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地 张巩:中美贸易摩擦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推出了一系列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中国作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顺差国,不可避免地成为特朗普政府的重点攻击对象。自2017年8月18日美国启动对中国的“301”调查后,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级。2018年7月6日,中美贸易战正式打响。中美贸易摩擦是中美两大经济体经济利益关系矛盾运动的产物,也只能在彼此经济利益关系的调试中逐步得到解决。本文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对中美贸易摩擦问题进行不同于一般贸易理论的有效解释及说明,有助于理性认识中美贸易摩擦。

谢地 张巩:中美贸易摩擦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一、引言

自1979年中美两国建交以来,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79—1989年的友好阶段。为了在美苏争霸中取得中国的支持,卡特和里根两位美国总统都采取了友好的对华贸易政策,主要表现在放宽对华技术出口,包括进一步放宽商业性产品的出口管制、放宽对军用物品出口的限制、将中国划分到出口管制组别中限制最少的“V组”等。这一时期,基于良好的政治气氛,美对华宽松的贸易政策促使两国贸易得以繁荣发展。第二阶段为1989—2001年的合作与施压并存阶段。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后,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发生了阶段性转变,美国国会屡屡发难,要求对中国进行全面制裁,包括取消中国无条件最惠国待遇、停止对中国一切军售和商业性武器出口、挑起知识产权争端和纺织品贸易摩擦。虽然中美两国关系曾因此一度跌入谷底,但克林顿总统在其第二个任期之时还是意识到制裁中国并非上策,与中国接触才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因而逐步恢复了原来的对华贸易政策,并与中国在多个领域展开合作。第三阶段为2001年以来特别是奥巴马执政以来的歧视性阶段。在这一阶段,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变得扑朔迷离,虽然口头上依旧宣称对华友好,但却以贸易失衡为由对人民币汇率问题施压、对中国产品频频发起“双反”调查。这一时期,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已从“把握机遇”转向“应对挑战”,实行的是更加强硬的歧视性贸易政策。第四阶段为2017年特朗普执政至今,表现为中美贸易摩擦全面升级。面对国内双赤字和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特朗普上任后提出了以“美国优先、公平贸易、增加就业、重振制造业”为主线的一系列贸易保护政策。在特朗普看来,美国就业减少、制造业不振的原因在于经济全球化和往届政府过分强调自由贸易而忽视了贸易的公平性,因此需要采取更加强硬的贸易手段,减少贸易赤字,推动美国经济增长。特朗普的经贸保护主义使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级。2018年2月16日,美国商务部公布了对美国进口钢铁和铝产品的“232调查”报告,认定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决定于3月23日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加征关税;2018年6月15日,美国公布了依据2017年8月18日对华“301调查”结果建议征收的1300个中国商品关税清单,建议对清单上的中国进口商品征收额外25%的关税,约500亿美元,其中涉及与“中国制造2025”有关的商品,第一批征税商品总计340亿美元,于7月6日开始生效,而且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已于8月7日宣布对第二批160亿美元商品加征25%关税,8月23日正式生效。从500亿美元的征税清单可以看出,此次美国对中国征税的进口商品涉及航空、信息、通信技术和机械等领域,主要覆盖“中国制造2025”重点推进的产业。这说明美国表面上主张缩小贸易逆差,实则是要遏制我国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反映了国际竞争不断深化背景下民族国家利益的冲突对抗性质,也暴露了守成大国对新兴大国崛起的忌惮心理,凸显了美国奉行零和博弈的贸易保护主义心理,具有深刻的政治经济学意涵。对中美贸易摩擦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有利于深刻理解中美贸易摩擦的本质,有理、有力、有节地理性应对挑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贸易摩擦问题的已有研究

