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思考

本文回顾了国内外在构建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探索中所取得的成果,主张构建包括从时间广义上涵盖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重点是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的“五形态经济”和从空间广义上涵盖渺观经济、微观经济、中观经济、宏观经济和宇观经济的“五观经济”等主要内容的广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体系,并提出构建五观政治经济学体系的若干原则:以劳动作为元概念和起始范畴,以剩余劳动理论为主线,“马中西”多学派多学科综合创新。

一、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历程

创建广义政治经济学是由恩格斯提出来的。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当时已经开始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某些研究工作,为构建广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奠定了科学的世界观基础、方法论基础、理论基础和体系基础。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马克思主义者为广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建设做了一定的尝试,取得了可喜成果。政治经济学体系的不断创新和发展过程,也是广义政治经济学不断探索和发展的过程。

1.政治经济学体系从狭义向广义的尝试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的核心理论源于《资本论》。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苏联和中国的经济学家在写作政治经济学教材时,就在翻写《资本论》内容的基础上,构建了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如苏联的列昂节夫和中国的沈志远等,在他们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中,都包括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内容。许涤新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初出版了《广义政治经济学》三卷本,包括前资本主义经济卷、资本主义经济卷和社会主义经济卷,其目的是对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中国化和时代化的发展。而20世纪80年代修改再版的《广义政治经济学》第三卷,则是以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为研究对象的,全书由生产资料公有制与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社会主义的流通过程、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与积累、物质生产部门与第三产业共四篇内容组成。许涤新的这个三卷本《广义政治经济学》,阐述了从原始社会一直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是我国第一部以广义政治经济学命名的著作。1954年苏联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并于1955年在我国翻译出版,这本教材包括资本主义之前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三个部分。在社会主义部分中,除了研究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内容外,还探索了社会主义经济的一般规律。20世纪60年代初,孙冶方提出了要建立包括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全社会总生产过程三部分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后来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时,在前三个部分基础上又增加了消费部分。在探索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改革中,具有较大影响的有《政治经济学》“南方本”和“北方本”。它们在社会主义体系的构建上虽有差异,但都接受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分类,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部分依然是传统的板块式拼接。可见,中国政治经济学体系构建之初,就不是仅仅研究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从一开始就试图既少量研究前资本主义经济,又重点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有的还对共产主义经济形态做了原则性的论述,从而逐渐开创了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日趋广义化和中国化探索。

构建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思考

2.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时间广义化研究

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时间广义化研究,是研究不同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在时间逻辑上的展开及其发展规律。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有些经济学者开始探索修复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部分简单拼接的问题,试图把政治经济学的某些一般理论与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经济有机结合起来。他们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三卷与政治经济学六册结构计划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把政治经济学的生产或商品生产一般原理提炼出来,并使之运用到不同社会经济形态中,吸收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的合理因素,阐述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从而促进政治经济学体系时间上的广义发展。张维达主编的《政治经济学》由商品经济、经济制度、经济运行、经济发展等四篇组成,既分析了市场经济的一般理论,又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分别进行了阐述。程恩富、马艳主编的《现代政治经济学》把政治经济学体系划分为直接生产过程、流通过程、生产的总过程、国家经济过程和国际经济过程等五个过程,该教材遵循着从一般范畴向特殊范畴的研究方法,既在以往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吸收了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思想与方法,又把政治经济学有机地应用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中,该政治经济学体系被称为“五过程体系”。逄锦聚等主编的《政治经济学》,由政治经济学的一般理论、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经济等三篇组成。

可见,这些教材和论著在努力实现政治经济学一般理论与不同社会形态的有机结合,即一般理论与时间广义上的有机结合方面,进行了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时间广义化探索。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既从交往关系角度研究生产关系,也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研究生产关系;既从总体规定性角度研究生产关系,也从生产力的发展变化角度研究生产关系。这些不同层面的研究,体现了其对生产关系理解的不断丰富和发展。总的来看,单纯研究某一社会经济制度的理论体系,可称为狭义政治经济学;而研究一切社会经济制度的理论体系,可称为广义政治经济学。相对而言,我们不妨把同时研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理论体系,称为“中义”政治经济学。因此,上述论著主要还是研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应属于“中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

