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理解和阐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伴随着商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到金融资本主义的递嬗变化,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及其理论阐释也在发生变化。但是,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类型界定及其相互关系、各类危机的发生机制及其作用影响却一直存在严重的理论纷争。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未来发展必须完善基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之上的“中间环节”分析,科学阐释资本积累的“技术结构”与“社会结构”及其演变如何导致资本积累矛盾的深化从而引发不同类型的资本主义危机,合理解释资本主义如何通过各类危机而不断发展前行同时也逐步走向“崩溃”。

科学理解和阐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胡乐明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便已经宣布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然而,资本主义虽然经历了多次严重危机和沉重打击,却依然不断地发展前行甚至凯歌而行地进入了21世纪。因此,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者不得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何能够经久不衰”这样一个严峻的诘问持续地做出回答,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学者则试图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无害化”处理以“证伪”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显然,理论逻辑的变迁与理论所指向的现实对象的变迁具有内在关联,只有理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历史演变,才能理解“理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尝试。

一般认为,15世纪末至18世纪后半叶是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即商业资本主义时期。在此时期,“货币是一切权力的权力”,商人资本居于主导地位,资本主义尚未出现普遍的经济危机。但是,“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写成的历史。显然,带着血腥和肮脏来到世间的资本主义即便在其早年也不可能持续平稳协调发展,危机是其与生俱来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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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英国是第一个确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但是,考察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显然不应局限于生产的角度和英国的范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需要两个基本条件:大量的自由劳动者和巨额的私人货币财富。因此,在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凡能影响上述两个条件生成的经济、政治、人口、地理乃至气候等等因素,都会影响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早期形态——原始积累危机。

恩格斯指出,在这一时期,“商业吞并了工业,因而变得无所不能,变成了人类的纽带;个人或国家的一切交往,都被融化在商业交往之中”。因此,1637年的“郁金香狂热”和1719年的“南海泡沫”等发生于商业、金融领域的严重影响私人货币财富积累的危机构成了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危机的基本形式。同时,人口数量的剧烈波动通过影响自由劳动者的供给所导致的危机也是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危机的一种基本形式。安格斯·麦迪森指出,19世纪之前西欧人口的增长不断地被时间长短不一和严重程度不同的危机所打断,这些危机主要由三类因素所导致:饥荒、疾病和战争。当西欧人口增长时,贸易与制造业也随之增长;人口下降时,商业和工业也随之下降。因而总体而言,16世纪是早期资本主义的扩张期,17世纪则为危机(收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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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早期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危机并不会导致“资本的毁灭”。商人资本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当经济条件在一个地区恶化时,商人资本可以迅速地在其他地区找到新的落脚点,因此早期资本主义在欧洲发展的鲜明特点之一,就是经济领先优势在各国之间的阶段性轮转。也就是说,早期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危机往往并不是表现为行业与产业的危机或衰落,而是表现为经济领导地位的更替与区域经济的兴衰。沃勒斯坦指出,一旦某国因经济危机而丧失其霸权地位,那么另一国则可能因经济危机而获得一定的霸权地位,从而导致霸权的周期循环。而且,每一轮霸权周期的兴起与衰退往往都伴有较大规模的战争,战争是新霸权周期的开始,又是旧霸权周期的结束。

同时,为了摆脱资本原始积累的危机,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和暴力掠夺、海盗行径、绑架奴隶、征服殖民地直接结合在一起的”。“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一方面,通过暴力剥夺国内农民土地,迫使农业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并通过血腥法令使之进入雇佣劳动市场;另一方面,通过海外掠夺贸易、贩卖奴隶等手段也促成了私人货币财富的大量积累,以及廉价劳动力的有效供给。曼德尔指出,从16世纪到18世纪,以遭受劫掠地区的日益贫困化为代价,西欧国家的价值及资本国际集聚日益增长。1503年-1660年,拉丁美洲向欧洲输出了价值五亿金比索的黄金和白银;1650年-178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从印度尼西亚攫取的财富高达六亿金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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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在亚当·斯密等人那里却被呈现为“田园诗式的东西”,并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论题下完成了“资本主义无危机发展”的证明。但是,在斯密之前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重商主义者看来,“权力与财富缺一不可”,必须以经济实力提升国家实力,以国家权力稳定经济增长。因此,必须建立强大的军队以控制殖民地、主导贸易规则,实施合理的关税政策保护国内市场,同时采取适当的货币政策以避免和减轻国内金融危机和经济波动及其所导致的就业不足和价格波动的损害。与重商主义思想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顺应工业资本主宰时代到来的需要,斯密剥离了货币和政府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重要联系。在他那里,自由市场规则会引导资本之“自发而不可抗拒的发展”选择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使得所有不同阶层的人们获得几乎相同水平的“肉体的舒适和心灵的平衡”,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的“秩序的实现”与“均衡的达成”。

