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网络舆论生态泛娱乐化的负效应

从媒介发展角度来看,舆论生态的“泛娱乐化”是媒介产业市场化的结果。从电视到网络,媒介的娱乐功能被过度强调和加速泛化,尤其是网络的出现对舆论生态的“泛娱乐化”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人人都是自媒体”的时代,网络成为全民狂欢的数字化舞台,舆论生态“泛娱乐化”态势愈演愈烈。网络舆论生态“泛娱乐化”问题实质是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盛行。探寻泛娱乐化舆论生态的治理策略是构建良性舆论环境、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稳固地位的重要议题。

警惕网络舆论生态泛娱乐化的负效应

自1994年中国正式接入互联网,经过20多年的迅猛发展,网络已经全面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重新塑造着中国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当前由8亿中国网民构建的网络舆论场,既是传媒竞争的核心领地,也是中国舆论生态中最具活力和影响力的重要场域。然而,当带有“广场狂欢”特质的网络舆论表达与后现代主义思潮交织,在资本操控和文化消费的合谋下,舆论生态日益呈现“泛娱乐化”倾向,“娱乐是景观的主宰模式,成为塑造政治、伦理和日常生活的一个强大的、充满诱惑力的手段”。中国社会正处于加速转型期,“众声喧哗”、“娱乐至死”式的网络生态降低了人们的文化品位,消解着人们的理性精神,“泛娱乐化”背后隐藏着的消费主义本质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造成了强劲冲击与挑战。因此,审视网络舆论生态“泛娱乐化”现象,是当前构建良性舆论环境、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稳固地位的重要议题。

一、从电视到网络:技术逻辑下舆论生态的泛娱乐化机理

报刊是马克思所处时代最重要的大众传播媒介,报刊与舆论的关系也成为马克思研究精神交往的重要问题。马克思曾把报刊比作驴子,舆论比作麻袋,用以揭示舆论与舆论载体(媒介)的基本关系,即作为媒介的报刊代表舆论、反映舆论。马克思的这一喻指充分肯定了媒介对于舆论的重要性。在开放的现代舆论环境下,“媒介技术的革新为社会舆论话语的释放提供了可能性,媒介技术是整个社会舆论生态演变的最直接推动力”。从技术逻辑来看,网络舆论生态的“泛娱乐化”是现代媒介产业市场化的结果。从电视到网络,原本以释放压力、愉悦心情为目的的“娱乐”功能被过度强调和加速泛化,娱乐不断超越其应有的边界而向严肃的新闻、政治、教育、宗教等领域渗透。随着“人人都是自媒体”时代的到来,互联网成为全民狂欢的数字化舞台,舆论生态的“泛娱乐化”呈现出愈演愈烈的态势。

(一)电视娱乐天性的释放

科学技术具有巨大的社会转化效用,大众传媒的发展直接得益于信息技术革命的发展。传播学中关于媒介娱乐功能的理论阐释产生于第三次工业革命和信息技术革命时期。1959年,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赖特在哈罗德·拉斯韦尔的大众传媒“三功能说”基础上首次增加了娱乐功能,把提供娱乐与环境监测、社会协调、文化传承一起称为大众传媒的四个社会功能,并认为娱乐功能是其最显著、最有力的功能。随着电视的普及与发展,媒介的娱乐性日益被释放,甚至成为电视争夺受众的利器。

与注重严肃阅读的纸质媒体相比,诉诸感官的电视媒体被普遍认为是“泛娱乐化”的始作俑者。“声色兼具”的电视媒体以最大众化的姿态肯定了娱乐的文化内涵,并把媒介的娱乐性演绎得淋漓尽致,通过动感的画面和声音空前激活人们的感官细胞,极大地满足了人们消除疲劳、释放压力、愉悦身心的基本需求。电视这种自带“娱乐天性”的媒体,在消费文化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裹挟下沦为现代社会最主要的娱乐工具,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并成为其中的重要内容。

