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几个问题

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阐述一些与已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命题不同的理论命题。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有理论错误或者其真理性大打折扣,而是意味着面对新的条件阐述出来与新的条件相对应的新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初级阶段,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又是共产主义生产方式的第一阶段,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属于共产主义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大的特殊性就是在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于欧美资本主义的条件下,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建设社会主义。从“前三十年”过渡到“后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这两个历史时期都是在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于欧美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它们二者之间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性差别,而不应该是根本性差别。因此,从两个阶段的建设实践都可以概括总结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具体而又深入的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过程,在那里探讨如何塑造社会主义新型生产关系。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要重视对20世纪社会主义思想材料的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根本的理论指导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必然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对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胜利。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几个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中共中央政治局从第11次(2013年12月3日)以“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为主题、到第20次(2015年1月23日)以“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为主题,再到第28次(2015年11月23日)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为主题进行集体学习。从这种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我们可以看作是党中央对目前广泛存在于我国思想理论界的不可遏制的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教学和科研工作“西化”倾向的一种拨乱反正。在举世瞩目的党的十九大上,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这必将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产生深远的影响。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用以指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是习近平同志的一贯思想。本文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的几个理论问题谈些不成熟的看法,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一、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系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系列讲话中,由于所论及的具体问题和条件的不同,先后使用了“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等概念,并提出了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命题。本来,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意义是明确和统一的。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方面是指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面对当今世界的国际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进一步补充和完善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也就是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另一方面,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重点还在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面对全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这个特定的研究对象,在总结前人研究成就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实践提炼和阐发新的规律和理论。因此,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从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两个方面来展开。

由于形而上学思想方法的长期影响,学术界仍然有人用僵化静止的观点去界定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命题。例如,他们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界定为马克思著作中的政治经济学;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界定为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以后世界范围内所有马克思主义者著作中的政治经济学。他们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界定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经济学。鉴于习近平同志“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号召,有人有讨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当代”究竟以什么时间为标志来具体划定。有人坚持将1949年新中国建立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的标志;有人则坚持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召开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的标志。他们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界定为研究中国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当然,这种必将产生一系列的矛盾。

第一个问题是,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中所阐述的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是不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是不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来源?真的有人撰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其所列的众多文献中居然没有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哥达纲领批判》是马克思对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和分配关系的重要理论探索,不把它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来源,无论如何也是说不过去的。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思想是不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因为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阐述,其对象也是中国社会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所以毛泽东经济思想当然是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围。然而,有人却坚持拒绝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思想列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甚至拒绝将其列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来源。他们的理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有邓小平开创的,因此,他们认为毛泽东思想“封口”了,邓小平所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还“开口”等待我们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丰富和发展。我认为,还是不要这样僵化教条的好。邓小平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怎么能把二者截然对立起来呢?我们不是一直都在讲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吗?

第二个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欧美特色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在基本经济规律上是否要有区别?有的学者混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界限。例如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来源》一文中“通过与西方经济学比较,论证剩余价值理论同样适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大家知道,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直都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概括为剩余价值理论或剩余价值学说。由于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和唯物史观的论证,社会主义才从空想变成了科学。剩余价值学说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真理性认识。这一真理性认识怎么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中被再发现呢?按照认识是实践的反映的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莫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中有英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关系?再如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主要如经济的社会形态发展理论、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理论、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历史趋势理论、资本循环和资本周转理论、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垄断资本主义理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未来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经济特征理论等方面,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的新的实践中都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和多方面的丰富发展。”[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英美特色的资本主义。我们不知道“剩余价值论、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历史趋势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的新的实践中怎么能够都得到广泛的运用?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新实践中有剩余价值资本化,也许人们还不那么敏感。但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新实践中有“剥夺者被剥夺”,这是不是太荒唐了?

