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改革是在什么经济学指导下取得巨大成就的?——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没有过时,因为其中所包含科学的商品经济基本原理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依然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理论,而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样也没有过时。中国经济改革是参考借鉴而不是以西方经济学为指导,因为参考借鉴不等于指导,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中遇到的许多问题在西方经济学中找不到答案,以西方经济学为指导可能使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误入歧途。实践证明,中国经济改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下取得巨大成就的,而且全面深化改革更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

中国经济改革是在什么经济学指导下取得巨大成就的?——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

一国的经济改革必然会以一定的经济学理论为基础,只有在正确的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下才能取得成功。中国经济改革开放进行40年了,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回顾总结和正确认识中国经济改革是在什么经济学指导下取得巨大成就的,对于进一步明确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和更加合理有效地全面深化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没有过时

 

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曾尖锐地指出,“有的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中国现在搞的不是马克思主义;有的说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意识形态说教,没有学术上的学理性和系统性。在实际工作中,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这种状况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1]实事求是地说,这些现象在经济学中是比较突出的,经济学可能是这种典型学科和领域。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界出现了这样一种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关于革命的理论和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的理论,缺乏市场经济理论和怎样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特别是合理发展私有制经济的理论,不符合当代中国的国情,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已经过时,只能以西方经济学为指导,因为西方经济学是关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理论。然而,国内外的实践都已经证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过时”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错误的判断。

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包含科学的商品经济基本原理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作为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但分析了包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内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和运行规律,更是提出了当时最完整、最科学的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的一般原理(主要特征和普遍规律)。马克思的资本论,不仅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论”,而且是一般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论。《资本论》中分析的是商品生产和流通,虽然没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概念,但是所谓“商品经济”主要就是商品生产和流通,因此《资本论》分析商品生产和流通,实际上就是分析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后者就是与小商品经济不同的、在社会经济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发达商品经济)。马克思不仅提出了包括商品、价值、价格、货币、价值规律、供求规律、竞争规律、货币流通规律、节约时间规律、社会再生产规律等基本范畴和普遍规律在内的系统的、逻辑严密的商品经济一般原理,而且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更是创立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科学性上、本质上胜于西方经济学的市场经济理论[2-3]。

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微观经济学就是形成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过程、资本的循环和周转的分析。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企业运行的分析绝不亚于资本主义微观经济学学者,尤其对企业生产关系的分析更为透彻、科学。对于许多初学者而言,要了解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如何运营,甚至企业家要想知道怎样管理企业、更多赚钱、实现利润最大化,在学习了诸如均衡价格、生产函数、边际生产率递减规律、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等西方微观经济学的理论之后,很可能不知所云;而读了《资本论》第一卷关于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提高剩余价值率途径的论述,以及第二卷的资本循环和周转理论,则很可能更加清楚、明白。

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学就是马克思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的理论,而马克思提出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公式,从产品总量和结构、投资总量和结构、供求总量及其相互关系等方面综合分析了社会再生产的实现条件,揭示了社会化大生产的普遍规律——产业结构必须合理、各个生产部门必须按比例协调发展、生产与消费和积累与消费也必须比例协调合理,从而形成了完整科学的关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危机和经济周期的基本理论。

实际上,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先在理论上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商品经济或者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为基础的。

2.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依然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尽管西方国家主要通过国家干预和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实行社会福利政策,改良了资本主义制度,缓和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出现了许多新变化、新现象、新情况、新特点,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也得到很大的发展,但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依然存在,以私有制为基础、存在剥削和贫富两极分化、经济危机不断发生等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并没有根本改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的“两个必然”趋势也依然没有消失。

由于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和必然走向灭亡的集中体现,这里主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危机理论的科学性来进一步说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没有过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状况及其相互关系、需求和供给及其相互关系,以及相关制度根源进行综合分析,发现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本矛盾导致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巨大增长与广大劳动者有购买力的需求相对不足的矛盾、个别生产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矛盾。在《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时了,《资本论》过时了。这个说法是武断的。远的不说,就从国际金融危机来看,许多西方国家经济持续低迷、两极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加深,说明资本主义固有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但表现形式、存在特点有所不同。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不少西方学者也在重新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资本论》,借以反思资本主义的弊端。”[1]

