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地: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经济运行规律的解释力和话语权

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应该坚持“一般”与“特殊”的两分法,既要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体现出来的现代市场经济一般规律,更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方法,从中国经济运行现阶段的实际而不是某些教条出发,进行总结与概括,从而不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经济运行规律的解释力和话语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进展,主要体现在经济运行层次的划分、微观经济运行机理、微观监管必要性及其特征、中观经济运行特征、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理论基础、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以及宏观调控的特征、经验、目标及手段,宏观经济波动等八个方面。本文是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运行”篇的概述。

谢地: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经济运行规律的解释力和话语权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及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解释力和话语优势,大家争议不大。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问题,特别是对经济运行问题,其解释力和话语权到底如何,人们在认识上则存在很大分歧。有一种观点认为,既然我国选择了把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甚至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方式,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与现代市场经济运行必然遵循同样的规律。而西方经济学以研究市场经济运行规律见长,因此,揭示经济运行规律的任务可以交给西方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当代发展成果集中体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缺乏对经济运行及经济发展规律的解释力和话语权,可以专注于诠释经济制度问题。这种认识颇具影响力,并且已经渗透于我国经济学研究与教育中。在理论经济学学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尚且能够与西方经济学平分秋色,而在应用经济学学科,则清一色地以西方经济学为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地位日渐式微。

这种状况是长期以来一直不断被强化的某些认知误区导致的。

一是,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研究市场经济运行规律。事实上,马克思在否定市场经济作为未来社会经济制度资源配置方式的过程中,对资本主义“寓居”于其中的市场经济的本质进行了最深刻的揭示,而且由于作为其研究对象的市场经济是古典的、非改良的、鲜有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马克思揭示的市场经济运行规律更接近市场经济本质。研究在《资本论》等杰出著作中阐释的市场经济运行规律,有利于我国不畏市场原教旨主义鼓噪,破除市场迷信,在遵从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同时,努力克服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缺陷,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解马克思语境下的市场经济,是建立、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二是,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则构想不尽一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失去话语优势。事实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经济活动方式,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既有共性,更存在根本的区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都在很大程度上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未来的原则构想存在某种关联,如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强而有力的国家宏观调控,等等。理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能撇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未来社会经济制度与资源配置方式组合的各种可能性问题的思考,而在认知市场经济运行一般规律的基础上揭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特殊性恰恰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题中应有之意。

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侧重于从社会经济制度及其改革完善的视阈进行理论概括,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及发展问题鲜有贡献。事实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既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改革完善实践进行理论抽象的结果,也是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运行、经济发展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理论概括,并体现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发展的某些独特性。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有待深入挖掘、抽象,以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学人对经济科学发展的贡献,以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抽象和概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运行规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责任和重要使命。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运行规律应该坚持“一般”与“特殊”的两分法,既要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体现出来的现代市场经济一般规律,更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方法,从中国经济运行现阶段的实际出发而不是某些教条出发,进行总结与概括,从而不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经济运行规律的解释力和话语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进展,在由张宇等教授主持编撰的、即将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经济运行篇”的“微观经济运行”、“中观经济运行”和“宏观经济运行”三章中有比较充分的体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经济运行层次的划分

20世纪30—40年代以后,西方经济学开始把国民经济运行区分为微观经济运行和宏观经济运行,并使用“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这两个概念。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此有着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的、更为深刻的分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了个别资本的运动,进而分析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单个资本运动构成的社会总资本运动。在某种意义上讲,也可以将其视为一种最早的从微观到宏观的分析逻辑。通过这种由微观层次到宏观层次的循序渐进的研究,《资本论》完整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规律,说明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资本论》为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分析社会经济运动,以及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提供了一个方法论上的典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经济运行,首先分析微观经济运行,然后分析宏观经济运行,所遵循的正是马克思的方法论原则。按照从微观到宏观的顺序来分析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也是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际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各种微观经济单位成为通过市场进行自主经营决策的主体,市场交换关系将这些主体的经济活动联结成国民经济运行整体。显然,只有在首先把握住微观经济运行规律的前提下,才有可能进一步分析国民经济整体运行。同时,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大国,不仅微观经济运行与宏观运行的界区是重要的,深刻理解中观经济运行规律同样重要。作为同类企业集合物的产业以及产业集聚空间的区域经济的运行(即中观经济运行)的规模、效率、质量等,在大国经济模型中意义重大,应该而且必须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野,惟其如此,才能更好地解释中国经济运行的独特性。

