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里·安德森:欧洲风雨飘摇,但欧盟体系仍将维系

民众对如今新自由主义欧盟的不满程度和民众对宣称抵制欧盟的政党的支持程度之间是有很大差距的。2016年夏天,法国和西班牙的大多数民众都对欧盟持厌恶态度,但在德国却有将近一半参加投票的民众对欧盟持积极态度。对欧盟抱有的愤怒或厌恶情绪是普遍的,但有些时候,决定欧盟选举结果的基础性因素是恐惧,并且始终如此。人们对社会经济现状的憎恶是普遍的,但在选举中获胜的却依然是那些造成这一现状的政党,因为人们惧怕推翻现有的令人恐慌的市场秩序将会导致更糟糕的悲剧性后果。单一货币并没有加速欧洲经济增长,还使南欧国家的经济雪上加霜。但是脱离欧盟依然令那些受害于现有体制的人感到万分恐惧。人们的恐惧战胜了愤怒。

佩里·安德森:欧洲风雨飘摇,但欧盟体系仍将维系

法国外交部长舒曼  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导言:近年来,欧洲的民粹主义运动有所抬头且已呈现通过选举上台之势,但作者认为现有的欧盟体系仍将存续。无论左翼还是右翼的反建制运动所反抗的对象都是新自由主义及其代表——欧盟。从煤钢共同体到欧盟的60多年时间里,欧盟各国的内政、外交自主权逐渐让位于强大的、寡头化的欧盟,导致底层民众的生存状况日益恶化,最终催生了风起云涌的反建制运动。在这场运动中,目前右翼的势头胜过左翼,但无论左右翼都无法达到推翻现有制度的地步。因为人们对推翻现状的恐惧超越了他们对难民的憎恶,尽管英国脱欧和特朗普胜选是两个例外,但目前来看这两个事件的影响依然十分有限,现存体系仍然能吸纳反建制力量的反抗,除非发生更加严重的经济危机。

从英国脱欧、特朗普胜选到欧洲的民粹主义运动,西方世界一直在抗议,左翼和右翼都在抗议过去40年来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主义传统。

反建制运动这一术语在25年前通常用来描述左翼力量对资本主义的反抗。在今天的西方这一术语仍然很重要,但其内涵已有所改变。过去十年中层出不穷的抗议运动所反抗的不再是资本主义,而是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以宽松的金融监管、私有化的公共服务和日益加剧的社会不平等为主要特征,这种资本统治方式从1980年代开始在欧美地区成型。与之配套的政治经济秩序为偏右翼和偏左翼政府不加辨别地全盘接受,十分符合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教条——“唯一的思想”,也体现着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名言——“我们别无选择”。现有在两类运动正在兴起并反抗这一体系,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的建制派都指责其为民粹主义威胁。

这些运动起源于欧洲而不是美国并非偶然。其原因早在60年前《罗马条约》生效时就已很明显了。舒曼计划的目的是防止欧洲退回到德法相争的时代,巩固战后西欧经济增长。1957年的共同市场是舒曼计划的必然结果,其维持的基础是一段时期的充分就业、持续上涨的居民收入、稳定的代议制民主和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共同市场的商业安排对组成该秩序的民族国家的主权几乎没有什么削弱,相反,国家主权得到了巩固。各国的预算和汇率都由对全体选民负责的议会自主决定,政治上相互对立的政策可以得到充分的讨论。位于布鲁塞尔的煤钢共同体委员会试图为自身扩权的企图立刻遭到了法国的坚决拒绝:不仅查尔斯·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治下的法国拒绝了,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治下的西德也以一种更低调的方式追求独立于美国并有权拒绝美国的外交政策。

