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的领导艺术

军事领导艺术上,毛泽东十分善于抓住主要矛盾,进行战略决策,以弱胜强。更能审时度势,巧妙用兵,试看他指挥的四渡赤水河,红军能自由穿梭于数十万敌军之间,摆脱了严密的围追堵截。统一战线领导艺术上,他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外交领导艺术上,坚持独立自主,争取大多数,使得新中国的外交事业成为一个不断开创新局面的欣欣向荣的事业。本文以分析典型案例的方法,与读者共同领略毛泽东杰出的领导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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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领导学中,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是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个范畴。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相互补充的,领导方法主要从逻辑思维、理性认识角度揭示了领导工作的规律、程式、方式等。领导艺术则是在一定的经验和知识基础上灵活地、创造性地运用领导方法,有效地实现领导目标的一种非程式化的领导才能,它具有直觉性、随机性、创新性、非理性等特点。

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认为:领导艺术是一种离开数学领域的才能,它能够从大量事物的复杂关系中判断出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东西。他说:“我认为领导科学就是参谋加领导决策,很多文章也讲决策科学。我想应该强调决策要用科学,但决策不仅是靠科学,还要靠艺术。领导工作是科学和艺术的结合。领导者要有两方面的素养,一个方面是方法,就是领导、决策的科学方法和所需要的学识;另一个方面是胆略,就是指领导和决断的气魄、决心、胆识和眼光。要做到科学领导和决策,这两个方面缺一不可。一般说来,方法是可以学的,因为既然是科学方法,能说出道理来,就能通过讲课、读书、练习等过程来理解和掌握。而胆略的具备则比较复杂,要经过在实践中反复磨练和多种因素的融合才能形成。当然,方法和胆略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常言道:‘艺高人胆大。’只要掌握了客观规律,又有过硬的本领,就能站得高,看得远,有决心和气魄从事各种艰巨的事业。但是方法和胆略又毕竟不是一个东西,而胆略往往更能直接反映出一个人的精神面貌,思想风格和世界观。”“所以我们在培养领导人才过程中,既要注意科学知识和方法的传授,又要重视领导艺术和胆略的训练。”[1]“我们已经从根本认为领导才能不只是科学,而且也是艺术”。[2]我们老一辈革命家毛主席、周总理、朱德、陈毅的文学修养都很高,他们的文学艺术修养,对于他们杰出的领导才能的形成是有关系的。钱学森对于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的相互关系阐述是有见地的,揭示了它们之间的本质联系。

从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的这种关系看,毛泽东的领导艺术就是毛泽东的领导方法在领导实践中的运用,是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体现出来的胆略、气魄和决心等。从这一视角入手,我们将把毛泽东的领导艺术划分为毛泽东的军事领导艺术、毛泽东的党的建设领导艺术、毛泽东的统一战线领导艺术和毛泽东的外交领导艺术。让我们回到二十世纪,追寻毛泽东的足迹,以分析典型案例的方法,去领略毛泽东那杰出的领导艺术。

论毛泽东的领导艺术

毛泽东的军事领导艺术

20世纪是人类发展史上一个急剧变化的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导致了十月革命的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导致了中国和东欧一系列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战争与革命成为了这个世纪的标志之一。历史的发展客观上为人们展示自己的才能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在这个历史舞台上人们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历史剧。在这些众多的历史剧主角中,毛泽东是一个杰出者。毛泽东从1911年投笔从戎参加湖南起义新军、1925年兼任国民革命军第2军军官学校教官起,直到1974年我国西沙群岛自卫反击战,毛泽东有半个世纪指挥战争的经历。中国革命战争持续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曲折之甚、胜利之辉煌,以及由此所决定的军队建设任务之艰巨、条件之复杂、内容之丰富,在中外军事历史上均属罕见。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过程中,从实际出发,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揭示了武装斗争的一系列基本规律。这些基本规律主要有:

首先,毛泽东揭示了战争与政治的本质联系,认为一切军事行动都服从和服务于政治目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事斗争,无论是军队建设还是作战,都是为了执行党的政治任务和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并以此为一切军事行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其次,揭示战争的本质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3],这是一切军事原则的根据。任何条件下作战,都应该有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有效措施,否则不能实现战争的军事本质,更不能实现战争的军事本质,更不能达到战争的政治目的。

第三,“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4]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是人不是物。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兵民是胜利之本,充分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在一定的客观条件下,进行广泛的人民战争,争取战争的胜利。

第四,革命的武装斗争,必须建立一支以先进阶级领导的人民军队。无产阶级要夺取政权和保卫政权,必须有自己的军队,没有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这支军队必须是共产党绝对领导的忠于人民的军队,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

第五,要有最坏的准备,争取最好的结局。战争与其它社会现象比较,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随机性和突发性等。因此,要有应付各种复杂局面的多手准备,能力争取最好的结局。

第六,战争不是不可捉摸的神物,战争的规律是可以认识的。在战争中,要力求使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充分发挥指挥员的能动性,去争取战争的胜利。

