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的方法:英雄史观还是群众路线?——纪念真理标准讨论四十周年

群众路线是实事求是的唯一方法,把人民群众作为共产党事业生死相依,休戚与共的依靠力量,是人民本体观;更是应对权力腐蚀的防腐剂,是中国共产党和一切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保鲜剂。它的真理性,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它已经被中国、苏联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所证明,它还将被我们的后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证明。

实事求是的方法:英雄史观还是群众路线?——纪念真理标准讨论四十周年

【提要】

1、群众路线是实事求是的决定性办法,它们两者,作为认识路线、工作方法,作为党的立场和宗旨,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不重视两者之间的决定性关系,在方法论上,就留下了机械分列而非辩证联系的缺口,为英雄史观留下了空间。这个理论缺陷,与改革开放以后精英主义泛滥,群众路线淡化,使一些改革把人民群众由改革的实践认识主体错位为改革的对象,有思想认识上的因果关系。

2、把群众路线和认识路线统一起来的实践和理论,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真理观的重大贡献,是毛泽东思想智慧的源泉,是毛泽东留给中国人民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3、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思想,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典型成果。依靠群众不仅是党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企业后来者居上的共性特点,反映了企业发展的客观规律。

4、历史经验表明,官僚主义、斗争扩大化的专制主义、小生产意识制约着群众路线在社会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中的作用,需要注意具体条件下的局限性。

实践标准——谁的实践?

真理观,是哲学最高问题的反映。这就是说,在认识真理中,需要围绕唯物认识论,延伸两个要点:一是承认恩格斯的“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是在于它的物质性”⑴,唯有实践,才有思维和存在即主观和客观统一的可能二是历史唯物史观决定了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是认识社会科学真理的唯一途径。“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行动,历史的活动是群众的事业” ⑵。

对于群众的作用,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主要做了理论阐述,列宁和毛泽东则进行了伟大的实践,做出了深入总结。列宁认为:“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造的⑶。”毛泽东根据夺取政权到巩固政权的丰富实践,进一步总结为是坚持奴隶史观还是英雄史观的原则问题。

这就是说,为人民服务,当然是共产党的立党宗旨,但党群关系不能仅仅局限于此。胡乔木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毛泽东思想作了三个基本方面的归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个归纳得到了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认可。这是经过真理标准讨论以后,我党在当时的理论成果。

回过头再来看看胡乔木同志提出的三点归纳。笔者认为,胡乔木同志的这个归纳把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分列,它的贡献是,列出了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毋庸置疑是准确的。这种表述,也提及到了二者的联系,“这样,毛泽东同志就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同党的群众路线统一起来了⑷”。但是,由于并没有把重点放在分析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之间的辩证关系和决定作用上,它与毛泽东同志的一贯论述是有差距的。其实,在毛泽东思想那里,群众路线就是实事求是的决定性办法,它们两者,作为认识路线,作为工作方法,作为党的立场和宗旨,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在社会科学中,党的各级领袖或领袖集团,是依靠人民群众和自身的实践经验作为理性认识的“原材料”和“半成品”的,在形成方针政策中,发挥了“加工厂”的作用,加工的产品是否正确,必须回到人民群众的实践中去检验,这个反复、提高过程,就是实事求是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领袖或领袖集团个人与人民群众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的辩证关系,但人民群众为追求美好生活,而进行的生产,流通、科技创新、改革乃至革命,相对于领袖的“加工厂”认识主体,是客体,具有决定作用。因此,在实事求是中,群众路线具有决定性作用。在实事求是的认识过程中,如果不突出群众路线的决定性,轻轻掠过,就错过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在方法论上,就会留下了机械而非辩证的缺口,为英雄史观留下了空间

由此,四十年前的实践标准讨论在解决了真理标准是实践而非教条这一重大问题,推动全党大步向前的同时,也带来了容易忽视实践的主体的可能性,离开列宁、毛泽东一再强调的社会实践标准。特别是忽视了毛泽东同志晚年强调的是奴隶史观还是英雄史观的问题,这个理论缺憾,为我党改革开放以后的理论和实践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相对于精英主义在全社会的泛滥和群众路线的淡化,相对于一些改革把人民群众由改革的实践认识主体错位为改革的对象,存在着思想上、理论上的因果关系

在真理标准讨论前后,真理检验标准的实践是社会实践作为理论常识,不存在问题。但是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被分置后,特别是鲜有提及奴隶史观和英雄史观后,就容易出现思想混乱。

