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为什么要重提马克思

要真正认识金融危机的根源,我们必须把握实体经济的过剩与金融部门的泡沫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的要害在于:实体经济越来越依赖虚拟经济来支撑自己的运作,而虚拟经济则越来越依赖资产价格的上扬来支撑借贷的持续。结论是不言而喻的:虚拟经济的坐大和膨胀,其实正是为了解决实体经济的过剩问题。从某种意义讲,虚拟经济为实体经济的问题背了骂名、买了单。

金融危机:为什么要重提马克思

 【作者按:最近读到一篇忧心忡忡的文章:《一个危险的信号:低估的宏观消费率与失控的消费贷款》。文章引用张军教授等人2014年在《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上发表的《Reestimating China’s Underestimated Consumption(重新评估被低估的中国消费)》的结论:“中国的居民消费被大大低估,导致最终中国真实消费率是60%,足足比官方公布的数据高10个百分点。”

提振消费率难道不正是经济转型梦寐以求的结果吗?问题在于,伴随着消费率增长的,是不断加剧的透支消费:“宏观上来看,居民债务率自2015年以来出现大幅攀升,根据BIS的预测2014年年末居民债务率为35.7%,到2017年一季度则上升为45%。截止2017年6月份国内信用卡信贷总额达到10.8万亿,相比2014年的5.6万亿增长了一倍,相比于2010年的2万亿增长了5倍,相比于2007年6月份的4116亿元,增长了近20倍。”换言之,透支经济在支撑中国消费增长的过程中起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

这让我想起了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不久,我所做的一个预言:“只要市场经济存在一天,‘透支,还是过剩’这个难题就不会消失。”这个预言的逻辑,来自于马克思的危机理论——真是“打不死的马克思”!面对如何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艰巨“攻坚任务”,下面,我把拙文《金融危机:为什么要重提马克思》(发表在《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6期)挂出来,供大家参考。】

金融危机:为什么要重提马克思

内容提要:当下的金融危机正在激发各种理论的交锋,事实证明,马克思的分析框架具有很好的说服力。基于此,本文讨论三个问题:第一,加强监管目前已经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但不能由此引申出危机的根源在于“缺乏监管”。第二,“透支消费”仅仅是整个危机链条的中介,现代市场经济未来的发展趋势必将呈现出“生产过剩”与“透支消费”的反复轮回。第三,虚拟经济并非金融危机的根源,它的膨胀,是市场经济产业结构升级的必然结果;这次危机的本质仍然是生产过剩,本来是‘实体经济’的问题,却表现为虚拟经济的“贪婪”。

一、危机是外生的吗

2009年4月,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举行的“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与对策”国际研讨会上,除了极个别学者,基本上都在关心一个共同的话题:危机的对策——加强监管。学者们之所以对“如何加强监管”如此关注,固然有现实因素的考虑,但有一点必须指出:金融危机的根源之所以备受冷落,是因为在主流的认识看来,危机是由市场经济以外的因素引起的,与市场经济无关。换言之,既然“外生因素”已经是现代经济学确认了的东西,还有什么必要去讨论它呢?

然而,金融危机并不是外生于市场经济,而是内生于市场经济的机制之中的,换言之,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是市场经济难逃的宿命。问题在于,虽然危机根源的“外生理论”越来越缺乏说服力,但学界对于加强监管的话题如此热衷,似乎也就预设了一个前提: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缺乏监管”。事实也是如此,在当前有关金融危机的文献中,这种预设已经成为相当普遍的共识。谈监管当然很有必要,可问题是,倘若由此引申出危机的根源在于“缺乏监管”,这样的逻辑恐怕是很可疑的。

为了说明这种逻辑的“可疑”,不妨举一个例子:科学常识告诉我们,艾滋病的根源在于艾滋病毒。面对艾滋病,虽然我们目前的对策也只能是加强监管——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但如果有人因此断定“艾滋病根源于没有采取防范措施”,这难道不荒谬吗?回到金融危机上来:把危机的根源归咎于“缺乏监管”,就如同把艾滋病的根源归咎于“没有采取防范措施”,其实是一样荒谬。所以,但凡从“外生因素”来解释金融危机的理论,都难免流于肤浅之论;能真正揭示危机根源的理论,只能是“内生理论”,而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是“内生理论”当中最有说服力的理论。

今天,也有学者把危机看作是“内生”的。但不知为什么,这些学者只谈美国经济学家明斯基,谈明斯基的“金融危机理论”,谈“明斯基拐点”,就是闭口不谈马克思。他们认为,金融部门“投机-泡沫-破灭”的逻辑在危机中起了关键的作用,所以他们断言,目前的危机是典型的“明斯基危机”,而不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危机。面对如此鲜明的理论偏好,笔者在会上提出了质疑: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比明斯基的“金融危机理论”深刻得多,但是为什么大家都回避马克思呢?