最早提出“泛娱乐化”的是美国著名媒体文化研究学者尼尔·波兹曼,他通过考察20世纪80年代“电视为王”的美国社会,针对电视媒介掀起的娱乐化狂潮,作了经典论述:“电视一般表达方式是娱乐,当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而且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在波兹曼这里,作为媒介的电视是带有“原罪”的,关键在于这种碎片化、短小化和图像化的传播方式导致一切传播内容变得空洞化、肤浅化和娱乐化,人们却沉浸在电视媒介带来的刺激和麻痹中而不自知。在美国,以娱乐影响政治的最典型例证莫过于政治脱口秀的兴起,这种植入大量娱乐元素的电视节目形式上促进了公众的政治参与,但是,在泛娱乐化的氛围中人们日渐失去政治判断力,原本严肃的政治主题往往流于庸俗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收视率为王的语境下,电视业的“泛娱乐化”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席卷整个中国。从舆论传播模式来看,电视的舆论主体仍是传统的组织化的大众媒体,“我播你看”的模式下,电视泛娱乐化也基本属于自上而下、垂直的传播模式,主要表现为新闻、综艺、影视等节目内容与制作形式的过度娱乐。比如,在电视新闻报道方面,娱乐新闻比例增加,严肃新闻比例减少,过分突出新闻中“软”的成分,模糊了趣味与低俗的界限,各种戏说、侃谈等报道形式受到追捧;在综艺节目方面,游戏竞技类、婚恋交友类、才艺选秀类等真人秀节目遍地开花,一些舆论平台不断炮制出争议性话题,“富二代”、“宝马女”、“豪宅女”等不良价值观的传播引发舆论热议;在影视剧方面,各种帝王后妃剧、言情片、抗战神剧、穿越剧充斥荧屏,一些剧作打着“经典翻拍”的旗号过度解构、歪曲历史,用过度娱乐的编排手段消解了历史题材的宏大叙事和崇高价值。

电视传媒业将娱乐作为提升收视率的利器,片面追逐利益导致传播内容和传播手段的同质化、低俗化、庸俗化,媒体的娱乐功能被片面强调,环境监测、社会协调、文化传承、舆论引导等更重要的社会功能却被严重弱化。娱乐业似乎成为传媒业的代名词,娱乐文化成为媒体的主宰文化,培植出一大批“电视迷”、“追星族”、“粉丝团”。“泛娱乐化”也成为电视文化的批判靶心。

(二)网络舆论生态的狂欢升级

有学者把互联网称为是继文字、印刷术、电报以后的第四次传播革命。互联网的勃兴带来了传播资源的社会化和话语权力全民化,以“去中心—再中心”为基本特征,颠覆了既有的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与电视相比,网络舆论的“泛娱乐化”已不仅是局部的、表层的现象,而是呈现出普遍化、显著化趋势,媒体与网民在集体狂欢中沉浸与盲从,在改变舆论生态的同时也被舆论生态改变。网络技术驱动下的泛娱乐化舆论生态可从舆论主体、舆论载体、舆论客体和话语表达四个层面加以探究。

一是网络舆论主体。主体和客体是哲学的基本范畴,也是考察舆论生态的核心要素。人作为舆论主体,在与社会环境的互动关系中产生舆论。根据生态学原理,网络舆论具有类似生命体的共性,网络舆论生态是一个有大量不同的舆论主体及其与环境各要素相互作用的动态系统。网络舆论生态最大的特点在于舆论主体结构由一元走向多元,由传统媒体、精英掌握的传播主导权以让渡或转移的方式给予网民。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凭借其强大的低门槛性、即时性、互动性和参与性等特征,激发了以个人为单位的传播能量,舆论主体的草根性特征使得个体成为舆论生成与发酵的中心。近年来,“民间舆论场”这一概念的提出,概括了网络舆论格局的新变化。网络舆论主体泛化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网民素质良莠不齐,从早年借浮夸言行“搏出位”的木子美、芙蓉姐姐、凤姐到时下靠整容、自拍、开淘宝出名的各色“网红”;从曝光明星隐私的“娱乐大V”到擅长炒作造势的网络推手;从推动网络事件由畸变走向狂欢的“哄客”到卷入灰色利益链条传播谣言的网络水军,都表明网络舆论主体成分的复杂性令传播风险陡增。

二是网络舆论载体。新媒体形态越来越呈现出社会网络化和网络社会化的整体特征,这两大特征是促使受众日益多元、集中、增加的重要因素。互联网技术的裂变式发展催生出各类新兴平台,2005年被称为中国的“博客元年”,2010年是“微博元年”,2012年是“微信元年”,2016年又被称为“移动直播元年”。微博、微信、客户端、搜索引擎、知识社区作为网络舆论的主要载体,呈现出明显的“泛娱乐化”特征,主要表现为:娱乐明星的微博关注度名列榜首,某些微信公众号变身“段子高手”,“摇一摇”、“查看附近的人”等应用被视为社交神器;手游、短视频成为最火爆的APP类型,在腾讯发布的2016年“星APP榜”名单中,具有娱乐属性的APP占据半壁江山;映客、花椒等200余个视频直播平台“乱战”,少数已将触手延伸到时事热点领域,试图抢占互联网信息入口,但同时也面临营利模式相对单一、平台监管不严、主播素质参差不齐、内容低俗化等诸多问题。移动互联网时代,言论表达规制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但网络技术驱动下信息载体的更新迭代使得规制难度加大。

