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民主还是大众民主

虽然不能以绝对的人口构成比例来确定各界代表的人数,但要强调广大工农群众作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主体成分,应该是合乎我们宪法要求的。当然,代表候选人的确定,除了本人的社会身份和所在的群体关系之外,也要具备一定的参政议政的素养。但对这方面的要求不宜过高。

精英民主还是大众民主

如果有人问起来,我们是要实行大众的民主,还是精英的民主?那么可能多数人的回答是,当然是大众的民主。可是到底怎样才能实行大众的民主,对这个问题,未必人人都能给出适当的答案。

模仿西方式的民主,无疑那就是一种典型的精英民主。行政当局的成员是精英、国会议员是精英,司法当局的成员依然是精英。而大众的意志在哪里得到表现?只是通过那一张选票吗?这样的大众意志是不是显得太轻薄了?

曾经有人提到过,文革中出现的“大民主”,当然很多人不予认同。不过,如果严格考察起来,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文革的初衷就是要给人民更多的民主权利,来解决对党政干部的监督问题。但是,这样的“大民主”由于缺乏法制的约束,结果乱成一大锅粥,没有能够达到实现真正大众民主的目的。结果,“大民主”成了某种暴政,群众想给谁写大字报,就可以写大字报,至于大字报里的内容是否属实,是无人追究的。群众想批斗谁就可以批斗诠,不需要证据,也不需要走什么法律程序。所以这样的大众民主最终是走了样的。

在文革结束后,我们尽力在民主建设与法制建设上下了很多的功夫,同时也要承认,在这个方面,我们也确实取得了相当的进步。尽管这个进步的速度并不快,也有群众感觉不够满意。但毕竟还是有进步的。只是这种进步的慢速度,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种以精英民主来取代大众民主的因素。

所谓精英民主,是指,在我们现有的民主体制中,精英所占有的比例过多、过高,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精英的比例要高过普通工农群众的比例。在人民陪审员的构成中,精英的比例依然是偏高的。这种状况对于调动广大群众参与民主政治的积极性,都有不利的影响。

对于我们宪法所规定的,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理应在这些机构的组成中,广大人民群众要占有相当的比例。这是一个最起码的要求。然而,我们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国家党政干部占有较多的比例,私营企业家又占有与其人口比例不相适合的较高的比例,再有一部分是知识分子的代表。工农代表虽然也有,但比起五六十年代来,要低得很多。这与我们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的要求是不相符的。

虽然不能以绝对的人口构成比例来确定各界代表的人数,但要强调广大工农群众作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主体成分,应该是合乎我们宪法要求的。当然,代表候选人的确定,除了本人的社会身份和所在的群体关系之外,也要具备一定的参政议政的素养。但对这方面的要求不宜过高。

我们的人民代表,必须要经常深入他的选民,了解群众所想所需,了解群众的所议所虑,并且及时反馈到国家各级行政部门以及各级政府。对于政府的监督,并不只是由人民代表单独行使这样的监督权利,也需要人民代表与选民群众一起来行使这样的监督权利。

除人民代表的职权之外,广大选民也应拥有相应的建议权与监督权。现在从法理上,确实认可了普通选民群众的这样一类的权利,但是,当群众提出了建议,以及对某些官员的作为提出质疑之后,相关部门必须及时对此作为答复和反馈。现在有些问题确实也有反馈,但是对解决问题的力度远远不够,很多只是在做某种解释。解释也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只是解释,而没有进一步的动作,那么这种解释就会成为某种搪塞与推托。

大众民主还有进一步的要求,广大群众与政府之间的沟通并不只能依靠各级人民代表的中介职能,各级政府官员,包括党政干部,需要经常定时到群众之中,直接了解广大群众的所需所虑,所想所议。这不是那种在众多下属簇拥下的所谓视察和调研,而是真正深入下去,多走一些地方,多与一些群众进行交谈,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与群众建立有效的了联络方式与沟通机制。这应该形成一个常态,成为政府官员的重要工作内容。

现在通过网络,广大群众与政府之间确实已经建立了某种联系,但是说实话,现在这样的联系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例如,北京市各区都有区长信箱,但是当群众给区长信箱发送邮件之后,能得到的回复非常少,而且很不及时,群众并不满意。这样的状态必须改变。我们现在有的政府官员,并不真的把群众的意见当回事,对群众态度的麻木和冷漠,还是经常存在的。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在对政府官员的监督中,要把政府官员对群众的态度表现作为一个重要的考核指标,对群众冷漠与麻木的,就是他们执政中的严重不合格,理应得到处罚。我们什么时候真的实行了大众民主,而且广大群众对于这样的民主既欢迎,又能熟练地掌握和运用,那么我们这样的民主机制才能算是真正地建立了起来。

另外,所谓大众民主还应该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在国家公立单位,无论是机关还是企业,其不同层级的员工,在政治上是平等的。在业务分工上,有上下级的区分,各司其职,不能乱来。但是在政治生活中,大家应该都是平等的,不能允许上级人员随意申斥下级人员,或者强制下级服从上级不合理的要求与指令。在政治生活中,下级完全可以批评上级的错误,要求上级认识与改正所犯下的错误。这种民主状态,其实在文革前就是有的。但是那时,一来人们没有过多地关注,二来是人们也没有特别强调这一点。至少在企业中,管理层人员不能随意斥责与处罚基层一线工人,他们没有那种权力,那倒是确实存在过的。

【胡懋仁,察网专栏学者,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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