在提出“为什么要回避马克思”的质疑之后,日本武藏大学教授横川信治(Nobuharu Yokokawa)给我的解释是:“明斯基的理论比马克思能更好地解释当下的危机。”遗憾的是,除了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假设”让我想起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之外,这位日本学者的解释并未把握问题的本质。笔者认为,学界之所以要拿明斯基来屏蔽马克思,并不是因为明斯基比马克思更有解释力,而是因为明斯基更容易被主流经济学容忍:与主流经济学相比,明斯基是非主流;但与马克思相比,明斯基又成了主流。

让主流经济学陷入尴尬境地的是:新古典经济学那套说辞对当下的危机已经失去了解释力,马克思的理论又太有攻击性(直指资本主义制度)——权衡的结果,至少明斯基还算是主流经济学的盟友,于是退而求其次,让明斯基重新披挂上阵,总比新古典的解释要有说服力一点。话说回来,明斯基的确比主流经济学的正统理论要胜出一筹,虽然马克思早就揭示了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但索罗斯的“市场内在地具有不稳定性”的惊人之论,毕竟来自明斯基的版本。

在研讨会上,针对危机根源的马克思逻辑的分析,联合国全球化与发展战略部主任马西米里亚诺·拉·马可(Massimiliano La Marca)提出一个问题: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含有很强的主观色彩——按马克思理论来分析,资本主义是在有意识地进行“透支消费”;而明斯基的理论则是客观的,他并不认为金融危机的发生是“有意识”的产物。拉·马可(La Marca)的意思是说:马克思的危机理论缺乏明斯基的理性与客观。但是,事实上,马克思并不认为经济危机是主观意识的产物,按马克思的理论分析,“透支”不是有意识的,而是逼出来的——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存在决定意识”。马克思和明斯基两人的危机理论都是“内生的”,二者的区别并不在于谁更“主观”,而是在于:马克思把问题归咎于制度,明斯基把问题归咎于人性。

说到“人性”,人们必定会想起主流经济学的出发点:“经济人”假定。虽然“经济人”早就是主流经济学心中的自由女神了,但用人性贪婪来解释金融危机,今天好像正在成为经济学界的时尚。把危机的根源归咎于人性贪婪,是经不起追问的。“加强监管”很有必要,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无限地拔高监管的境界。如果概括地评价监管的境界,我愿意借用一位中国学者在会上说的一句话:危机的发生是内生的,但危机的对策是外生的。有人问:为什么拒绝接受主流的解释?回答是:第一,主流经济学不争气,明明是“皇帝的新衣服”,还自以为是;第二,马克思的逻辑太有力量了,他让我看清了主流经济学的破绽。

二、透支,还是过剩

在莎士比亚最负盛名的悲剧《哈姆雷特》中,丹麦王子哈姆雷特曾经提出了一个几近永恒的难题:“生存,还是灭亡,这是一个问题。”不幸的是,发达的市场经济,今天也遇到了一个哈姆雷特式的难题,这个难题是:“透支,还是过剩?这是一个问题。”不久以前,“透支消费”可是一件相当时髦的后现代行为(“按揭”之类的信贷消费已经成为现代文明的标志性行为)。可是现在,“透支消费”已经成众矢之的,千夫所指,万人侧目。其实,透支消费是在代“人”受过,有苦难言。

次贷危机的逻辑可概括如下:市场经济内在矛盾—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过剩—透支消费—违约率上升—次贷危机。在这个逻辑链条里,“透支消费”这个环节既不是终极原因,也不是最后结果,而仅仅是整个危机链条的中介。但这个中介非常重要,它不仅把整个危机的因果关系连接起来,而且也是我们把握现代经济危机根源的关键所在,这个关键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在市场经济的古典危机中(比如 1929 年的大萧条),生产过剩直接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商品卖不出去;第二,在市场经济的现代危机中(比如当下的次贷危机),生产过剩不再直接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而是表现为有效需求旺盛,表现为有效需求“过度”,也就是“寅吃卯粮”,“透支消费”;第三,从古典危机演变为现代危机,只不过是把皮球从供给方踢给了需求方,把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的爆发,从今天推到了未来。

