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世功丨帝国的技艺

从帝国走向衰败开始,帝国政治家们就运用法律手段来建构不同形式的宪政体制,尽最大可能保持英国的影响力。二战后的丘吉尔已意识到大英帝国不可避免的衰亡命运,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力缓解其衰亡过程,并在这个过程中最大限度地保护英国的利益。就此而言,丘吉尔的高明之举并非抑制印度独立,也不是拒绝归还中国香港,而是1947年著名的“铁幕”演说。这篇演说的目的就是要挑拨苏联和美国从雅尔塔会议以来形成的合作关系,创造出“冷战”局面,迫使新兴强国美国与英国结盟。这样,大英帝国就可以利用美国对抗苏联的力量来压制正在兴起的殖民地解放运动,利用美国的力量来维持大英帝国不至于彻底崩溃。就此而言,邱吉尔确实成功了。

 

01

19世纪被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称之为“帝国的年代”,是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在全球建立殖民地的时代,大英帝国就是19世纪全球政治的象征。然而,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摧毁了19世纪的全球政治体系,催生了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主导的新秩序。在这一国际新秩序的形成过程中,帝国政治家丘吉尔(Sir Winston Churchill)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如果说美国在国际政治问题上一直在威尔逊(Thomas Wilson)的理想主义与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现实主义,或在威尔逊的世界主义与亚当斯(John Adams)的孤立主义之间徘徊,那么,对于英国政治家而言,赤裸裸的功利主义和冷酷的现实主义是其唯一的政治传统,他们时刻将英国的利益(尤其长远利益)作为政治的最高宗旨。二战后的丘吉尔已意识到大英帝国不可避免的衰亡命运,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力缓解其衰亡过程,并在这个过程中最大限度地保护英国的利益。就此而言,丘吉尔的高明之举并非抑制印度独立,也不是拒绝归还中国香港,而是1947年著名的“铁幕”演说。这篇演说的目的就是要挑拨苏联和美国从雅尔塔会议以来形成的合作关系,创造出“冷战”局面,迫使新兴强国美国与英国结盟。这样,大英帝国就可以利用美国对抗苏联的力量来压制正在兴起的殖民地解放运动,利用美国的力量来维持大英帝国不至于彻底崩溃。就此而言,邱吉尔确实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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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3月5日,温斯顿·丘吉尔在美国富尔顿城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反苏联、反共产主义的演说。他借用“铁幕”一词之意攻击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故此演说被称为“铁幕演说”。一般认为铁幕演说拉开了美苏冷战的序幕。

图片来源:http://time.com/3733955/winston-churchill-did-not-coin-the-phrase-iron-curtain/

尽管如此,整个1960-70年代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使得全球整体形势有利于苏联而非美英,尤其1956年英法出兵阻止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行动的失败,标志着大英帝国开始走向崩溃,因为苏伊士运河是大英帝国维持整个远东殖民地的军事和商业通道。从此,大英帝国在暮气沉沉中走向没落,进入了所谓的“非殖民地化时期”,殖民主义作为一种全球政治体系开始走向结束。1967年,英国殖民地部正式被取消,人员并入了外交部,后来连共和国部也并入了外交部,从此英国思考的如何从殖民地撤退。

02

说到帝国,人们常常想起的是罗马。罗马的辉煌塑造了欧洲文明,其漫长的衰落过程犹如落日余辉,令人惊叹。相比之下,作为19世纪“日不落”帝国,大英帝国的衰落多少显得有些沉闷。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两个帝国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罗马帝国作为一个大陆帝国,承载了古希腊文明、基督教文明与东方阿拉伯文明的三种力量的巨大冲击,成为西方现代文明强有力的塑造者。共和、主权、混合宪法、自然法、万民法等等这些重要的现代政治概念都来源于罗马。相比之下,大英帝国形成的原动力并非文明的力量,而是商业的力量,是资本主义的力量。资本主义商业从兴起的那一天起,就打上了英国的烙印,即帝国的海洋性质。而从16世纪以来,大陆国家与海洋国家的现实对比刺激着欧洲思想家形成了对比封建与资本主义、君主专制与宪政、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政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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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贸易是塑造海洋帝国版图的重要驱动力,图为1919年的英国版图。

