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与发展的方法论逻辑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逻辑。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逻辑,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而不是仅仅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某个结论或某个观点。这就要求把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内核与逻辑,通过对不同历史观的比较,确认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理论境界,在深刻认识唯物辩证法的内涵的基础上,深刻理解“矛盾分析”的科学性所在。为实现这一过程,就需要从认识论的困境出发,批判指责辩证法是“变戏法”的流行观点。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与发展的方法论逻辑

党的十八大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势头有如破冰之船,正在稳步向前推进。然而有一种倾向认为,既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核是对改革开放实践的总结,那么“中国化”的要义,就只是在于中国经验的理论提升。至于中国经验的理论提升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在联系,却可有可无,甚至并没有多大关系。作者认为,强调中国经验的重要性当然没错,但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割裂开来,会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种倾向正在误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必须给予澄清。

继承是发展的前提,没有继承,何来发展?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质上就是要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源,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流,两者并不构成所谓的平行关系。因此,只有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逻辑的前提下,才能发展出名副其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1]

方法决定结论。结论和观点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些结论是怎么推导出来的”。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逻辑,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而不是仅仅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某个结论或某个观点①。

一、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基本样态

众所周知,经典马克思主义有三个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虽然这三个组成部分都贯穿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基本逻辑,但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体系和逻辑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有着明确的阐释,正所谓“哲学既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具体而言,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由两个部分构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顺便指出,目前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存在分歧(其中,“实践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说法比较有影响),为了减少不必要的争论,这里不对有关分歧展开讨论。

在科学哲学的主流叙事中,人们熟知的是以维也纳学派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以及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和库恩的“历史主义”,构成了当代科学方法论的历史主线。与这条主线形成鲜明对比,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学术地位却基本付之阙如,只有极少数论著有所涉及②。西方学界封杀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是意识形态的立场使然,这不足为怪。遗憾的是,最近几十年来,中国经济学界自觉或不自觉地向西方经济学对标看齐,以至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早已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由此可见,重新恢复并科学把握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工作任重道远。基于此,我们有必要考察一下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基本样态。

1. 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内核与基本逻辑

辩证唯物主义产生于19 世纪40 年代,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总结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的基础上,创立的一种科学的逻辑理论思维形式。在辩证唯物主义之前已经有了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术语最早出现在狄慈根1886 年出版的《一个社会主义者在哲学领域中的漫游》一书中,后来普列汉诺夫也使用了这一概念。列宁则使用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4]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内核有两个:一个是辩证法,一个是唯物论。前者来源于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后者来源于费尔巴哈唯物论的“基本内核”。普列汉诺夫对辩证唯物主义有十分到位的评价,他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革命“破天荒第一次把辩证法放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5]779“唯物主义使辩证法———脚踏实地地站起来了”。[5]87

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可以从两个维度考察。从本体论的层面看,辩证唯物主义有以下基本观点:一是世界在本质上是物质的。恩格斯说:“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是在于它的物质性”。[6]二是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意识是高度发展的物质———人脑的机能,是客观物质世界在人脑中的反映。三是物质世界是按照它本身所固有的规律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四是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事物矛盾双方又统一又斗争,促使事物不断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五是矛盾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是物质世界运动、变化和发展的最根本的规律。从认识论的层面看,辩证唯物主义有以下基本观点:一是人的认识是客观物质世界的运动变化在人脑中的反映。二是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而这种主观和客观的辩证统一,必须通过实践才能实现。三是认识来源于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这是人们正确认识世界和能动地改造世界的无限发展过程。由此可见:其一,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其二,辩证唯物主义是通过实践来解决人的认识内容、认识来源和认识发展问题的;其三,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

在科学研究的活动中,辩证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展现出来的基本逻辑是:唯物论基础上的辩证思维,即“唯物的辩证逻辑”。这个基本逻辑不仅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科学且有效的方法论武器,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基本特质。