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引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欧盟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经济衰退的发生及其根本原因,再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表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理论没有过时。无论是凯恩斯主义的需求分析和需求管理,还是“里根经济学”的供给分析和供给管理,或是现代西方经济学其他流派的理论和观点,均没有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也就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是要回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寻找答案。这也正是金融危机之后,《资本论》在西方国家畅销的重要原因。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指出,2008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不仅是由于虚拟经济膨胀、银行家贪婪、金融监管缺失、政府干预不当、过度消费等造成,更重要的原因是美国经济体制存在缺陷、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平等扩大。他认为,“金融危机给予了人们一个新认识:我们的经济体制不但没效率、不稳定,而且根本不公平”[4]。但是美国的经济体制为什么“没效率、不稳定,而且根本不公平”呢?斯蒂格利茨没有进一步深究,其实归根结底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早已指出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市场失灵。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依然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理论。

3.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样也没有过时

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经典理论,社会主义社会要消灭私有制、剥削、压迫和贫富两极分化,实行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最终走向共同富裕,而共产主义社会要实行公有制、计划经济、按需分配、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由追求单一的公有制转向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并存,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要求实行单一的按劳分配、存在平均主义的倾向转向实行按劳分配与按其他要素分配并存、收入差距扩大,但是这并不表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已经过时,中国更没有抛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经典理论。

这是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得出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科学结论,并且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也必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根据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要求,适当发展私有制经济,转变了经济体制,实行了包括按生产要素分配在内的多种分配方式,但是中国始终“初心不改”,仍然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没有实行“私有化”,也没有完全否定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性,而且始终强调并且采取扶贫脱贫等有效措施走向共同富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仍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是说中国现阶段还不具备完全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生产力和其他各种必要的社会条件,中国正是要通过改革开放为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创造条件。

 

中国改革开放是参考借鉴而不是以西方经济学为指导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外不仅有人主张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应该以西方经济学为指导,而且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实际上也是在西方经济学的指导下推进的,甚至提出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学习借鉴西方现代经济学的结果,至于出现的问题和缺陷,则是因为学习和借鉴还不全面、彻底。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和主张都不符合事实。

1.中国改革开放需要而且实际上参考借鉴了西方经济学

中国之所以要进行改革,是因为改革开放以前,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超越阶段的偏差,即不顾生产力极其落后、发展特别不平衡、生产社会化程度也相当低,却要在短期内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完全具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基本特征,具体来说主要是:片面追求“一大二公三纯四统”的单一公有制、完全消灭私有制、实现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分配上也存在平均主义的倾向。虽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但是总的来说很不理想、难以持续,不能不进行经济改革,纠正超越阶段的偏差,主要内容就是,适当发展私有制经济、把片面追求单一公有制的所有制结构改变为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把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适当拉开收入差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再走向共同富裕。而如何发展市场经济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私有制经济,我们缺乏经验,所以需要向发达国家学习,也需要参考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

在改革开放的40年中,中国确实是大量引进、学习、吸收、参考、借鉴了现代西方经济学(包括市场经济理论、企业理论、金融学、财政学、发展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比较经济学等)有用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市场经济要合理有效运行,市场机制要更好发挥作用,必须建立健全完整统一竞争开放的市场体系、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微观基础即产权明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制度,价格必须由市场决定,企业必须参与竞争;市场经济存在市场失灵,政府应该通过实施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干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就业政策(人力政策)、收入政策等;推动经济增长的是投资、需求和出口“三驾马车”,在总供给大于总需求时要刺激需求、防止经济衰退和失业,在总供给小于总需求时要扩大和改善供给、防止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为了更好地筹集资本、提高资本的利用效果,应该建立和完善包括股票市场在内的金融市场,发行股票,利用外资;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风险经济,国家必须建立相关法律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发展中国家应该发挥比较优势、后发优势,实行外向型发展战略,等等。

