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激发起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比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激励引领凝聚标杆作用与苏联的经验教训

马克思主义与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契合性,因其实践目标是为了人民。所以她的理想信仰、思想方法、立场情怀变成绝大多数人的精神需求。这是对这种理论、社会主义道路、制度的政治认同。据此,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人民群众潜意识里价值的自我实现产生共鸣,其不断激励、及时引领并以立场情怀凝聚,更以标杆作用贯穿于各个环节之中,进而使人民得到满足的精神需求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这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赋予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职能。能否始终发挥好这种职能,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顺利与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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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激发起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比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激励引领凝聚标杆作用与苏联的经验教训

《共产党宣言》破天荒宣布:“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①]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②]绝大多数、无产阶级在本文里与人民、人民群众、人们同义。绝大多数人的和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在现代化中如何激发起绝大多数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首先是简政放权、改革体制、机制、反腐败、调整政策法规等;其次是人们的理想受到激励,意志、愿望得到准确表述,以上率下。这后一个方面实质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赋予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职能。因为她知道包括社会主义现代化在内的人类社会最终的走向,及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各个发展阶段上,”应当发挥的作用。

一、以理想、信仰、行为激励

理想信仰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是共产党人赖以生存的灵魂和精神支柱。中国共产党人从他们那继承来的理想信仰与中国人民的心是相通、相印的,因为这个理想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不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中国共产党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这个目标。人民群众对这种理想信仰理解、信任并且崇敬是以具体的人和事、他们的言行为支撑的,比如党的领袖,身边的党员干部,而且理解、信任和崇敬会变成实际行动,即人民群众与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信仰之间在产生互动,互相激励。这种互动激励对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及建设强大国家所起的作用不可或缺,是一种动力系统。这种理解、信任和崇敬成了人民群众的一种精神需求,而经过时间的积淀和锤炼变成许多人的理想信仰。而当这种需求得不到充分满足,比如面对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理想信念淡漠、滑坡、动摇,甚至背离,需求则变成了种种忧虑:中国也有重蹈苏联覆辙的危险?共产党的领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包括国营企业、农村如何实现?特别是当国家现代化向中高阶段迈进,面临政治经济改革进入深水区等艰巨任务,怎么办?等等。人们对新一届中央有更高的期盼。党的十八大闭幕不久,中央政治局进行第一次集体学习,主题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此后,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都成为集体学习的内容。总之,党的十八大以来,来自上面的激励不断,对党的领导干部、共产党员、对工人、对青年、对广大人民群众。十九大刚闭幕,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党的一大会址不忘初心的宣誓带动起千百万人前去瞻仰。从对参观者的访问看,理想信仰已在这润物无声的滋养中坚定、萌发、成长。实际上,从毛泽东领导创建革命根据地时期起,人民群众就渴望听到来自上面的激励。这激活了力量的源头,有了这种激励人们工作起来才有劲头。可以说,来自上面的激励激发起了下面共产党人的初心信仰,工人阶级、甚至最普通民众的使命感,也使理想信念在青年心里萌生,甚至使理想信仰淡漠的人得到提醒,而腐败分子受到警示。理想信仰的激励是一种精神激励,是不竭的动力。如果说这是中国社会进步的发动机,那么这种不断的理想信仰激励则是空中加油机,是前进的新动力,是慰藉人民心灵的精神高地,虽不能至,却心向往之。

同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后发型国家,苏联曾面临与我们上述的时期有相似之处。这是从斯大林去世至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国家面临调整内外政策,改革经济发展方式,现代化向中高期转型,下一步怎么办?苏联党和人民迫切需要来自上面的激励。但是,人们等到的不是激励,而是动摇了苏联共产党理想信仰、全盘否定苏共前领导人的秘密报告其政治后果不仅仅是否定了某个人,而是否定了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③]70%的苏联人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不相信,也不赞成。[④]这个报告所引发的进程是不可逆的:[⑤]在苏联意识形态领域打着反某领袖旗号实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潮在国内一些势力和西方的纵容下,与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激烈的较量,持续30年;对世界观正在形成的年轻人如“二十大的儿女们”即戈尔巴乔夫们及此后出生的人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使他们缺乏判断政治是非的坐标这为苏联解体埋下隐患。

