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之元:1848年的马克思、托克维尔和蒲鲁东

黑格尔曾认为“官僚阶级”是“普遍阶级”,而马克思则认为“无产阶级”才是“普遍阶级”。但马克思也曾指出,社会主义革命“不仅要消灭资产阶级,而且要消灭无产阶级”。

 

一、1848年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

1848年是世界历史的关键转折点。这年2月22日,巴黎民众争取普选权的“宴会运动”(Campagne des banquets)和国民自卫队发生冲突,导致“七月王朝”垮台,法国首相兼著名自由主义历史学家基佐(François Guizot)下台,国王路易—菲利普(Louis-PhilippeI)化妆逃亡英国,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临时政府宣告成立。同年3月,奥地利首相梅特涅(Klemens von Metternich)这位欧洲1815年后保守秩序的总设计师被迫辞职,也化妆逃亡英国,象征着德国、意大利、匈牙利、波兰等地的民族民主运动冲破了“维也纳势力均衡体系”的牢笼,革命浪潮席卷全欧洲大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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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1848 Revolutions and European Political Thought” 封面

1848年欧洲革命对遥远的美国和中国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很多“48年人”在革命转入低潮后移民美国,后来成为南北战争中林肯(AbrahamLincoln)军队的重要力量,其中包括马克思的两位战友,一位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经常引用的“马克思给魏德迈的一封信”中的魏德迈(Joseph Weydemeyer),另一位是后来最力推改善华工待遇的美国参议员舒尔茨(Carl C. Schurz)。当然,对中国最大的影响无疑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年2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七十三年后导致了“中国共产党”在“东方的巴黎”——上海成立。因此,深入和反复地研究1848年欧洲革命,仍然对我们具有现实意义。

一个有趣的新视角是,比较蒲鲁东(Pierre-JosephProudhon)、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和马克思这三位1848年革命亲身参与人的回忆与分析。早在1843年,马克思为了寻求和法国社会主义者蒲鲁东等人建立联系,第一次来到巴黎。马克思在其编辑出版的《德法年鉴》中发表了〈论犹太人问题〉一文,其中的关键论证正面引述了托克维尔1835年发表的《美国的民主》(De la démocratie enAmérique)中关于宗教和国家关系的观点{2}。虽然没有证据表明托克维尔看过马克思的作品,但他们两人在1848年革命中也有交集。《共产党宣言》是1848年2月在伦敦发表的,目的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争取新成员。而法国“二月革命”成功建立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后,马克思1843年第一次去巴黎时结识的朋友弗洛孔(Ferdinand Flocon)担任了临时政府领导成员,他先是邀请马克思从布鲁塞尔回到巴黎,接着又资助马克思、恩格斯等人回到德国科隆办《新莱茵报》,开展德国的民主革命;托克维尔则担任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国会议员(1848)和外交部长(1849),因此也和弗洛孔有来往{3}。托克维尔的《回忆录:1848年法国革命》(Souvenirs de Alexis de Tocqueville){4}中生动记录了他参与1848到1849年底诸政治事件的全过程,如果和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5}对照比较阅读,则会饶有兴味。我们既可以看到他们的相通之处,如托克维尔也承认“新革命的社会主义特征”;也可以看到他们多处相反的立场,如托克维尔作为外交部长支持总统路易.波拿巴(Louis N. Bonaparte,他后来在1851年政变后成为拿破仑三世[Napoléon III])出兵镇压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领导的罗马共和革命;而路易.波拿巴也正是对中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并占领越南的人,虽然他对巴黎的大规模城市改造塑成了今日巴黎的形象{6}。总的来说,马克思不仅在“实质民主”上,而且在“形式民主”上都比托克维尔更加坚定。大家可以从1895年恩格斯为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所写的导言{7}中得出自己的判断。托克维尔本人在回忆1848年革命时也坦承自己对路易.波拿巴做出的妥协。