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如果说大陆帝国的冲动往往来自君主的个人荣耀,那么海洋帝国的冲动则来源于资本家追逐利益的商业贸易。因此,海岛成为海洋国家构筑帝国的纽带。正如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在其名著《海权论》中指出,真正构筑海权的核心要素是生产、贸易和殖民,而这些要素是通过海军和岛屿连接在一起的。因此,大英帝国的海权战略之一就是在和平时期占领一些看起来不起眼、但极具贸易价值的岛屿,因为这些岛屿是与大陆进行贸易的中转站。也许是由于这种海洋帝国的思维模式,使得大英帝国对于如何经营“稀里糊涂得来的”北美这片大陆殖民地缺乏经验。帝国初期,英国除了商业管制并不过问殖民地事务,后来由于战争的需要不断增加了北美的赋税,由此一发不可收拾,大英帝国按照商业的逻辑将殖民地变成攫取财富的对象。而繁重的赋税最终导致了北美独立和大英第一帝国的失败。不过,帝国思想家柏克在反思北美政策的《美洲三书》中已清晰地反映出了海洋帝国的思路,即不是依赖直接的行政管治,而是依赖宪政体制的法律纽带,通过英国宪法赐予殖民地臣民享有自由权,来换取殖民地提供的商业利益及其对帝国的认同和忠诚:

【我把不列颠宪法的一份股权授予她(指北美殖民地——引者),以换取这服务和她所有的服务,不论岁入的,贸易的或帝国的。我持有殖民地,是靠亲密的感情,它来自我们共同的姓氏、共同的血缘,相似的权利和一体的保护。它们是纽带,虽轻如风,但硬似铁链。我要让殖民地的人民,总把他们公民权利的观念和您(英国国王——引者)的政府相联结;——他们将缠住您,箍住您;天下没有任何力量,能离间他们的忠诚。而一旦他们认为,您的政府是一回事,他们的特权是一回事,二者可两不相干,各自存在,则粘剂就失效了,纽带便松开了;一切将迅速地腐烂、瓦解。……拒绝他们分享自由,您就是割断了唯一的纽带,当初带来帝国之统一的,是这纽带,日后必保持帝国之统一的,也是这纽带。不要愚蠢地认为:您商业的大保证,是您的海关条例,您的证券,您的宣誓书,您的起货许可,您的海关大印,您的出入港手续。不要妄以为,收束这一神秘的整体之组织的,是您内阁长官的函件,是您的指示,或您的中止令。造就您的政府的,并不是它们。它们是死章程,它们是被动的工具;是英国人共同信奉的精神,才赐予它们生命,赐予它们效能。是英国宪法的精神,涵濡了这广大的人群,进而渗透、喂养、统一、鼓舞了帝国的每一部分,甚至其最小的成员,并使得它们生气勃勃。[1]

