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惠勤 | 伟大思想的磅礴之力: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辉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马克思主义具有巨大的真理威力和强大生命力。首先,伟大思想的磅礴之力根源于对时代的科学把握、对时代精神的深刻阐述和对时代潮流的有效引领。其次,伟大思想的磅礴之力成功于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性和创造性,凝聚起最强大的人类合力。第三,伟大思想的磅礴之力内生于毫无顾忌追求真理的科学态度,勇于自我革命的理论品格。阐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是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最好献礼。

侯惠勤 | 伟大思想的磅礴之力: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辉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马克思诞辰200年了,期间的风云变幻、世事沧桑令人目不暇接。许多人和事,主义和学说都成为历史的匆匆过客,唯有恩格斯对马克思的预言“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1](P603)成为不争的事实。正如习近平指出的:“在人类思想史上,就科学性、真理性、影响力、传播面而言,没有一种思想理论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也没有一种学说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世界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真理威力和强大生命力,表明马克思主义对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推动社会进步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2](P65)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再一次显示了这一伟大学说的强大生命力。

马克思的影响力已是举世公认,但这种影响力从何而来、因何而兴则是一直都见仁见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始终认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以科学命名的,科学性、真理性及以此为基础的真善美、知信行的统一,是马克思思想不竭生命力的根本依托。而以任何方式否定、抛弃马克思思想的科学性、真理性,包括离开真理性、科学性去谈论善和美,其结果都是偏离以致背叛马克思的思想传统。马克思主义这种巨大的真理威力和强大生命力,不仅深深地融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中,而且也在这个不断成功推进的伟大社会革命中不断焕发出生机活力。阐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是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最好献礼。

一、伟大思想的磅礴之力根源于对时代的科学把握、对时代精神的深刻阐述和对时代潮流的有效引领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可以归结为理论的彻底性,“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3](P10)这就要求把人类历史的各种现象、事件,上升到客观规律去把握。本来,把人类历史理解为一个有规律的发展过程,是资产阶级上升时期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的重要成就,它体现了毫无顾忌地探索和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但是,资产阶级在成为统治阶级以后,为维护其特殊的阶级利益,便放弃了“在研究单个事实之间的重大联系方面的决定性进步,即把这些联系概括为规律”,“而在包括哲学在内的历史科学的领域内,那种旧有的在理论上毫无顾忌的精神已随着古典哲学完全消失了;起而代之的是没有头脑的折中主义,是对职位和收入的担忧,直到极其卑劣的向上爬的思想”。[4](P264-265)现在的某些倾向同上述历史现象何其相似。对人类历史的规律性认识被公然嘲讽为所谓的“宏大叙事”,取而代之的是形形色色的多元论、相对主义和折中主义。它们可以不加区分地罗列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性、那个性,就是不讲基于唯物论立场上的科学性、客观真理性。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大叛离。

研究规律性必须体现时代性。首先要看到,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对任何思想的认识和评价都依据于它对其赖以产生的那个时代及其特征的把握程度。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梅林曾深刻指出,对于马克思伟大思想的出现,“在过去的时代就是最天才的头脑也不能把它硬想出来。只有在人类历史的一定点上才能揭穿它的秘密”。[5](P3)因此,认识马克思,必须认识产生他的那个时代;评价马克思,必须着眼于马克思对于时代的把握。

