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斯密,还是要回到马克思?

林毅夫和张维迎都主张回到斯密。但张维迎中意的是斯密的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而且完全撇开斯密观点的历史局限性,这恰恰是我们现在要坚决反对的。林毅夫中意的是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的方法,但他却不懂得这种方法是二元且对立的,非历史的,完全不适合当代中国的实际情况。现在我们必须回到马克思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上,只有它才是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才能指导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解释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方现象。

回到斯密,还是要回到马克思?

一、张维迎“告别凯恩斯理论回到亚当·斯密”表达了什么意思

关于在中国是否必须实行产业政策的问题,本质上是中央政府是否退出市场的问题,对此,不同立场的人是不可能沟通的,就像对夏虫不可语冰一样。所以,这里只是就所谓的“回到斯密”看看张维迎指称的具体内容和含义。

资本运动在其存续的历史阶段内,具有一定的自我更新能力,自然也要求相关的理论推陈出新。斯密是“出新”之人,他将重商主义、早期的古典学派“推陈”了,但也很快被后人替代,是被“推陈”之人。斯密是18世纪人氏,出道之时,资本主义尚处于工场手工业阶段,所以,他的理论并不适合机器大工业阶段的资产阶级的要求,因而自然而然地被李嘉图的理论所代替。在资本运动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之后,他的理论根本不适合垄断资本的需要,他所特别推崇的自由市场,已经不再存在。垄断条件下的竞争空前激烈,危机空前激烈,由是,斯密的自由主义主张被凯恩斯的国家干预所替代,只是当成一尊具有初期时代象征意义的、甚至是被嘲笑的偶像而被偶然提及。即使凯恩斯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初“破产”之后,斯密尊崇市场的理论也并非死灰复燃,而是被加进了国家干预的因素转变成新自由主义。后者追求的已经不再是斯密时代的那种完全竞争的市场,而是垄断竞争市场。它反映更多的是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不是一般市场交易者的利益。这样的市场,与斯密所鼓吹的市场,根本就是两码事。

在张维迎看来,“告别斯密”后只能“回到凯恩斯”,“告别凯恩斯”后,也只能回到“斯密”,除了斯密和凯恩斯以外,再也没有什么理论可以与之相提并论了。的确,在西方国家,不是倒向斯密,就是倒向凯恩斯,撞了南墙之后告别南墙,再回过头去撞北墙,这样不断地来回碰撞、告别,无论如何努力都不能挣脱,实际上表明它们已经掉进了一个“陷阱”—“斯密一凯恩斯陷阱”。可以说,这个“陷阱”是专为资本主义设置的,无论哪个资本主义国家,都无法从中跳出。但是,对当代社会主义中国的改革开放而言,却另有指导思想,即马克思主义。对当代中国而言,他的“告别……回到……”之说对当代中国根本文不对题。他这样说,只是表明他不愿意承认、根本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及其发展逻辑,根本不懂得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性质、特点。虽然中国现在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体制,要发展市场,但这个市场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不是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不是斯密理想中的市场经济。从学理上看,因为当代中国有市场,就将它等同于斯密时代的市场,是偷换概念。他幻想“回到斯密”,与抓住自己的头发要离开地球完全一样。

实际上,张维迎并不真正看重斯密,而是看重斯密理论的庸俗成分,并加以曲解。张氏要回到斯密,但斯密理论中包含的劳动价值论、利润理论,他是不赞成、要排斥的。所以,他将斯密梳理一番,将它归结为这样的演进路径:财富的增加和发展来自技术进步和创新,技术进步和创新又依赖于分工,由于有分工,才有专业化,才有专心致志的研究和开发,最终才有发明创造。分工深度由什么决定呢?由市场的交易,包括市场的规模决定,以及市场规模的扩展本身促使分工提升、技术进步。而“市场本身不是自然的存在的,市场是需要企业家开发的,没有企业家的时候是没有这个市场的’,①。由此,他断定,从亚当·斯密的角度来看,要开发市场,要靠企业家。而企业家靠什么呢?靠激励机制,产权就必须要有安全的保证,创新应该得到有效的回报。