“法律是帝国的艺术”。这句名言来自罗马帝国,后来塑造欧洲大陆法制传统的就来自罗马法。但罗马帝国所理解的法律或罗马法,与柏克所理解的法律或者说英国宪法有着根本的区别。罗马帝国的法律在于行使直接的治理,这样法律与罗马帝国的军事支配和官僚统治紧密联系在一起,而柏克所理解的英国宪法首先是通过精神的力量建构一个文化共同体,其背后是如何强化商业纽带和文化纽带。而这种精神的力量或文化认同的基础在柏克看来就是清教徒作为上帝的选民所担负的神圣使命:“一个伟大的帝国,一群渺小的心灵,是很不般配的。……我们就应当将自己的心灵,拔擢于崇高的境界,以无负上天命我们接受的委托。正是念念于上面的召唤,我们的祖先们,才把粗蛮的荒野,变成了光辉的帝国,才开疆拓土到天涯海角,才完成了这些惟一称得上光荣的征服。……让我们以获取美洲帝国的方式,去获取美洲的财源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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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三书》包括《论当前之不满情绪的根源》、《论课税于美洲》、《论与美洲的和解》、《致布里斯托城行政司法长官书》。其中后三篇均是就美洲问题而发,故定此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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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乔治三世并没有采纳柏克的帝国战略,最终导致北美独立和大英第一帝国的解体。也许是由于汲取了第一帝国失败的教训,当英国占领印度这片比北美更为广阔的大陆时,无疑把柏克的帝国思路奉为经典,这就是采取所谓的“间接统治”。“间接统治”精髓就是“统而不治”。所谓“不治”就是殖民统治者避免采取直接的日常治理,并把这些容易引起殖民地人民反感的治理事务交给殖民地精英来做,从而避免殖民者与殖民地人民发生直接的治理冲突;而所谓“统”就是帝国要把殖民地精英“统”在手中。为了有效地实现这种“统”,当然会采取“胡罗卜加大棒”这些政治的小把戏,但真正厉害的是建构一套宪政体制来塑造殖民地精英与帝国精英的“同僚”感觉,就是港督卢押所说的“本地首领要成为完整的行政机器的一部分”,然后再建构精英养育机制来增强文化认同,强化殖民地精英对大英帝国的政治认同和政治忠诚。(参见第一、三篇)法律的纽带固然重要,但这种法律的纽带只有建立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才是牢不可破的。正如卢梭所言,真正的法律是刻在公民的心灵上的。所谓“人心向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当然“人心”向背首先要着重养育精英阶层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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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克的帝国思路在英国对印度殖民地的治理中被奉为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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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按照这种思路,帝国政治家在印度采取最绝妙的一招就是在宪政体制上宣布英女皇为印度女王。这无疑是一箭三雕的政治战略,理应成为文化政治的典范。首先,它成功地利用了印度人对传统君主制的文化认同,将印度人对君主的认同顺势转换为对英女皇的认同。为此,帝国政治家不断强化和丰富围绕英女皇形成的日益复杂的加冕礼仪和授勋体制,让印度精英因忠诚而获得荣耀,因荣耀而强化忠诚。其次,北美独立的政治口号就是用新大陆的共和体制来取代旧大陆腐败的君主政体。只要看看联邦党人文集就知道他们如何与英国的君主制决裂,他们认为,“把合众国总统这样性质的行政长官类比成英国国王,这样的下流伪饰,简直令人无法不名之为有意的欺妄诈骗。”[3]但是,帝国政治家们通过帝国宪政体制的设计,成功地保留了英国的君主体制,使得废除女皇的主张消于无形,因为议会是属于英国人的,可女皇是属于整个帝国的。最后,将英女皇宣布为印度女王,大大激发了英国普通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对帝国荣耀感,从而消弥了英国内部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我们不要忘记,当年,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矛盾最激烈的要数老牌工业国英国了。英国人恩格斯专门写过《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文章来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可是,社会主义运动在英国毫无起色,倒是把欧洲大陆搞得神魂颠倒。其原因除了人们常说的所谓培养工人贵族之类的政治小把戏,最关键的政治战略就在于英女王成为印度女王大大激发了英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刺激了英国的民族主义思想,使得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民族主义大旗下团结起来一致对外:要么积极开拓海外殖民地,要么向阻碍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法国或俄国开战。当欧洲大陆内部针对资产阶级的工人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英国的工人阶级正忙于为英国资产阶级制造战舰和枪炮。这就是英国保守党的政治战略,一面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自由主义思想,一面维护帝国体制的民族主义思想,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由此紧密结合在一起,自由也由此成为英国人的特权,成为英国人高贵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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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被大英帝国统治过的地区

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相比之下,我们早期的资产阶级要么忙于废帝制,根本没有意识到由此导致的政治正当性的流失,以及进一步引发的内战;要么忙于镇压工人运动,甘心依附于西方资产阶级,陷中国于半殖民地状态之中。而今天的新兴阶层依然“勇于私斗,怯于公战”,对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心怀恐惧,忙于迎合对外国际接轨,对内剥削压榨同胞大众,而不知道如何把民众引导并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这一方面如同当年毛泽东批评中国资产阶级由于天生的软弱性和对帝国主义的依附性,从而无力承担起民族独立解放的政治领导权;另一方面正如韦伯批评当年德国新兴资产阶级,沦为庸俗的市侩主义,政治上鼠目寸光,缺乏政治远见和政治智慧,不明白政治是围绕民族生存展开的永恒斗争,更不明白政治支配权的最高境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文化领导权。