2. 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内核与基本逻辑

历史唯物主义又称唯物史观。与辩证唯物主义一样,历史唯物主义也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基本内容。历史唯物主义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首次提出了“唯物主义历史观”范畴。有人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用过“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概念,比如刘放桐教授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没有使用过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概念。这个概念是普列汉诺夫等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为概括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的基本观点而提出的。在列宁的《唯批》等著作中这个概念一再得到确认”。[7]其实,恩格斯生前明确使用过“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概念。比如,1892 年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英文版导言中,恩格斯说:“如果我在英文中也像在许多其他文字中一样,使用‘历史唯物主义’来表达一种关于历史过程的观点……,那末,即使英国的体面人物也不致于感到太震惊吧。”。[8]在笔者看来,历史唯物主义这个词语是否由马克思恩格斯所使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词语的含义是否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相符。当代中国不少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主张,应当用“实践唯物主义”的说法来取代“历史唯物主义”。窃以为,不论这类名词之争的背后蕴含了多少实质上的分歧,争论者都必须以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为基础,才具有立论的“合法性”。

列宁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评价很高,他说:“唯物史观始终是社会科学的同义语。唯物史观并不象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想的那样,‘多半是科学的历史观’,而是唯一的科学的历史观。”[9]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科学的历史理论和科学的方法论,它既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又是人类认识发展的必然结果。自从马克思恩格斯在19 世纪40 年代创立了这一崭新的历史观以后,它一直在实践中接受检验,内容上不断充实,形式上日臻完善,正在并且还将在新的实践中继续发展。

按照传统教科书的定义,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把辩证唯物主义运用到人类社会历史和社会生活领域,由此创立的关于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科学。笔者认为,这个定义直到今天也是一个很到位的解读。从这个定义出发,我们可以把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内核概括为:用唯物主义去解释人类历史。将这个理论内核进一步展开,就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七个命题:(1)历史有规律: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其自身固有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2)经济是基础:生产以及生产品的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3)存在决定意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又反作用于社会存在。(4)生产活动是根源: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以及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中去寻找。(5)矛盾是动力: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运动。(6)生产力最革命:在社会基本矛盾中,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7)人民是历史创造者:在阶级社会中,社会基本矛盾集中表现为阶级矛盾,因而阶级斗争成为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人民群众是生产活动和阶级斗争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上面七个命题归根到底说明了一个最基本的原理:“用唯物主义来解读人类历史”,这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内核。我国学者林岗教授和张宇教授也曾把历史唯物主义归结为五个命题,两位学者的“五命题”归纳,有助于人们从更精练和更深层次的角度去认识历史唯物主义。[10]

如果说,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内核是“用唯物主义来解读人类历史”,那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逻辑就是“社会存在决社会意识”。这个逻辑在科学方法论的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无情地颠覆了“用社会意识来解释社会存在”的历史唯心主义逻辑。正如恩格斯所说的,“自从历史也得到唯物主义的解释以后,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也在这里开辟出来了。”[11]228 这条新的发展道路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像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这样一条道路已经找到了。”[12]226沿着这条道路,“矛盾分析”和“阶级分析”成为马克思主义解释人类社会历史变迁的科学工具。总之,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样态可以提炼为一个“基本逻辑”和两个“分析工具”。一个基本逻辑是:“存在决定意识”;两个分析工具是:“矛盾分析”和“阶级分析”———关于“矛盾分析”,本文将在后面讨论。

二、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理论境界

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理论境界,不仅体现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性上,更体现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上。与过去的历史观相比,历史唯物主义究竟“高明”在什么地方?换言之,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理论境界在哪里?这是我们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必须搞清楚的问题。有比较才有鉴别,只有比较了不同的历史观,我们才能知道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理论境界。所谓历史观就是人们对社会历史的根本见解。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有着全然不同的历史观。据学界考证,普列汉诺夫曾经考察了从古希腊到马克思时代1000 多年间历史观的发展过程,他把这个发展过程大致划分为神学史观、理性史观、利益史观、辩证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五个阶段。有学者据此把历史观划分为三个大的阶段:“中世纪到17 世纪的神学历史观,18 ~19 世纪40 年代的近代唯心史观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13]

