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时代”的终结?——新媒体与当代中国政治

无论以什么样的形式,中国的媒体融合改革之路正在进行时,我们事实上都不是利益无关的旁观者。媒体的使用者不应该仅仅只是暴露在广告营销大数据市场中的小白鼠,而更应该是互联网的主人,因为我们的付出,才有互联网的兴盛。因此,只有当使用者和劳动者能够决定改革方向的时候,改革才能体现公共性,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内涵和诉求也需要从此中求得。

【编者按:2012年3月,复旦大学当代马克思主义新闻与传播研究中心与上海外国语大学传媒学院联合举办了“传播政治经济学视野下的微博事件(2011-2012)”工作坊。工作坊选取2011至2012发生的十二件代表性个案,梳理其话语背后的结构性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复杂关系。 这些著名案例也都是微博时代最炙手可热的故事,对舆论曾产生极大影响,一些事态至今还在延烧。

其中,每一个案例都犹如一枚透镜,帮助我们勘探这个叫“新媒体”的利维坦已经,或将要给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态带来什么?今天中国新媒体发展已经从“微博时代”进入到“微信时代”,以历史切片的方式,即以“微博时代”之剖面来透视当今中国新媒体与政治的发展历程及其问题,却更加迫切。微博时代的终结,对于今天和未来,究竟意味着什么?

 

本文是该研究的一个节本,原标题《“微博时代”的终结?——<新媒体与当代中国政治>导言》,原载《新闻大学》2018年第1期。】

“微博时代”的终结?——新媒体与当代中国政治

(1)中国新媒体简史

2012年3月31日至4月1日,笔者在主持复旦大学当代马克思主义新闻与传播研究中心工作期间,与上海外国语大学传媒学院联合举办了“传播政治经济学视野下的微博事件(2011-2012)”工作坊,选取2011至2012发生的十二件代表性个案,梳理其话语背后的结构性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复杂关系。 这些著名案例也都是微博时代最炙手可热的故事,对舆论曾产生极大影响,一些事态至今还在延烧。其中,每一个案例都犹如一枚透镜,帮助我们勘探这个叫“新媒体”的利维坦已经,或将要给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态带来什么?今天中国新媒体发展已经从“微博时代”进入到“微信时代”,以历史切片的方式,即以“微博时代”之剖面来透视当今中国新媒体与政治的发展历程及其问题,却更加迫切。微博时代的终结,对于今天和未来,究竟意味着什么?

回顾中国新媒体简史,2005年曾被称为博客元年。所谓微博时代起始于2009年8月新浪推出的“新浪微博”内测版,2010年即被称为微博元年,这一年的标志性事件是沸沸扬扬的谷歌“退华”。2011年是微博爆发年,媒体宣布中国进入“微博时代”。有意味的是,这一年也正是中东、北非地区的“mlh革命”在社交媒体的推动下连锁爆发,境外社交网站Twitter、Facebook在中国被禁止访问。在此背景下,微博作为中国的社交媒体崛起。至2014年,网易微博关闭,新浪微博衰落,媒体再次集体宣布:微博时代终结,微信时代到来!微博从最初兴起到迅速衰落,黄金时间不过五年左右,与博客的衰落周期几乎一样。而2017年的今天,微信时代的媒体已经开始讨论“5年之痒,微信公众号拐点已至”? 真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但是,正如当年的“mlh”革命在今天却以潮水般涌向欧洲的中东难民危机为结果,它成为2016年英国退欧、2017年美国特朗普总统上台的先兆;曾如日中天的微博对当代中国政治生态的影响并没有随之消失,相反,今天中国新媒体的现状、发展与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微博时代的后果和延续。因此,为这个时代留一份备忘,也是以回望的方式去探知中国新媒体的未来发展,做一个未来的“考古”报告。

2014年8月18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习近平在会上发表讲话,要求“加快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充分运用新技术新应用创新媒体传播方式,占领信息传播制高点”, 拉开了“媒体融合”的改革序幕,这一年也被称为“媒体融合”元年。这一决策需要在新世纪以来中国新媒体的发展历程中去理解其中的意蕴。按照宣传部长刘奇葆的阐释,这是因为“传统媒体的舆论引导能力面临挑战”,“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直接关系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所以传统媒体必须革新图存,“面对这种严峻形势,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刻不容缓”。 如果关注一下“融合媒体”出台的时间,其实正是新媒体从微博时代向微信时代的换挡期。作为对微博时代的回应,推动融媒体发展正是为了“确保导向”的“战略任务”,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微信以反微博之道夺取了新媒体的平台霸权,是另一种对微博时代的“回应”,详见后文。

