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美国保守主义的谱系与危机

当下的美国正经历一场政治、经济、文化和观念的深刻变革。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国家主义正在与世界主义、精英主义和全球主义角力竞争。这既是美国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外部路线之争,也是美国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内部观念之争。对当代美国保守主义者来说,这是一场争夺美国保守主义核心原则和内在灵魂的思想内战。至于特朗普主义能走多远,美国未来政治何去何从,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当代美国保守主义的谱系与危机

整个20世纪,有关美国保守主义(Conservatism)必然衰落的预言此起彼伏,从未间断。纵观美国保守主义的百年波折,现在再断言它的气数已尽,不仅为时尚早,而且罔顾事实。忽视保守主义对美国政治的形塑与引领,不仅看不透美国政治的当下,更看不清美国政治的未来。当代美国的保守主义,现在不是、过去也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基于特定精神和理念的松散联盟。这一联盟在不同时期,被赋予不同使命,被注入不同内容,集结着各色人群,呈现着迥异的面孔。爬梳战后保守主义阵营的形成与发展,厘清20世纪80年代保守主义的思想与谱系,探析90年代保守主义的困境与危机,考量特朗普主义(Trumpism)与美国保守主义的前景和未来,对于理解当代美国政治文化的个性特质,反思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相关议题具有重要意义。

一、二战后美国保守主义阵营的初步形成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是美国保守主义当代发展的重要节点。二战前,立场清晰、系统阐释的保守主义思想尚未形成,彼此呼应、阵线明确的保守主义阵营也未出现,以新自由主义(NewLiberalism)和社会民主主义为代表的左派阵营牢牢占据着20世纪前叶的思想舞台。然而,二战结束后不久,以下三股力量相继向左派发起挑战:一是古典自由主义(ClassicalLiberalism)者。

面对“后罗斯福新政”日益扩张的国家干预,光环渐盛的“大政府”,从路德维希·H.米塞斯(LudwigH.Mises)、弗里德里希·A.哈耶克(FriedrichA.Hayek)、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到芝加哥经济学派,他们为自由市场、社会自治提供了一波又一波精彩的辩护。借助一大批像《通往奴役之路》、《致命的自负》一样脍炙人口的著作,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和理念得到系统而清晰的阐发。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的低税率、轻管制、重私营经济等政策就是这一思想传统的直接结果。后来,这一政策取向也成为共和党的重要政治议程。

二是传统主义(Traditionalism)者。面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极权主义、纳粹主义和草根社会的强势发展,从理查德·维沃(RichardWeaver)、彼得·维尔瑞克(PeterViereck)、罗伯特·尼斯比特(RobertNisbet)再到罗素·柯克(RussellKirk),号召人们回归传统的宗教和伦理。在他们看来,道德多元主义正在蚀空西方文明的内核,败坏和邪恶的意识形态正在潜滋蔓长,西方人的精神家园面临重重危机。与古典自由主义者相比,他们注重“形式的心理属性”,呼吁复兴宗教正统性、古典自然法传统和社群主义文化,更倾向于欧洲思想导向,更侧重历史意识观念,更愿意挖掘埃德蒙·柏克(EdmundBurke)、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deTocqueville)和托·斯·艾略特(T.S.Eliot)等思想家的智慧。维沃在《思想的后果》中向世人展示了与当代自由主义原则格格不入却依然健康、成熟、有德行的社会,表达了传统主义者构建异于自由主义、全新的生活方式的壮志雄心。柯克《保守主义的心灵》的问世,更标志着学养深厚的学者们开始向左派一统天下的霸权格局发起全面反攻。这部力作使保守主义者声名大振,也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保守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是从传统主义中成长起来的”这一重要论断。

三是激进主义(Radicalism)者。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30年代的部分前激进派人士与来自东欧、中欧的流亡学者合流,大肆煽动激进的、好战的极端情绪。其中的标志性人物是惠特克·钱伯斯(WhittakerChambers)。这股思潮向战后美国保守主义者传输了一个坚定的信念:冷战时代,美国和西方正在与共产主义进行一场你死我活的殊死搏斗。

