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迪旋风从何而来——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政治动员

莫迪本人一直保持着非同寻常的清廉记录,至少在头几年里,他的政府相对没有上一届国大党执政联盟的腐败气息。 然而,如果看更基层的情况,那么印人党和国大党的腐败程度其实就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了。 比如,他们在最新的年度预算中加入了一条不引人注目的款项,该条款旨在豁免之前违反了外国政治献金限制的行为。 在承诺反腐败之后,莫迪政府还推动了一项“改革”,旨在方便政治捐款者更容易保持匿名。

自2014年大选带领其政党印度人民党胜选担任总理以来,莫迪像一阵旋风,在全国范围内的大小选举中攻城略地,扩大着其执政基础,也以“废钞令”等争议极大的措施不断吸引所有人的眼球。

莫迪有意塑造者经济领导者、强人领袖的形象,很多分析也采信了这套说辞,以经济发展、人格魅力来解释莫迪的成功。但在政治研究学者眼中,莫迪的胜利背后,政党选举机器的改革和动员不可或缺。这篇文章提到的最新著作,试图从这一角度理解莫迪时代的印度政治。

莫迪旋风从何而来——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政治动员

莫迪 资料图

Hawa,在印地语中的意思是风、空气。这个词在印度政治中也涵义微妙。如果某个政治人物掌控了“风势”,他就能顺风顺水走向胜利。所谓大势所趋即是如此。

在过去的五年里,一个人、一个党、一种意识形态掌控着印度这个全球最大民主制国家的全部风势。莫迪精力充沛,如有神助。如今,这位总理六十七岁,身材不高,但在印度的土地上,他的风势卷挟着无处不在的藏红花色旗帜——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的党旗。而长期被压抑的印人党意识形态心脏——“Sangh Parivar”,即以印度教民族主义著称的“同盟家族”(围绕着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即“国民志愿服务团”为中心的一系列民族主义右翼政治与社会组织的统称——译注),也随之迸射出能量。

莫迪、印人党和服务团,在2013年由印人党胜选组阁之后,收获颇丰。莫迪崛起前,印人党已经先后以不同化身,夺取过36次邦一级的政权。它也曾经在首都德里组建过联合政府。在意识形态上,印人党是印度国大党(Indian National Congress)的最强有力挑战者。国大党则是圣雄甘地和贾瓦哈拉尔∙尼赫鲁领导的独立运动遗产。在印度独立的1947年以前,服务团就梦想着建立一个强大的印度教国家(rashtra),而不是国大党想要的从多元性中汲取能量的世俗国家印度。

然而,在莫迪离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一省的最高行政长官),成功当选印人党总理候选人之前,印人党甚少在“奶牛带”之外获得过大胜。“奶牛带”指的是印度的菱形地图上位于中央偏西北部的一块地域,这里普遍在社会风俗上保守,以印地语使用者为主。

曾几何时,印度人中的其它少数族群——穆斯林、基督徒、锡克人,乃至其它更敏感的印度教徒,都尽量避开同盟家族。同盟家族很虔诚、认真,这没错。但他们也令人害怕——他们是激进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甚至在1948年谋杀了圣雄甘地(刺杀甘地的高德西是国民志愿服务团成员——译注)。印人党能一时掀起风浪,但是他们的现实诉求则并不奏效。他们真正的“印度教特性”(Hindutva)诉求包括了禁止食用牛肉、结束对少数族裔的照顾(在他们口中,这是政客为了拉少数族裔选票而采取的“绥靖政策”)、在罗摩大神的传说出生地——现在是一座清真寺的废墟上——建立一座印度教庙宇、对巴基斯坦采取极端强硬政策、反对“西化”,用所谓的“真正的”印度式思想和实践取而代之——比如鼓励阿育吠陀医术、鼓励“属于印度的经济学”,等等。