“荣耀三十年”的结束为这一体系带来了一个重大变化。从1970年代中期开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长时期的衰退,这一时期正如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布莱纳的分析所示,“经济增长率低、生产力提升缓慢、持续时间长、失业率居高不下、不平等日益加剧、大萧条时有发生”。从80年代开始,英国、美国的政策风向开始转变并扩展至全欧洲,这种转变包括:社会福利削减、公共服务部门私有化、金融市场监管放松。新自由主义时代到来了。在欧洲,新自由主义体现为一种独特的僵化机构的形式:后来成为欧盟成员的欧洲共同体成员国的数量增长了超过四倍,许多低收入的东欧国家开始融入这个体系。

严重的经济紧缩

从1990年的货币联盟到1997年的《稳定公约》(the Stability Pact),再到2011年的《单一市场法案》(the Single Market Act),各个欧盟成员国议会的权力被一个超国家的、不受人民意志左右的官僚机构架空了,正如极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所预言的一样。这个体系建立起来之后,欧盟委员会和德国就可以联合起来对欧盟成员国的全体选民施以严酷的财政紧缩政策。现在的德国已经实现了统一,是欧盟中最强大的国家,德国著名思想家曾直言不讳地宣称德国的目标是成为欧洲大陆霸权。同一时期,在欧洲之外,欧盟及其成员国已不热衷于在违背美国指令的国家和地区中扮演重要角色,成为了针对俄罗斯的新冷战政策的前沿阵地,这一政策由美国提出,却由欧洲来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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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总部 来源:百度图片

那么现状也就不难理解了。越来越寡头化的欧盟否决了多次全民公投中所体现的人民意志,专横地将预算法令塞进各欧盟成员国的宪法,从而引发风起云涌的抗议活动。那么这些抗议运动的局面是怎样的呢?在欧盟扩大之前的冷战时代的西欧(东欧的情况迥异,应当分别讨论),右翼运动是反建制运动的主流,如法国的国民战线(Front National)、荷兰的自由党(Party for Freedom, PVV)、奥地利的奥地利自由党(Freedom Party of Austria)、瑞典的瑞典民主党(Sweden Democrats)、丹麦的丹麦人民党(Danish People’s Party)、芬兰的正统芬兰人党(True Finns)、德国的德国新选择党(Alternative for Germany, AfD)和英国的英国独立党(UKIP)。

在西班牙、希腊和爱尔兰则是左翼运动占上风:西班牙的我们能党(Podemos)、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Syriza)和爱尔兰的新芬党(Sinn Fein)。意大利的情况比较特殊,意大利国内同时存在着北方联盟(Lega Nord)这样的右翼反建制运动和更大规模的横跨左右翼阵营的五星运动(M5S)。根据该政党在税收和难民问题上的非选举主张,应当将其划分为右翼,但其对马泰奥·伦齐(意大利总理)政府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反抗及其在挫败伦齐削弱意大利民主宪法的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又使其成为一个左翼政党。力量运动(Momentum)也可以算作左派,它是在杰里米·柯宾(Jeremy Corbyn)意外获胜当选为英国工党领袖之后崛起的。除德国新选择党(AfD)之外的所有右翼运动都始于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有些政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甚至更早。Syriza的崛起、Podemos 和Momentum的诞生都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直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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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主席勒庞 来源:大众网

反建制运动中最重要的事实是右翼的力量全面胜过左翼,无论是在其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的数量还是选举权力上都是如此。左右翼运动都是对新自由主义体系的反抗,新自由主义政策在现今的欧盟身上体现得最明显、最集中,欧盟的建立有三大基础:公共服务部门的减少和私有化、民主控制和代表制的废除、生产要素监管的放松。这三个特征在欧洲各国的国家层面都是存在的,同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并无二致,但这三个特征还体现在程度更高的欧盟层面。欧盟对希腊的蹂躏(债务问题)、对公投结果的践踏以及大规模人口贩卖即是证明。在政治领域,这三个问题是公众最关注的议题,不断引发公民对财政紧缩、主权和难民问题的抗议运动。反建制运动可以根据其对新自由主义的不同方面所进行的抨击的重心而划分为不同阵营。