二、关于社会主义微观经济运行的机理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是生产经营者的投资、生产及经营行为,还是一般居民个人的收入、消费、储蓄及投资行为,都是在市场调节下进行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企业和居民个人之间的经济联系,是通过市场配置资源,遵循市场交换关系实现的。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决定着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由供求机制、竞争机制、价格机制的作用所决定的市场运行过程,是微观经济活动发生的前提,也是这些活动的结果。所以,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动与市场运行过程构成微观经济运行过程。在微观经济运行中,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动影响着市场运行,市场机制又反过来调节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动。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动有赖于完善的市场体系以及市场组织等因素的保障,而市场体系和市场组织等市场因素的完善又离不开规范的微观经济主体行为的有效支撑。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微观经济运行当然遵循同样的机理。但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微观经济主体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也就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微观经济运行机理的某种独特性,特别是企业、农户这两种重要的微观经济主体更为明显。

从企业内部的经济关系来观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内部的经济关系也具有两重性:一是由生产技术基础决定的企业成员在物质转换过程中的分工协作关系,二是由企业经济性质决定的、反映企业成员之间责权关系的经济关系,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微观表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中,公有制是居于主体地位的所有制形式。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中,企业成员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为自己和社会的利益进行劳动。这是一种自主的联合劳动,互助互利,具有根本一致的利益,而不存在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但是,企业成员的劳动能力不同,劳动岗位不同,劳动数量与质量有所差异,企业成员之间的劳动存在差别,导致劳动成果和个人经济利益有差别。因此,公有制企业内部的经济关系是在劳动者利益根本一致的原则下,以承认个人利益为前提的一种互助互利关系。这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内部经济关系的实质。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大量的非公有制企业的存在是微观经济活动的一大特征。我国现阶段的非公有制企业,如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其内部还存在着资本雇佣劳动关系。与此相应,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与劳动者的关系、企业的劳动管理和分配关系等,都打上了明显的资本雇佣劳动关系印记。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非公有制企业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约束,受到社会主义国家的管理和公有制经济的影响,其内部关系也具有某些特点,如,这些企业的劳动者不是完全丧失生产资料的无产者,他们的合法权益得到国家的保护,在政治上与公有制企业劳动者具有平等的地位,有权监督企业主是否从事合法的经营活动;非公有制企业的所有者、经营者的理念和行为,也必然受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深刻影响而呈现出不同于一般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某些特殊性,如果加以引导,可以培育、生长出十分积极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因素。

在企业层次的微观经济主体中,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关于国有企业的性质功能定位、经营目标和运行效率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国有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中的经营主体,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具有企业属性,必须适应市场经济的规律,与其他市场主体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并在竞争中实现企业利润目标和企业资产的保值增值,在市场竞争中发展壮大。这是国有企业作为企业的一般属性。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必须体现其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主要实现形式的所有制属性,这决定了其与其他所有制形式的企业存在区别。国有企业生产资料的公有性质,从根本上决定了国家能够按照社会的意志对国有企业进行有效的管理和监督,并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对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适当调节,使其服务于实现国家整体目标,真正体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这是国有企业作为公有制实现形式的特殊属性。

国有企业的双重属性,即作为企业的一般属性和作为公有制实现形式的特殊属性,是理解国有企业功能目标、行为特征、运行机制以及效率评价的基础和前提,也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出发点。从国有企业的二重属性出发,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须既充分尊重市场经济的规律,又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把社会主义优越性与市场经济的长处有机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超越和扬弃私有制的逻辑,发挥出国有经济制度的优势。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的双重属性决定了其经济活动目标也具有双重性:其作为企业的一般属性决定了国有企业的经营活动具有企业效率目标;其作为公有制实现形式的特殊属性决定了国有企业的经济活动还具有社会目标。

由于国有企业的二重属性,国有企业的功能定位和经济活动目标也是双重的。对于国有企业效率的认识和评价,也必须从国有企业经济活动的双重目标出发,而不是将国有企业简单等同于一般的企业。国有企业除了作为市场主体需要具有企业经营效率之外,更重要的是承担着作为公有制实现形式的社会功能和社会目标,要区分国有企业的微观经营效率和宏观社会效益。