之所以要把古典危机与现代危机作比较,是要强调一点,“透支消费”不是危机的根源。其实,次贷危机的根源并不是“透支消费”,而是,并且仍然是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所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透支消费只不过是为了缓解生产过剩,而不得不作出的选择罢了——尽管这个选择很“不严肃”,很“不理性”。

在马克思主义的范式看来,虽然透支消费“引爆”了次贷危机,可问题根子还是出在市场经济内生的矛盾之中。今天,人们当然可以理直气壮地声讨“透支消费”的不理性,殊不知透支消费是在代“人”受过,这个“人”就是市场经济自己。但不知道是真糊涂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现代经济学打死也不承认市场经济自身的问题。难怪金融危机以来,借钱给穷人花费的“透支消费”遭到各国精英的一致口诛笔伐,我国理论界也与时俱进地加入了讨伐队伍:大伙一边愤愤不平地抱怨银行借钱给穷人消费,一边又为内需不足扼腕叹息捶胸顿足。

于是,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滑稽的情形:人们一边痛心疾首地控诉借钱给老百姓消费的行为“太轻率”,一边又高调呼吁要“千方百计”扩大老百姓的消费需求。问题在于,面对生产过剩的压力,现代市场经济能够认可的办法,也就这么几个选择:要么是凯恩斯主义的扩大政府开支,要么是供给学派的减税政策,要么是货币主义的不断降息,实在不行,就只有寅吃卯粮搞“透支消费”了。至于马克思主义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主张,那是万万不能接受的。遗憾的是,历史证明,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供给学派和货币主义,它们在生产过剩压力面前越来越捉襟见肘,应对经济危机的本事越来越乏善可呈。这样,历史把“透支消费”推到了前台,似乎现代市场经济的命脉全系于它了。

很多人主张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甚至主张直接“发钱”给老百姓,我举双手赞成。在资本占统治的世界,寄希望于“消费券”、“发红包”,或许能起一些积极作用。但是,“发红包”不比灾荒年“施粥”,即使不能天天发,至少也得年年发吧?如果以为“红包”就能解决问题,恐怕有些天真。因为:第一,不到万不得已,市场经济的本性是决不容许“免费午餐”的;第二,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不变的前提下,“免费午餐”也很难可持续发展。

所以,在资本占统治的背景下,除了“透支消费”,市场经济还能靠什么办法来扩大需求?然而,“透支消费”的悲剧性因素在于,透支消费在扩大需求的同时,它又成为新的麻烦制造者:生产过剩催生了透支消费,透支消费导致了金融危机;把透支消费打压下去了,生产过剩的问题必将浮出水面;一旦社会难以承受生产过剩之重,透支消费又必将卷土重来。可见,只要市场经济存在一天,“透支,还是过剩”这个难题就不会消失。对于发达的市场经济而言,哈姆雷特的难题是永恒的:“不透支,吾必死”,“透支了,吾亦死”。换言之,“玩是死,不玩死得更快”——这就是市场经济内生的悲剧之所在。

顺便指出,目前中国尚处于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所以尚未面临“透支,还是过剩”这个现代市场经济难题。那么,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以来,中国遭遇的“市场疲软”、“通货紧缩”又该作何解读呢?我认为,“市场疲软”、“通货紧缩”当然可以归结为危机的范畴,但这还只是市场经济的古典危机,与市场经济的现代危机尚有相当距离——因为作为现代危机特征的“透支”,在中国还处于萌芽状态。面对这种古典危机,国人采用凯恩斯主义、供给学派和货币主义的办法(如公共投资、减税以及降息),尚有应付的余地。但是,随着市场经济逐渐成熟,中国迟早会面临“透支,还是过剩”的痛苦选择。在这里,不妨作两个预测,并等待历史的检验:

第一,现代市场经济未来的发展趋势,必将呈现出“生产过剩”与“透支消费”的反复轮回,二者此消彼长,不断折腾,直至与市场经济同归于尽。能够阻止或延缓这个趋势的力量,理论上讲有两个:(1)马克思的主张——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2)越来越强化的“免费午餐”——比如“消费券”和各种社会福利。

第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一方面,产能过剩会越来越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经常现象;另一方面,“付费午餐”也越来越不能容纳现有的生产能力。因此,不久的将来,“付费”与“免费”的争论,必将成为发达国家的热门话题。

