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立立│打捞台湾红色历史的见证文学 ——蓝博洲左翼文学书写的意义

在“本土化”逐渐成为台湾社会主流甚至霸权话语的历史背景下,蓝博洲的创作独树一帜,始终关注被湮灭的台湾左翼历史,在他严谨扎实的田野调查和朴素克制的文字中,台湾日据至二二八及白色恐怖历史中一批左翼理想追寻者和受难者逐渐浮现在读者眼前,那些人、那些事印证了台湾和中国大陆血肉相连的历史关系。

朱立立│打捞台湾红色历史的见证文学 ——蓝博洲左翼文学书写的意义

马克思:“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2]

侯孝贤:“历史就是要有像蓝博洲这般一旦咬住就不松口的牛头犬。……凡记下的就存在,凡记下的是活口、是证人,不要以为可以篡改或抹杀,这不就是历史之眼吗?我无法想象,没有这双眼睛的世界,会是怎样的一个世界。”[3]

一、 “消失的左眼”与困境中的发声

陈映真先生曾用“消失的左眼”来形容战后台湾社会思想界存在的不平衡症候,在一次接受采访时他指出:“五〇年代的白色恐怖,使得台湾从此没有左派的社会科学、文艺理论与世界观,就像缺了一只左眼。”[4] “战后台湾思想的特性是缺乏了左眼,左眼或许没什么重要,但人一旦失了左眼,平衡就有问题,台湾的知识分子长期受外国的影响,尤其是英美训练出来的硕士、博士,高居各领域,对台湾文化、知识、思想、文学艺术影响很大,却少有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学者、文化评论人、经济学家、左派作家,长期缺了一边在发展。”[5]这是台湾当代左翼知识分子领袖的一个沉重断言。相对于新中国成立所标志着的大陆左翼革命的胜利,“台湾的‘左翼’,则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伟大的历史性胜利。相反,它似乎永远是带着‘异端’和‘另类’的身份在台湾这个独特的社会里挣扎。它似乎永远处于体制之外,也因此在经受着异己的体制所带给它的压抑和挫败。”[6]

当代台湾左翼的艰困历史境遇,是国共内战框架及国际冷战格局中的战后台湾社会存在的一个耐人寻味的历史事实。日据时期,在殖民压迫下台湾左翼知识分子坚持抵抗殖民强权、努力建立殖民地的阶级和民族反抗论述。戒严体制下的国民党统治时期,台湾的左翼力量被剪除至噤声,唯隐约燃烧的地火在悄然奔突。1970年代,在保钓运动、台湾国际地位危机等背景下,思想界和民间激发出格外强烈的民族精神和土地意识,左翼文学和思潮重新获得发展的历史机遇。乡土文学论争意味着长久压抑后台湾左翼文学思潮的勃兴,同时也是以文学论争为决口的一场内涵丰富复杂的社会思想运动。八九十年代台湾社会发生了急剧变迁,解严后台湾本土化思潮强势崛起,原本就不够坚实的左翼力量逐渐分化也日趋边缘化。诚如《当代台湾文化思潮观察之一——传统左翼的声音》一文所分析:“在当代台湾的政治和文化场域中,左翼思想和实践受到国民党威权统治的长期的压抑。这种压抑产生了两种结果,一是左翼思想以潜流的方式存活下来,在威权统治受到外力影响有所松动时,左翼思想出现复苏的迹象;二是左翼的力量十分孱弱,不足以对台湾社会产生某种决定性的影响。” 这里所说的台湾左翼主要指 “传统左翼”与“统派左翼”。传统左翼是相对于后现代左翼、自由左翼或新左翼的一个概念。与新左翼放弃阶级优先论立场不同,传统左翼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坚持“阶级政治”的理念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在台湾当代理论史脉络中,我们把台湾乡土文学运动中发展出来的左翼称之为“传统左翼”。八十年代以来的台湾政治和文化光谱上,传统左翼知识分子阵营产生了分裂,“部分左翼知识分子在史明的影响下转向‘本土论’、‘台湾意识’论乃至‘台湾民族主义’,‘阶级政治’和阶级分析方法逐渐被‘本土主义’和‘族群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所替代。以陈映真为代表的另一部分左翼知识分子则坚守传统马克思主义立场,以介入重大理论论战和展开具体社会文化艺术实践的方式发声,在‘解严’后的台湾社会和思想领域继续产生特殊而重要的影响,代表人物包括陈映真、曾健民、林载爵、王墨林、詹澈、钟乔、蓝博洲、吕正惠、汪立峡、杨渡、杜继平等。”[7]