第七,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必须坚持积极防御、持久胜敌的方针。与强敌作战,弱军在战略上要注意保存军力,避免不利决战,通过调动敌人,寻找机会,后发制人。将战略内线的持久防御战,变为无数个战役和战斗的外线速决战,消耗敌人力量,增强自己的力量,通过持久的作战过程,逐渐转变敌我力量和态势对比,最后战而胜之。

毛泽东通过洞悉武装斗争的基本规律,并将其灵活巧妙地应用于中国革命战争过程中,从而形成了独特的毛泽东军事领导艺术。毛泽东军事领导艺术主要内容是:抓住主要矛盾,进行战略决策的艺术;以弱胜强的指挥艺术;审时度势,巧妙用兵的艺术;驾驭全局,决胜千里的领导艺术;掌握战争规律,制定作战方针;大步进退,自主运动地歼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拣弱的打,首战必胜等等。下面我们主要叙述毛泽东抓住主要矛盾,进行战略决策的艺术;以弱胜强的指挥艺术;审时度势,巧妙用兵的领导艺术;驾驭全局,决胜千里的领导艺术。

(一)抓住主要矛盾,进行战略决策的领导艺术

矛盾分析法是毛泽东领导方法之一,毛泽东将这一方法应用于中国革命战争,形成了抓住主要矛盾,进行战略决策的领导艺术。

1937年7月7日,发生了“卢沟桥事变”,由此揭开了中国全面抗战的序幕,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面对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中国是否能够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这是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重大问题,不同的阶级、党派、团体对此做出了不同的回答,有人认为中国可以速胜,有人认为中国必亡。1938年5月,当抗日战争进行了十个月,毛泽东写出了《论持久战》,他运用矛盾分析法,对中日战争进行全面分析,认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战争。”[5]中日双方的矛盾表现为:日本是一个强的帝国主义国家,但它侵略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中国比较弱,但它的反侵略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日本是一个小国,军力和财力经不起长期的战争;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大人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日本失道寡助,中国得道多助。中日双方矛盾的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是日本。战争就是这些特点的比赛。这些特点在战争过程中将各依其本性发生变化,一切东西就都从这里发生出来。”毛泽东得出结论:“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6]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一发表,国民党的高级将领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白崇禧把它向蒋介石作了介绍,蒋介石也十分赞成。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结为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的战略指导思想。毛泽东得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的战略决策,是他从当时中国众多矛盾中,紧紧抓住中国和日本帝国主义这一主要矛盾,并对中日矛盾进行全面分析后得到的正确决策,显示了毛泽东高超的领导决策艺术。在毛泽东这一战略思想指导下,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努力,终于在1945年8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这个重大的事件,对于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及其领导人来说,他们面临着一次重大的决策。中国是否进行抗美援朝战争,这是毛泽东一生最为艰难的一次决策。进行抗美援朝,对于一个刚从战火中获得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将是血与火的考验,并且同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美国决一胜负,要下这个决心需要何等的气魄和胆略!中美两国实力相差又如此巨大,更何况毛泽东要有充分的理由和耐心说服中央决策层的其他成员,因为在出兵问题上意见不一。毛泽东经过分析国际国内众多矛盾,认为美国在军事上的特点是“一长三短”即它在军事上只有一个长处,就是铁多,三个弱点是,一是战线太长,从德国的柏林到朝鲜;二是运输线太远,隔着两个大洋,太平洋和大西洋;三是战斗力弱。中国的特点与之相反。毛泽东通过分析中美特点,说服了决策层中的大多数,中国决定出兵朝鲜,进行抗美援朝战争。中朝人民经过三年斗争,取得了抗击美帝国主义斗争的胜利。毛泽东在总结抗美援朝经验时说:“我们的经验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个比较正确的领导,就可以用我们的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 。”[7]

彭德怀对毛泽东出兵援朝的决策评价说:这个决心不容易定下,这不仅要有非凡的胆略和魄力,最主要的是具有对复杂事物的卓越洞察力和判断力。历史证明了毛主席的英明正确。毛泽东抓住主要矛盾,做出出兵朝鲜的决策是毛泽东军事领导艺术、国际战略乃至治国方略的绝妙之笔。

(二)以弱胜强的指挥艺术

弱小的革命武装力量如何战胜强大的敌人,这是中国革命战争基本的、关键的问题。中国近代无数次革命战争的失败,没有解决以弱胜强这个问题是一个重要原因。毛泽东从分析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在红军时期就创造性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毛泽东指挥人民军队作战的方针是:积极防御,诱敌深入;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驻我扰,敌疲我打。其核心问题是解决“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战争目的。1930年10月,蒋介石调集了11个师、2个旅,约10万军队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一次“围剿”。面对气势汹汹的10万敌军,怎么办?毛泽东为“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大会”亲笔书写一副对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券;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12月29日,国民党前线总指挥第18师师长张辉瓒率主力52旅、53旅及师部共9000多人,孤军逼近龙冈。毛泽东料定张辉瓒必经过苦竹岭进军龙岗,便连夜集合红3军、红4军、红12军等主力,设下消灭敌人的“口袋”。第二天,张辉瓒果然入袋,成为瓮中之鳖,经过一场激战,敌人全军覆没,张辉瓒这位中将师长也当了俘虏。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红军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红军取得了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毛泽东的这一指挥艺术在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得到充分发挥,中国人民以弱小力量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解放军以小米加步枪战胜了拥有美式装备国民党军队,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三)审时度势,巧妙用兵的领导艺术