值得一提的是,我在“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与对策”的国际研讨会上作出上述预测之后,来自泰国曼谷的一个学者问我:“既然马克思主张消灭私有制,中国又是社会主义国家,那么你认为,目前中国是哪种力量在发挥作用?”我告诉她:私有制并不能用一个法令就可以消灭,私有制不是靠“主张”消灭的,而是靠“条件”消灭的,这个条件就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这也是马克思本人的看法。在中国目前的现实中,我们看到的不是私有制的灭亡,而是私有经济与公有经济的共同发展。辩证地看,这种共同发展的未来指向,就是马克思说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关于这个指向,目前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其一,从全球化的视野看,免费午餐的范围正在扩张(比如各种社会福利);其二,从长时段的大历史观来看,私有制从过去极端的形式(比如自然人的私有),正在向模糊的、混沌的形式发展(比如股份公司)。

三、虚拟经济是次贷危机的根源吗

最近有一种十分流行的观点认为:次贷危机是由虚拟经济引起的,所以虚拟经济才是危机的根源——其推理逻辑是:虚拟经济先出现问题,才导致了后来的危机。然而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里,这样的推理是站不住脚的。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对虚拟经济自身的合法性问题作出客观评价。

按照产业归类,虚拟经济基本上属于第三产业。关于产业结构进化的一般规律,理论界已经有很深入的讨论。如果问:第三产业,甚至将来还可能有第 N 产业出现和发展的原因何在?在我看来,最根本的原因无非两条: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剩余产品的增长;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社会分工的扩展。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不过对于资本主义社会而言,除了以上两条“生产力”的原因之外,还有一条“生产关系”的原因是不容忽视的:为了解决因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过剩”问题。正如英国著名左翼学者克里斯·哈曼所说:“为什么非生产性费用(主要是第三产业——笔者注)如此增长,甚至达到抑制利润率使其不能健康增长的程度?这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但每一个都是它自身对利润率降低的反应(以及企业和政府为了阻止危机所做的努力):首先,资本投入更多的资源以非生产性的方式保护和扩大市场。”

回到虚拟经济上来看,结论也是这样的:虚拟经济的坐大和膨胀是必然的,是市场经济产业结构升级的必然结果!其实,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过剩”问题,极大地促进了虚拟经济的发展:正是为了解决有效需求不足,才催生了虚拟经济的泡沫,通过虚拟经济的泡沫,来缓解实体经济的问题。换言之,必须把实体经济的问题,转嫁成虚拟经济的问题。在现实中我们不难看到,正是因为实体经济建造的房屋、生产的汽车卖不出去,才引发了金融机构贷款给人们买房、买车的“透支消费”。本来就是‘实体经济’的问题,却表现为虚拟经济的“贪婪”和“膨胀”。

这次次贷危机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原本属于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由于虚拟资本的恶性膨胀而被转化成了好像是“虚拟经济”自身的危机,而且由于有价证券的疯狂倒买倒卖,经济危机的“虚拟”性显现得更加尖锐和突出。这正是危机首先从金融领域爆发,而且在金融领域表现得最突出的重要原因。但是,这次危机的本质仍然是生产过剩,是生产的房屋、汽车等生活消费品与实际购买力相对而言的过剩,是全球生产能力与美国大众的实际收入相对而言的过剩。所以,当下学术界从“金融的”或“虚拟的”维度所谈到的金融危机,其实仅仅是现象,危机的本质,仍然是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危机暴露了虚拟经济的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危机暴露了实体经济的问题。具体而言,对于美国来说,这次危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金融风险和监管上;对于中国来说,这次危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产能过剩上。为什么经济危机在不同国家会有如此大的区别呢?这是因为,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危机不仅已经不再仅限于一个国家的范围,而且危机的延伸和扩展也具有共时性和历时性。

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将金融部门和虚拟经济作为他们理论的出发点,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在于,他们并没有做更深一层的探讨。危机从虚拟经济开始出现,并不能说明虚拟经济是危机的根源;危机从虚拟经济开始,仅仅是表面现象。正是由于实体经济出现了过剩,才会有虚拟经济的过分膨胀——为了解决实体经济过剩,虚拟经济才会用自己的“泡沫”来替实体经济“透支消费”,以缓和实体经济过剩的压力。由此可见,要真正认识金融危机的根源,我们必须把握实体经济的过剩与金融部门的泡沫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的要害在于:实体经济越来越依赖虚拟经济来支撑自己的运作,而虚拟经济则越来越依赖资产价格的上扬来支撑借贷的持续。结论是不言而喻的:虚拟经济的坐大和膨胀,其实正是为了解决实体经济的过剩问题。从某种意义讲,虚拟经济为实体经济的问题背了骂名、买了单。

【察网(www.cwzg.cn)摘录自《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6期。赵磊,察网专栏学者,西南财经大学《财经科学》常务副总编,博导,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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