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淼、赵磊:利益视域下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内在动因探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利益分析方法充分体现了对马克思利益分析方法的继承与发展,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历史性实践提供了建设性的理论指导。借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利益分析方法可以发现,旧常态发展导致新的利益失衡形成,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内在动因。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只有抓住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积极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深化改革中推进利益格局稳态跃升,进而在更高层次上实现改革、发展与稳定的统一,才能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近年来,面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国际发展环境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历史任务。完成这一历史重任的肯綮所在,是通过研究和探索,加强对规律性认识的总结,以之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特有的研究方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重要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利益分析方法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为我们提供了把握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动因的有效途径。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出场及其利益分析方法的流变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出场

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实践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是不断运动和发展的。因此,马克思主义不是永恒不变的“在场”,而是在时空差异的语境中不断重新“出场”的创新体系(任平,2012)。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呈现出不断重新“出场”的发展历程。这正如恩格斯深刻指出的,“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因为“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并且“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个个别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恩格斯,1999)。

按照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人类社会不断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相较资本主义社会等阶级社会而言,社会主义社会是更高的社会发展阶段。与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应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生这一预见不同的是,在20世纪初期和中期,包括我国在内的一些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率先进入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由于各种情况的特殊凑合”(马克思 等,1963),各自不同的历史条件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本土化与时代化提供了历史空间,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断重新“出场”的特定“场域”。对于社会主义中国而言,基本国情和最大实际是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以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现实,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和当代化的历史场域,从而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得以孕育出场。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次重新出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被赋予鲜明的规定性,具体而言:一方面,重新出场体现着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内核,以及适用于生产一般和交换一般的普遍性规律;另一方面,重新出场体现着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和当代化的理论创新,凸显着地域性、民族性和时代性,其实质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学。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利益分析方法的流变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状况决定了对物的依赖关系和非自愿分工依旧存在,使得利益矛盾客观存在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这就决定了利益分析方法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在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中占据重要地位。与此同时,如恩格斯所说,“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马克思 等,1964)。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关系以及相应的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运行机制,决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殊的利益关系格局和利益问题集束。在此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利益分析方法充分吸纳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规定性内涵,在对马克思利益分析方法的继承与发展中呈现出当代流变。

回顾马克思利益分析方法的形成路径可知,马克思担任《莱茵报》主编时,曾经“遇到了要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这成为他“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马克思 等,1962)7。马克思的利益思想也由此发轫,引导马克思走出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迷境。在此过程中,马克思获取了鲜明的利益取向和阶级立场,坚定地捍卫无产阶级利益,拒绝成为一名“无社会依附的知识分子”(曼海姆,2000)。在马克思看来,利益是一个关系范畴,其本质是一种以人的需要为前提,在实践中形成的体现人际间矛盾对立统一的社会关系。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对阶级社会展开一系列利益分析,其利益分析方法也逐渐呈现出如下基本内涵:(1)利益分析从物质利益、经济利益出发,并聚焦在阶级利益。在阶级社会,生产资料私有制决定了各阶级之间存在着经济利益的根本冲突,使得对抗性的阶级利益关系成为阶级社会利益关系的中枢。于是,阶级利益分析成为马克思批判阶级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方法。(2)利益分析突出“共同利益——特殊利益”分析,并刺破阶级社会“共同利益”的虚幻面纱。“共同利益——特殊利益”分析,是马克思展开利益分析的主轴。而且,在阶级社会,人的阶级性和阶级利益的不可调和性,决定了所谓的“共同利益”不过是统治阶级编织的虚幻面纱,用以更好地奴役处于被统治地位的人民。(3)利益分析不是孤立的方法,而是内嵌于“生产力——生产关系”分析框架中。利益是社会经济关系的反映,决定了利益关系演变内生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这就使得利益分析内嵌于“生产力——生产关系”分析框架中,成为把握社会发展内在规律性的有效工具(易淼 等,2015)。

