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读·误判·误导——评许章润的自由主义改革开放观

要科学评价40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首先,必须紧扣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更不能从脱离中国实际的错误的愿望出发,不能用头脑中固有的形形色色的虚假理念衡量客观的历史进程。其次,要科学认识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这个进程是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奋斗史,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实践史,而不是西方“宪政民主”理念的实现史。唯此,才能正确把握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内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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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读·误判·误导——评许章润的自由主义改革开放观

4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不断推进改革开放,着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着力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着力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成功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发展取得了历史性进步。对这样的历史性进步,有些人并不认同,时常抛出中国发展“糟得很”的惊人之语,其立论依据是自由主义理论,判断中国发展好坏的唯一标准是“全盘西化”是否成为现实,即中国是否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这种自由主义改革开放观错判历史与现实,希冀改变我国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实际上是对改革开放历史进程及其伟大成就的否定,其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影响大、危害深,严重破坏学科生态,严重污染育人环境。自由主义改革开放观对历史与现实的错误认知源于其唯心主义方法论,即用主观意志扭曲客观实践,具体表现为歪曲历史进程、否定改革开放的基本内涵,妄言“历史倒退”、否定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盲崇“西式民主”、否定改革开放的政治基础。

一、歪曲历史进程,否定改革开放的基本内涵

我国实行的改革开放,起始于1978年,至今已经整整40年,其基本内涵是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对外实行开放政策以吸取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紧紧抓住“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这个改革开放的根本,极大焕发了社会主义的生机与活力,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日益彰显。而自由主义改革开放观认为,改革开放就是推动中国加入西方主导的“现代世界体系”,放弃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放弃党的领导。这就根本改变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基本内涵,这样的“改革开放”无异于“颜色革命”。

为了否定我国改革开放的基本内涵,自由主义改革开放观的一大“创造”是通过扭曲历史,将不同的历史事件和历史进程都说成是“改革开放”,并称这个过程就是“加入现代世界体系”的过程。经过这样的历史改造,“改革开放”被完全抽象化,“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的内在联系就被割裂了。通过这样的改造,“改革开放”成了加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历史过程。有人提出,“通常所谓‘改革开放’,表征一种文明更张与政治转型的历史运动,构成了现代中国的主流政治意志与历史意识,迎应的正为这一现代世界体系。中国之加入现代世界体系,起自‘改革开放’,就发生在此现代世界展开之际,而成为现代秩序建构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这个尚未终结的历史进程的重要环节。回眸一看,晚近一个半世纪里,中国已然有过三波‘改革开放’,它们延绵接续,回应着这个现代世界与世界体系进程。第一波大约起自1860年,终于1895年,整整35年。其以洋务运动为旗帜,昭示着一个‘古今中西’的时代降临华夏,中国由此开始了自己的现代化历程。第二波启自1902年清末变法,至1937年‘抗战’爆发止,又一个35年。在此时段,清末王朝、北洋政府和民国政制,三阶段,政体虽殊,理路则一,接续前行,而统贯为一大整体。举凡民族国家建构、市场经济、社会改良、立宪代议体制、现代程序主义法制,以及教育、新闻传播和思想市场建设,均有所尝试,均有所建树。1978年底至今,将近四十年,其中主要是截止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止这一时段,实为第三波‘改革开放’,……以向中国近代历史的主流政治意志和世界普世文明的致意与皈依,汇入世界历史潮流,重新开始中国文明的复兴与中国制度主体的建构历程。”(许章润:《世界体系中的“改革开放”》,《社会科学论坛》2018年第3期)

上述这个“三波改革开放论”为“改革开放”铺陈了一个宏大的历史背景,在这里,“改革开放”已有近160年的历史,前两波“改革开放”的标志性事件是洋务运动和戊戌维新运动,1978年以来的所谓“第三波改革开放”成了“向世界普世文明的致意与皈依”,并称这种“致意与皈依”是“现代中国的主流政治意志与历史意识”。“三波改革开放论”貌似具有历史依据,然而,主观主义化的“历史碎片”不能成为任何理论的立论基础。

第一,将不同性质的历史事件和历史进程同质化,其实质是用主观意志扭曲客观实践。“三波改革开放论”只看到并不存在的“现代中国的主流政治意志与历史意识”,并将这种虚构的“政治意志与历史意识”夸大、冒充为永恒真理,以为只要不停晃动这面“永恒真理”大旗,就站到了评判历史的制高点。这种唯心主义历史目的论的方法就是用观念史代替客观的历史进程,历史成了观念的工具和玩偶。马克思对蒲鲁东的一种“怪论”的批判完全适用于“三波改革开放论”,“蒲鲁东先生无法探索出历史的实在进程,他就给我们提供了一套怪论,一套妄图充当辩证怪论的怪论。他觉得没有必要谈到17、18和19世纪,因为他的历史是在想象的云雾中发生并高高超越于时间和空间的。一句话,这是黑格尔式的废物,这不是历史,不是世俗的历史——人类的历史,而是神圣的历史——观念的历史。在他看来,人不过是观念或永恒理性为了自身的发展而使用的工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4卷第533页)

