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现代西方经济学阶级性与所谓科学性的再思考 ——兼与学界朋友商榷

经济学到底有没有阶级性,西方经济学到底是不是科学,这些问题本来是一种常识性问题,然而,由于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包括所谓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入侵,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结果把本来很清楚的问题搅糊了。事实表明,现代西方经济学属于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这种经济学由于其阶级的局限,决定了它对世界、对社会的认识,包括它对人的经济活动和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与其真实本质与客观趋势格格不入,甚至完全向反。中国近几十年经济建设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的结果,与现代西方经济学毫不相干,那种欲以此来说明它的所谓普适性与科学性的意图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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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现代西方经济学阶级性与所谓科学性的再思考  ——兼与学界朋友商榷

时至今日,我国的改革开放整整走过了40年的历程。坦率地说,这40年来,我国的改革开放一路走得并不是很顺利,自始至终都受到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特别是所谓现代经济学的干扰与破坏。他们不仅向我国兜售各种所谓理论、学说,推行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的主张,而且还千方百计寻找机会,利用各种途径与方式,企图影响我国顶层设计,甚至还有一些境外机构试图直接插手,干预我国的改革开放方针政策制定与实施。尽管他们的这些举动,严重干扰与破坏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带来了一系列严重后果。但是,我国的改革开放仍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这种来之不易的伟大成就的取得是在我们党的正确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经过全国人民40年不懈奋斗的结果。然而,那些醉心于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学家们却恬不知耻,贪天之功为己有,把我们40年取得的伟大成就说成是现代西方经济学指导的结果。进而更是狂热地鼓吹什么经济学是关于经济运行与发展的一般理论,不存在阶级的属性,不论是对资本主义还是对社会主义都是普遍适用的;还说什么市场经济理论就只有一个,这就是现代西方经济学,这是世界上唯一科学的经济学。此外,他们还拿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来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普适性与所谓科学性佐证。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的40周年大庆,那些痴迷于西方经济学的大家们,也同所有国人一样心存喜悦,希望趁此机会好好地为西方经济学张目、点赞,把它的所谓普适性与科学性的赞歌再一次唱响。在此,笔者认为,我们有必要对此表示严重关切,并给予深刻揭露与批判,还其本来面目与真实本质,决不能给他们任何机会。

一、关于经济学有没有阶级属性的问题

经济学的阶级属性问题本来是清楚明白,无疑虑可言的,因为不论是马克思还是后来者都对此做过无数的阐释。马克思就曾明确指出,经济学,有“资本的政治经济学”和“劳动的政治经济学”,或“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与“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之分,二者是根本对立的。[1]12  然而,这些年来,由于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包括所谓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入侵,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结果把本来很清楚的问题搅糊了。2017年笔者曾著文论及这一问题,立马就会引来了一些人的质疑与批评。如有人说,经济学本来是中性,就因为是被人为地“硬生生地强奸为有阶级性的”了。对此,笔者认为,这完全是一种奇谈怪论,有作进一步思考与说明的必要。

这里,笔者首先明确指出,经济学,作为一种独立的成体系的理论、学说,它是一定阶级意识形态的反映,没有什么中性可言。这里的道理很简单,因为“存在决定意识”。马克思曾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针对当时流行的历史唯心主义明确指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2]8他还在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 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3]52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这些经典论述告诉我们,社会意识形态不论在何种社会状态下总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有什么样的社会存在,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意识形态产生。作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自然也就是那个在经济、政治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占据主导地位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当人类社会进入资产阶级社会以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与斗争,不仅会表现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而且也会表现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各个方面。这是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种客观规律。