产生伟大思想的时代必定是历史的大变动时代。梅林所说的产生马克思思想的人类历史的“一定点”,就是19世纪中叶。这一时段的显著特征是两大革命交替、两大思潮交汇。具体地说,当时还处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但现代无产阶级革命已经步入了世界历史的舞台,并展现出日益强劲的发展势头。与此相应,代表新兴资产阶级思想成果的古典思潮风头正劲,支配着人们的世界视野,而代表早期工人阶级不成熟状态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也异军突起,开启了人们的探索。伴随着大变动时代的,是历史场景的快速切换,社会矛盾的错综复杂,困难挑战层出不穷,出路前景迷雾重重。社会贫困成为不解之谜,人的自由成为海市蜃楼。如何把控时代脉搏,引领时代潮流,阐发时代精神,必然催生新思想、新理论的问世。揭示历史规律,回答人类解放的时代课题,是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关于马克思的思想成就,恩格斯已经作了“两个伟大发现”的精辟概括。如果从阐发时代精神的角度看,指明以下三点是必要的:其一,进步是历史规律的本质,因此,阐明时代精神必须确立历史进步的现实内容和客观依据,这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的真理性。探索历史规律与形成历史的进步观念密不可分。资产阶级古典理论之所以对于历史规律作出了可贵的探索,就在于它们深信历史的进步性,并为之而奋斗。“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伟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而思维的任务现在就是要透过一切迷乱现象探索这一过程的逐步发展的阶段,并且透过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这一过程的内在规律性。”[6](P398-399)诚然,也如恩格斯所说,黑格尔的划时代贡献是提出了这个任务,但是他并没有解决这个任务。之所以如此,就在于他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的束缚,使得其追求的历史规律和进步趋势,包括人的自由和解放,都局限在思想意识的范围,没有实在的发展成果。因为“这种改变意识的要求,就是要求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存在的东西,也就是说,借助于另外的解释来承认它”。[3](P145)

毋庸赘述,解决这一历史性任务归功于马克思。马克思破除了把人类的进步观念和唯心主义绑架在一起的思想桎梏,创立了以“把社会生活领域也包括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作为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的辩证法”为特征的新世界观。马克思“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4](P265)把人类历史奠基在每一时代的经济生产及其必然形成的社会结构之上,把推动社会前进的“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3](P196)这样,马克思就奠立了人类历史的客观物质属性,阐明“人们之间一开始就有一种物质的联系。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它和人本身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表现为‘历史’”。[3](P160)马克思也因而奠定了历史进步的客观尺度,这就是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形态的更替和人的自主活动类型的转变的具体统一。历史的进步不再只是观念上的变化,而是世界的真实改变;人的自由不再是意识的想象,而是在消灭了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联合体中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

其二,新陈代谢是历史规律的表现,因此,阐明时代精神必须透过各种现象、事件发现新事物,认清大趋势,这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的革命性。“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7](P323)历史的进步趋势和客观规律,就表现为新陈代谢的过程。因此,研究历史规律,必须阐明新趋势、新事物、新思想。但是,在历史交替的大变动时代,发现新事物并不容易。启蒙运动以来,资产阶级思想家习惯于以引领新思想自居,他们也确实叱咤风云、指点江山数百年。问题是时至19世纪中叶,资产阶级的风头已过,他们的思想连同他们鼓吹的社会制度已经日显颓势。另一方面,新的社会力量及其思想虽然有所崭露,却未成气候。最为明显的是无产阶级的贫困问题及其引发的社会变革讨论,虽然已经引起了普遍的关注,却未能跳出资产阶级社会私有制的狭隘眼界。现代无产阶级充其量只被认为是“受苦的人”和“可怜的人”而不是创造新世界的人,空想共产主义则被视为偏激以致危险的宗派情绪。这样,面对这历史大转折的时代,资产阶级思想家已经落后于时代潮流,无力破解时代的大课题。

马克思第一个看到了无产阶级革命取代资产阶级革命、共产主义运动取代启蒙运动的历史趋势,从而站到了时代潮流的最前头。马克思解决这一时代课题取决于两个重要“发现”:一是发现现代无产阶级。马克思通过充分的历史研究和实际考察,发现要冲破资产阶级社会束缚的社会力量必须具备以下条件:第一,它不拥有任何财产却成为市民社会财富的实际创造者,因而是“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8](P16-17);第二,它作为“人”却被剥夺了一切做人的权利,因而其解放具有普遍意义,即不要求享有任何一种特殊的人权而只要求“人的解放”;第三,它必须解放一切现存的社会领域才能最终解放自己,因而是现代社会彻底解体的结果。“社会解体的这个结果,就是无产阶级这个特殊等级。”[3](P15)马克思的这一发现得益于其不断形成中的唯物史观,不是止步于对于人的经验观察,而是从客观规律的世界历史使命和发展趋势去考察社会力量。“问题不在于某个无产者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暂时提出什么样的目标,问题在于无产阶级究竟是什么,无产阶级由于其身为无产阶级而不得不在历史上有什么作为。”[8](P262)