实事求是的方法:英雄史观还是群众路线?——纪念真理标准讨论四十周年

这种常识是怎么被淡化的?需要简单回顾一下历史。在毛泽东同志批评的“形而上学猖獗⑸”时期,存在着把集体、群众作用极端化的倾向,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动乱时期,左倾错误强调群众运动天然合理,与此同时,把建国初期知识分子多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而进行的改造凝固化,歧视专业知识人员,忽视集体中的个人作用,其根源是封建意识形态的残余影响,完全远离“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⑹”的马克思主义。这种倾向受到暮年毛泽东同志的批评:"老九不能走” ⑺。特别是在工作重点转移前后,受到中共党内最先体验西方文明的杰出人物周恩来、邓小平的纠正。如邓小平纠正了让专家脱离专业主要从事体力劳动的左倾倾向,大力推动科技创新。

但是,在全社会按照社会化大生产要求,尊重专业知识,尊重人才的同时,出现了矫枉过正,崇拜精英主义和鄙薄群众作用的倾向,并且越来越严重。从宏观控制到微观经济,从教育战线到企业管理,几乎各个层面,充斥着精英主义,虽然也强调把群众满意不满意当作工作的标准,但由于忽视实事求是与群众路线的必然联系,从而自然落入把精英主义、英雄史观当做实事求是的习惯方法,不能正确解决群众与深化改革的关系,随着私有经济的主体化,也同时助长了全社会阶级、阶层的分化

历史是谁创造的,是天才,是英雄,还是包括了天才、英雄的人民群众?马克思主义认为,只能是后者。马克思主义并不否定杰出人才在历史发展中的突出作用,但是,只能是时世造英雄,而非英雄造时世。“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⑻”。

把人民群众描述为“奴隶”,把人民史观定义为奴隶史观,与当代生产力发展以后,多数人民群众不再绝对贫困,以及选举政治的广泛被采用等,似乎不符,应该指出,这些进步当然要比形形色色包装的,包括假马克思主义包装的封建专制残余要进步得多,但是,相对于资本寡头的财富集中,相对于寡头的金融垄断和国家机器的实质性私人资本垄断,即使是中等收入阶层,或高福利国家民众,从总体上依然处在财富不均的相对贫困地位,被支配地位,这与几千年来有记载的人类文明史并无质的变化。总之,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一天,剩余价值规律还在经济体内发挥主要作用,“奴隶史观”就有现实意义。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晚年推动全党“英雄史观”和“奴隶史观”大讨论的伟大意义,时光越远越能体现出它的智慧光辉,并不因为党内左倾歧视专业知识分子和抹杀个人作用,右倾推动精英主义至上等等的干扰而有丝毫的折损。

今天互联网时代的人民群众耳听六路,眼观八方。我国每年有七、八百万人受到高等教育,他们走上社会,切身感受到最生动的社会矛盾,容易具有自发的马克思主义倾向和基本的法制觉悟,这与建国初期80%扫盲后的农民群众相比,有了飞跃性的提高,如果看不到这个变化,依然对群众路线、群众运动存在成见,这是形而上学的。

毛泽东思想的智慧源泉与本质特征

把群众路线和认识路线统一起来,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真理观的最重大贡献

1、核心Know How(诀窍)

中华民族以五分之一人类的规模,完成了由弱到强的历史拐点,从而验证了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性。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的精英领袖们,共同认识到一个事实,如朱德、周恩来同志不约而同的指出,在很多重大事情上,毛主席的决定总是让很多人不能理解,甚至有很多人反对,但事情过后,实践证明他总是对的。这些体会,代表了中共历史性的主流认识。在我党的漫长实践认识历史中,正确总是和错误依赖而存在的,为什么在出现全局性错误或失误时,总是由毛泽东同志最先发现问题,提出实践证明准确有效的解决措施?这一现象,与中华民族的复兴崛起紧紧相联系,是现代世界中的中国现象之谜,对此,我们要向老一代革命家学习,用科学态度认识中国近代史和当代史。

正确的源泉在哪里?这个问题触及到毛泽东思想的本质特征。“什么是人的思维。它是单个人的思维吗?不是⑼。”,“思维的至上性是在一系列非常不至上地思维着的人中实现的;拥有无条件的真理权的认识是在一系列相对的谬误中实现的;二者都只有通过人类生活的无限延续才能完全实现⑽。恩格斯的论断解释了正确思维的群体性和实践性,提出了原则,毛泽东则把它实际操作化了。