具体到政治经济学领域,更是不能例外。马克思指出:“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内,自由的科学研究遇到的敌人,不只是它在一切其他领域内遇到的敌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4]12 之所以如此,因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是与人们或一定阶级的切身利益相关的制度性问题,尤其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问题。这是决定人的命运或与生命攸关的根本性问题。马克思曾以工人阶级的领袖与代言人的身份向人们指出:“资本、地租(笔者认为,这里的“地租”一词为误译,应该是“地产”)和劳动三者的分离对工人说来是致命的。”[5]49 还指出:“一个除自己的劳动力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的人,在任何社会的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占有劳动的物质条件的他人做奴隶。他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劳动,因而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生存。”[6]15 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重要性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如此,毫无例外。这个道理,即使是一些痴迷的宗教信徒也是明白的。[4]12 然而,如此重要的道理,一些资产阶级学者、包括我国的那些崇尚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学家们却三缄其口、秘而不宣,尽量予以掩的盖、回避与否认。他们往往以所谓经济学只是研究财富的生产与增长,或是所谓的稀缺问题、资源配置问题、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等问题予以敷衍,而从不明确提出所有制问题来。他们这样做,正好从一个方面说明了西方经济学的阶级本质之所在,同时,也正好从一个侧面暴露了西方经济学固有的虚伪性与欺骗性特征。在此,笔者认为,经济学的阶级性本质问题是掩盖、回避与否认不了的,它的存在总是一种客观事实。另外,笔者还要问那些醉心于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学家们,既然你们如此小心翼翼,不遗余力地掩盖、回避与否认经济学的阶级本质问题,那么,你们在全世界、尤其是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卖力推销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理论与政策主张的种种举动是一种什么行为?这是不是在向全世界人民、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推行国际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这是不是资产阶级经济学阶级本质的一种由衷表演?

然而,马克思作为一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与领袖,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公开声明自己的经济学是“劳动的经济学”,是代表全社会所有劳动者利益的,并且自觉地站在他们根本利益的立场上对资本主义展开深入批判、进行《资本论》著述,创立自己科学的经济学。他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明确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4]8 其“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笔者语)的经济运动规律”。[4]11最后,他向资产阶级发出警报:“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4]831-832 这不也正是马克思经济学阶级属性的真实而生动的表现吗?同时,不也是马克思彻底唯物主义战斗精神的体现吗?

当然,实事求是地说,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是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是那样的顽固而失去理智来全力掩盖、回避与否认经济学的阶级本质的,自然也有一批有有理智的经济学家能公开声明自己的阶级立场和价值观。如世界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曾坦承:“如果当真要追求阶级利益,那我就得追求属于我自己那个阶级的利益。……在阶级斗争中会发现,我是站在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一边的。”[7]244-245 还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也曾坦言:“社会科学家和其他人一样,也具有阶级利益、意识形态的倾向以及各种各样的价值判断。但是,所有的社会科学的研究,与材料力学或化学分子结构的研究不同,都与上述的(阶级)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有关。不论社会科学家的意愿如何,不论他是否觉察到这一切,甚至他力图避免它们,他对研究主题的选择、他提出的问题、他没有提出的问题、他的分析框架、他使用的语言,都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的(阶级)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8]11 另外,近年来向全球学术界力推《21世纪<资本论>》一书的作者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卡蒂也曾坦率地表示:“我一向对‘反资本主义’那些传统而粗糙的论调免疫,有些论调直接忽略了共产主义运动在历史上的失败,很多则与超越它所必需的理性手段背道而驰。我没有兴趣去谴责不平等和资本主义本身——特别是只要是符合情理的,社会不平等本身不是一个问题”。[9]32 经济学家的这种一定的阶级立场与价值观,决定了他们的经济学说不能不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和强烈的意识形态特征。因为如前所说“存在决定意识”。

上述这些,就是笔者所作的一般性说明。以下,不妨再举几个实例加以佐证。首先,关于价值理论。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是马克思通过批判地吸收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前辈的价值理论的科学成分,并经过革命性改造而形成的。其思想精髓就是,价值是劳动者活劳动创造的,劳动是它的唯一源泉,其量的大小是由劳动产品所包含的社会必要时间的多少决定的。这是对商品价值唯一科学合理的解释。然而,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对马克思的这一科学理论却极力予以否定和贬损。他们说,劳动不是价值的唯一源泉,价值是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所有生产要素都是价值的创造者或价值的源泉,包括机器、土地及整个大自然,等等。于是,他们便发明了一个荒唐的要素价值理论。另外,还有一些经济学家也提出,价值不是劳动创造的,而是由物的效用决定的;价值量的多少也不是由劳动时间来决定的,而是由效用的大小来决定的。于是,他们又创造了一个离奇的效用价值理论。不论是要素价值理论,还是效用价值理论,都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用以对抗与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为资产阶级进行辩护的歪理邪说。