国内外学者此前主要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对贸易摩擦问题进行了相关研究。

贸易摩擦的微观理论主要研究贸易双方比较优势和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变化。在完全竞争市场假设下,政府无需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以维护贸易自由。根据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和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论,通过专业化分工和国际交换可以使贸易双方均从贸易中收益,不会发生贸易摩擦。但是,一旦市场出现扭曲,政府就会采取给予出口产品补贴等弥补政策对贸易进行干预,此时自由贸易的最优均衡状态就会被打破,从而引发国际贸易摩擦。关于因市场失灵引发贸易摩擦的理论,最具代表性的是贸易和产业调整理论。该理论是研究衰退产业中的生产要素向新兴产业转移过程中所产生的偏离帕累托效率问题,巴格瓦蒂用特殊要素模型对其做了解释。假设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使用一定的生产要素生产x和y两种产品。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如果国内消费边际替代率(DRS)、国内生产边际转换率(DRT)、国外边际转换率(FRT)三者相等,两国的贸易就会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否则就会形成四种扭曲:一是DRS=DRT≠FRT(贸易扭曲),二是FRT=DRS≠DRT(生产扭曲),三是FRT=DRT≠DRS(消费扭曲),四是DRTx≠DRTy(要素市场扭曲)。当上述任何一种情况出现时,贸易摩擦都有可能产生。以不完全竞争市场为前提的理论,主要包括克鲁格曼(P.R.Krugman)、布兰德(Brand)等人的战略性贸易理论,认为政府对贸易政策的干预会改变各国贸易的收益水平,而追求收益的重新分配将会引发贸易摩擦。日本学者广濑宪三将制度因素引入战略性贸易理论,指出国家之间制度差异是产生贸易摩擦的原因。帕那格里亚(A.Panagariya)、三边信夫等人通过把自给自足时的收益水平与对外贸易时的收益水平做对比,来决定一国应该选择何种经济状态。如果一国存在对外贸易时的收益水平低于自给自足时的收益水平,那么该国就会放弃对外贸易,返回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并有可能与贸易国发生摩擦。还有一些学者如兰登(Langdon)和鲍恩(Bown)则认为贸易摩擦并不具有规律性,它随着国际贸易的产生而产生,随着贸易规模的扩大而增加。

贸易摩擦的宏观理论主要分析一国为实现国际收支平衡,调整贸易政策所产生的贸易摩擦。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克鲁格曼(P.R.Krugman)、费尔德斯坦(Feldstein)等人通过对美日贸易逆差的分析指出,美元高估是不可能继续维持的,需要采取美元贬值政策,以平衡国际收支。拉尔夫·戈莫里(Ralph E.Gomory)和鲍莫尔(William J.Baumol)从生产力变化的角度解释了贸易摩擦的成因,即当一国生产力水平非常落后时,其工业化贸易伙伴国将从它生产力发展所带来的生产率普遍提高中受益;但当落后国生产力进步超过某一状态时,会降低他国的整体福利,导致贸易国之间的利益重新分配,从而引发冲突和贸易摩擦。日本学者小宫隆太郎从国民收入恒等式出发研究美日贸易摩擦产生的原因,认为美国储蓄率低而日本储蓄率高导致了美日收支不平衡,从而产生贸易摩擦。

国内学者也对贸易摩擦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柳建平、张兴泉认为产业结构差异是中美贸易摩擦的主要原因。赵建认为引发贸易摩擦的深层次原因是国际间产业结构不匹配,因此应对国际贸易摩擦从长期来看应该注重产业结构调整。黄晓凤从贸易模式角度研究了国际贸易摩擦问题,认为贸易摩擦内生于传统的要素驱动贸易模式中,而技术驱动贸易模式有助于促进国际合作、实现贸易双赢。尹翔硕、李春顶通过构建三国差异化产品模型,论证了南北国家出口产品的市场结构差异是南北贸易摩擦不断的原因。赵瑾指出中美两国国家制度的差异是中美贸易摩擦的主要原因。侯坤认为美国对中国采取的贸易政策有着最为复杂的政治经济特征,难以用纯贸易理论进行解释,应该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其深层次原因。通过文献梳理可以看出,无论是微观视角还是宏观视角,对贸易摩擦问题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的,总体上说是比较缺乏的,对正在发生、发展的中美贸易摩擦进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的更不多见。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即经济利益关系。以中美经济利益关系剖析为切入点,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方法,有助于拨开中美贸易摩擦表面的迷雾,透视中美贸易摩擦的经济利益关系矛盾的本质,有利于采取理性的方式化解摩擦、有效应对可能的挑战。

三、贸易摩擦问题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

(一)贸易摩擦产生的根源是生产过剩

马克思认为:“扩大市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必然性,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产物。”资本主义的本质就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剩余价值,当国内市场难以满足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需要时,寻求国外市场就成为一种必然选择。当力学和化学方面的进步使对人的劳动的需求逐步减少,资本增值集聚的同时伴随着资本和劳动工人的过剩,于是,从国内贸易向出口贸易过渡便成为关系各国工业部门生死存亡的问题。扩大对外贸易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克服国内生产过剩、化解经济危机的手段。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以后,出口扩张成为必然趋势,这会损害推崇关税保护的那部分人的既得利益,于是,引发了关税保护派同自由贸易派之间长期的斗争。两者的对立使得政府政策不得不在自由贸易与关税保护之间摇摆。如果贸易双方都倾向于自由贸易政策,则贸易摩擦发生的几率就相对较低,反之,则较高。而通常情况下,贸易保护主义在与自由贸易的较量中容易占上风。究其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基本矛盾无法得到有效解决。据此,可以发现贸易摩擦产生的一条重要逻辑线索:国内生产过剩—出口扩张—自由贸易派与关税保护派的对立—更易陷入贸易保护主义—贸易摩擦。