但是,媒介融合涉及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媒介形态和产权属性。传统媒体属于国有,新兴媒体是私企;传统媒体立足的是内容生产,新兴媒体抢占的是出口平台——谁“融”谁?如何融?四年过去了,新媒体从微博时代转向微信时代,虽此消彼长,但平台和渠道的霸权却变本加厉。而紧锣密鼓的“媒体融合”并没有完成传统媒体做强做大的目标,由于传统媒体的广告份额被新媒体褫夺,利润呈断崖式下跌,从报业到广播电视业,整个传统媒体的基业被危机深刻震撼。传统媒体正处于新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之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

“媒体融合”的前前后后,中国媒体改革与发展经历的究竟是怎样的故事?为什么国家推动的“媒体融合”并没有带来传统媒体的春天,而是严寒依旧?新旧媒体与中国社会政治究竟呈现怎样的张力?中国的新闻与传播的媒体改革究竟会走向何方?作为中国的新闻传播研究学者,这些都是我们不得不关注和忧虑的严峻问题。

(2)阶级、“党性”与公民社会的想象

新媒体的诞生与中国政治格局的发展、变动有着深刻的联系。它既是中国政治场域的晴雨表,也是中国政治的有机组成。任何涉及当代中国政治的关键词,同时也必然是新媒体的关键词。

如何研究今天的新媒体?时下流行的大数据式的舆情监测方式和研究方式是以事后追认为前提,它无法研判议题设置背后的党派和利益集团的操控。它是建立在对既定事态的承认与合法的基础上,也就是说,是建立在无法排斥操控的基础上。在此基础上的解释与决策,即便是客观上,也往往会承认在此基础上的利益,而不是相反。因此,需要更多聚焦在舆论事件的发生机制上,它包括舆论的主体、议题的话语框架、议题的政治诉求,及其究竟是如何怎样发生的,也就是传统新闻理论的五个W在新媒体时代的延续。在这个意义上,新媒体时代并没有超越了传统的新闻理论,而是相反,经典的新闻理论恰恰可以成为驱散迷雾的航标灯。事实上,所有新媒体的舆论事件,都是线下、线上联合发酵的产物,是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互相激荡的结果。新媒体本身并不是只虚拟的空间,而是现实世界的延伸、发展和变形,它就是现实本身。只有在这个视野中,才能击破新媒体的神话。

微博,这个曾被寄予民主理想的新媒体平台、中国政治舆论的策源地究竟是如何架构的?从今天披露的“微博时代”的“教父”、前新浪总编陈彤的故事可以看到,2009年陈彤接手微博管理的时候,靠的是就是名人路线与商业策略:

接手微博的陈彤,在上线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制定了新浪微博名人战略的目标和任务,新浪所有部门每人每周最少要完成20人的工作量,而且要保证拉来的用户足够活跃,否则部门主管领导和个人都会受到罚款。如果拉到顶级的明星,则会给3000到10000数额不等的奖励。

在一次采访中,他对名人战略作出这样的解释:“我们不能首先去打草根牌,也不可能先去打技术牌,这都不是我们最擅长的。我们的优势就是高端、舆论领袖、明星、各个族群的牛人以及高收入、高学历、在自己单位有一定地位的人,先把他们抓过来。要根据自己的优势决定打法。”

其中,媒体人和明星被陈彤看作是首要公关的对象,前者拥有话语权,后者拥有号召力,“你不会因为你的朋友注册微博,但你会因为你喜欢的明星注册”。新浪辟谣小组前组长谭超认为,明星和媒体人的进驻,确保了微博平台上足够多的信息源以及信息的活跃度。

但对于刚上线的微博而言,说服名人加入并非易事,尤其是明星和企业家。一方面,陈彤提出以新浪门户强大的推广资源作为拉拢条件。另一方面,他提出要给用户提供最快速最全面的服务,在内部,提供服务的人被称为“店小二”。