其次,关于剩余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整个《资本论》就是一部关于剩余价值的完整学说。这一理论告诉人们,剩余价值也是价值,一样也是工人的活劳动创造的。资本家之所以越来越富,就是因为他无偿占有了工人在必要劳动时间之外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为了给资本家阶级作辩护,说价值是所有生产要素创造的,工人的劳动使他已经得到了他所应该得到的那一部分价值,剩下的价值都是资本家投入的生产要素创造的,理所当然地归资本家所有。另外,在现在的场合,工人卖给资本家的并不是别的什么,只是他的劳动,他劳动一天资本家就付给他一天的工资,劳动一个月资本家就付给他一个月的工资,公平合理。资本家没有无辜占有工人的所谓剩余价值,因而也就不存在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这就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对剩余价值的解释。

以上两例皆是过去的事例。以下,再来看看我们今天的现实。比如,关于企业家和企业家才能。众所周知,在我国现实条件下,包括私营经济在内的所有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与发展还有着重要作用,因而毫不动摇的鼓励与支持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是我们的一项基本国策。但是,我们还应当明白,私营经济在我国现实条件下,它仍然属于资本主义经济范畴,其企业主用如果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术语来表达他们是资本的所有者,因而应该称他们为资本家。而在我们今天不这么称呼,一般称之为企业家或企业在。这同一个对象,同一个人,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完全不同的看法、不同的称谓?这算不算是经济学阶级属性的一种表现?与此相关的还有一个所谓企业家才能。在我国当下,人们格外重视人力资本,尤其重视所谓企业家才能,认为这是比金子还要贵重的宝贵财富。当有人批评企业分配存在严重不公时,一些经济学家们便说,企业家参与经营管理也付出了劳动,并且是复杂劳动。既然如此,那他们就应该获得一份比一般工人更多的报酬。另外,企业主的才能还是资本,因而,他除了获得劳动报酬之外,还应该获得一份经营才能这种资本的收入。问题还不至于此,企业主的经营才能还表现在其抗风险的能力上,因而,他还应该获得一份抗风险收入。如此等等。总之,企业主得的再多都是必须的、正常的,工人得的再少也是应该的、合理的。这种情况,反射到我们的国有企业,不合理的事情也是一样地存在。那里的经营管理者,除了比一线工人拿更多的工资外,还有期权收入与所谓的职务津贴,其全部所得要高出一般工人的几十倍、上百倍,乃至更多更多。这在一些经济学家眼里,也是必须的、正常的,因为他们的管理才能也是资本。

然而,所谓人力资本只是企业主和国企的经营管理者有份,而唯独工人没份。有人曾在上世纪90年代中针对当时已经出现的分配不公,就提出了劳动力资本化的主张,要求将所有普通劳动者的劳动力一律资本化,以与企业主和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同等的身份与资格参与企业的利润分配。① 然而,这一主张从提出到现在已经过去了20多年,虽然得到了不少学界朋友的认同与支持,但也遭到了那些崇尚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学家的鄙弃与无声的反对。难道说,这不是经济学阶级属性的一种表现吗?

又比如,关于我们的国有企业。我们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增强企业的活力,特别是增强全民所有制的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是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然而,在我国,有些经济学家却与此背道而驰,借国有企业改革之机竭尽全力对之泼脏水,诸如国有企业产权不清、国有企业管理落后、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国有企业创新不足、国有企业扭曲市场规则、国有企业滋生腐败;此外,还有人污蔑国有企业是国家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等等,等等,凡能想得到的统统都抛了出来。于是,这些经济学家们便纷纷提出高招,要求国有企业退出去,把地盘让给所谓民营企业,或者卖给私人老板,尽快实行私有化;还有的经济学家著书立说,利用我们的新闻出版机构出版与兜售什么“人间正道私有化”② 等反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难道说,这些经济学家的思想、主张不带有阶级的属性吗?

上述可见,不论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还是从西方经济学家的立场看,经济学都是一门阶级性很强的学科,它是一定阶级意识形态的凝结和利益关系的表达,也是经济学家阶级立场和价值判断的展示。那种把经济学当作所谓“中性”学科的看法是错误的、有害的,应该坚决予以摈弃。

另外,有人说:“从《论雅典的收入》,到亚当斯密,再到马歇尔,到凯恩斯,再到现在的各流派,核心问题是市场还是政府,是稀缺,资源配置,收入分配问题,何来阶级性?”