显然,马克思以其“资本的限制在于资本自身”的逻辑否证了斯密之“资本的逻辑”。遗憾的是,尽管马克思本人认为“资本主义时代”开始于16世纪,并详细考察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但是在马克思之后的众多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商业资本主义往往被作为资本主义的“史前时期”而忽略并造成了理论的“断裂”,“重商主义时期的扩张、危机、萧条和周期现象”也被视作“一种特殊问题”而排除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框架之外。人类社会是一个连续的历史过程,随意裁剪历史注定导致理论的偏颇。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理解资本主义商业和金融制度的早期发展,我们就很难理解主宰当今世界的公司制度以及金融资本主义的起源和发展。同样,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理解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技术结构与“社会结构”的独特形态及其危机,我们也很难理解当今世界发展中国家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危机以及世界的不平衡发展。曼德尔指出,当代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原始积累不仅不具备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原始积累的背景或手段,而且受制于发达国家的资本继续积累,因而往往难以摆脱原始积累危机的阴影并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理解不同历史时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危机及其引发的阶级斗争,我们也很难科学而不是机械地理解资本主义的制度危机以及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道路的多样性和当代反抗资本主义斗争的复杂性。哈维认为,在17世纪和18世纪反抗通过剥夺手段进行积累的斗争是阶级斗争的基本形式,在世界许多地方目前的状况仍然如此,因此如同中国革命所成功证明的那样,必须注重阶级联合以及反抗剥夺的斗争与传统的无产阶级运动二者之间的有机联系。

18世纪后半叶至19世纪70年代,是早期工业资本主义阶段。在此时期,第一次产业革命在西方国家相继展开,规模相对较小的机器大工业成为资本主义的主导性生产方式,自由竞争的工业资本与组织薄弱的雇佣工人推动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爆炸性经济增长。伴随着资本积累的技术结构与“社会结构”的演进,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也由单领域、局部性、偶发性的现象演变为多领域、世界性、周期性的现象。与此同时,亚当·斯密的“无危机发展论”经由“萨伊定律”成为自由资本主义信徒的永恒信条,马克思及其追随者以及西斯蒙第等一些非马克思主义者则依据各自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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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是第一次产业革命的发源地,也是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发源地。在1788年的英国棉纺织业危机之后,1793年、1797年、1803年、1810年、1815年、1819年相继发生了单领域、局部性的生产过剩经济危机。伴随着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生产方式的不断扩展,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波及范围不断扩大,资本主义普遍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于1825年爆发,终结了工业资本主义的第一个长波的上升阶段。自此,周期性的普遍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成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常态,1836年、1847年、1857年、1866年、1873年相继爆发了普遍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期间,经过1826年-1847年的第一个长波的下降阶段的结构调整尤其是“铁路时代”的到来,英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运行进入了1848年-1873年的第二个长波的上升阶段。伴随着经济危机的日趋频繁和严重,阶级的分化和对立也日益加剧。法国里昂工人起义、英国宪章运动以及德国西里西亚织工起义等工人运动,既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适应性调整,也唤起了人们对于资本主义制度危机的现实性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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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斯密式和谐社会的蒸发”并未改变斯密的追随者们对于自由资本主义的信仰。J.B.萨伊认为,“商品的支付手段仍是商品”,生产者越多,产品越多样化,产品销售越容易,因此“除非存在某些激烈的手段”,“除非政府当局愚昧无知或贪婪无厌”,否则不会发生普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显然,“萨伊定律”旨在“清除”新兴的工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由扩展的“障碍”。李嘉图不仅非常满意地接受了“萨伊定律”,而且认为即使存在对外贸易,也丝毫不会干扰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平衡,“积累的资本无论多少,都不会得不到有利的运用”。不过,李嘉图也指出,由于“边际生产力递减规律”必然导致利润率下降,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将不可避免地趋于停滞,从而进一步地为自由贸易“清障”。与李嘉图的“悲观”论调不同,约翰·穆勒通过对于经济危机的“无害化”处理完成了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乐观主义“承诺”。在他看来,传统政治经济学家面临困境的根源在于他们“承诺”了一种仅有“前进状态”的经济过程,其实危机与停滞状态是文明进程的一个必要阶段,是“增长的伴生物,而非衰落的标志”,因此即使在危机时刻仍旧“应该将公共权力对于社会事务的干预限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