三是网络舆论客体。舆论客体是指舆论所指向的对象,表现为公众围绕某些社会问题或热点现象形成的舆论议题。网络舆论在议题结构上的泛娱乐化问题尤为突出,既体现在基本没有信息含量的消遣性常规议题方面,如韩寒曾在微博只发了一个“喂”字而被评论转发达上万次,占据热搜头条的总是明星八卦话题;也体现在具有重大新闻价值和关乎舆论导向的非常规议题方面,网络舆论以压倒性的“狂欢”消解严肃问题。2012年,“杜甫很忙”是传统经典文化被娱乐营销的典型现象;部分媒体片面追求眼球经济放弃媒体责任,导致新闻报道成为“泛娱乐化”的重灾区。典型案例有:2012年“南加大枪击案”中腾讯等媒体“全新宝马”的标签化报道导致舆论失焦,网民对遇难者的肆意猜测僭越于真相和人性之上;2014年“东莞扫黄”事件中媒体、大V发声#东莞挺住#掀起微博热议,一场严肃的扫黄行动卷入舆论狂欢的旋涡;2016年“快播涉黄案”中,在事发不到48小时,“我们都是快播人”、“快播无罪”等微博言论转发量过亿,其间隐含的价值取向与现实社会关于“传播淫秽色情”的伦理认知完全相悖。

四是网络话语表达。公共话语是舆论的外化,意见寓于话语之中,构成舆论的物质外壳。话语负载一定的意义,言语、动作、表情、文字和图像等属于话语的表意手段。一种重要的新媒介会改变话语的结构。网络流行语、搞笑段子、表情包、颜文字等话语方式的盛行是网络空间的特殊景观,其中网络流行语的泛娱乐化特点甚为明显。一些生动有趣的网络流行语是观察社会舆情的镜像,也充当了网民情感宣泄的解压阀,但也有相当一部分网络流行语以去中心化的文本内容、遮蔽主流的隐喻叙事和破坏语言规范的句式结构为特征,如“狗带”、“撩妹”、“叫兽”等本身包含着低俗粗鄙表述的流行语,从网络空间蔓延到现实生活中,甚至频繁出现在部分媒体的新闻标题中。污言秽语的肆意传播不仅妨害了主流话语体系的构建,而且会助长社会庸俗浮躁之风。

二、网络舆论生态泛娱乐化的实质及其治理

习近平在2016年4月19日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态良好,符合人民利益。网络空间乌烟瘴气、生态恶化,不符合人民利益。”因此,充分认识“泛娱乐化”问题的实质,探寻“泛娱乐化”舆论生态的治理策略是构建良好网络生态的重要内容。

(一)网络舆论生态泛娱乐化的问题实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较早意识到舆论在社会交往中的重要性,并将舆论置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宏观视野下进行考察,马克思把舆论视为人与社会存在之间“一般关系的实际的体现和鲜明的表露”,恩格斯则更明确地谈到:“世界历史——我们不再怀疑——就在于公众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讨论的现代舆论依存于社会交往又反作用于社会交往,对交往主体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具有显性或隐性的影响。

网络舆论生态的“泛娱乐化”本质上是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的反映,折射出社会普遍流行的精神状态。以享乐和欲望为思想内核的消费主义是西方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体现,这与马克思主义所代表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在阶级立场上是根本对立的。受拜物意识支配的消费主义崇尚“为消费而消费”,而马克思主义主张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两者在价值基因上有着根本分歧。“意识形态是通过强制的、无意识的方式为社会成员所接受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把资本的增殖动机以非政治的方式渗透在符号价值的过度消费中。在“泛娱乐化”语境下,人的娱乐需求被媒体以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逐而异化、泛化时,“泛娱乐化”就成了把媒体推入低俗化深渊的罪魁祸首。因此,对专业媒体来说,片面放大娱乐功能的传播偏向将导致媒体功能的失衡和文化价值的消泯;对公众来说,人们日渐丧失对消费符号的价值判断能力,难以分辨媒体制造舆论与真实社会舆论的区别,甘愿追随、沉湎于媒体炮制的热点、焦点。当放弃主体的理性自觉,以娱乐化心态对待一切,人也必将异化为“单向度的人”。

