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10周年反思:2008年之后,美国人不再相信美国梦

本文是《纽约》杂志(New York Magazine)今年8月刊登的一篇文章。透过美国太平盛世的表象,作者着眼于美国社会的另一面——恐慌、绝望、黑暗的社会氛围。剧烈的贫富差距使得长久以来为美国人所仰赖的对于社会公平的信条和对美国梦的追求逐渐坍塌。特朗普和奥巴马一样,都不应当对这种社会氛围的产生承担责任,但民主党和共和党在面对高层人士攫取财富、扩大贫富差距时,同样都无所作为。盖茨比式的美国梦中暗含的对人类无限潜力的想象已经显得过于幼稚,美国该何去何从?

金融危机10周年反思:2008年之后,美国人不再相信美国梦

——占领华尔街运动中的抗议者之一,Mickey Smith:“所有事都糟透了,国内贫富差距如此之大,士兵还在国外杀人,而我们除了抱怨这个体制之外,只能继续生活,没有任何途径去改变这一切。当然,我还可以愤怒,毕竟我从来都没有什么钱。”

如果一个美国人身处9.11漫天扬起的尘土中,看到2018年美国的太平盛世,他或许会为之欣喜若狂:基地组织或其继承者再也没有组织针对美国的大型恐怖袭击;美国军队从未全面参与任何地面战争;美国工人们享受着4%的失业率;投资阶级和401(K)持有者也从GDP增长和股市繁荣中受益——根据道琼斯指数,自2001年9月10日收盘以来,股市上涨了约250%;据盖洛普民意调查披露,在美国最受钦佩的人是美国第一位非裔总统——一个在他当总统之前没有人听说过的人,一个在21世纪初没有人能想象到的现象;喜剧成为了增长最大的文化产业。还有什么不值得高兴的呢?

事实证明,还有很多。美国的社会氛围可以说达到了进入现代以来最为黑暗的时期:出生率创历史新低,而自杀率达到30年来的最高水平;大规模枪击和阿片类药物过量无处不在。在911事件之后,最初的震惊和恐慌很快就让位于一种民族团结的表象,以支持一位其选举合法性一年前还遭到激烈争论的总统。今天的美国所表现出的恐慌和绝望,看起来更像是1929年那时的社会氛围,那时美国发生前所未有的经济崩溃,从大银行到家庭农庄,数百万美国人失去了工作和家园。

但这阴霾后的曙光却是不难发现的:2008年9月,雷曼兄弟的倒闭引发了经济危机,对美国造成了比七年前的9/11更为持久的生存性威胁。这种威胁是如此深远,以至于十年之后,表面的繁荣与和平也没有动摇在危机当前时团结所有美国人的一种信念:这个国家的一切都被打破了。不仅仅是华盛顿——它未能阻止金融危机,也几乎没有能力避免下一次——还有种族关系,医疗,教育,宗教,法律,基础设施,新闻媒体,以及这个文明和社会的基本道德。似乎除了Peak TV(对于能够负担得起的人)外,几乎所有事情都作废了。

“美国梦”这一词,最初由历史学家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James Truslow Adams)在大萧条时期所出版的《美国史诗》(The Epic of America)一书中所创造,但如今,这个松散的公民概念已经破灭。这样的信条已经不再被国人所笃信和传颂——美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尽管有许多种族和宗派之间的分歧,可能在其DNA中仍然拥有一个共同的内核,可以使得其从任何混乱中脱身。同样被时代所埋葬的,还有该信条背后的假设:长远地来看,不断上涨的经济浪潮将在同等程度上使得所有美国人受益。经济发展的大潮在2008年回落,其下的废墟一一显现,人们才发现在过去的几十年,最富有的那1%的人们对99%的人们做出了许多虚假承诺,造成了剧烈的贫富差距,而美国的中央机构,无论是政府机构、金融机构还是企业,都辜负了公众对它们的信任。自马歇尔计划以来,美国不断对世界所宣扬的对进步和利润的无限信念,已经被证明是一种残酷的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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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梦:对富裕中产阶级的想象,来源:Bing