与“主流”的观点不同,西斯蒙第以其鲜明的“消费不足论”开启了所谓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斯密—李嘉图学派认为积累是资本主义的关键问题,因而他们忽视了实现问题;与此相反,西斯蒙第则把生产与消费的矛盾以及与此相关的市场和实现问题提到了首位。对李嘉图及其门徒来说,经济过程是一个均衡状态的不中断的链条,从一个均衡过渡到另一个均衡是经由自动‘适应’来实现的;相反地,西斯蒙第则集中注意到这种过渡,即经济危机。”在他看来,外部市场和国际贸易并非应对消费不足及其导致的经济危机的一般方法,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必须寄望于政府执行的有利于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分配改革和其他改革。与西斯蒙第一样,马尔萨斯也认为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冲突必然导致普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不过,与西斯蒙第不同,马尔萨斯认为不是劳动者的收入过低而是生产阶级的过度储蓄导致了普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不可避免,消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现实危险必须维持一批“非生产性消费者”——地主阶级的存在和扩大,同时适当地增加“政府的挥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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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观点既不同于斯密及其追随者,也不同于西斯蒙第和马尔萨斯。在马克思看来,随着商品生产转变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由商品和商品交换内在矛盾所决定的经济危机的一般可能性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并转变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现实可能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及其具体表现以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斗争的深化发展,必然使得价值与使用价值、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商品与货币的分离和对立具有更加不可调和的对抗性质,使得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生产、实现和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一系列连续性、并存性和均衡性关系经常地难以得到满足,从而使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抽象可能性转变为现实必然性;资本主义克服经济危机的办法即消灭大量生产力、夺取新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市场以及不断地变革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是准备更全面、更猛烈危机的办法,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的办法;因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的暂时的暴力解决和瞬间的强制平衡,并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存和发展开辟道路,另一方面又是资本主义各种矛盾深化发展的“助推器”,并推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式的解体”,以及人类社会“采取新的历史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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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研究是一项尚未完成的工作。

马克思曾经勾画了一个庞大的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研究的“六册计划”,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马克思只是大致完成了关于“资本一般”的研究范围和所述内容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抽象形式”,未能全面综合和具体概括资本主义一切矛盾的充分展开,从而达致马克思经济理论的逻辑终点——“世界市场危机”。因此,我们必须将不同层次的“危机”区别开来,既要避免以危机的“要素形式”或“抽象形式”机械地说明现实的危机,也要避免以分析周期性危机的方法来分析资本主义的总体运动及其结构性危机与制度性危机,从而以适当的历史、结构和空间维度科学地理解现代资本主义及其危机。现代资本主义是“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我们必须完善马克思的生息资本和信用制度理论并透过信用关系的具体运动去探寻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生发过程,避免受困于机械的“生产决定论”并固守早期工业资本主义的“危机形式”,完全不考虑信用关系与金融制度而把危机的生发原因归结为与货币和信用无关的现象。现代资本主义也是“越出国家界限”的总体性存在,我们必须打开“封闭”的危机模型探寻资本主义的多样性、不平衡性发展的交互影响以及资本主义全球性危机的内生过程。同时,资本主义的制度危机以及全球范围资本主义的“崩溃”显然不是“自然而然”的过程,而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社会矛盾斗争的结果,我们必须更加详细地揭示劳资关系及其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之间在全球范围内的交互关系。