概括起来看,人们的历史观经历了从“以神为本”到“以人为本”的发展历程。在工业社会以前,流行的历史观“以神为本”。人们总是从神的意志、卓越人物的思想或某种隐秘的理性,从某种精神因素出发来解释历史事件,去说明历史的发展,人的历史成了神的历史。进入工业社会以后,“上帝死了”,流行的历史观转向“以人为本”。这个时候,人们开始用“人”的观点来解释历史,这比起中世纪用神的意志来说明历史的神学观点,是一个重大进步。但是,这种历史观所理解的人是抽象的人,是脱离了历史发展条件和具体社会关系、孤立地生存于自然之中的生物学意义的人,是失去了感性存在的玄虚的“自我意识”。从这种抽象的人出发,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动力被归结为人类的天性或者神秘的理性。这仍然是用非历史因素、人们想象和思考出来的东西去解释历史,因而不可能正确地认识历史。

历史唯物主义虽然也是“以人为本”,但是,它观察社会历史的方法,与之前的一切历史观有本质区别。历史唯物主义承认历史的主体是人不是神,承认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但是,历史唯物主义所说的“人”,不是处在某种幻想的与世隔绝或离群索居状态的抽象的人,而是处于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现实的人无非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人格化,所谓的人性以及人类的生存样态始终取决于自己所处的物质生活条件。只有从历史传承下来并在现实中发展着的物质生活条件去考察人性以及人的活动,我们才能描绘出人类发展的真实过程。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性意义就在于此。由此出发,它科学地论证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阐明了推翻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社会力量和必由之路。

顺便指出,历史唯物主义明确规定,它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与各门具体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不同,历史唯物主义着眼于从总体上、全局上研究社会的一般结构和一般发展规律。所以,它的任务就是为各门具体的社会科学提供历史观和方法论。有趣的是,“现代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理论基础是历史唯心主义。虽然他们历来否认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但是,他们从前门赶走了“历史唯物主义”,又不得不从后门偷偷地把“历史唯物主义”塞了进来。比如,所谓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在讨论中国的改革逻辑时,我国学者张晓晶就认为,“改革不是简单的‘政府决策’而是一个‘社会过程’”,“改革从根本上是一个内生的过程”。改革方案“是由少数人在‘上面’制定的”,“但这样一种方案能被社会、被政治家及民众所接受、所采纳,这件事本身却是‘内生的’”。“任何经济当中体制改革从根本上说都不是一个‘外生的’、由‘战略’或政策的明智程度所决定的政府行为,而是一个经济中‘内生’的社会过程,取决于客观的经济社会条件以及在此基础上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关系”。“把政府放到整个经济与社会关系当中时,我们就会发现,最根本的问题并不在于政府本身,而在于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各种利益集团的利益冲突以及它们之间力量平衡的状态。而政府政策,不过是这种利益平衡的一个产物。”[14]众所周知,关于改革逻辑的讨论,曾经是20 世纪90 年代“过渡经济学”关注的焦点。张晓晶的上述分析应该是其中的代表。比之那些把改革视为少数几个精英头脑中的奇思妙想,我认为张晓晶的分析不仅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矛盾分析”、“阶级分析”非常接近,而且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逻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也是一致的。又比如田国强关于“经济人假设”的分析。作为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领军人物,田国强先生在其《现代经济学的本质(下)》中曾有过这样的分析:“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个体逐利尽管在绝大部分情况下都基本成立,但也有其适用边界。在非常规、异常情况下,比如,天灾人祸、战争、地震、他人遇到危机时,人们往往表现出利他、无私性,抛头颅、洒热血为国战斗,勇于相助处于危机中人。这是另外一种理性,即大公无私的一面,甚至是愿意付出生命(动物都有的本能,况且人),更何况将会走向极端个人主义或利己主义……这些都说明,利己或大公,都是在不同情境、不同环境下的自然反应,完全不矛盾。”“由此,可以看出利己性和利他性都是相对的”。[15]在这里,田国强先生实际上拒斥了“人性来自天生的基因”之类的历史唯心论,转而承认“利己性和利他性都是相对的”,因为“人性”是“不同情境、不同环境”下的产物。这种认识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逻辑,其实已经非常接近了。在我看来,田国强先生从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出发,居然得出了与历史唯物主义相近的结论,这恰恰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理论境界已经远在西方经济学之上。

三、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中的“矛盾分析”