(二)资本有机构成变化中的贸易摩擦

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本有机构成是由资本技术构成决定的并反映资本技术构成的资本价值构成,可以用c:v来表示,即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之间的比例。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有机构成有不断提高的趋势,表现为全部资本中不变资本的比重增加,可变资本的比重相对减少。这是因为,企业主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总是倾向于增加先进技术等不变资本的投入,减少劳动力等可变资本的投入,从而缩短必要劳动时间,提高劳动生产率,获取超额利润,致使资本有机构成随着技术进步、生产力的提高而提高。在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情况下,随着资本总额的增长,全部资本中不变资本所占的部分逐步递增,可变资本所占的部分逐步递减,从而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也相对减少,结果必然出现人口相对过剩,就业率下降。但是,发达国家往往会把国内就业问题归结为与新兴的、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及产品生产方面拥有一定优势的工业国家之间存在的巨大贸易逆差,认为是这些国家“抢”了其失业人群的饭碗,以此转移国内矛盾,掩盖其相关产业衰败的真相。因此作为发达国家国内就业压力的一种传导,随着就业的下降,贸易摩擦也会不断增加。

(三)贸易顺差与产业转移及全球产业链配置有关

随着发达国家人口增长率的下降,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非熟练劳动力供给不足,劳动力成本上升使得劳动密集型产业生产成本上升,比较优势丧失,所以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产业转移国由于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技能型劳动力供给不足,劳动密集型产业失去比较优势,国际竞争力下降,加之一些大型制造业、重化工业等夕阳产业污染严重,出于保护环境的考量,欧美等发达国家开始对国内产业进行战略调整,保留具有较强竞争力的高附加值产业,淘汰不具竞争优势的高污染、高耗能的低端制造业。而承接产业转移国则凭借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大力发展加工制造业,表现为从其他国家进口零部件和原材料,在本国加工组装,再销往世界各地。大规模的产业转移促进了全球价值链的形成。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资源在世界范围内流动,生产要素得到了最优配置,产品的生产链也被最大限度地细分,最终产品的价值往往由价值链上的不同国家组成。在全球价值链贸易形态下,大量中间产品在处于价值链不同位置的国家之间自由流动,从而产生了中间产品贸易。产品的生产方面,“世界制造”早已取代了“本国制造”。在一国生产的最终产品可能有很大一部分中间产品是该国从其他国家进口的,而贸易顺差却完全由最终产品的出口国承担,这一点在中国的贸易顺差中能够得到很好的说明。据商务部统计,2017年,中国货物贸易顺差有57%来自国外的跨国公司,其余的大部分来自加工贸易。也就是说,贸易顺差在中国,但利润有很大一部分归跨国公司和中间品出口国。

(四)贸易摩擦基于古典重商主义的零和博弈思想

古典重商主义产生于16世纪的英国,其在国际贸易方面的思想可以概括为政府运用各种手段对贸易进行干预,包括进口禁令和关税保护,最大限度地依靠贸易保护主义,避免国内工业受到外来竞争的侵害。这种思想的出发点是贸易双方存在零和博弈,即博弈者之间的收益和损失相加永远为零,一方的收益是建立在另一方损失的基础上的。所以,如果一国具有零和博弈思想,就会认为其他国家的贸易顺差是建立在本国贸易逆差的基础之上,会对本国经济造成损害,挑起贸易摩擦也就在所难免了。虽然早在1752年大卫·休谟就指出,从长期来看,重商主义者不可能永远维持贸易顺差和金银积累,这一点在鸦片战争前的中英贸易顺差中也已经得到印证,但在大卫·休谟之后,亚当·斯密和李嘉图均批判了重商主义的保护主义贸易论,并证明贸易是正和博弈,自由贸易将使贸易双方均受益。即便如此,当今许多国家的贸易政策理论仍充斥着16—17世纪的重商主义零和博弈思想,成为他们挑起贸易摩擦的内在动因。

(五)贸易逆差中的“反比较优势”之谜

根据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和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一国应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即行业的出口份额与行业相对劳动生产率应是正相关关系,从而实现贸易的帕累托最优,寻求国际收支平衡。但在现实的国际贸易中,一些发达国家的对外贸易通常会违背比较优势原理,行业出口份额与行业相对劳动生产率之间的相关性并不显著,甚至呈现负相关,出现了“反比较优势之谜”。这种“反比较优势”导致的结果即是贸易的严重失衡,产生巨大的贸易逆差。

