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的历史虚无主义之因

从意识形态角度分析,历史虚无主义是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苏联解体中,历史虚无主义起到催化剂的作用。历史虚无主义者全盘否定包括十月革命在内的苏共历史,通过各种手段全盘否定斯大林,抹黑苏共创始人列宁。他们通过瓦解主流意识形态扰乱人们的思想,通过否定社会主义制度颠覆人们的价值追求,通过质疑共产主义信仰动摇人们的精神支柱。推动苏联解体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支持力量主要有全盘否定斯大林的赫鲁晓夫、推行改革“新思维”的戈尔巴乔夫、西方“和平演变”反动势力等。当然,对苏联解体的最后一击是由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叶利钦完成的。苏联历史虚无主义者推动苏共变色、苏联解体蓄谋已久。

苏联解体的历史虚无主义之因

1990年代初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解体,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高歌猛进中遭受重创,跌入低谷。关于苏联解体的原因,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从意识形态角度分析苏联解体之原因,我们认为,历史虚无主义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本文拟从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形式、危害机制、支持力量三个方面,分析苏联解体的原因,以求教于学界。

苏联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形式

历史虚无主义是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其集中表现为:否定包括十月革命在内的苏共历史、全盘否定斯大林、通过各种手段抹黑苏共创始人列宁。

1.否定包括十月革命在内的苏共历史

与其他国别的历史虚无主义相类似,苏联历史虚无主义对苏联的侵蚀是从抵毁、否定苏联革命史入手的。1980年代,苏联历史虚无主义者攻击列宁,否定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他们随意编造十月革命的历史过程,攻击和挖苦列宁的正确领导,否定十月革命发生的历史必然性。苏联历史虚无主义者最典型的代表是亚·齐普科,他站在资产阶级立场,杜撰了《斯大林主义的根源》一文。该文错误地认为十月革命是俄国激进主义的产物,扰乱了当时俄国的正常历史进程。当然,十月革命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对十月革命进行评价,结论自然是荒唐的。但就是这种荒唐的结论,给苏联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对此,有学者指出,这篇文章表面上“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实则否定十月革命,否定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1]。

十月革命是一场武装起义,但反动势力作鸟兽散,根本没有负隅顽抗,没有出现血流成河的后果。从某种角度来看,“十月革命是以一种较为和平的方式取得胜利的”[2]17。的确,当时攻下冬宫后,波罗的海舰队中央委员会委员霍尔文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德宾科报告了武装行动的损失情况。他说,武装起义中“死5名水兵、1名士兵,伤多人”[2]17。

除少量的人员伤亡外,破坏情况也很轻微。据伯努瓦记述,从亚历山大花园的那头开始,熟悉的景象依然如同昔日,看不到任何战斗的痕迹[2]17。约翰·里德在第一时间写出了关于攻打冬宫的报道,做了最为真实的历史记录,其《震撼世界的10天》也记录了与伯努瓦的描述一致的情况。这些资料都说明,并非如历史虚无主义者所渲染的那样,十月革命是一场血腥和暴力的革命。

十月革命之所以没有遭到反动势力的负隅顽抗,是因为十月革命是人民的选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历史虚无主义者渲染十月革命的血腥和暴力,只能说明历史虚无主义罔顾历史事实,这也暴露出他们颠倒是非的真实面目。

历史虚无主义者不仅否定十月革命,而且歪曲苏联一些历史事件。例如,歪曲1918年的“行骗案”,由此造谣苏联实行“共产共妻”的社会制度。这次“行骗案”的经过是:无政府主义者赫瓦多夫,出于自己敛财的目的,假借政府名义散布《俄罗斯处女和妻子公有化令》。在审判赫瓦多夫的庭审中,法官们围绕对性的认识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这直接影响了对赫瓦多夫的公正审判。这次闹剧在西方媒体的推波助澜下,一度成为仇视社会主义政权者的口实。例如,当时英国著名作家戈尔别尔特·韦尔斯不怀好意地向列宁核实该事件。列宁当时就斩钉截铁地提醒韦尔斯,共产主义政权从未发布过诸如此类的文件,也从没有下达过这样的口头命令,并警告韦尔斯等人不要栽赃陷害。但随着历史虚无主义在苏联侵蚀的加深,本来已成为定论的历史事件,却成为苏联历史虚无主义者混淆视听的工具。