(二)网络舆论生态泛娱乐化的治理

目前,探索网络舆论生态“泛娱乐化”治理策略,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首先,强化媒体责任,以供给侧思维改善网络舆论供给。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时下备受关注的中国经济热词。2016年11月10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首次提出“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点明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新思路。所谓供给侧改革,是指从供给、生产端入手,通过提高供给对需求的适配性,从生产领域加强优质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促进经济发展。供给侧思维不仅适用于经济领域,对当前治理媒体“泛娱乐化”问题也具有重要的观照意义。

互联网环境下,舆论多元化成为新常态,作为社会公器的专业媒体仍然是反映舆论和引导舆论的主力军,在舆论生态“泛娱乐化”问题上,媒体难辞其咎。一方面,网络舆论出现某种“流动性过剩”,而专业的新闻媒体则存在新闻事实和时事评论的“供给不足”。这种碎片信息过剩和有效供给不足的供需矛盾使得网络舆论场域陷入“到处是水,却没有一滴可饮”的迷离境地。另一方面,专业媒体的“泛娱乐化”主要表现为报道议题的结构性失衡,即对明显具有消遣性质内容的过分关注,严肃权威议题上媒体舆论反而缺位或错位。

江泽民曾提出“舆论导向”的科学概念,并强调媒体舆论导向对公众意见的强大影响作用。习近平从战略层面明确指出:“新闻舆论是思想文化传播的重要渠道,巩固壮大积极健康向上的主流舆论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构建积极、健康、向上的舆论生态应成为媒体舆论工作的正确方向,专业媒体应做到以下三方面:一是强化媒体责任意识,以“团结人民、鼓舞士气”的职业初心自觉抵制泛娱乐化倾向,舆论环境越是复杂多变,越要搞清楚“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根本性问题。二是重视舆论导向,最大限度地控制“泛娱乐化”的负效应。限制格调不高的消遣性内容输出,增加严肃内容的生动表达,以提高优质内容比例,并充分利用权威传播平台提升优质内容的影响力;在工作方法上,将正确的舆论导向与新闻价值、客观事实相统一,避免过多定论式的表述,尽可能为受众呈现多方位、多视角的事实全貌。这种思想方法就是习近平提到的“要根据事实来描述事实,既准确报道个别事实,又从宏观上把握和反映事件或事物的全貌”。三是以良好的专业性和权威度牢牢掌握媒体话语权,“对模糊认识要及时廓清,对怨气怨言要及时化解,对错误看法要及时引导和纠正”。从话语角度来看,以“泛娱乐化”为核心的话语集成是对主流价值观话语权的争夺,福柯的“话语即权力”理论是对此最有力的阐释。在自媒体语境下,用户生产的内容与专业媒体平分秋色,尤其在重大舆情事件面前,部分自媒体的“微内容”发布具有惊人的传播能量,舆论传播呈现“再中心化”态势,“新意见领袖”不断出现。因此,主流媒体需要通过不断提高媒介素养和文化素养,树立自身良好的专业性和权威度,这样才能牢牢掌握媒体话语权,在舆论斗争中强势亮剑,在舆论批评中理性回应,在舆论喧嚣中包容引导。

其次,调适娱乐泛化的社会心态,以正确的价值观纠正过度娱乐化。

社会心态是一段时间内弥散在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类别中的宏观社会心境状态,是整个社会的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和社会价值取向的总和。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看,舆论是社会心态的外化和显露,网络舆论的生成与传播就是社会心态的动态表达过程,舆论引导目的在于调适社会心态,促成社会共识。因此,网民娱乐泛化心态是形成“泛娱乐化”舆论生态的心理动因。娱乐泛化心态坚持“娱乐至上”的价值观念,是把一切社会现实视为娱乐内容的一种社会心态。当前我国处于改革加速期,社会矛盾多发,人们工作生活节奏加快、压力增大,上网娱乐成为释放情绪、缓解压力的一种主要生活方式。但是,缺乏正确的是非观念和价值标准的娱乐只是“愚乐”,寻求感官刺激、关注绯闻八卦和满足猎奇心理的过度娱乐终将造成人们审美情趣和文化品位的普遍下降。波兹曼曾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娱乐文化表达出深深的忧思:“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之,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心态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式,根源于社会存在并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这充分说明党和政府对社会心态议题的高度重视。社会心态是影响人们网络行为的重要因素,不仅影响网民在网络上的舆论表达,也影响其对于舆论引导方式的接受程度。“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新闻舆论工作就是做人心的工作,只有把核心价值观“入脑入心”才能“入行”。在社会情绪先于事实的“后真相时代”,对社会心态的把握和调适应该成为舆论工作的重要课题。需要指出的是,任何有效的舆论引导和社会心态调适并不能代替现实问题本身的解决。犹如人体生病发烧,体温升高只是病灶发出了信号,对症下药才是根治之本。

