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实:纪念改革开放,必须避免将其庸俗化

改革开放的伟大意义在于,强调社会主义制度需要持续探索、自我突破,在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中不断取得进步。也正因为有这种精神,中国成功地跳出了斯大林体制,开创了新的发展模式,书写了崭新的历史。而没有跳出斯大林体制的苏联和东欧国家,由于其社会制度缺乏自我完善的能力,在冷战结束之际普遍“红旗落地”。

徐实:纪念改革开放,必须避免将其庸俗化

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预期将有隆重的纪念活动。舆论场上也有各种声音,热烈探讨应当如何纪念改革开放。纪念的前提,首先是客观认识改革开放的历史意义。要是连这都说不清楚,又谈何纪念?

然而,舆论场上确实存在一些声音,打着“纪念改革开放”的幌子贩卖自己葫芦里的假药。这些声音不但没有认识到改革开放的真正价值,反而试图将改革开放庸俗化。如果听任这些错误思想的传播,必然造成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纪念改革开放,就必须避免将其庸俗化。本文在此重点探讨几种常见的错误思想。

为了论证改革开放的合理性,将新中国前30年描绘得暗无天日

真正经历过那个历史时期、有较多社会阅历的老党员,普遍对这种论调嗤之以鼻。新中国的前30年其实处于高速经济增长之中——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1963-1978这16年间,GDP的平均增长率为8.4%。世界银行不存在任何为“制造政绩”而进行数据造假的动机,上述统计数字应当比较客观。由此可见,某些人渲染的“改革开放之前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说法是荒谬的、不负责任的。

改革开放之前,城乡居民收入偏低是客观事实,然而这有其历史背景。国民收入相当一部分会被国家用于投入再生产,也就是政治经济学中所说的“积累”;余下的部分才能用于居民直接个人消费。新中国前30年面临的国家安全状况非常严峻,面临着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不是我们想要闭关锁国,而是别人要从外部封锁我们。在缺乏外部资本输入的情况下,国家长期采取“高积累,低消费”的政策,从内部积累工业化资金,成为当时历史环境下的必然选择。毫不夸张的说,中国现代工业化的底子,是新中国的第一代劳动者靠省吃俭用攒下来的。

改革开放初期,恰逢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国家安全状况出现了很大改善——中国不仅消除了与美苏爆发大型战争的可能性,还得以从日本等国获得数额可观的外部资本输入。以贷款为主要形式的日本对华援助,在1980年代中期一度达到中国国内投资总额的23%-24%。1980年代的主要的建设项目都有日元贷款的参与,促进了铁路、机场、港口、道路、通讯设施的修建[1]。在这种形势下,国家也就不需要设定先前那么高的积累率了。即使劳动生产率短期内没有极大提升,单是降低经济计划中的积累比例,就足以造就城市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改革开放的前10年间,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此。

前30年的经济建设,不仅为中国打造了比较健全的工业体系,还形成了良好的社会秩序和道德风尚,以及人民政权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这些都为改革开放提供了从物质到精神的良好基础。客观地说,改革开放是在前人成就之上,取得的又一轮巨大进步。改革开放之前,前辈们筚路蓝缕、艰苦创业是对的;改革开放之后充分利用时代机遇,重点改善人民生活也是对的。倘若超越时代背景去评价一个时代的具体政策,那显然有失公正。这就好比,一个家庭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终于把家业做大,如果孙子仅仅因为今天得以吃肉喝酒,就嘲笑爷爷昔日的省吃俭用是“犯傻”,是不是应该挨大耳光?

2013年1月5日,习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两个不能否定”,既蕴含着习总书记深刻的政治智慧,也拥有最大的民意基础。也正因为如此,在提及社会建设成就的时候,应当采取对新中国70年历史“一以贯之”的态度,而不宜片面强调“改革开放以来”。

简单粗暴地将“改革”当作证明政策合理的一块招牌

某些领导干部将一些明显欠考虑、甚至损害群众利益的做法,强行挂上“改革”的招牌推而广之。而且挂上“改革”招牌之后,就不允许群众批评,甚至不容忍群众质疑;谁不赞同这些政策,谁就是在“阻挠改革”、谁就需要“解放思想”。上述行径严重透支了政府的公信力,极大地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心中的形象。

昔日邓小平同志南巡之时,举国上下欢欣鼓舞、满怀期待,热烈场景让人难以忘怀。当时群众普遍真诚地相信,只要国家发展起来,个人的生活一定会变得更好。这种充足的信心源自政府强大的公信力——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政策是普惠性的,各个群体都从中显著受益,差别仅在于受益的程度不同。

今天的社会氛围则大不相同——普通群众一听到“改革”,本能的反应是“心悸”,首先担心自己的利益是否会受到触动。正如毛主席所说,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群众之所以有这样的本能反应,是因为改革开放过程中积累了新的社会矛盾。改革开放在大方向上是正确的,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长足发展,这毋庸置疑;但是局部上确实存在某些错误的政策,严重损害了群众利益——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实事求是。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的医疗改革、教育改革、住房改革,积累了大量民怨,医疗改革,造成公立医院的差额拨款比例普遍很低,仅相当于年运营成本的15-20%。“强迫医院搞创收”的做法,不仅给群众造成严重经济负担,更使医患关系恶化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教育改革,在“减负”和“素质教育”的口号下,使得公立基础教育体系不适当地减少了本应承担的责任,引爆了课外辅导培训的“军备竞赛”,使得广大家庭不堪重负、苦不堪言。住房改革,导致年轻人普遍沦为“房奴”——从一线到三线城市,一家三代人凑钱买房成为常态。而立之年的青年不但无力奉养父母,甚至还要向父母借钱买房,谈何“尽孝”?