……

对于一些非常重要的名人,陈彤则会自己出面,约饭局,潘石屹、任志强、刘春都是他饭局上的常客。前媒体人刘岩(化名)曾多次参加陈彤组织的媒体人聚会,他印象中,陈彤是一个非常实在的人,每一次聚会招待的最低规格都是五星级酒店。餐桌上的陈彤,除了“感谢大家对新浪微博的使用”之类的祝酒词,极少谈及新浪微博和舆论管制的问题。更多时候,他在喝酒交朋友,跟大家聊足球、聊人生、聊最热点的话题。每一次,大家都会收到陈彤准备好的礼物,大多都是一些最新的电子产品,Iphone、Ipad或者最新款的笔记本电脑。

在新浪微博工作人员河马(化名)看来,陈彤跟潘石屹、任志强这种大V的一次会面价值千金,“这些公司的老大一句话,下面几万员工都要注册”。

在多次这样的饭局后,陈彤和这些大V成了很好的朋友,微博线上大家互相调侃卖萌,线下互相鼎力相助。

摘抄这些内容,是因为它直白地描述出微博架构的阶级性:资本、市场与“名人战略”的结合,也预示了“公知”、水军与微博共存亡的命运。它其实是权贵话语权的集合平台,通过放大和整合这一权力来获得平台的影响力,从一开始其实就是反民主的——因为它不仅没有任何对权贵的限制,而是相反,既然依附权贵,也必然担负着为权贵制造光环和“民意”的义务,而这个逻辑必然通向造假。微博时代,水军泛滥成灾,并很快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就是其豢养和纵容的结果。谣言野蛮生长,无法追溯,无法杜绝,也正是对政府管理和整治的召唤。2012年6月微博在政府压力下开始实名认证,2014年,政府以打击网络谣言的名义对一些“大V”进行收治,呼风唤雨的大V失去了庇护的基础。至2015年,作为政治议题策源地的微博基本偃旗息鼓,其标志就是微博“教父”陈彤2014年底离开新浪。炙手可热的微博时代为什么会终结?今天的反省多从技术和市场营销的角度进行,或者归咎于政府的打压,但是从“公民社会”的想象及其民主失败的角度,却可以告诉我们更多。

王维佳、杨丽娟在《“吴英案”与微博知识分子的“党性”》的研究证明,以微博为代表的互联网言论平台实际上为党派性的意见表达、特定政治观念的宣传提供了重要渠道,影响舆论的意见领袖其实是社会角色和阶层属性十分相近的固定群体,持有同质化的政治观念。不仅如此,微博舆论领袖们还具有明确而统一的政治目标,并主动和自觉地利用网络空间发起政治动员,以影响现实政治决策、推动政治体制变革。这一平台上提供的言论和意见具有明显的派性特征和宣传意味,而不是想象的公共性和开放性。与之相悖的事实和意见很难进入公共议题的讨论中,事实上,微博等新媒体的政治讨论空间具有强烈的排斥性。在由微博引爆的舆论事件中,涉及司法问题的案件往往会是其中最劲爆的一类,这其中“死磕派”律师作为“公知”中的重要成分,他们往往会一方面强调司法独立、程序正义,但另一方面则积极支持和参与网络舆论干预司法过程。

2015年7月,媒体报道公安部指挥多地公安机关摧毁一个以北京市锋锐律师事务所为平台,少数律师、推手、“访民”相互勾连、滋事扰序的涉嫌重大犯罪团伙。警方初步查明,自2012年7月以来,锐锋先后组织策划炒作了40余起案事件,严重干扰正常司法活动,严重扰乱社会秩序。 这一事件也被西方舆论称为“709+律师大抓捕事件”。2016年7月11日《环球时报》以社评的形式发文《西方对“709事件”的定性何其荒谬》,文章称:“在过去的周末里,西方舆论以较大规模炒作所谓“709+律师大抓捕事件” 一周年。美德英三国外交当局或驻华使馆于9日分别发表声明,渲染“709事件” 的严重性,要求中国释放涉案律师,“保护人权” 。一些西方律师组织和团体发表联署公开信,向中国政府施压。美国律师协会还在9日将该协会首次颁发的“国际人权奖” 给了去年7月9日被拘留的锋锐所律师王宇。” 2016年8月4日,锋锐律所主任周世锋获刑7年。2017年7月27日,著名“死磕派”律师陈有西在微博中发文《该认真反思了》称:“用非法律的手段鼓动上访、静坐、抱团、示威、送墓碑、点蜡烛、雇水军网上炒作,期待海外民运力量声援,这不是法律人的本份,不是三大诉讼法的法律框架。这些事没有学过法律的老百姓也能干,街头革命家才能干,不需要专业法律人,更不需要专业训练的律师。……网络时代的炒作,放大了这些人和这种歧形的影响”, 证实“死磕”现象的存在,也引爆“官派律师”和“死磕律师”之间激烈的内讧和论争。