03

英国取得印度大陆,为其提供了一个建立大陆帝国的希望。有不少帝国政治家建议大英帝国应当迁都印度德里,然后再殖民伊朗和中国西藏,这样就会取得地缘政治的大陆心脏地带,建立统治全球的帝国,这其实也是英国一直染指中国西藏和云南,制造西藏分裂的原因。然而,惯于海洋思路的英国人,最终没有采取大陆帝国的思路。毕竟资本家的商业利益在海洋贸易中,而不是那片土地贫瘠的大陆。于是,环顾英国殖民地,大英帝国简直就是一个“岛屿的收藏家”,差不多把海洋中临近大陆的岛屿都变成殖民的对象,由此编织了遍布全球的商业殖民网络。这无疑是一项精明的商业策略,它既可以利用岛屿与大陆建立起商业关系,从大陆上获取尽可能多的商业利益,但却又不需要像罗马帝国那样,承担地繁重的、往往吃力不讨好的治理大陆殖民地的政治责任。如果说大陆帝国在征服之后往往要承担起艰难的治理责任,大英帝国则如同吸血虫一样通过商业的管道汲取大陆的资源,然而却不需要为由此导致的大陆衰败承担任何政治或道义责任。就这一点而言,大英帝国毫无罗马帝国的气象,缺乏政治使命感,更没有创造伟大文明的抱负。和凯撒、渥大维这些具有伟大文明抱负的罗马皇帝相比,迪士累里(Benjamin Disraeli)、丘吉尔等帝国政治家充其量不过是精于打算、损人利己的小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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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乌斯·尤利乌斯·凱撒(拉丁文:Gaius Julius Caesar),罗马共和国末期的军事统帅、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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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帝国的这种政治精明计算不仅体现在帝国的建立过程中,更体现在帝国解体的撤退过程中。如果说建立帝国取决于时代的机缘,维持帝国统治则需要良好的法律制度和坚韧不拔的意志才能支撑这项长期的事业,那么能让帝国在荣耀中解体,无疑是一项高超的政治技艺。大英帝国在殖民地的撤退就经历了从被迫撤退到主动撤退的转变。在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初期,由于英国不想放弃自己的殖民地,故采取高压手段,导致英国人与殖民地人民的对抗,最终使英国在殖民地解放运动中彻底丧失了自己的利益,被迫交出了政权。比如印度、缅甸就是如此独立的。而进入1960年代,尤其英法联军干涉埃及接管苏伊士运河的军事行动的失败,帝国政治家意识到大英帝国的瓦解已经不可避免。然而,他们不是兵败如山倒一般的仓皇逃遁,而是冷静地采取以退为进的战略,通过主动撤退来最大限度地保证在撤退后依然能够保证英国人的利益,尤其是其经济利益。

其实,从帝国走向衰败开始,帝国政治家们就运用法律手段来建构不同形式的宪政体制,尽最大可能保持英国的影响力。比如将帝国体制逐步改变为联邦体制,设立海外自治领以区别于殖民地等等,这种多元形式的宪政体制可以根据殖民地的不同情况,尽最大可能地在制度上保留英国在这些走向自治或独立的殖民地的利益。而一旦殖民地的独立不可避免,大英帝国也会采取循序渐进的办法主导整个独立过程。由此“非殖民化”就包含了两个相互对立的过程。表面上宗主国采取民主化进程逐步放弃直接行使殖民统治权,但另一方面却将自己长期培养的殖民地政治精英推向领导地位,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护其经济和战略利益。这种渐进撤退的“非殖民化”,反而变成以退为进的“再殖民化”:

【在一般情况下,如果局势许可,首先是让大陆实行自治,然后慢慢走向独立,至于沿海或小岛上的海港与商业中心,有可能的话,是稍后撤退,而且这些海港与商业中心的非殖民地化过程的模式则又与内陆的撤退不同。对于内陆,英国在政治行政上,将会尽快放手,但在海港尤其是小岛的商港,在整个非殖民化的过程中却是另有安排的。这特别安排的目的,不但是设法保住英国传统的利益,同时也为这些地方的传统利益着想,因为在这个殖民地化的过程中,这些商港已经建立成了与内陆有相当不同的经济、文化、政治结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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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7月1日,五星红旗第一次在香港升起,香港回归祖国。

