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杨 程恩富:邓小平“第二次飞跃”论与习近平“统”的思想关系之考察

从邓小平“第二次飞跃”论和习近平“统”的思想出发,壮大集体经济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相互依存,荣衰与共的。新时代亟须重温“第二次飞跃”论的高瞻远瞩战略和习近平“统”的思想,科学认知两者关系,挖掘习近平“统”的思想所蕴含的“经济大合唱”思想、“大农业”思想、“统”与“分”辩证思想、“四条底线”思想、“贫困村集体经济较弱”思想的五大内涵,在新时代改革发展实践探索中可以开辟一条壮大集体经济以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路径。

【作者简介】

张杨 程恩富:邓小平“第二次飞跃”论与习近平“统”的思想关系之考察

程恩富,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首席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博士生导师、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主要从事中外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学研究。

张杨 程恩富:邓小平“第二次飞跃”论与习近平“统”的思想关系之考察

张杨,河北保定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邓小平“第二次飞跃”论与习近平“统”的思想具有密切的关联,对新时代集体经济的壮大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理论界对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显然远远不够。一方面,“第二次飞跃”论的新时代意义需要被重视。邓小平给党和国家留下了重要的思想和政治遗产——邓小平理论。但邓小平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农业改革与发展的重要理论——“第二次飞跃”论,即从长远的观点看在实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第一次飞跃之后还要实现发展集体经济、集约经济的第二次飞跃,至今仍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而习近平明确指出:“我们纪念邓小平同志,就要学习他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

另一方面,习近平关于壮大集体经济“统”的思想需要进一步总结与研究。早在1990年,习近平就在《扶贫要注意增强乡村两级集体经济实力》一文中谈到,对农村的深入调查有喜有忧,“喜的是广大农民开始脱贫致富了,忧的是乡村两级集体经济实力出现了弱化的现象”。进而,他尖锐地指出集体经济弱化的原因,就是一些农村没有把壮大集体经济放在应有的位置,摒弃了“统”的思想,造成从“原有的‘大一统’变成了‘分光吃光’,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习近平治国理政以来,更是旗帜鲜明地指出我国“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实践的结果是“‘分’的积极性充分体现了,但‘统’怎么适应市场经济、规模经济,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2017年底,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必须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走共同富裕之路。要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坚持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坚持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壮大集体经济,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集体经济运行机制,确保集体资产保值增值,确保农民受益。”可见,习近平“统”的思想绝不是走指令性集体经济道路,而是以共同富裕为目标,走更高质量、更有效益、更加公平、更可持续且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新型集体化、集约化发展道路。

张杨 程恩富:邓小平“第二次飞跃”论与习近平“统”的思想关系之考察

一、邓小平“第二次飞跃”论在新时代的意义

(一)邓小平“第二次飞跃”论的产生

邓小平所实施的农村改革是从突破“一大二公”模式转到实行包产到户开始的。包产到户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最初叫法,其具有责任明确、利益直接、方便简便的特点,与实行工分分配制的集体劳动相对立。邓小平改革的主要目的是把家庭经营引入集体经济,解决集体劳动可能出工不出力的问题。不过,对邓小平关于农村改革的理论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从“统”到“分”的层面。一些论著夸大了家庭经营模式的历史作用。如“当代世界上真正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国家,农业生产无不采用家庭经营这一组织形式。迄今为止的农业史证明,无论是集体农庄、企业式农场、还是人民公社,这一类‘工厂式’农业经营组织没有一种能真正解决好农业问题的……可以相信中国会以联产承包的家庭经营为基础而走向现代化。”类似观点在学界很盛行,只看从“统”到“分”、而忽略从“分”到“统”的时代意义,带有孤立、静止、片面的形而上学性质,具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1958年开始在全国推广的人民公社,从经济水平低下、百废待兴的实际国情出发,通过走组织化的合作道路最大程度解决温饱问题,防止贫富两极分化的产生,使农民享受到基础性教育和医疗服务等社会福利,蕴含着“毛泽东关于农民合作的丰富思想是基于对中国农村实际情况的理解和对于中国农民所创造的经验的一种概括和提升”,不能全盘否定。实际上,邓小平高度重视集体经济的作用,把集体经济看作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根本保障,反复强调:“如果老是仅仅靠双手劳动,仅仅是一家一户地耕作,将来也不向集体化发展,农业现代化就不可能实现。”