2.全盘否定斯大林

历史虚无主义者不仅否定包括十月革命在内的苏共历史,而且全盘否定斯大林这一历史人物。作为斯大林的继承者赫鲁晓夫,按理说应当维护斯大林的权威,但他在苏共二十大会议上作了一个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这次会议成为历史虚无主义者全面否定斯大林的标志。总体来说,历史虚无主义者全面否定斯大林,开端于赫鲁晓夫执政时期,集中表现于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具体地说,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历史虚无主义者全盘否定斯大林,渲染和夸大斯大林在领导工作中出现的各种错误。而到了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历史虚无主义者对斯大林的否定,可以说是淋漓尽致,呈全方位攻击之势。他们不仅从人格上攻击斯大林,而且夸大斯大林所犯的错误。尤其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们还批判和否定斯大林时期形成的社会主义制度。

经过列宁的艰辛探索和斯大林的大胆实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实现了农业的集体化和工业的全民化。尤其值得强调的是,在斯大林的英明领导下,苏联人民打败了德国法西斯。更为难得的是,取得卫国战争伟大胜利后不久,苏联的国民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历史虚无主义者十分狡猾,他们意识到,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好办法就是否定斯大林本人及其在位时期所开展的运动。

历史虚无主义者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切入点是斯大林在位时期所做出的一些错误决策,尤其是“大清洗”运动。他们的主要伎俩是,肆意渲染“大清洗”运动的错误且恶意夸大受害者数量。

应当承认,斯大林当年确实有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嫌疑,酿成了“大清洗”运动的悲剧。为了准确把握“大清洗”运动的影响,弄清“大清洗”运动中的受害者数量是一个重要问题。但是,围绕“大清洗”运动中的受害者数量,历史虚无主义者混淆视听,颠倒黑白,几乎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对此,我们可从苏共中央委员会1957年7月全会公布的数据来看。据这次大会公布,“在1937—1938年共逮捕了约150万人,被迫害至死的人数为681692人”[3]。2000年,俄罗斯学者泽姆斯科夫根据最新解密的俄罗斯国家档案馆资料,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在1937—1938年因反革命罪被判刑的为1575259人。”[3]

如果说,以上数据来源于苏联官方或者俄罗斯官方,那么不妨与英国史学家罗伯特·康奎斯特和美国著名地缘战略理论家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所采用的数据作一下对比。康奎斯特在其著作《大恐怖》中指出,在1936—1938年的“大清洗”运动中,“至少有600万人被捕,300万人被处死,200万人被埋葬在集中营”[4]。布热津斯基在其《大失控与大混乱》中指出,斯大林时期的“大清洗”运动是一场失控的运动,造成了严重的混乱,由此造成苏联非正常死亡人数不少于2000万,甚至可能超过2500万。我们虽然不知道布热津斯基所采用的数据来源于何处,但其确实令人震惊。尤其是他认为1937—1938年这段时间,苏联“有100万人被枪决,另有200万人死于劳改营”[5]。后来,号称戈尔巴乔夫精神教父的雅科夫列夫认为,“大清洗”运动有4100万人被判刑,又说有2000多万人是斯大林镇压的牺牲者。[3]