面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殊的利益关系格局和利益问题集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利益分析方法在继承与发展马克思利益分析方法的过程中呈现出当代流变,并体现出一般性和特殊性的内在统一。一方面,作为一般性的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利益分析方法继承了马克思利益分析方法的诸多内涵,包括利益分析从物质利益、经济利益出发,突出“共同利益——特殊利益”分析,并内嵌于“生产力——生产关系”分析框架中。另一方面,相较马克思利益分析方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利益分析方法又获得其特殊内涵:(1)利益分析的聚焦点不再是阶级利益,而是群体利益。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阶级利益分析的适用范围已经大幅限缩。与此同时,对物的依赖关系和非自愿分工的客观存在,又使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各成员结集成为不同的利益群体。因此,聚焦于利益群体展开的利益分析,即利益群体分析,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利益分析的基本方法。(2)利益分析基于“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利益观,将社会主义共同利益落实在人民利益之上。社会主义制度下各利益群体之间虽然存在着利益矛盾,但是这类矛盾主要表现为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社会主义共同利益的主体是人民群众,最基本内容是民生保障,最高实现形式是共同富裕。(3)利益分析紧扣“稳中求进”的改革战略,具有鲜明的建设性。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稳中求进”的改革战略突出的是“改”、“进”、“稳”,强调的是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统一(刘国光,1991)。“改革——发展——稳定”的动态演进过程,本质是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在利益关系变革中实现利益格局稳态跃升的过程。

二、利益分析方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整体运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利益分析方法的整体运用提供了广阔的领域,使其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历史性实践中不断丰富与发展,体现出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这正如恩格斯所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马克思 等,1962)532。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对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了对物的依赖关系和非自愿分工的客观存在。在全社会生产关系体系中处于不同位置或结点的人们,结集成为不同的利益群体。马克思说过,“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马克思 等,1960)。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个人从社会获取利益,仍然是以利益群体为重要媒介和载体。同时,各利益群体在全社会生产关系体系所处位置不同,组织类型与群体力量也存在差异,这些都决定了利益差异和矛盾在归属于不同利益群体的个人之间不断生成,造成全社会利益创造与利益享有的矛盾。由此可见,围绕这些利益群体展开的利益格局分析,成为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利益差异和矛盾的关键所在。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利益群体的基础是共同的物质利益和经济利益追求,因此利益群体划分应基于经济关系来进行。那么,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结构的不同维度,又决定了现实中不同的利益群体划分。比如,从所有制结构出发,可划分为国有经济利益群体、集体经济利益群体以及非公经济利益群体;从区域结构出发,可划分为发达地区利益群体、欠发达地区利益群体,东、中、西地区利益群体以及各层次的区域性利益群体;从城乡结构出发,可划分为城镇居民利益群体、农村居民利益群体;从收入分配结构出发,可划分为高收入利益群体、中等收入利益群体、低收入利益群体;从职业结构出发,有工、农、商、学、兵、政、党等诸多大类,在这些大类之下又有75个中类、434个小类、1481个职业,可划分为不同层级的利益群体;等等。这些不同维度的利益群体不断运动变化,并且彼此交叉重叠,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定时空条件下构成了动态演进的利益格局。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相统一,确保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体地位。人民是什么?毛泽东同志在建国前夕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曾这样问道。他指出,在当时所处阶段,人民就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毛泽东,1991)。现阶段,我国的人民则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涵盖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下绝大部分的利益群体。因此,人民范畴的具体化和人民主体地位的现实化,决定了社会主义人民内部各利益群体之间存在着真实的共同利益,集中体现为真实的人民利益。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始终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坚持保障和改善民生,朝着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不断迈进,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共同利益观。与此同时,虽然人民内部各利益群体之间仍然存在着利益矛盾,但是这类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而非对抗性的敌我矛盾。毛泽东同志曾深刻指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需要用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判——团结”,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毛泽东,1999)。因此,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我们通过强化共同利益,弱化不利于共同利益实现的特别是威胁到共同利益主导地位的特殊利益,以之统筹兼顾各利益群体利益,不断在更高水平上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利益,从而呈现出“强化共同利益(团结)——弱化特殊利益(批判)——更好实现共同利益(团结)”的社会主义利益协调路径。