与9·11之后的相互指责和调查狂欢不同,大萧条从未带来任何可能有助于恢复这种信念的清算。华尔街的强盗们和大多数他们所在的银行一样逃脱了惩罚,而其他人则被账单困住。债务缠身的千禧一代失去了霍雷肖·阿尔杰式的自我救赎之路,转而开始嘲笑美国的传统信条:每一代人都会比之前那代过得更好。而婴儿潮一代则无力凑齐养老资金。中产阶级的美国工人工资停滞不前,而医疗保健等生活必需品则变得愈加难以负担。

与上个世纪不同的是,在数字时代,最大的公司并不被认为是就业机会、能人主义和那些能让所有人变得富裕和强大的有形商品的来源。相反,它们被视为无法穿透的黑盒子。在那里,我们的个人隐私被交易,从而巩固了一个隐藏在天鹅绒绳索和数字交易货币背后的特权阶层的财富和权力。许多美国人的财务状况和未来前景都陷入困境,这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觉得自己活得就像一个煤矿工人一样。在一个Facebook拥有你的脸,而Alphabet兜售你的语言的社会里,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农奴似乎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还能对即将消亡的隐私权给予一点虚假的尊重。

人们很容易把这种社会氛围全都归咎于特朗普,但这样做低估了这种氛围的严重性,也高估了特朗普在制造这种氛围中的作用(当然,他加剧了这种不满情绪)。特朗普的天才之处在于,利用了这几十年来伴随着全球化和技术剧变美国国内所酝酿的不满情绪,并把这种情绪当做一种武器。为了做到这一点,他还部分抛弃了二战后美国政治的一个基本原则,即任何竞选总统的人都必须散发出罗斯福式的、昂首挺胸的乐观情绪——这种乐观情绪曾帮助肯尼迪和里根入住白宫。而特朗普竞选时所秉持的立场是,美国是一个极度需要再次伟大的国家。正如他所提出的口号“Make America Great Again”所说的那样。在2015年那个灾难一般的日子,他走下特朗普大厦(Trump Tower)的扶梯,宣布参选,愤怒地宣称:“可悲的是,美国梦已经不复存在。”他抓住了制造悲观主义并将其视为爱国主义的商机,并且将其垄断。他对体制“被操纵”的判断并没有错,然而他“修复”体制的计谋却是在共和党自私和贪婪的当权派的全力配合下,为他自己、他的家族以及他身边充满骗子的圈子攫取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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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宣布竞选总统,来源:Bing

如今,已经很难回想起十年前美国人的情绪有多乐观。尽管经历了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但奥巴马的当选带来了真诚的希望。他宣言要雇佣有才能的人把我们从让很多美国人受害的华尔街的贪婪和犯罪中解救出来。他发誓要缩小两场挥霍无度的战争——他的前任在这两场战争中浪费了大量的财富,牺牲了太多士兵。而他作为一个忠诚的丈夫和父亲的个人品质则使他成为年轻人的榜样,甚至无需提及他出身普通,全凭一己之力从默默无闻到国家总统。他当选总统的事实也会让许多人,包括我,一个天真的白人,在内,认为这个国家最终可能会以某种方式摆脱奴隶制的原罪。《时代》杂志对那个当下的社会氛围做出了最好的总结,将奥巴马评为2008年年度人物,形容奥巴马“为我们的民主注入了一种新的参与力度”,“向世界和我们自己表明,我们最珍视的神话——关于无限机会的神话——仍然具有活力。”在他就职时,民意调查显示,“绝大多数美国人相信奥巴马会实现大部分他所制定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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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与他的家人,来源:Bing

