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达:《共产党宣言》的当代价值

从马克思恩格斯对待《宣言》的态度,我们可以体会到当今一些人鼓吹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是错误的。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答案,是结论,当然有个过时问题。因为随着时间条件的变化,根据当时、当地条件而得出的结论和答案是变化的。任何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在内,都不可能为他们逝世以后的问题准备现成的答案。当代所有关于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论据,都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上的。

《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是屹立在人类历史上的一座丰碑。它既是马克思主义诞生和公开问世的标志,又是无产阶级向世界公开宣布自己的目的和意图,由自在走向自为的标志。《宣言》发表以来人类历史历经了150年的惊涛骇浪。马克思主义已由西欧的一个小小学派变为具有世界影响的理论,无产阶级政党遍及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陆续出现在地球上。统一的资本主义世界被撕开了大大的裂口,人们看到了历史的曙光。但历史是在曲折中前进的,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对社会主义的命运怀着深深的忧虑。我们坚信,历史可能步履蹒跚,可能暂时倒退,但前进的步伐决不会停止。中国人民正在从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预示着《宣言》的光辉是永存的。

一、从《宣言》看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

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这是摆在所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面前的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也是一个被弄得极其混乱的问题。西方有些学者强调:“马克思主义对不同的人意味着不同的东西,从而是一个支撑着异质追求者的不连续的运动。”也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思潮中涌现的每一个新的代表人物,从不同程度上说,都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用西方解释学的观点来看待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只是文本,对此如何解释取决于阅读者的理解。这样,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当成可供随便剪裁的布料。这当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肢解。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一种学说的后继者,可以发展它的创立者的观点,包括抛弃某些陈旧过时的结论和补充新的原理,但决不能违背它的基本原理和根本宗旨。我们只要认真阅读《宣言》,就能比较清楚地找到一个弄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立脚点。

恩格斯在《宣言》1883年的德文版序言中指出,贯穿《宣言》的指导思想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关于社会形态的理论,即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恩格斯由此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即以社会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为依据,并以阶级斗争作为资产阶级社会摆脱剥削和压迫的必经之路。这种阶级斗争理论是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宣言》的指导原则。《宣言》的中心思想和意图是很清楚的,这就是关于两个必然性的理论,即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在联合署名的《宣言》1882年的俄文版序言中,强调《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本主义所有制必然灭亡”。《宣言》1890年的德文版序言,只能由恩格斯一人署名,他再次强调宣言的根本思想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宣言》第一节《资产者和无产者》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和铁的逻辑,宣告“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部著作中,《宣言》是篇幅较小但影响最大的著作。它可以被看作是其全部成熟著作的纲领和红线,是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关键。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著作,就是为实现《宣言》中的两个必然性,为实现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而进行的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解放的头脑,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是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理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立的经济基础及对立的解决的经济学依据,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形态所引出的社会主义会最终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结论。假若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剔除《宣言》的中心思想,改变它的目的和意图,马克思主义就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

陈先达:《共产党宣言》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起草《共产党宣言》

从实践上看也是如此。马克思恩格斯一生活动的核心,就是为无产阶级的解放而斗争。他们组织第一国际、第二国际指导欧美的建党和工人运动,都是为这个根本目标而积蓄力量。恩格斯在马克思的墓前所作的演说,准确而精辟地概括了这位无产阶级最卓越领袖的光辉一生。他说:马克思“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2版,第3卷,777页,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恩格斯讲的是马克思,实际上也包括他自己,包括一切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当代西方的所谓马克思主义派别,不少脱离工人运动、脱离政治斗争,沉迷于把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某种哲学的结合。严格说来,他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非无产阶级的、非政治性的马克思主义,只能是马克思主义的讽刺画。我历来也不同意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置于《宣言》之上作为无产阶级奋斗的目标。《宣言》的指导思想是唯物史观,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指导思想是异化理论;《宣言》以共产主义为目标,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追求人性的复归。如果不是以《宣言》而是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蓝本来解读马克思主义,其结果必然是把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化。