对此,笔者必须首先指出,这些朋友所说的这般经济学家,都不是生活在社会之外,更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只要他们生活在地球上,就绝对是一定阶级的人,并且还是他们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统治阶级的代言人,他们的思想、理论都是为其所属的那个阶级的利益服务的,不存在所谓“何来阶级性”的质疑。请看:色诺芬的经济学,就是告诉奴隶主如何训练奴隶、更好地使用奴隶,以及有效地管理奴隶经济的一系列主张与做法的理论概括;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就是倡导在国家“守夜人”的保护下,由资本主导市场,利用所谓“看不见的手”来实现资源的有利配置,以实现资本家利益最大化的理论;凯恩斯的经济学,就是为西方资本主义如何应对经济危机,挽救病入膏肓的资本主义制度,而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资本主义各国为适应战争需要而采取的一系列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措施,包括美国新任总统罗斯福的新政所作的总结与理论抽象。至于现代西方经济学各个流派的理论,尽管五花八门,但是,万变不离其宗,都是为现代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如何避免周期性、应对滞涨、消除失业、缓解劳资矛盾等,为资本主义寻求永久太平所作的理论诠释与政策建议。如此而已。这难道说,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不具有阶级属性吗?

诚然,从色诺芬一直到现在西方各派经济学,的确谈的都是是市场政府、是稀缺、是资源配置、是收入分配等问题,实际上,这里所涉及的问题就是一个,即分配。这里所说的分配,一是生产要素的分配,二是产品或收入的分配,以及二者与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以下,笔者就对此作出说明。

首先谈谈就生产要素的分配问题。所谓生产要素分配就是人们所常说的资源配置问题,其意是指一定的社会主体根据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将生产的各种要素,如生产资料、劳动力、资金等按一定比例在社会生产各部门、各地区,乃至企业内部进行分配的一种经济行为。马克思曾经说过: “照最浅薄的理解,分配表现为产品的分配,因此, 它离生产很远,似乎对生产是独立的。但是,在分配是产品的分配之前,它是:(1) 生产工具的分配;(2) 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2]33马克思认为,资源配置,或生产要素的分配按其性质来说,它是“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并决定生产的结构”的一种经济行为, [2]34 无论是对宏观还是对微观的经济运行与发展关系重大。然而,要解决资源配置,必须首先说明或解决行为主体问题,即由谁来完成资源配置这种经济职能以及实现怎样的社会生产目的的问题。这里,分明有一个生产资料所有者的存在前提。至于其途径与方式是市场还是国家只是其中的一个次要问题,不直接涉及问题的本质。作为一种经济理论,研究一切经济问题,包括分配在内,核心都在于揭示其中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实质,尤其是其中的所有制关系问题。

马克思指出: 就整个社会来说,生产要素的分配是一个“先于经济的事实”,它不仅“先于生产,并且决定生产”。还举例说: “一个征服民族在征服者之间分配土地,因而造成了地产的一定的分配形式,由此决定了生产。或者,它使被征服的民族成为奴隶,于是使奴隶劳动成为生产的基础。或者一个民族经过革命把大地产分割成小块土地,从而通过这种新的分配使生产有了新的性质。”总之,“在所有这些历史上有过的情况下,似乎不是生产安排和决定分配,而相反地是分配安排和决定生产。”[2]33 可见,有了生产条件的这种先行分配,然后才说得上各种资源的配置。这种先于生产的分配,不仅解决了资源配置的社会主体的问题,而且还明确了资源配置如何决定、为怎样的社会生产目的服务的问题。

生产要素的分配尚且如此,至于收入的分配就更是这样了。马克思指出:“一定的分配形式是以生产条件的一定的社会性质和生产当事人之间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为前提的。因此,一定的分配关系只是历史规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10]997 还指出:“分配关系本质上和生产关系是同一的,是生产关系的反面。”[10]993 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分配形式”或“分配关系”都是指收入分配方面的方式或制度。这些“分配形式”或“分配关系”都是由一定的所有制关系决定的。既然如此,那就决定了在不同的所有制关系下就有不同的收入分配形式或分配关系。例如,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生产资料为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所以,收入分配一律实行“按资分配”,资本多的分得的利润就多,资本少的分得的利润就少,没有资本的就靠出卖劳动力获得工资。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分配。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公有制的建立,生产资料不再是资本,不再是少数人凭此就能无偿占有他人劳动的手段,所以,全社会劳动者在个人收入方面实现了真正的公平分配。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按劳分配”。[7]21

总之,不论是生产要素的分配,还是个人收入的分配,都是由一定的所有制关系决定的。广而言之,在阶级社会里,人的所有经济活动都是基于一定的所有制关系的,绝没有离开这种所有制关系而孤立存在的经济活动。经济学作为这种经济活动的理论表现,难道说可以脱离它所属的那个阶级而不具有阶级属性吗?