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是晚期工业资本主义阶段。在此时期,第二次产业革命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展开,福特主义生产方式逐渐成为资本主义的主导性生产方式,新的工业生产组织形式不断发展,工人阶级的组织程度不断提升。伴随着技术结构、生产方式、劳资关系以及资本积累的其他“社会结构”的演变,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与经济危机也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与此同时,古典经济学家的“无危机发展论”经马歇尔等新古典经济学家的数学化改造成为了“科学”的信仰,但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后兴起的凯恩斯主义颠覆了这种“信仰”并致力于“熨平”经济周期的现实性探索;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则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态势,在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停滞”和“崩溃”的“乐观主义”以及“修正主义”的“改造”之后,关于“黄金年代”以及“资本主义为何与如何能够经久不衰”的多样化探寻成为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研究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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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3年-1893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一个充满剧烈的结构变动的萧条长波。“死气沉沉的萧条”,频繁而深刻的危机与短促而微弱的高涨相互交替,是这一阶段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常态。但是,技术结构的升级、产业革命的扩展、产业结构的演进以及垄断组织的兴起,推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逐渐走出了长期萧条的泥潭,并进入了1893年-1913年的扩张长波。期间,“卡特尔成为全部经济生活的基础”,“资本主义才变成了帝国主义”,英国霸权周期开始转向美国霸权周期。此后,随着1913年危机的爆发和“美好年代”的终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步入了灾难性的战争、广泛的革命与严重的危机相交织的混乱而动荡的新一轮的萧条长波。期间,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催生的凯恩斯主义逐渐成为西方经济学界的主宰并推动国家干预主义替代了经济自由主义,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勃兴以及福特主义生产方式导致的工人阶级谈判力量的提升推动了劳资关系的缓和,美国霸权地位及其主导的国际秩序的逐步确立构筑了资本积累的“国际环境”。这样,随着资本积累的“技术结构”与“社会结构”的演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40年代步入了长达20余年的新的扩张长波。但是,与以往一样,“战后繁荣”的到来并非意味着危机的消失而是仍然包含大大小小的各类危机,并于60年代末70年代初终结了晚期工业资本主义的“黄金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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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19世纪70年代,危机和萧条十分明显地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运行的常态,但是继续为“萨伊定律”辩护仍然成为边际主义经济学家的“科学”追求。被誉为经济学界的拉普拉斯的瓦尔拉斯首次以数学形式表明,消费者和生产者的最大化行为能够并将导致经济体系每个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需求与供给之间的“一般均衡”,从而模型化地表述了斯密的“无形之手”。致力于创立“效用与利己心的力学”的杰文斯则以其“太阳黑子说”将危机“外生”于资本主义制度与矛盾,努力维护“任何干扰不会阻止经济体系趋向充分就业的均衡”的信念。作为边际主义经济学的集大成者,马歇尔尽管对于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心存疑虑,但是也以其“局部均衡”重申了萨伊定律。在他看来,“导致危机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少数企业的破产,而是许多信贷没有坚实的基础”,信用陷入混乱的原因则是源于公众由于知识的缺乏所导致的盲目信任和不信任。显然,马歇尔承袭了穆勒的观点,将经济波动视为价格机制的正常作用受到心理等偶然因素的干扰而导致的暂时失调。此后,马歇尔的观点长期主宰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的思考,阿瑟·庇古、丹尼斯·罗伯逊、拉尔夫·霍特里等人关于经济周期的研究大都深深扎根于马歇尔主义传统,强调货币信用和心理预期的重要作用。