(六)国际贸易摩擦凸显守成大国对新兴大国崛起的忌惮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陷入经济缓慢增长的泥潭,而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使世界格局开始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传统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认为,“一个大国的崛起,必将损害现有大国的既得利益,使既定的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发生剧烈的变动,甚至引发战争”。这种国际利益的再分配从博弈论的观点来看,是一种零和博弈,即一方受益、另一方受损。纵观历史上的大国崛起,多数是通过战争方式得以实现的。在当今“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发动战争的可能性相对较小,但出于对新兴大国崛起的忌惮心理,守成大国必然会千方百计运用各种手段对其加以遏制。罗伯特·吉尔平指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步发达国家后尘,采用最新的技术,最终在世界市场上向原来的领袖国进行挑战;老的发达国家竭力维护自己的地位以及受到威胁的工业,结果,衰落中的工业部门对调整的抵制引起强烈的贸易保护,在新兴工业部门,各个技术上潜在的领袖争夺主宰地位,贸易摩擦愈演愈烈。”

(七)贸易摩擦背后的国家利益考量

唐纳德·纽科特赖因(Donald Nuechterlein)认为,国防、贸易、世界秩序、意识形态的维护与宣扬,均属于国家利益,一国经贸政策的制定必然同国家利益息息相关,这一点可以用国家整体利益下的贸易政策制定模型来说明:

maxNI=f(NS),NS∈(D,F)

假定NI代表国家利益,NS代表国家战略行为,一个国家的战略行为是为了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战略行为受到本国形势(D)和国外形势(F)的影响。进一步简化分析,国家利益包括经济利益W(t)和非经济利益X(t)两部分,这两部分都会受本国形势和国际形势的影响,则政府的效用函数可表示为:

G(t)=W(t)+X(t)

这里假定,非经济利益包括除经济利益之外的友好合作关系和遏制竞争关系。如果不考虑非经济利益,则t0为传统关税最优解;如果考虑非经济利益,且一国和其贸易国是友好合作型关系,那么较高的关税会使非经济利益X(t)下降,不利于两国的合作。因此,为保证非经济利益为正,关税的制定应该位于t1的左侧,采用较低的关税;如果两国是遏制竞争型关系,那么更高的贸易保护将会增加非经济利益,有利于对贸易国的遏制。因此,为保证非经济利益为正,关税的制定应该位于t2的右侧,采用较高的关税,此时就容易引发贸易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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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政府与市场关系认知的国际冲突

在国际贸易日益深化、利益关系日益复杂的背景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动辄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向发展中国家发难,指责发展中国家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扰乱了国际经济秩序、阻碍了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导致产能过剩、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外企因不平等待遇发展受限,知识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投资环境恶化等,并认为发展中国家是典型的李斯特政府干预主义,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倡导的经济自由主义相违背。这种认知上的冲突不断反映在国际贸易摩擦中,表现为“双反”(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知识产权保护争端等。

事实上,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方面,一般存在三个观察维度。一是作为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市场充分作用的条件下,政府作用主要是弥补市场失灵和克服市场缺陷。二是国情和发展阶段。由于生产力发展落后,区域发展不平衡,二元结构长期存在,发展中国家亟需从经济发展的全局和长远利益出发,对经济活动进行自觉的引导和调节,以推动经济的协调持续发展,因此,某种程度的政府干预是不可避免的。三是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差异。基本经济制度即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和结构,是一个社会经济制度的核心与基础,也是决定一定社会政府和市场关系的主要因素。例如,我国作为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发挥政府作用的主要依据不是所谓的市场失灵或缺陷,而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无论存在不存在所谓的市场失灵,国家作为生产资料公共所有权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总代表,都需要并且能够在全社会范围内按照社会需要有计划地调节社会再生产过程,合理地配置社会资源,以实现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

以发达国家的视野和单一维度评判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横加指责,以不承认市场经济地位相威胁,充分暴露了西方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的傲慢与偏见。

(九)贸易摩擦中的汇率阻击

在美元本位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下,一国货币汇率受美元汇率的影响,随美元汇率的波动而波动。而美国站在国际货币制度设计的顶层,利用美元本位控制国际金融的话语权,利用汇率与其他国家进行经济利益博弈。在贸易严重失衡的情况下,指责他国“操纵汇率”。通常情况下,美国判断一国是否为“汇率操纵国”主要依据三个标准——“1.对美货物贸易顺差超过200亿美元;2.经常账户盈余超过GDP的3%;3.在外汇市场持续进行单向干预且买入的外汇超过GDP的2%”。美国对待“汇率操纵国”的惯用手段就是与其进行谈判,迫使“汇率操纵国”货币升值,从而达到平衡国际收支、遏制他国经济增长的目的。同时,美国也希望以此为条件与其他国家进行谈判,减少对美国的出口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对美国开放市场。