对非公有制企业中的私营企业与外企企业也要进行二重分析。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私营企业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就其本身性质来说,私营企业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以最大限度占有剩余价值为生产目的,私营企业主与工人是雇佣与被雇佣、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因此,私营企业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它与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另一方面,我国的私营企业是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环境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而,它的性质、地位和作用及经济活动都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私营企业有了重要区别,已经被纳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之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私营企业性质的二重性决定了其经济活动的特征及其后果:一方面,私营企业的经济活动在提供就业、缴纳税收、增加产品、满足人民需要以及促进市场竞争、增强市场活力等方面都发挥着重大积极作用;另一方面,由于私营企业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与工人存在剥削关系,生产的目的是追逐剩余价值,因而它又是与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共同富裕、有计划发展等本质要求有矛盾的,会导致贫富分化、劳资冲突、生产盲目性和生态环境的破坏。

外资企业在资金融通、研究开发、品牌管理、市场营销、经营管理、战略运营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我国通过大力发展外资企业,成功引进、利用国外的资金、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极大推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但是,外资企业是以雇佣劳动关系为基础、以实现利润最大化为目的、来自于境外的资本主义性质经济组织,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存在着垄断产品和服务价格、封杀投资对象国民族工业品牌、进行技术封锁和产业链控制,甚至进行商业贿赂等不正当竞争的现象。资料显示,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化,外资企业不仅利用品牌等竞争优势控制市场份额,还通过控制或垄断核心技术来攫取大量利润。

农户是重要的微观经济主体。从农户内部的经济关系来看,我国通过农村土地承包制使农户成为微观经济活动主体,其最重要的经济效应,就是在集体和农户及农户之间形成了明确的经济利益。由于实行承包,农户收入的多寡,由其所获得的实际产量决定,而产量不仅受到农户在生产经营中所投劳动的制约,还受到它所投物质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的影响,这必然极大地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决定了农户会根据实际情况多投入各种生产要素,进行高效益的生产经营活动。因此,农户作为微观经济活动主体,具有较强的动力机制及自我约束机制。但是,在我国,作为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的农户,并非土地私有制条件下的个体农民。我国农村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制。农户使用的土地,其终极所有权是集体经济组织。农民拥有土地承包权以及转让土地使用权等权利,但并不能否定土地所有权的集体经济性质。所以,不论赋予农户多少以及多大程度的土地财产权利,都是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农村、农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的制度设计。农户的微观经济活动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社会主义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外在约束,进而深刻影响农户的生产经营理念和行为。

三、关于微观监管的必要性及其特征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了克服市场配置资源的若干缺陷,同样需要进行微观监管,这反映了现代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同时,我国微观监管及其改革的必要性主要源于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从我国实际出发,微观监管不仅是校正市场失灵的要求,更主要的是改进宏观调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必要手段,也是理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企业、居民关系的重要步骤,改革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方法的客观需要,更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客观要求。

这种改革与西方国家的微观监管改革,既有共同性,也存在着重要的区别。西方国家微观监管改革的对象是各种不恰当的、过时的用以解决市场失灵的监管方法,并往往配合着国有经济民营化等措施。在我国,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然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当中,用来克服市场失灵的微观监管体系还不健全,监管改革对象在很大程度上是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监管方式、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国家监管放松或监管改革过程中,某些要放松、取消或改革的东西,可能正是我国微观监管体系构建中需要补充、强化的。特别是在社会生活领域,大量损害国民健康、生命、安全,破坏社会和谐,殃及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案例表明,我国的微观监管还存在大量的监管空白。微观监管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客观要求。

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有机融合,是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所在。随着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长期以来扮演微观监管政策工具并承载多元目标的国有企业数量在减少、功能在衰减,取而代之的是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各种企业之间的平等竞争。显然,这给处理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带来了许多新课题。例如,在一般竞争性领域和社会生活领域,由于承载多元目标的国有企事业单位淡出,新的企业与事业单位以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政府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管理及其对公共利益的关切,当然也就不能主要通过国有企事业单位来贯彻,而必须通过法律授权的政府有效监管来体现。在自然垄断及公共基础设施领域,随着混合所有制和公私合作(PPP)的发展,原有国有企业作为准公共产品供应商与政府监管工具双重角色的逐步分离,准公共产品供应商身份被强化,而政府监管工具角色被弱化,必须面对多种所有制形式企业的平等竞争。因而,必须重新建构政府监管体系,以适应变化了的情况。