无限机会!一个能够实现目标的政府!我们在想什么呢?我们都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共和党再一次迎合了它从1964年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反对《民权法案》(Civil Rights Act)以来就开始培育的种族主义基础,发誓无论新总统做什么,都要击败他的统治。尽管受到了党派斗争的阻挠,对抗着经济衰退的顽固趋势,同时也犯了一些不该犯的错误,奥巴马最终还是成功带领美国走出了经济危机,并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美国从战争中解脱了出来。但他也不得不在其他地方让步,包括移民政策和金融改革。他肯定会因为成功避免了第二次大萧条而被历史所铭记,以及其他一系列成就,包括主持了有史以来最没有丑闻的白宫。但与此同时,当一些同时期的选民开始从“是,我们能”转向“不,我们不能”或者“不,我们不会”时,他的总统还当得相当稚嫩。

奥巴马也不是造成当前这种社会氛围的人。美国国内的不满情绪一直在产生。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转换一下看待现代美国历史的角度,那么这种情绪的产生是可以一直被追溯的。从一种更为积极的角度来看,美国战胜了连续的大萧条和世界大战,并在战后迅速繁荣起来。1964年,多年的调查显示,衡量人们对“华盛顿政府是否在做正确的事”的信任度达到了76%的峰值。这一数字在之后随着美国人遭受越战泥潭、1968年的政治暴力和暗杀、以及水门事件的打击下降。但最终,里根将“赢得”冷战,而他将美国比作“山巅之城”(shining city on a hill)的宣言将消除人们对尼克松政府罪行的记忆。约翰逊的民权法案是如此令人敬畏,以至于掩盖了棘手的种族冲突和非裔美国人在南方和北方同样的二等公民身份等一系列不那么振奋人心的事实。

但是对这段历史的另一种叙述——对于日益扩大的不平等更偏向经济性的叙述,而非历史频道纪录片的宏大叙事,或许对我们目前的处境最为重要。正如研究战后美国的历史学家伊莱恩·泰勒·梅(Elaine Tyler May)所写的那样,冷战时期的经济繁荣强化了世界对于美国“富裕的中产阶级的想象”,并向世界证明了美国资本主义制度比苏联制度更为先进。这种想象的核心是“相信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将惠及所有人”,相信其成果将得到公平分配,“为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提供美好生活”。虽然对美国黑人来说,即便在经济繁荣的鼎盛时期,这种平等主义仍是一个神话,但是大多数白人都有着这种对经济公平的基本信念。它“激励着美国白人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遵守规则”,而背后的前提假设是,资产阶级也同样遵守这些规则。

事实上,自19世纪末的“镀金时代”(Gilded Age)美国开始创造巨额财富以来,这个假设就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在即将于今年秋天发售的《看吧,美国》(Behold, America)一书中,莎拉•丘奇(Sarah Church)对“美国第一”(America First)和“美国梦”(the American Dream)之间的纠缠历史进行了一次引人入胜的全新审视。她发现,1900年《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发表的一篇社论就曾抱怨,千万富翁很少满足于平等地位。这篇社论指出,“美国梦”——在当时仍是一个尚未被普遍使用的术语——可能会被他们的贪婪所终结。类似地,在1908年发表于《时代周刊》的一篇社论再次提出“美国梦”,倡导“财富的公平分配”,并指出保险公司高管和校长的薪酬之间的巨大差异:“为什么我们把最高的薪酬给了金钱贩子,而把最低的薪酬给了教化理想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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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拉•丘奇(Sarah Church)和她的新书《看吧,美国》(Behold, America)

民粹主义运动在美国繁荣与萧条的每个周期中都会提出类似的问题,但并没有产生持久的效果。镀金时代的大亨摩根(J. P. Morgan)提出,老板的收入与员工的收入之比应该是20:1,但如今这个比例常常超过150:1。然而,在二战后时期,正如梅所指出的那样,一直到2008年的经济危机,公众才开始关注最富有的1%与其他人之间的差距。“与9/11恐怖袭击不同,”她写道,这次灾难性的崩溃“是土生土长、酝酿多年的”。但是,大萧条对原本被视作为公民身份的东西——比如,一份安稳的工作,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的破坏“持续了半个多世纪”,才让所有人明白无误地认识到,“在冷战初期作为美国的特征之一的普遍的、持续的繁荣已经结束了”。