二、以思想、方法、行为引领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党和整个社会的引领是及时的。1979年前后,党内、国内出现了无政府主义、极端民主化思潮,一些人同境外敌对势力相勾结,提出“废弃毛泽东思想”“取消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一切形式的专政”“建立以孙文学说为核心的新国家”,甚至提出 “中国应该实行资本主义”。对此,邓小平同志指出,否定毛主席就是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否定党的整个历史。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并及时、鲜明提出四个坚持。[⑥]这是对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的继承,也为这个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从理论和实践上指明了方向。但是如何“坚持”一直在探讨,而且在意识形态领域和实践中坚持与反对坚持的博弈没有停止。与邓小平时期不同的是,国内外敌对势力勾结更为紧密,方法多样:西方利用各种培训机构,美国的中情局、国际开发署、西方国家的驻外使、领馆以及一些基金会和非政府组织都参与其中,还包括利用各种会议、项目招揽追随者,甚至收买等手段;[⑦]策略更具欺骗性,比如千方百计淡化、弱化党的领导,甚至蓄意去共产党化,丑化英雄人物,以改革开放否定前3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提出“中国所要选择的民主,只能是宪政民主”,[⑧]以“普世价值”消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⑨]等等。这些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在意识形态领域造成思想混乱,一些人,包括西方政党体制制度和政治的研究者成了那里有意无意的代理人,他们站在西方的立场上、用西方的思想理论、话语体系、思维方式和价值标准思考中国问题;一些人迷茫、消极;更多的人是焦虑、担忧:中国难道要完全“西化”了?!这五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对上述思潮回应掷地有声:党的十九大报告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度最本质的特征、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党的领导是当代中国的最高政治原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所在,没有中国共产党坚强有力的领导,中华民族将是一盘散沙。这五年来,无论哪个领域、哪方面工作,无一不是从加强党的领导,最终落脚在强化党的建设上。习近平同志说“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确保改革正确方向”的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并提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对于历史虚无主义习近平同志旗帜鲜明:“古人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国内外敌对势力往往就是拿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来做文章,竭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⑩]“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1]“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积累了条件,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对前一个时期的坚持、改革、发展。对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在这个基础上把党和人民事业继续推向前进。”[12]而我们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古圣先贤的思想,体现了仁人志士的夙愿,体现了革命先烈的理想,也寄托着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些符合实际、科学、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和充满辩证法的准确表述不仅是对邓小平四个“坚持”的坚持,而且丰富并进一步发展了四个“坚持”;在制度、道路、理论自信的基础上提出文化自信,是对国内外敌对势力有力的反击;正在澄清一些模糊认识,消除了人们对如何“坚持”问题的担心,也正在纠正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的种种错误思想,拨正了偏离的航向;已经在改变一些地方党组织被边缘化或者自我边缘化的倾向,充分表达了人民群众的意志、愿望和精神、心理需求及所思所想,已经并且正在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

苏联人民的意志、愿望和精神、心理需求,在苏共的领导下变成了巨大的物质力量: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国家实现了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和文化革命,苏联的国际地位得到确立。“比较俄国几次选择资本主义模式的发展与苏联时期的发展,从挫折和困难上看,苏联时期多于彼得开放时期,多于维特开放时期:外国武装干涉、国内战争、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封锁、二战、冷战,等等。但恰恰这个时期发展得最快。这里有时代的原因,但是最根本的、决定的原因,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多数苏联人选择。可以说这是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的选择,但这个选择符合俄国实际。这个实际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就是多数人的政治认知、情感认知和政治目标的判断及评价。”[13]这种政治认同极大地调动起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至今在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有30%以上的人称自己是苏维埃人,对苏联想兹念兹。但是斯大林之后的苏共领导者缺乏对这种政治认同的自觉性,赫鲁晓夫执政期间提出全民国家全民党思想。这首先与苏联实际情况不符,极大地削弱了苏联共产党的引领和先锋作用,其次这个思想也背离马克思主义关于过渡时期国家、阶级、政党的基本理论。这种错误思想和方法非但没有被纠正而且被其继任者写到宪法里,在苏联泛滥30年,“两全”最终成了苏共放弃政治上的垄断地位和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理论基础。在苏联最需要引领的关键期,赫鲁晓夫将苏联引入邪路。