3.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空间广义化研究

政治经济学的空间广义化研究,是研究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在空间逻辑上的展开及其发展规律。中国学者除了在研究经济制度的时间跨度上进行拓展之外,也在探索政治经济学空间跨度上的分层和发展。刘伟和张健群合著的《微观、中观、宏观社会主义经济分析》,包括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前提、社会主义经济微观分析、社会主义经济中观分析和社会主义经济宏观分析等四个部分,他们试图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进行微观、中观和宏观的分析,阐述国家调节和市场调节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作用。除此以外,还有一些论著专门研究其中某一空间和概念层次的政治经济学。

(1)微观政治经济学。林岗主编的《社会主义微观经济分析》分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背景下的微观经济活动,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微观经济主体定位为企业、农户和居民,部分运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企业与农户的经营机制和经济行为,以及居民的经济行为。潘振民、罗首初的《社会主义微观经济均衡论》主要以中国国有经济为蓝本,部分采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以企业行为为主干,以既定的行政体制和双轨体制为前提,对社会主义微观经济运行过程进行了分析。刘小怡的《微观政治经济学:综合与创新》试图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体系“拆散”开来,设计出一个新的理论框架,对政治经济学的微观部分进行理论研究。这个微观政治经济学体系由导论、商品和货币、商品交换和市场机制、生产、消费、分配、市场经济共七章内容组成。虽然此书认为自己创新了政治经济学体系,但在其微观政治经济学体系中,明显站在了西方经济学的立场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比如,其微观政治经济学体系是从稀缺性开始的,认为商品价值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等,实际上否定了马克思的活劳动价值一元论。

可见,中国学者对于微观政治经济学的探索,主要是运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来分析中国的微观经济行为,而明显缺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微观经济学的运用和实质性的创新。

(2)中观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学中明确提出“中观”这一概念的是德国埃登堡大学的彼得斯博士,他分析了中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宏观经济的关系。而我国的中观政治经济学在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也得到了一定的研究。王慎之的《中观经济学》和田文彪等的《中观经济的运行与调控》都认为,应重视魏双凤提出的构建包括微观经济学、中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三部分的综观经济学体系的想法,并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理论来研究我国的中观经济运行情况,但他们并没有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充分应用在中观政治经济学中。在一定程度上讲,目前的所谓中观政治经济学,尚缺乏理论上的进一步提炼和系统性研究。朱舜界定了中观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提出应构建包括中观经济理论的经济学体系。郎咸平提出马克思中观政治经济学的灵魂蕴藏在《资本论》第二卷当中,认为包含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大部类分析在内的“中观政治经济学”体系,不仅能够解决经济稳定增长问题,即经济均衡问题,也能解决社会稳定问题,即社会均衡问题。简言之,中观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和建设仍有很大的余地,任重而道远。

(3)宏观政治经济学。有的学者侧重于对中国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的研究。如魏杰的《社会主义宏观经济控制》阐述了社会主义宏观经济控制问题,对社会主义宏观控制进行静态考察和动态分析。蒋学模主编的《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探索了社会主义宏观经济运行机制和运行规律。这些论著都力求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合理因素,来分析社会主义宏观经济运行问题。有的论著专门阐述马克思主义宏观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如杨文进在《马克思的宏观经济学》中,把马克思的价值、分配理论直接应用于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变量,来阐述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有效需求和经济波动等问题,但某些观点值得讨论。

同时,在前述政治经济学体系时间广义化发展的过程中,也伴随着空间广义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论著在构建政治经济学体系时,注重了国家、全球经济等内容的论述。如程恩富、马艳的“五过程体系”的《现代政治经济学》中有两篇为国家经济过程和国际经济过程;于良春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包括社会总生产过程、社会经济制度、微观经济运行、社会经济发展、宏观经济运行和国际经济关系五篇内容。他们都是在论述政治经济学一般理论的基础上,既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的理论问题,又从空间上分析不同层面的经济运行。近年来,一些学者也关注政治经济学在不同层次上的运用问题。如周学提出应构建“微观、中观、宏观三位一体”的经济学理论体系。郭广迪、王志林则提出,在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中,包含着国际贸易理论、国际金融理论、生产要素国际移动理论和经济一体化理论等现代国际经济学的基本内容。这些均说明,我国政治经济学体系正在不断向空间广义上拓展分析,为全面系统地构建时间和空间上的完全广义化政治经济学新体系奠定研究基础。