在经济大衰退期间,两大政党应对在高层人士对财富的攫取时的无视与失职——或者说是串通一气——也变得显而易见。比如,2011年,奥巴马总统大张旗鼓地召集了一个新的就业委员会,并以促进两党合作的姿态,任命了一位著名的共和党人CEO,通用电气的杰弗里·伊梅尔特(Jeffrey Immelt)。正如《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很快报道的那样,奥巴马政府中似乎没有人知道或关心通用电气自2002年以来解雇了五分之一的美国员工。并且,在2010年,通用电气几乎没有为其142亿美元的利润缴纳任何联邦税。但伊梅尔特仍然留在就业委员会中。不像安然(Enron)和它现在的模仿者Theranos,或者更久以前的强盗大亨企业,通用电气是几十年来最受尊敬的美国公司之一。它由托马斯•爱迪生创立,其股票是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1896年最初创立时的编制对象之一。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里根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主持通用电气的戏剧演出,使得其形象和通用电气的形象一起被公众所知晓。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伊梅尔特的前任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被奉为美国最聪明的经济大师。如今,通用电气的股东和员工都在经济上受到了不利的影响。今年6月,通用电气被逐出道指成份股。而作为奥巴马的“就业沙皇”,伊梅尔特所留下的记录并不比其作为通用电气的CEO更令人印象深刻:他什么都没做,甚至有整整一年都没有召开委员会。但无论是在私人领域还是在公共领域,他都没有对自己的失败负责,更不用说赔款了。

也许2008年金融危机的唯一好处是,揭露了两党与腐败的经济秩序长达数十年的勾结,从而破坏了两党的建制。如果连发明了灯泡的公司都在欺骗它的雇员、股东和消费者,更不用说美国的纳税人,那么你就不得不怀疑究竟那些身处高层的人哪一个没有在骗人。那些想要成为自由主义改革者的人在道德上放任自流,无力监督如此强大的经济主体,那么就只会加剧国民对精英阶层的厌恶。正是这样的真空使得一个大骗子有了可趁之机。一旦入主白宫,特朗普就会以“税收改革”的名义,进行美国最富有的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盗窃活动。所有人都知道他在做这件事,除了那些把所有不想见到的新闻都当作“假新闻”而不予理会的人。当富有的民主党人,高盛的加里•科恩(Gary Cohn)加入本届政府只为确保减税政策,然后立即退出,没有任何道歉,就进而享受其以削减这个国家最脆弱的公民的安全网为代价的财富积累,而我们在看到他的辞职声明时,不过只是耸了耸肩——这时我们知道,这个国家已经崩坏了。

特朗普的右翼民粹主义,让移民和少数族裔充当替罪羊,以转移科恩和其他奸商的愤怒,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伎俩。正如Churchwell在《看吧,美国》中所描绘的那样,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最初的”美国第一“运动也是随着当时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而发展起来的。她提醒我们,《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有钱有势的恶棍,汤姆•布坎南(Tom Buchanan)是一个白人至上主义者,倾向于认为“如果我们不注意,白种人将……被完全淹没”,以及“作为主要的种族,我们要小心谨慎,否则其他种族就会控制我们。”面对如此强大的金字塔顶端的人们,盖茨比天真的美国梦中暗含的对于人类潜力无限的愿景根本站不住脚。Churchwell写道,“从1923年到1929年,93%的美国人的人均收入下降了,而垄断和合并使得有两百个大公司控制超过一半的美国工业,1%的人口拥有40%的财富。”

当时,大多数美国人并没有完全理解美国财富的加剧集中,盖茨比也没有。1925年,这本书刚刚出版的时候,销量和书评都差强人意。讽刺的是,就在两年后,刚刚崭露头角的房地产开发商弗雷德特朗普(Fred Trump)在皇后区的三k党暴乱中被捕,就在离汤姆·布坎南位于虚构的长岛飞地东卵(East Egg)的家不远的地方。接下来的历史将无情地把美国引向一个黑暗的地方。近一个世纪后,黛西的绿灯是如此遥远,像是在中国。

【翻译:陈风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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