改革开放以来,按照建立健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我国调节微观经济运行的理念、方式、方法发生了一系列变革,并集中表现在政府微观监管领域。我国微观监管在反映现代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同时,日益彰显出社会主义国家调节微观经济运行的独特性。主要表现如下。微观监管对象具有特殊性。不仅有非公有制企业,而且包括大量居于主体地位的公有制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国有制企业不仅广泛存在于自然垄断的公用事业领域,也大量存在于能源、资源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领域,也大量存在为人们的生产生活服务的一般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不仅要接受微观监管,服务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且在很多情况下直接扮演国家进行微观监管工具的角色,或者充当微观监管的某种替代手段。微观监管目的具有特殊性。微观监管的目的,不仅要校正市场失灵、规范市场秩序、解决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监管面临的一般课题,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要代表全社会的总体利益自觉地调节、引导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多种复杂的经济利益活动,以保证在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要求。没有强大的国家功能,单纯依靠市场竞争与价格机制的作用,是不可能自动实现这个目标的。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不管市场失灵存在与否,微观监管都不可或缺。微观监管功能作用具有特殊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微观监管的主要功能是规范、制约微观主体行为,鲜有助力改革、服务发展的功能。但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微观监管往往具有明显改革发展指向,如培育市场、完善市场,创造一个有利于企业发展的良好经济环境;通过监管政策调整,注重利用世界经济环境中的有利因素,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并以此为基础发展国内经济;改善投资环境和条件,以促进私人投资和引进投资,同时也为社会成员提供良好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关注提高人口素质,为全民提供受教育的机会、改善卫生和健康条件;防治污染、保护生态平衡,引导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及可持续发展;等等。

我国微观监管的上述特征,在经济性监管(包括自然垄断行业监管,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行业监管)、社会性监管(包括食品、药品等商品安全质量监管、环境监管等)方面都有所体现。

四、关于中观经济运行的特征

西方经济学在传统上把整个理论体系划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部分,这种划分使得对既具有宏观经济属性,又具有微观经济特征的中观经济活动的研究有所忽视。从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看,我国中观经济运行也集中表现为产业经济运行及作为产业空间集聚的区域经济运行,但由于受到社会主义大国等因素的深刻影响,又呈现出明显的中国特质。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极具竞争性的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

我国的地方政府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地方政府有所不同,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地方政府,而且也是实实在在的经济主体。地方政府作为一个竞争性的经济主体,与竞争性的企业所构成的市场主体几乎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是一种内生于经济系统的经济主体,主要表现有四。一是具有追求经济发展的动力,财政包干体制以及1994年开始的分税制改革,使地方政府成为本地区经济剩余的分享者,因而产生了推动本地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二是不论把GDP绝对量及其增速作为考核指标,还是不唯GDP论英雄,按照新的发展理念,加进其他经济社会发展理念,良好的经济发展都至关重要。因此,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着广泛、深刻,类似“锦标赛”式的经济竞争,这种竞争极大地促进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迅速扩大国家经济总量,但已经并将继续造成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分化效应。三是地方政府有推动本地区经济发展的权力与资源。在财政分权改革中,中央政府给予地方政府比较广泛的政策制定与执行的自主权,而且国有资产、土地升值、地方融资平台等制度条件使得地方政府拥有操纵经济发展的资源。四是地方政府运筹、管理区域经济发展的能力不断提高。通过总结改革开放近40年的经验教训,我国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改善营商环境、投资项目拉动、产业谋划、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态环境、提高民生福祉等方面都表现出越来越强的能力,相当一部分地方的人均GDP水平和生活质量已经率先达到发达国家水平。

中观层面的地方政府之间的激烈竞争强化了经济增长的投资依赖特征,难以遏制地方的投资冲动,导致辖区之间的重复投资、重复建设,产业结构趋同、产品结构趋同,许多产业过度竞争、产能过剩,是经济发展方式粗放的重要体制根源,也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和市场以及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深刻影响。

按照新的发展理念,今后地方政府之间竞争的样式、内容、方法可能会发生很大改变,但激烈竞争的格局不可能改变,并将在更高的层面上展开,推动我国在转方式、调结构的过程中,跃上更高的发展平台。