毛泽东审时度势、巧妙用兵的领导艺术,在红军长征途中最困难最危险的历史关头,表现得最为精彩。

第五次反“围剿”,由于毛泽东被排挤,红军失去了正确指挥,累遭失败,最后放弃中央苏区向西撤退。湘江一战,成为红军有史以来最惨重的失败,八万五千多人的红军,只剩下3万多人。更为严重的是蒋介石发现红军去与红2、6军团会合的计划,并部署了围歼红军的计划。1934年12月12日,红军在行军途,于通道县召开了一次会议。沉默了两年多的毛泽东,头一次回到决策会上来,毛泽东审时度势,发表了反对李德等人的错误意见,主张改变计划,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毛泽东的意见得到与会多数人的支持。红军于12月15日攻下黎平,12月30日飞度乌江,1935年1月7日攻下遵义。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在此,毛泽东写下了他一生的得意之笔——“四渡赤水”。

1935年1月,蒋介石的40万大军向遵义进逼。毛泽东指挥红军向土城方向前进,决定北渡长江,这时川军扑了上来,毛泽东指挥红军向西第一次渡过赤水河,向古南地区前进,准备北渡长江。蒋介石的40万大军紧追不舍,并在长江两岸设防,对红军形成大包围。毛泽东果断决定,暂缓渡江,改向云南扎西地区前进,及时跳出了敌人包围。蒋介石又重新部署,从四面逼来。毛泽东指挥红军,突然掉头向东,第二次渡过赤水河,跳出了敌人包围,向敌兵空虚的桐梓地区进攻,占领桐梓,直取娄山关,第二次占领遵义,歼敌8个团。蒋介石调来吴奇伟部的第59师和93师向遵义杀来。毛泽东抓住这个机会与孤军深入的敌军展开决战,将其两个师的大部歼灭,俘虏3000余。取得了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次重大胜利。这时蒋介石亲自到重庆,用堡垒主义与重兵进攻结合的战法,压迫红军于遵义地区围而歼之,待敌向遵义合围时,毛泽东指挥红军突然北进,在茅台一带第三次渡过赤水河,再次进入川南。蒋介石见红军北上,调军追堵,在长江沿线筑工事,想在长江边上围歼红军。毛泽东见蒋介石的几十万大军被吸引过来,又指挥红军掉头东进,在二郎滩、太平渡第四次渡过赤水河,把几十万敌军扔在后面。这时毛泽东指挥红军渡过乌江,进逼贵阳。蒋介石急调滇军来贵阳保驾,毛泽东乘云南空虚,率领红军向云南进发,兵临昆明。当龙云调保安部队来保卫昆明时,毛泽东指挥红军转向西北,迅速渡过金沙江。中央红军终于彻底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

毛泽东指挥红军四渡赤水河,自由穿梭于数十万敌军之间,充分展示毛泽东审时度势,巧妙用兵的领导艺术。

二、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的领导艺术

1977年,邓小平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从共产主义运动史角度对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学说作了十分精辟的论述,他说:“我想趁今天这个机会,简单地谈一谈毛泽东思想里面的党的学说问题。在这个方面,马克思、恩格斯讲得不多,列宁有个完整的建党的学说。正是因为列宁建立了那么一个好的党,才能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时期,即红军创建时期,毛泽东同志的建党思想就很明确。大家看看红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就可以了解。他的完整的建党学说,是经过在延安整风时期建立起来的。毛泽东同志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党的作风是什么,都有完整的一套。正是因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中建立了完备的建党学说,并且用这个学说来教育我们全党、全军和人民,使我们建立了这么一个好党,所以才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建国以后,党内生气勃勃,生动活泼。毛泽东的建党学说以后又有新的发展。”[8]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成为我们事业的领导核心,这与毛泽东对党的建设做出的贡献是分不开的,在领导党的建设事业方面,毛泽东有着高超的领导艺术,这些领导艺术包括:党的制度建设的领导艺术,党的作风建设的领导艺术以及党的思想建设的领导艺术等等。以下我们分析毛泽东“团结——批评——团结”的领导艺术和整风的领导艺术。

(一)“团结——批评——团结”的领导艺术

无产阶级在进行人类解放事业的过程,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起着重要的作用,共产党又处在极端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其它阶级的消极影响不可避免地对共产党发生作用,这是共产党内产生右倾和“左”倾错误的阶级根源;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是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的全新事业,没有现成的经验和模式,共产党在对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认识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要发生主观认识与客观过程的脱节,不可能做到时时、处处、事事上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共产党实现主观与客观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只有在实践中不断实现。这是共产党内产生“左”右倾的认识论根源。正因为存在这样的社会历史和认识论的根源,在共产党内出现“左”倾和右倾现象,出现反对“左”倾和右倾的斗争是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关键在于怎样进行反对错误倾向的斗争。在这方面,毛泽东为我们留下了高超的领导艺术。