从以上数据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关于20世纪苏联“大清洗”运动中被迫害的人的数量,如果说苏联官方或俄罗斯官方的数据只是十万级,英国史学家罗伯特·康奎斯特采用的数据拔高至百万级,那么苏联历史虚无主义者则将该数据夸大到千万级。从中可以看出,历史虚无主义者编造历史与试图抹黑斯大林的险恶用心。在妖魔化斯大林的过程中,历史虚无主义者无不将其推至极致,一度甚至将斯大林与希特勒相提并论。

3.抹黑苏共创始人列宁

为了彻底否定苏共历史,历史虚无主义者利用苏共当时对德国帝国主义的策略性做法,抹黑苏联缔造者、布尔什维克党的创始人列宁。历史虚无主义者抹黑列宁主要是通过造谣或传谣进行的,如传谣“列宁是德国间谍”。

为准确认识历史虚无主义者造谣或传谣的事实,我们先简要介绍一下制造列宁谣言的历史背景。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同盟国与协约国之间的战争。资产阶级在国际上共同剥削无产阶级,但当时,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着矛盾,形成了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和以英法为首的协约国。面对同盟国与协约国之间的战争,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主张支持一方且参与战争,而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则反对战争。随着俄国国内斗争的不断激化,1917年俄国爆发了二月革命。这场革命的结果是,封建沙皇尼古拉二世无奈地退位,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获取了国家政权。这样,当时的俄国出现了无产阶级的苏维埃政权与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并存的局面。面对如此状况,列宁不得不思考“无产阶级革命向何处去”的问题——身在瑞士的列宁迫切需要返回俄国。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硝烟弥漫,列宁返回俄国只有两条路:一是途经德国、瑞典到芬兰,然后回国。但面临的困难是,俄国与德国正在交战,德国不会让他回国。二是绕道法国,渡海去英国,经海路回到俄国。由于俄国与英法是协约国,俄国当局肯定会阻挠列宁回国闹革命,英法则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借道给列宁这样一个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人。正当列宁在如何回国这个问题上感到焦头烂额时,事情突然有了转机。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党主导下的俄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迫使德国无奈地应付东西两条战线的战争。有一个时期,德国在东方战线与俄国作战的军队规模超过在西方战线与英法作战的军队规模,这使德国备受困扰,担心顾此失彼,导致战争失利。此前,“凯撒(德意志帝国皇帝的称号)企图同沙皇缔结单独和约,但没有成功。”[6]当时出于国家利益需要和军事战略考虑,德国急需缓解与俄国的东线战事,同意协助列宁乘坐由德国安排的“密封列车”回国。出于战略需要,列宁接受了德国的安排与支持。回国后,作为布尔什维克的领袖,列宁积极领导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列宁批判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制定的《四月提纲》,代表无产阶级主张“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党派领袖克伦斯基等人,在与无产阶级的斗争中由于逐步处于劣势,在穷途末路的时候便采用造谣的手段,这就是“列宁是德国间谍”这一谣言的起源。

对历史虚无主义者造谣“列宁是德国间谍”的做法,不值得过多地驳斥,这里只扼要提及一下。对于指控列宁提出的“变当前的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策略,如果不是出于幼稚,就是造谣。至于由列宁承认德国强加给苏联人民的《布列斯特和约》而造谣“列宁是德国间谍”的谬论,如果不是诬陷,就是忽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面临的国际国内的险峻形势。当时,苏联外部面临协约国和同盟国14个帝国主义国家的联合进攻,内部遭到高尔察克、尤登尼奇、邓尼金等反动武装的威胁。面对国内外资产阶级反动势力,俄国共产党当时困难重重。1918年3月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决议》就间接地提及过此事。该决议指出,俄共“没有军队”,苏维埃“前线士气低落”[7],在这种十分无奈的情况下,苏维埃政权必须调整战略部署,必须与德国媾和,以赢得一切可能的喘息机会。