五、关于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的理论基础

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是宏观经济有序运行的重要条件。但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是偶然的,不平衡却是常态。问题在于,用何种理论作为理解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问题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物质资料生产和再生产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基础与核心,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关系应该从物质资料生产和再生产的角度加以考量,并建立了以此为观察维度的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理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把全社会的经济活动抽象概括为生产资料生产部类(第Ⅰ部类)和消费资料生产部类(第Ⅱ部类),分析两大部类生产出来的全社会商品的价值形态(W=C+V+M)与实物形态(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即社会总供给数量和结构,如何通过两大部类内部及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实现价值补偿和物质补偿的问题。而价值补偿与实物补偿的过程,也就是满足社会总需求的过程。社会总需求从价值形态看,包括社会再生产所需要不变资本补偿需求、社会再生产所需要劳动力再生产需求以及资本所有者的个人消费需求,即社会总需求的数量;从实物形态看,是社会再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需求,即社会总需求的结构。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平衡,既包括总供给与总需求数量的平衡,也包括总供给与总需求结构的平衡。只有总供给与总需求在数量、结构上都是平衡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才能顺利进行。

虽然马克思上述理论的主旨是从社会资本再生产能否顺利进行的角度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波动和危机的必然性,但却提供了一种从实体经济,特别是物质资料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的角度关注宏观经济总量及结构平衡的独特视角。其理论意涵在于:只有围绕物质资料生产这样一个核心建立起宏观经济的总量及结构平衡,宏观经济稳定运行才会有坚实的基础。

六、关于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

为了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校正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失衡,宏观调控也主要围绕总供给与总需求矛盾的两个方面——供给侧、需求侧——展开,并大致形成了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两种类型。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高度重视供给侧运动规律的经济学说。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从社会生产总过程中的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的关系来看,生产,指狭义的生产,是直接的生产过程,是社会生产总过程的起点和决定环节。生产,即供给,决定交换、分配和消费。人们只能交换、分配和消费他们生产出来的东西,而不是相反。在马克思的经济学范式下,生产,即供给,始终是供给与需求矛盾运动的主要方面。

从微观层面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企业要在竞争中得以发展,必须改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努力使其生产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按社会价值出售,才能在获得正常利润的同时获得超额利润,也才有可能不断地进行资本积累(积聚)以扩大生产规模,并有效地进行资本集中(直接融资与并购重组)以便在更大的规模上利用社会资源实现自我发展。而上述目标的达成,实际上是以企业层面的资本循环和资本周转顺畅进行为条件的。所以,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看来,企业的供给成本、质量及效率是理解微观经济问题的枢纽。

从中观层面来观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别从相对剩余价值与超额剩余的关系、利润率平均化规律入手,揭示了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部门内部竞争和部门间竞争,即产业组织、产业结构的运动规律,为理解产业层面的供给规律提供了有深刻洞察力的理论。

从宏观层面,即整个国民经济角度来观察,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是一种更为明显的、以供给为核心实现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均衡的经济学说。

从国际经济关系层面来观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一旦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国际竞争的密码也隐藏于供给结构之中,即国际价值规律的作用。

20世纪70年代,主要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出现了“滞胀”问题,并诞生了以解决这一问题为主旨的所谓供给学派。供给学派的经济学家认为,高税率降低了人们对工作、储蓄和投资的热情。要解决“滞胀”问题,需要的不是需求刺激而是供给刺激,这就需要进行供给管理。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可以归结为“四减四促”:“四减”是指减税、减监管、减垄断、减货币发行或控制通胀(甚至主张恢复金本位制),旨在调动积极性,促进生产供给;而“四促”主要是指促进私有化、促进市场竞争、促进企业家精神的发挥、促进技术创新和智力资本投资。

我国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西方的供给学派,在此基础上发展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2015年以后,针对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供求结构不适应需求结构变化以及大量存在产能过剩等问题,我国提出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藉此实现我国经济的结构优化、转型升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创新供给管理的理念与手段,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供给管理政策与措施。例如,深化简政放权改革,降低交易费用;推进税收改革和收费机制完善,切实降低企业税费负担;推进金融体系改革,切实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扩大有效供给,优化供给结构;等等。

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通过鼓励企业创新、促进淘汰落后、降低税费负担等方式,推动经济发展。从经济运行的源头入手,从产业、企业角度观察认识问题,更突出长远的转型升级。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既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生产关系,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着眼当前又立足长远。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使我国供给能力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从而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推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同时,十分重视需求管理。多年来,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拉动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与出口,需求管理已经成为中国政府推动经济增长最主要的政策与工具。需求管理对于中国经济迅速崛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需求管理政策与实践,例如,加强重大项目投资,刺激投资需求增长;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保证财政合理支出,加大对特困地区和困难省份的支持力度;以培育消费热点为核心增强消费动力;等等。

