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今朝:对中国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思考

衡量任何一个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水平的最好、最根本的指标,就是它是否让该国人创造并享用了自己的劳动成果。离开这点,所有其他指标都是空谈!在中国经历了百年屈辱、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八国联军、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更加清楚自己的世界定位、战略定位。中国具有世界级水平的大量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已经呼之欲出了。

王今朝:对中国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思考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已经到了一个突破的临界点了。在笔者看来,似乎如下的几个问题的解决有助于实现这个突破。

一、关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总体水平的思考

我认为,关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水平总体评价,习近平总书记的“现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不断健全,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取得丰硕成果”的判断是非常正确的,也是有针对性的。

针对性就是,软骨病还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还普遍存在,其突出表现就是多个一级学科被西方理论渗透乃至垄断,中国自身的成功经验(如管理中的鞍钢宪法、经济中的公有制成分)没有被中国自身的一级学科所吸收,反而被冷落,甚至被否定。结果导致这些学科脱离中国实践、中国经验,无法产生中国自身学术成果,更不能走向成为世界学术中心。

学术研究没有什么神秘、不可逾越之处。尽管有上述不足,但由于国际经济、政治等学界,特别是广大的各国人民对中国毛泽东一代人理论和实践高度评价,中国本来早就可以借机成为世界学术中心。尽管由于经验不足等而有此遗憾,放到世界和我国发展大历史宽广视角中去看,中国学术在介绍西方甚至过度照搬西方的过程中已经接近甚至达到世界的前沿。这突出表现在,既然中国介绍西方、照搬西方已经极为发达,必然引致中国的学术批判较为甚至极为发达,涌现出许多著名的学者。当批判言之成理的时候,它们就打破了西方的学术神话,从而抬高了中国学术界、中国学者的国际地位。

有人说,批判容易构建难。但实际上,西方的错误的构建称不上是构建。中国有了对西方所谓主流的批判,实际上就已经开始了自己的构建。西方大量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学术名人既无马克思主义的真正批判,又无马克思主义的真正构建,只有诺贝尔奖之类的虎皮而已。

比如,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等西方学者实际上批判、打破了诺奖得主萨缪尔森等人所构建的新古典综合派理论体系。这表明,诺奖得主萨缪尔森等人一生的著作等身的理论工作可能多是错误的。斯蒂格利茨尽管有所进步,也未能达到马克思主义者可以达到的水平。

这样看来,我们应该这样理解诺贝尔奖:诺贝尔奖总是要颁发,如果无人可颁(比如按照马克思的学术标准),那就只能在矮子里拔将军。这样看来,中国一些名人把中国人能否获得诺贝尔奖作为评价中国学术水平的标准是极其错误的。中国人应该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衡量学术水平、学者水平的标尺!按照这种标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的经济学水平已经处于世界的最前沿。

比如,他的《论持久战》就与经济发展战略理论具有同构性!他的《论十大关系》的科学性也远超西方的一般均衡理论。因为实践已经表明,经济发展没有均衡,有的反而是比例失调,长期无法自行修正的比例失调,更不用说经济危机了。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也是政治经济学的杰作。可以说,超出了西方所有诺贝尔,超出了除马恩列斯外的西方所有的政治家、学问家。只不过,毛泽东主席本人没有时间做学术性发表罢了。

在德国的一部电影中,一位退休的普林斯顿大学哲学教授,觉得自己的学术成果著作没有意义,因为并没有多少人对这些著作真正感兴趣。中国未来的哲学和社会科学,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培养这样的教授。毕竟,毛泽东主席在晚年还在应用自己早年的作品,还深感、痛感自己事业未竟!