同质化舆论领袖现象在吴畅畅《去邻避化、素朴的自由主义与中产阶级的“表演式书写”—以“7•23”动车事故为例》也同样获得了印证。该文分析了2011年“7•23”甬温线重大铁路交通事故触发的数百万条微博的舆论旋风,“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群体在其中的同质化“表演”,以及与“南方系”媒体的积极互动,其中也不乏律师的身影,其鲜明的政治诉求就是借此拆分、取消或“私有化”铁道部。再次重复或“表演”了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叙述框架,这一几乎是所有微博事件中的主导型叙述模式。其实,该事故带有偶然性,极端雷电天气是事故的主要触因, 但是此一事故迅速激化成质疑中国高铁发展的惊涛骇浪。新浪微博特别开辟长达十天的“温州动车追尾事故”专题,铁道部作为“国有垄断企业”遭到了最严厉的抨击:“反自由化表明反右运动还在反,大干快上建高铁说明大跃进还在跃,唱红歌表明文革还在革,铁道部存在表明计划经济还在转!总之,中国还行走在反右、大跃进、文革、计划经济的延长线上!告别这条路线,就从撤铁道部开始!”,凡是不同意见都遭到系统性歼灭,典型如《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的微博:“中国高铁出口面临毁灭性压力……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些是什么心情,我是很苦涩的”,被大规模围攻和辱骂。与此同时,温家宝总理却被视为其在体制内“孤立无援”的“我方”代表被“同情”与“理解”,而被解救于诋毁的口水之外。2012年7月,财新《新世纪》刊出:《中国高铁被指花费巨大代价没有买到核心技术》一文, 认为“7•23”动车事故暴露的中国高铁技术问题是铁道部“没有尊重科学规律”。

2011年12月28日上午,国务院常务会议作出了对“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的处理决定: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负主要责任,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另案一并处理。2012年11月4日,中央政治局作出给予刘志军开除党籍的处分。2013年7月,刘志军因受贿、滥用职权案判处死刑,缓期执行。2013年,新一届政府就任,一方面铁道部拆分,另行组建国家铁路局和中国铁路总公司;另一方面,李克强总理在出访时频频推销高铁“奏效”,“彭博社表示,2014年,中国四大铁路装备和建设公司都获得高利润。据彭博社汇总的数据显示,随着中国政府寻求出口支撑全球最大高铁网络的技术专长,2015年中国的高铁收益将创新高。” 2015年,中国媒体开始普遍认可中国高铁技术世界领先,中国高铁成为中国工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走出国门的排头兵。 简单列举这些事实,只是说明作为微博事件的“7•23”背后涉及的复杂博弈,在很大程度是通过微博动员与绑架民意来完成的。

如果说“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自我想象在“7•23”动车案中获得了一次短暂的绽放,那么在“钱云会案”中,这一想象则与坚硬现实的碰撞而碎成残片。2010年12月25日,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县的一位村长钱云会被货车碾死。网络舆论认为钱云会死于官方谋杀,以制止钱云会就征地问题上访,温州警方则裁定是普通的交通事故。在此对立情况下,由微博上活跃的知识分子“大V”组成的几个“独立公民调查团”出征乐清,其中法律界人士居多,试图用行动获得“真相”。在这个过程中,这个活跃的“共同体”内部发生了分裂,“政治正确性”的压力碾碎了对“真相”的诉求,认可交通事故结论的调查遭到严厉质疑,以及微博上可以预料的谩骂。王蔚《公共性的迷思:微博事件中的知识分子及其社会行动——以钱云会案中知识分子观察团为例》一文发现,在已经预设了政治正确性的微博叙述框架下,任何违背都会遭到自我审查,或被自发地清理(即便是“自己人”),“言论自由”其实走到了可它的反面。这一独立调查行为最终以失败而结束,它使得“真相”本身成为无法企及的彼岸花。