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邓小平针对中国农村的改革与发展有着高瞻远瞩的规划。他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划时代地上升到“第二次飞跃”论的高度,继承和丰富了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思想。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同中央负责工作人员谈话时就指出“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具体说来,要实现以下四个条件:第一,机械化水平提高了(这是说广义的机械化,不限于耕种收割的机械化),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适合当地自然条件和经济情况的、受到人们欢迎的机械化。第二,管理水平提高了,积累了经验,有了一批具备相当管理能力的干部。第三,多种经营发展了,并随之而来成立了各种专业组或专业队,从而使农村的商品经济大大发展起来。第四,集体收入增加而且在整个收入中的比重提高了。具备了这四个条件,目前搞包产到户的地方,形式就会有发展变化。”概括起来就是低水平的集体化可以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但有四个条件,即生产力水平、管理水平、多元化经营水平、集体经济水平的提高。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在与江泽民等领导人谈话时,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 概括起来就是:在坚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长期不变的基础上,为适应社会化生产需要,要逐步发展统一经营的集体所有制经济。1992年7月23-24日,邓小平在审阅中共十四大报告稿时,再次指出:“我讲过,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会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就是发展集体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农业也一样,最终要以公有制为主体。”

现今,邓小平所提出的实现“第二次飞跃”的四个条件逐渐成熟,必须要探索再次壮大集体经济的新路子。正如江泽民1998年9月25日在农村改革二十周年视察安徽省考察工作时的讲话:“壮大集体经济实力,要探索新的形式和路子,……少数确实具备条件的地方,可以在提高农业集约化程度的基础上,发展多种形式的土地适度规模经营。”

(二)邓小平“第二次飞跃”论的新时代意义

至今为止,理论和实践层面都“没有很好地理解统一经营和‘归大堆’的区别”,造成了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严重后果。特别是受到西方经济学和全球新自由主义蔓延的干扰,唯私有化或唯民营化的言论甚嚣尘上,私人家庭农场、私人专业大户、私营企业等私有化倾向的组织也日益壮大,少数别有用心的学者把邓小平、江泽民和习近平讲的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与人民公社完全等同起来,有意夸大以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为基础的政经合一的完全土地集体所有制所存在的问题,根本否定集体经济发展而主张农业和农村逐步私有化。实际上,“西方经济学利己经济人假设把利己与利他分离,所蕴含的是西方哲学‘主客二分’、‘天人对立’哲学观念,内含的是‘分’的价值观”。新时代不能把集体经济理解为“归大堆”,更不能把集体经济变得“分光卖光”,那样就是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在此基础上,理解“第二次飞跃”论不能割裂三个重要元素,即人民公社、家庭联产承包制、集体经济的内在逻辑。所谓“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人民公社和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施都有其时代背景和实践基础。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不是完全回归人民公社的老路,但其部分制度遗产可以作为历史经验被吸收;也不是否定较长时间内的土地承包关系,但其小农经营的弊端也应充分看到。正如习近平关于发展集体经济的“两个绝不是”重要论断所指出的:“发展集体经济实力,绝不是复归‘归大堆’式的人民公社,而是纠正大包干中忽视统一经营所造成的偏差;绝不是对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否定,而是对这种责任制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综上所述,新时代“第二次飞跃”论的理论意义是:1.指导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集体经济实践;2.融通中国农村改革领域的两个三十年,明确人民公社、家庭联产承包制、集体经济的内在逻辑;3.应运而出的习近平“统”的思想,是壮大集体经济更为具体的方略。