统筹兼顾各利益群体之间利益关系,以及不断强化共同利益和弱化特殊利益,都是利益关系调整。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涉及重大利益关系调整”(习近平,2014)。改革,正是通过社会主义重大利益关系调整,深刻影响着社会主义事业的方方面面。我们知道,改革的合法性是建立在更好地维护和促进人民利益之上的,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更高水平的发展与稳定。因此,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中,我们从来不是孤立地谈改革,而是始终以人民利益为中心,将改革、发展、稳定有机统一起来。在这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利益分析方法立足于马克思利益分析方法的批判性,在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改革实践中获得自身的建设性内涵。这种建设性内涵内植于“改革——发展——稳定”的动态进程之中,即改革是推动利益关系变革,稳定是实现利益格局均衡,发展是推动利益格局跃升至更高水平均衡。于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利益格局呈现出“均衡——失衡——变革——新均衡”的演进路径。这一演进路径不断展开的过程,就是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不断突破不同时期利益失衡造成的利益瓶颈,在利益关系不断变革中实现利益格局一次次稳态跃升的过程。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辩证地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融为一体,在改革中不断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与稳定,从而更好地维护和促进人民利益。

三、新的利益失衡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内在动因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习近平,2017)。这既是基于世情、国情提出的重大政治判断,又是关系全局的战略考量,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变化,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毋庸置疑,如何准确定位以及着力破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下不同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使命担当。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分析工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利益分析方法为我们把握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变动因提供了有效途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的战略决策。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深刻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生产之间的矛盾”(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81),完成了对阶级斗争是社会主要矛盾这一误判的历史性纠偏。在利益视域下,社会主要矛盾的这次重新定位,不仅体现出对物质利益、经济利益的正视与尊重,而且扭转了脱离生产力发展而过分强调利益平均的错误倾向。在这段改革开放的历史转折时期,过去不断蓄积的利益失衡问题突出表现为过分强调利益群体之间利益平均而造成利益创造动力不足,使得全社会利益享有与利益创造之间的总量性矛盾生成并不断加剧,既阻碍了经济发展,又破坏了社会稳定。此时的改革,就是要通过重大利益关系调整来充分释放全社会压抑已久的利益创造动力,重启社会主义发展与稳定局面,从而在统筹推进改革发展稳定的进程中实现利益格局再平衡。

通过改革开放之初社会主要矛盾的重新认识,我们牢牢抓住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使得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并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在此基础上,利益享有与利益创造之间的总量性矛盾逐渐消弭。但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历史方位,人民群众不仅对物质文化层面的利益实现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利益诉求也日益强烈,汇集成为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马克思认为的美好生活,就是一种能够实现自我的生活(埃尔斯特,1988)。在这种实现自我的生活中,人民利益将得到更加全面的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利益将得到更加有效的强化,利益享有与利益创造将在更高水平上达到统一。

然而,如邓小平同志所说,“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07)。现实中这些“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集中表现为经济旧常态下积累形成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中,人民内部各利益群体之间出现了显著的利益分化,彼此利益矛盾也日益突出,这就使得利益享有与利益创造之间结构性矛盾不断激化,生成新的利益失衡态势。这种由利益结构性矛盾激化而生成的利益失衡,集中表现为社会主义共同利益与特殊利益的关系失衡,伴随的是既得利益与预期利益矛盾、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矛盾、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矛盾、内部利益与外部利益矛盾以及独占利益与共享利益矛盾的不断加剧,从而导致在现实中形成不利于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新的利益瓶颈。显然,在此态势下,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已经成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

因此,新的利益失衡的形成,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内在动因,促使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相较于改革开放之初的利益失衡,当前新的利益失衡不再是由利益总量性矛盾激化形成,而是由利益结构性矛盾激化形成。与此同时,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了新的命题。着力破解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应牢牢抓住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积极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这就要求我们遵循利益格局演进的基本路径,通过继续实施稳中求进的改革战略,推动利益格局向新均衡演进。因此,在深化改革中应坚持以人民利益为中心,更好地实现各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共创共享,进一步夯实社会主义共同利益,不断消弭利益创造与利益享有的结构性矛盾,不仅实现利益格局新的均衡,而且“准确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平衡点”(习近平,2014),使得改革、发展与稳定在新的阶段、更高的层次上取得统一。

四、结 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利益分析方法充分体现了对马克思利益分析方法的继承与发展,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历史性实践提供了建设性的理论指导。借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利益分析方法可以发现,旧常态发展导致新的利益失衡形成,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内在动因。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只有抓住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积极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深化改革中推进利益格局稳态跃升,进而在更高层次上实现改革、发展与稳定的统一,才能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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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网(www.cwzg.cn)摘自《西部论坛》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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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社会主义 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