这三股势力虽然来自不同阵营、怀抱不同主张、构成人员迥异,但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20世纪以来的新自由主义充满了敌意。古典自由主义者们笃持传统自由主义的信条,倡导个人自由,注重社会自治,崇尚自由市场,坚守消极国家观念,主张“小政府”和“弱政府”,反对任何形式的权力扩张,拒绝过度的国家干预。他们自称“保守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相信新自由主义“根本无法面对和研究现代的重大政治问题”,因此,视新自由主义为自由主义传统的背叛者。对传统主义者而言,他们最为珍视的健康的社会秩序和传统的宗教氛围,正在被新自由主义传播的个人权利、个性自由和多元文化悄然解构,慢慢吞噬,造成精神真空,极权主义趁虚而入,由此酿就了20世纪的战争之祸。而在激进主义者看来,新自由主义太过软弱,根本就不是左派的对手,必须诉诸暴力与激进手段才有效果。詹姆斯·伯纳姆(JamesBurnham)更是尖锐地指出,自由主义本质上只是一种调和左右阵营的手段,最终将摧毁西方世界。

面对共同的敌人,三大力量各居一隅,貌合神离,成员与阵营也相对稳定、界线清晰,因此一直保持着各自为战、三足鼎立的状态。直至20世纪50年代末,事情发生了变化。小威廉·法兰克·巴克利(WilliamFrankBuckleyJr.),一位才华横溢、能力超群的媒体人、评论家兼公共知识分子,开始崭露头角。他既是自由市场倡导者,也是虔诚的基督徒,更是坚定的反共主义者,很快就将古典自由主义者、传统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三股势力集结在他于1955年创办的《国家评论》(NationalReview)周围。至此,二战后美国保守主义联盟正式宣告形成。

然而,这一联盟却是松散而脆弱的。古典自由主义者和传统主义者的温和立场,早被激进主义者认定为是无能或无效手段;激进主义者的极端立场和暴力手段,又为古典自由主义者和传统主义者所不齿。而在古典自由主义者和传统主义者之间,更隐藏着与日俱增又不可调和的巨大张力:前者追求一种消极自由,认为个人自由至高无上,个人自由的实现以摆脱外在约束为前提,由于外在约束更多且主要源自政府,因此他们主张消极国家观,政府越小越好,越弱越好;后者追求一种积极自由,认为共同体自由是基本善,共同体自由的实现依赖于个人的德性修养,由于德性修养不是自发形成的,需要政府、学校、教会等外在机构的强化,因此他们主张积极国家观,政府越大越好,越强越好。另外,古典自由主义者批评主流的自由主义者对个人限制过多,而“传统主义者则批评主流的自由主义者给予个人太多的选择权”。进一步说,传统主义者或多或少同意古典自由主义者对市场秩序必然拒绝国家干预的看法,但绝对不能接受古典自由主义者提倡的不加规制的道德秩序和生活方式。

这意味着,在何为保守主义基本目标和核心原则这一根本问题上,推崇自由的古典自由主义者与推崇美德的传统主义者之间潜藏着巨大分歧。这一分歧终在20世纪60年代末引发了一场保守主义阵营内部的大论争,即自由与美德之争。为了平息这场内斗,保守派代表人物弗兰克·梅耶(FrankMeyer)走折中路线,提出了“联合主义”(Fusionism),努力调和古典自由主义者和传统主义者之间的价值对立。在他看来,政府的首要目标自然是追求和维护个人自由,而个人发展的最高目标则是在免于政府约束的情形下,追求一种有德行的生活。梅耶一再重申,调和主义的真实目的不是要说服某个阵营,而是想告诫所有珍惜自由和美德的知识分子,要拒绝理想主义的空想和乌托邦主义的不切实际,要睁眼看时代,走务实中庸路线,要意识到所有的理论努力是在为相同的目标服务:建设并保卫一个开放的社会,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也可以追求有德性的生活。这一务实精神与现实立场尽管无法说服上述两大阵营成员,却出乎意料地得到了第三股力量的强力支持。激进主义者们一直反对精英们的梦想和空谈,在他们看来,危险的外敌才是自由与美德、自由与信仰的终极威胁。而这一信条,对于初生的保守主义运动至关重要。

二、新保守主义的出现与美国保守主义的当代危机

虽然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一直相信他们是20世纪保守情怀的坚持者和传承者,但不得不说,对于稳稳占据着主流位势的自由主义传统来说,这些非主流甚至略显边缘的立场和主张,并未构成实质的冲击与威胁。然而,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格局再度发生戏剧性变化。