二、习近平“统”的思想发展三阶段和五大内涵

(一)习近平“统”的思想的产生标志——《摆脱贫困》

《摆脱贫困》一书收录了习近平担任宁德地委书记期间(1988年9月至1990年5月)的重要讲话、文章,是习近平理政思想的开端,标志着习近平“统”的思想的产生。从《摆脱贫困》中关于“统”的思想发展脉络出发,可以分为“经济大合唱”思想、“大农业”思想、“统”与“分”辩证思想三个有机组成部分:“经济大合唱”是思想统领,“我们应提倡‘经济大合唱’。‘经济大合唱’得有总指挥,要讲协调,讲配合。”;“大农业”是思想主线,“小农经济是富不起来的,小农业也是没有多大前途的。我们要的是抓大农业。”;“统”与“分”的辩证法是思想精华,“‘统’与‘分’是相互关系的,不是相互排斥的。不能一说‘分’,就排斥任何形式的‘统’;一说‘统’,又不分青红皂白地否定‘分’。”

(二)习近平“统”的思想的发展——从《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到《之江新语》

习近平关于“统”的思想,即“经济大合唱”思想、“大农业”思想、“统”与“分”辩证思想产生之后,又在时代发展与理政实践中分别得到了不断丰富和发展。这集中体现在习近平在2001年12月所完成的博士毕业论文,以及担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期间在《浙江日报》“之江新语”专栏中所发表的232篇短论(自2003年2月到2007年3月,收录于《之江新语》一书)中。在该思想发展阶段,“经济大合唱”思想与新农村建设的科学发展理念进一步相结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在农村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生动实践。”;关于“大农业”思想与解决“三农”问题进一步相联系,提出了解决“三农”问题要“务必执政为民重‘三农’、务必以人为本谋‘三农’、务必统筹城乡兴‘三农’、务必改革开放促‘三农’、务必求真务实抓‘三农’”;“统”与“分”辩证思想与农村市场经济进一步相融合,“从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实践来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仍然是农村市场经济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中的一个重要层次,在农村经济发展、农村公益事业建设乃至农业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习近平“统”的思想在治国理政中的运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五大发展理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2017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而习近平关于壮大集体经济的“统”的思想可以作为其有机组成部分,是5年来推动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思想,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丰富与发展。其具体内涵是:

1.“经济大合唱”思想。这就是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作为改革开放后时代主旋律。习近平准确把握了时代发展潮流,认为“现代社会已经进入了大经济、大生产的时代”,就要更加重视整体的经济功能效益,“一个地方的经济工作,上下左右要形成一个整体”。“经济大合唱”思想绝不是指片面发展经济追求效益最大化,而是实现社会、经济、生态三者效益的协调发展。

“经济大合唱”思想高度重视经济生态化理念,进一步增强了生态文明在农村治理问题中的地位,立足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农村,发展循环经济,打造生态宜居乡村,“让绿水青山源源不断地带来金山银山”。“经济大合唱”思想高度重视绿色工程建设,要求实行集约经营,专业协作,并明确强调发展经济不能破坏生态平衡,不能“解决一个问题,留下十个遗憾”。从“经济大合唱”思想出发,壮大集体经济,就是要突显良好的精神风貌,而“集体经济实力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后盾”。“扶贫先扶志”是打赢扶贫攻坚战的重要一环。2017年12月习近平在考察江苏马庄村时肯定了该村的精神文明建设,并进一步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能光看农民口袋里票子有多少,更要看农民精神风貌怎么样”。

2.“大农业”思想。“大农业”思想区别于“小农思想”,致力于发展多功能、开放式、综合性的立体农业。它是闽东坚定不渝的发展方向,也是全国贫困地区农业发展的总方向,是农民脱贫致富的根本保障。其中,壮大乡村两级集体经济实力是“大农业”思想的重要举措。在“大农业”思想在形成阶段,习近平强调要深入学习与贯彻壮大集体经济的“六个必须”;必须从本地区的实际情况来考虑,必须相对集中一部分扶贫资金用于乡村集体经济实体,必须“全社会齐抓共管”,必须以集体办乡镇企业为主,必须“兴办经济实体”,必须“以工补农、以工促农”。习近平认为“乡镇企业体现的首先是社会主义的原则,它不仅基本上坚持了生产资料的公有,而且基本上实行了按劳分配原则”。