2.参考借鉴西方经济学不等于是以西方经济学为指导

要正确认识中国改革究竟是不是以西方经济学为指导的,首先必须明确什么才是指导改革的经济学理论或者说以什么作为标准去判断一种经济学理论是否是改革的指导。笔者认为,应该是确定改革的原因、目的、方向、性质、任务、战略、措施和方法所依据的基本经济学理论。尽管中国改革开放大量参考借鉴了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但并不是以西方经济学作为指导,这是因为中国确定改革的原因、目的、方向、性质、任务、战略、措施和方法所依据的基本经济学理论并不是西方经济学。

第一,从根本性的理论和主张来看,中国没有采纳现代西方经济学中错误有害的理论、方法和建议。其一,现代西方经济学是全盘否定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主张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必须全面建立像西方国家那样的资本主义制度;而中国的改革不是要抛弃社会主义制度,而是要改革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环节和方面,健全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不是要“全盘西化”、退回到资本主义即搞资本主义复辟,没有像苏联或者东欧国家那样按照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华盛顿共识”去规划和推进中国改革开放,也没有迅速全面放弃政府管制、立即全面开放市场、搞全面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其二,现代西方经济学没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分,认为西方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的唯一模式;而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则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三,现代西方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只能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国有企业是不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必须私有化,更是反对在企业建立党组织、实行共产党领导;而中国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没有实行完全私有化,在国有企业坚持和改进党的领导。其四,许多现代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就像人不能分几步跨过同一条河流一样,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只能是激进式的“休克疗法”、一步到位;而中国实行的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既“摸着石头过河”又加强顶层设计、先试验后推广、先易后难、重点突破与整体配套相结合、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相结合、体制外改革与体制内改革相结合、力求改革与发展和社会稳定协调的循序渐进的方式。

第二,即使西方经济学特别是现代西方经济学值得参考借鉴的理论和方法,中国在改革中也是进行了改造、扬弃和完善,而不是全盘照搬。比如:虽然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制度必须是产权明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但是中国并不认为这样的企业制度只有私有制才能做到,而经过“转机改制”、实行现代企业制度,公有制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同样也能做到,并且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虽然价格应该以市场决定,但是中国并不认为价格应该完全由市场决定,而是认为政府也应该进行合理调控;虽然市场机制在市场经济中应该发挥决定性作用,但是中国并不认为政府只能是“守夜人”、政府不能也不应该发挥较大较多的作用、国家干预只能是运用宏观经济政策,而是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宏观调控不仅要采用宏观经济政策,而且还制定和实行国家规划;虽然私有制经济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且还有相当大的作用,公有制还不成熟完善,中国现阶段还要毫不动摇地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但是中国并不认为私有制必然高效永恒、公有制必然低效短命,而是认为私有制存在不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必然产生剥削和贫富两极分化的根本缺陷、从总体和长远来看实行公有制才是更合理更有效的历史趋势;虽然目前的经济运行方式看似是市场经济比传统计划经济更为有效,但是中国并不认为市场经济万能万岁、计划经济是永远无效的空想,而是认为市场经济存在自身无法克服的自发性、盲目性、事后性,现阶段也还不具备计划经济有效运行的必要条件,但这些条件并不是永远都不可能具备,从发展的趋势来看计划经济将是更为有效的经济运行方式[5]。

3.中国改革开放不能以西方经济学为指导

第一,西方经济学无法给中国改革和发展中遇到的许多问题提供答案。

不仅“借鉴”不等于“指导”,更重要的是,中国改革和发展中遇到的许多问题是西方经济学家们没有遇到的、更没有研究过的问题,而指导中国改革的许多重要理论也是西方经济学(包括现代西方经济学)中找不到答案的,甚至是被否定的,因此也就不可能指导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只能起到参考借鉴的作用。