面对60年代的文化剧变和新左派(NewLeft)的强势崛起,大批温和的自由主义者、幻想破灭的社会主义者和务实的社会民主派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再完备的理性分析,再美好的愿望意图,都不足以确保良好的政府政策,新自由主义近十年的政治努力和改革方案更是灾难性的,“极端自由主义如今已陷入危机”。于是,他们纷纷转向保守立场。这支来自保守阵营之外却又认同保守价值的新生力量形成了二战后美国保守主义联盟的第四个方阵,人们将其称为“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按欧文·克里斯托(IrvingKristol)的说法,新保守主义者,就是认清现实的自由派。这些新保守主义者同以往的古典自由主义者、传统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大不相同:他们大多原来就属于自由主义阵营,早就拥有或大或小的声望,他们公开脱离左派阵营,高调反对自由路线,实实在在地挑战和冲击了现代自由主义一统天下、文化霸权的垄断格局。可以说,新保守主义成功地将自己构建成“自由主义启蒙思想的一种全面的反潮流”,并成功地“将某些保守主义美国最深厚的激情转化成了外交政策理论”,在为美国保守主义赢得巨大声誉的同时,也摧毁了自由主义长期以来不证自明、无可撼动的合法根基和理性源泉。

与此同时,美国的草根阶层也在悄然觉醒。20世纪70年代,新教福音派(Evangelical)、部分天主教徒和犹太教徒纷纷上街抗议。他们相信,随着堕胎合法化、色情文学泛滥、致幻药物无处不见、粗俗娱乐充塞大街小巷,传统的道德准则和生活方式正在渐行渐远,美国社会正在面临一场严重的道德危机,而造成这种衰败的罪魁祸首就是现代自由主义。他们呼吁,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组织,抑或个人,都应该对此有所觉醒、有所作为。他们倡议,要让政治冷漠的信众们重回公共领域,要让基督精神重返心灵世界。起初,这场宗教抗议并不是大众运动,但逐渐引发了巨大的政治后果,非宗教背景的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开始认同这场抗议运动的理念,越来越多的人投身这场试图捍卫传统道德和生活方式的街头运动。这股势力后来被称为“宗教保守派”(Religiousconservatives)或“社会保守派”。这一派别的活动和公众的情绪最终“使宗教成为美国政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到1989年里根总统的第二届任期结束,美国保守主义业已联合了五大群体势力:古典自由主义者、传统主义者、激进主义者、新保守主义者和宗教保守派。里根一度达到了巴克利式的辉煌:成为保守主义象征性领军人物和让各大派别和谐共处、服务于相同目标的盟主。

然而,好景不长。1989年苏东剧变后,在美国保守主义联盟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紧张关系再度出现:围绕后冷战时代美国外交政策的持续性问题,新保守主义者和古典自由主义者吵得天昏地暗;围绕毒品合法化和同性恋婚姻等问题,古典自由主义者又和社会保守派争得不可开交。这些分歧与论争的出现,与如下因素密不可分:

首先,20世纪80年代保守主义运动过度繁荣,保守主义成员结构愈加庞杂。保守主义势力已经足够强大,强大到没有任何一个领袖、机构或杂志,能够担纲保守主义的守夜者,更没有像巴克利或里根式的领军人物。

其次,互联网与社交网络引发促使普通民众离心力加速的“超民主”(hyperdemocracy)现象。在一个日益扩展、扁平化的网络世界里,没有人能够成为称职的秩序守门人:不是守不住门,而是连门都没有了。

最后,90年代冷战时代意外终结。作为一个和对抗格局紧密相连的社会运动和阵线联盟,在外敌消失后,还有存在的必要吗?或者说,又该如何存续下去?反共立场曾是冷战时代保守主义联盟不可或缺的粘合剂。无可否认的是,“苏联、东欧共产主义”的终结实质削弱了联盟的必要,因此,保守主义阵营的分化与矛盾在所难免。