本文所要讨论的蓝博洲创作即是台湾传统左翼精神脉络里的当代重要成果。三十年来蓝博洲坚持不懈创作了大量报导文学和小说作品,《幌马车之歌》、《沉尸•流亡•二二八》、《藤缠树》等一系列聚焦白色恐怖时代左翼受难者的作品陆续发表出版,在岛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新世纪以来其创作也在中国大陆和日本等地引发关注。2004年中国大陆的台海出版社出版了《蓝博洲文集》(全6册),2005年吉林长春隆重召开了“詹澈、蓝博洲作品研讨会”。2012年《幌马车之歌》增订版在中国大陆法律出版社出版发行;2014年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台共党人的悲歌》,引发大陆学者和读者的浓厚兴趣和关注。在日本,2006年日译版《幌马车之歌》出版,陈映真时任总编的《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同年推出《日读书界看蓝博洲》特辑,收入七位日本进步学者的评介及其他相关文章。三十年来蓝博洲创作在海峡两岸多次获奖,《幌马车之歌》曾获第七届洪醒夫小说奖,被《联合文学》评选为1991年十大好书第一名,作品所讲述的人物故事被侯孝贤引入电影《悲情城市》、《好男好女》而产生了更大影响;小说《藤缠树》获2002年《中国时报》年度十大好书奖以及《联合报》年度最佳书奖;以1949年发生的“四六事件”为历史背景的长篇小说《台北恋人》[8]于2016年荣获中国大陆的“中山文学奖”。此外蓝博洲还参与制作了《我们为什么不歌唱》、《台湾思想起》等影视作品,从影像维度反思白色恐怖的记忆政治。蓝博洲的创作始终呈现出鲜明的现实主义风格和庶民视角的历史叙事等特征,持之以恒的田野踏查、采访记录、文献整理、文学性历史性兼具的非虚构性写作,使他成为当今台湾最令人尊敬且具代表性的中生代左翼作家。

在“本土化”逐渐成为台湾社会主流甚至霸权话语的历史背景下,蓝博洲的创作独树一帜,始终关注被湮灭的台湾左翼历史,在他严谨扎实的田野调查和朴素克制的文字中,台湾日据至二二八及白色恐怖历史中一批左翼理想追寻者和受难者逐渐浮现在读者眼前,那些人、那些事印证了台湾和中国大陆血肉相连的历史关系。他的文学创作持之以恒地为被湮灭的台湾史与台湾人发声,如咬定目标不松口的斗牛犬,执着追寻历史真相。蓝博洲的非虚构写作是对杨逵、陈映真等前辈传统左翼精神的自觉继承,在当今台湾社会历史观异化、国族认同混乱、认知纷纭的情境下,其历史之眼的重要意义值得高度肯定。

二 、底层意识及其对传统左翼精神的自觉承传

阶级出身带来的本色底层意识和少年时的阅读经验促动了蓝博洲左翼思想、历史和文学兴趣的萌发。蓝博洲出身于苗栗一个泥水匠家庭,父亲微薄的收入须养活家中十一口人;十五岁考入台北板桥高中,因生活开销等问题未能入学,进入台中的省立高级工业学校建筑制图科,因兴趣不合,且“难以承受初次离开客家社会而置身福佬人社会中的孤独”而休学回苗栗,备考的同时从事过送报、圣诞灯饰工、油漆、建筑工等临时工作。…… 高三始“接触党外杂志《夏潮》,思想倾向受到一定的影响。”[9]“《夏潮》关心工人农民的立场,启发了身为工人儿子的我日后走上关心社会弱势者,追求社会正义的道路。而它对被湮灭的日据时期的历史和文学的介绍,也启发了我对台湾文学和历史的关心。”[10]出身于工人阶层的蓝博洲对底层民众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关注弱势群体并愿意为其奔走发声。