但是,需求管理主要是解决经济短期波动问题,而长期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来自于供给侧。需求管理在解决总量失衡的短期问题上比较有优势,而供给管理在解决结构失衡的长期问题上具有优势。当国民经济运行中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衡同时存在,特殊情况下的结构失衡又是总量失衡的诱因时,单纯的需求管理,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从经济理论发展与各国宏观调控政策演化过程看,很难说某国宏观调控政策就是供给管理或是需求管理。一国的宏观调控政策与措施都是根据当时的宏观经济状况做出的相机抉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同样面临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的相机抉择。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后,结构失衡已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为了解决中长期减速问题,结构优化、转型升级的任务异常繁重,说明在总供给与总需求矛盾中,供给侧的矛盾正在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在宏观调控中强化供给管理至关重要。2015年11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2016年G20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需求侧管理与供给侧改革并重”。在宏观调控中,我国应该从供给需求矛盾运动的实际出发,在供给侧矛盾成为供求矛盾的主要方面时,重点采取供给管理政策,但不忽视需求管理政策的运用;在需求侧矛盾成为供求矛盾的主要方面时,重点采用需求管理政策,但同时重视用供给管理政策化解结构性矛盾,从而把供给管理政策与需求管理政策有机地结合起来。这种结合运用具体主要体现在“消解旧供给”及“创造新供给”与“释放新需求”两个方面。

“消解旧供给”的重点任务是“三减一降”,即减产能、减库存、减杠杆、降成本(也称“三去一降”,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减产能,不仅要化解传统的钢铁、煤炭、水泥、电解铝等产业的产能过剩,而且还要化解太阳能、光伏等新兴产业的产能过剩,但重点是钢铁、煤炭产业;减库存则主要针对房地产库存,实施“分类改革,转型升级”;减杠杆,涉及政府、居民、金融机构、非金融机构等,但重点是非金融机构减杠杆,既要降低“杠杆率”,又要防止大面积企业倒闭;降成本涉及很多方面,但主要是降低税收成本,通过减税(特别是“营改增”)减轻企业负担。

与“消解旧供给”比起来,“创造新供给”的任务更加艰巨。截至2015年12月,中国网上零售额增长31.6%,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10.2%,工业机器人增长42%,凸显了“创造新供给”的重要性。一方面,在推进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提质增效的基础上,要重点发展现代服务业,采取生产服务业和生活服务业双线推进的方略,尤其要注意补足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的“短板”。同时,适应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弥补城市公用事业以及健康、养老产业等生产生活服务业发展“短板”。另一方面,利用“第三次工业革命”与“第四次工业革命”叠加带来的战略机遇,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抢占新一轮经济和科技发展制高点。

“释放新需求”重在扩大居民消费。为了解决我国居民消费率偏低的问题,应有效运用需求管理政策,创新具有激励机制的消费政策,引导公众消费。建立促进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做到让人民“能消费、敢消费、放心消费”。首先,需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同时,要解决劳动收入占比下降问题,从而为消费提供制度化的“民富支撑”。其次,需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重点是养老、医疗、失业等制度,提高保障水平,健全社会救济制度,做好扶贫工作,解除公众消费的后顾之忧。最后,需要政府加强对消费环境的监管,实行严格的责任清单制度,确保食品、药品等各个领域的消费安全。

这些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重大进展。

七、关于宏观调控的特征、经验、目标及手段

国家对宏观经济运行的调控是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对宏观经济运行的调控在借鉴西方国家宏观调节手段与工具、反映现代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的同时,也在总结自身宏观调控经验与教训基础上,使宏观调控日渐成熟,逐步形成了符合我国经济发展需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体系。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对宏观经济运行进行调控,不仅反映现代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更具有自己的独有特征。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要求。社会主义经济的所有制基础是公有制。公有制经济,特别作为全民所有制实现形式的国有经济的广泛存在,要求国家在经济运行(包括微观经济运行、中观经济运行以及宏观经济运行)中必然扮演不同于西方国家的角色。国家宏观调控职能是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内生出来的公有制经济的派生职能,这种要求并没有因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改变。

第二,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具有二重属性。一方面要克服市场失灵、校正总供给与总需求失衡,实现经济社会稳定发展,体现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宏观调控的一般性;另一方面,要以公有制为基础,遵循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合理配置社会资源,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体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要求。

第三,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具有长期性、广泛性。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面临着实现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艰巨任务,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使命。这就需要国家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和长远利益出发进行引导和调节,在促进市场发育、推进制度创新、保障公平正义、实现共同富裕、引领可持续发展等诸多方面进行广泛调节与控制。