自从西方经济学在我国学界逐渐形成主流地位之后,“供求分析”、“损益分析”(成本收益分析)以及均衡分析就成了经济学的“看家本事”。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分析工具———“矛盾分析”和“阶级分析”,逐渐淡出了学界的视野。公允地说,在“短期分析”和“现象分析”中,供求分析、损益分析通常是有效的分析工具;然而,在“长期分析”和“本质分析”中,最有效的工具则只能是“矛盾分析”。顺便指出,“阶级分析”不过是“矛盾分析”在阶级社会的展开,因而这里只讨论“矛盾分析”。

所谓矛盾分析,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规定中就是唯物辩证法的展开和应用。列宁说:“就本来的意义讲,辩证法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16]213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对列宁把矛盾视为“辩证法的核心”给予了充分地肯定。[17]299值得注意的是,列宁明确指出:“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1 章。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16]151列宁这里所说的黑格尔的逻辑学,指的就是辩证逻辑。为什么晚近以来,中国高校经济学专业的很多学生理解不了马克思?笔者在教学和科研的实践中深刻体会到,不懂得唯物辩证法,就不可能掌握和运用矛盾分析,因而就根本理解不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于此,笔者强烈呼吁,高校经济学专业应当把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作为必修课程。

辩证法的灵魂是“自我否定”。黑格尔是辩证法的大师,他用“正题、反题、合题”(即“正反合”)展示了辩证法的“自我否定”过程: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需要强调的是:首先,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建立在“思想辨证运动”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他的辩证法是思想概念(绝对精神)的辨证运动。因此,黑格尔的辩证法也被恩格斯称之为“概念的辩证法”。[18]337其次,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唯心主义辩证法,其“唯心”就在于,他从绝对精神出发,通过正反合的演绎来解释世界及其运动。在黑格尔看来,世界及其运动的本质不是客观的物质存在,而是绝对精神的流动,辩证法不是物质世界客观规律的反映,而是绝对精神的神秘逻辑的外现。

在马克思之前,黑格尔代表着辩证法的最高成就。马克思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19]24而这位学生又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做了革命性的扬弃,由此形成了唯物辩证法。顺便指出,自20世纪80 年代以来,中国学界有关唯物辩证法在认识上的分歧很大,比如,在辩证法的形态上,有“自然辩证法”“唯物辩证法”“矛盾辩证法”“系统辩证法”“认识论辩证法”“劳动辩证法”“实践辩证法”“历史辩证法”等;在辩证法的解读范式上有“自然主义范式”“认识论范式”“实践论范式”“生存论范式”等。[20]然而,不论存在何种分歧,唯物辩证法包含着“唯物、辨证、矛盾”这三个关键词,应当是学界的共识。

所谓“唯物”,就是“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19]24 由此出发,马克思主义不是用意识来解释存在,而是用存在来解释意识;不是用观念来解释实践,而是用实践来说明观念。所谓“辨证”,就是用发展变化的眼光看问题,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问题。用恩格斯的话说:“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发生和消灭、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的过程,什么都不存在。它本身也不过是这一过程在思维着的头脑中的反映而已。”[18]308

对于辩证思维,马克思有一段极为深刻的阐释:“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19]24 为什么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呢?为什么辩证法的本质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呢?理解这一点的关键,在于把握“矛盾”这个范畴。

所谓“矛盾”,就是“对立统一”。理解矛盾,首先要理解“对立”。什么是“对立”?黑格尔认为:“本质的差别即是‘对立’。在对立中,有差别之物并不是一般的他物,而是与它正相反对的他物。”在我看来,用“本质差别”来理解“对立”,比用“冲突”或“对抗”来理解“对立”更深刻。在唯物辩证法的语境中,所谓“对立”,意味着性质相反的两个事物的存在,或者在同一事物内部存在着本质不同的差别。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谈到的矛盾现象———由“吸引”和“排斥”的相互作用构成的“对立中的运动”,就是矛盾的经典形态。中国道家哲学中的“阴阳”范畴,对于理解和阐发矛盾的内涵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在现代科学中,矛盾现象的微观形态就是原子。原子是由原子核与电子构成的微观矛盾体。电子与原子核的“本质差别”在于:电子为负,原子核为正。至于与“对立”相对应的“统一”,最通俗的理解,就是“相互依存”。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源在于内生于事物之中的矛盾性。这一认识赋予了“矛盾分析”的要义在于“否定”。把否定性看作事物发展的“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这恰恰是“矛盾分析”的精髓所在。唯物辩证法认为,只有通过矛盾对立面之间的斗争和否定,一方克服另一方,一方消灭另一方,才能实现矛盾性质的转化,从而导致旧的矛盾转化为新的矛盾,由此推动事物的变化和发展。“矛盾分析”之所以成为揭示因果关系的科学工具,道理就在于此。这里必须指出,强调“否定”,并不是一概地主张“斗争哲学”,并不是无条件地主张“打打杀杀”。毛泽东说,“不同质的矛盾,只能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17]286所以,并非只有“打打杀杀”才是否定,才是斗争。其实,谈判、批评、竞争也是斗争和否定的基本形式。