除此,蓝博洲思想和价值观形成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应是传统左翼精神的启蒙和引领。蓝博洲的左倾思想意识在高中到大学期间初露端倪,其中几个维度特别值得关注。

第一,在蓝博洲的成长过程中,台湾前辈作家如杨逵、钟理和、吴浊流、陈映真等人的生命历程和创作以及《夏潮》等刊物对他的思想引领作用不可忽视。高二时他就阅读了陈映真的小说《贺大哥》,高雄事件后,在一种无法寻找出路的思想苦闷情境下,他“自觉地系统读起日据以来台湾的现实主义文学。其中,尤其深深吸引我的则是陈映真的小说。”[11]这阶段他还读了乡土文学家钟理和的作品,包括《原乡人》里的那句:“原乡人的血必须流返原乡,才会停止沸腾!”[12]大学时他曾邀请杨逵、陈映真、尉天骢等前辈来校演讲,通过与这些人的交往以及阅读他们的作品,初步了解光复到白色恐怖期间台湾那段充满迷雾的历史。他和年轻同道们“通过与左翼作家杨逵老先生的实际交往,一同走到了那迷雾般历史的前沿。”而之后的孤单路途中,正是“杨逵老先生那孤单的身影”给予了他“坚持走下去的一股力量。”[13]这个时期,文艺青年蓝博洲还阅读了吴浊流的《无花果》,这是让他“初步了解‘二二八’事件的第一本书”[14];而党外杂志《夏潮》对青少年时期的蓝博洲已产生积极影响,如前文所引述。

第二,蓝博洲年轻时期就接触了五四以来的左翼文学如鲁迅、巴金、茅盾等人的著述,“在校期间,蓝博洲还阅读了大量鲁迅等30年代作家的‘禁书’,手抄过鲁迅的《呐喊》;他说,是鲁迅给我力量,他每逢遭遇困惑时,就去读鲁迅作品,阅读中感到从未有过的激动和充实。”[15]蓝博洲始终保持对霸权话语的质疑、警醒和批判,执着追寻着那些献身于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理想主义者的踪迹,鲁迅等人的启蒙立场、批判意识、民族精神都潜移默化地成为他的思想资源。

第三,《人间》的工作经验。1985年蓝博洲大学毕业后服兵役,退伍后任职于《南方》、《人间》杂志,“一九八七年三月,随着《人间》编辑部展开台湾‘民众史’的企划,一九六O年初叶出生的我,顿时跌入了一个被刻意掩埋的历史的荒冢……”[16]《人间》开始的民众史报导写作确立了蓝博洲之后的人生方向,之前将小说创作视为志业的他自此转向叩问历史的非虚构写作,尽管他并没有遗忘小说写作。由陈映真发起创办的《人间》(1985-1989)是1980年代中后期台湾重要的人文杂志,它“以摄影和报告文学的形式,呈现被资本主义经济与消费社会成熟期的主流视野掩盖的另一个台湾,以追求公义的社会结构,恢复人与自然、人与人更‘丰富亲切’的生存关系为理想。”[17]陈映真的发刊词道出了《人间》杂志的性质和宗旨:“如果用一句话来说明,《人间》是以图片和文字从事报告、发现、记录、见证和评论的杂志。透过我们的报告、发现、记录、见证和评论,让我们的关心苏醒;让我们的希望重新带领我们的脚步;让爱再度丰润我们的生活。……我们盼望着透过《人间》,使彼此陌生的人重新热络起来;使彼此冷漠的社会,重新互相关怀;使相互生疏的人,重新建立对彼此生活与情感的理解;使尘封的心,能够重新去相信、希望、爱和感动,共同为了重新建造更适合人们居住的世界;为了再造一个新的、优美的、崇高的精神文明,和睦团结,热情地生活。” [18]显然,这是一种有着浓厚理想主义热情和人道情怀的温暖声音,正是带着这样的热力,《人间》脚踏实地投入报导社会现实和关怀底层弱势者的行动。《人间》经验也是蓝博洲自觉加入当代台湾左翼阵营的一个起点。