历史虚无主义对苏联解体的危害

历史虚无主义通过瓦解主流意识形态扰乱人们的思想、通过否定社会主义制度颠覆人们的价值追求、通过质疑共产主义信仰动摇人们的精神支柱,来瓦解社会主义苏联的思想基础。

1.通过瓦解主流意识形态扰乱人们的思想

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由此缔造了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苏联的主流意识形态。正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广大人民群众先后取得了十月革命和卫国战争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使苏联成为当时能与资本主义大国相抗衡的社会主义强国。

然而,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会议上,赫鲁晓夫作了一个秘密报告。这一报告全盘否定了作为列宁接班人的斯大林。斯大林执政初期,苏联国内外的阶级斗争形势相当尖锐。为维护布尔什维克的领导地位,斯大林实施了“清洗”运动。这一基于当时苏联国内外局势而作出的决策实乃是无奈之举。至于平庸的执行者将“清洗”运动推演为“大清洗”运动,斯大林自然要承担领导责任。

在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之前,苏联领导层和群众对“大清洗”运动有不同的声音,这是历史事实。如果苏联共产党能够认真反思,深刻吸取教训,采取稳妥的方式纠正错误,就会对党的领导产生积极的影响。然而赫鲁晓夫突然且不计后果地批判斯大林,否定斯大林的历史贡献,在苏联和国际共运中造成了极大的混乱。

有人开始质疑党的领导人以及党的指导思想。就连后来的苏共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当时也十分担忧苏联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假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如果说勃列日涅夫对此还有所作为,那么到了其继任者契尔年科、安德罗波夫则完全对此无能为力了。当时苏联意识形态教育的内容与形式都比较僵化,仍然是遵循以前的做法,现实针对性也不强,难以澄清人民头脑中的糊涂观念,达不到以正视听的目的。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实行所谓的“民主化”和“公开性”改革。由此,苏联社会生活中意识形态多元化局面进一步突显,尤其是对斯大林的评价十分混乱且无底线。就连美国合众国际社都认为,戈尔巴乔夫把斯大林“暴露在公开性原则的聚光灯下”[8]。由此导致大量的文章用信件或回忆录的形式,质疑和挖苦斯大林的每一个重大行动,苏联社会生活中由此出现了一种公开质疑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历史虚无主义者趁机在文学界、史学界与政论界等领域推波助澜,苏联社会由此掀起歇斯底里地批判斯大林的高潮。

伴随这种高潮的加剧,历史虚无主义者变本加厉,不遗余力地否定列宁及其领导的十月革命。不仅如此,历史虚无主义者也毫不手软地批判戈尔巴乔夫改革中出现的失误与错误,并以此为契机,颠覆苏联人民的基本价值观念,代之以新自由主义和所谓的普世价值观念。

2.通过否定社会主义制度颠覆人们的价值追求

为颠覆苏联人民的价值追求,历史虚无主义者将罪恶的目光瞄准了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知道,十月革命以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深入人心,鼓舞着苏联人民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了巨大成就,社会主义制度得到了苏联人民的热烈拥护,社会主义成为苏联人民的价值追求。

在历史虚无主义者的鼓噪下,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基础开始动摇。戈尔巴乔夫公开质疑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实践的合理性,企图动摇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基础。1987年7月苏联《消息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攻击苏联中小学历史课教材,污蔑“以前的历史教科书中的每一个字都充满了谎言”[9]。这种现象不仅表现于苏联的重要新闻媒体,而且反映在包括教育领域在内的重要决策中。苏联教育主管部门是维护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部门,但竟然于1988年6月取消中小学历史课考试,于1989年销毁全国所有学校的历史课教材,于1989年12月在苏联所有高等学校停止开设马列主义课程。如果说取消历史课考试,从根本上否定了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等于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阵地,那么取消马列主义课程,则说明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基础遭受了质疑,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阵地丧失了。

在历史虚无主义的攻击下,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基础开始瓦解。与戈尔巴乔夫公开质疑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相呼应,历史虚无主义者歪曲说,“马克思主义是造成社会主义‘罪恶’的根源”,荒唐地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已经过时”,甚至叫嚣“将马克思主义从俄国驱逐出境”[10]。