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为了回应日渐强势的新保守主义者,传统主义者内部就出现了一个自称“旧保守主义者”(Paleoconservatives)的派别。在其代表人物帕特里克·布坎南(PatrickJ.Buchanan)看来,这些新保守主义者尽管近年来转投保守主义阵营,但他们本质上还是现实主义者、世俗主义者和福利国家信奉者。换句话说,在旧保守主义者看来,新保守主义者根本就不是保守主义者。随着冷战的结束,旧保守主义者的立场更为大胆、更为鲜明。他们推崇民族主义,反对美国霸权,质疑全球民主和国际贸易。

起初,旧保守主义者的观点虽激进,却一直未入主流。在克林顿执政的第一个任期,“放过我们”(LeaveUsAlone)运动兴起,更多的保守主义者加入这一阵营,共同旗帜鲜明地反对高税收、克林顿医疗保健计划、控枪运动。这一变化引起了新保守主义者的强烈反弹。部分新保守主义者开始提出追求“国家强盛”(nationalgreatness)的口号。小布什甚至在未成为总统之前就主张一种“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借以批评“放过我们”运动内在张扬的反国家主义情绪。

保守主义阵营的这种混乱局面一直持续到“9·11”事件发生。全球反恐就像冷战时代的反共立场一样,成为团结大多数保守主义者的超级粘合剂。与此同时,社会保守派也向宣扬去宗教、去信仰的后现代、后基督教的精英群体发起了一起旷日持久的“文化战争”。

美国保守主义还是那个松散的政治联盟,但它今日所面临的危机却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严重:

第一,一场史无前例的、世界性规模的迁移正在加速进行。这种迁移包括商品、资金、人口、文化、服务等。例如,在美国大学读书的留学生每年以百万计,被美国政府授予永久性合法居住权的外来移民每年以百万计,而在美国本土的非法移民总数已达上千万。

第二,一股“后民族”甚至是反民族的情绪正在青年群体中潜滋蔓长。青年人更倾向于接受“去民族国家”化、世界主义的价值观念,更愿意宣扬多元文化主义、全球公民的身份认同,更喜欢凸显多种族、多民族国家框架下的文化多样性,爱国主义不断衰退,“民族精神黯然失色”。

第三,一种刻意回避甚至选择性遗忘欧美文明成就、美国国家认同的趋势正在日趋明显。

2008年“布兰德利计划”(BradleyProject)的调查报告显示,美国正面临一场身份危机,“美国的记忆正在悄悄溜走”。在一直珍视和秉持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保守派看来,没有比这一趋势更令人担忧的了。

美国保守主义面临的种种危机,直接引发了民粹主义(Populism)的大爆发。耐人寻味的是,美国的民粹主义也不是坚冰一块。具体而言,它又裂分为左翼和右翼两个阵营:左翼民粹主义坚持平民主义立场,将大财阀(BigMoney)作为批判对象,矛头直指银行家、大富翁、盘踞在华尔街的企业精英等社会高层;右翼民粹主义坚持保守主义立场,将大政府(BigGovernment)作为批判对象,针对的是自由派民主党政客、支持国家干预和福利政策的政治精英、自由建制派领袖、高校里大政府理论的崇拜者等。保守主义色彩浓郁的民粹主义在里根时代达到了巅峰。在1989年的《告别演说》中,里根慷慨陈词:“‘我们人民’告诉政府该做什么,而不是政府告诉人民该做什么;政府是汽车,而人民是驾驶员,决定它行驶的方向、路线和速度。”这一激情时刻激荡着一代又一代保守主义者的心灵。

这两个阵营的分野也是理解当下美国政治的一把关键钥匙:当强横的银行家和工业巨头们试图掌握国家命运时,左翼民粹主义就会迎头阻击;当市场经济和外交战略被无所不能的积极国家操控时,右翼民粹主义就会活力四射。

进入21世纪,一场“里根式”的民粹主义运动强势复活,它的代言人就是茶党(Teaparty)。他们提出的口号是“不要爬到我的头上来!”。虽然不是所有保守主义者都赞同这个口号,但不容置疑的是,2008年全球经济大衰退后,美国政府政策越界现象越来越严重。几乎所有的保守派都相信,政府不再是“民有”、“民治”,而仅仅是“民享”的;更多时候,政府直接通过法令自上而下统治。例如,2010年《平价医疗法案》(也称“奥巴马医疗法案”)刚刚出台时,多达59%的美国人反对,只有39%的人支持。在国会投票环节,几乎是民主党全员支持、共和党全员反对,但最终还是通过了。这种情形在过去的100年里从未出现过。没有哪项立法或政策能以这种方式出台,不论是无意冒犯,还是有意为之,这一法案的通过确实藐视了大多数美国人的意见。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奥巴马上台会引发保守派如此强烈的愤怒和骚乱。