第四,台湾历史上那些左翼理想主义者人格力量的召唤。在《人间》期间他写作和刊发了报导文学作品:《美好的世纪——寻找战士郭琇琮大夫的足迹》,郭琇琮的生命故事及相关历史人物带给他不同寻常的感动和震撼,多年以后蓝博洲仍表示:郭琇琮牺牲前留下这样的遗言:“把我的骨灰撒在我热爱的这块土地上,也许对老百姓种空心菜还有些帮助。”这句话让他受到极大震撼,“我看到前面有这样的台湾人,他们有着无私的人格和理想。……我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决定专心把郭琇琮这样的台湾人一个个找出来。”[19]另一次被采访时他同样表示:“写郭琇琮后,我整个人才找到安身立命的一种态度,我写了这么多人,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他。”[20]足见郭琇琮、钟浩东等前辈仁人志士的人格和追求如灯塔火炬般,对作者产生了极为强烈的共鸣和感召力:“我以颤栗的心,向那无限丰富地教育了我的、荒冢中的历史,以及那些一度那么勇敢、纯洁、无私且热烈地活过的、台湾最优秀的灵魂合十祈谢。我彷佛感觉到,透过这历史的调查,我胜过了绝望,超越了恐惧,在一个又一个从历史的烟尘中洗涤而重现出来的他们的名字,新一代的台湾青年,得以把已经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來,找到充满着希望与活力的、新的身份认同。”[21]非常诚恳地道出了台湾左翼思想史上精神对接和薪火承传的方式和意义:一方面,是年轻的作者挖掘出了历史尘烟中不为人知的前辈受难者的生命史,让他们的事迹和生命史为今人所知;另一面,那些曾经“热烈地活过”的“台湾最优秀的灵魂”却给予了当下现实中歧路彷徨者以力量和启迪,激励着作者继续勇毅前行。

蓝博洲的报告文学和小说写作及相关社会活动是对台湾传统左翼精神的自觉继承,也是以不断书写有力推进了这种精神的传扬,这主要体现在以下诸方面:

其一,对台湾左翼人物和历史题材“择善固执”的选择。历史题材写作可以有多种选题,而蓝博洲几十年来持续关注的选题主要是台湾左翼人物的生命史:日据时期投入抗日斗争的台湾左翼力量、光复至二二八再到白色恐怖时期的左翼战士和理想主义者的斗争和牺牲……从这种“固执”的题材选择不难看出作者对台湾左翼传统的浓厚兴趣;陈映真曾如此言说自己在书写台湾左翼前辈生命史的心境:“五十年代心怀一面赤旗,奔走于暗夜的台湾,籍不分大陆本省,不惜以锦绣青春纵身飞跃,投入锻造新中国的熊熊炉火的一代人,对于他,再也不是恐惧、神秘的耳语和空虚、扭曲的流言,而是活生生的血肉激昂的青春。”[22]这动人心魄的热忱表述其实也道出了蓝博洲如此择善固执的一种原动力。