二是发现哲学要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就必须成为革命阶级的“头脑”。在马克思看来,“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就在于它“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9](P121)马克思发现,哲学和现实世界相互作用的途径必须通过群众改造世界的历史活动,“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3](P9)因此,一般来说,哲学都是社会革命变革的先导。而由于无产阶级担负着消灭阶级对立和创立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使命,它的革命实践必须有科学的哲学世界观指导。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就成为有机的结合体,“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3](P16)可见,发现新生事物,推动新陈代谢,永立时代潮头,关键在破除传统私有制的狭隘眼界。

其三,内在否定是历史规律的根据,因此,阐明时代精神必须揭示旧事物自我否定的内在力量,这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实践性。任何社会都是错综复杂的矛盾综合体,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否定或肯定的事例,但是,一个社会形态的存亡决不以“玩弄实例”为转移。“事实总和”是规律的基础,内在矛盾是规律的依据。“事实的总和”首先是对于事物的存在具有决定意义的事实,就资本主义而言,这就是大工业。如果不对大工业进行深入的分析探讨,其结果要么在肯定大工业的同时肯定了资本主义,要么在否定大工业的同时否定了现代文明,两者都不可能超越资本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共产主义学说的关键一步,就是通过“大工业”“劳动”的二重性的分析,对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成功的切割。从迫使工人适应机器的运转(加大劳动强度)、造成剩余劳动大军等方面看,机器大工业确实满足了资本主义最大限度地节约劳动成本和无限扩大生产的需要,因而在机器大工业的初期普遍出现了“工人和机器之间的斗争”;但是,这种实际运用并不符合机器大工业本性的状态,因而造成了深刻的“经济学悖论”,“即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竟变为把工人及其家属的全部生活时间转化为受资本支配的增殖资本价值的劳动时间的最可靠的手段”。[10](P649)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工人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从而学会把自己的攻击从物质生产资料本身转向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10](P493)由机器大工业开创的社会化大生产,归根到底是资本主义自我否定的内在力量,本质上属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尽管资本主义大工业一度创造了空前快速的劳动生产率,但在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以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上却是南辕北辙的,这表明资本主义现代化,不仅不是现代化的唯一形式,而且不是好的现代化。对时代、时代潮流和时代精神的深刻把握,是马克思思想具有磅礴之力的科学基础。

今天,“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这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保持坚定信心、对社会主义保持必胜信念的科学根据。”[2](P66)事实上,从时代特征上看,我们确实正在经历类似马克思生活时期的历史场景,这就是“百年未遇之大变局”。把握历史规律,认清世界潮流,回答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课题,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当代世界呈现出深刻复杂变化的态势,充满着不确定性,使得人们对未来既寄予期待又感到困惑。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和应对挑战的人类共识不成比例,发展的机遇隐藏在层出不穷的挑战中,人类休戚与共的共同利益分割在局部利益的凸显和冲突中,历史潮流在诸多逆流和漩涡的干扰下时隐时现。开放还是封闭,前进还是后退,人类面临着新的重大抉择。回答这些时代之问,必须不畏浮云遮望眼,善于拨云见日,认清世界大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我们判断时代、认清时代潮流奠立了战略定力,这就是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

新时代所确立的历史方位,表明我们坚定不移地把和平发展视为当今时代的时代主题和时代特征,表明我们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当代中国的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的主题,表明我们把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建立当代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基石。所有这些,都建立在对于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不断深化认识之上。

新时代所确立的历史方位,表明当代中国与当代世界正处在一个大转折的历史关头。一个古老的东方民族,既有几千年光辉灿烂、从未中断的骄人历史,又有近代以来任人宰割、国破家亡的百年耻辱,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百年奋斗,终于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一发生在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的巨变,必然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世界历史的进程。

把20世纪90年代的苏东剧变视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彻底失败和资本主义的最终胜利的“历史终结论”曾经风靡一时,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功,这一论调不攻自破,甚至连它的发明者也申明收回。还要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11](P21)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进新时代,必然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