《宣言》是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著作,它以简洁凝练的文字,以纲领的形式,通过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和阶级关系的分析,论证了两个必然性,指明了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道路。但《宣言》创作于马克思主义刚刚诞生的时期,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它提出的许多策略性措施也具有地域性和时效性。马克思恩格斯完全是以一种创造性的态度对待自己的理论的。他们在1872年的德文版序言中强调,《宣言》的“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他们还直言不讳地宣布某些观点过时了,认为“由于最近25年来大工业有了巨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他们打算根据1847年《宣言》起草以后的经验写个导言补充《宣言》。马克思恩格斯肯定《宣言》的基本原理正确,同时也承认《宣言》的运用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宣言》的某些具体措施和结论可能过时并应根据新的经验予以发展。这是马克思恩格斯为我们树立的一种以马克思主义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卓越典范。

从马克思恩格斯对待《宣言》的态度,我们可以体会到当今一些人鼓吹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是错误的。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答案,是结论,当然有个过时问题。因为随着时间条件的变化,根据当时、当地条件而得出的结论和答案是变化的。任何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在内,都不可能为他们逝世以后的问题准备现成的答案。当代所有关于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论据,都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上的。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创造性的、开放的科学思想体系。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时的马克思主义体系看,它包括两个不同的部分:一部分是根据当时的实践(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成就)直接概括的经过验证的理论,如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理论和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和基本矛盾、关于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理论。另一部分,尽管包括具有科学性的基本原则,但是没有经过实践检验,属于推测和假设的理论。例如,关于无产阶级如何取得政权、关于夺取政权后采取何种措施尽快提高生产力水平以及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等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当时只能从西方资本主义现实出发考虑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方式,只能从与西方现实资本主义对立的角度逻辑地考察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所谓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对立、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对立、按劳分配与按资分配的对立,讲的是抽象形态中的两种社会形态的对立性。至于在建立现实社会主义过程中,在特定条件下也可能出现亦此亦彼同时并存的局面,不在他们思考之列,因为当时的现实并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始终是处于发展之中的,而不是封闭的体系。列宁和毛泽东就根据本国特点,各自大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至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仍在就发达国家如何革命的问题进行探索。而邓小平根据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的实践经验,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进行了创造性研究,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凡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原理,应该不断根据新的实践经验和科学成就予以丰富和发展,凡属原来未经检验未经实践的原理,应该根据新的实践和新的经验去验证、补充和纠正,即用新的原理代替过时的旧的原理。一部分马克思主义史就是不断创造性发展和运用新的原理代替个别旧的原理的过程。这与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是截然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是针对整个马克思主义说的。就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理论而言它永远不会过时,因为它以实践为源头活水,不断与时俱进。会过时的是个别原理,而个别原理的过时,正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科学学说永具活力的保证。

在考察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时,我们不仅要区分经过检验和未经检验的原理,还要区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具体结论。经过检验的基本原理是对规律的把握,它可以被丰富但不会过时,如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的物质性和发展的辩证规律的认识,关于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认识,关于资本主义最终会为更高的社会形态即社会主义所取代的认识,等等。列宁说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万能是因为它是正确的,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都是从普遍规律角度讲的。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根据特定时间、地点就某个问题作出的结论并不是不可改变的。例如,马克思恩格斯曾指望1848年的德国发生革命,并断言德国革命面临人类解放的前景,可后来德国革命很快遭到失败。事实证明,由于条件变化或其他原因,马克思恩格斯的某些预言和论断失效是不足为怪的。我们应该从马克思主义创立的角度来考察马克思恩格斯的某些论断。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仍然是资本主义上升时代,可是由于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是为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取代进行理论论证,因而他们着重揭示的是革命即将到来的前景,强调资本主义丧钟已经敲响,从而对革命前景过于乐观,对资本主义的潜力和自我调整的可能性缺乏足够的估计。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当时关于革命前景的考察,明显具有时代和地区性的局限。但这并不损害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和威信,因为正是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强调,他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观察问题的方法。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应用,应该依时间、地点、条件的不同而不同。他们不仅在《宣言》的序言中这样强调,在许多地方都是一再强调这一点。例如,恩格斯在致考茨基的信中曾批评杰维尔关于《资本论》书评的缺点,说:“他把马克思认为只在一定条件下起作用的一些原理解释成绝对的原理。杰维尔忽视了这些条件,因此那些原理本身就成为不正确的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6卷,98页,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5。)毛泽东、邓小平都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强调要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所以,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就包括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不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就不知道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反过来,不知道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把经典著作中的片言只字、一些具体结论、一些尚未经检验的推理和预测当成永恒不变的原则,也就弄不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二、是乌托邦,还是科学社会主义学说