唯物辩证法虽然与黑格尔辩证法有着历史的渊源关系,但是二者的本质区别却是不容忽视的。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马克思明确地指出:“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19]24 在这里,马克思明确揭示了唯物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根本区别在于:是观念决定现实,还是现实决定观念?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矛盾分析”之所以是科学方法的实证(实践)根基所在。

四、辩证法本质逻辑

说到辩证法,不少人对它存有很深的误解和偏见。因为辩证法总是用发展的、变化的、流动的、一分为二的眼光看问题,这就让那些习惯于“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其他都是鬼话”的人,极为不安,甚为恼火,尤其是“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19]24 于是,他们攻击辩证法是诡辩论,说辩证法是“变戏法”。比如,有人撰文说:作为一种方法论,“辩证法成了绝对正确的无用话语,作为一种哪说哪是的浑圆无缝的方法,也就变成了一种庸俗的扯皮哲学”。[22]对于在现实与理论之间寻求辩证思维的努力,有学者斥责为:“不过是折中主义的‘遁词’而已。思想上诚实的人决不能也不应接受这类欺人的把戏。”[23]

其实,辩证法并不是“变戏法”,而是对世界的真实把握。说到把握世界,就必然涉及到“认识论”。哲学上讲的认识论,就是对人类认识世界能力的一种理论总结。有趣的是,认识论一开始就面临一个难题:认识何以可能?在欧洲哲学传统看来,在“时空”中的一切事物,皆是“变动不居”的———所谓“昨是而今非”或“今是而昨非”,只有“概念- 理念”才是永恒不变的。“概念- 理念”为什么永恒不变?因为它在“时空”之“外”。[24]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人类面对的世界并不是一个死的东西,而是生命的流动,是一种生生不息的东西。这种生命之流构成了世界的本质。然而,当我们去认识世界时,却无法把握它的流动性,我们只能通过时间、空间,通过各种范畴和概念去切割世界。这样一来,世界就被“谋杀”了。这就导致了一个悖论:一方面,我们的认识目的是想认识作为生命之流的世界;但另一方面,我们实际上认识的却是已经被我们的概念工具切割枝解的、死去的世界。[25]由于世界是流变的,所以我们无法确定地思考和言说。

如何解决这个悖论呢?哲学家提出了两种办法:第一种办法,主张以非概念、直观的方式来把握世界。也就是:提倡直觉,贬低理性,认为只有通过直觉才能体验和把握唯一真正本体性的存在。比如佛教禅宗追求的“顿悟”、法国哲学家柏格森提出的“直觉主义”等。这种主张对概念的把握能力深表怀疑,其理由是:即使概念是流动的,我们也无法把握流动着的世界,因为“此流动非彼流动”,何况概念运动不可能还原出千差万别的世界原样。然而,康德和黑格尔对这种办法深表怀疑。第二种办法,主张让概念本身也流动起来,也就是创造出一种概念的辩证法来说明流动着的世界。这个主张以黑格尔为代表———当然,这个主张也遭到了许多人批评,认为概念和逻辑都从属于理性,它们并不能完整地说明世界,因为世界还存在许多非理性的东西,这些是单纯的理性无法理解和把握的。[25]