在“大农业”思想的发展阶段,习近平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把“三农”问题作为党和国家的“重中之重”来抓,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发展理念和统筹的发展理念成为核心理念。“大农业”思想高度重视研究和把握工业化、城市化与农村市场化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农村市场化是连接工业化与城市化的重要纽带,农村市场化的发展能够促进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农村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如何与集体经济形成互促互进的关系,成为“大农业”思想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

中国农村壮大集体经济的条件和现状千差万别,从“大农业”思想出发,必须把全局工作的大背景和本地区的实际情况相联系,立足自身优势,因地制宜,制定适合本地集体经济发展的新路子。集体经济的发展需要不断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生产经营水平,扩大集体层经营规模,提高经营效益。例如,黑龙江兴十四村走现代化大农业道路来壮大集体经济。兴十四村发展规模经营和设施农业,加快种植结构调整,通过大农机、大水利、大科技、大合作、大市场的发展理念把土地集中起来连片经营。发展集体经济需要有一定的产业基础是蕴含在习近平“统”的思想中的重要认识,必须坚持产业兴农、产业促农的原则,才能收到良好效果。例如,兴十四村依托现代农业示范园,开展了微生态制剂生产、50万吨粮食仓储、有机大米加工等产业项目,农产品深加工产业进一步壮大,促使集体经济得到了极大发展。

3.“统”与“分”辩证思想。“统”与“分”辩证思想的首次明确阐释,标志着习近平“统”的思想的形成。早在1990年4月《走一条发展大农业的路子》一文中,习近平就高瞻远瞩地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科学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基本经营体制的“统”与“分”辩证思想,进一步形成了壮大集体经济“统”的思想。他明确指出,“分”是指“以家庭为主要的生产经营单位,充分发挥劳动者个人在农业生产中的积极性”,“统”绝不是“归大堆”而是“以基层农村组织为依托,帮助农民解决一家一户解决不了的问题”。习近平准确把握了“统”与“分”的内在联系,着重批判了一说“分”,就分的一干二净,就排斥任何形式的“统”的误区,要求加强集体经济“统”的职能,“分则力散,专则力全”,强调对软件环境薄弱的地区更要加强“统”的工作,充分发挥集体经营的优越性。

“统”与“分”辩证思想,赋予了集体经济更多的实现形式以及更加重要的历史责任。在充分认识“统”与“分”辩证关系的基础上,把“统”与市场化有机结合,可以通过股份合作经济组织、农民专业经济组织、乡镇企业等多种有效形式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实践证明,造成村集体经济实力薄弱的原因之一就是集体层收入少、渠道少,但绝不能被动地等、靠财政,而是通过股份合作经济的发展注入强大、稳定、可靠的收入来源。“努力带领广大农民积极探索新型的农业合作化发展道路”是壮大集体经济道路上的良好选择。近年轰动全国的贵州塘约村就是按照“村社一体、合股联营”的发展模式,走出了一条共同富裕的道路。

习近平“统”的思想的大框架下所指的农村市场化,并不是弱化农村集体经济,而是更多地赋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抵御市场风险、搞好社会化服务、减轻农民负担等重要的历史责任。他从农业与工业、农村与城市是对等的视角出发,认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又是一个农业大国,显然不能搬套西方发达国家农业市场化的发展模式,必须立足自己的具体国情,努力探索走出一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农村市场化发展道路来”。这条道路势必是能走农村市场化与工业化、城市化同步发展、互促共进、共同实现的发展道路。

治国理政期间,习近平“统”的思想进一步在系列讲话以及“打赢扶贫攻坚战”中体现出来。2013年3月,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江苏团会议上,习近平在听取相关汇报后指出:“改革开放从农村破题,大包干是改革开放的先声。当时中央文件提出要建立统分结合的家庭承包责任制,但实践的结果是,‘分’的积极性充分体现了,但‘统’怎么适应市场经济、规模经济,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农村合作社就是新时期推动现代农业发展、适应市场经济和规模经济的一种组织形式。今后要着力解决农业比较效益低的问题,真正使务农不完全依靠国家补贴也能致富。”这充分体现了“统”与“分”的辩证思想,批评了目前农村体制中存在严重的重“分”轻“统”的问题。在加大力度推进深度脱贫地区脱贫攻坚的决胜期,习近平进一步强调:“充分发挥我们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培育壮大集体经济,完善基础设施,打通脱贫攻坚政策落实的‘最后一公里’。”