这样,财富增加一创新一分工一市场一企业家一产权保证,将这些环节拼凑起来,一方面强调没有企业家就没有市场,另一方面强调要保护企业家的产权。

这样的推论显然是很有问题的,存在着很多逻辑中断、漏洞,也很片面。说“没有企业家的时候是没有这个市场的”,完全将消费者微开了。众所周知,没有消费者的时候也是没有这个市场的。这样看来,还应该增加广大而不是少数消费者的购买能力。没有广大的消费者,就没有消费市场,更不可能产生企业家。在市场已经有极多商品过剩的时候,彰显广大消费者对市场的重要性日益重要。至于保护企业家的产权问题,只要是正当的、合法的,这是没有问题的,有相关法律支持的。但是,如果某些企业家生产资料的产权来路不明,或者是侵吞国有资产而得来的,这是法律不能保护的。如果企业家将公共场所当成私有的领地任意排放污染,这样侵犯公众的产权,也是法律不能保护的。

众所周知,企业家离不开企业,而在当代中国,不同的企业不仅有经营条件的差别,更有社会性质的差别,有公有制企业、私有制企业、混合制企业。但在张维迎看来,“从亚当·斯密来讲这些国有企业本身是没有创新的动力,经济持续的增长是具有巨大的伤害,而不是积极的意义。”显然,在他看来,国有企业的企业家必须从市场上剔除出去,剩下的只能是私人企业家。这样,上面那个“市场一企业家”关系的本意也就幕露无遗了。奇怪的是,在斯密的时代,哪里有什么中国的国有企业,显然,所谓“从斯密来讲”是借18世纪的斯密之口来说毁当代中国的国有企业,这样惊人的逻辑错乱,充分体现了张氏对国有企业的巨大仇恨。

张氏还故意忽略这样的情况,即使是私人企业家,也并非只有一个人,在创新上更非全都是达人,有太多企业家是没有创新能力的,而且,即使在能够获得一定利润的时候,因为创新要冒很大风险,也是不愿意创新的。创新有很多层次,像外形包装的创新,很容易做,也有很多人做。用谐音来冒某些驰名品牌,更是乐此不疲。但技术层面的创新,特别是高新层面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新,投资很大,技术条件要求很高,不成功的风险很大。这样的创新,即使是有实力的民营企业家,也大多连想都不敢想。林毅夫举例说,美国的很多企业在很多生产领域是世界最先进的,它们要继续保持领先地位,不能不创新,但成功率很低、市场能否接受也未可知。总的来说,即使有巨大的资本,有先进的科技设备、有效的市场风险分散机制,也只有2%能够成功,并且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能获得创新利润。这意味着创新主体要有很强的创新理念和条件,也意味着不是什么都可以全靠市场就能轻松调节的,更意味着不是不要花费时间成本的。在当代中国,我们需要有一般层面的创新,更需要有高层次的创新,对前者,我们可以引进、模仿,但对后者,则不能老是依靠用超高价、超代价引进,然后再模仿、改进、升级。不能因为在这方面没有比较优势就永远放弃,甘愿跟在别人屁股后面,也就是说,市场在这方面是无能为力的。

斯密的理论中包含着正确的和庸俗的两种成分,不同阶级、不同时代的经济学家对它都是根据不同时代的需要,或者抛弃它,或者在倚重它的时候又有所选择和侧重。但是,这只是“回看”斯密,而不是“回到斯密”。斯密所处的只是工场手工业时代,除了尚处低级的军事工业外,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有关于国有企业与创新的观点。可见,张维迎这里根本不是回到斯密,而是杜撰了一个斯密,并将它当作自己的“虎皮”来吓人。

经过张维迎对斯密的肢解、曲解,人们看到的斯密已经变样了,变成市场万能、私人企业家万能、国有企业家无能。在无数人亲眼看过无数次市场失灵、危机之后,再来宣扬市场万能、私人企业家万能,这种错误是不该发生的。

二、林毅夫推崇的斯密研究“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方法是肤浅的、二重的

林毅夫在与张维迎争论要不要实行产业政策的时候,也提到要回到斯密,但不是回到《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的观点,只是要回到斯密对现象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方法。因为斯密在该观点发表时,对工业革命导致技术快速创新、产业升级等现代现象根本不了解,所以它根本不适合当代中国的实际情况。他还说,从美国回来后,一直在讲我们必须回到斯密。显然,他对斯密情有独钟,但主要是斯密的方法。这样看来,张维迎是难以望其项背的。