香港回归无疑体现着英国的撤退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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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殖民地政权移交过程中,英国人绝不会突然把全部政权交出,而是采取逐渐移交,比如先把地方政权移交出去,或者先把经济、劳工、教育、医疗等经济社会事务交给当地人管理,或成立半独立的自治政府,然后再逐渐移交政治、军事和法律等方面的政权事务,从而保证英国人培养出来的政治精英和商业精英把持政权。这就是大英帝国撤退战略的精髓所在:培养地方精英的政治忠诚,实现幕后遥控;培养民众的独立公民意识,实现分而治之。正是在这种有计划、有步骤的撤退过程中,我们才能真正看清楚帝国政治家采取的这种“间接统治”的价值和意义。英国人虽然走了,可是英国人所特别注重建立的宪政体制和法律制度基本上保留下来了,由此只能由英国人培养起来的、会操作这套制度运作政治精英来接管殖民地政权。与此同时,围绕这种制度运作形成文化价值也保留了下来,而这种文化价值会不断强化这些政治精英对英国的文化认同和政治忠诚。而在这种宪政体制和文化认同中,一个重要的纽带就是普通法,普通法不仅是一种法律制度,而且包含着文化价值,更重要的是滋养着一批独立的法律精英,它是帝国与独立之后的殖民地保持联系的政治纽带。

如果我们把英国和法国治理殖民地及其从殖民地撤退部署做一个比较,我们就不能不惊叹英国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英国在殖民地撤退最为缓慢,有章法,乃至于撤退之后留下了井然的秩序和对英国的忠诚,而法国在仓皇撤退之后,留下的除了酒吧就是混乱不堪的局面。这不能不让人感概,法国是一个浪漫的国度,是一个盛产艺术家和诗人的地方,就连拿破仑也充其量不过是一个现代骑士,算不上政治家。奥运圣火传递期间国内发起抵制家乐福的行动,与法国人在巴黎奥运火炬传递中搞出的闹剧,大抵上都属于艺术表演的范畴,算不上真正的政治。在这方面,我们确实要向当年的大英帝国学习。就此而言,要实现真正的大国崛起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04

正是由于海洋帝国的商业私利动机,港英政府并没有考虑过治理香港,而新界百年租期更强化了“借来的地点、借来的时间”的临时心态。港英政府之所以一直奉行经济不干预政策,说到底是乘机让英国人捞钱的政策,它直接导致了六七年反英抗议运动。只不过由于后来香港经济的起飞,这种政策被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吹捧为香港奇迹的根源,并一直被港英政府包括回归之后的特区政府奉为圭臬,乃至特区政府面对贫富差距和边缘化的趋势虽然采取一些政府干预措施,但却不敢公开宣布放弃这种不干预政策。正是由于没有承担起社会治理的责任,到二战期间,港英政府统治香港已有百年历史,竟然丝毫没有获得香港市民的认同,尤其二战期间英国人抛下港人仓皇撤离,反而要中国军队(比如入缅作战的抗日军队)保护英国人,这更加重了港人对港英政府的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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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慕琦,英国资深殖民地官员,1941年获任为第21任香港总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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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英国人重返香港。为了获得港人的支持,港督杨慕琦(Mark Young)于1946年提出了所谓的“杨慕琦计划”(Young’s Plan),主张在市议会中增加一半的华人代表出任议员。其时,《联合国宪章》对自治领问题作出了规定,印度和巴基斯坦也已独立,英国开始考虑殖民撤退的问题。然而,这个符合帝国撤退步骤的改革计划提交到英国殖民地部后迟迟没有回音。因为在这个时候,香港问题已开始由英国外交部而非殖民地部主导。帝国政治家们正在密切关注着中国战局,在他们看来,香港的问题不是殖民撤退问题,而是如何与未来庞大的中国保持关系的问题。于是,英国政府在1952年10月宣布,目前在香港进行大规模的政制改革为时尚早,因为它意识到要将香港作为这样一个能够最大限度保护其利益的“政治上的守望战略据点”,就必须从英国与中国的外交关系的大局来思考香港问题,保证英国人最大利益的情况下,最终将香港归还中国。对此,港督葛量洪在回忆录中记录了当时“冷静而理智”的心境:“与大多数的英国殖民地不同,香港最基本的政治问题不是自治或独立,而是一个对中国关系的问题”,“因为香港永远不能宣布独立”,“1997年新界租约期满,香港命运可决,而从中国的观点,在此期限之前,将不致对香港进攻。新界租借能否续约,实属疑问,中国当然要英国交还香港。然而,如能维持现状,中国即可继续利用香港,互相利用,香港大陆两受其益。”[5]正是在这种背景上,当解放军勒马罗湖边时,英国人很快向新中国伸出了橄榄枝,在西方世界中率先承认新中国,以继续保持香港殖民地。“杨慕琦计划”也由此搁浅。而在1960年代,美国人不断透过联合国推动“香港自治”的计划,但始终受到英国的压制。