第二,“三波改革开放论”否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及其伟大成就,根本否定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性质。“三波改革开放论”将改革开放抽象为“向世界普世文明的致意与皈依”的历史进程,通过“重写”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人民性、实践性和时代性,将改革开放界定为向资本主义文明的“复归”。这样,“改革开放”就成了一个资本主义化的历史进程。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是一个客观的历史实践过程,“三波改革开放论”企图用主观意志否定这个过程及其必然性,说明自由主义改革开放观“始终停留在纯粹思维的范围之中,而这种思维仿佛顺利地消化了甚至最顽强的事实。”(《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4卷第727页)。看来,唯心主义思维的消化能力似乎很强大,因为这种思维可以不顾事实,企图用想象消化一切客观历史进程。

第三,虽然“三波改革开放论”的主观主义、唯心主义的方法论特征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它的目的并不局限和满足于思维领域。“三波改革开放论”中的历史唯心主义服务于其改变历史的“善良意志”,但是这种“善良意志”在中国不可能结出善果,历史和现实都不可能为这样的“善良意志”提供实践支撑。有人提出,“放眼百年中国转型历史,可以看出,相较于1911年和1949年的两次易帜,它并非属于‘另起炉灶重开张’的开天辟地的创举,毋宁,如主事者所言,旨在‘拨乱反正’,通过告别革命的去政治化与奉行‘发展是硬道理’的世俗化努力,接续清末以还开启、两度中断的与世界主流文明‘接轨’的进程,继续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实现百年未竟的华夏复兴梦想,彻底解决‘中国问题’。”(许章润:《中国法治主义:背景分析(下)》,《法学》2009年第5期)从这里可以看出,自由主义改革开放观的“善良意志”就是中国必须与所谓“世界主流文明”即资本主义文明接轨,一切历史进程都服务于这个“善良意志”。苏共垮台、苏联解体同自由主义“善良意志”的不断发酵密切相关,这样的历史教训太沉重、太深刻了。在自由主义政治视野中,苏共垮台、苏联解体“好得很”,是中国的“好榜样”,中国应当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改革家”。这样的“善良意志”当休矣,因为自掘坟墓式的改革只会使中国四分五裂,只会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发展中断,只会使中华民族丧失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机遇。

二、妄言“历史倒退”,否定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

自由主义改革开放观基于偏执的主观意志和主观标准,即以是否与所谓“世界主流文明”即资本主义文明接轨作为判断改革开放是前进还是倒退的唯一标准。有人根据这一标准得出了危言耸听的结论,“就刻下而言,‘改革永远在路上’的官方宣谕与希望依循行动图和时间表而‘将改革进行到底’的大众呼吁,两套改革话语的出现及其对立,亦为其后果。在此,起源于地中海文明的现代世界的现代秩序浪打潮头,逼迫出中国的改革开放,使得任何拒绝这一世界体系的努力均为痴人说梦。可基于既得利益、固守基本盘的徒劳挣扎,亦且如影随形。故而,时至今日,晚近这一波改革之道义动机不存,利益动机亦失,所以才裹足不前,甚至出现了为此不惜返身回头之迹象,而形迹可疑。”(许章润:《世界体系中的“改革开放”》,《社会科学论坛》2018年第3期)这个结论之所以错误,是因为它无视社会实践本身,只凭主观意志和主观标准来评判历史,它脱离社会实践,也脱离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实际。