其二,坚定的中华民族认同和两岸命运共同体意识。日据时期杨逵曾以“首阳农园”明志,以伯夷、叔齐自比,表达其不屈的民族精神和抵抗殖民者的意志。在当代台湾,陈映真先生曾自述:“几十年来,每当我遇见丧失了对自己民族认同的机能的中国人;遇见对中国的苦难和落后抱着无知的轻蔑感和羞耻感的中国人;甚至遇见幻想着宁为他国的臣民,以求‘民主的,富足的生活’的中国人,在痛苦和怜悯之余,有深切的感谢——感谢少年时代的那本小说集,使我成为一个充满信心的、理解的、并不激越的爱国者。”[23]他从鲁迅的《呐喊》里开始认识和亲近一个饱受苦难的中国,而始终热爱着这个祖国;他对台湾的历史境遇和当代社会性质的辩证分析既立足于岛屿现实,也建立在中国认同的基础上,视野开阔、情怀深挚。而作为杨逵和陈映真左翼精神的当代重要传承人,蓝博洲的报导文学创作同样体现出强烈的两岸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他的笔下,这种共同体意识并非仅仅源于单纯的血缘性民族情感,同时也是通过前辈志士痛苦的彷徨和探索而获得确认的身份认同:“二二八事变之后,他们一度彷徨了。中国是什么?祖国是什么?台湾要往哪里去?这些沉重的问题,在他们心中成为千钧重压,等待着解答。一九四七年起,中国内战形式急转直下,他们于是在激荡复杂的中国现代史中沉思台湾的意义。阴霾廓清,在他们的眼前,因着身份认同的新的解决,开展着辽阔的工作和希望。台湾往何处去的问题,在中国往何处去的质问和实践中,他们取得了明白、坚强的解答。”[24]蓝博洲作品不断追寻日据时期台湾人民追求民族解放的抗日斗争史,不懈致敬台湾历史上的左翼理想主义者和爱国者,这在台湾社会脱中媚日逆流甚嚣尘上的语境中尤显风骨凛然,特别可贵。

其三,鲜明的殖民批判意识。台湾社会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日本殖民统治,多种原因造成国民党政权统治时期对殖民历史未能进行彻底有效的清理和反省,迅疾进入冷战-内战结构下“反共抗俄”的白色恐怖时期,之后美援体制下台湾经济崛起的同时伴随着第三世界现代化过程的民族主体性软骨症和价值观倾斜,造成长期病态的媚日亲美倾向,陈映真等有识之士对战后台湾社会的经济文化殖民性有着清醒的认知,在文学创作中进行了犀利的讽刺和批判,对岛内外遥相呼应的美化皇民化等论调展开了雄辩有力的批驳。相形之下,蓝博洲并不很擅长理论思辨,而他以惊人的勇气和韧性“像特务一样”发掘着被湮没和遗忘的历史,他的考掘既是对历史真相的尊重,也是在回应着严峻的现实问题。面对台湾地区90年代以来媚日思想日盛的倾向,他策划和举办了多种澄清历史真相、充满殖民批判精神的演讲和展览活动,如近年在两岸多地多次举办“反殖民与台湾光复——日据时期台湾历史图文展”,[25]“通过大量珍贵历史照片和2万余字的文字叙述,全景展示了1895-1945年间台湾抗日斗争历史,反映了广大台湾同胞不畏强暴、抵御外辱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爱乡的优良传统,昭示了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历史事实。”[26]是对岛屿病态的美化殖民论述的积极回应和有力驳斥。

其四,庶民意识和民众史观。日据时期即投入抵抗殖民活动的杨逵曾表示自己终生属于庶民,庶民生活是他一生最持久的日常生活样态;建立在农工生活体验基础上的知识实践和社会实践不仅给杨逵的个人生命带来充实感,也为杨逵投身社会运动带来使命感,同时更赋予他的创作以土地强健的力量和来自底层的声音,成为日据时期最具抗争力的文学典范。底层庶民的生存经验和本色情感、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意识和理想主义色彩,二者构成了杨逵作为社会运动家的精神支柱。[27]而蓝博洲则以自己的方式传承了杨逵先生朴素的庶民意识,他的书写同样扎根于民众,体现出自觉的民众史观。在《消失的台湾医界良心》一书的《前言》里,他批评那些“只想在别人的旧冢上”插上不实墓碑的人,“从来不肯走进民众,采掘生动地活在民众记忆中的、现代台湾的民众史,”[28]而他则坚持走进民众,走进那些日渐湮没却仍残存并鲜活的历史记忆,从破碎的民众记忆中探求历史真相,长期关注和考掘“从二二八到五O年代白色恐怖的台湾民众史。”[29]

三、对台湾主流选择性创伤叙事的反拨和纠正

蓝博洲的创作聚焦于“二二八”及其后白色恐怖时期的历史面貌和创伤记忆,力图客观呈现复杂的社会矛盾,还原曾被禁锢的历史真相,再现台湾左翼进步人士追寻理想和悲壮受难的人生历程,致力于打捞台湾左翼系谱中被扑灭的受难者的创伤历史,是对台湾主流社会选择性创伤叙事的有力反拨和纠正。