自《宣言》发表以来特别是近几十年来,西方的政治家和理论家们不断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两个必然性的理论进行攻击。他们指责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分析是反对工业社会的浪漫主义,指责关于资本主义必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理论是乌托邦。不仅社会科学家们这样说,连研究自然科学哲学的学者如卡尔·波普、拉卡托斯,都在自己的著作中指责马克思主义是乌托邦工程,指责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取代的预言失效。国内有的学者也是同样的腔调,宣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是乌托邦。这种种论调是不值一驳的。任何人都能从马克思的著作中看到对大工业、对科学技术发展、对资产阶级的历史进步作用的肯定。例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强调工业家战胜封建土地所有者以及工业战胜农业是历史的进步,并批评说“浪漫主义者为此流下的感伤的眼泪是我们所不取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2卷,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马克思主义反对的是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而不是资本主义工业本身。至于把建立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基础上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说成是乌托邦,这是已经重复过多少年的陈词滥调。真正值得认真研究的不是论敌的攻击,倒是为什么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发生革命,已经革命的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夭折了革命,而中国采取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方针,并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途径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考察所有这些现实,能够说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关于两个必然性的理论并未失效。

1.为什么西方没有实现两个必然性?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对稳定和经济成就,是西方一些理论家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两个必然性理论的主要依据。他们说,被马克思恩格斯宣判死刑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并没有敲响丧钟,相反仍然在发展,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发生在落后的东方国家而不是马克思恩格斯预期的首先发生在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可是他们中没有人敢于断言,没有发生革命等于永远不革命。除了少数人如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鼓吹资本主义永恒论外,没有人敢于打保票。事实上,革命发生与否,资本主义世界首先从哪里突破,这取决于革命的主客观条件,而资本主义是否会被社会主义所取代,这取决于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基本矛盾。革命的形势是变化的,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革命爆发的国家和地区的可能性判断是变化的,但这并不影响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终究取代资本主义的规律性论断的科学性。在《宣言》以及其他著作,尤其是《资本论》、《反杜林论》等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着力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的社会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以及由此产生并决定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指出这种矛盾的激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变革。在1859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补充了一句关键性的话:“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这样,马克思关于两个必然性的论断更为科学和全面。