我国40年改革开放是前进了还是倒退了,判断的标准不是主观意志和主观标准,而是社会实践本身。40年改革开放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我国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社会主义文明程度显著提高,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更加突出。这些历史性成就是客观的,也是我们评判改革开放的客观标准。自由主义改革开放观罔顾这些客观标准,用主观意愿代替客观实际,必然得出荒腔走板的结论。比如,有人用抽象人性论评判改革开放,用所谓“普遍人性”裁剪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就成了可以任意搓揉的面团,“晚近所谓‘改革开放’,顺天应人,己立立人,就在于经由一个去政治化的进程,向普遍人性低头致意,包括向追求自由这一人性让步。同时,所谓普遍人性,不仅意味着‘食色性也’,也在于,或者,更在于抉发与涵养理性,以人类理性打理公共生活,将安宁和平生计的希望寄托于理性的良知良能。毕竟,温饱有余,乃求斯文,而斯文在兹,端赖于兹。凡此归总,意在造就一种秉赋理性的自由个体,恰与中国历史政治的现代进程及其内在理路,若合符契。”(许章润:《政治哲学的汉语学思及现代品格》),《学术界》2017年第10期)在这里,脱离了具体社会实践的“理性”、“人性”、“自由”被打造成了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万金油”,作者想怎么抹就怎么抹。在这样的胡乱涂抹之下,我国40年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和历史进步性被彻底歪曲和置换了。将自由主义理论中的“理性”、“人性”、“自由”胡乱运用于历史评价,恰恰是非理性的典型表现。当然,自由主义论者从来都不承认自己有非理性的表现,他们总是自认为是“人类理性”的代言人。因为有了这样的自我认知,非理性的自我评价就自然流露出来了,“一个受过学术训练的法学家阶层出现于学术共同体和社会生活共同体,发挥着意想不到的启蒙作用,其于养育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同时,成为法律理性的坚定守护者。实际上,法学家阶层的出现,在印证了刻下汉语文明人文知识分子的整体性衰朽的同时,表明随同移植型法制而来的法意熏陶下的法学家集团的自由主义价值立场,早已成为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许章润:《中国近代法制的世俗理性主义》,《清华法学》2013年第6期)

自由主义改革开放观极力美化所谓“世界主流文明”即资本主义文明,其方法论错误是明显的。第一,自由主义改革开放观不能指出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性,特别是不能指出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趋势和历史局限性,而是将资本主义文明永恒化、终极化。第二,自由主义改革开放观不能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病症与资本主义文明内在地联系起来,将资本主义文明抽象化、神圣化。第三,自由主义改革开放观把资本主义经济、政治、道德等等“因素”“诗意般地混杂”在一起,对经济、政治、道德等等“因素”相互关系的理解必然陷入混乱,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认知就必然陷入碎片化、表面化。所以说,自由主义改革开放观对资本主义文明的理解是错误的,将其美化为“当代世界主流文明”显然是荒谬的。我国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实践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表现出优越于资本主义文明的制度优势和巨大的发展潜力。妄言我们“必须与资本主义文明接轨”,这有悖于历史发展的前进方向。

邓小平曾经指出,对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文明和文化不能盲目地无计划无选择地引进,更不能不对资本主义的腐蚀性影响进行坚决的抵制和斗争,“现在有些同志对于西方各种哲学的、经济学的、社会政治的和文学艺术的思潮,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而是一窝蜂地盲目推崇。”(《邓小平文选》中文第1版第3卷第44页)邓小平指出的这一现象一直长期存在,错误社会思潮的产生、发展和泛滥与此直接相关。比如有人提出,“发展经济必须对外开放,重获世界主流的接纳,亦即获得占统治地位的西方发达国家的认可,因而,向洋人昭示法制,回应制度挑战,实在是做生意的基础,也是由经济而政制,由法制而政治的连环套路。”(许章润:《中国的法治主义:背景分析(上)》,《法学》2009年第4期)现在,所谓“世界主流”即西方发达国家并不认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它们将中国的发展视为对自己的威胁。对这一现象的理解,自由主义改革开放观的解释是我们没有向所谓“世界主流”主动示好,没有将自己主动转化为“世界主流”的文明样式。这就是自由主义者的天真幻想,似乎世界历史发展都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但是,幻想终究是幻想,它不可能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精神向导,改革开放依靠的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和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伟力。

三、盲崇“西式民主”,否定改革开放的政治基础

自由主义改革开放观提出,改革开放就是“向英美所主导的大西洋文明时代的世界体系低头致意”,也就是向“世界普世文明的致意与皈依”。那么,完成这种“致意”和“皈依”的标志是什么呢?就是中国放弃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实行“西式民主”,即所谓“宪政民主”。这是自由主义改革开放观的核心理念和最终目标,目的是否定和改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的政治基础,藉此在中国完成“颜色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的人把改革开放定义为往西方‘普世价值’、西方政治体制的方向改,否则就是不改革开放。这是曲解我们的改革开放。不能笼统地说中国改革在某个方面滞后。在某些方面、某个时期,快一点、慢一点是有的,但总体上不存在中国改革哪些方面改了,哪些方面没有改。问题的实质是改什么、不改什么,有些不能改的,再过多长时间也是不改。我们不能邯郸学步。世界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不实行改革开放死路一条,搞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也是死路一条。在方向问题上,我们头脑必须十分清醒。我们的方向就是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改弦易张。”(《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19页)