历史虚无主义者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是从否定苏联具体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与文化制度展开的。苏共二十大后,苏共部分党员和群众开始质疑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领导的先进性。部分群众出于对现实的不满,将党的领导人塑造成独裁、残暴的封建帝王;部分群众出于对被批判被处理或被清洗的朋友和邻居的同情,将无产阶级专政说成是暴力与血腥统治。这样,人们便由质疑党的领导人,推及质疑社会主义制度。

如果说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历史虚无主义者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还比较单一,那么到了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历史虚无主义者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则进入全面化、系统化阶段。历史虚无主义者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不仅限于理论基础上而且迫不及待地从苏联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与文化制度等方面进行全面否定。历史虚无主义者攻击共产党的领导,推崇资本主义的多党制;攻击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制度,推崇资本主义的三权分立制度;攻击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推崇资本主义私有化和市场经济体制。

3.通过质疑共产主义信仰动摇人们的精神支柱

为了动摇苏联人民的精神支柱,历史虚无主义者盯住了共产主义信仰。我们知道,共产主义信仰不同于宗教信仰。宗教信仰建立于虚幻的说词基础上,而共产主义信仰则建立在科学理论基础上,是具有真理性的信仰。共产主义信仰的真理性体现在共产主义认识的科学性与共产主义实践的正确性之中。

历史虚无主义者否定苏联共产主义实践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企图动摇人们的共产主义信仰。历史虚无主义者不仅看不到苏联共产党取得的历史功绩,而且还放大苏联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难以避免的失误,如闭口不谈斯大林的历史功绩,却大肆渲染斯大林执政时期出现的失误。历史虚无主义者一方面大肆诋毁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又鼓吹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在对苏联人民进行的精神引诱中,他们一方面鼓吹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和经济自由,另一方面美化与吹捧西方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他们通过大众传播媒体,通过对比的方式,否定集体主义,宣扬个人主义;通过宣扬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达到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目的。其采取的手法是,煽动人们的不满情绪,并将这种情绪的矛头指向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11],不断地对苏联民众进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渗透。

历史虚无主义者还通过否定共产主义的科学性,动摇苏联人民的共产主义信仰。戈尔巴乔夫所宣扬的改革“新思维”,其实质是企图推翻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戈尔巴乔夫这一错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苏联社会主义事业受到了严重打击。苏联人民对苏联共产党的执政逐渐失去了信心,从而导致苏联共产党与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日益疏远。更可悲的是,苏联人民逐渐质疑社会主义制度,开始动摇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对此,我们可用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中心在1990年10月24日至11月5日的一项社会调查来证明。这项调查的对象是苏共党员,调查的主题是对党组织前途与命运的看法。该调查结果显示,21%的党员认为党组织已经没有任何威信,67%的党员认为它残存的一点威信也正在丧失,20%的党员对自己的党员身份持动摇、中立、漠不关心的态度[12]。苏共党员对党的态度、对共产主义信仰的态度如此,共产主义的科学性遭受到何等的否定可想而知。

苏联历史虚无主义的支持力量

如果说揭示苏联历史虚无主义的危害机制,是为了把握历史虚无主义与苏联解体之间的深层逻辑关系,那么探索导致苏联解体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支持力量,则是为了分辨历史虚无主义的立场。苏联历史虚无主义的支持力量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全盘否定斯大林的赫鲁晓夫

苏联历史虚无主义的支持力量首推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作了一个秘密报告。这个报告历数斯大林的错误,认为斯大林在“大清洗”运动中杀害无辜,在卫国战争初期军事指挥失误,在处理民族问题中措施欠妥,在共产国际运动中干涉南斯拉夫内政。然后,将斯大林界定为政治专制、搞个人崇拜的领导人。