四、中美贸易摩擦的政治经济学解释

从2017年8月美国对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转让和自主创新发起“301调查”,到2018年6月15日,美国政府发布了加征关税的商品清单,将对从中国进口的约5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的关税,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级。2018年7月6日00:01(北京时间6日12:01),美国背弃了中美不打贸易战的联合声明,开始对6月15日公布的第一批清单上818个类别、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25%的进口关税,7月10日又发布了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10%的进口关税清单。8月7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对第二批自中国进口的160亿美元商品加征25%的关税,8月23日正式生效。作为反击,中国也于7月6日同一时间对同等规模的美国产品加征25%的进口关税,中美贸易战正式打响。中国作为和平崛起的大国,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强国,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二者不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更不存在“零和博弈”。但是奉行和平崛起战略的中国与奉行维持霸权稳定战略的美国之间存在利益冲突,贸易摩擦和纠纷在所难免。美国对中国采取的贸易政策有着最为复杂的政治经济特征,难以用纯贸易理论进行解释。而用前述贸易摩擦问题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框架进行解释可能更容易窥一斑而见全豹,厘清中美贸易摩擦的本质。

(一)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是全球生产过剩、有效需求不足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给各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冲击,全球主要经济体在经济增长中都面临不同程度的问题,经济复苏缓慢,金融危机所导致的全球生产过剩、有效需求不足使全球贸易增长处于持续低迷状态。有效需求包括居民对消费品的需求以及企业对投资品的需求等。有效需求不足是生产过剩、全球贸易萎缩的主要原因,凯恩斯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指出,自由经济不能使经济达到均衡状态,必须通过政府的干预,干预的手段不仅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还可以通过对外贸的控制,产生贸易顺差,促进有效需求增长。后来哈罗等经济学家运用乘数原理说明了来自国外的有效需求可以通过乘数效应促进本国经济增长,即一国政府通过对外贸政策进行干预,增加少量来自国外的有效需求,就可以通过乘数效应推动本国经济总量的增长。因此,一国应该积极扩大出口,实现贸易顺差,加速国内经济发展。中美贸易摩擦正是在全球生产过剩、有效需求不足的背景下发生的。此时,贸易保护主义在与自由贸易的较量中容易占上风。贸易保护主义旨在发挥政府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限制进口,鼓励出口,缩小贸易逆差,增加来自国外的有效需求,从而缓解生产过剩带来的危机。

(二)美国意图通过制造贸易摩擦来增加就业是一个伪命题

随着技术进步,资本有机构成是不断提高的,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规律。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更先进的甚至完全替代人力的人工智能(AI)技术的进步,会进一步引起对劳动力需求的相对下降。而在更先进的甚至人工智能技术基础上,不变资本比重会进一步增大,长期中,利润率的下降以及失业增加同样不可避免。美国挑起贸易摩擦的一个理由是,中国对美国巨大的贸易顺差抢走了美国人的工作机会,减少了美国的就业,企图通过制造贸易摩擦来促进制造业回归、增加就业,而不是通过调整国内产业结构来解决问题,从根本上说,这种转移视线、掩盖矛盾的做法,不可能成功。

(三)美中贸易逆差的生成机理在很大程度上与产业转移及全球产业链布局有关

缩减贸易逆差是美国频频挑起贸易摩擦最为直接的经济动因。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统计,2017年美中贸易逆差高达3752亿美元,占美国贸易逆差总额的近一半。2018年3月22日,特朗普在签署总统关税备忘录时,将贸易赤字视为美国“吃亏”的象征,并宣称要将美中贸易逆差降低1000亿美元。如果说美国对中国千亿美元量级的贸易逆差是美国不断挑起贸易摩擦的原因,那么从结果来看,对从中国进口产品征税就一定能减少贸易逆差吗?从产业转移及全球产业链布局看,恐难如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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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至80年代,在产业转移浪潮的推动下,美国已经把丧失比较优势的加工装配低端制造业转移至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及中国台湾(亚洲四小龙),而随着亚洲四小龙经济的崛起,其劳动力成本逐步提高,它们也开始将国内的加工制造业转移至中国大陆。中国在承接产业转移的同时也顺带承接了东亚经济体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也就是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有很大一部分是在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获得的,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增加的同时,对东亚其他经济体的贸易逆差却在逐步减少。在产业转移过程中,美国特别强调向产业链上游移动,国内主要注重追求品牌、技术等更高附加值的部分,而把大量的低端制造业转移到国外,利用国外廉价的生产要素进行生产加工,从而导致国内制造业出现了空心化,就业减少。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看,长期以来,由于存在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以及制造业门类齐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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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中间产品汇聚到中国,经过加工制造后再销往世界各地。美国以此认为中国企业赚的盆满钵盈,实则不然。以苹果手机为例。制造一部苹果手机,中国工厂用11美元从美国公司进口零件,又用172美元从韩国、日本等其他国家进口零件,这些都属于生产手机的中间产品,手机生产完成后卖回美国是600美元,中国企业只从中赚取6.5美元,而苹果公司和其他美国公司则赚取了70%的利润,韩国、日本等出口零部