二、关于现代西方经济学是否科学的问题

关于现代西方经济学是否科学的问题,虽说早有争论,但是,凡是那些秉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立场与方法的学者,都会对此持否定态度,认为它在本质上是一种“伪科学”甚至是“反科学”的东西。真正持肯定态度,为之点赞、贴金的只是那些受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很深且暂时还没有觉醒的人。直到最近,他们还对此愤愤不平,说什么“全世界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大学的经济学科,都把现代经济学理论作为核心必修课程,难道他们都在传播‘伪科学’和‘反科学’?难道教育部负责学科设置的人都不辨是非吗?中国目前经济金融界,多少优秀人才接受过现代经济学理论的训练,目前在监管、商界和学术界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敢断言他们‘欺骗公众,愚弄公众’?”

对此,笔者认为,面对科学,必须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现代西方经济学是不是科学,并不是以其占有的地盘的大小或拥有的信奉者的多少来衡量的,也不是以某个领导机关某些人的认可与推崇为标准,而是应该以其是否真实客观地反映了经济活动的本质规定、是否科学地揭示了这其中内在的必然联系或固有规律来衡量的。我们说,现代西方经济学不是科学,甚至说它是伪科学或反科学,仅以它的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就可确定。因为资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就开始由一个进步的阶级慢慢地转变为一个保守的阶级,待它由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进入垄断以后,资产阶级便进一步转变为腐朽的反动的阶级。资产阶级由于它固有的这种阶级本性使它对真理的认识总是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呈相反的方向,所以,它对世界、对社会的认识,包括它对人的经济活动和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与其真实本质与客观趋势总是格格不入,甚至完全向反。可见,西方经济学作为人的经济活动和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理论表现不能不带有资产阶级的偏见,不能不发生认识上的偏差与谬误。

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所以,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19世纪30年代以后,即由一种具有一定进步合理性的理论体系变成了庸俗政治经济学。对此,马克思指出:“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 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4]17 到此为止,经济学家们曾有的那种学术良知没有了,古典经济学中曾有的那份科学因素被否定了,不偏不倚的研究和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渐渐地被泯灭了,剩下的仅是资产阶级辩护士的坏心恶意。这种包藏坏心恶意的庸俗经济学在马克思恩格斯过世以后,经过垄断资本主义的包装、特别是经过上世纪80-90年代华盛顿共识的武装后,达到了它的顶点。现代西方经济学就是这个达到庸俗顶点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现代西方经济学,较之它的前辈,不再仅仅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及其整个社会制度的辩护士,而且还进一步发展成为垄断资产阶级或帝国主义向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思想武器和歪理学说。既然如此,那现代西方经济学还有什么科学性可言呢?

以下,再请看看那些长期从事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大家们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看他们对此到底持有一种怎样的见地?

1898年,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曾发表了一篇题为《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发达的科学》的论文,坦承西方经济学还不是科学。85年过后,即1983年,又一位美国经济学家艾克纳以更鲜明的命题《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科学》出版了自己的论著,对这一问题作了系统的分析与阐述。其中,他指出:“八十多年过去了,这一问题甚至更为尖锐了。当年曾受凡勃仑极力排斥的新古典理论,至今仍然占据着统治地位。这种理论得到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与凯恩斯自己的思想很不一致)的补充,而作为其结果的‘新古典综合派’理论,由于希克斯和萨缪尔森把它数学化而变得相当精致,但其核心与凡勃仑时候相差无几。令人遗憾的是,在凡勃仑时代风云一时的许多理论——虽然棱角分明——悉被淹没了。”总之,“这一理论在理性上业已风雨飘摇,”根本不能为西方世界摆脱通胀、失业、低增长等问题提供好的解决办法了。[11]179

为什么说80多年过去了,西方经济学还不能成为一门科学呢?作者对此还作了具体分析。他指出:“答案之一是,经济学家们拒绝接受对他们的工作适用并能避免误入歧途的、科学家们通常所遵从的认识规律。具体地说,他们拒绝严格的经验检验......”[11]179—180 同时,他还指出:“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是由毫无现实基础的理论构成的……。事实上,除了建立在一系形而上学的、从而是非科学的公理基础上的一系列演绎推理之外,经济学几乎一无所有。”[11]180另外,作者还对西方经济学的几个主要方面,即无差异曲线、等产量线、供给曲线和边际产量曲线等作了具体分析,提出了批评意见。最后指出:“对于这四个理论构件,令人惊讶的是,除了它们的特殊形式外,它们还没有得到经济学家们的经验确证。有一大堆严重的问题困扰着它们,它们根本不能作为经济学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它们中的每一个都是经济学的根本性错误的根源,阶级学要取得其学科可能性的任何科学性进步,都必须首先清除这些错误根源。”[11]185