然而,随着英国殖民体系的崩溃,大英帝国于1967年做出放弃苏伊士运河以东的政策,将英国的防务集中在欧洲和北大西洋,1968年又宣布将于1971年底完成从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海湾地区的撤退,英国在远东的实力降到了最低点。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又开始考虑作好撤退香港的准备。而此时,中国坚决反对英国政府通过民主化改革将香港变成一个事实上独立的政治实体。也许是由于中英外交关系的考虑,大英帝国没有做出最后撤退的计划之前,不会贸然推行民主化改革。正如英国殖民地事务大臣弗雷德里克·李(Fredrick Loe)指出:“不可能预测香港政制上有任何重大改变的可能,香港政制发展有明显的限制的,因为香港不能像其他属地的演变一样,希望达成自治或独立的地位。成立民选立法机构的主张是错误的,因为这些政治发展只有最终目的是要达成自治或独立才会真正有意义。香港有最大改革可能的一个方面是市政事务和地方行政。”正因为如此,港英政府试图在“杨慕琦计划”的基础上,推动地方行政改革,把民主政治的安排与地方行政改革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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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的后过渡期,英国人对香港回归后的人事部署、经济利益的安排、司法部门的把持、港英余孽的埋伏,都作了精密部署。

图为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图片来源:凤凰网

1966年,港督戴麟趾(David Trench)又提出了改革市政局,希望建立“地方政府”,将教育、房屋、医疗、社会福利等内政事务交由市政府负责,并选举产生适当数量了华人议员参与管理。但该计划最终搁浅,因为1967年的反英抗议运动使英国人深刻意识到,任何民主化的改革都会使香港左派进入政权中,而香港的前途只能回归中国。正如英国联邦事务部次官夏普特在1968年8月对香港革新会主席的谈话中所说的,在政制改革问题上,“香港政府作任何重大改变,都会把香港对中国、台湾、美国的那辆载满了苹果的车子打翻”,他认为用普选立法局议员的方法“扩大民主”,“会使当地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企图控制立法局。”正因为如此,港英政府否认香港市政局会走向代议政制,认为最佳的办法是发展咨询机构,而不是把更多的权力下放到地区议会或者市政局本身。面对这种局势,港英政府在抑制民主化的同时,必须考虑如何在归还香港过程获得与中国讨价还价的筹码。而这个筹码就是培养香港市民对港英政府的忠诚,塑造香港市民的自我意识,使其与内地在身份认同上割裂开来,从而造成事实上的独立状态,给香港回归制造困难。

1967年2月,港英政府在镇压了由于工人罢工引发的普遍抗议之后,发表了《九龙骚乱调查报告书》。其中指出,传统观念认为“香港仅是人和货物的转口港,人们在这里只工作一个时期即希望他徙”,这种“久缺永久性和无所归属的感觉”,使得青年人产生了不安全感。为此,报告书建议“鼓励他们认为香港是他们的家乡”,同时加强各种宗亲、街坊会的活动,建立一项“更为广阔的忠贞信念的基础。”然而,和共产党交过手的大英帝国深深意识到,要增加港人对英国人统治的香港的归属感,单靠暴力镇压、“赢心洗脑”工程和“行政吸纳政治”并不能完全取得港人的忠诚,要与左派争取群众基础,就必须解决群众面临的社会问题。于是,大英帝国开始采取“民生抗共”的撤退战略,即解决香港市民的民生问题,培养香港市民对港英政府的忠诚,从而使其抵制共产党中国,为英国的撤退争取最大的利益。为此,港英政府一改“统而不治”的殖民传统,采取积极干预政策,制定了大量保护工人福利的法律。尤其1971年麦理浩(Murray McLehose)出任港督后对香港社会进行了全面的治理,推行了各项社会改革和政府体制改革,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房屋改革。