未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的水平不仅是在与西方的对抗中提升自己,而且是在研究解决和回答我国发展和我们党执政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中提升自己。这是因为中国有自己独特的矛盾,独特的解决方案。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出重大贡献只可能是中国人。

二、科学确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水平的衡量标准

导致中国虽然有世界级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却缺乏数量的一个关键原因(如果不是最重要原因)是中国缺乏衡量哲学社会科学水平的科学标准。在西学东渐中,在中国学界一些人的缺乏自信中,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水平的衡量标准被严重扭曲了。SCI、SSCI的作用被严重高估了。

最近SCI被转卖即是一个证明!这显示,做SCI的公司已经不看好SCI的市场价值了。为什么?我推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学术界的兴起,必然使得中国发展出自己的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杂志体系,而中国人的学术水平和学术作品的数量必然让SCI、SSCI相形见绌。

因此,可以说,SCI被转卖应该是在历史的高价位。多年从事SCI生产的公司已经深深地感受到来自中国的这种挑战,才套现出场。这一方面证明,中国的学术水平确实已经无需再自感羞涩,另一方面也证明,西方的学术评价体系本来也不应该成为中国的学术评价标准。这对于思考中国目前的学术界生态是有意义的。

中国也许有大量从美国最著名大学回来的博士、教授、副教授,可是,当他们只知道照搬西方理论的时候,当他们把SCI、SSCI发表作为最大追求的时候,他们与文字搬运工相差多少呢?即使他们的作品按照西方标准不是抄袭、不是学术腐败,他们本人也早就在一些重要的方面甚至关键的方面属于思想上的奴隶了。

中国学界所达到的学术水平不是用发表的论文的总量、刊登的刊物的名声、论文的数量来衡量,而是要用所达到的智识的水平来衡量。当我们用极为简单的数学表达式把西方视为圣人、大师处心积虑构建出来的体系打倒的时候,我们的水平就是世界顶级了。毛泽东没有国际公法、私法的多少知识,但当他划定中国领海12海里进而建立了世界领海域标准的时候,他的水平比国际公法、私法的专家的水平高多了。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要达到世界级水平,首先就是要联系中国实际,颠覆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一些所谓主流理论。

比如,西方市场经济理论是西方的一个理论体系,涵盖了宏微观经济学。摧毁这个体系就是中国知识界的一个重要任务。让中国广大人民认识到,西方所宣扬的市场经济理论根本不是一个科学的理论,就是中国学界的一个巨大成就。这是因为做到这点,要求中国人精确定位市场经济理论本质痛点,又要有方法和方法论上的优势。

又比如,比较优势在西方国际贸易理论中地位神圣。简洁、彻底地推倒这一理论,也是中国知识界的一个重要任务。这样,中国也就无需纳入西方所划定的国际分工体系了。当中国人把劳动价值、阶级这些概念推向世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心舞台的时候,全世界也会因此受益。而在此类研究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就才能与中国具体实践做最紧密、最广泛、最深刻的结合(比如,中国无需追求让西方承认自己的市场经济地位)。

在经济学理论的进攻战基础上,政治学中的西方民主理论体系就能被有效瓦解,中国特色的政治体系和政治理念才就可能被推向世界,成为世界各国可以效仿的模式。这些研究让中国人创造并享用了自己的劳动成果,从而向全世界人民展现中国人的聪明才智。

衡量任何一个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水平的最好、最根本的指标就是这个,即它是否让该国人创造并享用了自己的劳动成果。离开这点,所有其他指标都是空谈!在中国经历了百年屈辱、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八国联军、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更加清楚自己的世界定位、战略定位。中国具有世界级水平的大量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已经呼之欲出了。

不要因为中国在西方所划定的指标上逊于西方就自认无能。中国完全没有必要因为西方人有牛顿、爱因斯坦而自惭形秽(中国应该推掉爱因斯坦等西方人塑像)。中国自然科学水平的落后是中国经济发展落后的必然结果和表现,但它也只不过是一个中国历史的顿挫而已。

不用去思考产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发生在中国!思考产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发生在中国是欧美中心主义的产物,甚至可能隐藏推翻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之祸心!从历史的长河看,也从理性思维的角度看,产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只是“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依”的道理的一个体现而已。