4.“四条底线”思想。“四条底线”思想突出了土地集体所有制“魂”的作用。2016年4月,习近平视察安徽小岗村时针对土地流转等土地改革问题重点强调了“四条底线”,即“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粮食生产能力改弱了,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了”。习近平一直把农村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作为农村最大的制度,明确指出“要在实践的基础上,加强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组织形式、实现方式、发展趋势等理论研究”。

农业实现“第二次飞跃”就必须坚持和完善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作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魂”。从“四条底线”思想可以鲜明地看出,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是贯彻最严格耕地制度、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保障农民财产权益的根本保障,是壮大集体经济的前提和基础。在《马克思致赛扎尔·德·巴普》中,马克思曾明确指出:“资产者的表面目的,是要把应该的土地所有制变成小块土地所有制,并且为了人民的更大幸福而制造农民。他们的真正目的是向土地贵族进攻。他们想把土地投到自由流通中去。”如果今日中国所实施的“三权分置”继续虚化集体所有权,那么,通过土地流转可能加速农户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使土地最终为城市工商资本所用。因此,必须贯彻“农村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这是农村最大的制度”的要求,维护集体所有权制度的根基性作用。比如,贵州塘约村在完成“七权同确”后,把承包到户的责任田通过自愿入股的方式全部归村集体所有,由村社一体的土地合作社统一经营,从而走上了强村富民的坦途。

5.“贫困村集体经济较弱”思想。这可以理解为凡是仍然没有脱贫的村,集体经济都较弱,凝聚力也普遍不强。2017年6月,习近平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指出:“全国12.8万个建档立卡贫困村居住着60%的贫困人口,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严重滞后,村两委班子能力普遍不强,四分之三的村无合作经济组织,三分之二的村无集体经济,无人管事、无人干事、无钱办事现象突出……深度贫困县村均集体收入只有8800多元,同所有贫困县平均5万元相比,差距较大。”从习近平讲话和客观实际中都可以看出,村两委班子能力不强会直接造成集体经济较弱的直接问题。农村脱贫需要凝聚力,需要高素质的干部,就必须讲“四个意识”尤其是核心意识,必须讲“四个伟大”尤其是伟大斗争,乡村建设要坚持党组织的领导,听从党中央的决策部署,深入贯彻习近平“统”的思想。贫困地区全部脱贫的最根本条件就是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力量。习近平“统”的思想非常重视“强班子带村,村级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的基础”。从“贫困村集体经济较弱”思想出发,重点在于把农村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重新走组织化道路,打造廉洁、清明的村社共同体。

习近平曾指出:“如果没有一个坚强的、过得硬的农村党支部,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就不能在农村得到具体的落实,就不能把农村党员团结在自己周围,从而就谈不上带领群众壮大农村经济,发展农业生产力,向贫困和落后作战。”兴十四村发展集体经济有四个好,即好支书、好支部、好制度、好思路,强调“‘芝麻官’千钧担”,其中好的支书是关键。“打攻坚战的关键是人,这些年我们在贫困村选派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有的还增加了大学生村官。”近年,选派的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大学生村官在农村深深的扎下根,起到良好的模范带头作用,为农村的建设带来了新鲜的血液。今后还应加大大学生村官选拔等工作,使一大批“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有志青年在农村得到锻炼。

三、邓小平“第二次飞跃”论与习近平“统”的思想的关系

(一)邓小平“第二次飞跃论与习近平“统”的思想的关系

“第二次飞跃”论与习近平“统”的思想之间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两者本质相同,指导着中国农村应该改变重“分”轻“统”的现状,走以共富共享共福为目标、以集体化为基础的新型农业现代化集约道路。“‘共享’不再是单纯的利益分配和分享,是对于人民群众以主人翁的姿态参与到发展的过程中, 实现‘共享’式的发展的一种倡导”。