莫迪改变了这一切。2014年,他带领印人党取得大胜。这是印度七十年民主制中最戏剧性的选举结果之一。印人党不仅仅是在下院即人民院(Lok Sabha)的543个议席中取得282席,还是三十年来第一次由一个党无需和其它党派结盟即取得多数。它还实现了创纪录的“效率”——在每三个有本党候选人参与竞争的选区中,它赢得了两个。印人党的国会议员数量翻了一倍还多,还羞辱了国大党,干掉了它五分之四的下院议席,只留给它44席。

更多的政治胜利接踵而至。2014年1月时,印人党只控制着7个邦。而现在,他们和他们的小党派盟友总共在19个邦级行政区执政——共计印度三分之二的人口。这一纪录只在1960年代国大党最鼎盛时才有过。2017年3月,人民党获得了最大一次胜利——拥有2亿2千万人的北方邦(Uttar Pradesh),并且获得了惊人的四分之三邦议会席位。12月,他们在莫迪的故乡古吉拉特获胜——开创了从未有过的第六个任期(尽管国大党尽一切努力反击,且运用了印度传统上最有效的政治斗争工具——反对当权派)。到了3月,印人党又获得了东北边境多民族地区的三个小邦,证明了他们在印地语核心区之外的政治威力。

这些邦的选举不止具有本地意义。印度的宪制异常复杂,在联邦院——印度国会上议院的议员间接选举中,各邦议员的地位非常重要。这意味着印人党控制联邦院只是时间问题。接下来,很多联邦院议员的六年任期即将到头,面临换届,而更多的地方选举也将展开,印人党最终会获得上院多数。至于印度总统和副总统——并非完全没有权力的国家名誉元首,也在去年进行了换届选举,印人党熟练运作,换上了两个自己人,他们已经开始了自己的五年任期。

这两个人都和莫迪一样,是曾经国民志愿服务团的成员(pracharak)。国民志愿服务团是印度教民族主义诸团体的母体。换句话说,今天,印度排位最高的三位官员全都做过志愿服务团这个组织的义务兵。而志愿服务团曾经因为怀疑和激进暴力有关而被官方禁止。莫迪选择的北方邦首席部长也足以说明问题:他,约吉 · 阿迪蒂亚纳(Yogi Adityanath)并不像莫迪那样是前志愿服务团成员,而是一位45岁的印度教僧侣。他自创了一个极右翼青年组织,和民间暴力走得很近。他目前最积极最有力的行动,是把公共建筑、围墙和国道中央隔离带刷成明亮而虔诚的橘红色。

印度教民族主义的计划以其他方式取得着进展,不一定那么快,但是志愿服务团足够耐心。服务团成立于1925年,如今已经有6000余个分支机构。如今,服务团不会放弃这个绝好的机会,以期将印度变为一个纯粹的印度教国家。这个想法铭刻于它草创之初的意识形态,这套意识形态诞生于那个时代对欧洲法西斯主义的仰慕之中。服务团看到,无论是地方还是中央层面,印人党政府在推动诸如严禁牛肉、“改革”学校课程(将印度一千年的穆斯林王朝统治历史轻描淡写带过)的政策时,仍然面对着很大阻力,所以他们转而将印度教徒的抵抗故事浪漫化,赞美说印度历史上在哲学、艺术和科学等方面的世界领先地位。莫迪将灵活的政治策略直觉和对服务团“家族”的战略承诺混合起来,后者对此非常赞许。

当莫迪以和蔼的父亲形象为运动挣得国内外尊敬的时候,他的政府则将自己的忠诚信徒安插到了国家体制的各个层面——从国有企业的董事会,到国立大学和研究机构的领导层。莫迪政府还富有成效地驯服了大部分印度主流媒体,让他们在印人党面前退避三分。很多人还盛赞莫迪清除了那些国大党时代留下来的,控制着公共生活的高级官僚。不过,就算是那些2014年欢迎莫迪让印度“免于国大党荼毒”口号的人,也开始怀疑,莫迪团队的真正目标不只是击败国大党,而是彻底摧毁这个曾经主宰一切的政治对手。而且。印人党也不止步于引导国家,而是要牢牢把国家控制在自己手上。