右翼运动的势力盖过左翼的原因是右翼将难民问题作为核心,利用排外和种族主义情绪获取社会中对难民问题最敏感人群的广泛支持。但荷兰和德国的右翼运动却是例外,这两个国家信奉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这里的右翼运动通常主张维持而不是抛弃福利国家制度,难民的到来破坏了这一制度。但也不能因此就将右翼的优势全部归结到难民问题上。法国的国民战线(the Front National)是一个重要的例子,他们还在其他战线上拥有优势。

货币联盟是最明显的例子。《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确立的单一货币和中央银行制度将财政主权的实施和对人民主权的否决整合成了一个单一系统。左翼运动会和右翼运动一样猛烈地攻击这些制度,但左翼提出的方案却没有那么极端。在右翼阵营中,国民战线(FN)和北方联盟(Lega Nord)针对单一货币和难民问题提出了明确的路线:脱离欧元区,阻止难民涌入。左翼阵营则并未提出如此清晰明确的路线。左翼提出的最多只是对单一货币体系的技术性调整,这一方案对于民众来说过于复杂难解,还有模糊不清且不无尴尬的难民配额制,这两种方案无论哪一种都不如右翼的路线那样直白易懂。

不断涌入的难民带来的挑战

难民和货币联盟给左翼带来的特殊困境是有其历史原因的。《罗马条约》承诺在欧洲共同市场内部实现资本、商品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当欧洲共同体的范围限制在西欧之内时,最需要流动性的生产要素是资本和商品,共同体之内的跨国难民规模相对较小。但在60年代后期时,来自非洲、亚洲、加勒比地区前殖民地以及前奥托曼帝国半殖民地地区的劳工数量显著上升。东欧国家加入欧盟也大大提升了联盟内部之间的难民数量。最终,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和叙利亚内战制造了大批涌入欧洲的难民,伴随难民涌入欧洲的还有报复性恐怖袭击。这些恐怖分子来自被西方国家占领的地区,他们的军事基地、轰炸机和特种部队在那里持续驻扎着,宛若封建领主。

所有这一切点燃了排外情绪:右翼的反建制运动对难民厌恶至极,左翼也抵抗难民,但他们坚守人道的国际主义。这一暗含的价值使得大多数左派都反对任何结束货币联盟的想法,他们认为这种想法会让欧洲退回到引发欧洲历史上重大灾难的民族主义。欧洲统一的理想仍然是他们的核心价值观。但欧洲现今的新自由主义式一体化比他们目前所提出的犹豫不决的方案都更有合理性。财政紧缩、寡头统治和要素流动形成了一个内在相互联系的体系。要素流动无法与寡头统治分离:历史上,没有一个欧洲国家曾正式处理过外来劳动力大量涌入的问题。对民主的否定成了欧盟的基础架构,从一开始就否决其成员国的任何议案。右翼运动对这样的欧洲的反抗在政治上比左翼更具有持续性,这也是右翼获得优势的另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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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难民危机 来源:中新网

选民的不满达到历史极值

M5S、Syriza、Podemos和AfD的出现标志着欧洲民众不满情绪的爆发。民意调查显示民众对欧盟的不满达到了破纪录的高水平。但是,无论左翼还是右翼,他们在选举上所能产生的影响仍然十分有限。在欧洲过去的选举中,最成功的三个右翼政党是英国独立党(UKIP)、法国国民战线(FN)和丹麦人民党(Danish People’s Party),它们总共占到了投票总数的25%。在国家选举中,西欧国家左翼和右翼政党在选举上所取得的成绩的平均数的总和是15%。这个百分比难以对现有制度产生威胁,25%确实可以造成一些麻烦,但媒体所报道的“民粹主义威胁”依然很微弱。反建制运动开始掌权、或者看起来掌握权力的例子只有希腊和意大利,在这两个国家,反建制派的上台是建制派蓄意操纵选票的阴谋败露所导致的。