二、托克维尔回忆法国1848年革命

1848年2月22日法国革命的导火索是“宴会运动”。之所以叫“宴会”,是因为政治集会被当局禁止,民众只能通过付钱参加“私人宴会”的形式迂回地表达政治诉求。当“宴会”被政府临时强令取消时,巴黎民众开始在街头筑起堡垒。托克维尔2月24日在街上观察到:“这些破坏活动是人们分头单独进行的,一些人悄悄地干,一丝不苟而且手脚飞快,用这种办法准备筑街垒的材料,另一些人将负责建造街垒。在我眼中,没有比这更像一间作业中的工场了。实际上对这些人中的大部分人来说,它就跟工场差不多。”{8}他认为,“二月革命”具有明显的社会主义性质:“正是社会主义理论点燃了真实的激情,刺激了嫉妒心理,最后激发了阶级之间的战争……社会主义将永远是二月革命的基本特点和最可怕的回忆。”{9}

崔之元:1848年的马克思、托克维尔和蒲鲁东

崔之元:1848年的马克思、托克维尔和蒲鲁东

托克维尔1848回忆录(上)

托克维尔传(下)

但托克维尔在家乡诺曼底竞选议员时敏锐地注意到,外省的农民和巴黎的工人是有非常不同的政治态度的。在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之后,自耕农获得了较平均的土地所有权,“他们的敌人已不再是贵族,而是债主……应该许诺废除的不是所有权而是债权”{10}。这里,托克维尔其实已经指出了作为“小资产阶级”的自耕农和城市工人阶级对“所有权”的不同态度。但他对于工人阶级之所以产生废除所有权的想法也充分理解{11}:

【“平民起初希望通过改变一切政治机构来改变自己的现状,然而每次变革之后,他们发现自己的命运并没有得到改善,或者只是改善得极其缓慢,无法满足他们急切的渴望。有朝一日,他们终究会发现迫使他们处于这种社会地位的,并不是政府的构成,而是构成社会本身的持久不变的法则;于是他们理所当然会去寻思自己是否没有能力或者权力去改变这些法则,正如他们也曾改变过其他东西一样。尤其讲到所有权——作为当今社会秩序的基础——由于曾经庇护,可以说,曾经隐瞒了所有权特征的一切特权都已被废除了,但所有权却依然是人们平等的主要障碍,而且似乎还是这一障碍唯一的特征,这回人们不经意要废除它,或至少在那些享受不了它的人们心中出现了废除它的想法,我不敢肯定,但这难道不是必然的吗?”

可见,托克维尔从亲身经历中洞见了争取普选权的“宴会运动”已近乎发展成挑战所有权的“社会主义”运动。

三、1848年与托克维尔同为议员的蒲鲁东

托克维尔从对平等的诉求来理解对于所有权的挑战,自然使人联想起在1848年革命中同为议员的蒲鲁东。在1840年出版的《甚么是所有权》(Qu’est-ce que lapropriété?)一书中,蒲鲁东有这样一段著名的话:“以所有权名义提出的每一个主张,不管它是甚么,总是并且必然指向平等,那就是说,指向所有权的否定。”{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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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著名画家,巴黎公社的参加者Gustave Courbet所画

根据哈特(Herbert L. A. Hart)对“特殊权利”和“一般权利”的区别,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沃尔德伦(Jeremy Waldron)做出了“所有权作为一般权利”和“所有权作为特殊权利”的区分。正如他书中“蒲鲁东策略”一章所指出的,蒲鲁东反对“作为一般权利的所有权”的论证策略即是:人人拥有平等的所有权,必然要求所有权经常随人口等条件而变化,从而使所有权失去其唯一和绝对排他的属性{13}。蒲鲁东的原话是{14}:

【“从生存的实际看来,每一个人都有占有的权利。为了生活,他必须具有用于耕作的、据此进行劳动的生产数据。另一方面,因为占有者的数量是随着出生和死亡情况而不断变化的,它遵循以下规律:每个劳动者可能要求的生产数据的数量随着占有者的数量而变化。因此,占有始终是从属于人口的。最后,因为占有物从未保持固定,占有物从来就不可能变成所有权产……所有的人都有平等占有的权利。占有的数量并不依据个人的意志,而是依据空间和人口数量的变化情况而定,故所有权不可能存在”。