当然,并非所有的新古典经济学家都不顾危机事实而盲目地坚持萨伊定律。克纳特·维克塞尔便明确批判过自由市场的可靠性并勾画出“真实”周期理论的轮廓。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早在1921年也已经开始主张运用利率来调整经济:在繁荣时期提高利率,在萧条时期降低利率。30年代大萧条之后,凯恩斯更是明确提出了基于三大心理规律的有效需求理论从而彻底否定了萨伊定律,指出只有依靠国家干预才能使得资本主义经济恢复稳定,宣告了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失败”。此后,希克斯、汉森、萨缪尔森等凯恩斯的追随者通过凯恩斯理论的“长期化”“动态化”“开放化”努力构筑了“科学精致”的经济周期模型。但是,遗漏了不确定性与历史时间重要作用等“凯恩斯革命”精髓的所谓“伟大的新古典综合”不过是凯恩斯的总量分析与马歇尔的“微观基础”的机械嫁接,“黄金年代”也并不意味着萨缪尔森式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已将经济危机和经济周期变成了“历史”。不过,与凯恩斯同一时代的熊彼特并没有遗忘“历史”,并以其技术创新、“创造性破坏”以及关于康德拉捷夫周期、朱格拉周期和基钦周期的相互影响的分析构筑起一个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经济周期研究的影响深远的理论框架。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具有自我毁灭的内在趋势,并终将会被一个可操作的社会主义所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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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资本主义的“剧烈”变化,马克思恩格斯去世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学界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经济周期的分析也在发生“裂变”。作为修正主义的“鼻祖”,伯恩施坦认为,资本主义已经成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从而能够减少甚至根本消除危机,并使得资本主义摆脱了“不可收拾地崩溃”的命运。“合法的马克思主义者”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认为,“只要社会生产比例适当,无论社会消费需求怎样减少,社会需求和社会供给都会保持平衡”,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可以脱离消费自行实现积累”,以“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为基础的周期性危机乃是资本主义的一种正常现象,并不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崩溃”。作为一种批判,考茨基重申了关于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必然性的多因素说明,并强调必须区分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状态与历史趋势。作为考茨基的补充,普列汉诺夫指出资本主义的“崩溃”未必“只能是巨大而普遍的经济危机的结果”,“无产阶级的未来胜利未必要跟尖锐而普遍的经济危机联系起来”,经济危机不是资本主义制度崩溃的充要前提。与考茨基不同,希法亭以其“金融资本主义”构建了一个“现代资本主义”的理论模型,着力从信用和流通角度论证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不可避免,并指出金融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此后,列宁借鉴霍布森的《帝国主义》和布哈林的“世界经济危机论”提出了自己的帝国主义理论,奠立了影响深远的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教科书模型”。承继列宁的思路,斯大林确立了“僵硬”的“资本主义总危机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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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年代”的到来,使得许多第二国际理论家们的理论局限性日益显露,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的“智慧之光”则不断扩散。尽管卢森堡对于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批评一直饱受其同时代及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诟病,但是她的关于资本主义的横向扩展和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相互关系的研究以及资本积累必须以非资本主义环境为前提的论断,却深刻影响着二战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学界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研究。1957年,保罗·巴兰的《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以“经济剩余”为核心,率先分析了不发达经济与垄断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关系,指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直接以落后国家的不发达为代价。1966年,巴兰与斯威齐合作的《垄断资本》又明确指出,垄断资本主义具有形成日益增多的经济剩余的趋势,却不能提供吸收增长剩余所必需的从而也是维持其平稳运行所必需的消费和投资的出路。因此,若没有外部因素的作用,垄断资本主义必定会在长期萧条的泥沼越陷越深。此后,弗兰克、沃勒斯坦和阿明等人发展出各种依附论模型以解释资本主义的发展危机。在他们看来,发达与不发达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通过直接榨取超额利润或者通过不平等交换等方式来剥削“外围”并获得发展,从而造成“中心”与“外围”之间的裂缝不断加宽,“中心”以牺牲“外围”而不断发展,“外围”则被迫长期处于依附状态。因而,资本主义的“终极危机”只能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危机。

显然,晚期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经济运行及其危机的变化也导致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解模式”的变化。除了部分学者依然固守“萨伊定律”,西方主流经济学者大都在相当程度上承认了危机的“事实”。不过,他们关于危机的分析往往隶属于所谓的“经济周期”的研究,视危机为经济往复波动的一个普通环节,并建构出具有一定解释意义和政策意义的关于周期阶段递嬗变化的机制说明。更为具有启发意义的是,熊彼特关于经济危机和经济周期的“创新”解释及其包含“三种周期”的综合的理论体系。对于马克思主义学者而言,马克思所遗留下来的“空白”以及时代的变化催生了他们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经济周期的多样化解读。作为“危机缓和论”的批判,希法亭早期的研究无疑是对马克思的危机与周期理论的一个较为有力的补充,但是“金融资本”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关系的系统研究显然有待于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的真正到来。卢森堡拓展了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研究的空间维度,并以其“三阶段危机论”构筑了较为完整的危机形态体系,但是她的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环境的二分框架以及将“外部空间”视为危机唯一的解决出路和资本主义存在的根本条件的观点无疑已使她的研究偏离了“资本主义”。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各种依附理论的失败,因为它们难以很好地解释全球范围资本主义的兴衰更替。影响深远的“教科书模型”以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为依据,将马克思“抽象”的危机模型拓展为结构稳定的“一般”模型,方便了人们把握资本主义的本质关系和发展趋势,但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与反方向起到抵消作用的增长因素之间的逻辑关系并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具体阐释。产于时代也囿于时代的“资本主义总危机论”试图“跳脱”“经济性的”和“周期性的”危机说明从而全面、历史地理解资本主义的时代命运,但是,阶级、战争、革命、国家以及世界市场等因素与资本主义危机之间的关系仍然需要得到科学而不是机械的解释。