“由于半个世纪以来形成的各种噤声失语的情境,二二八事件很不幸地被扭曲成族群之争,却又缺乏反省的机会,”[30]解严以来的台湾社会,过往威权体制下的主流文化对“人民记忆”的遮蔽和压制逐渐被揭开和推翻,对二二八事件的聚焦和研究相对比较充分,“二二八”历史创伤被反复地呈现为一种集体性的悲情记忆,这种叙述、回溯、再现和重构有其诉求转型正义的合理性,激增的历史创伤叙事凝聚了极大的政治能量,并对台湾人的历史认知和民族认同产生深远影响;但是,二二八创伤也成为政客操弄政治话语制造族群冲突的工具,90年代以来大量的台湾二二八创伤叙述中,煽动排他性(中国在此被视为这个必须被驱逐排除的“他者”)的仇恨、渲染“我群”的悲情共同体意识成为最突出的特点,存在着非理性、主观化、激进化倾向,有明显的选择性创伤叙事特征。[31]值得注意的是,台湾社会通过政策导向、文化教育、新闻传播、学术研究等多重维度操作选择性创伤进行代际传递,强力驯化年轻世代的身份认同。“根据沃尔坎的研究,政治人物在操作选择性创伤进行代际传递时,有两个明显特征:其一是对历史创伤的需要超过对历史真相的需要;其二是肆意扩大权利。某些政治人物会‘选择性地’剥去历史事件的其他因素,而将其中有助于激发复仇情绪的因素和逻辑绝对化和神圣化。”[32]我们看到,不少台湾政客正是这样选择性地剥除二二八历史事件的其他因素,而将其中容易激发岛民对外省人复仇情绪的因素和逻辑绝对化乃至神圣化,反之,外省人则被强加上所谓历史原罪。如此操弄的结果是族群矛盾被激化,社会陷入动荡不安。如王晓波所言:“二二八平反了,但不意‘省籍冲突’益烈,二二八竟变成了新省籍冲突的帮凶”。[33]这也使得大量台湾二二八历史创伤叙事沦为本土化和去中国化意识形态的注解,变成一种政治化的仇恨叙事。

在这类以选择性创伤强化族群冲突、制造仇恨意识的主流话语中,光复至五十年代白色恐怖时期台湾左翼青年牺牲和受难的历史事实及其原因则被忽略或遗忘了。“牵涉时间更长、政治冤案、错案、假案更多的白色恐怖,由于执政当局对相关档案之进一步开放很有顾忌,所以在研究上就难有大突破。台湾社会转型正义之完成,有赖台湾白色恐怖政治研究的深化。”[34]同样是面对历史悲剧,与对“二二八”的高度聚焦和重视相比,台湾社会对白色恐怖受难者却存在着“阶级歧视性”的差别待遇。[35]其原因在于,90年代后迅速膨胀的本土化思潮接续并光大了戒严时期的反共意识形态,只是从冷战时期的反共演变成反外省人、反中(当然包括反共),“去中国化”的语境中白色恐怖变为绿色恐怖。“亲中”、“亲共”、“统战”和冷战时期一样仍然是被污名化的红帽子。[36]与此相关,白色恐怖下台共党人(老红帽)或左翼进步人士的生命史和受难史,因与中国大陆和共产党有着紧密联系,不仅是威权时代的禁忌,在解严后台湾社会主流历史视野中也受到选择性遗忘或忽视。蓝博洲长期致力于书写这些追求中华民族解放的理想主义者的生命史,还原和重构被遗忘的台湾红色历史,也就显得弥足珍贵。