第三个问题是,什么是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首先要突破的基本理论问题就是研究对象问题,主要有3个方面:首先,他认为以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虽然也会研究生产力,但一直处于被联系的地位。有鉴于此,他们提出,应将生产力作为政治经济学直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的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创新之一是在研究对象上突出研究生产力,并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研究生产关系。其次,他们认为马克思《资本论》研究典型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生产关系的研究就不仅需要对公有制经济展开研究,非公有制经济和混合所有制经济也应成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由此他们提出“政治经济学研究多种生产关系和相应的经济制度。”的观点。再次,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属于经济本质的分析。针对这一不足,他们提出“政治经济学研究经济运行和相应的经济体制。”在这里我们要问:发展马克思是不是像我们有些人所做的那样:“马克思说东,我偏说西”;“马克思说南,我偏说北”;“马克思说‘这个东西是白的',我偏说‘这个东西是黑的'”呢?这种做法就是对马克思已有研究成果逐一地进行清洗和否定。由此,一批像庞巴维克那样的疯狂地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也可以堂而皇之地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上述问题涉及到一个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论问题。归根到底,还是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问题。坚持正确的发展观,就是要坚持唯物辩证法的辩证否定观。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来受国外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我国经济理论界一部分学者对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问题,表现出越来越严重的形而上学的发展观或否定观。运用马克思主义正确的发展观,分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问题,首要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和基本理论“硬核”。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要寻求开辟研究的新领域、探索时代的新问题、发现经济运动的新规律。而形而上学的发展观却完全相反,在这种发展观看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和基本理论“硬核”。这种发展观的信仰者,在理论界就出现了或明或暗的批判和抵触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思潮,认为马克思主义“过时”了。问题在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不是一定要以形而上学的否定观来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前提?科学史上,爱因斯坦对待古典热力学的态度值得我们借鉴。爱因斯坦在总结自己一生学术生涯的《自述》一文中写道:“一种理论的前提的简单性越大,它所涉及的事物的种类越多,它的应用范围越广,它给人们的印像也就越深。因此,古典热力学对我造成了深刻的印象。我确信,这是在它的基本概念可应用的范围内绝不会被推翻的唯一具有普遍内容的物理理论(这一点请那些原则上是怀疑论者的人特别注意)。”[3]大家知道,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一种关于无限宇宙空间力学理论。因此,爱因斯坦发展前人的古典力学理论,不是在前人理论使用的条件范围内对前人理论的肆意践踏和否认。

我们希望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要像爱因斯坦那样,按着科学的发展观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行发展。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阐述一些与已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命题不同的话语,但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有理论的大打折扣,而是面对新的条件阐述出来与新的条件相对应的新理论。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区别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和一切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全新的经济学说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写道:“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4]对于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这一经典表述,学术界许多学者都试图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做出自己的解读。对于这种属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内部的不同理论观点的争鸣,我们当然也可以表明我们的态度。但是,我们更要强调的是这些不同理论观点的一致性。这就是政治经济学是对一定历史阶段上生产方式的理论反映。既然《资本论》是对当时具有典型意义的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反映,那么,《资本论》所揭示的经济规律对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切国家和一切社会都是适用的。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论述广义政治经济学和狭义政治经济学划分的理论。恩格斯写道:“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从弓和箭,从石刀和仅仅是例外地出现的野蛮人的交换往来,到上千马力的蒸汽机,到机械织机、铁路和英格兰银行,有一段很大的距离。火地岛的居民没有达到进行大规模生产和世界贸易的程度,也没有达到出现票据投机或交易所破产的程度。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么,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5]恩格斯强调第一,不同社会生产方式有不同的狭义政治经济学。恩格斯同时也强调,既然人类社会已经超越了火地岛所代表的那个落后时代而进入到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那么,我们就不能再将火地岛所代表的落后时代的政治经济学拿来与现代英国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相混淆。按照恩格斯的这一论述,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生产的一种特殊形式,马克思的《资本论》研究揭示这种特殊社会生产方式的经济关系。因此,《资本论》只是一种狭义政治经济学。恩格斯提出了创建广义政治经济学的问题。但是恩格斯强调创造广义政治经济学,必须要以狭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为基础。狭义政治经济学“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个个别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6]。也就是说,首先狭义政治经济学必须要对原始社会生产方式、奴隶社会的生产方式、封建社会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等各个社会生产方式进行研究,揭示出这些生产方式的特殊规律。“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合于生产一般和交换一般的、完全普遍的规律”[7]可见,创建广义政治经济学要以完成狭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为基础。

在恩格斯那里,无论是进行狭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还是创建广义政治经济学,都是从人类社会历史的时间段而言的,根本不涉及民族经济学问题。然而,有人却由此得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民族经济学的结论。必须认识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民族色彩,容易忽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性。事实上,在《反杜林论》中,在恩格斯强调政治经济学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历史阶段政治经济学的差别的时候,恩格斯紧跟着说:“同时,不言而喻,适用于一定的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的规律,对于具有这种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的一切历史时期也是适用的。”[8]

按照恩格斯的狭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当人类社会超越了资本主义社会而进入到了新的共产主义社会形态时,也一定会有以共产主义社会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的狭义政治经济学。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已经到了关键时期。中国经济学界许多人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自信,盲目崇拜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一切理论命题、一切话语体系,以美国经济学、以诺贝尔经济学奖为标准看齐。经济学这种严重的西化倾向,必将会导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偏离社会主义轨道。如果我们任凭这种思想泛滥下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将要面临被颠覆的危险。这是必须要引起我们全党全社会高度重视的错误倾向。