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开始步入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在此时期,基于信息技术、网络技术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第三次产业革命不断扩展,资本主义的金融化、自由化、全球化不断深化,福特主义生产方式逐渐转向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伴随着资本积累的“技术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变化,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与经济运行也出现了新的特点。与此同时,“凯恩斯革命的革命”之后主宰西方主流经济学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复兴”了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传统理念,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则与时俱进地呈现出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更加多样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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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初,“黄金年代”的终结与“滞胀”的到来,开启了西方资本主义新的一轮萧条长波。在1973年-1990年间,西方七大国的制造业年均增长率较1950年-1973年间年均增长率低35%,6.5%的平均失业率则是1960年-1973年间平均失业率的两倍多,3.9%的世界贸易年均增长率也远低于1950年-1973年间的7.1%,发达资本主义世界遭受了一系列的周期性萧条,其程度实际上比20世纪30年代以来他所遭受的所有危机要深重和长久得多。90年代以来,随着新技术革命的扩散、新自由主义的蔓延和苏东社会主义的“崩溃”,资本主义愈益呈现为“全球资本主义”,资本的集中、生产的碎分与工人阶级谈判力量的下降,以及资本主义的区域不平衡发展与产业不平衡发展的加剧,使得资本积累的空间维度得以极大拓展,导致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和资本积累日益脱离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的“正常”轨道而表现为“虚拟”膨胀和“虚拟”积累危机。这样,由于资本积累的“技术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多样化、弹性化与灵活化,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张长波与积累危机也趋于缩短与多变。一方面,美国等少数最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步入了较为稳定的扩张周期,在全球范围累积起巨大的虚拟资本财富;另一方面,拉美地区以及东亚地区则频繁陷入由于经济泡沫破灭引发的虚拟资本毁灭所导致的资本“虚拟”积累危机。2008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以及随后的西方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以世所罕见之力度终结了充满“新经济”幻觉的扩张长波,并开启了以第三次产业革命之基本创新蜂聚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以及资本积累的“技术结构”与“社会结构”的深刻调整的新的全球性萧条长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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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胀”的到来“终结”了凯恩斯主义的“黄金时代”,同时“复活”了自由主义理念对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与经济危机的理论宰制。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正是凯恩斯主义导致资本主义“滞胀”,是“不恰当的货币政策导致经济周期波动”,因此为了让资本主义回到正常的经济发展轨道,必须实行自由放任、自由竞争的经济政策,从而以现代形式——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重申了古典货币数量论的理念。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同样认为,经济周期或经济波动是正常经济增长过程的表现形式,大多政府干预政策都会因为经济决策者的“理性预期”而失效并扰乱经济的正常运行,因此除了某些十分必要的干预以外,为了保证经济的长期稳定运行,必须减少政府对于经济活动的干预。与货币主义的“深邃”和理性预期学派的“精致”不同,“在许多方面,供给学派经济学仅仅是萨伊定律的市场再发现”,“拉弗曲线”只是以粗糙的方式重申了“供给可以自行创造需求”的论调。然而,正如加尔布雷思所说,只需要再来一场衰退,凯恩斯主义就会复活。2008年的危机终结了资本主义新的“镀金年代”,也拉开了凯恩斯主义“反攻”新自由主义的序幕。新自由主义依然固执地认为,“是政府的行为和干预,而不是任何私有经济固有的缺陷和不稳定造成、延长并加剧了经济危机”,凯恩斯主义阵营则重新强调了金融监管缺失的危害并发掘了海曼·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假说”的价值。而且,明斯基的理论框架不仅得到了凯恩斯主义学者的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学者也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明斯基的思想来理解金融结构和金融关系的演进、投机化的内在倾向及其与资产债务紧缩的关系、制度和政策在抑制或支持金融危机和深度萧条方面的有效性以及金融结构关系和周期的性质及其演进。