再次,树立网民主体意识,培育网络舆论的理性表达。

主体意识是指人作为实践和认识活动的主体对自身主体地位、主体能力和主体价值的一种自觉意识,是人具有主观能动性的重要依据。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主体意识是人对自身与客观世界关系的理性认知。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人的主体性也打上了网络化的烙印。作为新型的舆论平台,网络促生了最广泛的舆论主体——网民。在网络舆论环境下,网民主体意识是指网民对自身与客观现实的理性认知,指导并规范着网络实践和认识活动,具体包括网络责任意识、网络道德意识、网络规则意识、网络安全意识等诸多内涵,关于“我是谁”、“我在做什么”、“我能做什么”、“我应该做什么”等涉及主体意识的问题应该是每一个网民应当思考的问题。否定权威的网络恶搞、侵犯隐私的人肉搜索、低俗粗鄙的流行话语、黄色信息的跟风传播,以及狂欢亢奋的舆论审判等非理性现象,都是网民主体意识严重缺失的表现,皆与网民个体对娱乐与现实、需要与欲望、真我与本我、自由与边界的认知模糊相关。因此,培育网民主体意识,促进理性表达才能为良好网络舆论生态的构建提供源头活水。

最后,完善新兴媒体的内容规制,提升网络舆论生态治理水平。

除了提倡网络主体的道德自律,很多国家普遍采用制定法律法规的硬性手段介入网络媒体管理,其中网络内容规制占主要方面。针对“泛娱乐化”引发的网络乱象,我国政府正在不断加大网络内容规制力度,相关政策法规的密集出台和实施显示出坚定的治网决心和信心。

2016年9月9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下发《关于加强网络视听节目直播服务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直播通知》)明确规定,开设直播平台必须先持有视听许可证,显然这是对部分违规开设“三俗”节目的一记重拳;2017年5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行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等个人信息五十条以上的,即构成犯罪”;2017年5月22日,国家网信办公布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管理实施细则》规定,“通过互联网站、应用程序、论坛、博客、微博客、公众账号、即时通信工具、网络直播等形式向社会公众提供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应当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禁止未经许可或超越许可范围开展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活动”,旨在提高网络新闻信息的规范化传播;此外,2017年6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行政执法程序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安全审查办法(试行)》等,这一系列史上“最严新规”的重要意义在于将切实推进网络内容治理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新规出台不到一周,2017年6月7日、8日,包括“@中国第一狗仔卓伟”、“@长春国贸”等长期爆料明星隐私八卦的微博账号在内的19个低俗娱乐账号被关闭,“严肃八卦”、“关爱八卦成长协会”、“南都娱乐周刊”等25个知名娱乐微信公号被封停。

新兴媒体形态的快速迭代亟需加快网络法治和道德建设,在网络法治建设过程中,除了依靠政府力量,更要走向协同共治、实现共生共识,充分依靠公众的主体性力量,广泛征求公众意见,调动社会力量监督;同时,进一步量化公众责任义务,制定具体明确的执行标准。需要强调的是,随着网络经济的飞速发展,建设互联网企业的社会责任约束机制尤为重要。“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正在快速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互联网企业在巨大的经济红利诱惑面前,如何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是更重要、更长远、更具挑战性的任务。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发展需要是比享受更高级的需要,这符合人类本性发展规律。互联网、手机等新兴媒介犹如一把双刃剑,发展了文化也伤害了文化,但不能让媒介技术承担所有的“罪与罚”。人的主体性价值就在于探究如何使技术趋利避害地满足人们的创造性需要进而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作者:高如,咸阳师范学院讲师,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察网www.cwzg.cn摘自《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7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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