对于台湾社会、历史及未来而言,与“二二八”有着密切联系但绵延更久的白色恐怖对台湾左翼进步力量的残酷扑灭,同样是不容忽视的巨大创伤。“那些在战后将反抗殖民统治的精神埋藏在内心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大陆革命进展中被震撼波及的知识分子的陨落,造成了台湾有形无形文化的断绝与荒芜。其创伤远超过单纯的政治镇压的层次。”[37]显然,蓝博洲坚持通过文献采集、田野调查和采访记录等方法,将台湾近现代历史上处于非常边缘的位置但却绝不应被忘却的左翼脉络钩沉出土,描绘出不容忽视的台湾红色历史人物群像:郭琇琮、钟浩东、张志忠、吴思汉、蓝明谷、许月里……串联起一个令人感念和深思的台湾左翼谱系,这些在白色恐怖中打捞出台湾红色历史和相关民众史记忆的艰辛努力正是深化“台湾白色恐怖政治研究”的重要实践,也是台湾社会完成所谓转型正义必不可少的环节。这对于客观认识光复至白色恐怖时期的历史真相、纠正台湾社会选择性创伤话语的偏狭错误有着重要的意义。“作者在民主化绝非‘胜利’,和不可或忘前人心志的信念下,发掘历史真相的作为,是向‘强者胜、胜者正’的正史所作的持续抵抗。”[38]

不仅如此,这样的书写既追寻过去,更面对现实,朝向未来。诚如范云所言:“50 年代的这一群人,他们的政治行动,其实是一个左的、一个红色中国的理想主义。在今天的台湾社会,要如何能够持平地去理解这红色中国的理想主义的实质内容?我觉得这个持平的理解的努力,就会是我们今天谈白色恐怖的重要精神遗产。……这个社会、这片土地曾经出现过那样精神的高度。我觉得这是白色恐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遗产。”[39]我以为,沿着这样的思路就不难意识到蓝博洲的书写还有着更重要的向度和启示,那就是通过寻找、查访、口述记录等方式抢救历史,重建和还原随时会消失无踪的历史记忆,在见证书写的基础上重现台湾历史上曾经有过的高贵理想与信念,将今天与过去对接,将海峡两岸的思想文化相对接,并从中找寻创伤修复、历史救赎和社会前行的方向,诚如蓝博洲所言:“理解了过去,才能知道未来的方向”。[40]

注释:

[1]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项目编号:12BZW088)研究成果。

[2] 卡尔•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

[3] 侯孝贤:《凡记下的就存在》,蓝博洲:《幌马车之歌》,北京:台海出版社 2005年版,第1页

[4] 蓝博洲等:《从影像反思白色恐怖的记忆政治》,《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61期,2006年3月,第255页

[5] 杨渡、王妙如:《专访陈映真》,《文艺理论与批评》2000年第2 期,第93-94页

[6] 黎湘萍:《另类的台湾“左翼”》,《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1期,第62页

[7] 刘小新、朱立立:《当代台湾文化思潮观察之一—— “传统左翼”的声音》,《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第75页

[8] 蓝博洲:《台北恋人》,台北:INK印刻文学2014年版

[9] (日)横地刚著、陆平舟译:《一切都已结束,一切又在开始:蓝博洲之旅》,自陈映真主编:《日读书界看蓝博洲》,台北:人间出版社2006年7月版,第6-7页

[10] 蓝博洲:《自序:在追寻的道路上》,自蓝博洲:《老红帽》,台北:南方家园出版社2010年2月版,第5页

[11] 蓝博洲:《不忘初心──陈映真的山路》,“苦劳网”《文艺报》2016年12月9日

[12] 蓝博洲:《自序》,蓝博洲:《幌马车之歌》,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6页

[13] 蓝博洲:《消失在历史迷雾中的台湾作家·后记》,北京:台海出版社2005年8月版,第361页

[14] 蓝博洲:《自序》,蓝博洲:《幌马车之歌》,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6页

[15] 肖舟:《蓝博洲:用笔打捞被湮灭的台湾民众史》,《中华时报》2014年8月19日

[16] 蓝博洲:《消失的台湾医界良心》,台北:INK印刻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5月版,第9页

[17] 李娜:《少数民族报道与<人间>的理想主义实践——以汤英伸案为例》,《华文文学》2012年 第3期,第84页

[18] 陈映真:《〈人间〉发刊辞》,《人间杂志》创刊号,1985年11月

[19] 新华网:《要将台湾民众爱国史的真相一一出土——访台湾名作家蓝博洲》,转自“中国新闻网”2012年2月15日。http://www.chinanews.com/tw/2012/02-15/3671089.shtml

