了著作《国家与革命》。这部著作长达一百多页,他在紧张的局势中完成了这部著作。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要求充分 “恢复真正的马克思的国家学说”。重要的是三个问题: 一是国家在对抗性阶级社会中的本质,二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崭新国家的必要性及其具体形态,三是阐述这个国家在向共产主义社会更高阶段过渡时期的作用。 

列宁虽然认为国家对付极少数被剥夺了财产的资产阶级是轻而易举的事,因此对资产阶级实行镇压的 “特殊机器的需要就开始消失”,国家因此 “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但是他同时也认为,在这个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所有公民都成为国家的雇员,所有人都 “处于私人地位”,从属于这个“资产阶级国家,——但没有资产阶级”,从属于其法律、权力和暴力。

而这个国家与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能够获得更多权力,甚至更加强大,这一点则没有被考虑到。与此相关的冲突如何从制度上得到解决,这个国家暴力机构的自主性如何得到控制,在列宁的文章中对此没有进行单独论述。他似乎认为,这个工人国家的直接民主架构可以保证作为 “社会成员” 所有人的利益的代表权不会被一个特殊集团篡夺,不会形成新的少数人的统治。

六、为具体社会变革计划制定战略

前面一部分已经包括了流亡归来后列宁的工作。在俄国,将证明他是否真的正确利用了流亡时间,他是否能够阐发 “口号”,提出 “策略”,正如他在两年多前写给亚历山德罗维奇的信中所写的那样: “工人阶级群众在革命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就必然会在这些口号下聚集起来。”所有上述七个要素在 1917年 3 月和 4 月都汇聚在对一个具体战略的表述中,其目标是直接夺取政权。它以口号 “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而闻名。这个口号与列宁的名字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虽然它最初诞生于布尔什维克左翼集团和彼得格勒工人中的无政府主义者集团。

列宁将这个 “从下”诞生的口号添加到 “从上”制定的战略中,并收入四月提纲。他将社会主义革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苏维埃应该是一个新的国家组织的基本形式。立即进行和平谈判,土地分给农民以及在工人直接监督下以社会主义方向调节经济是最重要的直接目标。左翼孟什维克及革命的时代见证人尼·苏汉诺夫这样回忆道: “我们当时完全沉浸于吃力不讨好的革命例行事物中,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那些必要的但是会被 ‘历史’忽视的日常必要性中,这时,突然在我们的眼前出现了一缕明亮耀眼的奇异之光,使我们对此前我们生活中的所有重要的东西都视而不见了。”

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前的探索——列宁1914年9月至1917年4月在瑞士

《四月提纲》的战略第一是苏维埃不能自己将权力转交临时政府,必须克服两个政权;第二是为了使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占据多数进行激进民主斗争。这也是武装起义和夺取政权的基础。尽管列宁一次又一次地不排除会发生权力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尽管他主张,只要苏维埃没有被施加暴力,拥有批评自由,布尔什维克自身就不采取内战的手段 ,但是最终他还是认为,在这次革命中只能通过武装暴力才能夺取和保卫政权。资产阶级势力不允许采用任何其他解决方法。列宁认为,在这种具体情况下,防止俄国彻底崩溃的紧迫任务与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合二为一。他对辩证法的理解是: “个别向一般的转变,偶然向必然的转变”。

七、结束语

1917 年 10 月 25 日 (旧历),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武装力量控制了彼得格勒。在斯莫尔尼宫,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剩下的议员的欢呼声中宣布了临时政府的倒台。右翼社会革命者和孟什维克将此视为政变,在提出抗议之后退离了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上通过了由列宁起草的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一个新的纪元开始了。列宁达到了他的主要目标——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此时的任务是保持政权,实现与此政权要求相关的目标。

从直接结果进行评价,列宁的战略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他在流亡中阐发的这个战略的八个要素显然经受住了考验。在世界历史上,一个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政党首次夺取政权,而且几乎没有流血。随之而来的是对这个政权的解放内涵、历史承载力、目标与手段的关系的历史性检验。恩格斯在此意义上喜欢引用一句英国谚语: 对布丁的检验在于吃。

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前的探索——列宁1914年9月至1917年4月在瑞士

列宁只有不到五年的时间来应对这些矛盾。其中三年多的时间是战争和内战。他只能在病床上 “为了更准确地前进而后退”做出最后而无效的努力。

【察网(www.cwzg.cn)摘录自《科学社会主义》(双月刊) 2017年第2期。作者 (德) 米夏埃尔·布里,德国左翼党理论家; 译者朱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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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十月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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