有趣的是,蒲鲁东这个随人口变动而调整“占有权”的论述,很好地说明了中国农村1980年以来土地承包制实践中对承包面积的定期调整。

四、马克思和蒲鲁东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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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斯1844年在《神圣家族》中高度赞扬蒲鲁东的《甚么是所有权》一书,认为此书“对于经济学的重要性堪比西耶斯(Emmanuel J. Sieyès)《第三等级是甚么?》(Qu’est-ce que le tiers-état?)对于政治学的重要性”{15}。蒲鲁东的英文传记作者伍德科克(George Woodcock)指出,马克思从“青年黑格尔派”(Young Hegelians)的哲学思辨中解放出来、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关键环节是由阅读蒲鲁东的《甚么是所有权》开始{16}。日本当代思想家柄谷行人甚至说,“马克思归根结底属于蒲鲁东派”{17},因为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将是“自由人联合体”的说法和蒲鲁东高度一致。

那么,当蒲鲁东1846年出版《贫困的哲学》(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之后,马克思为何马上在1847年用法文写了《哲学的贫困》(Misère de laphilosophie)来加以批判其“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观点呢?这既有偶然的个人因素,也有深层的理论分歧。偶然的个人因素是,另一位来自德国的青年黑格尔派学者格律恩(Karl T. F. Grün)正在翻译蒲鲁东著作,马克思认为格律恩在黑格尔(Georg W. F. Hegel)哲学上误导了蒲鲁东,而蒲鲁东在拒绝马克思来信中的合作建议时提到了格律恩,这无疑加深了两人之间的裂痕{18}。至于深层的理论分歧是马克思和蒲鲁东对技术和分工的不同看法。

五、蒲鲁东与雅卡尔织布机

马克思后来在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中又提到《哲学的贫困》中对蒲鲁东的机器和分工理论的批判。但实际上,马克思过多强调了英国珍妮纺纱机对降低工人技能要求的作用,殊不知他所引证的苏格兰化学家尤尔(Andrew Ure)关于珍妮纺纱机的说明是不确切的,尤尔本人受到厂商对珍妮纺纱机的商业化广告的误导{19}。这导致马克思在与蒲鲁东的辩论中,夸大了英国工业革命的普遍性,未能看到在农业人口众多的法国,蒲鲁东所倡导的雅卡尔织布机——现代计算器的先驱——的巨大潜力,即另有一条不同于英国工业革命的、减低城乡冲突的技术进步的可能道路。马克思之所以没有注意到蒲鲁东所熟悉的法国雅卡尔织布机,是有着深刻的理论原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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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quard's Web封面(by James Essinger)

正如政治学者埃尔斯特(Jon Elster)指出,马克思认为“在给定时期内只有唯一一种有效率的技术”{20}。马克思常常强调技术被引入生产过程时的社会政治因素:资本家引入机器以便使用非熟练的童工和延长相对剩余劳动时间,但他完全忽视了影响机器设计本身的社会政治因素。他认为机器设计只是现代自然科学应用,而未能了解现代科学并不给出唯一有效率的机器设计。例如,雅卡尔织布机以打孔的卡片来控制编织式样,可以透过灵活更换卡片来适应多变的市场需求;而珍妮机是多锭纺纱机,它通过增加纱锭的数量来提高纺纱的功效,可以实现生产单一样式的产品的规模经济。因此,很难离开市场需求和社会政治因素,抽象地判定这两种机器设计何者“更有效率”;也不是所有技术进步都会减低对工人的技能要求。雅卡尔织布机实际上被当代计算器专家视为“人机互动”的先驱{21},IBM打孔卡的发明者霍列瑞斯(Herman Hollerith)也直接受到雅卡尔织布机的启发{22}。

六、谁是普遍阶级

黑格尔曾认为“官僚阶级”是“普遍阶级”,而马克思则认为“无产阶级”才是“普遍阶级”。但马克思也曾指出,社会主义革命“不仅要消灭资产阶级,而且要消灭无产阶级”。中共的理论和当前实践都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的普遍化,而是“小资产阶级”的普遍化。2007年中共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首次提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进一步提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以及“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2014年提出的“四个全面”纲领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小康”即可被理解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因此,即便马克思当时对于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批判有一定道理,现在我们仍然可以从蒲鲁东思想的相关研究中获取对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启发{23}。