科学理解和阐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当然,“滞胀”的到来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研究的“复兴”,尤其是关于资本主义经济长波的研究。欧内斯特·曼德尔在《晚期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等论著指出,由资本有机构成、剩余价值率、资本周转速度、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关系以及“经济之外的因素”等自主变量的相互作用所推动的一般利润率的波动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资本积累的“地震仪”,一般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经济由扩张性长波转入萧条性长波,从而构建出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动态的多因素中间环节理论。同样,以阿格列塔、利比兹、布瓦耶等人为代表的法国调节学派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中间环节”的挖掘,着力从竞争形式、劳动过程、社会消费以及货币霸权等方面解读资本主义“调节模式”和“积累体制”的变化,并以此解释资本积累的利润率动态和长期波动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终极危机”。与之类似,以戈登、爱德华、鲍尔斯等人为代表的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也认为,由一整套经济、政治、文化制度构成的“积累的社会结构”所决定的社会力量关系,即资本与工人之间的关系、资本与资本之间的关系以及资本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等,决定着一般利润率的长期波动从而决定着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速度,主导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及其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此后,罗伯特·布伦纳于1998年发表了题为《全球动荡的经济学——1950-1998年世界经济特别报告》的长文,再次探讨了1973年开始的资本主义世界萧条性长波,认为国际制造业的“过度竞争”是导致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生产能力过剩和生产过剩从而导致利润率长期下降以及长期萧条的根源。作为一种批评,约翰·B.福斯特则重申巴兰和斯威齐的理论传统,认为“过度剥削”才是资本主义停滞和危机日益加重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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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研究维度在此时期也得以极大地拓展。1973年,詹姆斯·奥康纳在其著作《国家的财政危机》借鉴巴兰和斯威齐的早期观点,赋予国家在资本积累方面以重要角色,提出了一个在突出国家作用基础上综合生产、交换和分配各个领域的经济危机理论,阐明了50年代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增长趋势和危机的特征及其根源。在他看来,国家的经济积累功能与政治合法化功能之间的内在矛盾必然形成和加剧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的趋势。1997年,奥康纳又在其著作《自然的理由》构建了“双重危机”理论来解释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和经济危机。在他看来,传统经济危机为生产过剩危机,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危机,焦点在于交换价值;第二重危机则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条件三者之间的矛盾,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处于同等重要的位置。此后,奥康纳与福斯特等人之间的论争更加凸显了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研究的生态维度的意义。大卫·哈维等人认为,资本积累向来就是一个深刻的地理事件,资本的空间扩展不仅是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关键,而且也是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所以不断得以延存的关键。如果没有内在于地理扩张、空间重组和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多种可能性,资本主义很早以前就已经不能发挥其政治经济系统的功能。因而,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必须研究“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学”,研究资本主义怎样生产了它自己的地理。据此,他们将历史唯物主义“升级”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以资本积累/阶级斗争为中轴,形成了一套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危机演化的“空间”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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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和经济周期也出现了新的变化,这些变化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界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或多或少都有所反映。但是,“滞胀”并没有“埋葬”凯恩斯主义,2008年危机也没有“送走”新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与自由主义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论争随时势变幻而交替位移却一直滞留于政府与市场关系这一重要而实用的主题之下。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乏力而肤浅的辩护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则因应时代的变化深化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资本主义经济长波的发现与研究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于人类经济思想的重大贡献,曼德尔等人的理论则是推进这一研究的重要基石,尤其是他们从历史发生学的角度尝试在“本质”与“具体”之间建立“中间环节”的理路,对于增强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现实解释力提供了富有张力的分析框架。但是,如何使得“中间环节”更好地承担起准确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的重任,尚需更为科学的理论抽象而不是经验堆积。而且,经济长波的“第二个拐点”即萧条性长波到扩张性长波的转变的发生学问题也一直是长波理论家们不得不面对的理论尴尬和分歧焦点。曼德尔以其“破坏性适应”替代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运用外部因素解释“第二个拐点”的“非对称”突现,能够维护一般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与长波理论的“一致”却同时割裂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马克思主义的解释的整体性。至于一般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尽管马克思主义学者付出了艰辛的探索,但是他们仍不得不继续努力弥合如何理解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作为可观察现象的利润率下降趋势的经验检验以及资本主义危机根源的“利润率下降规律解释”与“去利润率下降规律解释”等分歧。此外,国家以及资本与跨国国家、空间生产、自然条件之间的关系如何有机地融入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框架而不是机械地“嫁接”从而按照马克思的理路完成马克思未竟的事业,也需要更多的努力。

毫无疑问,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从不缺乏危机和波动。但是,如何认识这种历史则存在着极大的分歧。关于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均衡”之于西方主流经济学与“危机”之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是不可缺少的重要语汇,对“均衡”与“危机”的理解却也同样存在十分不同的理路。