1935年六月,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实现胜利会师,这是长征中的一件大事,它增强了红军的力量,其兵力达到十多万人,为开创新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两军会师后,红军的行动方向应当指向哪里?在这个重大问题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发生了斗争。毛泽东主张北上抗日,张国焘主张南下发展。为了团结张国焘北上,中央同意将周恩来担任的红军总政委改由张国焘担任,但是张国焘采取两面派的手法,表面同意北上,暗中坚持他的错误主张。9月9日,张国焘背着中央电令陈昌浩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当天,毛泽东与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当机立断,率领红一、三军团北上,红四方面军的副总参谋长李特追上,要四方面军的同志停止前进,南下吃大米。毛泽东对他进行劝阻,他与毛泽东吵架,其他同志对李特的行为生气,情形十分紧张,最后,毛泽东说:捆绑不成夫妻。他们要走,让他们走吧!以后他们自己会回来。党中央到达俄界的第二天召开会议并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毛泽东和党中央率领八千多人的队伍继续北上,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而张国焘拉着八、九万红军南下并成立伪中央。北上的毛泽东始终想着被张国焘拉走的红军,经过艰苦的说理工作,在红二方面军和朱德、刘伯承等同志努力下,红二、四方面军于1936年10月北上与红一方面军在会宁实现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对于张国焘只撤消了他红军总政委职务,并让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1938年,张国焘乘祭皇帝陵之机逃跑,完全背叛党和革命,但他没能带走一枪一人,连自己的警卫员都不跟他走。在反对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毛泽东表现出了他高超的说服教育、耐心等待的领导艺术,既批判了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又团结了四方面军的同志,经过这次斗争,四方面军像许世友这样的高级将领认清了方向,一生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忠于人民。

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灾难。在与之斗争中,毛泽东同样有着高超的领导艺术。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取得统治地位,他们实行一条“左”的错误路线,毛泽东在中央苏区遭到排挤,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进行长征。湘江一战,红军由八万多人减少到三万多人,在中国革命的生死关头,毛泽东发挥了他的重要作用。在长征路上,毛泽东通过耐心的说服教育,把张闻天和王稼祥同志从教条主义圈子分化出来。张闻天说: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第五次“反围剿”中央过去在军事的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王稼祥说:一路上,毛主席同我谈论了一些国家和党的问题,以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的道理来教导我,从而促使我能够向毛主席商谈召开遵义会议的意见,也更加坚定了我拥护毛主席的决心。1935年1月,党中央召开了遵义会议,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最危急的关头,依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党中央的组织问题,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毛泽东在身处逆境的情况下,经历了长时间被孤立的痛苦磨练,深切地领悟到团结大多数的极端重要性。长征路上,他在中央领导层中一个一个地做工作,让正确的意见为大多数人所接受,这才实现遵义会议的历史性转折。贺子珍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对我感叹地讲:办什么事都要有个大多数啊!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以后,有很大的变化,他更加沉着、练达,思想更加缜密、周到,特别是更善于团结人了。

遵义会议后的新中央,改变了“左”倾错误,对犯错误的人既严肃批评,又热情团结。经过延安整风,我们党形成了反对倾向斗争的领导艺术,这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也成为毛泽东的领导艺术之一。

(二)整风的领导艺术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说:“我们的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党,这是因为这个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想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各种作风,最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9]他进一步指出:理论和实际相结合,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和最广大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应该使我们的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10]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相区别的显著标志之一。“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吗?”“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11]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

三大优良作风是毛泽东领导我们党进行建设取得的重要成果。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毛泽东创造了整风的形式,通过整风加强党的建设,整风形式成为了毛泽东领导艺术的一个重要内容。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党中央逐步清算王明“左”倾路线,首先纠正其错误的军事路线,党中央和红军胜利达到陕北,初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1937年11月29日,王明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负责同志冒雪到机场迎接,这是毛泽东与王明第一次会面。12月9日至14日,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的第一天,王明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他强调:“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现在我们要用这样的组织原则去组织群众。”“我们要拥护统一指挥。八路军也要统一受蒋指挥。我们不怕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统一经济,不过注意不要受到无谓的牺牲。红军改变不是名义上的,而且内容也改变了。”[12]王明说他是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王明的讲话对与会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许多人对洛川会议以来的统一战线工作做了“自我批评”。毛泽东在会上处境十分困难,毛泽东再次处于孤立。1938年召开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王明口头上说:要团结在毛泽东领导下。实际上仍然坚持过去的错误。1940年3月王明把他在1931年所写、集中反映他的“左”倾错误观点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在延安出第三版,这引起毛泽东的深思,1940年下半年,毛泽东开始亲自主持收集、编辑和研究六大以来的主要历史文献。1941年1月发生了皖南事变,为了引起全党对主观主义的重视,毛泽东要求把反对教条主义的问题提到党性的高度来认识,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了《改造我们学习的报告》,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但是毛泽东的报告没有引起党的高级干部的反响,这使毛泽东进一步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决定从统一高级干部的思想入手。