毛泽东同志在1958年指出,“概念、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从群众中来”的过程;把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传达给别人的过程,就是“到群众中去”的过程。在我们的干部中,大概还有不少人,不明白这一个简单的真理: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方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实践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人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去检验,如果我们的同志不懂得这一点,那就一定会碰钉子的⑾。”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就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方法。“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⑿。”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才能紧密联系人民群众,才能始终坚持立党为公的“为人民服务”宗旨而永葆革命青春。1964年3月,在一次听取汇报时毛泽东插话说:“’毛选’,什么是我的!这是血的著作。…‘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⒀

今天,如果我们忽视了认识上的群众路线,就会使立党为民的宗旨失去检验,让新时期党的建设的“四个自我”(净化、完善、革新、提高)失去检验,就会架空习近平同志一再强调的“人民主体性”,就容易摆不正党和群众的关系,居高临下,就会在改革开放实践中,陷入精英主义,以救世主自居。特别是离开认识上的群众路线,单独强调以人民为中心,是一种“缘木求鱼”式的错误,这个错误,源于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割裂。

2、新时代的实践证明

十八大召开不久,习近平同志在广东考察时提出:“领导不是百事通,不是万能的。要做群众的先生,先做群众的学生。领导干部要放下架子,甘当小学生,多同群众交朋友,多向群众请教。要真正悟透群众是真正的英雄(2012年12月7日一11日)。”这是对毛泽东的群众路线的学习运用。习近平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早在福州市委任职时就交待身边的工作人员:“凡是群众来信,一律都要交给我过目。”在一带一路和新型国与国的关系上,习近平在国际上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受到普遍欢迎,被联合国等数个国际组织接受并传播,而“命运共同体”思想最先的成功案例来自华为等企业。这是习近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典型实践。

实践证明,改革开放以来,无论采取什么样的话语体系,无论某些倾向怎样历史虚无,例如抽象肯定,具体否定前三十年,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凡是顺利一些,曲折少一些,发展快一些,实际上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视、依靠了人民群众,着眼于多数人的结果。特别是在企业发展中,通过中外比较,越来越显示出它不仅是我党赖以生存、发展的三大优良传统之一,也是企业发展的自身客观规律。

华为从2万元起家,逆私有化操作,尊重劳动所得,任正非提出“要管理好员工人力资本所得和货币资本所得的分配结构,货币资本所得保持合理收益即可,其他收益全部给人力资本所得。”在企业中发扬、发展了“鞍钢宪法”,在客户“北斗星”中依靠管理、专业、员工三结合,较早提出客户、员工、企业和上下游供应链中相关企业之间“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这是群众路线在在新时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成功创新,这使得华为走在科技和制度创新的世界前列。传统国企济南第二机床厂在转机制中,坚持发动群众的老传统,为引导确立市场竞争意识,开展了“市场·机遇·工作标准”大讨论;鼓励工人主动思考本职工作与产品创优的结合点,开展了“不对市场说不、不对一线说不”的大讨论;把提高质量管理和现场管理水平,落实到声势浩大的“治脏战役”和“文明操作攻坚战”中去。这些基础工作是“济二”产品走向美国,做大蛋糕的坚实基础。

另外,微信、QQ起源于以色列人发明后卖给美国在线的ICQ,但在中国发展壮大,今天其应用规模、深度领先于起步国,其核心诀窍是重视客户体验;电子商务雏形源于美国,今天却几乎是阿里巴巴在引领世界电子商务,且坦然在华尔街提出客户第一、员工第二、股东第三;这些均与华尔街信奉的“股东第一”相悖,在同样是股份制按资分配的生产方式中,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下,比西方互联网企业更加做到了侧重客户利益,相对重视员工作用,至少迄今为止,创造了可以傲视传统资本主义国家的快速发展轨迹。

3、毛泽东思想与群众路线的辩证关系

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的智慧源泉,正确贯彻群众路线也会受到具体条件的局限

局限性来自几个方面,首先官僚主义是群众路线的天敌。工作重点转移之后,邓小平同志在领导实践中饱受党内官僚主义干扰阻挠,这从他在《邓小平文选》第二、三卷多达五十次批评分析官僚主义中可以看的出来。邓小平同志去世后,党内官僚主义盛行直至腐败普遍出现,达到登峰造极程度。十九大上,在经过党中央铁腕从严治党的几年努力之后,习近平严肃指出:“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巩固压倒性态势、夺取压倒性胜利的决心必须坚如磐石”。今天人们都观察到这样一种事实:从中国当代的社会现象到苏联东欧的解体,人们发现,淡化了群众路线之后,官僚主义必然泛滥,执政的共产党与官僚主义的斗争就陷入了形势严峻的状态。