香港土地属港英政府,政府财政收入主要依赖土地拍卖,由此导致香港地价飞涨,普通人根本无力购买私房,只能由政府提供廉租房。随着香港工业化和人口的增加,政府提供的公屋远远赶不上实际需求,据统计当时香港大约有近百万人居无定所,香港变成地地道道的“流民社会”。流民社会滋生了香港市民的流民心态,他们不可能认同香港法律秩序,更不可能忠诚于港英政府。“有恒产者才有恒心”,麦理浩深得其中奥妙,认为住房不足是政府与人民之间发生摩擦和不愉快的最主要的、最为持久的根源之一。为此,他上任伊始就推出“十年房屋计划”,计划到1982年用十年的时间为近180万人提供住所,使得普通香港人都能在寸土对金的香港拥有自己的居所。从此大多数香港人不再是漂泊的过客或流浪到香港的中国人,不再是“一盘散沙或一池无根的浮萍”,而是以香港为家,从而大大提升香港人的本地意识和自我认同。同时,麦理浩利用“行政治纳政治”的方式,将普通市民组织到形形色色的地区咨询组织中,通过参与地区事务培养他们对香港的归属感。

在此基础上,港英政府开始改革自己的形象。因为历史上港英政府是依赖贩卖鸦片起家,贪污腐败成为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尤其殖民政府依赖警察管治,警察为非作歹、贪污腐败到了半公开化的程度。为了增加香港市民对港英政府的认同,港英政府镇压左派的抗议运动的同时,提出建设“好政府”的口号,以强化港英政府的道德形象和正当性基础。为此,打击政府中和社会上广泛存在的贪污腐败成为政府的首要目的。麦理浩在伦敦的支持下,于1974年成立众所周知的廉政公署,肃贪倡廉,成效卓著。这迅速改变了港英政府的形象,获得了香港市民对港英政府的认同。由于廉政公署只对港督个人负责,大大强化了港督对整个官僚体系和社会的控制,也增加了香港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与此同时,港英政府在采取“行政吸纳政治”模式时,还推行政府体制改革,重建公务员体制,大大增加港英政府的效率。对于惯于依赖政府的中国人来说,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无疑是他们的梦想,港人对港英政府的忠诚可想而知。通过暴力镇压、赢心洗脑、精英培养、行政吸纳、社会治理和形象重建这一整套相互配合的治理手段,大英帝国终于获得了港人的认同。英国人手中拥有了认同和支持其统治的臣民,这成为英国在撤退中与中国进行讨价还价的最大本钱。

强世功丨帝国的技艺

1979年3月29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麦理浩。

第二年,港英政府发表了《地方行政模式绿皮书》,把代议制引入香港。

图片来源:苹果日报

1979年,港督麦理浩访问北京,香港的前途命运已提上了大英帝国的议事日程。麦理浩回港后,公布了邓小平所说的“让香港人放心”这个好消息,但没有公布1997要收回香港的消息。麦理浩意识到大英帝国从香港的撤退已不可挽回,便悄悄地启动了港英政府一直未能实施的撤退步骤,即把代议制引入香港,让香港人自己统治自己。如果说从“杨慕琦计划”开始,港英政府担心推行代议制会让香港左派势力乘虚而入,那么,经过麦理浩的十年治理,香港中产阶级已形成,香港人的自我意识也已出现。香港人对港英政府感恩戴德,即使不能认同自己是英国人,但也不会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而会认同自己是香港人。这样,大英帝国推行代议制的撤退计划已时机成熟。1980年6月6日,港英政府发表《地方行政模式绿皮书》,提出改革地方行政,建立“区议会”,选举产生区议员,香港的代议政制正式拉开了序幕。与此同时,精于算计的英国人紧急修订了“国籍法”,将香港人变成在英国没有居留权的海外公民,其目的是为了防止香港人因为害怕回归而大规模地涌入英国,分享英国的社会福利,变成英国的负担。大英帝国已经为撤离进行了精心准备。