二、五观政治经济学体系设计构想

1.五观政治经济学体系构想的提出

广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建设的发展历程,遵循着从抽象到具体、从一般到特殊的广义化的发展过程,通过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时间广义化发展,已经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应用到了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中,成果较为丰硕。相对来看,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空间广义化发展则相对不足。在西方经济学体系中,一般包括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三个部分,这只是反映了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发展沿革。由于西方经济学缺乏系统的科学方法论的支撑,导致了其三部分体系的机械划分,其形成的内容体系存在严重弊端,所以,我们必须科学地扬弃西方经济学体系的思路,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论进行不同空间层次的理论研究和体系创新。

西方现有的微观和宏观经济学体系的构建尚不完备,逻辑概念不清楚,涵盖范围也不全面。以发行量最大的萨缪尔森《经济学》为例,其“微观经济学”篇,先论述供给、需求和产品市场,后又设“应用微观经济学”篇,论述政府税收和支出、效率与公平、国际贸易,甚至还设有“会计学”这一目。其实,政府收支当属宏观经济问题,国际贸易当属国际经济问题。因此,倘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建构,只是在原有体系结构上增加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部分,形成各种混合型的理论体系架构,势必同样缺乏统一的方法论逻辑。政治经济学新体系需要包括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的有关内容,但绝非简单地在体系结构上进行混合式的模仿。再以研究我国社会主义的微观、中观和宏观经济学为例,有些论著完全站在了西方经济学的立场上,即使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逻辑也尚不统一,理论创新度不高,且多数只分析了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没有出于国际视野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各层次的经济活动。

2016年,笔者曾提出构建五观政治经济学体系的设想,认为倘若要与现代西方经济学进行体系建构上的学术对话,并用马克思主义总体指导和超越该理论体系,就应该变通地合理借鉴其中某些方法和物理学的方法,把政治经济学的“五观”界定为渺观、微观、中观、宏观和宇观,形成新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五观政治经济学的体系结构,即依序叙述“渺观经济→微观经济→中观经济→宏观经济→宇观经济”。其目的在于,力图构建出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基石、科学吸收西方经济学有益成分、具有时代化和中国化理论创新特征的广义政治经济学体系。

2.五观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与框架

一般说来,微观经济学是以个别单位(如企业和家庭)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宏观经济学是以整个国民经济为研究对象;而德国和中国的学者提出的中观经济学,是以介于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中间的区域经济和产业经济为研究对象;国际经济学是以国际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空间广义上的经济学体系划分为以上四个层次尚不完备,如缺少以个体劳动为特征的个体经济行为分析,缺少宇宙空间的经济行为分析等。因此,我们要在原来四个层次的基础上,重新界定空间层次上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在这个体系中,要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论,全面系统地研究五大空间层次和每个层次处于不同社会形态的经济活动,形成以空间广义为基础的,涵盖时间广义的五观政治经济学体系,包括渺观经济、微观经济、中观经济、宏观经济和宇观经济。其中,要重点揭示各个空间和时间上的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的演变及其规律,这自然又要密切联系不同时点上的生产力和上层建筑的状况。

(1)渺观经济,重点阐述劳动与生产一般、个体经济行为和经济活动中的人性,阐述不同社会形态下的个体劳动与生产、个体交换、个体消费与储蓄(不是家庭消费和储蓄)分别有什么样的特征,是由哪些因素影响的。

(2)微观经济,重点阐述家庭的分工、生产、收入、财富、消费、储蓄、投资、人口,阐述企业的分工、生产、交换、分配,阐述市场的形成与结构、地位与作用、要素市场均衡与产品市场均衡、市场与国家关系、国家微观规制。

(3)中观经济,重点阐述产业的发展、运动、组织、分工、结构和多产业关系,阐述区域经济的分工、组织、一体化、要素流动、贸易关系、城乡关系、均衡与非均衡发展。

(4)宏观经济,重点阐述国民收入决定与核算、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一般均衡、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关系、失业与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和周期、国家宏观调节、居民人口等。

(5)宇观经济,重点阐述国际的分工、生产、贸易、金融、资源、财富分配、生产价格与价值规律、竞争与垄断、全球化、区域化、集团化、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体系、经济秩序与调节。其中,涵盖离开地球的宇宙经济行为分析(包括人类在其他星球上的资源开发、科研、生产、生活、旅游等经济行为和经济关系),因而对称性地采用“宇观经济”的概念,而没有采用“国际经济”和“世界经济”的概念。

五观政治经济学体系框架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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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构建五观政治经济学体系的若干原则