在茶党民粹主义者看来,他们面临的政治环境越来越复杂而艰苦:不仅要反对左派的外部威胁,还要防备共和党的内部威胁。共和党理应服务于保守主义运动,但尽管共和党在2010年、2014年国会大选中取得压倒性胜利,茶党民粹主义者并不相信那些共和党人,甚至怀疑一些议员已经和民主党站在同一条战线。尤其在非法移民、少数族群等问题的处理上,一些共和党人的表现让他们无比失望。越来越多的茶党右派认为,美国的建制派精英已经不再听从选民的意志。

二战后的美国保守主义,最初只不过是一次政治精英的思想运动,缺乏厚实的群众基础。到了80年代,保守主义终于演变成一场没有精英扶持的群体运动。里根时代群雄荟萃的图景渐成绝版;知识分子、社会活动家和民选官员同聚一堂的场面恐难再见。

三、特朗普主义与美国保守主义的未来

特朗普当选,翻开了当代美国保守主义新的一页。无论从价值诉求、思想主张,抑或政策取向来看,新一波保守主义运动已经蓄势待发。为了应对时代难题,在吸取以往保守主义政策教训和经验的基础上,特朗普将矛头同时对准了左派精英和右派精英,并刻意与冷战时代的传统保守主义和20世纪80年代的里根式保守主义保持着距离,同时,又与共和党建制派和巴克利风格的保守主义建制派划清了界限。显然,已经无法用传统的意识形态来划分特朗普主义的派性和阵营。从这个角度来讲,特朗普主义是一个思想杂糅、兼具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游离在左翼和右翼立场之间的保守主义派别。

特朗普当选总统,首先有力地证明了一个事实:当代美国保守主义具有强于自由主义的动员、组织和建构能力。20世纪70年代前,美国政治动员依靠复杂的地方网络。随着电视、互联网的普及,信息技术的发达,媒体的发展,政治动员逐渐由劳动密集转向资本密集。拥有更多企业捐款和基金会资助的共和党和保守主义社团优势愈加明显。与此同时,保守主义阵营率先启动了一种新的重要的组织形式———智库,通过貌似客观、中立的渠道为保守主义经济理念背书,适时开辟了新的话语平台。当前美国影响最大的几个智库都具有明显的保守主义倾向。此外,共和党与社会运动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重大转向。越来越多的貌似草根的运动或者草根组织,实质上都由共和党输送资源和操纵议题。这些策略的实施,无非是为了使保守主义在动员渠道上更多元有效,而且看起来更具社会基础。

特朗普当选遭遇了来自保守主义阵营的普遍敌意。如果换作其他任何一位共和党候选人当选,且这位候选人能够做到:上台伊始便提名一位保守派大法官;组建当代美国史上最保守的内阁;着手替代奥巴马医保;轰炸俄国的盟友阿萨德政权;废止环保署足以扼杀经济的管制条例;当着50位穆斯林国家领导人的面将伊朗列为“邪恶”政权;在访问“哭墙”之际,戴着犹太人的“圆顶小帽”;高调宣布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通过减税法案,大幅降低企业税率。哪怕只是做到其中一条,保守主义者们一定欢呼雀跃,欣喜若狂。然而,特朗普没有获得掌声和欢呼声。保守主义者们不相信美国正处于一场没有硝烟的内战之中,不相信美国的安全正岌岌可危。他们不赞同左派立场,但也没有将“左右之争”视为维系美国生死存亡的关键。他们意识不到,如果民主党候选人当选,结果可能就是:掌握联邦法院,提名并控制数百位联邦法官;推进欧式社会主义,彻底消灭美式有限政府理念;滥用政府权力,压制保守派言论;继续推动大学和高校的退化;进一步削弱美国军队。如此一来,奥巴马2008年承诺的“根本性转型”可能在2016年希拉里·克林顿那里完全实现。