我国是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新型市场经济国家。这决定了我国实施宏观调控的经济社会背景与西方国家不尽相同。在实施宏观调控的过程中,我国虽然借鉴了西方国家宏观调控的若干经验和手段,但更主要的是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际出发探索宏观调控的路径,并积累了重要的经验。例如,短期与长期相结合、速度与质量相协调、兼顾数量增长与结构平衡、处理好直接与间接关系、统筹国内与国际、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并重,等等。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是平衡总供给与总需求,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具体目标包括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稳定物价和国际收支平衡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宏观调控当然也要实现上述一般性目标,但由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我国宏观调控的目标绝不止于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宏观调控的目标,从根本上说,是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保障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共同富裕。调控目标是实施宏观调控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现阶段,结合国家战略任务与目标,着眼经济发展阶段变化与突出矛盾,我国宏观调控不断创新调控目标,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目标体系,例如,“稳增长”中“调结构”;共享发展成果,切实保障民生;节能减排,绿色发展;平衡国际收支,有效防控风险;等等。

1978年以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政府对宏观经济的管理与调控主要依靠行政和计划手段来实现,尽管财政、货币手段是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工具,但并未形成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真正意义上的财政、货币政策。改革开放以来,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我国政府在宏观经济管理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探索应用多种包含经济、法律与行政等方面的宏观调控政策工具与手段。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国内外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特别是面对“三期叠加”时期的经济下行压力,党中央、国务院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总体思路,不断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先后创新实施区间调控、定向调控、相机调控等调控新理念。同时不断创新宏观调控的工具,充实中国宏观调控工具箱,做好宏观调控政策储备,结合具体经济形势针对性地实施宏观调控政策。完善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为主,产业政策、区域政策、投资政策、消费政策、价格政策系统配合的政策体系,增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性。运用大数据技术,提高经济运行信息的及时性和准确性。适时适度预调微调,有效稳定了市场信心和社会预期,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稳定运行和结构优化升级。有特色的宏观调控工具包括: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为主体,增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协调性;简政放权,恰当运用行政手段;精准实施产业政策;强化宏观审慎监管;等等。

八、关于宏观经济波动

宏观经济波动是指国民经济运行中经济扩张与经济收缩相互交替,经济增长高低起伏、循环运动的经济现象。宏观经济波动也被称为经济周期。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也是在波动中向前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经济波动在体现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同时,也具有自己的特殊性。

关于宏观经济波动的原因,通常有外部原因和内部原因两种解释。

从外部原因看,一是太阳黑子理论,即认为太阳黑子活动的周期性会影响地球气候的变化,从而形成气候变化的周期性,而气候的变化周期性,会影响农业生产的周期性波动,进而传导为工商业及整个国民经济的波动;二是战争和人口理论,即认为战争及人口变化通过出生率等因素影响一国的经济活动总水平,并造成周期性波动;三是政治周期理论,即认为政党基于自身政治目标,竞选前后的政策变化会引起伴随竞选周期的经济波动;四是“蜂聚”式的创新引起的生产要素“新组合”不断打破原有的生产要素组合引起国民经济的波动;等等。

从内部原因看,一是消费不足,即因为购买力不强或过度储蓄引起消费不足,造成实际购买力低于社会总产品价值,社会总供给大于社会总需求,大量产品积压卖不出去,引起经济萎缩和经济波动。二是投资过度和信用的周期性扩张,即认为投资过度投向资本品生产而不是消费品生产,造成生产结构严重失调。而政府信用扩张扭曲了企业家的经济核算,强化了错误的投资决策,不得不通过危机的形式来纠正投资错误,从而引起经济波动。三是心理因素,即认为经济周期波动取决于投资,而投资取决于人们对未来经济发展的预期,过度乐观抑或是过度悲观的预期导致经济在扩张与衰退之间循环。四是货币决定论,即认为经济波动是由于银行体系交替地扩张或紧缩信用造成了经济波动。五是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即强调随机因素的冲击导致经济周期性波动,其中最重要的技术变动带来的冲击等。