三、以鲜明的立场、情怀、以上率下凝聚

这种立场和情怀表现在两个方面:以人民为中心和反腐。“得罪千百人,不负13亿”“13亿一个都不能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发展中国家、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这些习近平同志讲话中的高频词,表现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领袖的浩然正气,彰显了其不忘初心的使命担当和无私的人民情怀。而如何使人民最大限度地发挥潜力,精神思想心理层面也不容忽略,即每个人在心理上,不管是潜意识,还是显意识都有一种价值自我实现的愿望,这种愿望融汇于中华民族的创造精神、奋斗精神、团结精神和梦想精神之中,“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有梦想,有机会,有奋斗,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够创造出来。”“只有奋斗的人生才称得上幸福的人生。”习近平这些论断直抵人们价值自我实现的心理,找到了绝大多数人的运动与为了绝大多数人谋利益运动的交汇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以上率下表现在纠正党内不正之风和反对腐败上,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剑指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消弭政治隐患;惩治腐败“打虎”“拍蝇”震慑利益集团,防止其攫取政治权力、改变党的性质;加强制度建设,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强化“不敢腐”的威慑。这种溢于言表的人民情怀和鲜明立场深深感动13亿人民,将他们中蕴藏着的潜力极大调动起来,创新如井喷似地迸发出来,从而使中国开始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质的飞跃。

戈尔巴乔夫的立场也鲜明,但是无论是行动上还是思想上都完全站在西方利益一边。从1986年10月至1989年12月,他与美国的两任总统会见11次。他说,第一次会见,他实际上无条件地将苏联交给美国,最后一次会见中,他完全同意改变苏联的政治制度等。戈尔巴乔夫则将苏联引入绝路。

四、 结论

第一,理想信仰的不断激励会使人们激情豪迈,获得不竭的动力,其珍贵在于不断,即“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各个发展阶段上”都不能间断。这是人民将伟大斗争进行到底所必需的精神需求,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道路的一种政治认同。在社会主义百年历史中不乏这种需求得到满足的经验和得不到满足而引发的教训。

第二,思想方法论的及时引领会使社会理性而不偏离正确的航向,其重要在于及时。这里包括转折时期、困难时期、顺利时期,甚至平时及时纠正错误思想,还包括对西方的病态思想的及时回应、批评、转化和开导,不给其在我们的社会里泛滥的机会,而且只要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在进行,社会就需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及时引领,苏联解体的主要教训之一就是偏离时没有及时引领,结果是由偏离到背离直到彻底背叛。

第三,立场、情怀的凝聚则以炽热的公平、正义将社会紧密地黏合在一起,其要义在于无私,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14]这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与任何其他政党区别的最显著标志。

第四,以上率下则使人们前进有标杆,重在知行合一。这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重要品格。

上述得到绝大多数人、不分民族认同的理想信仰、思想方法、立场情怀、知行合一的价值判断作为精神力量已经并且正在变成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物质力量。荀子说上足卬,则下可用。上面让人看到希望,包括说与做,下面才能充分发挥潜力、积极性和创造性。这里的上下包括各个层级。这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特色。她阐释着“上”“下”共同创造历史的规律。

注释:

[①] 在当今世界上有许多热点问题,从内因看,其中不少都是由于少数族群的利益没有被重视而引起的。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283、285页。

[③] 美国就此表示要利用报告“作为武器来摧毁共产主义运动的威望和影响”(李燕:《苏联共产党基层组织建设研究——兼析苏共基层组织与苏联解体的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10月第1版,第156页),随后,“招数”不断,意识形态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甚至心理的。

[④] 李燕:《苏联共产党基层党组织建设研究——兼析苏共基层党组织建设与苏联解体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10月第1版,第165页。

[⑤] 《俄罗斯历史背景下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历史研究所2012年版,第6页。

[⑥]闫建琪:《邓小平四个坚持的提出和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4期。

[⑦][美]汤姆·乔:《收买中国文人十分容易》,红德智库2017年2月25日。作者为美国宾西法尼亚州约翰劳蒂研究中心主任、原美国海军情报中心主任,他认为收买中国文人十分容易。1979-1988年间至少约有120名当时十分有名气的中国国籍文人被他们以各种手段收买。而这些人主要用于1989年春夏在中国发动的颜色革命。

[⑧]吴敬琏:《改革核心目标是建立竞争性市场体系》,《上海证券报》2013年4月11日;《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财经》2012年第22期。

[⑨]凌胜银等:《决不允许用西方“普世价值”消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红旗文稿2017年第11期。

[⑩]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2013年1月5日。

[11] 习近平:《在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0年7月21日。

[12] 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2013年1月5日。

[13] 项国兰:《当代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反思与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2月第1版,第25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285页。

项国兰,察网专栏学者,中央编译局研究员,曾赴苏联和俄罗斯学者访问,撰写探讨苏联解体文章获编译局和国际共运学会优秀论文奖。独立主持编译局社科基金项目“当今俄罗斯的社会主义思想”。2014年至今为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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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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