赫鲁晓夫不仅全面否定斯大林个人,而且全面否定斯大林执政时期做出的历史贡献。我们承认,斯大林在社会主义理论创新方面做得不够完美,在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犯过错误,但斯大林的历史贡献是有目共睹的,这也正是今天俄罗斯人民怀念斯大林的缘由。对此,我们可以从丘吉尔对斯大林的评价中来说明。站在资产阶级立场的丘吉尔对斯大林的评价,其动机绝不可能是赞扬的。但丘吉尔客观地指出,斯大林“接过俄国时,俄国只有木犁,他撒手人寰时,俄国已经拥有核武器”[13]。丘吉尔的这一评价,十分中肯,尊重历史。这个评价由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作出,足以说明斯大林执政时期做出的历史贡献。

当然,前面也已提及,全盘否定斯大林有极其严重的危害。关于这一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代表人物毛泽东及时且准确地预见到了。在1956年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指出:“(苏联)建设了社会主义,打败了法西斯,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国。”[14]毛泽东高屋建瓴地指出,无论从客观历史还是从政治上分析,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都犯了严重错误。

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造成了苏联人民思想上的混乱。“潘多拉魔盒”被赫鲁晓夫打开后,代表反动势力的部分学术研究与舆论宣传又进一步推波助澜。历史虚无主义者趁虚而入,开始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地攻击苏联社会主义。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可以说是一把钥匙,它为历史虚无主义者打开了否定和歪曲苏共历史的大门。赫鲁晓夫所作的秘密报告标志着历史虚无主义者开始正式登上苏联历史舞台并产生巨大危害。这样,赫鲁晓夫就在自觉或不自觉中成为了苏联历史虚无主义的一大支持力量。

2.推行改革“新思维”的戈尔巴乔夫

如果说赫鲁晓夫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了苏联历史虚无主义的支持力量,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说,戈尔巴乔夫则是完全自觉地成为了苏联历史虚无主义的支持力量。其实,对于戈尔巴乔夫的上台,苏联人民是寄予了厚望的。刚开始,戈尔巴乔夫顺应苏联人民的愿望,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但他认为,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在政治上、经济上与思想上进行垄断,这是专横的、极权的、官僚专制的社会主义。他认为,苏联已经形成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合时宜,应当实行“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在戈尔巴乔夫提倡公开性和民主性过程中,苏联意识形态的多元化现象日益严重,其实质是按照西方的模式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当时,雅科夫列夫深受戈尔巴乔夫的信任,成为戈尔巴乔夫的得力助手。戈尔巴乔夫对他寄予重望,安排他负责苏共意识形态工作。雅科夫列夫一上任,马上撤换《真理报》《共青团真理报》《莫斯科新闻》《消息报》《星火》与《文学报》等主流报刊的主编,启用了一大批主张西化的编辑记者。

正是这一助力,历史虚无主义者将这些主流报刊演变为他们的宣传工具,将这些主流报刊改造为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阵地。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作为苏共中央机关报的《真理报》发表社论对坚定的女共产党员尼娜·安德雷耶娃展开批判;经济学家瓦西里·谢柳宁也在《新世界》上发表文章攻击列宁。对此,俄罗斯著名作家邦达列夫痛心地指出,戈尔巴乔夫执政的6年期间,苏联“报刊实现了欧洲装备最精良的军队在40年代入侵我国时用火和剑未能实现的目标”[15]。在《戈尔巴乔夫之谜》中,著名历史学家利加乔夫愤慨地指出,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报刊上发表歪曲和否定苏联历史的文章,可谓连篇累牍,“极右报刊所描绘的不是多维的历史,不是成就与错误相互矛盾地交织在一起的历史,而只是阴暗的污点”[16]。历史虚无主义者不遗余力地歪曲苏联历史,试图向人们表明,生活在社会主义苏联的人民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在祖国的土地上受着折磨。似乎由于有了十月革命,有了社会主义的苏联,苏联的历史就中断了。正是这种不真实、不公正、恶意中伤的报道,严重败坏了苏联的社会风气。在这种氛围下,历史虚无主义者将矛头指向了苏联人民对苏维埃光荣历史的怀念。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为历史虚无主义蔓延营造了适宜的土壤,无疑助长了苏联历史虚无主义气焰。从这一期间报刊电台等主流媒介的人事安排及其一系列行为可以看出,戈尔巴乔夫为历史虚无主义在苏联的猖獗扫清了障碍。从戈尔巴乔夫否定苏联共产党光辉历史与苏联社会主义成就中,我们可以发现,戈尔巴乔夫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最大支持力量。