1941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史称九月会议)。会前把毛泽东主持编辑的历史文献《六大以来》发给大家,要求认真阅读和研究,九月会议批评了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为整风运动作好了准备。在毛泽东的精心部署下,从1941年冬季开始,在全国各地的高级干部中开展了整风学习,为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准备了条件。从1942年春天开始,中国共产党在全党展开了一次整风运动,其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经过整风运动,在全党肃清了王明“左”倾错误,使全党普遍受到了一次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在全党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使全党在思想上达到了空前团结。毛泽东在领导整风运动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的领导艺术,诸如: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评与自我批评;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等等领导艺术。

毛泽东领导的整风运动是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创举,整风成为了毛泽东领导艺术的一项重要内容,在重要的历史转折点,毛泽东都进行整风,使党不断提高自身的能力以适应新的情况,历史证明毛泽东的这种领导方式是成功的,是他留给我们的财富。在今天,中国共产党成为在全国执政的大党,要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整顿党的作风,使党始终保持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对于执政党来说,党的作风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大事情。加强执政能力建设,首先必须加强党的作风建设。

三、毛泽东的统一战线领导艺术

1939年10月4日,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刊词》一文中指出:“统一战线的问题,武装斗争的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13]他认为:“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这就是三者的相互关系。”[14]历史的发展充分说明,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不仅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也是中国建设的法宝。

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法宝之一,毛泽东在领导和运用统一战线这个武器进行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的领导艺术,诸如:又联合又斗争的领导艺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领导艺术;以斗争求团结的领导艺术;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艺术等等。下面我们通过分析毛泽东在领导处理西安事变和皖南事变,领略其统一战线的领导艺术。

(一)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领导艺术

1935年12月,北上红军到达陕北后不久,刚刚站稳脚跟,党中央召开了瓦窑堡会议,瓦窑堡会议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的指导思想,提出了“抗日反蒋”的方针,把工作重点放在有可能联合的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方面。经过几个月的工作,包括释放东北军团长高福源等,同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初步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秘密协议。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尤其是“华北事变”引起国民党内部开始发生变化,共产党与国民党开始有接触,共产党把“抗日反蒋”的方针转变为“逼蒋抗日”的方针,两广事变的发生表现了国民党内部在抗日问题上的进一步变化。这时,毛泽东加紧做各方面的统战工作,而重点仍然放在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亲自给张学良、杨虎城等人写信做工作。到1936年深秋,红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在西北初步形成了“三位一体”的新局面。然而,蒋介石在解决“两广事变”后,认为红军的处境以难以为继,调集三十万军队准备“围剿”红军,以蒋鼎文为西北“剿总”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陕甘绥宁边区总指挥,陈诚为驻前方“督剿”。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带这这批人和其他军政要员飞抵西安,对张学良、杨虎城施加压力,逼其“剿共”,与红军作战。张、杨痛哭流涕对蒋进行“苦谏”,反遭到蒋严厉训斥。张、杨下定决心,对其进行“兵谏”。

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蒋介石及其随行军政要员,通电全国,提出八项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循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的发生,中共事前毫无所知,毛泽东也没想到事情变化如此之快、如此突然。事变当天凌晨2时30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才收到中共驻西安代表刘鼎的电报,仅知道蒋被扣。3时,收到张学良的电报,才知道张、杨的意图。6时收到王以哲将军的通报扣蒋电报,同时收到张学良、杨虎城请求派代表到西安解决这一事变的电报。毛泽东立即主持召开会议,商讨解决这一事件的办法。

第一,初步确立解决事变的步骤。(1)立即复电张、杨,建议一方面保护蒋介石的安全,另一方面作好准备迎接中央军的进犯。若胡宗南向南进逼,红军坚决配合将其消灭。(2)致电共产国际,通报情况,要求国际帮助。(3)立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解决事变基本方针。(4)初步决定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到西安,帮助和指导张、杨处理好事变。毛泽东在西安事变发生后几个小时就作出处理这一突发事件的实际步骤,显示了他高超的领导艺术。

第二,初步确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第二天,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提出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1)坚决停止内战,反对新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之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2)用一切办法,联合南京左派,争取中间派,反对亲日派。以达到推动南京走向抗日的立场,揭穿日寇和亲日派利用拥蒋口号,发动内战的阴谋。(3)同情西安的发动,给张杨以积极的实际的援助(军事上和政治上),使之彻底实现西安发动的抗日主张。(4)准备讨伐军进攻,给予严重打击,促其反省。毛泽东最后提议,由周恩来率领我党代表团前往西安,帮助张、杨处理好这一事变。