七、1848年“二月革命”到“六月革命”

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以后成立了十一人临时政府,其中包括一名工人阿尔伯(Albert,至今不知道他的全名)和社会主义者勃朗(Louis Blanc)。2月28日,临时政府在工人要求下,成立了以勃朗为首的卢森堡委员会,创立了国民工场(national workshops)以保证就业。3月5日,临时政府决定通过全国普选成立制宪议会。5月4日,制宪议会开幕;18日,产生了十八人组成的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托克维尔是成员之一。制宪议会的辩论主要在温和共和主义者和激进共和主义者之间展开。前者的代表之一是托克维尔,后者的代表之一是女扮男装的著名作家桑(George Sand,波兰作曲家肖邦[Frédérick Chopin]的情人)。温和共和主义者的主要诉求是“普选权”,但激进共和主义者进一步要求“结社权”。这里的“结社”(association),不仅是政治性的,更主要是劳动者的经济合作组织{24}。6月4日,蒲鲁东和雨果(Victor Hugo)、路易.波拿巴一起被补选进入制宪议会。23日,为了抗议制宪议会关闭国民工场的企图,巴黎工人发动修建街头堡垒,三天后巴黎工人的起义被在法国占领阿尔及尔战争中成名的将军卡芬雅克(Louis-Eugène Cavaignac)率兵镇压。12月,法兰西第二共和国首次普选总统,拿破仑一世的侄子路易.波拿巴以74.3%的得票率当选总统。1851年,路易.波拿巴因为修宪失败而发动政变,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改为法兰西第二帝国,激发马克思写作了著名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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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之元:1848年的马克思、托克维尔和蒲鲁东

桑(上)

肖邦(下)

八、蒲鲁东1848年的“替代货币”实践

蒲鲁东虽然在1848年6月4日被补选入制宪议会,但他一直强调“结社权”(广义的经济民主与合作权利)比“普选权”更为重要。在同年12月的总统选举中,蒲鲁东办的报纸支持的是激进共和主义候选人拉斯拜尔(François-VincentRaspail,今天的巴黎有以他命名的大街),但拉斯拜尔已于5月被捕入狱,实际上没有当选的可能性,蒲鲁东支持他完全是一种“抗议投票”{25}。在整个1848年,蒲鲁东主要致力提倡建立一种发行“替代货币”的“人民银行”,但因为他的报纸批评路易.波拿巴,1849年3月蒲鲁东被判入狱三年,在监狱期间经历了路易.波拿巴1851年的政变{26}。

九、凯恩斯、格塞尔和蒲鲁东的思想脉络

虽然由于入狱和路易.波拿巴的政变,蒲鲁东的金融民主化改革方案没能继续下去,但在半个世纪以后的1919年“慕尼黑社会主义共和国”(只存在六个月)里,蒲鲁东的思想又得到了发展。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中,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 M. Keynes)有一个令人惊异的论断:“未来向格塞尔学习的将比向马克思学习的更多。”{27}格塞尔(Silvio Gesell, 1862-1930)是一个德国商人,1919年在慕尼黑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兰道尔(Gustav Landauer)政府中任财政部长。格塞尔认为自己是蒲鲁东的追随者,在他看来,蒲鲁东最重要的洞见是认为货币比劳动力和商品更具竞争优势。蒲鲁东试图把商品和劳动力提到货币的水平,但他失败了。由于改变商品的属性是不可能的,因此格塞尔主张改变货币的属性:“商品由于库存的必要而受损失,我们必须让货币承担同样的损失。这样,货币就不再优越于商品和劳动力;这就使得任何人不管他拥有或储存甚么,货币或商品,都没有甚么差别。于是,货币和商品成了完全的等价物,蒲鲁东的问题迎刃而解,阻碍人性发展出它的全部力量的束缚消失了。”{28}