3.西方“和平演变”反动势力

苏联历史虚无主义的猖獗,既是苏联内部反动势力作恶的结果,也是西方反动势力“和平演变”作祟的结果。苏联建立伊始,就遭到西方国家的敌视和遏制。在军事手段、政治手段、经济手段无效后,西方国家一直在苦苦寻找削弱或摧毁苏联的契机与方式。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和戈尔巴乔夫的上台,给西方“和平演变”反动势力带来了希望。他们一方面运用政治与经济手段遏制苏联,使其无暇顾及历史虚无主义的作恶;另一方面,利用苏联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促使苏联人民思想发生混乱。他们深信,只要内外结合、软硬兼施,就能达到削弱或摧毁苏联的目的。

1946年2月22日,时任美国驻苏联代办乔治·凯南,向美国国务院发了一封长达8000字的电文,在电文中他提出了遏制苏联的主张。1947年,他作了《苏联行为的根源》的报告,交给美国总统杜鲁门。该报告的核心内容是软化和演变苏联。凯南认为,如果苏联“党的团结和效能遭受到破坏的话,苏俄可能在一夜之间就从一个最强的国家,变成一个最弱和最可怜的国家”[17]。该报告受到美国政府的高度重视。继承并发展了乔治·凯南的思想,于1953年出任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强调:“我们希望鼓励苏联内部的演化,从而使它不再成为对世界上自由的威胁。”[17]这样,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图谋便完整地出现了。从此以后,美国历届总统对包括苏联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有了清晰的路线。当然,美国历届总统或主要领导人关于“和平演变”有不同的提法,如国务卿杜勒斯将之定义为“解放政策”,尼克松将之定义为“不战而胜”,里根将之定义为“遏制战略”,布什将之定义为“超越遏制”。但是,不管形式如何,它们的实质是一样的——增强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欺骗性,使其逐渐西方化。

西方“和平演变”反动势力极力迷惑苏共主要领导人。可悲的是,苏共主要领导人逐步成为了西方“和平演变”反动势力在苏联的政治工具。西方“和平演变”反动势力曾经从经济上和政治上诱骗戈尔巴乔夫,导致戈尔巴乔夫不断作出符合西方利益的决策。不仅如此,他们还通过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培植大批拥护西方政治体制的代言人。杜勒斯毫不讳言地宣称:“我们将使用一切办法去支持和抬举一批所谓的艺术家,让他们往人类的意识中灌输性崇拜、暴力崇拜、暴虐崇拜、背叛行为崇拜。”[18]大量的事实证明,西方“和平演变”反动势力常常与苏联历史虚无主义纠缠在一起。众所周知,西方“和平演变”反动势力是西方资产阶级谋划的产物,代表西方资产阶级利益。某种意义上,苏联历史虚无主义就是西方“和平演变”反动势力在苏联的代言人。西方“和平演变”反动势力是苏联历史虚无主义在国外的一支支持力量。

当然,对苏联解体的最后一击是由叶利钦完成的。至于叶利钦在苏联历史虚无主义阵营中扮演什么角色,有待我们深入研究。总之,苏联历史虚无主义者推动苏联解体是蓄谋已久的。

【本文原载《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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