习近平关于壮大集体经济“统”的思想是对“第二次飞跃”论所蕴含的两个基本点的继承:一是发展规模化、集约化经营,二是壮大集体经济需要过程。这体现了空间与时间的一致性。一方面,习近平“统”的思想遵循了“第二次飞跃”论的第一个基本点的总体要求。早在《摆脱贫困》中,习近平就提出:“必须搞好农村二步改革,完善双层责任制,进一步促进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农村如火如荼铺开的背景下,习近平提出乡村发展更应重视规模经营,搞好二步改革。“统”的思想所蕴含的二步改革就是要改变分散经营导致的土地细碎化问题,彻底转变小农经济发展面貌和粗放型经营方式,实现集体化、集约化经营,“通过发展现代大农业脱贫致富”。这与“第二次飞跃”高度吻合,具有很强的逻辑一致性。另一方面,从壮大集体经济的总基调出发,习近平强调“发展壮大集体经济,需要一个过程,不可操之过急”,这与“第二次飞跃”论中“集体经济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高度一致,共同点就是壮大集体经济要稳中有进。稳中有进也是近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确立的今后长期要坚持的经济发展总基调。

习近平“统”的思想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很好地发展了“第二次飞跃”论。“统”的思想中所蕴含的“经济大合唱”思想、“大农业”思想、 “统”与“分”辩证思想、“四条底线”思想、“贫困村集体经济较弱”思想都是沿着“第二次飞跃”的要求,指明了稳中有进地壮大集体经济的方法论。由此,新时代实现“第二次飞跃”论不能没有习近平“统”的思想的具体方法论作为行动指南,习近平“统”的思想也离不开“第二次飞跃”论对于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意义。新时代亟须重温“第二次飞跃”论的战略思想以及习近平“统”的思想,来共同指导中国集体经济的发展,实现乡村振兴战略。

(二)壮大集体经济是解决新时代农村主要矛盾的一个良方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也发生了变化:“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第二次飞跃”论要求辩证地处理好集体化和集约化的关系,坚持集体经营和共同富裕的基本原则,坚持“组织起来就有力量”,指导着我国应该走以共富共享共福为目标、以集体化为基础的农业现代化集约道路。习近平“统”的思想非常重视“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开放地区与不开放地区”的辩证统一关系。“统”的思想中是要坚决阻止财产和收入分配上的“马太效应”,防止出现贫富两级分化现象。1985年-1990年间,习近平先后任职于厦门和闽东地区,深刻感受到两个区域在开放程度、经济发展程度以及硬件、软件方面的巨大差距。他认为面对“开放的地区越开放,不开放的地区会越不开放”的问题,要努力改善条件特别是软环境建设,在改革开放的态势下要充分保证贫困地区免于落伍。通过壮大集体经济来改变农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状,最终目的还是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改善农民生活水平,实现共同富裕。习近平“统”的思想把壮大集体经济放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位置,明确指出:“集体经济是农民共同富裕的根基,是农民走共同富裕道路的物质保障。”

新时代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需要在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大背景下深刻变革生产关系,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而集体经济的壮大很好地体现了共享发展理念,是解决农村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良方。习近平提出“四大公平”理念,即“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强调“公平要建立在效率的基础上,效率也要以公平为前提才得以持续”。这与“公平与效率互促同向变动假设”的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著名理论相一致。 “第二次飞跃”论与习近平“统”的思想的辩证关系表明,壮大集体经济必须沿着“越公平越有效率”(不能把公平曲解为平均主义)的路径,解决农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防止社会两级分化,推进新时代全社会的经济和谐和共同富裕。

参考文献略。

【察网www.cwzg.cn摘自《现代哲学》2018年第1期。原标题《张杨 程恩富:邓小平“第二次飞跃”论与习近平“统”的思想关系之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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