件国家也赚取了中间品利润。所以,中国作为最终产品的出口国,有相当一部分对美国的顺差实际上是中国对韩国、日本等国的逆差转化而来的,还有很大一部分利润被美国自己的跨国公司赚走了,跨国公司的子公司直接向母公司出口应属于跨国公司的内部交易,而在统计上却算作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造成中美贸易逆差的进一步扩大。

(四)美中贸易逆差中存在“反比较优势”

根据比较优势理论,一国应该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缺乏比较优势的产品,从而实现帕累托最优和国际收支平衡。在产品结构上,中美两国的互补性明显强于竞争性,中国在劳动力成本上具有相对于美国较强的比较优势,而美国相对于中国最大的比较优势在于其高技术,如果双方在贸易中都能够遵循比较优势原则,就不会产生巨额的美中贸易逆差。但长期以来,美国对中国的出口违背了比较优势原理,美国在其具有比较优势的高科技领域对中国实行严格的出口管制,而同意卖给中国的农产品、矿物燃料、电机零附件等其不具有比较优势的初级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又会遭遇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对中国出口自然会受影响。正是由于美国对其高技术领域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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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的出口管制,使中美间的贸易优势互补难以充分发挥出来,形成了严重的贸易逆差。在2018年3月20日的两会记者会上,李克强总理明确表示,“中国从未追求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也不愿意看到严重的贸易失衡,希望美国放宽对华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不要丢掉中美贸易平衡的重器”。但长期以来,美国宁愿承受巨额的贸易赤字也不愿放松在高科技领域对中国的出口管制,可见,寻求贸易平衡并不是美国对中国贸易政策的首要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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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美贸易摩擦的本质是守成大国零和博弈思想作祟,旨在遏制中国崛起

根据罗伯特·吉尔平的世界体系论和霸权稳定论思想,“当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区经济充分发展,足以脱离对核心区的依附时,核心区国家就会采取有利于本国的保护主义经济策略。与此同时,随着核心区经济的衰退以及边缘地区经济的起飞,老的核心区与新的核心区就会在市场、原材料以及投资方面不断发生冲突,而冲突的具体表现形式就是各种国际贸易摩擦,这种国际贸易摩擦会一直持续到新的核心国完全崛起之后”。美国一方面由于中国的崛起让其感到国际地位备受挑战,另一方面为了缓解国内贫富两级分化、失业率高以及双赤字带来的经济结构失衡等问题,零和博弈的贸易保护主义渐有抬头之势。特朗普在谈到中美贸易关系时曾多次强调,长期以来,中国从中美贸易中获得了巨大的好处,而美国则丢掉了无数个制造业工作岗位,损失巨大。这一论断是典型的重商主义零和博弈思想,即一方受益、一方受损。从美国根据“301调查”对从中国进口的1300种产品征收约500亿美元的关税清单中可以看出,清单主要覆盖了生物医药、信息技术、工业机器人、医疗器械、高铁设备、新能源汽车及航空设备等领域,基本都属于“中国制造2025”的产业范围。如果只是为了减少贸易赤字,那么美国应该对机电、音像设备及其零件等中美贸易顺差行业加征关税(见表2),而不是中国并不占贸易顺差优势的高科技领域。很显然,美国此番制造贸易摩擦的首要目标并不是寻求贸易平衡,而是阻止中国产业升级、遏制中国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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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目标在美国制裁中兴事件上展现得可谓淋漓尽致。2018年4月16日,美国商务部发布公告,未来7年美国政府将禁止中兴通讯向美国购买电讯零部件产品和技术,理由是中兴未按照协议解雇4名高级管理人员和对35名员工实行减薪处罚。这道7年的出口禁令成为美国打击中国企业和中国芯片产业的“当头一棒”。在美国看来,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中美两国的竞争力差距处在一个相对安全可控的范围内,所以美国只需要严格执行出口管制就能保持其领先地位,但是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尤其是“中国制造2025”的出台,美国不得不通过制造贸易摩擦来遏制中国发展,以维持其既有优势。根据罗伯特·吉尔平的霸权稳定论思想,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崛起,贸易摩擦将会频繁发生且呈上升趋势,直到崛起完成(见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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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美贸易摩擦背后的利益集团诉求

在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需要考虑利益集团因素,利益集团通过投票、游说、政治捐献、影响舆论等方式影响并参与政策制定,从而使贸易政策朝着符合其利益的方向发展。纵观美国200多年对外贸易决策历史,可以发现,利益集团扮演着十分重要且难以替代的角色。美国学者戴斯勒曾评价:“综观大部分美国历史,这些特殊利益集团的确起到了主导作用,贸易政策太照顾他们的利益了。”