不可否认,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特别是二战结束以后的半个世纪中,在科技革命和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但资本主义社会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它的基本矛盾仍然存在。美国学者R·L·海尔布隆纳在《马克思主义:赞成和反对》一书中说:“我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是什么的分析所持的态度要肯定得多……这个从简单商品开始的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我认为是我们所见过的最值得注意和最发人深省的敏锐思维之一”,“只要资本主义存在着,我就不相信我们能在任何时候宣布他关于资本主义内在本性的分析有任何错误”。事实的确如此。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断调整所有制结构以适应和容纳生产力的发展,例如以个人和家族形式存在的私有制变为在更大规模上以股份制形式存在的社会资本,但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资本不同于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它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资本。股份制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性质而是改变了它的存在和运行方式。因此在现代资本主义大企业、大垄断集团、跨国公司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基本矛盾和阶级关系仍然存在,只是它有更大的容纳力和自我调整力量。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面临两种困境:一种是生活困境,一种是生存困境。就无产者和资产者的关系而言,当代资本主义仍然存在贫困和失业,而且即便是就业工人也仍然存在相对贫困问题。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还出现了早期资本主义没有的新的困境,这就是人的生存困境。当代全球问题最重要的根源和突出表现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的混乱,过度消费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也是触目惊心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确是以往社会中发展最快成就最为显著的社会,同时却又是最冷酷最令人憎恶的社会。摩天大楼与无家可归者同时并存,新药的出现和各种社会疾病齐头并进。有识之士和进步学者都看到了这种社会中存在的弊端和痼疾。爱因斯坦在《为什么需要社会主义?》一文中以一个科学家的良知历数了资本主义私有经济的各种弊病后说:“我认为,摧残人是资本主义的最大罪恶。我们的教育制度深受其害”,“我相信只有一种办法可以消灭这种邪恶的灾祸,那就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各种社会主义派别的出现,各种抨击资本主义弊病的书籍的流行,都说明人们对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怀着不满,在探求更好更合理的制度。这种最合理的制度只能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资本的出现,指出了一条解决矛盾的线索,即不能停留在资本主义的社会资本的范围内,而要真正转变为以全体人民为主体的社会的“社会资本”即社会主义公有制。这让我们想起当年恩格斯从资本主义邮政和铁路国有化中所看到的象征意义和途径。

2.为什么已经实现两个必然性的苏东会发生逆转?

在本世纪的一头一尾,两件震撼世界的大事都与俄国不可分。一是十月革命,红旗升起,一是苏联解体,红旗落地。前者使西方惊恐,后者使其额手称庆。苏东剧变更激发了某些政治家和理论家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他们把苏东事件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失败,耸人听闻地宣称马克思主义正在死亡,鼓吹苏东剧变是历史的进步,如此等等。

十月革命决不是少数革命家们的阴谋。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两个必然性的论断首先在经济落后的俄国得到实现,是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态势决定的。资本主义世界的链条必然是在矛盾最集中、最脆弱的环节突破的。十月革命是列宁把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实际相结合,在俄国统治者不能照旧统治、人民不愿照旧生活下去的条件下发动的。十月革命的必然性存在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布尔什维克领导的群众革命活动之中。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并没有使十月革命成为多余的。巴黎公社的存在只有72天,但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巴黎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十月革命成果的存在差不多有72年,它的历史意义更是不可估量的。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从此世界从整体上看已经进入了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十月革命创造了一个强大的苏联,从而大大增强了挫败德国法西斯统治世界的野心;特别重要的是十月革命的胜利鼓舞了世界上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的信心和决心并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在近百年世界历史上,像十月革命这样影响整个人类历史进程的历史事件是罕见的。

十月革命的必然性并不能保证它的成果的永恒性,不能保证不会发生逆转。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是不同的。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面临如何建设、如何治国的问题。斯大林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包围下,为了迅速发展经济采取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实行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在当时是必要的、有成效的。苏联在斯大林逝世后进行改革,纠正斯大林时期的某些过左的、错误的政策,改变过于集中的计划体制,也是必要的。问题是在苏联全盘否定斯大林以后,继续沿着否定列宁、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斜坡一直往下滑,最后宣布共产党自行解散,宣布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这种结果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很清楚,斯大林时期形成的体制后来被凝固化为一种僵化体制只是蕴含着失败的可能性,而其后的错误路线和政策才使本来可纠正的错误变成无可挽回的失败。任何一个有理论良心的人都能看到,苏东的失败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而是背弃马克思主义的失败,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人道的、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失败。

在历史上,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代替旧的生产方式往往要经历反复曲折的过程。苏联和东欧原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失败决不是社会主义的灭亡。因为这只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失败,而社会主义是世界性的事业,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何况,失败和挫折对于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发展会带来积极有益的教训和经验。关于这一点,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做过令人鼓舞的有远见的论断:“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3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两个必然性在中国如何实现?