这就是一位有代表性的西方学者对所谓现代经济学科学性的定见。以下再来看看我们中国经济学家的看法。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香港大学教授张五常先生,早年师从现代新制度经济学大师阿门·阿尔齐安,与现代产权经济学大师科斯、巴泽尔共事多年,深得他们的赏识。另外,他还与大多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交往甚笃,在学术上深受其影响。就是这位从骨子到灵魂都充满了西方经济学教义与信条的大家,对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所谓科学性也并不是那么深信不疑。他指出:“科学不是求对也不是求错,科学所求的是‘可能被事实推翻’。”他还指出:“任何经验科学的发展都可以用下列标准来判断:它的假说被确凿的事实检验过多少次?按照这个标准,经济学很可能并不成功。经济学者们一致愿意接受空想的理论,对事实和数字漫不经心,不愿意检验他们所要指明的东西的含义。”[11]457 这就是张五常先生对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所谓科学性的坦诚表白。

另外,我们再来看一看另一位中国经济学家文一教授是怎么看待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所谓科学性问题的。文一教授是我国“千人计划”人选之一,1996年获美国爱荷华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尔后,他先后任教于香港科技大学和美国康奈尔大学,2008年起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目前担任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圣路易斯)助理副行长、华盛顿大学兼职教授,可谓是经济学界的一位重量级人物。文一教授虽然师出名门,受西方文化熏陶与经济学理论的教化多年,但他对现代西方经济学却有着与一般人完全不一样的认识。

首先,文一教授认为现代西方经济学不仅其理论并不科学,而且其研究方法也有问题。他在接受我国《观察者网》记者采访时这样指出:“经济学(这里所说的“经济学”乃西方经济学。以下同。笔者语)并非一门严格的科学,而更像是伪科学,有相当强的主观性、偏见和意识形态色彩,内部也拉帮结派,宗派林立,互不买账,以至于持完全相反论点的两个经济学家可以分享同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这在自然科学界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在经济学领域就常常如此。”同时还指出:“经济学使用的工具显得很科学,用了很多数学,但是里面的假设却十分不科学,无法验证,很多假设根本不是从观察到的现象出发,而是为了解释作者希望解释的某个现象而量身定做的,或捏造出来的,只要能够基于这套主流经济学研究范式,通过这些奇怪的假设,推出所希望解释的现象,就认为是成功了。”他还指出:现代西方经济学,“何况它的很多基本假设都是火星上的,是为了适合数学工具而做出的。因此这一套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一流学术杂志上发表的东西,可以说90%以上的内容有问题,那些公式和模型政治家懂不了,工程师懂不了,商人懂不了......,那这个还是关于现实世界的经济学吗?肯定不是了。”

其次,文一教授认为从理论到实践证明现代西方经济学都是错误的、失败的。他指出:“一般我们海外训练的经济学家,思考任何经济体的经济问题都是按照教科书那套理论来思考的。教科书很简单,就是说市场一定是配置资源的最有效方式,因此任何一个经济体,必须全部是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有限政府,经济体才能良好运作。政府是有限政府,是不应该干涉经济的。”还指出:“我们现在这个经济学理论,是数学家在象牙塔里搞出来的经济学理论,已经不是经济(学)了,虽然里面的名词是在说GDP。这个GDP里面没有产业结构的演化,没有市场的开拓与创造,没有国家能力,生产的东西是棉花还是钢铁不重要,因为相互间总是可以代替或通过市场交换来转化的,进出口不需要国家信用和美元,直接向国际金融市场发行国债就行了。开玩笑!”“所以这样的经济理论到了非洲一搞,就把人家经济搞垮了。到俄罗斯一指导,俄罗斯就瘫痪了。”我们搞改革,所幸的是没有在美国混得很好的或者拿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人经济学家回来,“要有的话就麻烦了,因为他们一回来指导搞改革,中国是不会有今天的。”[13]