如果单从字面看,“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是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分析结果的原因,似乎也无可厚非,哪门科学不是关于“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学问?但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并非一部内容、逻辑一贯的著作,其对象混沌,不同方法相互并存、对立,因而其理论良芬杂陈,以至于损及其中的正确观点。如果不了解《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方法的特点,笼统地谈学习其方法,结果可能既探索不到深层的“性质和原因”,还会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真正正确剖析斯密方法的,唯有马克思。

马克思看重斯密,并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肯定,包括斯密的经济学观点在内的古典经济学能够“公正无私地研究政治经济学”(马克思,2004),而斯密的“生理学”(马克思、恩格斯,1973)研究还进一步推进了早期资产阶级古典学派的劳动价值论,敢于公开地说出资产阶级生产的秘密。他认为:‘,((国富论》中最本质的东西,那就是: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生产的(同以前的那些形式比较起来,它无疑是这样的)。”(马克思、恩格斯,1972)显然,这些肯定是有所指的、相对而言的,只是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封建社会相比,与过去的重商主义、普鲁东主义等相比,并且只是与斯密当时不太发达的社会生产条件、不太尖锐的阶级斗争状况相联系。

但是,如果从其理论本身看,值得点赞的东西并不多。即使其中人们赞美有加的分工理论,马克思也发现:斯密“没有提出任何一个新原理”,只是他特别强调分工,但他有时也“谴责了分工”(马克思,2004)。马克思还指出,斯密“对价值理论的为数不多的、深刻而惊人的运用是偶然表现出来的,对他的理论本身的发展没有其任何影响”(马克思、恩格斯,1976)。在斯密的理论中,充满着自相矛盾,马克思认为,这正是“庸俗经济学的特征”,“为庸俗经济学打开了方便之门,’(马克思、恩格斯,1976)。特别是“斯密教条”,在马克思看来,更是一无是处,是“遗留给政治经济学的极其荒谬的教条”(马克思,2004),使包括李嘉图在内的全部资产阶级学者都深陷其中不能自拔。这些都拜他的特殊方法所赐。

马克思指出,之所以这样,从方法上看,最根本是斯密和全部资产阶级学者一样,历史观是唯心的,“经济学家们在论断中采用的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马克思、恩格斯,1995)。所以,他虽能区分两种制度,但不能认识资本主义社会是历史发展的,是有阶段的。以这种历史指导研究,必定不能正确地判断对象的历史性。这样,当然不能发现他所研究的对象是否成熟、典型。

斯密生活在18世纪,是工场手工业时代的经济学家,那时根本没有重工业,商品经济也不够发达,不成熟的对象形成的“不太发达的……经济关系必然要在头脑里产生混乱”(马克思、恩格斯,1976),混杂、混沌的客观对象决定了斯密的研究对象是二重的:既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简单商品生产,又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本运动。他把两者时而分开,时而又混为一谈。这种对立或矛盾表明,斯密不能说明两种历史过程之间的内在区别和联系,并且将同一对象的不同历史阶段混为一谈了。

马克思还分析了斯密理论存在问题的个体因素:

斯密作为一个研究经济学的科学家,能够深入地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内在联系、考察资本运动的生理学,从实证研究中多少抽取一些内在规定。但他本人还是站在工业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来研究经济的,必然受限于资产阶级的狭隘眼界,又必定按照“那些被实际卷入资产阶级生产过程并同这一过程有实际利害关系的人们眼中所表现的哪个样子,把联系提出来,’(马克思、恩格斯,1973),受流通过程表象的迷惑。

这些情况都决定了其方法存在不可救药的硬伤。

一方面是“生理学研究”不深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已经提出,研究经济必须运用抽象力。而斯密不能科学地处理面前的对象,不能从简单商品生产和资本运动两种不同性质的过程混为一体的混沌表象中抽出要考察的主要对象,不能科学地区分同一性质对象,而且也和李嘉图一样,“抽象还不够深刻,不够完全,’(马克思、恩格斯,1973)。这样,不仅使两种不同性质的对象安然并存,而且将不同层面的东西混为一谈,所以生理学研究不深入、不彻底。