长期以来,西方敌对意识形态制造的“神话”,就是把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吹成“普世价值”,鼓吹现代化即西方化。但是,中国的现代化,走的是根本区别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11](P22)中国的发展,打破了后发展国家必然沦为西方附庸的怪圈,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二、伟大思想的磅礴之力成功于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性和创造性,凝聚起最强大的人类合力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不仅在于揭示了历史的客观规律,还在于确立了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历史总是人的历史,关键是谁创造历史,作为历史活动主体的人如何认定。从世界观上看,归根到底是两种认定:一是个体主体,这种认定与人们的经验似乎吻合,人的存在首先是有生命的个体。但是,生物意义上的个体并非历史活动的主体,只有在不断解决与自然的矛盾关系中,通过社会化过程才能形成历史活动的主体。从抽象的个体主体出发,肯定没有客观规律,即便有也不可知。因而历史的创造源泉最终只能诉诸抽象的人性,或所谓的“重叠共识”。立足个人主义的康德割裂现象与本质,陷入二元论和不可知论的结果表明,个体主体无法达到对于历史的科学把握。进一步说,个体主体也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迄今为止,个人都从属于社团或阶级,没有个体历史主体的空间。历史还证明,以个人为本位的事业最终只能是少数人的事业,真正能凝聚起磅礴之力的思想必定属于人民群众的事业。

确立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既不能否定对于人的经验把握,又要跳出对于人的经验直观,突破人民是个人的集合体、人民利益是个人利益相加这一错误认知,阐明人民作为历史活动有机主体的历史认知。这就需要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有了人民主体,历史才有客观规律可循,认识和掌握历史规律才成为可能。可以说,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对立,从根本上是两种历史主体的对立;唯物史观是人民史观,而形形色色的唯心史观归根到底是个人史观。

确立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必须解决人民是如何创造历史的这一难题。在马克思那个时代,无论是唯物论或唯心论,都把能够激发群众热情的力量归结为理性。只是前者为避免使理性成为纯粹的精神现象,又往往将其冠之以“普遍利益”。然而,普遍利益如果没有从社会存在中获得现实的形式,它就始终只是一种思想原则和信念;但在划分为阶级的社会中,现实的利益只能是阶级利益,存在着超越阶级利益、能够真正激发人民热情的现实普遍利益吗?马克思在解决利益的直接现实性和普遍性这一难题过程中有了下述发现:

其一,历史,尤其是法国大革命史表明,任何一个试图领导革命的阶级,其阶级利益必然这样那样地和人类的现实普遍利益相吻合。马克思写道,充当解放者角色的“这个阶级与整个社会亲如兄弟,汇合起来,与整个社会混为一体并且被看做和被认为是社会的总代表;在这瞬间,这个阶级的要求和权利真正成了社会本身的权利和要求,它真正是社会的头脑和社会的心脏”。[3](P13)由此可得出结论,在存在阶级利益对抗的社会,人类普遍利益唯一可能的现实形式是革命阶级的阶级利益。因此,人民和人民利益是由先进的革命阶级代表的。

其二,无产阶级能够持久地代表人类的普遍利益,因而是唯一能够冲破资本主义狭隘个人关系的社会力量。马克思关于这点的全部论证归结到一点,即无产阶级是一个“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8](P16-17)说其是“市民社会阶级”,乃因为它是随着大工业发展不断壮大着的经济地位相同的社会力量;说其是“非市民社会阶级”,乃因为它并非传统意义上(受特定生产资料占有关系束缚)的阶级,实际上,它的形成本身就意味着阶级的消亡趋势和现存社会的解体。马克思还特别强调,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能够具有“自我意识”的被剥削阶级,这不仅因为它是首次掌握了文化和教育的手段(这是资产阶级所被迫赋予的)的劳动阶级,还因为它是真正掌握了自我批评武器的革命阶级,因而它能最终摆脱雇佣劳动关系的束缚,站到“人类解放”的历史高度上。可见,马克思视域中的人民不是个人的集合体,而是以先进阶级为核心、劳动群众为基础、一切顺应历史发展的集团和个人为外延的有机整体。只有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上,从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上才能理解人民主体,它包含大多数个人但不能归结为个人。人民历史主体的确立,通过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实现真正的人类解放,是马克思思想具有磅礴之力的实践基础。