上述这些,就是中外学者对现代西方经济学所谓科学性问题的说明。如果还有朋友想不通,难以接受,那就再好好读一读中国社会科学院余斌研究员的《微观经济学批判》(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耻辱——彻底否定资本结构无关论》(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01年版)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韩德强教授的《萨缪尔森<经济学>批判》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等大家的力作,他们会给你一个满意的回答。

最后,笔者再一次明示,说现代西方经济学是非科学,或伪科学、反科学,是就其总体与其所体现的主流意识形态方面而言的,不涉及其对一些具体问题所作的研究而得出的结论或原理。就这一点来说,它还是有一定的可借鉴之处的。笔者没有否定一切的意思。

三、关于如何看待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关系问题

另外,还有人拿出我国近40年改革开放取得的辉煌成就来佐证,说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非阶级性与科学性。他们说:“不管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需要最优化地配置稀缺资源,最大限度地解放生产力。事实胜于雄辩,我们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正是因为借鉴了很多西方的现代经济学理论”,它“正是现代西方经济学所做的突出贡献的结果。”

此言差也!诚然,我们的经济建设与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取得今天这样的辉煌成就,的确是借鉴、吸收了许多西方国家好的思想、理论、经验与做法,但是,唯独与现代西方经济学没有多大关。请那些崇尚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朋友们不要以此来为之献媚贴金。因为那些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对我们中国的基本国情根本就不认识,他们对我国的经济建设与改革开放没有奉献过任何真知灼见。相反,他们认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一种经济体制。然而,令他们想不到的是在这种最糟糕的经济体制下却又取得了当今世界上最高的经济发展速度。对此,他们无法理解,成为他们心中怎么也解不开的“谜”,他们的思想至今仍被限制在一个深深的、大大的矛盾之中。

既然如此,那他们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与改革开放也就无所谓“贡献”了,至于“突出贡献”那就更是无稽之谈了。不信,还是请看看文一教授是怎么说的。文一教授指出:“中国崛起这个现象就同占统治地位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之间形成了很大的反差:一方面大家觉得中国既不是西方的民主制,又有很多计划经济的身影,政府到处干涉,还有这么多的国企,还到处都有党组织,还学马克思主义,从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原理来讲,这是最糟糕的经济了。但是恰好是这样一个经济,增长却最快,而且快到令世界惊讶的程度,而且现在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影响非常大,连美国制定货币政策都开始觉得要考虑它的影响。

“这个矛盾怎么解释?如果非要按照西方经济学来解释(不可),唯一能够说的就是中国之所以发展这么快,就是改革开放以后引进了市场,引进了私有制......

但是,“这个解释是有问题的,很片面。菲律宾引进市场和西方政治制度比中国的改革开放历史还悠久,它是美国的殖民地,美国的全部政治体制都可以强加给它,为什么菲律宾经济没有我们好?伊拉克、利比亚、阿富汗也是按照美国的方式改变了制度,但没有中国发展好。

“拉丁美洲独立建国搞私有制的历史比中国长多了,目前主要只能依靠出卖农产品和自然资源。罗马利亚、乌克兰、俄罗斯改革开放依旧接受私有制比我们彻底,国企全部私有化了,为什么它没有中国这样的经济爆发力?俄罗斯把计划经济全盘否定了,国企全部私有化了,今天如何?

“所以这些问题是西方经济学理论回答不了的。因此,如果说中国进一步把国企私有化,把土地私有化,政府全部退出干预,中国经济恐怕不是会更好,而可能会坍塌。”

最后,文一教授得出结论:“中国之所以改革开放经济搞得这么好,可能恰好是因为没有全盘接受西方这套理论,没有让一切东西市场化,没有让一切东西私有化,政府没有退出一切领域。”[13]

事实正是如此,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改革开放之所以出现如此奇迹,正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指导思想,并且将之中国化、现代化与大众化,根据自己的基本国情,确立了新的科学发展观,制定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发展战略及方针、政策,依靠和利用全国各族人民的聪明才智与创造力而得来的。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党明确重申实现四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与分两步走的战略部署以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战略措施;尔后不久,我们党又提出大力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科教兴国战略,倡导尊重人才、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重劳动、鼓励创造与创新的新举措;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又根据我国改革开放与发展的新实践、新情况,总结出的新经验,提出了四个全面与五个统筹的发展战略、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等等。中国的迅速崛起和高速发展完全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硕成果。那种想把它与现代西方经济学联系起来,为之献媚贴金的想法与做法是明显不妥的。