第三,致电国民党,阐述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立场。12月17日,周恩来率领的我党代表团到达西安,与毛泽东保持密切联系,时刻接受毛泽东的新指示。周恩来在西安充分了解各方面的情况,两次致电毛泽东,提出处理意见,毛泽东和党中央接受周恩来的建议,毛泽东亲自拟写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中央的电报,提出:为国家民族计,为蒋氏个人计,应实现下列处置,(1)召开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作战,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2)将讨伐张、杨与进攻红军的中央军,全部增援晋绥前线;(3)停止内战,一致抗日;(4)开放人民抗日救国运动,实行民主,释放一切政治犯及上海爱国将领;(5)实现孙中山提出的三大政策。如贵党能实行上述全国人民要求,不但国家民族得救,蒋介石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毛泽东和党中央,审时度势,在对蒋介石个人的处置上,实现了由最初“罢免蒋氏、交付人民审判”,到“保蒋安全”,再到“释放蒋氏”的转变,这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关键环节。

第四,统一全党思想,做好干部和群众思想工作,把大家思想统一到和平解决的政治策略上。蒋介石被扣的消息传到陕北,干部群众欢欣鼓舞,大多数人主张杀掉蒋介石。12月1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对此争论非常激烈,张国焘极力主张杀掉蒋介石,少数红军将领也有同样主张。毛泽东从民族根本利益出发,分析了形势,没有采纳张国焘的意见,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对于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毛泽东多次深入群众和基层做解释工作。他在红军大学作报告时对此作了生动说明:为什么释放蒋介石?毛泽东比喻到,你要让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不愿抗日,我们就采取对付毛驴的办法,拉他,推他,再不上就打他。西安事变也是这样,捉蒋的目的,是为了把他推上抗日之路,而不是把他置于死地。目前,大敌当前,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抗战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起决定作用的是我们,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是大势所趋,我们要赶驴子上山是对的,但驴子是会踢人的,我们必须提防它。这就叫又联合又斗争。我们要以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为重,不记私仇,以德报怨,迫使蒋介石改变政策,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经过毛泽东和党中央做工作,全党同志和红军战士的思想和行动,真正统一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上来。

论毛泽东的领导艺术

12月21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批准了周恩来拟就的同国民党南京政府谈判的方案。23日,张学良、杨虎城同南京方面的代表宋子文、宋美龄进行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方面代表出席双方谈判,经过两天谈判,达成六项协议,一是,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二是,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三是,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四是,召集各党各界各派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五是,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六是,实行其他具体救国办法。蒋介石没有在协议上签字,但他当着各方代表的面承诺,接受协议。至此,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结束了国共十年的内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中国共产党在处理西安事变过程,毛泽东和周恩来密切配合,既坚持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则不动摇,又灵活处理各种矛盾;坚持又联合又斗争的领导艺术,最终实现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显示了毛泽东和周恩来高超的领导艺术和驾驭复杂突发性事件的领导才能。

(二)处理“皖南事变”的领导艺术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毛泽东指示我党应该领导人,与国民党谈判,经过谈判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时期,存在着两个关系中华民族命运的矛盾。一个是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它关系到中国亡国的问题;一个是阶级矛盾,关系到能否将全民族抗战坚持到底。如何正确处理国共之间的阶级矛盾?这是一个重要而复杂的问题,为了坚持国共合作抗战到底,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对蒋介石集团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联合,就是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支持国民党内外的爱国力量,使国民党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里。斗争,就是对国民党顽固势力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要针锋相对,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通过斗争求团结,通过斗争求发展。在毛泽东这一策略方针的指导下,共产党打退了国民党掀起的三次反共高潮。毛泽东又联合又斗争的领导艺术,在打退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处理皖南事变过程,得到充分的发挥。

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后,它并没有收起反共活动。1940年9月,德、意、日正式结成同盟。英美加紧拉拢国民党政府。蒋介石认为时机对他有利,反共活动又活跃起来,把武装反共的重心从华北转到华中。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企图将苏北新四军歼灭于黄桥附近。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出于自卫,于1940年10月4日至6日对韩部进行反击,消灭韩军一万一千人。黄桥战役后,蒋介石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10月25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说:我们应该估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并把这种情况当作一切布置的出发点。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九千余人,遵照国民党军事当局命令并经过中共中央同意,移师北上,6日行至泾县茂林地区,突然遭到国民党军八万多人的包围袭击,新四军血战七天,除二千余人突围外,大部被俘、失散、牺牲。军长叶挺被无理扣押,项英突围后遇害。17日,蒋介石称新四军“叛变”,宣布撤消新四军番号,将叶挺送交军事法庭审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由于通讯被阻断,事变发生后三四天,毛泽东才得到确切消息。他先后收到刘少奇1月9日发来的两封电报,10日,毛泽东收到叶、饶的电报。他立即决定由叶挺、饶漱石指挥新四军,并要刘少奇、陈毅帮助他们。面对蒋介石发布撤消新四军的命令,把叶挺交付军事法庭审判,将反共高潮推到顶点。这时,毛泽东冷静沉着,接受刘少奇的建议,提出: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势,而在军事上暂时取守势。20日,根据政治局会议决定,毛泽东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起草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军长,刘少奇为政委。同时,毛泽东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身份对新华社记者发表关于皖南事变的谈话,提出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毛泽东的谈话和十二条办法,引起重大反响,得到全党的一致拥护,深受党外人士的好评,在国际上受到重视。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国民党顽固派的意料之外。共产党态度之坚决和国内外反应强烈是他们没有想到的。在极端孤立情况下,蒋介石于3月6日在国民党参政会第二届会上发表演说,保证决不会再有“剿共”的军事行动。至此,打退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