当特朗普主义成为一种政治现象和经济现象后,更是遭到知识分子群体的普遍反对。他们首先集体表现出知识精英对作为商人的特朗普的不屑和蔑视,甚至不惜使用粗鄙无比、恶意十足的语言攻击特朗普。然后,对特朗普政治和经济政策进行非理性的解读和分析,以达到非理性的不认同。最后,用一种世界主义的乌托邦诉求抵制特朗普主义的美国至上原则,把特朗普主义的政治理念解读为民族主义,把特朗普主义的经济政策定位为国家主义,把特朗普的移民政策等同为民粹主义。

有学者认为,特朗普主义标榜民族主义,无视国际性议程,聚焦于自己的国家、自己的人民,所以,这是一种“新的民族主义”(Neo-Nationalism),已经背叛了保守主义意识形态。而实际上,无论是选民支持“英国脱欧”还是特朗普上台,皆缘自于一种信念:国家不应是原子化个体的聚合物;民众不应被驱赶进一个无边界的国际性市场,并将其作为他们生活的终极目的。显然,这就是一种对保守主义的回归。自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Disraeli)开始,保守主义者一直怀抱浓郁的民族主义情结。在克里斯托看来,民族主义是保守主义的核心部分,“现代保守主义有三大支柱,分别是宗教、民族主义以及经济增长”。他无比珍视自由市场和企业家精神。当然,他也提醒世人,如果不加约束,自由个人主义(liberalindividualism)以及对利润的追求,可能会成为摧毁国家生活、家庭生活和公共生活的纽带。苏东剧变后,克里斯托更是一再重申激进自由主义的危险,提议由宗教和新兴民族主义充当“美国保守主义的内核”。

大部分美国精英对特朗普嗤之以鼻,来自硅谷的反对声音尤其响亮。然而,特朗普很快就给美国经济注入了一支强心剂。2017年12月19日,被称为“美国史上最狠减税法案”的《减税与就业法案》(TaxCutsandJobsAct)获得两院投票通过,使特朗普赢得执政以来最大的立法胜利。根据此次税改法案,美国企业税将从35%降至21%,而且是永久性下调。特朗普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拉回那些因超高的企业税而不得不海外避税的美国企业,把更多的资本和就业机会带回本土,从而把本土经济做大做强。作为本次税改的副产品,这些美国企业在获利后,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员工福利。美国的富国银行、移动通讯商AT&T、电信巨头康卡斯特(Comcast)、航空航天巨头波音公司等相继宣布对员工的利好政策。道理很简单:税收少了,人们的收入就会增加,就会极大地刺激民众的投资理财;人们越乐观,借贷的钱就会越多。当然,也有人对此次税改持怀疑态度,认为这只会加剧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甚至加重美国政府的债务负担。其实,这就是一场赌博。如果特朗普的方案赌赢了:降低企业税带来了企业和富豪的回流,经济复苏,蛋糕变大,民众福利提高了,那么即使公共税收降低了,总体上还是不吃亏的。在某种意义上,特朗普的税收政策具有中长期效应,在未来一段时期可能对美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产生重要影响,甚至可能造成全球企业家资源流向美国,带动全球资本、全球思想资源流向美国。与企业税率永久性的下调相比,个税降低虽然幅度很大,却是暂时的。但由于个人的流动性,成本远小于企业,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个税大幅度降低哪怕只是暂时的,也会很快见效。那就意味着,将来民主党掌权,要想颠覆这次税改,也只能逐步推进,很难有这次“特朗普税改”的革命性效果了。

许多保守派知识分子已经在试图同情、理解并适应特朗普及其支持者。正如古典自由主义者查尔斯·默里(CharlesMuray)所说:“特朗普主义的核心真理是,全体美国劳工阶层有充分的理由对统治阶级不满。”然而,事情真的如此简单吗?如果仅仅是底层民众强烈抗议、发泄不满、表达诉求,那么只要共和党拿出一份行之有效的改革方案,如加强移民控制、削减外资投入、改革税法、刺激经济增长,就可以迅速迎合中产阶级和底层民众。但今天美国保守主义面临的问题远比同情、理解更为复杂。