明清时期,中国人口众多,地大物博、统一,根本没有必要如欧洲国家那样为了自身安全而想方设法、千方百计。西方自然科学、工程、哲学社会科学的一时的发展不过是西欧国家为了自身安全而想方设法、千方百计的时候所找到的相对真理而已。当中国看到欧洲人现代科学这个路径之后,中国只要设计方案来经历(而不是遍历)这个路径上的一些事件就可以实现追赶了。在此基础上超越西方只是时间问题。

从另一个角度看,当中国因为经济落后、科学落后而挨打的时候,中国产生了处于世界最高级别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毛泽东思想。一个没有上过正规大学的师范生取得了美国哈佛耶鲁大批哲学社会科学教授难以望其项背的成就。毛泽东主席的著作为什么能够流传到国外?那是因为他分析解决了中国社会的重大问题,他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令外国人欣羡不已同时又觉得高不可攀。西方有毛主义,却没有基辛格主义的事实就能够说明一个道理,即当中国人把一切不必要的学术研究抛到脑后的时候,中国人的学术界就可以集中力量来研究我们鲜活的生活了,它必将产生世界级的成果。

这不问可知,不需要用什么衡量指标来考察。应该废除那些繁琐无用的考核体系!至少要降低它们的作用!

当前,西方政界在女性化。女性化并不一定能解决问题,肯定不能都解决问题。武则天很厉害,那与她处于盛唐时期有密切关系,那拉氏不行,是她个人能力不足以分析更谈不上解决大清所面对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西方人女政治家今天或许面临当年那拉氏所面临的局面了。这恐怕也显示出,中国没有必要把西方做标准。当中国把衡量哲学社会科学水平的标准搞正确后,中国的学术发展就能够实现上下同心。

三、推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长足进步需要注意的几个具体问题

尽管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的总体水平还没有达到本来可以达到的水平,但教育的发展、识字率的提高,甚至学术垃圾的多产都使得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水平的普遍提高达到了一个临界点!尽快突破这个临界点既需要中国涌现出大批的学术千里马,也需要给千里马以展现自己的机会,还需要有识别千里马的伯乐。

为此,如下几个方面值得注意。

首先,只有真懂、真信、真用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才能成为学术千里马。

学术研究浩如烟海,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把繁重任务简单化。“删繁就简三秋树,标新立异二月花”,可以理解为,对待研究任务,要删繁就简、单刀直入,不能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比如,研究中国今天的基尼系数的具体数值是没有多大必要的。研究如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聚焦人民实践创造,就等于清醒的理论自觉、坚定的政治信念、科学的思维方法。企业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体和最主要的经济组织载体。企业的所有权、产权是归全体人民或集体还是归私人所有,决定着根本的利益分配和市场容量和供需关系。

从今天中国改革的方向看,供需关系平衡的实现主要不是由价格来调整的,而主要是由生产和分配关系,特别是所有制的变革,即公有化来调整的。哲学社会科学就不会有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生命力是建立在人民市场的基础上的。

中国正在做的事情是建设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应该赞美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这应该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个基础。西方微观经济学的两大基本定理都隐含着对“资本主义不能被打败”这一论点的支持(威廉·鲍莫尔:《资本主义的增长奇迹》,郭梅军等译,中信出版社,2004年,第21页)。

社会主义可以贫穷,但不会永远贫穷,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作品不能用贫穷来否定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是享乐主义,可以用功利主义来对社会主义进行学术分析,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作品不能因为不能如西方一样享乐就否定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是消费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作品不能用中国没有加入西方俱乐部来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作品没有必要要西方国家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作品没有必要主张特别积极地加入西方所设定的包括WTO、世界银行等在内的国际组织,反而应该主张创造条件瓦解这种国际组织。亚投行的工作、一带一路工作都是如此。和为贵不能适用于所有的国际关系。

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去发展中国自己的传统学科、新兴学科、前沿学科、交叉学科、冷门学科等,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系统性、专业性才有意义。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才能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才能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才能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所形成的战略、政策、实践才能让中国的社会主义越来越强大,我们的理念、思想、文化、政策、战略才能得到世界的广泛承认,西方人才不能小瞧,他们才真正研究中国,把中国作为令人尊敬的对手。更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也才会把我们作为真正的朋友。而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必然产生,带有继承性、民族性的文化必然形成。