在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下,正确地处理了皖南事变,达到了孤立顽固派、争取中间派、发展进步势力的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没有因此而破裂,而且随着斗争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在处理皖南事变过程中,毛泽东和刘少奇相互配合,坚持又联合又斗争的领导艺术,表现了他们在处理和应对突发事变的领导才能。

四、毛泽东的外交领导艺术

毛泽东是一位杰出的外交战略家。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及时正确地为新中国制定了新的外交方针,他把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独立自主原则引进我国的对外关系中,为中国的对外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世纪五十年代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六十年代争取中间地带,与亚非拉美广交朋友,七十年代打开中美建交的大门。在新中国的对外关系上,毛泽东始终高举独立、和平、发展的旗帜,坚决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修正主义、殖民主义,全力支持第三世界各国人民争取和维护独立、主权的斗争,坚持自己的独立和主权,为开拓我国独立自主走向世界的道路作出了巨大贡献,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外交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而良好的基础。毛泽东在领导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领导艺术,诸如:独立自主的外交领导艺术,争取大多数的外交领导艺术,利用矛盾的外交领导艺术等等。

论毛泽东的领导艺术

(一)独立自主的领导艺术

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毛泽东领导方法的一个基本的方法,它也是毛泽东领导艺术的一项重要内容。毛泽东把在长期中国革命中形成的独立自主的基本原则运用到外交实践中,形成了毛泽东外交领导艺术的一个重要内容,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中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结束了中国人民被西方列强奴役宰割的屈辱历史。因此,维护国家的独立和领土完整,捍卫国家的主权和尊严,成为新中国外交最重要的任务。为了完成这一重大任务,毛泽东把独立自主的原则和方法化为具体的外交方针,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时,他就提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外交策略。1949年春,毛泽东就说:我们的一个重要外交方针“另起炉灶”。另起炉灶就是要割断同旧中国屈辱外交的关系,不给驻旧中国的外交机构和外交人员合法地位,在未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前把他们当外国侨民对待,经过谈判再建立新的外交关系。1949年2月,毛泽东与苏联领导人米高扬会面,在谈到新政权对外关系总方针时,毛泽东说:“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家庭来讲,它的屋子太脏了”,“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我们的屋子,从内到外,从各个角落以至门窗缝里,把那些脏东西统统打扫一番,好好加以整顿。等屋子打扫清洁,干净,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16]这就是毛泽东提出的“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思想。新中国一成立,按照毛泽东的这一外交方针,我们废除了一切不平等条约,取消了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肃清了帝国主义在华的残余势力和影响,摧毁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控制,独立自主地,在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世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方针贯穿着独立自主的原则,我们采取这样的外交方针,在外交战略上为新中国赢得了主动,这是中国近代以来的政府所做不到。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提出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他说:“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17]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天,苏联就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泽东第一次走出国门访问苏联,并签订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紧随苏联,保加利亚等10个社会主义国家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正式建交。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打破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对新中国所采取的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的政策,使诞生不久的新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站稳了脚跟。新中国成立之处,我国虽然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但是,毛泽东始终把独立自主的原则作为中国外交政策中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只要这个原则受到动摇,毛泽东就毫不犹豫地捍卫它。1957年初,当苏联的霸权主义初露端倪,毛泽东就敏锐的觉察到,并提醒大家注意。1958年,苏联连续向中国提出两项损害中国主权的建议,即在中国领土上建一座由中苏合资,实际上由苏联控制的指挥潜艇的长波电台和建立共同潜艇舰队,显示了要在军事控制中国的企图。毛泽东十分愤怒地拒绝了苏联的这一要求,认为这是对中国民族尊严和主权的侮辱。由于苏联企图加强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全面控制,从经济、政治到国防、外交,各国的内政外交都要和苏共二十大路线保持高度一致,毛泽东对苏联的这种“老子党”、大国沙文主义极端反感,逐步提出一系列与之截然相反的主张。这种对立,最终导致了中苏两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意识形态大论战,最后导致中苏两国由结盟走向对立,引发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一次分裂。

三十年后,邓小平指出了中苏关系从联盟走向分裂的实质。1989年5月16日,在会见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时,他说:“从1957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六十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六十年代,在整个中苏、中蒙边界上苏联加强军事设施,导弹不断增加,相当于苏联全部导弹的三分之一,军队不断增加,包括派军队到蒙古,总数达到一百万人。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很自然地,中国得出结论。1963年我率领代表团去莫斯科,会谈破裂。应该说,从六十年代中期起,我们的关系恶化了,基本上隔断了。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18]