谢地 张巩:中美贸易摩擦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谢地 张巩:中美贸易摩擦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通过对表3、表4中两类利益集团数量的对比可以看出,支持保护主义的利益集团的数量远远大于支持自由贸易的利益集团的数量。因此,在2018年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特朗普政府采取保护主义贸易政策的意愿会更为强烈,通过加大对中国施压的力度,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以减少贸易赤字,以增加就业,博取“铁锈”地带选民的支持,虽然这会损害美国农民、消费者以及与中国贸易往来密切的工商业集团的利益,因为“铁锈”地带选民手中的选票在中期选举这个关键节点上显然对特朗普政府更为重要。

(七)中美贸易摩擦凸显两国在政府与市场关系认知上的冲突

特朗普政府表示,美国将动用“所有可用的工具”来阻止中国依靠政府驱动的经济模式破坏全球竞争,包括使用“232调查”和“301调查”。2018年2月16日,美国商务部公布了对美国进口钢铁和铝产品的“232调查”报告,决定于3月23日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加征关税。同时,特朗普表示,正与美国重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加拿大和墨西哥将暂时豁免;鉴于韩国正与美国就修改美韩自贸协定展开谈判,韩国也会被豁免。随后,美国又与阿根廷、巴西、澳大利亚和欧盟就豁免钢铝关税进行磋商。由此可以看出,美国“232调查”针对的国家主要是向美国出口钢铁不到3%的中国。此番征税的理由是,由于某些国家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导致钢铝产品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致使美国国内钢铁产业失去竞争力,危害国家安全。同样,美国对中国“301调查”结果的征税清单直指“中国制造2025”也显示了美国对中国政府的产业政策的不满。2017年美国发表的《世贸承诺报告》和2018年《贸易议程报告》把“中国制造2025”视为市场扭曲和产能过剩严重的根源。“中国制造2025”是我国2015年出台的一个10年制造业升级计划,目标是争取到2025年在世界领先的技术领域有所突破,抢占制高点。这样的产业政策各国也都曾制定过,比如“德国工业40”和“美国工业互联网”。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与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最大的差别就在于政府和国有企业在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这一点始终不能被美国理解和接受,说明中美两国在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知上是存在冲突的。中国的主张是“市场有效,政府有为”,“中国制造2025”是国家产业发展的战略方针,这一点不能因任何情况而改变。然而,美国打着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口号制造贸易摩擦,包括干预美国企业与中兴的正常芯片贸易,对中国经济发展进程进行干预,又何尝不是违背市场规律的一种表现?

(八)“汇率操纵”是美国打压中国的惯用工具

在中期选举前、经济危机爆发之前或者贸易严重失衡的情况下,美国便启动汇率手段,将这些问题与汇率挂钩,用美国的标准将贸易伙伴定义为“汇率操纵国”,从而迫使他国货币升值。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国际地位也在逐步提升,美国不能容忍人民币对美元的国际地位构成挑战。2017年2月3日,特朗普指责中国刻意低估本国汇率以获得对美贸易竞争优势;4月25日,美国财政部将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观察名单。一旦美国成功迫使人民币升值,就可以从多方面打压中国,达到一石多鸟的效果:一是通过限制中国产品出口,减少中美贸易顺差;二是通过货币乘数效应遏制中国经济发展;三是打击中国国内制造业,引发失业人数上升。此外,美国政客在总统大选或中期选举前通常希望把“汇率操纵”当成一张政治牌来赢得选民支持,尤其是那些已经失业或面临失业的选民。如在2010年中期选举前,为赢得选民支持,美国参众两院130名议员联名致信美国政府,要求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

五、结论与建议

中美贸易摩擦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表明,中美贸易摩擦从本质上是中美两个大国经济利益的矛盾与冲突,也是我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在崛起过程中,与美国这样一个最大发达国家之间不可避免的龃龉、对撞。任何国家都有权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这是各国的平等权利,在国际贸易中同样如此。美国和中国分别作为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当然也不例外。在平等权利抗衡的过程中,傲慢、霸道、苦情、示弱都无济于事,只有理性和力量才能最终占上风。我国应该进一步坚定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复杂情势,坚持运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经济工作,把国家长期战略与中、短期策略有机结合起来,在矛盾、挑战中捍卫国家利益,实现国家高质量发展。

为此,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一)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高我国经济发展质量,全面提升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一是保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定力,持续减少无效供给,增加有效供给,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不断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

二是进一步提高土地、资本、劳动力等要素的供给效率,促进要素的自由合理流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我国经济发展总体质量。