事实上,民众对如今新自由主义欧盟的不满程度和民众对宣称抵制欧盟的政党的支持程度之间是有很大差距的。去年(即2016年)夏天,法国和西班牙的大多数民众都对欧盟持厌恶态度,但在德国却有将近一半参加投票的民众对欧盟持积极态度。对欧盟抱有的愤怒或厌恶情绪是普遍的,但有些时候,决定欧盟选举结果的基础性因素是恐惧,并且始终如此。人们对社会经济现状的憎恶是普遍的,但在选举中获胜的却依然是那些造成这一现状的政党,因为人们惧怕推翻现有的令人恐慌的市场秩序将会导致更糟糕的悲剧性后果。单一货币并没有加速欧洲经济增长,还使南欧国家的经济雪上加霜。但是脱离欧盟依然令那些受害于现有体制的人感到万分恐惧。人们的恐惧战胜了愤怒。于是,希腊全体选民默许了激进左翼联盟(Syriza)对欧盟的屈从妥协,我们能党(Podemos)在西班牙选举中受阻,法国左翼党(Parti de Gauche)也在法国选举中步履维艰。愤怒之下潜藏的恐惧在各国都是相同的。现有制度的确很糟糕,但推翻它会带来惩罚性后果。

那么英国脱欧该如何解释呢?大规模难民是欧洲所面临的另一种恐惧,这种恐惧在英国被脱欧运动(the Leave campaign)进一步点燃,演讲和组织才能出色的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英国独立党领袖,以抨击、对抗欧盟著称)和其他英国保守党党员在这场运动中发挥了显著作用。但是排外情绪本身举不足以战胜对经济崩溃的恐惧。英国政府和其他政府一样,总是不停地隐瞒难民规模的真实数据。但如果英国脱欧公投只是这些恐惧之间的竞争的话(建制派也致力于营造这种局面),那么留在欧盟的决议显然会大举获胜,正如2014年苏格兰公投的结果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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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脱欧漫画 来源:搜狗图片

这其中还有深层次的因素。《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生效之后,英国政界高层不愿意受到欧元的约束,转而追求一种比欧洲大陆国家更为极端的国家新自由主义:首先,金融化了的新工党(编者按:新工党指英国工党从1990年代中期至2010年的历史时期,该时期的工党领袖是布莱尔和布朗)的傲慢导致英国比其他欧洲国家都更早地陷入银行业危机,随后保守党自民党执政联盟在没有其他欧洲国家面临的外部约束的条件下采取了更为严格的财政紧缩政策。这一系列组合产生的经济后果是独特的。英国的地区分化比其他欧洲国家都严重:一边是被金融泡沫包裹着的高收入的伦敦地区和英国东南部地区,另一边是去工业化的、贫穷落魄的英国北部和东北部地区,这里的选民认为无论伦敦城和外国投资发生了什么,脱离欧盟也不会对他们造成什么损失。绝望胜过了恐惧。

在政治上,也从未有欧洲国家像英国这样如此明目张胆地操纵选举:2014年,英国独立党是欧洲议会比例代表制之下最大的政党,拥有13%的选票,但一年之后,英国独立党在英国国内选举中仅获得一个席位,在欧洲议会仅拥有5%选票的苏格兰人民党(Scottish National Party)却获得了55个席位。在工党、保守党轮流执政的体制之下,处于收入金字塔低端的选民放弃了投票权。但当他们在全民公投中突然获得真正的选择权时,他们就掌握了对托尼·布莱尔、戈登·布朗和大卫·卡梅伦带来的痛苦开展审判清算的权力。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英国与欧洲大陆的历史差异。几个世纪以来,英国不仅是一个在文化上超越欧洲其他国家的帝国,并且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从未像德国、法国、意大利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遭受过战败、入侵或被占领的厄运。所以将国家主权交给一个比利时的官僚机构(即欧盟)这一做法在英国激起了比其他地区更强烈的反弹:为什么一个两次目送德国势力衰落的国家要听从布鲁塞尔或卢森堡那不值一提的干涉?在英国,身份问题超越利益问题的程度比欧洲其他国家更深。所以在其他地区适用的道理——对经济崩溃的恐惧胜过对外来难民的恐惧——在英国失灵了,取而代之的是对经济状况的绝望和民族自豪感。