05

我们的海军威名已陨,
沙丘和海角炮火消沉,
看那,往日的盛况,
全跟尼尼微和蒂尔一样湮没无闻。

“帝国诗人”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在《退场》这首诗中道尽了对大英帝国解体的伤感,而这伤感难以掩饰对帝国昔日辉煌的自豪。如果说历史上的帝国都以创造辉煌文明作为自己的目的,以荣誉和荣耀作为自己动力,则唯有大英帝国是个另类。如果我们再将其与罗马帝国相比,就会发现罗马帝国的建立最终以罗马人消亡为代价塑造了欧洲人;若与古代中华帝国相比,就会发现中华帝国的历代统治者都以种族身份的消亡为代价,最终打造了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因为这些大陆帝国在面对日常治理的过程中,各民族在纠缠不清的爱恨情仇中已经融合在一起,这既是由于帝国政治家对子民的政治责任,也是由于帝国政治家心系天下的博大胸怀。相比之下,大英帝国则以赤裸裸的商业利益作为自己的目标,以狭隘的盎格鲁-萨克逊种族作为自己的动力。以至于大英帝国跨越全球,但英国本身从来没有超越狭窄的英伦三岛。我们必须记住,英国与大英帝国一直是两个不同的政治实体,大英帝国仅仅是联合王国的赢利机器。大英帝国在其最辉煌的鼎盛时期,曾经一度尝试将英国与帝国合一,是所有的帝国子民都享受到英国公民的好处,但随着英国经济衰退的出现,帝国政治家最终放弃了这种合并思路。正因为如此,英国人对帝国臣民并没有真正的关爱,自然也没有道德和政治责任,除了利益就只剩下亚当·斯密所说的同情和怜悯。也许由于此,大英帝国在精心撤退的过程中,故意制造出一系列人类历史上最悲惨的自相残杀,印巴分治、巴勒斯坦问题、土耳其问题、中东领土纠纷、南非种族问题、新马问题、香港问题以及中印边境问题,尽管它自己也一直面临着爱尔兰和苏格兰的分离主义的困扰。由此,我们可以说,大英帝国是人类历史上最缺乏道德感的可耻帝国。

强世功丨帝国的技艺

1984年12月,邓小平同前来出席《中英联合声明》签字仪式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会谈。

图片来源: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4/1216/c85037-26218793.html

然而,由于冷战背景,由于内地的“文革”,由于1970年代香港经济的起飞,种种历史机缘成就了香港奇迹,使大英帝国的可耻没落最终上演了“共荣撤退”的一幕。假如没有内地的“文革”,假如没有香港经济起飞,或者这些历史机缘没有凑合在一起,大英帝国将如何收场?阅读香港这十多年的历史,我每每觉得,命运对英国人格外眷顾,这或许是上天给英国人的政治德性的最后嘉奖。根深蒂固的主人意识、清醒冷静的政治判断、深藏不露的政治谋划、审慎周全的利益盘算和坚韧不拔的耐心与毅力,这些政治德性既将一个帝国推上历史舞台,也成就了帝国最后的光荣谢幕。在人类历史上,也许再也没有哪一个民族像英国人那样,将政治德性彻底建立在赤裸裸的商业操作上,完全实现了政治的理性化和伦理的理性化。看来亚当·斯密和洛克的自由主义才真正反映了英国人的民族性,说孟德斯鸠和托克维尔是英国式的自由主义,显然是一个误会。然而,香港奇迹究竟是大英帝国退出历史舞台的谢幕,还是另一个民族崛起的序曲,我不得而知。

注释:

[1] 柏克:《美洲三书》,缪哲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50-152页。

[2] 同上,第153页。

[3] 《联邦党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第六十七篇。

[4] 郑赤琰:《收回主权与香港前途》,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82年,第49-50页。

[5] 葛量洪:《葛量洪回忆录》,曾景安译,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84年,第138页,146页和137页。

【强世功,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教务部副部长,北京大学法治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法理学、宪法学、香港研究和法律社会学。本文选自《中国香港》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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