第一,特朗普主义必须面对并有效解决美国保守主义从未遭遇过的时代课题。首先是全新的国内外形势和政治议题。持续的经济萧条、大规模的移民运动、无处不在的恐怖分子、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强势崛起、英国的意外“脱欧”,这些新现象、新问题需要得到系统的、及时的应对和解决。其次是传统政治精英遭遇信任危机。面对各种社会危机,英国、欧洲其他主要国家和美国的政治精英一直在努力应付,但收效甚微,难以得到普通民众的认可。人们越来越相信:统治精英普遍无能,更无力让事态好转。再次是美国政治断裂化加剧。在过去的数年间,美国政治释放出越来越明显的信号,一种可怕的政治断裂正在形成且势头迅猛,这种断裂与其说是在传统左派与右派之间,不如说是在社会的上、下阶层之间。愤怒、绝望的底层选民将批判矛头直指清高、傲慢的上层精英。他们迫切需要一个能够让他们信任且立场鲜明的代言人。最后是当代政治传播的革命性变革。政治精英通过控制媒体左右社会舆论、支配政治资源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借助互联网、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现代社会一步迈入自媒体时代。一方面是政治精英政治话语权的控制能力大幅削弱,另一方面却是普通民众政治利益的表达能力大幅提升。如果说特朗普的当选得益于他能娴熟地运用新媒体,尤其是“脸书”(Facebook)和“推特”(Twitter),那么,他又该如何利用好素来就有“双刃剑”之称的新媒体为其执政服务呢?

第二,特朗普主义必须适应已经更新换代的当代美国的政治逻辑。美国的政治逻辑在20世纪70年代被左翼运动重构:政治竞争的目标从资源的分配转向价值的分配,政治竞争的主体从阶级的归属转向身份的差别,政治竞争的话语从政治、经济议题转向意识形态之争。人们不再谈论一些容易达成共识、基于一般公民身份而关注的议题,如福利制度、经济发展、全球经济等,而开始谈论与某些特定身份认同或价值观相关的议题,如堕胎问题、同性恋问题、移民问题。曾经一度热门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仿佛一夜之间淡出人们的视野,价值、话语、身份逐渐占据公共舆论的每个角落。

第三,特朗普主义必须缓和并逐渐消解来自底层和中产阶级的怨恨心理。怨恨是马克斯·舍勒(MaxScheler)伦理学的核心概念,是现代性诸多阴暗面的心理来源,往往源自社会结构剧烈变化、生存境况大幅起落、社会失范大行其道,也可能来自民主制度带给人们的一种平等错觉:他人的上升可能导致我们被剥夺。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起,美国这种怨恨心理大体发端于底层和中产阶级。底层怨恨的逻辑是:作为全球化进程中受益最少、被主流远远甩开的群体,本应代表自己的民主党放弃了阶级话语和政治经济议题,转而关注“高大上”的热门话题。经济地位的巨大落差、国家认同的无限疏离、公民心理的强烈失衡,都促使这个群体产生了对他者的深刻怨恨。于是,民主秩序扩展的受益人(如黑人、外来移民、女性等)获得的权利被底层民众认定为所有政治不幸的根源;民主受益人成为底层群体的怨恨对象。而中产阶级的逻辑则是:自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反越战、反建制运动,使疏远国家、拒绝制度化、抵制政策和税收成为流行风尚。70年代后,出于对经济滞胀、收入锐减的普遍不满,中产阶级对日益膨胀的政府和靠高额税收支撑的社会福利项目充满怨恨。这些情绪使中产阶级转而支持更激进的市场方案和更保守的政策策略。这种文化氛围又在20世纪80年代与倡导自由市场、反对政府干预的保守自由主义立场不谋而合,进而成为中产阶级的时代精神和主流话语。结果是:政府成为中产阶级的怨恨对象。当前,美国政治的最大特征是:超越道德与多元文化的身份认同走上前台,往往会掩盖背后具有鲜明保守自由主义底色的政治经济方案:激进的市场化;减税,尤其是针对中高收入群体和企业;放松行业管制;收缩福利国家等。这些措施势必会加大收入差距、拉高失业率、破坏保护性的社会福利网络,对底层和中产阶级十分不利,而这恰恰是美国民众剥夺感和怨恨感的经济根源。