以上两种办法那一种更科学呢?在笔者看来,“顿悟”当然很了不起,但是像释迦牟尼那样的顿悟能力,那是少数“圣贤”的境界。对于绝大多数凡人来说,可望而不可及。所以,尽管人类世界存在着许多非理性的东西已超出理性所能把握的范畴,但是,辩证法仍然是人类认识世界最有效的工具。辩证法之所以是人类认识世界最有效的工具,其原因就在于:生成和流动是现实世界的本质,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是一个生生不息的流动的过程。恩格斯说得好:“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11]244为了刻画这个世界的“生成和流动”,从而把握世界的本质,我们需要能够反映“生成和流动”的范畴和概念。而能够反映“生成和流动”的范畴和概念是什么呢?就是辩证法(比如:矛盾、发展、变化、质量互变、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等等)。恩格斯说:“要精确地描绘宇宙、宇宙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就只有用辩证的方法”。[12]222 正是由于这种需要的存在,才有了中国古代朴素的辩证法(老庄),才有了黑格尔创立的概念辩证法,才有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

由此可见,那种孤立的、非历史的、静态的形而上学方法论及其范畴和概念,是多么的狭隘(比如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对形而上学方法论有过非常深刻的阐述:“在形而上学者看来,事物及其在思想上的反映,即概念,是孤立的、应当逐个地和分别地加以考察的、固定的、僵硬的、一成不变的研究对象。他们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他们的说法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话’。在形而上学者看来,一个事物要么存在,要么不存在;同样,一个事物不能同时是自己又是别的东西。……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虽然在相当广泛的、各依对象的性质而大小不同的领域中是正当的,甚至必要的,可是它每一次都迟早要达到一个界限,一超过这个界限,它就要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并且陷入不可解决的矛盾,因为它看到一个一个的事物,忘了它们互相间的联系;看到它们的存在,忘了它们的产生和消失;看到它们的静止,忘了它们的运动;因为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12]220,221

其实,社会经济现象客观存在的“辨证法”,逼迫着现代经济学也不得不承认辩证法的科学性。比如,计量经济学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随机变量”。这个变量之所以是“随机”的,就在于客观经济行为往往具有“不确定”的特征。换言之,由于客观经济活动是“发展变化”的,也就是说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是“辨证”的,因此,就需要有一个“随机变量”来刻画这种情况。于是我们看到,在消费函数中(Y =α + βX),还必须加上一个随机变量μ,于是原来的公式就变成了:Y = α + βX + μ(Y 为居民消费支出;X 为居民家庭收入;α 和β 为参数。β 实际上就是“边际消费倾向”)。严格地讲,μ 具有“既是,又不是”的含义。面对经济现象的辩证法,计量经济学必须做出“不得不如此”的修改,这就是辩证法的力量!

尽管现代经济学的方法论有着鲜明的形而上学的特征,但是,只要我们承认“任何事物都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动之中”,承认客观规律的存在,那么,基于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分析”就一定是把握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根本的科学方法。与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工具(供求分析、损益分析以及均衡分析)相比,马克思主义矛盾分析的优势在于:它不是局限于经济运行的现象层面,而是深入到事物内部矛盾运动中去把握因果关系;它始终关注经济运行的本质问题,从而致力于揭示经济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说到这里,我想起了有关经济学家贡献的一段对话:问:“经济学家干了些什么?”答:“短期看他们干了很多,长期看他们什么也没干。”这个幽默虽然有点夸张,却不无道理。擅长于供求分析和损益分析,且热衷于均衡分析,这是现代经济学的看家本领。问题是,如果不能把握经济运行的内在矛盾及其规律,即使经济学家在短期分析和现象刻画中“干了很多”,但是“长期看”,却“什么也没干”。

马克思主义矛盾分析的成功运用有很多实例。比如,马克思从生产与消费的表层矛盾出发,最终深入到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深层矛盾,对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根源做出了我们所见过的、且最有说服力的解释,迄今无人能够超越。值得一提的是,何新先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矛盾分析,在20世纪90 年代初期就准确预测了中国的“过剩经济”来临。[26]此外,早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的2001 年,笔者对美国“透支经济”所作出的危机预测,也是马克思主义矛盾分析具体应用的结果。[27]这方面的实证案例很多,本文就不一一列举了。

注释:

①需要说明的是,对于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谬误,笔者曾将几次撰文予以揭示。[2 - 3]

②比如,在科学哲学家艾伦·查尔默斯撰写的《科学究竟是什么》的最后一章中,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方法论仅仅得到了不起眼的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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磊,察网专栏学者,西南财经大学《财经科学》常务副总编,博导,教授。察网(www.cwzg.cn)摘自《当代经济研究》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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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