上述关于宏观经济波动原因的解释,无论是外部原因,还是内部原因,归结起来都是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严重失衡引起宏观经济波动,属于现象层面的解释,并没有回答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严重失衡的根本原因。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总供给与总需求失衡的可能性,源于商品经济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商品生产交换,在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成为流通的媒介之后,商品生产者不再为使用价值而生产,而是为价值而生产,商品必须转化为货币,才能实现其价值。但商品转化为货币,货币往往不立即转化为商品,即卖出商品的货币持有者并不立刻购进商品。于是,便会发生买与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离。供给与需求的分离、生产与流通的分离、供给大于需求或需求大于供给的失衡就具备了可能性。马克思曾说:“商品内在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私人劳动同时必须表现为直接社会劳动的对立,特殊的具体的劳动同时只是当作抽象的一般的劳动的对立,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的对立,——这种内在的矛盾在商品形态变化的对立中取得了发展的运动形式。因此,这些形式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但仅仅是可能性。”如果社会只存在简单商品生产,这种供求失衡的可能性只会在局部范围内表现。当商品生产发展到社会化大生产阶段,随着生产规模和市场规模的扩大,商品生产的基本矛盾将随之扩大,则可能会演变成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严重失衡。

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总供给与总需求失衡的可能性演变成为必然性。这是因为,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这一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已经演化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基本首先表现为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是社会化大生产,生产的社会化使各个生产部门和各个企业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依赖更加密切了。但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又把整个社会生产割裂开来。这种企业内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组织、无序性必然导致社会生产的比例失调;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还表现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无限增长趋势和劳动人民购买力相对缩小的矛盾。利益趋动资本家改进技术、扩大生产,同时又使劳动人民购买力的增长相对小于生产的增长,这二者之间的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导致以生产相对过剩为特征的经济危机,造成总供给与总需求的严重失衡,从而引起宏观经济运行的剧烈波动。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波动既有源于市场经济的一般性原因,也存在特殊因素。

从市场经济一般性角度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发达的商品经济,依然存在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这一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这一矛盾造成总供给与总需求失衡进而引起宏观经济波动仍然具有可能性。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矛盾引发的供求失衡的可能性变成现实性取决于社会化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生产规模和市场规模的扩大,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也将随之扩大,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严重失衡及宏观经济波动的现实性也不断增大。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高度社会化的发达商品经济,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也会因此被放大,有时甚至会非常尖锐,由此引起的总供给与总需求失衡及宏观经济波动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变得不可避免。

从特殊性因素来观察,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从根本上消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因而也消除了经济发生周期性波动的制度性原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虽然仍然存在大量非公有制经济成分,但同时存在居于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和发挥主导作用的国有经济,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阻止了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矛盾演变为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矛盾的可能性,即便存在某种程度的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其也是被限制在一定范围的。这表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总供给、总需求失衡及宏观经济波动还存在着若干特殊的原因。

第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经济的波动在很大程度上与经济体制转轨有关。我国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采取了循序渐进的路径。在宏观经济调控方面,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依循,只能在试错、改错中逐步完善宏观调控的政策和手段,而政策的调整难免造成宏观经济的波动。

第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宏观经济波动,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国作为后发国家加快发展的客观需要使然。如何在条件有利时加快发展,在条件不利时主动调整,始终是宏观调控的主要基调,并因此使宏观经济运行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邓小平同志指出:“看起来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

第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经济的波动是我国主动进行经济调整的外在表现。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决定了国家具有对宏观经济运行进行主动调整的基础和责任。这种调整是为了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特定阶段的各种矛盾必须进行的调整,而调整解决各种矛盾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经济波动。例如,1981年,我国GDP增长率曾跌至52%,在很大程度上是对1978年开始的投资过热的“洋跃进”采取“急刹车”式调整的结果。1982—1984年初的超高速增长则是实施“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政策的成果;1985—1990年的经济下行则是为了治理通货膨胀,采取治理整顿及货币、信贷“双紧”政策的结果;1991—1992年出现的GDP高速增长,则是为阻止经济下滑实施宽松货币政策的结果,也与邓小平南方谈话,重启市场化改革进程的氛围密切相关。1993—1999年出现GDP增速下滑与这一阶段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紧缩的货币政策有关;2000—2007年GDP的高速增长,主要受益于我国加入WTO、增加基本建设投资、税制改革等几大政策利好;2008—2015年,经济增速连续8年处于下行调整时期。其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消极影响,中央府实施了“4万亿投资+10万亿贷款”一揽子刺激经济计划,使经济增长率明显下跌之后走出了一个陡峭的“V”字形轨迹。但由于经济发展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我国经济发展下行压力不断加大。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采取了采取合理区间调控、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注重扩大社会总需求的政策,逐步实现了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平滑“换挡”。

【作者谢地,辽宁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院长。本文原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17年第8卷第2期,授权察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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