科学理解和阐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一般而言,“危机”是指一个社会在发展过程发生的突然的或意外的重大变故,适用于人类历史的各种社会以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经济、政治与文化;而且,无论哪种形态的社会都必然由扩张阶段、停滞阶段甚至倒退阶段组成。就资本主义而言,“危机”是指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发生的经济与政治关系的普遍紊乱状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性质必然使其频繁地遭受大量内部和外部产生的冲击与扰乱并引发普遍危机。如果资本主义生产系统状态相对较好,危机或许会比较短暂;如果资本主义生产系统状态较差,危机或许会导致它的崩溃。因此,在一般理论层面人们比较容易理解资本主义存在周期性危机、结构性危机以及终极性危机等不同类型的危机。显然,马克思立足于早期工业资本主义史料主要分析了10年左右的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本质、原因及其演化规律,也论及了资本主义萧条性长波,尝试建立了分析资本主义终极性危机的一般框架。但是,2008年危机以来的理论纷争表明,如何更好地界定与辨识不同类型的“危机”依然是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研究的重要而基本的问题。而且,新的认识必须既要注意商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以及金融资本主义的危机与周期的区别,同时也要避免割裂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科学阐明资本主义的资本原始积累危机、继续积累危机与虚拟积累危机的历时性与共时性。

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动力。因此,资本积累与投资波动常常被看作是经济周期的引擎。西方主流经济学一般认为,不同长度的经济周期分别与某种特定的投资类型有关:基钦周期与存货投资、朱格拉周期与机器设备投资、库兹涅茨周期与建筑投资以及康德拉捷夫周期与基本资本货物投资相联系。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提出的各类经济危机模型尽管侧重点各有不同,但是一般也都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实质是资本积累危机并以资本积累矛盾阐释危机的生发与演化。但是,资本积累危机的发生关键并不在于各类投资的数量与结构的“失调”,而是资本积累的“技术结构”与“社会结构”二者各自“结构失调”以及二者关系“破裂”的产物。资本积累的“技术结构”与“社会结构”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形态,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未来发展应综合新熊彼特学派、曼德尔以及调节学派和SSA学派等理论成果以完善基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之上的“中间环节”分析,历史、具体地阐释资本积累的“技术结构”与“社会结构”及其演进如何导致资本积累矛盾的深化与各类投资的波动从而引发不同类型的资本主义危机,同时摆脱机械的数量关系说明以科学揭示各种类型经济周期与经济危机的相互联系及其影响机制,从而更好地理解“每一较高层次的周期都可以看作是其次级层次周期的趋势”,说明全球技术分布、产业分工、贸易体系以及权力关系对于资本主义危机的发生与扩散的影响。

科学理解和阐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资本主义终将灭亡。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学者而言,真正的难题并不是解释资本主义为什么必然崩溃而是为什么它能够持续存在。因此,僵硬地重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周期性激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并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从而将经济危机单纯地视为资本主义的死亡证明,已无法科学解释资本主义的发展现实从而丧失了它的理论合法性。同样,宣称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种正常状态并将其“周期化”“无害化”,从而将经济危机单纯地视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形式,也无法科学解释资本主义的危机现实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应该明确,危机不仅是资本主义的死亡象征,而且也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形式。问题的关键在于,科学阐释资本主义如何通过各类危机而不断发展前行同时也逐步走向“崩溃”。显然,如曼德尔那样,为了解释资本主义的经济长波的低位转折同时维护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以说明资本主义的灭亡命运而不得不借助“外部因素”,或者如卢森堡那样,将资本主义的发展与灭亡归于非资本主义因素的存废,都割裂了资本主义及其发展的整体性且偏离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分析框架。同样需要明确的是,不同类型的危机对于资本主义显然具有不同的影响。人们不应指望一场简单的周期性危机甚至结构性危机会自动地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制度危机之间的关系以及资本主义的终极性危机必须借助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来加以说明,无产阶级只有依靠组织起来的政治力量才能赢得社会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替代。

参考文献:

[1]王伟光:《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认识美国金融危机的本质和原因》,《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2期。

[2]侯为民:《生产过剩、信用扩张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及其现实启示》,《学术研究》2015年第2期。

[3]裴小革:《新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基于阶级分析方法的研究》,《理论探讨》2015年第5期。

[4]傅泽风:《国家所有、社会占有与国企改革》,《管理学刊》2015年第5期。

[5]胡莹:《“消费不足论”还是“生产过剩论”——评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早期的一个争论》,《当代经济研究》2015年第7期。

[6]郭兴方:《马克思经济危机根源解》,《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察网www.cwzg.cn摘自《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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