莫迪和他的手下很高兴看到人们把当前的政治形势总结为印度教传统的自然而永恒的“回归”。绝望的反对者则常常将莫迪的成功视为某种不可避免的全球强人民粹主义浪潮的一部分——莫迪煽动选民的怒火、抨击敌人、他在电视节目上的迷惑性声音与姿势,都让他看起来像美国的特朗普、土耳其的埃尔多安和菲律宾的杜特尔特。德里的乏味日常也被和伦敦、纽约僵化的旧政治气氛相提并论。人们似乎无可奈何地把印度选民的选择说成是当代的黑格尔式世界精神(zeitgeist)。

不过,在新书《印人党如何获胜》(How the BJP Wins: Inside India’s Greatest Election Machine)中,伯勒商德 ∙ 恰哈(Prashant Jha)以简洁而有力的研究证明,莫迪现象不能仅仅以强人魅力、印度教精神复兴和“风势”加以解释。恰哈是一名尼泊尔记者,他为印度的一份英文日报——印度斯坦时报(Hindustan Times)报导过许多次印度选举。他并没有否认莫迪魔术般的政治魅力,也没有低估在年轻、向上流动的阶层中对印人党许下的承诺的急不可耐的期待。这些承诺包括扫除那些政治上的老调子——“世俗”、“自由”,也包括用印度教徒替换那些已经快不行了的世界主义者,还包括把尼赫鲁-甘地家族扫出历史。这个家族的建国后第四代传人仍然掌控着摇摇欲坠的老国大党。(现在的国大党主席是拉胡尔 ∙ 甘地,他继承的是他母亲索尼娅 ∙ 甘地的位置,索尼娅继承的是她的丈夫拉吉夫 ∙ 甘地,拉吉夫继承她母亲英迪拉 ∙ 甘地,英迪拉继承其父贾瓦哈拉尔 ∙ 尼赫鲁。尼赫鲁的父亲也做过两届国大党主席。)

尽管如此,作为一位敏锐而有经验的印度选举机器观察者,恰哈倾向于不以故弄玄虚的方式解释印人党的胜利。他认为印人党胜利的秘诀在于周密的工作,而非运气。在他的解释中,印人党的不断胜利并不是风势向好的结果,也不是因为国大党太虚弱,而是来自印人党的纪律、集中的领导体制、连贯的信息传递、雄厚的资金支持和犀利的战略出手。恰哈详细地描绘了莫迪浪潮的细节,让这个故事不再那么神秘。

比如说,莫迪神话般的个人魅力与其说是来自于作为政治家的远见卓识,不如说是来自于他的低种姓出身和不带家庭负担之类的政治优势(他在职业生涯早期就疏远了妻子,并且没有子嗣)。与之同样重要的还有他的表演能力:熟练的姿势和演讲风格、对灯光、色彩和镜头语言的老到掌握,以及把握观众气氛和感受的能力——尤其是把握他们的愤怒情绪。在去年的北方邦选举动员中观看了一场莫迪的演说之后,恰哈这样写道:

【“他把自己描述为一个为正义而战的战士,站在人民一边,被坏人污蔑。但当披挂上阵之时,他就当起了领袖,把这一切抛诸脑后,因为他没有私利,没有什么可以失去。他也提到了阵痛,但这都比不过他的正直,比不过牺牲、比不过让人民觉得他们正参与国家的伟大任务,绝不是庸碌无能苟且营生。”】

去年,在北方邦这个又穷又缺乏善治的邦进行大选时,印度人正在政府迅雷不及掩耳又争议重重的废除旧版大额钞票运动中挣扎恢复。莫迪宣称说来这一招的目的是“良药苦口”,打击黑钱和腐败——尽管没有足够的小额货币来代替这些大额货币流通,而中央银行的印钞速度也没有跟上,结果是,这项政策最终是伤害了那些只有一点点积蓄的计日工人和小商贩——也就是穷人。

但莫迪成功运用阶级仇视为自己带来的直接影响开了脱。恰哈注意到,这位总理在演讲台上得意地数落富人们(因为废钞)是多么狼狈。在一场集会上莫迪挑衅地说:“他们能把我怎样?我就是个游方僧,随时可以打包走人。”他接着又嘲讽说,以前富人只会说“钱,钱,钱”(money),现在他们只能说“莫迪,莫迪,莫迪”。