具体地说,格塞尔提倡了一种“邮章货币”(Stamp Money),即定期盖邮章才有效的货币。他的观点是,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应该被看作是一种社会服务,因此必须对它征收少量的使用费。在格塞尔时代,盖邮章是征收这类费用的方法。现在,计算器在支付上的广泛使用使得这种程序变得更容易执行。有趣的是,2014年6月至今,欧洲中央银行一直推行“名义负利率”政策,这其实是“邮章货币”的现代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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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论格赛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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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lvio Gesell (1862-1930)

十、“有限责任公司”的社会主义起源

受到法国革命的影响,英国自由主义者穆勒(John S. Mill)1848年再版其《政治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Political Economy)时特别加入“劳动阶级的未来”一章。出于对同时代的工人合作社发展的关心,穆勒开始研究有限责任问题。他首先分析了合伙企业中所谓的“两合”形式(commandite partnership)。在英国,这种特殊的合伙企业形式有众多的支持者,其中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是最为引人注目的。根据这种组织形式,积极的合伙人坚持把责任和其职责联系起来,承担无限的责任;而“昏昏欲睡的”合伙者则承担有限的责任,因为他们不对企业的经营负责。穆勒支持这种合伙企业形式,因为它可以允许工人组成协会“来从事他们所熟悉的商业活动”,也同样允许“富人贷款给穷人”,而富人在此是“昏昏欲睡地”承担有限责任的合伙者。穆勒指出{29}:

【“没有人能逻辑一致地谴责这些合伙关系,因为这就如同说没有人可以凭借钱从事商业活动。换句话说,在商业和工业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否定劳动者的合伙制,就是主张商业利润应该整个地被那些有时间积累的,或者有好运气继承资产的人所垄断,很明显是荒谬可笑的。

1850年,穆勒在英国国会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储蓄投资特别委员会上作证。他建议为股东建立一种承担一般有限责任的公司制度,以支持穷人的事业。因为在无限责任制下,穷人不像富人那样财大气粗,不敢把他们的储蓄投资于生产者或消费者合作社,因为担心一旦失败会有倾家荡产的风险。在穆勒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努力下,1855年英国国会通过了《有限责任法》(Limited LiabilityAct 1855)。

M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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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责任公司的系谱几乎为当代经济学家所遗忘。重申经济史上被遗忘的这一章,意义在于强调“现代企业制度”并不必然是资本主义的。如果股东仅仅具有“有限的责任”,这意味着他们作为“私人业主”并不承担原来期望要他们承担的全部风险,因此他们并不能享有公司全部的利润。换言之,股东并不是唯一的风险承受者,职工的仅与公司挂的人力资本也在经受风险。此外,股东可以通过让不同的公司分享其有价证券来使他们的股权变得多样化,但是一个工人却不能同时在几家公司工作。据此可以说,职工的人力资本由于缺乏多样化,将承担更大的风险。这就为职工参与企业的民主管理提供了有力论证。穆勒和托克维尔有多年的通信关系,但他对有限责任公司的经济民主论证却是更接近蒲鲁东的{30}。

十一、今日中国“第三次思想解放”的必要

2018年5月5日是马克思诞辰二百周年。本文部分模仿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十一点评论的风格,希望引发读者对1848年欧洲革命中各种社会主义方案的理解,迎接中国的“第三次思想解放”{31}。

注释:

1 对欧洲1848年革命过程的深入浅出的研究著作,参见Roger Price, The Revolutions of 1848 (London: Macmillan Education, 1988)。对作为1848年革命导火索的“宴会运动”的分析,参见Peter Amann, “Prelude to Insurrection: The Banquet of the People”,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1, no. 4 (1960): 436-44。关于1848年革命对欧洲和世界的思想意义的最新研究,参见Douglas Moggach and Gareth S. Jones, eds., The 1848 Revolutions and European Political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2 马克思(Karl Marx):〈论犹太人问题〉,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页425。

3 弗洛孔同时和马克思与托克维尔有交集的论述,参见Mary Gabriel, Love and Capital: Karl and Jenny Marx and the Birth of a Revolution (Boston, MA: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2011)。

4 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着,周炽湛、曾晓阳译:《回忆录:1848年法国革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5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收入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版,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页393-499。

6 对1848年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到1851年路易.波拿巴政变最出色的论述,参见Maurice Agulhon, The Republican Experiment, 1848-1852, trans. Janet Lloy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7 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页591-612。

8、9、10、11 托克维尔:《回忆录:1848年法国革命》,页74;108-109;130;109。

12、14 Pierre-Joseph Proudhon, What is Property? 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 of Right and of Government, trans. Benjamin Tucker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70), 66; 82-83.