第四,特朗普主义必须解决当前核心领导层的人格和形象备受质疑的困境。特朗普的言行举止与极重教养、精英云集的保守派阵营心目中的理想领导人实在相距甚远。保守主义者们身上有一种乌托邦气质,他们自视品行高洁、政治正确,无法勉强自己去支持充满“道德缺陷”的特朗普。那些发起“绝不支持特朗普”(NeverTrump)运动的保守派,发誓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支持这个不学无术、蛮横无礼、粗俗不堪的政客。而在特朗普主义者看来,那些腐败不堪、固执无比的保守主义建制派才是美国政治真正的祸害。一场纯粹的意识形态论争很快演变为赤裸裸的人身攻击,而一旦上升为人身攻击,矛盾就很难化解了。与此同时,一些极端、好斗的激进分子也加入到了特朗普队伍。他们明确提出要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重组共和党,公开支持白人种族主义和白人身份政治。巴克利—里根派的保守主义者一直以精英和贵族身份自居,极为珍视保守派的形象和传统,而强硬的特朗普主义者则以底层的受压迫者自居,对传统精英和上层社会充满了敌意和仇恨,从这个角度看,双方似乎难有妥协的余地。

第五,特朗普主义与保守派批评者之间的争论是一场全面的观念冲突。换句话说,两派论争的实质不仅仅是某些政策细节和行动方案的分歧。特朗普主义者认为,保守派的世界主义和全球主义已经过时了,供给侧的经济学无法解决当前的经济问题,如果继续强行推行,只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而保守派批评者们则认为,特朗普主义不过是贸易保护主义、地方主义和新孤立主义的混和和堆砌,毫无新意。显而易见,特朗普主义已经在挑战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保守主义联盟的共识底线。在自由贸易问题上,特朗普主义放弃了有限政府、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原则,这是古典自由主义者的基本信条。在道德与宗教问题上,特朗普主义表面上支持生命权和宗教自由权,但实际上对这些议题并不感兴趣,这些问题恰恰是传统主义者和社会保守派最为关心的。在对外政策问题上,特朗普主义主张放弃自冷战时代以来的国际主义,同时严厉批判新保守主义者的“现实的威尔逊主义”(realisticWilsonianism)。可以说,特朗普主义看到了多数保守主义者对国内外不安定因素的担忧并试图加以解决,但上述方案是否能够赢得保守主义阵营的普遍认可,进而团结整个保守主义阵营还是个未知数,有待于进一步观察。

面对上述困境与挑战,如果特朗普主义行之有效,美国保守主义的前途将一片大好。如果功亏一篑,会有什么后果呢?可以想象的是,特朗普政府可能有两个命运:一是在国会和政党的双重掣肘下无力回天,最终导致政务懈怠,国计凋零,民意下降,重回政党政治的老路;二是用高压手段压制社会舆论和政治精英,在政治中获取更多的权力,挟民粹情绪把美国政府带向更为保守、更为偏激的极端。美国不会走向法西斯,但有出现类威权主义的可能性。虽然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原本就是为防止主权者独裁专断而设,但事实毕竟是,从林肯到罗斯福再到里根,美国总统这个“民选国王”的权力都是稳中有升。

综上所述,当代美国保守主义历经波折,几度消散融合。在巴克利创刊《国家评论》时,保守派的前景还是一片灰暗,不成气候。随后戈德华特选举失利,尼克松辞职,“保守主义运动归于毁灭”。幸好,1980年到来了。但里根卸任后,不少人又开始预言“保守主义大崩溃”。几年后,保守派再度团结在纽特·金里奇(NewtGingrich)的周围,获得国会中的多数席位。随着2008年奥巴马入主白宫,保守主义再次被打入冷宫。直到特朗普当选,特朗普主义登台亮相。当代美国保守主义者究竟在追求什么?无论是巴克利主义、里根主义、还是特朗普主义,三代保守主义者们都渴望自由,渴望过一种免于国内外威胁、有德行的生活,渴望政府尊重和鼓励人们的自我选择和人生抱负。自由、美德和安全,是过去70余年间美国保守主义者们矢志追求的终极目标,也是西方文明的知识底蕴和精神基础,更是文明世界所不可或缺的构成性要素。当下的美国正经历一场政治、经济、文化和观念的深刻变革。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国家主义正在与世界主义、精英主义和全球主义角力竞争。这既是美国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外部路线之争,也是美国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内部观念之争。对当代美国保守主义者来说,这是一场争夺美国保守主义核心原则和内在灵魂的思想内战。至于特朗普主义能走多远,美国未来政治何去何从,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察网(www.cwzg.cn)摘自《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8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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