上述政策造成这样的现象:尽管中国家庭的名义收入在不断增长,但大都被吸入了医疗、教育、住房这3个“黑洞”,家庭债务负担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如果用家庭债务与可支配收入之比来衡量家庭债务状况,截至2017年末,中国家庭部门的杠杆率高达110.9%,短短5年间竟上升了18.7个百分点,甚至已经高于美国家庭部门的杠杆率水平(108.1%)[2]。名义收入虽然增加,但是家庭的刚性支出增长得更快,导致许多群众反而陷入“家无余财,债台高筑”的境地。

改革开放之初,政府想做些群众工作非常容易,群众普遍积极配合政策。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连城乡结合部改造和居民拆迁都是和和气气的。这种上下同心的氛围,正源于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长期积累的社会公信力。现在就没这种好事了,政策稍有不当就很容易引起发群体性事件。究其原因,损害群众利益的政策被强行挂上“改革”的招牌,最后败坏了“改革”的形象,透支了政府的公信力,使得普通群众面临生活的巨大不确定性,时常疑虑重重。显然,群众已经不能容忍乱挂“改革”招牌的做法,改革开放走到了需要重新“徙木立信”的关头。

贪天之功,无视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贡献

近年来,某些资本新贵以及为他们服务的学者,特别热衷于打造这样一类论调:改革开放的成功完全依靠放开私营经济,改革开放的经济成果都是私营企业的贡献,而私营企业的贡献源自“企业家精神”;由此得出结论,要想让改革开放的事业继续下去,就应任他们予取予求。

不客气地说,这类论调纯属“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稍加分析就能看出其荒谬之处。

首先普及一个历史常识——改革开放初期只有个体户,而放开私营企业的注册是1988年的事情。也就是说,改革开放前10年取得的诸多成就,和现今意义上的私营企业并无直接联系。如果将改革开放的成就等同于私营企业乃至私有化取得的成就,岂不是说20世纪80年代执政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什么都没干吗?广大老党员和人民群众,才不会相信这一套说辞。

在1988年以后的岁月,中国的私营企业确实为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中国城市中提供了多数就业机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将经济建设的成就都归于私营企业的说法,显然不符合客观事实。国有企业创造了1/4的GDP,提供了1/5的就业岗位,但是国家的税收有一半要靠国企。国有企业每100元营业收入的纳税额是8.55元,私人企业是3.02,外资企业是3.03元,国有企业的税赋为其他企业的2.8倍[3]。私营企业很努力,并不代表别人都在“打酱油”。

接下来再说说“企业家精神”。许多人鼓吹,只要多几个乔布斯这样的明星企业家,足以让中国经济飞黄腾达。其实这不过是私人资本制造的一个神话罢了,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苹果昔日的乔布斯,特斯拉今日的马斯克,都是西方国家顶级明星企业家,其才干能力确实出类拔萃。但是他们的才干能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对市场需求的精准把握,对资本运作的熟稔,对高端人才的鉴别和吸纳。他们的长处是为企业寻找战略方向,并且按照这个战略方向科学地安排企业的布局,而企业的技术研发是由大量高素质劳动者来完成的。明星企业家自己并不能够解决重大技术问题。

其实中国企业也是一样。以近年来发展势头迅猛的华为为例,2017年研发人员约8万名,占公司总人数的45%[4]。企业的腾飞,不仅需要“企业家精神”,更需要大批高素质劳动者的坚实支持。当今中国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工程师群体,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熟练劳动力群体。正因为有了他们,企业家构想的产品和战略才得以实现。假如把马斯克空降到伊拉克、利比亚,就算给他足够的投资,他还造得出特斯拉跑车来吗?“企业家精神”只有依托高素质劳动者才能实现其价值,创造历史的不是少数“精英”,而是广大人民群众——这是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人民史观”。

应当客观看待“企业家精神”。首先要承认,它确实是一种重要的能力,如果更多的人拥有良好的企业管理能力,一定会让中国经济更上一层楼。另一方面,不应将企业管理能力神秘化、玄学化。企业管理能力不是什么超能力,而是正常人通过正常学习能够获得的正常能力。如若不然,“世界500强”的管培生制度和中国国企的干部培养计划岂不都没用?企业管理能力需要在特定的管理岗位上才能培养出来,就好比先有军权才能积累带兵打仗的经验。学习管理能力需要岗位培养,与学习机械加工需要数控机床,只是不同的“硬件需求”罢了。

既然企业管理能力是一种正常能力,而不是超能力,国家只要提供良好环境、有序培养这类人才就是了。资本新贵无限拔高“企业家精神”,甚至将其神化,无非是试图让人以为国家离了他们几个人就转不了,以此获取更多话语权。这种拙劣的表演,大家看看就好,岂能当真?