他挑动仇恨的功力,在挑动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群体之间的长期矛盾时,最为潜移默化。印度教徒占人口80%,而穆斯林占15%。印人党的基层成员会直接使用教派主义的语言和流言刺激人群。恰哈援引一位党工的话,指出这些行为是让印度教徒觉得自己是受害者,以团结他们。另一位党工告诉他:“我们想要的就是反穆斯林,就是极化政治。装什么装呢?”而莫迪不同于以往担任地方官员时的做法,在总理任上,他不再运用过激的恐伊斯兰情节。取而代之的是,他挥动他标志性的手指,用暗示的方式表达出同样的效果。

在北方邦进行的巡回演说中,莫迪保证说,任何一个有穆斯林墓地的镇子都应该建设一个印度教徒火葬场(印度教徒一般不倾向土葬——译注),任何一个在斋月期间获得了电力供应的村庄也应该在印度教节庆期间得到电力供应。他不需要提到什么具体方面的不平等。事实上,一般来说,在北方邦,穆斯林的社会处境要差于印度教徒。但是长年以来,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宣传已经在当地造成了国大党政府利用给穆斯林“派糖”,取悦他们,以稳固自己“票仓”的印象。针对特定群体分发好处的行为,在印度政党中毫不稀奇,但是印人党的持续宣传,成功地把他们对手塑造成了“偏心”穆斯林的形象。

尽管印人党中的很多人作为个人对穆斯林没有敌意,但是党已经发现,沙文主义更多时候是带来选票而不是失去选票。印人党的机会不是出于运气,而是来自1980年以来对世界范围内圣战浪潮的恐惧,来自印度的对手巴基斯坦不断的敌对化和伊斯兰化。在一场又一场选举之后,很大一批印度教徒的确对一些信号格外敏感,比如“爱情圣战”(love jihad)——一场想象中穆斯林男性通过爱情与婚姻抢夺印度教女性的运动(一些印度教民族主义团体认为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女性结婚是对印度教徒的圣战,从而他们发起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女性结婚的“圣战”——译注)。这种敏感让他们投票给了印人党。

在莫迪治下,印人党采用了更巧妙的吸引印度教徒票仓的战略。印度教拥有一套复杂的等级制度,因而以前印人党更吸引那些高种姓印度教徒。而莫迪改变了策略。他不仅仅是利用自己的低种姓身份帮助政党扩大支持面,甚至还尝试动员达利特——占据印度人口达17%的贱民阶层。正如恰哈所示,印人党通过挑动穷人富人一起反对中等阶级,从而获得在一些选区中的优势。

在1980年代,印度北方的很多省份大规模实施了一系列确权政策,这些政策扩大了社会流动性最大的中等种姓的权利。在前后数十年,在农村地区传统上拥有小产权的群体,比如马哈拉施特拉邦的马拉塔人(Marathas)、哈里亚纳邦的贾特人(Jats)和北方邦的亚达夫种姓(Yadavs)在邦一级政治中都获得了极大的权力——就业机会和政治影响力。在恰哈看来,正因为如此,很多种姓——传统上有权的,或者更边缘的种姓,就觉得自己的机会被剥夺了。于是,印人党就可以团结这些种姓,形成同盟,反对中等种姓的宰制(dominant,指某一种姓群体在一定地区内对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的主导地位——译注)。

在印人党最成功的那些选举动员中,这种种姓政治的动员非常有效。与之同样重要的,还有印人党鼓励的对“非本土”宗教少数群体的排斥。(印度教民族主义将佛教徒、耆那教徒、锡克教徒和穆斯林、基督教徒对立起来。前三者被认为是印度本土宗教。而尽管后两种一神教来到次大陆的时间分别是1400年和1900年前,他们仍然被排除在外。)