1.以劳动作为元概念和起始范畴

以劳动作为五观政治经济学的元概念和起始范畴,符合客观经济活动和哲学方法论。这是因为:概念是反映事物本质联系的思维形式,是构成理性认识的基本形式;范畴标志一定理论体系中一系列特定的、构成某一科学体系及其基本原理的最基本的概念,是理性思维的高级形式;元概念是一个科学体系的逻辑起点的范畴,具有原初性和推衍性的特征。五观体系的政治经济学以劳动作为元概念和起始范畴,能够做到逻辑上的严密统一和自洽,并分析各观的经济活动和不同社会形态的经济活动。

人所共认,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中,商品是相对普遍和简单的范畴,因而《资本论》是从商品开始论述的。而商品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两因素,以及包含着创造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和创造价值的抽象劳动。可见,商品与劳动是两个紧密相连的概念或范畴。

不过,广义政治经济学不是只分析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而是从原始社会的经济活动开始分析,因而劳动作为其逻辑起点的范畴和元概念,是理所应当的,体现了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的一致性。作为元概念的劳动具有原初性和推衍性的特征。

首先,劳动是人类的本质性特征和经济活动的起点。人类的历史首先是生产劳动发展的历史,这是人类社会形成和发展的推动力。作为原初性的劳动,“是一切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至我们在某种意义上必须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广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逻辑进程与客观现实的历史发展进程应该相一致。正如恩格斯所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

其次,劳动这一范畴可以推衍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其他范畴。没有劳动,便没有产品或商品;没有商品,便没有货币;没有货币,便没有资本;没有资本,便没有雇佣劳动和剩余价值及其转化形式即利润;等等。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实际上分析了三大概念体系:一是劳动概念体系,如劳动一般、劳动生产率、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个别劳动与社会平均劳动、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等;二是资本概念体系,如资本一般、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产业资本、商业资本、生息资本、土地资本等;三是剩余价值概念体系,如剩余价值一般、剩余价值量、剩余价值率、产业利润、商业利润、借贷利润、绝对地租与级差地租等。其中,劳动概念体系具有基础性,而资本概念体系具有主导性,剩余价值概念体系具有派生性,因而马克思用主导性的资本概念来取名其著作。不过,马克思明确指出,分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只能是“资本的政治经济学”,而未来社会应产生“劳动的政治经济学”。从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设想来看,劳动的解放也是其重要的关注点,即“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就必须消灭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因此,广义政治经济学总体上不应以资本为主导,而应以劳动为基础和主导,因而以劳动为元概念是逻辑自洽和合乎事实的。

2.以剩余劳动理论为主线

劳动作为元概念,也有益于展开作为理论主线的剩余劳动分析。广义政治经济学应从劳动概念推衍劳动产品概念,继而推衍商品概念;而剩余劳动概念推衍剩余产品概念,继而推衍剩余价值概念,再推衍利润、利息和地租等概念。毋庸置疑,《资本论》第一卷分析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主线或中心是揭示剩余价值是如何生产出来的;第二卷分析资本的流通过程,主线或中心是揭示剩余价值如何在流通中实现的;第三卷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主线或中心是揭示剩余价值如何在剥削阶级内部瓜分的。正如恩格斯在评价第三卷时说道:“剩余价值的分配就像一根红线一样贯穿着整个第三卷。”依照马克思经济学的思路,尽管商品生产和交换存在了几千年,但从原始社会一直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长河观察,劳动产品不转化为商品、剩余劳动不转化为剩余价值的时间段肯定更长,因而以劳动为元概念、以剩余劳动为主线(红线)来展开广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是符合历史唯物论和经济辩证法的。

具体说来,广义五观政治经济学体系在研究渺观经济、微观经济、中观经济、宏观经济和宇观经济的整个过程中,均应贯穿以劳动为元概念和主导概念、以剩余劳动为主线的思路。如在宇观经济中,将以国际劳动与国际剩余劳动、国际价值与国际剩余价值为主线,来分析包括全球为主和涵盖非地球的宇宙内人类经济活动,其他层次亦如此。另外,表现为空间广义的五观政治经济学体系,其内在地包含了时间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因而以剩余劳动为主线构建理论体系时,也研究不同社会形态的劳动和剩余劳动的特点和形式。