13 Jeremy Waldron, The Right to Private Proper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chap. 9.

15 转引自K. Steven Vincent, Pierre-Joseph Proudhon and the Rise of French Republican Soci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92。

16 George Woodcock, Pierre-Joseph Proudhon: His Life and Work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56).

17 柄谷行人着,赵京华译:《世界史的构造》(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页225。

18、26 K. Steven Vincent, Pierre-Joseph Proudhon and the Rise of French Republican Socialism, 93; 189.

19 William Lazonick, “Industrial Relation and Technical Change: The Case of Self-acting Mule”,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3, no. 3 (1979): 231-62.

20 Jon Elster, Explaining Technical Change: A Case Study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163.

21 Ylva Fernaeus, Martin Jonsson, and Jakob Tholander, “Revisiting the Jacquard Loom: Threads of History and Current Patterns in HCI”, in Proceedings of the SIGCHI Conference on Human Factors in Computing Systems (Austin, TX, 5-10 May 2012), 1593-602.

22 James Essinger, Jacquard’s Web: How a Hand-loom Led to the Birth of Information A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159-60. 关于蒲鲁东是“后福特主义”的先驱的最早论述,参见Michael J. Piore and Charles F. Sabel, 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4), 29。

23 详见Cui Zhiyuan, “‘Xiaokang Socialism’: A Petty-Bourgeois Manifesto”, The Chinese Economy 36, no. 3 (2003): 50-70。关于蒲鲁东产权思想在第一国际中的影响的最近研究,参见Edward Castleton, “The Origins of Collectivism: Pierre-Joseph Proudhon’s Contested Legacy and the Debate about Property in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 and the League of Peace and Freedom”, Global Intellectual History 2, no. 2 (2017): 169-95。

24 Samuel Hayat, “The Revolution of 1848 in the History of French Republicanism”,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36, no. 2 (2015): 331-53. 托克维尔回忆说,当别人问桑是否读过托克维尔1835年出版的《美国的民主》一书时,她回答“我只读作者送给我的书”。对1848年2月到6月间重大事件的每天进展的深入研究,参见Maurice Agulhon, The Republican Experiment, 1848-1852。

25 Samuel Hayat, “Running in Protest: The Impossible Candidacy of François-Vincent Raspail, December 1848”, trans. Sarah-Louise Raillard, Revue française de science politique (English Edition) 64, no. 5 (2014): 1-35.

27 John M. Keynes,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New York: Harcourt, 1936), 234.

28 Silvio Gesell, The Natural Economic Order, trans. Philip Pye, www.community-exchange.org/docs/Gesell/en/neo/preface.htm, 9. 关于凯恩斯、格塞尔和蒲鲁东的思想联系,详见Dudley Dillard, “Keynes and Proudhon”,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 no. 1 (1942): 63-76。中译文参见“实验主义治理”微信公众号。

29 John S. Mill, “The Law of Partnership”, in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Stuart Mill, vol. 5, ed. John M. Robson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7), 462.

30 哈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认为,穆勒和托克维尔通信的中断,是更具社会主义思想的穆勒的妻子泰勒(Harriet Taylor)造成的。参见Helmut O. Pappe, “Mill and Tocqueville”, Journal of History of Ideas 25, no. 2 (1964): 217-34。

31 笔者二十多年前曾在本刊呼吁“第二次思想解放”(参见崔之元:〈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4年8月号,页5-16),现在是进行“第三次思想解放”的时候了。

【察网www.cwzg.cn摘自二十一世纪》双月刊(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2018年6月号(总第16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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