剖析错误思想,是为了找到正确的道路

改革开放的伟大意义在于,强调社会主义制度需要持续探索、自我突破,在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中不断取得进步。也正因为有这种精神,中国成功地跳出了斯大林体制,开创了新的发展模式,书写了崭新的历史。而没有跳出斯大林体制的苏联和东欧国家,由于其社会制度缺乏自我完善的能力,在冷战结束之际普遍“红旗落地”。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既要缅怀前人的勇气和创举,也要认真思考——接下来的路应该怎么走?

改革开放确实到了“重新出发”的时刻。一方面,容易实现的改革措施很多早已落实,今后的改革应该有更高的布局、更大的手笔。另一方面,今后的改革应重点致力于增加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增强政府的公信力。

改革的大方向,应当是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正如习总书记所说,“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40年来的改革,仍有未涉足的领域,而这些领域恰恰正在积累新的社会矛盾。如果不采取进一步的改革措施,矛盾就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收入分配改革就是一个无可回避的领域。

翻开《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白纸黑字赫然在目:“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不理直气壮地喊出共同富裕的口号,进一步的改革就严重缺乏民意基础——昨天承诺的东西今天不兑现,政策的公信力何在?群众肯定会怀疑今天的政策明天还能不能兑现。收入分配改革,就是要把实现共同富裕落到实处。

共同富裕是庄严的历史承诺,也是取信于民的根本手段。与二三十年前相比,“改革”的口号已不复有当初的强大号召力。基层群众目睹两极分化和一些领域阶层固化的迹象,心里能没有意见吗?某些不知民生疾苦的官员和学者,在台上声嘶力竭地高喊“不改革死路一条”,“改革要杀出一条血路”之类耸人听闻的口号,只会让群众感到心惊肉跳,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下,资本的积累速度远远快于劳动者收入的增长速度,这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和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里明确指出的事实。这意味着,如果国家不采取手段调控剩余价值分配,“先富”是不会带动其他人“后富”的。如果收入分配改革长期缺位,就等于客观上放任两极分化。2018年范冰冰的天价片酬和阴阳合同在舆论场上引起轩然大波,其社会背景正是收入差距悬殊积累的不满情绪。

资本增殖与劳动者收入增长可以是同步的,但并不总是同步的——在整个后冷战时期,美国经济大致实现了持续增长,但是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户均收入却并未增长,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做大的蛋糕都被一小撮资产阶级瓜分了,广大劳动者连个蛋糕渣都没吃到,也就是勉强保住饭碗。可以确信的是,如果收入分配改革长期缺位,国家对初次分配丧失控制,劳动者收入出现停滞的状况就会很快出现在中国。

改革将无可避免地面对价值取向的终极选择:是致力于实现共同富裕,兼顾资本增殖;还是完全为资本服务,把共同富裕抛诸脑后。可想而知,推动收入分配改革必然遭遇强大的阻力:一边坐拥豪车别墅、一边抱怨《劳动合同法》偏袒工人的资本新贵,现实中可是大有人在。诚如文天祥《正气歌》所言:“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是否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是真改革和假改革的根本区别。

制订改革的具体政策,要本着对国家命运负责、对人民利益负责的严肃态度。

“摸着石头过河”是40年前的口号,有其时代意义,但放在现在已经不合时宜。提出这个口号的时候,全党上下确实面临执政和经济建设理论的未知领域,迫切需要探索跳出斯大林体制的新道路。当年“摸着石头过河”,算是情有可原。

时过境迁,既然十九大已经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那么改革就应该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思想,为什么还要“摸着石头过河”呢?如果还要没完没了地摸下去,党中央提出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又将被置于何地?自信还用得着摸石头吗?应该直接拿着北斗导航系统上路才是。

与40年前相比,人民群众的权利意识已经大大增强。拍脑袋想出个政策,美其名曰“摸着石头过河”,已经不能为民意所接受。2016年初,原财政部长楼继伟曾计划对退休人员额外收取医保费用,舆论场上当时就群情激愤;后来在当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多位代表通过联署提案,成功阻止了这一企图。

从今往后,改革要依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指导,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立场;新政策要经过合理的严密的论证,推广起来也要讲次序章法。改革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不是少数人的“政绩工程”。只有心中真正装着人民群众的人,才有资格谈改革。

参考文献:

[1]新浪财经:http://finance.sina.com.cn/g/20041201/17101194926.shtml?from=wap

[2]财经网:http://m.caijing.com.cn/api/show?contentid=4477720

[3]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http://www.cnnc.com.cn/cnnc/300555/300561/330832/index.html

[4]21财经:

https://m.21jingji.com/article/20180330/herald/b2e250878c8afb6d0021e1ef0e76c5f6.html

【徐实,察网专栏作家,生物制药专家、投资顾问,本文原载“昆仑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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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改革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