美国的冒险行动

这些条件同样也可以解释特朗普这一背景和脾性不同寻常的共和党候选人成功吸引锈带(即美国东北部衰败的工业州)的白人蓝领工人从而赢得选举这一现象。和英国一样,绝望在这些去工业化的地区战胜了恐惧。在美国这个拥有深厚的种族主义传统的地区,人们对难民的谴责更加公开化、激烈化,对难民设置有形和无形壁垒的呼声也更高。毕竟,帝国并不是一种遥远的过去的记忆,而是未来宣言的生动特质之一,但政客们对此却嗤之以鼻,转而追求摧毁平民生活和使国家蒙羞的全球化。特朗普的竞选口号是“让美国再次伟大”,有力地抨击了对货物、劳动力自由流动的迷恋,也成功抵制了对多边主义的崇拜,所以他宣称其胜利是英国脱欧的再次重演也没有错。这是一次成功的反抗,它不再受限于单一的象征性的问题,也缺乏建制派的尊重和媒体的支持。

佩里·安德森:欧洲风雨飘摇,但欧盟体系仍将维系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 来源:新浪财经

特朗普的胜利让欧洲中间偏左和中间偏右的政治势力集体陷入了愤怒而失望的境地。推翻现有的难民政策已经足够糟糕了。欧盟对把难民赶入艾埃尔多安总统治下的土耳其没有太多顾虑,尽管那里关押着成千上万的政治犯、政治迫害者,毫无法治可言。欧洲同样会默许希腊在其北部边境竖起一道道带刺铁丝网,把难民困在爱琴海的岛屿上。但是欧洲出于尊重外交尊严的需要而从不会公开宣称其排斥难民。特朗普在难民问题上的坦白直率并没有直接影响到欧盟。真正影响到欧盟的并引起更多严重关切的,是特朗普对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意识形态的抗拒,对北约不加掩饰的蔑视和对俄罗斯的相对缓和的态度。这些表态是否会像他的许多竞选承诺一样更多地是一种会被迅速遗忘的姿态还有待观察。但特朗普的当选使得许多右翼反建制运动、飘忽不定的中间派和左翼建制派政党两大阵营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更为突出。在法国和意大利,右翼运动持续攻击左翼支持的新冷战政策和军事行动,包括空袭利比亚和对俄制裁。

英国脱欧公投和特朗普胜选带来的影响还无法确定,但从目前来看这种影响相对有限。正如希腊政局所示,现有秩序还远远达不到瓦解的程度。现有秩序仍然能够以较快的速度吸收并化解来自任何方向的反对力量。现有体制产生的抗体依靠中产阶级的群众路线取得了胜利——西班牙的阿尔伯特·里维拉和法国的伊曼努尔·马克龙——他们抨击腐败和僵化的现状,承诺建立廉洁和富有活力的政府。

对欧洲的左翼反建制运动来说,近年来的教训是很清楚的。如果他们不想被右翼反建制运动所超过,就必须更加猛烈地抨击现有制度,还要提出更合理的反对意见。这意味着必须接受这一可能性:欧洲对新自由主义已经形成了路径依赖,要改革这一新自由主义架构已经不太可能了。欧盟在被更好的体制替代之前仍将存续。替代的路径之一是打破现有的欧盟体系,另一条路径是摧毁《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在其他基础上重建欧洲。除非发生更严重的经济危机,否则两种路径都是不可能的。

【本文原载微信公众号“法意读书”,文章来源:Perry Anderson, Why the system will still win, Le Monde diplomatique, March 2017.译者:段阳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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