另一方面是自相矛盾。“他的任务实际上是双重的。一方面,他试图深入研究资产阶级社会的内部生理学,另一方面,他试图既要部分地第一次描写这个社会外部表现出来的生活形式,描述它外部表现出来的联系,又要部分地为这些现象寻找术语和相应的理性概念,……因为两个任务是各自独立进行的,所以这里就出现了完全矛盾的表述方法”(马克思、恩格斯,1973),并且始终没有处理好“生理学研究”和“现象学描述”的关系。马克思指出,这两种方法之间存在着的矛盾不是偶然的、个别的,而是“贯串其全部著作的内在观察法和外在观察法之间的矛盾”(马克思、恩格斯,1973)。因此,斯密的各种理论都是二重的,并且是不可通约的,因而是对立的,使其理论不能连贯、彻底。但是,无论是内在联系,还是外在现象,无论是上一个阶段还是下一个阶段,都属于同一对象,前后、内外都不能割裂,更不能对立。这样看来,斯密的方法的合理性是相当有限的。林毅夫大概没有发现斯密方法的这种硬伤,所以才会对它那么有兴趣。

但是,即使是斯密的错误,马克思也不是一棍子打死,而是肯定这两方面研究有一定的合理性:“一种方法或多或少正确地表达了内在联系,另一种方法同样合理地,并且缺乏任何内在关系地—和前一种理解方法没有任何联系地—表达了外部表现出来的联系。”(马克思、恩格斯,1973)马克思认为,斯密这样做实际上是不自觉地反映了对象的本质与现象的差别和联系,从积极的意义看,是歪打正着地“通过自相矛盾而提出了这些问题”(马克思、恩格斯,1973),换句话说,这在一定的意义上昭示后人,必须通过特殊的路径或必要的中介来实现它们的联系,以化解这种表面的矛盾。通过对斯密的“内外二分”的分析批判,马克思从中发现了新的研究方法,即必须解决内外规定的联系问题,形成新的研究范式。由此观之,如果说,斯密方法中包含的这种矛盾有什么价值,那只是对马克思来说才有价值,对所有的资产阶级学者则只能造成混乱和争议。

三、必须回到马克思

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来说,指导思想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所谓“回到”,意味着原先是跟着马克思的,但后来有所背离了,现在要重新回到马克思。

诚然,在《宪法》、《党章》中,在中国共产党的文件、历届党的领导人的言论中,从来都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未离开过马克思主义。最为突出的,改革开放就是从马克思主义真理观的讨论开始的。进入20世纪80年代不久,邓小平还号召全党学习《资本论》第二卷,深入了解社会化大生产要遵循一定的比例关系,了解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这种比例关系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有专家透露,中央还准备号召全党接着学《资本论》第三卷。但是,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情况开始变化。之所以这样,一方面是因为第三卷相当难读,研究队伍还不够成熟、强大,另一方面,当时比较易读、在某些方面似乎比较实用的西方经济学开始进入中国社会的各个层次,并且受到当时高层的青睐,以致在很短时间内,西方经济学逐步成势、成主流,越来越多地排挤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实际工作中,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特别在国民教育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被边缘化了。这种情况当然会对实际经济的运行造成负面影响。但是,无论是被人有意选择的斯密、凯恩斯的理论,还是披着现代外衣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总是阶段性地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遭遇危机的“打脸”,都在1997,2008年金融危机中遭受灭顶之灾,一次又一次地让人们重新唤起对马克思主义、《资本论》的回忆,让人们认识到《资本论》的基本原理没有过时,其揭示的大部分理论规定正以各种方式发挥解释和改造的作用。所以,在理论上—之所以说在理论上,因为我国改革开放实践的主要、根本方面并没有离开马克思主义,否则就不能坚持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重新回到马克思是有实际意义的。