建立在中产阶级想象基础上的“公民社会”与“公民行动”一再与中国现实产生错位,它也体现为微博事件与现实世界之间的错位,错位的榫点就是“民主”。

(3)国家、舆论与民主政治

“郭美美事件”是一个肇始于微博并连续至今的故事。 2011年6月,拜金并晒富的年轻女性郭美美,因为微博认证身份是“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导致公众对郭美美财富来源强烈质疑,并引爆对中国红十字会为代表的公益慈善事业持久不灭的信任危机。而这一年,正是微博刚刚进行实名认证,虽然红十字会一再辟谣,事实上郭美美的确与红十字会毫无关系,但是舆论的龙卷风已经排山倒海,迫使中国红十字会不断进行“应激式改革”。罗慧在《传播中的社会冲突、民主实践与应激式改革——以“郭美美事件”为例》一文中,探讨了新媒体与民主的关系,网络舆论引爆的民主实践在中国的困境。

当代中国社会两极分化,深层矛盾突出,社会情绪积压严重,如地下熔岩会沿着任何打开的缝隙喷发,因此,对舆情的掌控成为官方对新媒体控制的主要方式,舆情监控由此成为一门新兴产业,急救式扑火也成为常规的治理方法。但是,监控与灭火的过程往往被指控为对民意的钳制和对“民主”的压制,官方话语总是无力回应这种舆情与民主的关系,这是因为“民主”本身已经从官方意识形态中被褫夺。柏林墙倒塌之后的世界格局中,西方代议制宪政民主作为普世价值并席卷全球的“民主浪潮”,一时成为历史终结的象征。在这一过程中,新中国建立在工农联盟之上的人民民主之政治合法性被边缘和空洞化,这一“去政治化”的过程,也内在于与世界接轨的知识生产话语体系。作为国家的“中国”被转化为“专制”符码,而“公民社会”则被建构为唯一能够反抗专制的力量——在此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中,任何民主运动都必然成为对国家的抗争。

中国红十字会作为官办慈善机构,在这个意义上被推向了公民社会的对立面。作为公民社会的NGO组织,特别是民间慈善组织则获得道义上的高位,成为民主在中国的象征。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壹基金,这一由马云、王石等豪华民营企业家班底担任理事的中国第一家民间公募基金会,在2010年12月与中国红十字会完成切割,获得独立从事公募的法律资格。在红十字会丧失信誉之后,“要捐就捐壹基金”成为网络流行语。但是,2014年雅安地震之后,壹基金也在网络上被严重质疑,除了被指控贪污三亿善款, 被质疑的还有远高于红十字会的管理费用,以及与境外某些组织的关系。2016年7月,担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一年后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竺两度愤怒地提及郭美美事件,按照他的表述,不仅少数大V是当时的主要推手,他们背后还有推手,这是一场非常复杂的舆论斗争,是一场非常尖锐的斗争。

正如任何意义上的民主都不是技术问题,新媒体技术本身从来不是中性的,而是需要强大的政治经济力量的推动。民主是政治问题,它必须植根于一个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之中,“人民”被“公民”取代本身是中国民主危机的一个表征,而非解决。对微博作为中国民主实践的质疑,主要体现为:舆论领袖何以可能作为民意的代表?民意是否“被代表”和绑架?被卷入参与的民众是否拥有自主性?真相能否被及时揭示?是否存在系统性操控的力量?在这些问题面前,微博其实都无法给出满意的答卷。事实上,水军的泛滥,一方面使得用键盘投票的“直接民主”理想被金钱选主所代替,金钱可以购买民意,民主就走到了反面;另一方面,水军使得微博成为“军阀”混战的场所,公共领域的再封建化迅速完成,水军作为媒体暴力的极端表现,导致新媒体治理迅速恶化,微博的黑社会化与政府如影随形的强力整治是一个逻辑的不同面向。