在中国,两个必然性的理论已经实现并正在继续实现,但它是以中国的方式实现的,具有中国的特色。在当代中国,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它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我们从中国实现两个必然性的实践过程可以非常清晰地观察到这一点。

中国革命不是像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设想的在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开始的革命,而是在经济政治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东方大国开始的革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坚持马克思恩格斯确立的共产主义理想,采取与中国实际相符合的路线和方针来实现“两个必然性”。毛泽东把中国革命分成两步走,并首先通过采取工农武装割据,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路线,取得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民主革命的胜利只是两个必然性实现的前半段,用毛泽东的话说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更艰难的是巩固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反对那种主张先发展资本主义、等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以后再进行革命的错误思想,他的新民主主义论可以说是马克思恩格斯社会革命理论在中国的创造性发展。中国革命终于取得了胜利并在一段时期内大大推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在很长一段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指导思想大大延缓并阻碍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破坏了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凝聚力。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初步确立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立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为在中国完全实现两个必然性并为将来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开辟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每种社会形态必然伴随有它的生产方式的特点。在资本主义社会,农业必然工业化,成为现代化的农业。这是资本主义这种社会形态对人类社会的贡献。但是工业化不等于资本主义化,不等于后工业化的国家必须走全盘西化的道路。马克思曾说过,工业化的国家显示着非工业化国家的未来。这说明,工业化并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由农业社会走向工业化是人类发展的普遍必经过程,只是西方比东方早一步走向工业化,而且是以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实现这个历史使命的。但后工业化国家并不是注定要走西方的道路,如中国就是以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实现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实际上,工业化、市场经济、民主法治、科学都应该是以工业为基础的社会的特点。社会主义同样要实行工业化,没有大工业的基础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同样,社会主义需要实行市场经济,这是社会化大生产的经济运行的客观要求。工业化不等于西化,可西方资本主义先走了一步,它的成就与缺点、经验与教训,可以从正反两方面为我们提供有益的东西。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终究是前后相继的两种社会形态,不能只看到它们的对立而忘记它们由大生产所产生的某些共同性。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应该吸取和改造资本主义的已有成就,没有经过资本主义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更应该注意吸收资本主义的成就。这既包括由社会化大生产决定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也包括为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但经过改造可以借用的东西。恩格斯说过,没有奴隶制就没有社会主义,这个道理应用到彼此连接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形态的关系上更是不言而喻的。邓小平所谓“要害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的论断,其重要理论价值正在于要我们解放思想,不要把头脑拴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绝对对立的思维框架之中;我们决不能把它曲解为普遍指导原则。邓小平的论断与马克思指出的要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就必须吸收资本主义的积极成果的意义是一样的。要超过资本主义必须利用资本主义,这就是辩证法。

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特别是经过一段时期以后,如何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成为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关键。马克思恩格斯肯定社会主义是变化着的需要改革的社会,但他们没有社会主义实践,不可能具体论述这个问题。斯大林不承认社会主义有矛盾,最后他的后继者们把社会主义存在的矛盾当成社会主义没有生命力而加以抛弃。毛泽东思想的巨大贡献之一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尽管毛泽东本人在实践上没能完全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但这个学说本身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和自我完善,为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同时又改革其凝固的体制规定了可能性和界限。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理论。毛泽东注重调整生产关系以及不断扩大公有制,而邓小平着重发展生产力,强调应以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来调整所有制结构,主张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毛泽东在上层建筑领域中注重意识形态斗争,而邓小平把重点放在科教兴国和精神文明建设上。尤其重要的是,邓小平把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来调节,从而为社会主义经济注入生机和活力。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前进。150年来, 形形色色反对《宣言》的人物和理论不断出现,但都成为历史的残渣陈迹,惟有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宣言》仍然光芒四射,继续指引人类朝着美好的未来前进。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2.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察网(www.cwzg.cn)摘自《教学与研究》199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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