人们常说,莫迪时代印人党的选举机器背后有一颗大脑——阿米德 ∙ 沙(Amit Shah)。这个厉害的古吉拉特人比他的上司更像是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劳动模范。恰哈认为,总理的这位智囊在2014年就开始布局去年的北方邦大选。他推动了一项大大加强党组织基本盘的计划,仅仅四个月就通过主要经由手机短信轰炸的宣传推广,将该邦的印人党成员人数扩展了十倍以上。这为他提供了可以用在选举动员上的海量人力。沙的党员登记计划扩展到全国之后,印人党的党员人数超过了一亿,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政党。

党员人数的飞升不仅仅是有了更多可以上门宣传的人手。恰哈指出了这一变化带来的两个后果。首先是它大幅度改变了党员的构成,使得原来代表上层种姓的印人党变得更具有广泛代表性。其次是,这次扩张也潜移默化地削弱了党内前任领袖们的权力,新加入的力量更忠诚于莫迪,而非和印人党在意识形态上同气连枝。党内的老人家们很多都视莫迪为危险的暴发户。曾经的印人党大佬阿德瓦尼(L.K. Advani)曾经暗讽说,莫迪这个野心勃勃的古吉拉特人是个“杰出的项目经理”。而现在,这些意见都不值一提了。

除去党员人数激增、沙的天才组织能力,以及莫迪的推动力之外,这台政治机器还拥有另一项优势。那就是和服务团的关系变化。之前,担心被其周围的极端主义气氛所影响,印人党一般都和志愿服务团保持一定的距离。但莫迪并非如此。恰哈告诉我们,在1980年代,在他是服务团这个印度教民族主义团体的一名古吉拉特邦基层成员的时候,这位未来的印度总理拥有一位他事之如生父的私人导师。而这位导师的孩子,是今天国民志愿服务团的领导人莫汉 ∙ 帕格瓦德(Mohan Bhagwat)。莫迪和帕格瓦德两人都生于1950年,前后相差两天。如今他们将各自的组织更紧密结合在了一起。

恰哈指出,阿米德 ∙ 沙以下的各级印人党主要领导人的团队,都由志愿服务团的“老兵”们为主。在帕格瓦德的管理下,服务团的约五百万训练有素的成员可以随时随地听候印人党的调遣。帕格瓦德近期声称他可以在仅仅三天之内动员起他手下所有人,而印度军方则需要六个月。他的发言人很快解释说这不是在贬低军方,而是强调志愿服务团比国家机器更对国家忠心耿耿。

印人党的强化纪律和层层命令可以解释近来几年他们如何在国大党浑浑噩噩的同时大幅攻城略地。在阿萨姆邦,印人党聪明地“策反”了一名国大党青年领袖,顺道带来了一大票选民。去年,在曼尼普尔邦和果阿邦,印人党实际获得的席位要少于国大党,但选举过后,他们立刻就拉拢其他党派形成了联合政府,宣誓成立政府的速度之快,国大党都还没反应过来。

在2016年哈里亚纳邦一个上院席位的间接选举中,十数位国大党邦议员不经意间出卖了自己党派的候选人——他们用错了填写选票的笔。印度选举委员会规定要用紫色墨水笔,然而国大党议员用错了笔,导致印人党支持的候选人最终胜出。很难说到底是有人把笔掉了包,还是有人说服了这些国大党成员“不小心”犯了错。

印度的民主制度涉及种种利益。在所有这些例子中,都很可能有权钱交易存在。印度选举所采用的简单多数制意味着仅仅胜出几张选票就可能大胜对手,而胜利者将获得不成比例的大量政治资源,这些胜利者往往都是能够拿人钱,“把事情给办了”的人。

近些年,印人党在这场游戏中越卷越深。选举委员会认为,在11月古吉拉特大选之前的三年内的公司捐款,其中八成都被印人党纳入囊中。米朗 ∙ 瓦什纳(Milan Vaishnav)在他重磅、深度而不失风趣的新书《当犯罪也有报酬》(When Crime Pays)中分析了印度政治的黑暗面。他指出,这样的献金差异可以视为某种风水轮流转。因为,在1960年代,国大党在企业献金中收获的数量是其它政党的三十倍还要多。