毛泽东在领导新中国外交事业的过程中,把独立自主作为一个基本原则、基本方法、基本的领导艺术。把独立自主贯穿在中国外交的各个方面,只要这个原则受到挑战,他就应战,坚决与之进行斗争。正因为如此,毛泽东维护了中国在世界舞台的独立地位。这是毛泽东的一个重要贡献,我们只要回头看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东欧各国的剧变给各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就可以看出,毛泽东坚持独立自主,摆脱苏联的控制,需要有多大的勇气,又是多么的英明。

(二)利用矛盾、广交朋友的领导艺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对新中国实行孤立、封锁和威胁。毛泽东认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着矛盾,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利用他们的之间的矛盾来打破这种局面。20世纪60年代,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领导人对苏联企图干涉、控制中国的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与此同时,法国同美国闹独立性,力图摆脱美国的控制。中法两国各自与自己的主要盟国进行斗争,捍卫本国主权独立的行为引起世人关注。毛泽东充分注意到了法国的这一特点,并考虑与法国建交。1964年1月,毛泽东会见法国议员团时说:“我们做个朋友,做个好朋友。你们不是共产党,我也不是你们的党;我们反对资本主义,你们也许反对共产主义。但是可以合作。在我们之间有两个根本的共同点:第一,反对大国欺负我们”。“第二,使两国间在商业上、文化上相互往来。”[19]毛泽东提出的中法之间的共同点思想,法国总统戴高乐经过认真考虑后,授权法国总理来华谈判建交。毛泽东果断抓住这一时机,与法国达成建交。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正式建立大使节外交关系。法国是欧洲的一个重要的资本主义大国,中法建交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在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打开了一个缺口。

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中日关系是毛泽东关注的中国地缘政治的重点。从50年代起,毛泽东一直在做改善中日关系的工作。1955年,毛泽东在会见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时向他们表达了与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民建立友好关系,发展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真诚愿望。为了促进中日关系的发展,毛泽东从大局出发,对日本战犯作了宽大处理。1954年4月,毛泽东公布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宽大处理日本战犯的决定。后来,毛泽东多次接见日本代表团,通过他们做工作,1972年9月27日,毛泽东与来华访问的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就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进行会谈,9月29日发表两国联合声明,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政府决定自1972年9月29日起建立外交关系。”

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苏联在中国边境上陈兵百万,威胁中国安全。美苏两国搞霸权主义,如何利用它们之间的矛盾,为中国赢得一个安全的国际环境,这是毛泽东考虑的一个重大问题。进入70年代,毛泽东开始着手改善中美关系的工作,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会见他的老朋友斯诺时,表达了愿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愿望。1971年4月,毛泽东亲自决定正式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推动了中美关系的发展,为中美高级会谈打开了大门。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这是美国历史上总统第一次访问没有外交关系国家,也是美国总统第一次访问中国。毛泽东与尼克松进行了会谈,在遏止苏联扩张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2月28日在上海发表《中美联合公报》。毛泽东去世后,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交。

从中法建交到中日建交再到中美关系的改善,毛泽东通过利用矛盾,为中国的外交事业,不断打开新局面。利用矛盾,不断打开我国外交工作的新局面,这是毛泽东领导我国外交工作的一个领导艺术。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广交朋友,让我们的朋友遍天下,这是毛泽东一贯的外交思想。为了达到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的目的,毛泽东和周总理为我国外交工作制定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本外交方针。1949年6月,在新政协筹备会上,毛泽东提出:新中国愿意同任何外国政府在平等互利和相互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1953年12月,周总理在与印度政府代表团谈话时提出:国家之间应该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这就是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毛泽东提出:“应当把五项原则推广到所有国家关系中去”,[20]他说:“我们认为,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方针,不是为了临时应付的。这五项原则是适合我国的情况的,我国需要长期的和平环境。” 五项原则也是“适合亚洲、非洲绝大多数国家情况。对于我们来说,稳定比较好,不仅是国际上要稳定,而且国内也要稳定。”[21]我国外交工作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方针不断取得新的成绩。五十年代与亚洲许多国家交了朋友,六、七十年代与非洲、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交了朋友。毛泽东去世后,中国继续执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外交方针,广交朋友,真正做到了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新中国的外交事业,是一个不断开创新局面的欣欣向荣的事业,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的外交事业也取得了重大成绩,为我们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回顾毛泽东领导我国外交工作所取得的成就,让我们感到骄傲。同时也体会到毛泽东高超的外交领导艺术。

注释:

[1]《现代领导科学与艺术》总参谋部政治部宣传部编,第3—5页,军事译文出版社,1985年。

[2]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和系统工程》钱学森讲,吴义生编,第24—25页,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

[3]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82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

[4]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1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

[5]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2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

[6]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3、44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

[7] 《毛泽东传1949-1976》第18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

[8]《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4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

[9]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3—1094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

[10]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6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

[11]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6—109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

[12] 《毛泽东传1893-1949》第50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

[13]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5—606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

[14]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3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

[15] 师哲著《在巨人身边》第37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

[16]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2—1473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

[17]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1、294、293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

[18]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8卷,第370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

[19]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62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

[20]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86—18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

【李少军,察网专栏学者,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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