但是,既然身处21世纪的中国不能回到18世纪的斯密,为何应该回到19世纪的马克思?道理很简单,马克思研究的资本运动,已经是典型、成熟的,所以能从中全面深刻地揭示它的具体运动产生的三类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规律:第一类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实现、表现的特殊过程的规律;第二类是前者有已进行的社会化大生产、工业化、商品经济等一般过程的规律;第三类是两种过程的相互关系所产生的一系列规律。不言而喻,第一类规律是历代资产阶级学者根本不能深入揭示的;第二、三类中也有许多是他们囿于资产阶级狭隘眼界、唯心史观、非辩证方法所不能揭示的。还有,马克思是在许多设定的条件下进行研究,并且是分阶段逐级上升的,因而包含着引进不同条件进一步上升的内在要求和逻辑,而且还包含着“预示着生产关系的现代形式被扬弃之点,从而预示着未来的先兆,变易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1973),所以本身是个开放的体系。因此,其基本理论所论证的发展趋势现在仍没有过时,并且已经为世界各国的资本运动、社会主义革命和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实践无数次证实。更重要的是,马克思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研究资本运动的,不受资产阶级狭隘眼界和利益的影响,所以能高屋建舰、能高瞻远瞩。他的研究还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基础上,而且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辩证逻辑,因而具有深刻的分析力。

《资本论》的现实意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导意义,二是解释作用。只要全面而深入地研读、领会《资本论》,就必然深深地意识到,它的许多理论仍然有现实指导意义。不言而喻,它对资本的全方位批判,仍有非常明显的现实意义。当代国际资本的掠夺性、凶残性,比起19世纪的资本绝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当代中国,它仍然是指导认识广泛存在的资本和雇佣劳动关系的宝典。

如果从关于一般过程的研究来看,《资本论》最早提出全要素生产率理论,相对劳动生产率理论,社会发展阶段理论,工业化理论,价值规律及其实现、转型理论,有机构成理论,经济结构理论,社会生产按一定比例关系发展及其表现形式演变理论,再生产理论,经济周期理论,社会需要理论,经济行为理论等,非常丰富和深刻。这些理论有的是历来的西方经济学从未涉足或望而生畏的,有的虽然西方经济学有所涉及,但其广度、深度不能与《资本论》的论述相比的。特别要注意的是,《资本论》关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从最基本的意义上,对当代中国现在的调结构、去落后产能有直接的指导意义。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已经指出,社会生产的各个领域要保持一定的比例,这是一种社会需要,而社会需要“本质上是由不同阶级的互相关系和它们各自的经济地位决定的”。这种比例的稳定性会随着生产力发展、社会需要、不同阶级的关系的发展而变化。在资本主义社会,各个资本都会因为追逐剩余价值的内在动力和竞争的外在压力而不断地提高生产率,从而提高自己资本的有机构成。而且,由于生产力发展不平衡,必定会产生一些“有决定意义的产业部门”(马克思,1976)。它们的有机构成、周转周期一定高于整个社会资本的平均水平。但是,有机构成越高、周转周期越长,单个资本的利润率就越低,反之则反是。长此以往,资本就陷入了两难的“陷阱”:提高生产率提高了竞争力,同时又降低了个别利润率。但是,在世界经济中占有优势地位,使一国经济结构经常地升级换代,并因此而改变原有的比例关系,这也是资本主义的社会需要,符合资本的根本利益。于是,尽管个别资本不乐意,但整个社会总资本还是通过长期的挣扎和市场调节,通过使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路径,使利润率平均化,让全部资本能够获得大体相似的利润率。马克思的研究表明,利润率的平均化虽是资本家协同行为的结果,也离不开市场。不过,市场机制发生作用是需要时间的,单靠市场的作用,这种转型、平均化的过程是相当漫长的。

显然,马克思论证的这种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机理、机制和路径、时间,对当代中国的指导是很切实、很现实的。我们一定不能像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完全靠市场的缓慢长期作用来实现转型,而必须充分地运用国家、社会的力量来加速这一进程。更不能迷信“比较优势”,与发达国家搞什么优势互补。否则,我们永远不会在“有决定意义的产业部门”占优势的机会。对我们来说,在一国范围内转型升级还很不够,超过发达国家,在“有决定意义的产业部门”形成对外的全面优势才是硬道理。由此观之,因为我国经济至今还没有实现价值的转型,因而有机构成高、周转周期长的国有企业长期利润率低于平均水平,甚至亏损,就不奇怪了。反之,许多中小企业尽管有机构成低,却享受较高的个别利润率,因而不愿意结构转型。要解决这个难题,唯有让国有企业享有更多的优惠,能尽快获得平均利润。同样的道理,我国要在“有决定意义的产业部门”的发展与发达国家争锋甚至超过它们,在更大的程度上要靠国有企业。