构建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思考

众所周知,原始社会末期已经出现了氏族公社的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并逐渐转化为私人所有;到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后,奴隶主阶级和地主阶级直接占有奴隶和农民的剩余劳动及其转化物;资本主义私有制是私人资本雇佣劳动,私人资本获取私人剩余价值;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或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是含有不同程度的部分联合劳动或自主联合劳动,公有企业或资本获取的是联合劳动者自己创造和占有的公有剩余劳动及其转化形式即公有剩余价值(国家剩余价值、集体剩余价值、合作剩余价值);在共产主义社会,作为自由人联合体的劳动者将创造和占有更多的剩余劳动及其剩余产品。可见,任何社会的劳动总是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两个部分,只是其表现形式有所不同。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如果我们把工资和剩余价值,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独特的资本主义性质去掉,那么,剩下的就不再是这几种形式,而只是它们的为一切社会生产方式所共有的基础。”“在任何社会生产(例如,自然形成的印度公社,或秘鲁人的较多是人为发展的共产主义)中,总是能够区分出劳动的两个部分,一个部分的产品直接由生产者及其家属用于个人的消费,另一个部分即始终是剩余劳动的那个部分的产品,总是用来满足一般的社会需要,而不问这种剩余产品怎样分配,也不问谁执行这种社会需要的代表职能。”

3.“马中西”多学派多学科地综合创新

五观体系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要坚持“世情为鉴、国情为据,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综合创新”的学术创新原则和思路,即在科学评价和总结古今中外经济实践的基础上,以中外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方法为主体和主导,科学借鉴西方经济理论和国学的合理思想及其他学科的理论,综合构建多学派多学科交叉的适应时代发展的理论体系、概念体系、话语体系、方法体系和规律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身就是在批判地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因而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注重其批判性与开放性和借鉴性相结合,继承性与发展性和创新性相结合。其中有:继承中外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创新、扬弃西方经济理论的创新、借鉴非经济学科的创新、基于中国经济实践的创新、基于世界经济实践的创新等。例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资源配置和市场机制问题上细化和量化的分析有展开的余地,而批判地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思想,可以使政治经济学中关于资源配置和市场机制的分析更为系统和细致;虽然均衡价格论否定了劳动价值论,但其关于需求和供给影响因素的某些分析,也可以借鉴到政治经济学中来,使价值规律应用于市场经济的研究更为系统和细致;既要科学吸收西方经济学基础学科中的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的合理思想,又要借鉴中外经济史学、政府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文化经济学、消费经济学、生态经济学、农业经济学、交通运输经济学、国防经济学等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合理思想,还要吸收中外哲学、政治学、伦理学、法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这将有益于形成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主干、综合经济学各学派、多学科交叉的政治经济学体系。

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研究方法的综合创新。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不过仅此还不够。五观体系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不仅在理论上要合理综合,在研究方法上也要综合创新地使用各种适用的经济研究方法。其中特别要注重下列几点:一是应注重运用经济系统论、经济控制论、经济演化论、经济场态论、经济心理学、经济行为学、经济美学、时间经济学、空间经济学、经济地理学、经济史学等多种知识和研究方法,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二是应处理好时间与空间、个体与整体、国别与世界、历史与未来、抽象与具体等一系列方法。以具体叙述方法为例,须用抽象到具体的方法,从范畴一般向范畴特殊逐步展开。也就是说,在具体分析每一层次时,均首先论述与本层次相关的一般范畴,再论述不同社会形态的特殊范畴,即从整体到空间广义,再在空间广义中推广时间广义。三是在分析中应合理使用数学工具,“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与历史上的其他政治经济学家相比,马克思是其以前和同时期运用数学方法最多最好的经济学家,非常重视数学方法在政治经济学中的适度科学使用。譬如,他在对剩余价值率等问题的研究中,就运用了“数学上的一条定律:即运算常量同变量相加减定律”。只是后来苏联和中国的政治经济学论著没有很好地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经济学的这一优良学术传统。作为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五观政治经济学体系,必须摒弃西方滥用和误用数学方法的弊端,合理适度地运用数学工具,对政治经济学理论进行数学描述,从数理逻辑上更精致地论证其严密性与科学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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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程恩富、马艳主编:《现代政治经济学新编》,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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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朱巧玲:《新中国60年政治经济学教材体系的演变》,《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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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李成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和人的现代化——纪念〈资本论〉第一卷出版150周年》,《管理学刊》2017年第6期。

【作者简介:兰玲,吉林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程恩富,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首席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成员兼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察网(www.cwzg.cn)摘自《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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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