在自由主义理论中,民主只有一种,只有资本主义民主才是民主,社会主义民主不叫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根本没有民主。有人根据这一民主理论提出,当代中国“现在所缺的,是民主和法治”(许章润:《“家国天下”:中国与世界的和平共处》,《文史哲》2018年第1期);“当下中国,转型历史正在爬坡,需要的是助力‘推一把’;民主政治正在敲门,缺的是‘临门一脚’。对于富于理想并且深谙政治本质的政治家来说,可谓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时代呼唤着自己的政治与政治家,要求他们经由政治决断,将中国从训政引领向宪政,最终完成中国文明的政治秩序的现代性转型,彻底走出历史三峡,实现中华民族的政治成熟。”(许章润:《中国步入训政初期》,《“中国宪政前景”论坛研讨资料》第236页,2009年12月5-6日)在这里,自由主义民主论者,完全无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中国的成功实践,完全无视资本主义民主的根本缺陷,完全无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当代世界的先进性。

自由主义民主论者只相信一点,就是中国必须移植“西式民主”即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因为这样的民主制度是万能的,是最先进的,是人类终极民主制度,自由主义民主制度必将在中国“落地”,“自从晚近中西交通以来,东西冲突频密,自由主义及其所表征的政体展现出无与伦比的正当性,因而,如何让它在中国生根,遂成一个躲不掉的大问题。换言之,自由主义及其一套政制设置对于中国文明来说是不是可欲的?如果是可欲的话,那么,如何落地生根成长,渐成中国文明中的有机组织部分?特别是其政治制度如何逐渐于中华大地肉身化,并且融会为中国人日常生活实践中之洒扫应对、言谈举止?凡此种种,早已构成一个百年问题,大家一直在追问,也一直尚未能够获得圆满解决。”(许章润:《自由主义如何在中国落地》,《学海》2014年第6期)这里有两大误判,一是所谓“自由主义及其所表征的政体展现出无与伦比的正当性”。同封建主义相比,自由主义确有它的正当性,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它的正当性逐步被它的矛盾性、欺骗性、腐朽性所窒息。自由主义如果永远都有“无与伦比的正当性”,就不会有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尽管社会主义在实践进程中出现过种种曲折,但是,它的先进性和优越性是自由主义所没有的。二是所谓自由主义“在中国生根”是“躲不掉的”。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实践已经证明,“自由主义及其所表征的政体”在中国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只会越走越宽广。中国人民没有任何理由要走回头路,没有任何理由要选择已经被实践证明是落后的“自由主义及其所表征的政体”。

要科学评价40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首先,必须紧扣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更不能从脱离中国实际的错误的愿望出发,不能用头脑中固有的形形色色的虚假理念衡量客观的历史进程。其次,要科学认识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这个进程是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奋斗史,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实践史,而不是西方“宪政民主”理念的实现史。唯此,才能正确把握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内在联系。有的人根本无视历史进程本身,将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概括成西方“宪政民主”理念的实现史。因为这个理念还没有变成现实,所以“改革开放”就没有实质性进步,“立宪与建国,是清末以来几代中国人的中心议题。包括适之先生在内,几代先贤积劳积慧,须臾不离乎此,而颠沛流离在此。若说百年之内头等大事,唯此为大。迄而至今,情形大变,而基本格局尤在,‘中国问题’尚未根本解决,转型进程犹在途中。”(许章润:《基于庸见的法意——胡适之先生关于宪政与法制的看法》,任剑涛主编《重思胡适》,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第28页)所以,“今天再论适之先生,需要重温适之先生,他对于‘中国问题’尤其是其中的‘政治建国’的思索,作为一百多年来中国思想文化中一笔重要的精神遗产,需要我们于重温中汲取力量,为当下的努力注入思想的活水源头。”(许章润:《以常识理性来表述的自由主义批判精神》,《社会科学报》2015年3月5日)在这里,自由主义论者深陷虚假理念的泥潭无法自拔,我们只看到“自夸的论调,集市般的喧嚷,大吹大擂的口气”(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75页),而中国人民的光辉奋斗史、改革开放的生动实践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巨大进步史都在他们的视野之外。

总体看,自由主义改革开放观是一个用学术话语包装起来的空话体系,自由主义改革开放论者就是列宁曾经批判过的“主观哲学家”,制造理论上的污泥浊水是他们的“天职”,“我们的主观哲学家一试图由空话转到具体事实,就立刻滚到泥坑里去了。他在这个不很干净的地方,大概感到很舒服:安然坐着,收拾打扮,弄得污泥浊水四溅。”《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125页)为防止自由主义改革开放观的“空话”泛滥成灾,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和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涤荡“主观哲学家”们制造的污泥浊水完全是必要的。否则,我们的理论生态就会恶化。纵观人类历史,在特定社会条件下,谬误的迷雾也会遮蔽真理的光辉,捍卫真理从来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为什么特别强调“要旗帜鲜明坚持真理、立场坚定批驳谬误”的原因所在。

【姜迎春,察网专栏学者,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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