另一方面,从二十世纪末“颜色革命”到2010年开始的中东、北非“mlh革命”,NGO组织成为境外不同势力进入的管道,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在微博时代,它们的确拥有不能被质疑的政治正确性,“公民社会”的理论是其合法性的基础,也是社交网络革命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微博时代并不只属于中国。吴畅畅在《“由内而外”与“由外向内”:基于社交媒体的跨国话语联盟的形成与网络抗争》一文通过2011年谷歌退出中国大陆、2011年在中国流产的“mlh革命”与推特中文圈的故事、2012年薄熙来事件和2013年《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描述了一个跨国话语联盟的形成,他们由亲资本的国家官员、新兴资本家、及其媒体和知识界的支持者组成,与海外媒体和不同的政治势力密切互动,以微博为舞台上演了一出出波谲云诡、险象环生的政治大戏,戏里戏外、国内国外,各类角色纷纷出场,构成了2012年十八大前后最叵测、危险的政治乱象。

2011微博爆发年,在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发布的年度公民社会十大事件中,“wk事件”名列第一,它当然也是微博时代的重大事件。熊琦《被置换的政治主体与微博政治——微博内的广东“wk事件”》一文,梳理与分析了wk事件中舆论焦点转移的过程和原因,这其实是一个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土地问题的经典案例,特别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它涉及村集体土地流转与利益分配问题,此类案件在广东已经屡见不鲜。然而,作为微博事件的“wk事件”之所以迅速成为国内、国际媒体热点关注的议题,却是因为议题迅速从土地问题转向选举,也就是民主问题。在微博时代,任何“民主”议题都会迅速引爆舆论热点,需要生产出自己的“抗议者”。在此意义上,wk成为“中国必须闯过去的一个坎”。事实上,村民委员会直选是2010年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的,在中国乡村已经实践了十年以上。但是,被解读为开创“村民自治”、“选举”的“wk事件”却被认为是继小岗村之后,中国农村发展史上第二个里程碑。

这其中的悖论在于,中国激进市场化改革和城市化进程所依赖的劳动力和土地的资本化,是中国普世派积极推进的政治过程。它推动中国城乡关系巨变,其利益重组与再分配不断引爆村民的土地纠纷,已经构成中国最主要的“群体性”事件,这远不是一个村庄的民主选举所能承担的解决之道。有意味的是,为wk民主“自治”摇旗呐喊者,同样也是积极推动中国走自由市场经济(包括土地的私有化)的群体,“程序民主”成为包治百病的大力丸。被推上前台的并高票当选为村党总书记的村民林祖恋,成为“wk事件”的英雄被中外媒体所拥戴。但是,wk的土地纠纷并没有因此获得解决, 新上任的村委会同样被腐败和宗族问题所困扰,并陷入中国基层选举中的普遍困境。当然,还有另一种解释,wk民主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土地产权问题没解决,“产权改革不到位,民主政治就搞不好。……土地产权理清了,wk村的民主政治才能前行得更顺畅。”  在此逻辑下,土地私有化才有民主的可能,不过,那时的“民主”不过就是农村土地被大规模巧取豪夺的遮羞布了。

或许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1月林祖恋在微博实名注册,希望为村委会碰到的法律纠纷问题获得社会关注,但是粉丝只有一千余,所发微博几乎无人转发,完全被冷冻与漠视,与wk事件被中外媒体包围得水泄不通的场景判若云泥。一旦跳脱“民主”与国家二元对立的框架,媒体的聚光灯就移走了,wk议题就变得无人问津。当经济民主被所谓“政治民主”所取代和掏空,也就是民主消失的时候。2016年7月23日媒体报道,经汕尾市人民检察院审查,林祖恋以涉嫌受贿罪被批捕,“他原计划上月19日召开村民大会,并于两天后带领村民为土地问题上访”。 2016年8月15日中秋节期间,wk成为微信敏感词的屏蔽对象,“wk事件”再度以硬着陆的方式出现在世人面前。只要农民拿不回自己的土地,只要农民失地现象还继续蔓延,“群体性”事件就会不断以硬着陆的方式发生下去,成为中国社会之殇。