其次,在中国,因为封建文化的积淀深厚,在等级意识、官本位思想的顽固作用下,不仅在思想方法上流行权力真理观即实用主义真理观,专制主义也习惯地被用来处理党内外关系。1957年反右扩大化开始集中显示出的官僚主义、专制主义,与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紧密联系群众等三大作风始终对立而存在。邓小平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分析说,“官僚主义常常以‘党的领导’、‘党的指示’、‘党的利益’、‘党的纪律’的面貌出现,这是真正的管、卡、压⒁”从实际情况看,反右时期出现的极左斗争扩大化实际上已经形成扣帽子、揪辫子、打棍子、装袋子的斗争惯性,在以后处理党内矛盾中长期存在,包括对邓小平本人的多次极端的批判。这些因素,严重毒化了党群关系,党内关系,破坏了通过群众路线实现实事求是。其中一个派生后果是,说假话应付上级痼疾难改。

其三,如同战争岁月,农民同样也是新中国建国后建设的主力军。小农小生产革命坚定,吃苦耐劳,这是基本方面,但是,陈旧落后的生产方式,八成人口文化仅扫盲等落后条件,与社会化大生产产生巨大反差。农业小生产的随意性、狭窄眼界,违背大生产的严谨性,科学性。在政治上的主张自古以来是不患贫而患不均,在官僚主义干扰下,这些弊病会被视作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而得到扩张,坚持群众路线与实事求是的统一会经常受到干扰,也会出现违背客观的现象,例如大跃进时期违背价值规律和商品经济规律。

薄一波同志回忆1958年时认为,“毛主席威信高,大家都敬仰他。他怎么说,大家就跟着怎么做。这样,一些部门和省市的领导干部头脑膨胀起来了,反过来又影响毛主席思想⒂。”这反映了领袖作为认识主体与环境的关系。对此,毛泽东同志曾在《论实事求是》中做过系统分析:“实事求是,就是一切工作都要服从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和利益出发,实行某种改革,要完全根据人民的自觉自愿,既要耐心地对待群众的觉悟,让群众有所比较和选择,由群众自己下决心,又要积极地创造条件,作出榜样,进行宣传,说服群众,既要从本质发现群众中蕴藏着的巨大积极性,又要按照具体的环境,具体地表现出来的群众情绪去精心一切工作。”1958年4月15日河南封丘的合作社汇报、之后冶金部关于可以年产钢超3000万吨等浮夸风,均对毛泽东带来一定的误导,但是通过各种途径的调查研究,从1958年11月起,毛泽东同志在严格遵守集体领导的组织原则下,率先努力同大跃进出现的浮夸风、共产风做了不懈的斗争。但是这种努力受到极大的阻力。据陈冠任新浪博客文章回忆,1959年秋,庐山会议后,毛泽东给江西省长邵式平在交谈中写下一张纸条:“食堂越大越反革命”,在江西省处级干部会议上传达后,被周总理追回。由此说明,在局部地区大饥荒饿死人之前,在纠正饿死人主要因素问题上,中央内部尖锐的不同意见和纠正左倾错误的困难。

“‘过’就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依照我们现在的观点说来,过与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的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中找出与确定具有一定安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时中’” ⒃。领袖团队中作为认识主体与环境的不同关系,据此得出不同的主张意见,以及它在当时的主客观作用和不同后果,这是客观存在的,需要本着“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精神,结合党在新时期的实践和党的建设加以总结。

4、毛泽东留给中国人民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群众路线是实事求是的唯一方法,把人民群众作为共产党事业生死相依,休戚与共的依靠力量,是人民本体观;更是应对权力腐蚀的防腐剂,是中国共产党和一切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保鲜剂。它的真理性,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它已经被中国、苏联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所证明,它还将被我们的后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证明。

参考文献:

⑴ 恩格斯《反杜林论》

⑵《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04页

⑶《列宁全集》第26卷,269页

⑷《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30)

⑸《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3册,377

⑹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3册,431

⑻《毛泽东选集》第三卷,1031

⑼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恩选集第三卷 426页

⑽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恩选集第三卷 427页

⑾ 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1958.1.30

⑿ 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⒀《毛泽东思想万岁》第四卷101

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141

⒂《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回忆》

⒃《毛泽东书信选集》145-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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