[20] “青阅读”:《蓝博洲:复原历史的“孤独者”》,《北京青年报》2014年09月26日

[21] 蓝博洲:《幌马车之歌》,台北:时报文化1991年版,第268页

[22] 陈映真:《后街》,《我的弟弟康雄》,台北: 洪范书店2001年版,第22页

[23] 陈映真:《鞭子和提灯》,《陈映真散文集(一)· 父亲》, 台北:洪范书店有限公司,2004 年版第 12 页

[24] 蓝博洲:《消失的台湾医界良心》,台北:INK印刻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9页

[25]去参加11月17日厦大会议前微信向蓝博洲先生求证,截至2017年11月初,“反殖民与台湾光复——日据时期台湾历史图文展”已在台湾各地巡回展出了19站;也已在大陆的合肥、厦门、上海、郑州、昆山等地展出了10站。

[26] 栾晓娜:《“反殖民与台湾光复”历史图文特展在上海开幕》,《澎湃新闻网·浦江头条》2017年5月20日,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89992

[27] 朱立立、刘登翰:《论杨逵日据时期的文学书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3期第49-65页

[28] 蓝博洲:《前言》,《消失的台湾医界良心》,台北:INK印刻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10页

[29] 蓝博洲:《消失在历史迷雾中的作家身影•后记》,台北:联合文学2001年版,第401页

[30] 郑鸿生:“从影像反思二二八的记忆政治”座谈会发言记录,《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61期,2006年3月,第231页

[31] 美国学者沃尔坎的研究表明:“一些受害者群体的领袖较多地使用选择性创伤而非选择性荣耀来进行社会动员。……与选择性荣耀相比,选择性创伤对保持群体认同的作用更加复杂。选择性创伤有更强的情感‘放大器’作用。创伤之后难以平复所构成的压力使群体领袖对创伤的理解十分强烈且偏执,并将一些特定的心理需要转变成不切实际的政治任务。之后他们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传递对后代完成这些任务的希望和期待。”杨剑文章以此理论分析台湾的二二八话语,颇有说服力。参见杨剑:《选择性创伤的代际传递:二二八现象的当代政治分析》,《台湾研究集刊》2013 年第 5 期,第2页

[32] 杨剑:《选择性创伤的代际传递:二二八现象的当代政治分析》,《台湾研究集刊》2013 年第 5 期第2页

[33] 王晓波:《二二八真相 》,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2002 年版,第 5 页

[34] 侯坤宏:《台湾白色恐怖口述访谈所面临的几个问题》,《台湾口述历史学会会刊》第6期,2015年8月,第9-10页

[35] 蓝博洲:《自序》,《幌马车之歌》,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16页

[36] 戒严体制和“白色恐怖”使得恐共反共心理内化为台湾社会的准集体意识(近乎涂尔干意义上“机械团结之下的集体意识”),“如果一种行为触犯了强烈而又明确的集体意识,那么这种行为就是犯罪。”(法)埃米尔•涂尔干著、渠东译:《社会分工论》,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43页

[37] (日)丸川哲史著、李凤新译:《夺回“历史”的工作:<幌马车之歌>书评》,自陈映真总编:《日读书界看蓝博洲》,第42页

[38] 前田年昭著、李凤新译:《日本殖民地统治的原点:来自台湾的批判性质问》,自陈映真总编《日读书界看蓝博洲》第40页

[39] 范云:“从影像反思白色恐怖的记忆政治”座谈会发言稿,2005年2月27日。参见蓝博洲等:《从影像反思白色恐怖的记忆政治》,《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61期,2006年3月,第226页

[40] 吴济海、刘欢:《 “反殖民与台湾光复:日据时期台湾历史图文展”在台北开幕》,新华网2017年02月15日http://news.xinhuanet.com/tw/2017-02/15/c_1120474244.htm

【朱立立,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研究员,文学院教授。察网www.cwzg.cn摘自《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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