为了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沿着正确的航向前进,我们必须要端正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性质的认识。中国共产党人一直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那么,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国家的学者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究竟是否具有某种独到的优势呢?习近平同志深刻地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实现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最伟大的实践。这种最伟大实践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理论创新的实践基础。按照恩格斯狭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马克思《资本论》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而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还有待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初级阶段,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又是共产主义生产方式的第一阶段,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属于共产主义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西方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都致力于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但是,他们的研究并没有什么独特的优势。2002年中国《资本论》研究会第11次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召开。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伊藤诚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可行性”为题向大会作报告。他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展的希望之所在。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马克思以前所未有的理论勇气开创了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政治经济学范式。现在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验证了马克思的这一理论的真理性。作为马克思的继承人,我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完全可以直接运用马克思的这一理论。但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面临的时代任务,就是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这是一项全新的事业,需要我们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共同努力进行创造。

三、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要重视对20世纪社会主义思想材料的研究

前面我们提到,有人坚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间起点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人物起点是邓小平同志。为了坚持这一观点,他们还坚持说改革开放没有理论作为指导或者用更为流行的说法就是改革开放事业一直是实践在先,理论总结在后。认真分析起来,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人类改造世界和其他动物改造世界相区别的最根本特点就在于其思想意识性。马克思强调:“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10]可见,说人类改造物质世界过程没有理论指导,就否定人类劳动和动物活动的根本区别。实际上,这些人否定改革开放有某种理论作为指导思想,第一,是要回避或否定当时的某种理论的指导作用;第二,是对实际上指导改革开放的理论的否定。不管当时我们进行改革开放的具体历史条件有多么特殊,我们的改革开放的设计者都是有某种理论的。这种理论在经受实践检验之后,正确的被我们党作为集体智慧的结晶,就以邓小平理论这个成果名称总结出来继承下去。对于指导我们改革的某些不正确的部分,我们进行了及时地反思,在反思过程中加以否定和纠正。另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世界观和根本方法论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一直都是我们的指导思想。我们为什么要否定这一点呢?这是我们继续深化改革继续对外开放不能不坚守的基本原则。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11]这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往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因此,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能忽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滋养。有人片面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特色,有人片面强调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总结,这也是很不全面的。恩格斯说:“现代社会主义,…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子深深扎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12]。恩格斯这里首先承认现代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就总根源来讲它是深深扎根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但是,恩格斯仍然强调研究现代社会主义理论,还是不能简单地从物质的经济的事实出发,恩格斯强调要从已有的关于社会主义的各种思想材料出发。为什么呢?难道恩格斯真的不知道“理论来源于实践”这样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道理吗?不是的!恰恰是在这里,恩格斯正确地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理论来源于实践是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原则,是就认识过程整体而言的。但是,人类认识世界总是要分为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的。就某一特定的历史阶段而言,人类认识世界都必须要继承一些已经经过实践检验的前人的认识成果。在任何一个特定历史阶段,人类认识活动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也没有可能事事都亲自实践。因此,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必须要继承前人的认识成就。这就是恩格斯强调现代社会主义理论阐述必须要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的意义所在。按照恩格斯的这一重要观点,我们研究和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恩格斯之前的社会主义者的文献能够成为思想来源,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理论能够成为思想来源,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模式探索能够成为思想来源,毛泽东领导新中国前三十年经济建设理论和经验能够成为思想来源。事实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大的特殊性就是在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于欧美资本主义的条件下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建设社会主义。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建设社会主义,必须要以更宽广的胸怀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成就。然而,现实社会中很多人诋毁毛泽东,诋毁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前三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和相应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事实上,从“前三十年”过渡到“后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这两个历史时期都是在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于欧美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二者之间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性差别,而不应该是根本性差别。因此,从两个阶段的建设实践都可以概括总结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规律。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要聚焦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过程