至此,两个舆论场成为官方承认的事实。在这个承认的背后,是传统党报媒体话语主导权的旁落,它成为十八大之后新上任的中国领导人必须面对的问题,或者说危机。这正是“媒体融合”政策出台的背景:打通新旧两个舆论场,在新媒体平台实现整合。从2014年“媒体融合发展”吹响集结号开始,短短四年时间,媒体改革风云变幻、惊心动魄。今天,一个无法回避的局面是:媒体公信力和生态并没有得到改善,而是相反,报业和广播电视业的经营状况相继呈现崩溃之势。对以党报为代表的官方话语的不信任,到今天新媒体平台上新闻公信力的普遍跌停,是否到了应该总结三十年中国传媒市场改革之成败得失的时候?当市场既是病,又是药,如何重新构建(新)媒体的公信力?为什么今天新媒体时代的媒体公信力较之传统媒体时代,不是更多,而是更少,这是今天中国传媒学者必须严峻关切的焦点。

(4)公共性、知识分子与媒体暴力

微博时代的一个副产品是“公共知识分子”,曾被认为是公民社会重要力量的称呼从褒义变成了贬义。这其中,“韩寒造假事件”是这个群体内部分裂的标志。

石力月《作为政治的商业主义与政治的消解及重构——议“韩寒事件”的微博论战》一文,从早期反教育体制的“差生”韩寒现象出发。韩寒以超越同龄人的文史知识获得市场认同,其成功建立在中国高考制度的利与弊之上——不得不屈从于严酷的高考指挥棒下的一代年轻人,需要从“差生”韩寒的成功中汲取反叛的想象。但是“重返政治”的韩寒却是以反智的形象定位市场。2005年,韩寒开通博客,成为与博客时代同步的淘金者。2008年之后,是他从“作家”到“公共知识分子”的蜕变期——这一时期正是从博客到微博,新媒体开始在中国政治格局中获得越来越多的能动力。并不奇怪,韩寒获得海内外媒体的高调赞美与推波助澜,先后获得2008年12月公盟法律研究中心 “公民责任奖”、2009年《南方周末》年度人物、《新世纪周刊》2009年度人物、《亚洲周刊》2009年度风云人物、《时代周报》“2009推动中国进步100人”、2010年《时代周刊》“全球最具影响力一百人”娱乐类排名第二、2010年美国杂志《外交政策》年度“全球百大思想家”、2010年《环球日报》“中国十大直言君子之一”,真是眼花缭乱。依靠新旧媒体与市场化相互激荡的火花照亮自己的弄潮儿,依靠“竖牌坊做知识分子”的商业策略,韩寒创造了在中国以“消费政治”获得丰厚商业利润的黄金法则。石力月从市场与“启蒙”知识分子关系的视角,分析和证明了“韩寒”作为政治的商业主义建构符号,与包括媒体在内的各路支持者,其实与市场扩张的意识形态之间具有内在的同一性,这既是韩寒“成功”的原因,也是其遭遇滑铁卢的定数。“韩寒事件”使得自由主义内部的困境得以暴露,市场作为今天中国自由主义价值的重要来源和信仰,造假本身就是为了迎合市场;而对“韩寒”的符号拆解,对市场更为彻底的批判却会带来自由主义自身的政治危机。这一困境使得“韩寒事件”中“真相”或曰“造假”本身是否重要与合法成为争论的焦点,正反双方都是以维护“公民社会”的“启蒙理想”为出发点,却因为无法跳出市场自由主义的紧箍咒,使得这场绵延数月的大混战在彼此倾泻的语言暴力中陷入深牢。

姬德强《谁的权力场域?——从“方韩之争”观微博的政治经济学》更进一步通过“韩寒事件”探讨了在一个资本主导的市场化传播体系中“公共利益”虚无化的局面。新浪首席执行官曹国伟曾表示微博商业化的六大模式为:互动精准广告、社交游戏、实时搜索、无线增值服务、电子商务平台以及数字内容收费等,也就是最大可能地获取交换价值。因此,微博在结构上必然是:符合商业模式的传播才可以获得更多支持,这是微博名人战术的缘由。文章探讨了英国学者格雷汉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h)从道义经济学角度展开的分析,即资本、国家与社会为主导的三种传播模式在社会权力关系上的异同。中国的微博时代的确是以“公民社会”的想象为召唤,传播作为一种礼物,以互惠性为价值,所有权共创、共享,这些网络乌托邦的来源,感染和动员了加入微博的人群。但是很快,这些想象都在资本褫夺和操控下破产,以地产商和大资本家所代表的“公知”群体在微博上呼风唤雨,使得微博越来越陷入右翼民粹主义的泥淖,也使得“公民社会”的网络社区实质成为资本主导的传播飞地。