在世界环境恶化、资源短缺、西方国家压力强大、经济全球化、国际竞争激烈的国情条件和时代背景下,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不仅会遇到世界上各种不同类型国家曾经或者将会遇到的共性问题,而且会碰到其他国家没有的特殊问题,许多独特的问题是西方经济学家基本不研究的,更不可能在西方经济学中找到答案,但恰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重点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比如,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西方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只能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不仅缺乏而且也不会去研究公有制如何与市场经济有效结合,甚至否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的科学性;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最终是要走向共同富裕,而西方经济学没有关于实现共同富裕的内涵、必要性、可能性和有效途径的共同富裕理论;在日趋复杂的国情条件和时代背景下,中国如何合理有效实现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在西方经济学(尤其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中也找不到现成的答案;现代西方经济学中更是缺乏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即使部分西方经济学家研究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也只是主张照搬欧美经济模式,开出的被称之为“华盛顿共识”的“药方”成效也有限,有些国家照方抓药后甚至遭受严重挫折和失败。

第二,以西方经济学为指导可能使中国改革和发展误入歧途。

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观点是:只有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和西方多党议会民主化才是最好的经济政治制度,市场经济只能以产权明晰的私有制为基础。信奉这种思想的部分中国学者强调这是“经济学的常识”、国际惯例和普世价值,断言私有化是“优良的制度遗产”、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结论”、“全人类的智慧结晶”,中国不能也不应该例外。甚至存在极端形式的农地产权神话:“只要土地私有化,中国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6-7]所以他们认为以公有制为主体、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实行国家宏观调控和规划、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经济不可能有效发展,只会衰退、落后、崩溃、动乱。然而,实践证明,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惊人成就。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特别强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社会主义的方向,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大自信,即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文化自信。这正是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经济学家一次又一次误判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前景成败,尤其是“中国经济崩溃论”的预测更是一次又一次落空、成为笑话的重要原因。

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苏联正是由于以现代西方经济学为指导,尤其是在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和美国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学教授指导下制定的“休克疗法”方案,使得改革陷入失败困境,不仅完全抛弃了社会主义制度,导致共产党下台、国家四分五裂,而且经济大幅度衰退,其中实力最强的俄罗斯现在也只是一个二流国家,至今还主要依靠出售自然资源维持。中国正是由于没有以现代西方经济学为指导,只是参考借鉴了现代西方经济学有用的理论和方法,才没有走入歧途、陷入困境,也才能够取得举世公认的惊人成就。

 

中国经济改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下取得巨大成就

 

中国经济改革既然不是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指导下取得巨大成就的,那又是在什么经济学指导下取得巨大成就的呢?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证明,中国经济改革正是在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下取得巨大成就的。这是因为,无论是改革的原因、目的、方向、性质、任务,还是改革的步骤、战略、方法、措施,主要都是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认识和确定的。中国在1984年颁布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时,邓小平就明确指出,这“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8]。中国改革开放的40年,主要就是在包括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在内的党中央颁布的一系列纲领性文件的指导下不断走向胜利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方法,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紧密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也是中国改革和发展的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更是与时俱进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2]。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改革的原因的分析和认识,主要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为基础;对改革的方向、性质和任务的认识和确定,主要是依据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理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理论,以及崭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改革的战略、措施、方法的选择和确定,主要是按照中国独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理论;而改革开放40年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也主要是遵循党提出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新发展观和新发展理念。

如前所述,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会遇到世界上各种不同类型国家没有的特殊问题,而且许多是西方经济学家基本不研究的、在西方经济学尤其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中找不到答案的问题,而这些恰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重点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针对西方经济学对市场经济的单一认知,创造性地探讨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方式,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马克思超越空想社会主义提出了科学的共同富裕的思想,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958年手稿)中指出未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所有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的”[9],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多次强调,在未来社会“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10],“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1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提出让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达到共同富裕的实际有效路径,发展和完善了共同富裕理论;虽然现代西方经济学中有以人为本的全面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也有创新、开放、绿色的理念,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完整的科学发展观,创新、协调、开放、绿色、共享等五位一体的更为全面、更有新意的发展理念,提出了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农业现代化道路、城镇化道路和信息化道路,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现代西方经济学没有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从而指导中国改革不断取得成功。以上情况说明,中国经济改革主要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的,指导中国改革和发展的理论基础依然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不可否认的是,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现代市场经济出现了许多新变化、新情况、新现象、新特点和新问题,而现代西方经济学针对这些新情况提出了一些新理论。我们要像马克思在创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时认真参考借鉴当时的资产阶级经济学那样①,在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时认真参考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新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开放的、与时俱进的,必须也必然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方法和基本原理,吸收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现代市场经济理论,深入研究新变化、新现象、新情况、新特征、新问题,创新和发展新理论,以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和发展。但是,绝对不能本末倒置、弃而不用,甚至否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我们现在正确认识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仍然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正确分析和认识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仍然需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