如果有人硬要把中国经济与改革开放同现代西方经济学扯上什么关系,那就只能是负面的、破坏性的。在我们中国的今天,凡是有眼睛、有头脑的人都会看到、想到:我们完全自主发展的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如今却有不少部门为西方发达国家所把控,差点被人掐了自己的生命线;我们很多代表国家形象的优势企业与名牌产品被跨国公司一一缴械,消灭得一干二净;大批国有企业人为地被关、停、并、转、卖(乃至白送),不仅导致数千万的工人下岗失业,沦为私企、外企的雇佣奴隶,而且使国有经济大幅收窄,另外还滋生了大量腐败现象;曾经,全中国的劳动者本来都是平等互助、亲善友好的一家人,如今却被分成了富人与穷人,且富的越来越富,富得可以敌国、能与政府叫板,穷的却日复一日、难见尽头,并且还在向下一代延伸。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怪现象不就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给中国造成的恶果吗?谁都清楚,这一切,都是在现代西方经济学进入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本土之后才悄悄滋生起来、又迅速发展开来的,而在此之前,我们的国家完全不是这样的!面对此番情景,每一个有良知的国人无不捶胸顿足、痛心疾首。但是,我们坚信,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有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及全体国人的一致努力,就一定能排除现代西方经济学等西方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的干扰,进一步端正我们的指导思想,重新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信念与信心,校准我们前进的航向,把发展生产力与加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结合起来,把经济建设与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结合起来,在更好更快发展生产力的同时,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得到进一步完善与发展。

四、结论与思考

综上所述,使我们看到,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的经济活动与社会经济运行规律及其发展趋势的社会科学。人的经济活动以及整个社会经济的运行不可能离开一定的社会条件和阶级背景,它们总是在一定社会生产关系的指导与保护下为一定阶级或社会集团的利益展开的。经济学作为人的一种观念反映,或意识形态,一方面它不可能离开这一社会大背景,一方面也不可能不受经济学家个人阶级属性及其价值观的影响。所以,经济学是一门具有强烈阶级属性与社会意识形态特征的学问。正因为这样,所以,才有了“劳动的经济学”与“资本的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资产阶级经济学”之分。不然,就是多此一举了。

西方经济学,包括一些朋友所挚爱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由于它的资产阶级固有属性,使它不得不染上其所属的那个阶级的偏见。这决定了它对世界、对社会的认识,包括它对人的经济活动和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与其真实本质与客观趋势格格不入,甚至完全向反。所以,它并不是一门科学的经济学。这一点,是一切富有学术良知的经济学家,即使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都是认可的。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本质及其在理论上的非科学性,本来是非常清楚明白的,不仅有100多年前马克思及其尔后几代经济学人的科学论证,而且还有无数历史和现实客观事实的检验,然而为什么直到今天,一些人却越来越糊涂了呢?这只能说明西方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包括所谓现代西方经济学在内,它的腐蚀性太强,毒性太大,使一些人,尤其是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学子中毒太深。其中,还包括一些身居高位的领导干部与共产党员。这一事实表明,在我国现实条件下,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矛盾与斗争并没有停止,姓资姓社的问题也没有真正解决,是马与非马的对抗与冲突更是尖锐突出。这些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与警觉。事实再一次启示我们,在我国现阶段,不仅有繁重的建设任务,而且还应该有严重的革命任务。尤其是在我国的意识形态领域,一刻也不能掉以轻心。每一个国人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被已经取得的成就弄得晕头转向,要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要注意一种倾向是否掩盖了另一种倾向,一定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对于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潮必须予以坚决抵制与批判,做一个清醒务实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与革命者。

注 释

①屈炳祥:论我国劳动力资本化的现实意义[J] 党政干部论坛,1995.11

②曹思源:《人间正道私有化》[M].香港:夏菲尔国际出版公司,1999.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7]凯恩斯:劝说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8]罗伯特·索洛:《经济学中的科学和意识形态》,引自载克伦道尔·埃考斯编:当代经济论文集[M].波士顿:利特尔·布朗公司,1972年.

[9]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11]阿尔弗雷德·S·艾克纳主编:《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科学》,北京大学出版,1990.

[12]张五常:经济解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13]文一:诺贝尔经济学奖为什么不颁给邓小平? (《观察者网》记者苏堤采访整理)http://www.sohu.com/a/164962521_11547920 17-08-16

【屈炳祥,察网专栏学者,武汉大学市场经济研究中心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系《资本论》与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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