如果说马克思的发现可以用“越是先讲阶级的越是人民的”来概括的话,那么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特点,习近平用“不忘初心”“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思想,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推进世界的和平发展,凝聚起了引领时代潮流的磅礴之力。中国共产党在今天的宗旨使命,不仅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而且要为世界人民谋和平发展;“不仅致力于中国自身发展,也强调对世界的责任和贡献;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世界人民”。[11](P57)这种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和共产主义的伟大前景紧密相连,而且把中国的发展和世界的发展紧密相连的追求,充分表明具有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初心”这一根上就杜绝了宗派情绪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注定其要沿着人类文明大道不断开拓前行。中国共产党不仅没有一党之私,也没有一国之私,是真正立足中国、胸怀世界的伟大政党。这一崇高的宗旨使命,不仅是我们能够奋斗不息的力量源泉,而且是我们坚信自己事业正义性的战略定力的坚强依托。

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强大凝聚力的实践基础。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的执政理念,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制度设计,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等,有力保证了全体人民同心同德、团结奋斗。在具体实施的政策上,在兼顾所有人利益的同时,突出解决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通过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到2020年全部消除贫困人口;突出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锻造国之重器,坚决有效地捍卫主权、领土和国家核心利益;等等。

中国发展和世界发展的良性互动,源自于中国对于经济全球化的正确认识,对于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的深刻把握。透过现象看本质,经济全球化所表现出来的“双刃剑”效应,其实并非经济全球化本身的问题,而是放任资本逐利的结果。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经济增长不仅难以持续,而且必然引发各种社会冲突。缺乏道德的市场,难以撑起世界繁荣发展的大厦。必须控制资本的逐利本性,用好“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打造兼顾效率和公平的规范格局,才能促进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

资本的逐利本性在发展问题上表现为固守冷战思维、零和博弈和赢者通吃,而中国则展现出另一种发展思维,这就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这一发展思维的特点就是将他国的发展视为本国的机遇,将本国的发展转化为他国的机遇,在互利合作中实现共赢。实现这一发展思维,关键在不称霸、不自我中心、不偏执于一己之私。中国能够做到,就因为“中国人民深知,中国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愿意以自己的发展为国际发展作出贡献。中国对外开放,不是要一家唱独角戏,而是要欢迎各方共同参与;不是要谋求势力范围,而是要支持各国共同发展;不是要营造自己的后花园,而是要建设各国共享的百花园”。[2](P42)

历史的大变动和转折正是这样发生的。中国在自身不断发展壮大中,对于世界的影响力、感召力也不断增强,在当今的经济全球化中逐步从跟跑者转为领跑者。“20年前甚至15年前,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手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今天反而是我们被认为是世界上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最大旗手,积极主动同西方国家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作斗争。这说明,只要主动顺应世界发展潮流,不但能发展壮大自己,而且可以引领世界发展潮流。”[2](P212)再次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这是中国在近代以来长期落后于世界文明发展所出现的伟大历史性飞跃。

中国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既是体现和平发展的世界潮流的重大事件,又进一步增强了和平发展不可逆的时代潮流。我们之所以仍然处在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之所以各种空前复杂严峻的风险挑战改变不了和平发展的大势,最为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崛起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2](P522)以中国、印度等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越来越成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推动力量,它们对于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了80%,正有力改变着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造成的两极分化。不断消除贫困和两极分化,促进世界经济的均衡和可持续发展,是维护世界和平的根本保证。