 

全面深化改革更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

 

经过40年的改革,片面追求“一大二公三纯四统”的单一公有制、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分配上平均主义倾向等偏差,可以说已经得到了完全纠正,经济发展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还必须全面深化。

中国现在之所以要全面深化改革,主要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经济发展也处于新阶段,呈现出新常态,发生了新变化、新情况、新特点和新问题,面临新困难、新矛盾、新条件和新任务。

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许多制度还不够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健全成熟是造成这一矛盾的主要原因。所以,为了有效解决这一矛盾,真正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就必须彻底改变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状况,为此就必须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由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这一切都需要在与时俱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下进行全面深化改革特别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和完善制度。

从2012年起,中国产业结构开始发生重大变化,服务业成为发展最快、比重最大的产业。2012年全国GDP第三产业增长8.1%,超过了第二产业的7.9%,2013年比重达到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实现了历史性突破!2017年服务业增长依然最快、比重达到51.6%,这种势头还将继续;2017年中国人均GDP接近9000美元,到2020年达到一万美元,应该问题不大。服务业成为最大产业,人均GDP即将达到一万美元,马克思的《资本论》之所以写了40年,去世前还只出版了第一卷,第二、第三卷是逝世后由恩格斯整理出版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马克思知道又出版了一本新的经济学著作,都要找来看了以后,再继续《资本论》的写作。表明中国总体上开始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的要求和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2050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现阶段面临的主要任务已经不再是纠正超越阶段的偏差,而是要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此外,在工业化上的主要任务也已经不再是扩大制造业的规模,而是优化升级、做强做优、实现工业现代化。

在新常态下,中国仍然面临一些两难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比如,既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和优越性,又要克服自发性和盲目性带来的市场失灵;既要更好地发挥政府在克服市场失灵中的作用,又要防止信息局限性和利益局限性造成的政府失灵;既要发挥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和主导作用,又要克服公有制经济现在还存在的问题和缺陷,切实做强做优做大公有制经济,真正实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效对接(即结合、兼容);既要继续毫不动摇发展私有制经济、发挥其积极作用,又要尽可能减少其消极作用;既要适当拉开财产和收入差距、追求效率,又要注意公平、合理缩小贫富差距、防止贫富两极分化,真正做到兼顾公平和效率,最终走向共同富裕;既要增加有效供给、消除“短缺经济”,又要减少以致消除无效供给、合理增加有效需求、避免“过剩经济”,力求做到供求基本协调平衡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里根经济学等现有西方经济学都解决不了这些难题,唯有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深入实践探索、进行理论创新,才能寻找到正确答案。

因此,在新常态下,中国现在必须认真学习和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进一步发展、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且这个任务是迫在眉睫、刻不容缓。这也是近几年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学习、研究、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原因。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4月的党校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形势环境变化之快、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对我们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他鲜明尖锐地强调:如果“奉西方理论、西方话语为金科玉律”“用西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来剪裁我们的实践,用西方资本主义评价体系来衡量我国发展,符合西方标准就行,不符合西方标准就是落后的、陈旧的,就要批判、攻击,那后果不堪设想!”“必须敢于发声亮剑,善于解疑释惑”“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真经’,‘真经’没念好,总想着‘西天取经’,就要贻误大事!”[12]2017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5年来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是党和国家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必须长期坚持、不断丰富发展。因此,现在特别需要进一步提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要性的认识,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不断地努力创新和发展,使之成为中国的主流经济学,从而可以更好地指导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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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斯蒂格利茨.不平等的代价[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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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简新华.中国农地制度和经营方式创新研究——兼评中国土地私有化[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3(1):4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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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22.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00.

[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89.

[12]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J].求是,2016(9):3-13.

【本文原载于《经济与管理研究》2018年10月,作者授权察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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