其次,要利用组织效能来发挥伯乐作用。

中国其实千里马常有,伯乐也常有,但是,伯乐的作用往往未能通过组织手段来加以扩大、放大。

毛泽东主席说,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习近平总书记说:“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既要有比较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又要有比较丰富的社会科学知识,以不断提高决策和领导水平。”

现在,这个条件不断成熟。

早就有我国社会科学的老同志指出,为了搞好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既要懂中国,又要了解西方,既要懂马克思主义,又要懂西方经济理论(看出他们的问题和正确的地方),既要懂数学,又要懂文科。既要懂英文,又要懂中国历史。每一个条件实际上都会把一部分人排除在外。同时满足所有这些条件的人是很少的,但也不是没有。

问题是,历史经验也严肃地说明,干部升迁问题不是一个容易解决好的问题。还应该指出,具有潜质的干部被提拔到一个高位之后,还是要补充各种知识,因为有待解决的问题是极为复杂而层出不穷的。这也与党的政治生活有关。但不管怎样,中国革命成功的经验表明,只要有了正确的领导,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好的领导就要像毛泽东一样反对宗派主义、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经验主义。

历史已经表明,只要中国真正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者的声誉来一定能够树立起来!发掘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人才,并把他们推到各级领导岗位,把那些假学者、假人才拿下,是让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风正气清的事倍功半之举。

第三,要解决老年人和年轻人矛盾以及单位内矛盾,使千里马能够奔跑。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需要许多人来完成,需要有心人,特别是年轻的有心人,付出艰苦的努力!资历很重要,资历要尊重,但对于重要的成果,有资历的人应该支持年轻人署名在前。年轻人的成果即使使用了有资历的思想,也应该可以做第一作者,甚至唯一作者。可以通过承认通讯作者或者发必要的声明等来解决这个矛盾。出版界不能以利润为导向,追求所谓名人效应。出版界一个重要任务是推出新人,而不是过度追捧旧人。不解决老年人和年轻人矛盾以及单位内矛盾,中国学术界就可能出现年龄断层。

中国学术界不乏这样的现象:学者在国内、在中外、在西方的国际会议上得到高度认可,却得不到本单位类似的承认,得不到自身周围学者的承认。这不是简单的文人相轻,而是个人利益支配下的山头主义、门户之见、宗派主义使然,也可能是秉承上意使然。一些学术组织领导甚至对马克思主义者鄙视、敌视,对毛泽东主席污蔑、攻击。在这样的领导的组织内部,矛盾必然突出,结果必然阻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

学者成为高官后,似乎不应该去评奖。因为官高就会影响评审。奥巴马如果没当总统,就不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并不意味着奥巴马就是和平总统。给高管颁奖容易变成欺骗世人。如果连学术界都充斥欺骗,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就难以真正发展,即使有,也不可能在短期内有长足进步。院长、校长评奖等也应该加以限制!不能利益全得!

第四,个人要努力成为千里马,解决志大才疏问题。

中国悠久的历史、深邃的思想、丰富的语言(比如,高度的批判现实精神,这种精神在西方学界似乎较缺[1])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但没有个人努力,一切都是空谈。科学研究主要不是来自于灵感,而是来自对事物的认识,对不同事物的同构性的感受,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由此及、彼举一反三和在此基础上的提炼拔高。也只有在个人努力、严谨治学基础上,互学互鉴、积极向上的学界氛围才能形成,然后在具有世界级水平的期刊队伍、编辑队伍、领军者队伍的支持下推出精品、多出精品,才能把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打造成世界学术的中心。

注释:

[1]中国古代大量的文学作品实际上是文人不得志的产物。中国古代文人的申诉、控诉能力可说世界第一。而《安徒生童话》、莎士比亚戏剧只知道叙说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个人英雄主义之类的故事。

(作者系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经济学系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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