这样的优势在一些买票成风的地方起到了决定性效果。瓦什纳是卡内基基金会的南亚项目的主管。他跟踪调查了安得拉邦的一场竞选,其中他发现,他的一位朋友——恰好是一位候选人——花了四分之三的竞选预算来花钱让人们投他。关于冬天刚结束选举的三个印度东北部小邦有一份报告,在报告中,恰哈发现,在那加兰邦,每一张票都是“买”的。甚至有些选民的选票被不同政党都花了钱争夺。印人党和他们的盟友毫不意外地如此轻松拿下了那加兰和其他两个邦。

这笔生意并不便宜。 瓦什纳引用了一项研究。研究指出,印度2014年全国大选的总成本大约是50亿美元。相比之下,美国在2016年总统和国会选举中的花费是65亿美元,而美国的GDP几乎是印度的十倍。 瓦什纳的候选人朋友在安德拉邦议会竞选中花费了近200万美元。远超法定上限三十倍以上,但他笑着告诉瓦什纳说,其他候选人花得更多。 在一些邦,买票的方式是实物而非现金。 比如在南部的泰米尔纳德邦,最受欢迎的买选票手段是厨用家电。 古吉拉特邦是一个官方禁酒的省份,在2012年的邦选举中,当局缉获了50万瓶酒,其中不少不乏拿来贿赂选民的可能。

一些人质疑,印人党和其他党派的候选人中,是不是很大比例都是名人之后,或是家族王朝的接班人,他们会不会很富有,或甚至是罪犯。 瓦什纳观察到,在印人党2014年的285名新任议员中,有三分之一背着刑事案件指控,五分之一的人因涉嫌犯罪而被起诉,其中包括强奸和谋杀。更令人震惊的是,瓦什纳制作了一份十年内邦和全国选举的数据库,其中显示,有刑事案件的候选人在选举中胜出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的三倍。 这表明他们更擅长买票,更擅长恐吓选民,或者更擅长说服选民相信自己相比守法的竞争对手更有能力“搞定事情”。

这些人为什么要参与政治呢? 因为这似乎是一项合理投资。 尽管相比独立后令人窒息的监管主义“许可证治国”(License Raj)时代,今天的印度经济相对自由化很多,但其粗糙的官僚主义和陷阱重重的法律,仍然为政治家一类的中间人提供了巨大的机会,这些中间人可以帮助他们的“客户”确保安全和利润。 瓦什纳引用了一份2013年的研究,其中表明,在经过一个任期后,议员公开数据上的财富,平均增长了222%。

莫迪本人一直保持着非同寻常的清廉记录,至少在头几年里,他的政府相对没有上一届国大党执政联盟的腐败气息。 然而,如果看更基层的情况,那么印人党和国大党的腐败程度其实就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了。 比如,他们在最新的年度预算中加入了一条不引人注目的款项,该条款旨在豁免之前违反了外国政治献金限制的行为。 在承诺反腐败之后,莫迪政府还推动了一项“改革”,旨在方便政治捐款者更容易保持匿名。

直到最近,德里的专家们都几乎一致认为,2019年春天的下一次全国大选中,莫迪会轻松取胜。鉴于他的印人党领先太多,而国大党又如此虚弱,许多人都认为印人党将再次仅凭自身力量就获得议会多数席位。 莫迪将继续掌权,并很可能在2024年完全控制上下两院。

但印度政治变幻莫测。 腐败方面的更多爆料会增添更多枝节,而给出的政策承诺也在印度现实中陷入困境,风势似乎正慢慢减退。 国大党仍然弱不禁风、站不稳脚跟,但它也在聚集力量,毕竟莫迪的许多批评者开始觉得这个印度的老牌大党是阻止印人党巨人的唯一力量。 虽然人们仍然在莫迪身上下注,不过最近的趋势表明,对他来说也许提前宣布选举会更加明智,不然的话,他有可能会失去一部分议席,从而得跟其他党派合作组阁。这种情况万一出现,至少会让他不那么从容了。(译/魏朝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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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莫迪 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