如前所述,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1版序言中将资本论的研究对象规定为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13]从《资本论》第1卷出版一直到今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们都围绕着马克思的这一表述的涵义进行争论。有人认为《资本论》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有人认为《资本论》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对于作为《资本论》研究对象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含义是什么,学术界又有各种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作为《资本论》研究对象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其含义是广义生产关系;有人认为《资本论》研究对象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其含义是劳动方式;有人认为《资本论》研究对象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其含义是介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中介范畴。有人认为《资本论》研究对象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其含义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这些不同的意见,尽管都有一定的差异,但是他们之间又有某种共同的东西。这就是,作为《资本论》研究对象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方式。资本主义生产的方式,首先是资本主义生产。可谓是,生产方式乃生产的方式,离开具体的生产过程,便没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生产方式;其次,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它在与其他社会形态的生产过程相比较时,才表现出特殊性。因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此我们得出结论: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的《资本论》,主要聚焦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分析。事实上,《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为自己规定为研究“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为自己规定研究“资本的流通过程”,《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为自己规定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如果说作为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的《资本论》要聚焦研究资本主义生产过程,那么,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其真正科学的阐述自然离不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产过程的研究。为什么说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尚处于不成熟阶段?我认为,最关键的问题就在于我们目前的各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著作,还没有深入到对于直接生产过程进行分析。就是说,我们目前的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规律,还仅仅停留在口号宣传的形式上的。因为我们还不能将各种发展理念和各种发展目标,还没有具体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的各种具体的经济运行之中,这就导致我们的全体社会成员不能体会到这些理念和这些目标的存在。例如,社会主义公有制,它作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总体,理应在具体的社会经济运行的过程中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平等地占有、平等地使用和平等地取得相应劳动收入的关系。可是,一经所谓的市场化运行,它就会异化为各种不平等的占有、使用和收益关系。由此工人阶级从这种经济运行中体会到的不是社会主义的社会生产关系,而是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关系。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最关键的还是要具体而又深入的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过程,在那里塑造社会主义新型生产关系。

五、如何正确对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不健全、不完善的问题

原来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将政治经济学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部分。近年来在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上,一些专家寻求打通政治经济学课程的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很多高校以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没有成型的体系为由,取消了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教学安排。可是在实际的教育教学过程中,对于任何一个稍有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的人来说,都不愿意使用所谓的政治经济学“打通论”的教材。因为现实的社会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社会里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社会里的社会生产关系还是分别存在的,因此“打通论”是错误的。当然,取消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也会造成政治经济学越来越远离社会生活,必然会造成不良的后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二重存在形式:其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以一种物质生产方式的形式存在;其二,对这个特殊阶段生产方式反应的精神存在或理论存在,也就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式存在。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意义来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按照恩格斯狭义政治经济学和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资本论》属于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狭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在创作《资本论》时,也以他独特思想视角研究探讨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以前的社会状态,拓展了狭义政治经济学范围,为广义政治经济学建设做出了贡献。20世纪苏联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以及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都属于共产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在20世纪共产主义生产方式的实践探索过程中,在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实践失败的教训中,我们中国共产党探索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在探索实践中,所以,中国共产党人必然面临着实践探索和理论探索交替进行的过程。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同时又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为其提供经验素材。这是一个既存在发展机遇,又存在发展风险的过程。如果我们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达到了良性互动,那么,我们就会实现理论研究和建设实践双丰收。但是,如果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没有达到良性互动,或者,如果出现理论认识上失误,那么,我们的建设实践就要为此付出代价。用我们通俗易懂的话来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座高楼大厦是一边进行设计,一边进行施工建设。因此,在这个过程中难免要有认识和实践上的曲折。但是,社会主义代表时代的前进方向,必将要赢的中国和世界人民的支持。这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要坚定理想和信念。我们既要大胆前行,又要积极探索不断改进我们的工作。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性特点,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不能建立起自己的学科体系。那么,当前的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科体系的不健全问题呢?