三是建立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制,加强对中小企业的创新支持力度,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培养和造就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科技创新型人才,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步伐,从根本上改变在关键技术领域受制于人的尴尬。

四是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放松政府管制,清理和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项规定,通过减税降费,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充分释放企业活力,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的体制机制。营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增加市场透明度。

五是加快推进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坚定实施“中国制造2025”国家战略,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着力打造制造业强国,全面提高我国产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二)积极应对中美贸易战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

一是面对美国对从我国进口的部分产品征税可能引发的中国产品价格上涨,我国应以建设贸易强国为目标,加快推动自主创新,打造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出口品牌,提高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走品牌竞争策略,用品牌优势取代价格优势。

二是针对在贸易战中可能受影响的美国进口产品价格上升的现象,应鼓励企业调整进口结构,减少从美国进口农产品、汽车的数量,寻求替代品及其他进口市场,降低这些国家相关产品的进口关税,必要时可采取零关税,以减少对美国产品的依赖;同时,加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不断拓展中国外贸发展空间,开辟更广泛的国际市场,将“一带一路”相关国家作为重点开拓的进口来源地。

三是针对中美贸易战可能给外商投资带来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应当采取更加积极的有效利用外资政策,持续发挥外资对扩大进口的推动作用,对标国际先进水平,强化对外资企业合法权益的保护,完善外商投资相关管理规定,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深化“放管服”改革,下放外资审批权限,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化水平,充分发挥优质外资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作用。

(三)提高居民消费能力,主动扩大进口

我国作为一个贸易大国,只有对外贸易大体上保持平衡才能最大限度地分享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红利。如果长期存在较大的贸易顺差,则说明我们的资源更多地配置给了其他国家,没有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不符合我国参与全球化的初衷。因此,应该充分挖掘国内市场的消费潜力,扩大进口。虽然近年来我国居民的消费水平有所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88%,但仍然低于发达国家的80%以上。如果能将我国出口产品的一部分转化为国内需求,并且提高对海外产品的购买力,不仅能改善居民的生活水平,也是减小贸易顺差、实现贸易平衡的根本举措,而这需要通过推动经济转型以增加居民收入,以及缩小贫富差距、降低进口关税等来实现。

(四)在应对中美贸易摩擦中严控金融风险

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除了在贸易领域采取相关反制措施外,还应严控金融风险,加强对金融领域薄弱环节的监管:在经济存在下行压力的情况下,要稳定好股票市场;在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背景下,要管理好房地产市场,以防止出现泡沫化;要控制各部门的杠杆率,以防止某领域的局部风险爆发而导致系统性风险;要防范人民币汇率大幅波动等潜在风险,积极进行利率风险、汇率风险的识别和管理,以应对可能发生的金融战。在开放金融服务业的基础上,坚守资本项目管制和人民币不自由兑换的底线,坚持人民币汇率政策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五)借机建立贸易预警机制

为避免在中美贸易战中陷入被动,应加快建立和完善我国贸易预警机制及贸易战应对方案,对美方进行摸底,加强对美国的整体性、综合性、系统性深入研究,在减少贸易误判的基础上提前评估我方可能遭受的各项损失;建立专业研究团队,提供专业信息以降低对外贸易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做好反制应对预案。同时,为应对贸易战可能带来的企业经营困难、员工待岗、物价波动等,政府应制订多种保障措施预案,争取把损失降到最低。

(六)依托“一带一路”及“金砖国家”机制等,开辟更广泛的国际市场

2017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额为74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78%,其中出口43万亿元人民币,增长178%,进口31万亿元人民币,增长268%。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全面推进,我国应充分利用这一战略机遇,积极开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不断拓展中国外贸发展空间,开辟更广泛的国际市场,摆脱对美国的出口依赖,减少对美贸易顺差。我国与“金砖国家”之间的贸易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对冲中美贸易摩擦导致的出口损失。

(七)加强与美国利益集团的互动与交流,争取对我国有利的舆论,增强话语优势

在美国,国会、议员、相关利益集团都会影响美国的外贸政策。我国应加强与各种利益集团的沟通,及时掌握其意愿和动向,让美国各界明白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的道理,争取有力的舆论支持,不断提高我国在该问题上的话语优势,以对冲美国的话语霸权。

(八)充分运用WTO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在特朗普政府不断弱化多边贸易规则、奉行国内法优先的背景下,针对特朗普政府依据国内法对中国进行的各种贸易调查,为维护我国自身利益,同时防止贸易战愈演愈烈,我国需要在WTO框架下积极应对,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维护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美国的贸易保护行为,不断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同时,认真研判新近出炉的所谓美欧、日欧、美日之间零关税意向的动向及其影响。

【作者谢地,辽宁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巩,辽宁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共长春市委党校讲师。本文原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18年第9卷第5期,授权察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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