《资本论》不仅有指导现实的意义,还有解释现实的作用。理论解释现实的作用或功能十分重要,从方法论的意义看,解释现实的实质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阐明对象的内在规定在社会表面上如何表现。在第三卷,马克思说要阐明资本的内在规定与“在社会表面上,在各种资本的互相作用中,在竞争中,以及在生产当事人自已的通常意识中所表现出来的形式”(马克思,1976),就是要阐明资本的内在规定在社会表面上是如何表现的。这对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特别有意义,但却是鲜为人知的。

《资本论》有个很著名的论断:“在竞争中一切都颠倒地表现出来。”为什么?因为内在规定与其外在表现有差别,“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马克思,1976)。而且,竞争和流通、生产当事人的意识会产生折射作用,使内在规定不能直接表现。这种情况,与“日心说”和“地心说”的关系很相像。即在客观上,地球围绕太阳公转,但这是在地球上的人看不见的,人们能够看到的是相反的现象:太阳东升西落,围绕地球转。因为地球会自转,人是在地球上观察日地关系的。据此,马克思阐释了一系列内在规定在社会表面上的颠倒表现。例如,社会生产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必然颠倒表现为市场价格波动的调节,表现为市场调节的决定性作用。内在的两大部类、两个分部类资本的交换关系,在社会表面上颠倒地表现为吝种不同的收入之间的交换关系。显然,马克思创立的这种全新的研究和表述范式,是对经济科学的巨大贡献,是对包括斯密在内的全部资产阶级经济学范式的颠覆性批判。这一范式表明,不能将基本原理归结为纯粹的内在规定,它还包含着内在规定的外化、颠倒表现。因而不能用内在规定直接解释竞争中的现象,而必须阐明它的折射。

《资本论》的这种研究范式对现实具有强大的解释能力,对当代中国的市场经济也是这样。在关于按要素分配的问题上,最能显示它的魅力。按通常理解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三位一体公式”鼓吹生产要素论、按要素分配,是与劳动价值论根本对立的。所以,我国长期以来都坚持按劳分配、否认按要素分配。但是,改革开放以后,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按要素分配的情况已经大量存在。对此现实,我们不能回避,也不能不解释,所以,就有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结合起来的政策回应。但是,如何解释这一政策呢?用“三位一体公式”来解释是最省事的,但这是给中共中央的重要政策打脸,绝对不行。用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似乎又不能解释。于是人们迂回一下,说劳动价值论是关于价值创造的理论,不是关于分配的理论。但这样说就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作用淡化了,割断了价值的生产和分配的关系,并且也贬低了马克思对“三位一体公式”的批判(陈俊明,2000)。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将《资本论》的解释功能与指导作用混淆了,将劳动价值论的丰富内涵压缩了。在深入领会《资本论》之后,特别是充分了解其内在规定外化表现的方法后,即可发现,劳动价值论不仅是关于价值源泉等内在规定的理论,还包括内在规定如何在社会表面上表现的理论。众所周知,马克思是在抽象了许多条件的情况下论证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的,因而是抽象的,但是,这种内在规定又是一定要发生作用的,一定要在社会表面上表现的,一定要能够解释现实的。所以,理论不能停留在内在规定上,而必须一步一步地将原先暂时撇开的条件结合进来,阐明它如何因此而逐步颠倒,在竞争中,在流通中,在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的意识中颠倒地表现为三种要素共同创造价值。这种理论的深化和外化,是商品生产现实的科学反映,因而也能用于解释当代中国的市场经济的发展。由此观之,这个政策实际上只是对当代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的某些现实的反映、顺应,而且并不违背劳动价值论中关于价值颠倒表现的理论规定。

由此可见,回到马克思、回到《资本论》,在当代中国不仅是应然,而且是必然。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规划课题《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13BJL001)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

①财经综合报道,2015-03-15,17;12:08。

参考文献:

[1]陈俊明,2000,《<资本论>劳动价值论的具体化》,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第309页。

[2]马克思,195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3]马克思,197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4]马克思,2004,《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5]马克思,2004,《资本论》(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6]马克思、恩格斯,1976,《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

[7]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197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陈俊明,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华侨大学政管学院博士生导师,泉州师范学院经济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资本论》、经济思想史、经济哲学。本文原载《海派经济学》2017年第2期第15卷,授权察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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