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是根本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属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原则上是属于共产主义话语体系,必须要把他回归到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因此,第一,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我们的基本体系。第二,我们必须要抛弃深深影响着我们的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话语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有不同于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话语体系。对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话语体系,我们必须要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首先,作为一个经济学的学说体系是替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经济学,是不科学的庸俗经济学。其次,在现代西方经济学是不科学的庸俗经济学这特大前提下,我们也要实事求是地承认其中有某些个别的科学的有用成分可供我们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吸收借鉴。当然,分析、批判、吸收和借鉴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是一个充满挑战性的科学研究工作,必须要将这项工作交给高端的经济学研究单位和高端的经济学研究人员去完成。这才是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研究工作。然而,我们现在的做法正好相反,我们不仅没有深入研究和批判借鉴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反而主动地照抄照搬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这一点必须要引起我们的宣传、教育和思想文化领域的领导高度重视,纠正现在已经很严重的经济学研究和教育的全盘西化问题。目前我们高等学校理所推行的西方经济学教育体系,实际是以吸收借鉴西方经济学有益成分为名,普及和灌输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知识”。我们说它是以吸收借鉴西方经济学有益成分为名,那是因为极少有哪所院校真的有哪位西方经济学教授能在课堂教学中辩证分析其所讲授的西方经济学内容。由此我们说,这是在用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对共产主义建设和接班人进行洗脑!经过这种洗脑,在青年学生中逐渐形成了如下观念: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没有体系,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有不可颠覆的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的科学体系,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是发展生产力的经济学等等。这种糊涂观念已经成为中国高等学校经济学院和中国高级经济学研究机构的主流观点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没有学说体系!这都是什么世界观和方法论啊?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学说体系吗?难道西方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思想体系是比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更科学的学说体系吗?恩格斯在1888年10月15日给丹尼尔逊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您很奇怪,为什么政治经济学在英国处于这么可怜的状况。其实,情况到处都一样。连古典政治经济学,甚至自由贸易的最庸俗的传播者,也受到目前占据大学政治经济学讲台的更庸俗的‘上等'人物的鄙视。在这方面,很大程度上要归罪于我们的作者(指马克思——引者注),他使人们看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各种危险的结论;于是他们现在认为,至少在这个领域内,最保险的是根本没有任何科学。而且他们能够蒙蔽普通的庸人到了这种程度,以致在伦敦这里,目前有四个人自称‘社会主义者',同时却要人们相信,似乎他们把我们的作者的学说和斯坦利·杰文斯的理论对比之后,已经完全驳倒了我们的作者!”[14]恩格斯这里描述的是当时英国经济学界的情况。我们没有身临其境,不能直接感悟当时英国经济学界被各种假马克思主义者、假社会主义者、占领阵地的混乱状况。然而,我们将中国经济学界的情况与恩格斯所描述的十九世纪末英国经济学界的情况做一简单对比,我们不能不感到惊讶。历史为什么总是要和我们开玩笑!现代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体系是科学的学科体系,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没有学科体系?大学经济学院和国家高等经济学研究机构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体系视为异端学说?这是一个什么国度呀?1949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上就以东方巨人之躯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然而,我们不知道中国的这一群经济学精英,为什么要跪在西方资产阶级面前呢?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建设,我有以下的几点具体建议:(1)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建设工程取得很大成就。我们要从总体上充分肯定我们已有的建设成绩。但是面对复杂的国际和国内环境我们还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工作。首先马工程教材要进一步系统化,要有更强的针对性开展教材建设工作。例如,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教材都分初级教程、中级教程和高级教程,我们的马工程教材还仅仅有一本。针对这种情况,我建议我们要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分别编写,要有针对性的分别编出初级中级和高级政治经济学系列教材;(2)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建设,我们要更加注意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阐述,将他们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阐述清楚,然后再结合中国实际进行具体化。这就是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时代主题。(3)我们要科学地对待和系统科学地推广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建设工程教材。现在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建设工程的教材,从知识内容的写作到具体教育教学过程的使用推广,还有许多缺失的环节。例如,《西方经济学》教材,在编写环节上专家们就没有一致的看法,在使用推广环节上就更没有人问津。现在全国高等学校的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就没有哪个学校能把《西方经济学》教材中的“结束语”作为教学内容要求的。不仅没有要求,而且几乎没有哪一所学校能够对这一重要内容进行讲授。现实情况是,全国高等学校对于《西方经济学》教学中的分析批判的教学环节,第一没有态度,第二没有教师。因此,我呼吁有关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高等学校第一要拿出态度,第二要狠抓落实。要尽快对于西方经济学教师进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培训和教育。(4)要积极推进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和奖励。要积极支持和奖励那些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我们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不要盲目追求所谓的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诺贝尔经济学奖早已沦落为西方垄断资产阶级国家的意识形态工具了,我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为什么要追求诺贝尔经济学奖呢?(5)大学教育教学要坚决扭转全盘西化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必然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对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胜利。因此,我们必须要时刻注意克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的侵蚀和危害。只有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取得彻底的胜利。

注释: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习近平总书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7AJL004)的阶段性成果。

[1]《经济学动态》2016年,第5期,第6页。

[2]《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十五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一版,第3页。

[3]爱因斯坦:《自述》,《爱因斯坦文集》,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7页。

[4]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4卷,第8页。

[5]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卷,第153页。

[6]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卷,第154页。

[7]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卷,第154页。

[8]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卷,第154页。

[9]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载《光明日报》2016年5月19日第6版。

[10]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4卷,第208页。

[11]《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实践中不断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人民日报》2013年1月6日第001版。

[12]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5卷,第371页。

[13]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4卷,第8页。

[14]恩格斯:《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37卷,第104页。

丁堡骏,吉林财经大学副校长、经济学二级教授。本文原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作者授权察网独家网络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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