在此意义上,重新想象一下默多克描述的图景:资金支持来自税收,由国家或国家设立公共互联网服务机构,每一个公民都有权创立自己的微博账户和社交网络,是否会有不同?我们是否应坚持让互联网成为全体公民共有共享的基础设施和服务,是否应该任由国家投资建设的电信基础上发展的互联网沦为资本的狂欢?正是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社会与政治理论把赢利为目的的私营网络公司摇变为想象中的“公共领域”的创造与维护者,在这个幻象破灭之后,国家无可避免地暴露出来。按照默多克的框架,“公共利益”的传播形态应该建立在税收财政的基础上,使得国家能够提供和保证社会每一个体的表达自由,由此传播才能够成为一种公共服务和公共利益,不被任何人或组织私有。而私有化的企业行为必然与媒体的公共性产生冲突,牺牲的只能是公共性——由此,微博与微信的此消彼长,就只是市场行为的起伏了,事实上,大部分主流的分析也正是这样着眼的。

金萍华《污名与政治认同:社交媒体中的政治话语争斗——以孔庆东“粗骂”为例》,以左右之争为代表的社会思潮为视角,探讨了网络暴力下社会化媒体的“正义”是否可能。网络暴力在微博时代越演越烈,污名化作为区隔和贬损的方式,是网络媒体暴力的主要表现形式。而持自由主义立场之新旧媒体的政治偏向,正是导致与此立场相左的北大教授孔庆东采取“粗骂”的结构性原因,即为了博取媒体与传播的话语资源和权力在很大程度上被动采取的方式。但是,依靠这种方式本身即是加入这个结构性的逻辑。污名化和贴标签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开放,而是更多地遮蔽了公共讨论的可能性。如果一个网络空间丧失了理性对话的可能,只能依靠“粗骂”作为不同阵营对话的方式,这已经是公共领域的丧失。但是,对于公共话语建构富有特殊使命的知识分子为何卷入这种“互相污名化”的逻辑,却是一个需要反思的问题。

其实,污名化现象并不始于微博时代,而是从网络时代一开始就如影随形。据笔者的观察,早在2000年创始、2006年被关闭的“世界中国”论坛,一个以学术为定位的“自由、平等、开放、共享”的网络社区,“以传播人类文明普世价值和现代公民意识为己任,为关注中国发展与前途的知识分子搭建一个可以参与中国思想和文化的积累与建设的公共平台”,里面就活跃着一群以“粗骂”为常规武器围剿异类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中很多同时也是南方系和都市报媒体副刊版的专栏作者。网站不仅鼓励而且纵容,培养了靠谩骂来吸引围观的惯习。而在当时华人论坛中极具影响力的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旗下凯迪社区、“天涯社区”等在极盛时代,依靠豢养媒体暴力来吸引眼球和排除异己,更是常规做法和“明”规则。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中国“自由主义”势力在新旧媒体中占据霸权地位的原因。这一本身极大地违背自由主义原则的做法,却被看成是自由主义在中国媒体上的成就。而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此从没有真正严肃的反省,这才是问题所在。直至最后,这些语言暴力也转而倾泻在他们自己的头上,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公共知识分子”的称谓由褒入贬,是其结果之一。从社区媒体到社交媒体,微博时代不仅复制了这个逻辑,而且将之推向极致,也即推向了反面,即“公共知识分子”的自我覆灭。这在结果上是隔绝了知识分子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除非放弃知识分子的洁身自好,进入这套既定的媒体策略和逻辑,否则就无法在媒体上发声,但它的危险却是公共空间沦为暴力角逐的场所。

【吕新雨,察网专栏学者,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院长。本文原载《新闻大学》2018年第1期,作者授权察网发布 。原标题《“微博时代”的终结?——<新媒体与当代中国政治>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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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新媒体 中国 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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