三、伟大思想的磅礴之力内生于毫无顾忌追求真理的科学态度,勇于自我革命的理论品格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还在于其理论品格获得了生生不息的信仰者,成为工人阶级先进政党的指导思想。这一理论之所以能够不断创新、永保活力,从其自身看,就在于具有自我革命的理论品格。马克思在创立自己的思想之初就提出,要体现无情的批判精神,“就是说,这种批判既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也不怕同现有各种势力发生冲突”。[12](P7)这正是大公无私、无所顾忌的科学态度的集中表现。大家知道,马克思对自己的思想和著作总是根据实践的发展进行必要的修改,包括根据巴黎公社革命的经验、根据古代社会研究的最新成果对《共产党宣言》进行修改。历史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7](P296)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和工人阶级的世界历史使命紧密联系。无产阶级革命为什么是无产阶级完成自己历史使命的必由之路,在马克思看来,“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够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3](P171)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因此成为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基本遵循。由此也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即坚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正确的,没有过时;坚信马克思主义要随着实践、时代、科学的发展而发展。这种科学态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保持纯洁性、先进性的理论源泉,确保了它们在风云变幻、道路曲折的革命实践中永立时代的潮头。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信仰马克思主义,就因为“中国先进分子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真理中看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13](P13)由此而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点紧密结合起来,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前进。这也从根本上奠定了科学信仰和科学理论的内在统一,把坚定理想信念奠立在科学理论的武装上,把牢记使命奠立在完成使命的现实出路之上。从世界观上看,就是解决信仰和科学的统一,价值和真理的统一。我们事业的正义性来自科学性,它不仅是对美好未来的憧憬,还是对历史客观规律的掌握;我们的顶层设计不仅要有历史和现实的依据,还要有科学理论的支撑;全面加强党的领导不仅有历史经验和现实需要,还有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支撑。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重要特点,是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的联动推进。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提出,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之处,就在于其所推进的人类解放事业“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14](P44)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大大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思想。我们把关键在党和全面从严治党有机统一起来,在大力推进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同时,大力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并把这些成果落实到国家制度的建设中。在把全面加强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各项基本制度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法治国家建设中,也把全面从严治党落实到国家制度的建设中。理论创新引领实践创新、制度创新,而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的需要和问题,又成为理论创新的不竭动力。

实现理想、完成使命,必须具备坚强的意志品质,因此必须自觉塑造革命精神。这种革命精神,集中表现为胜不骄、败不馁,永不自满,永不懈怠,也就是毛泽东一贯倡导的两个“务必”的精神(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和“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要实现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必须保持革命精神、革命斗志,勇于把我们党领导人民长期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继续推进下去,决不能因为胜利而骄傲,决不能因为成就而懈怠,决不能因为困难而退缩,努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现更加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

中国共产党人的这种自我革命精神,来源于对人民的敬畏。它把衡量成败得失的尺度交给了创造历史的人民。要求全党时刻不要忘记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我们干得怎么样,是否称职,不是自己说了算,而是由人民评判、由历史宣告。这种评判不仅是严厉的,而且是持续更新的。当我们自以为还干得不错的时候,其实和人民的期待已经有了距离;而当我们对已取得的成绩津津乐道时,距人民不断提高的要求就必然渐行渐远。因此,只有清醒认识到,昨天的成功并不代表着今后能够永远成功,过去的辉煌并不意味着未来可以永远辉煌,才能永远保持革命的精神。

中国共产党人的这种自我革命精神,集中表现在把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和勇于自我革命的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有机统一起来,坚持以党的自我革命来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我们党之所以具有其他任何政党、历史集团和圣贤精英都不可比拟的强大自我革命的动力,就因为这种动力不是来自抽象的道德律令或道德人格,而是来自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所必须战胜的种种艰难困苦的客观需要,来自领导人民实现伟大社会革命的党所必须具备的品格的内在需要。站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制高点,我们就不会为眼前的成功所陶醉,也不会因各种风险挑战而转向;传承发展了5 000年中华文化的精髓,肩负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厚望,我们就具有无坚不摧的力量和永不枯竭的创新源泉。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马克思诞辰两个世纪以来,时代之大变局带来了人类世界的大变化,也从中引发了多少黄粱梦,多少昙花现,多少牛皮破,多少英雄落。“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15](P686)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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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7]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1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3]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1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5] 毛泽东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察网(www.cwzg.cn)摘自《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8年第6期。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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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