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建康:大国兴衰与霸权长周期

五百多年来的全球化趋势始终是资本的全球化,通过霸权国家的全球统治以及争夺霸权的斗争,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阶段性地向全球范围扩散。在此过程中,国际经济关系既有适合当时生产力发展的一面,也有阻碍生产力继续发展的一定形态,前者随着生产力发展从适应转向不适应;还有国家等上层建筑适应又不适应的反作用,有时是决定性的反作用。要把世界历史进程作为一个大系统的矛盾运动来考察。毛泽东在《矛盾论》中研究大系统的复杂矛盾运动,其中有几对基本矛盾,基本矛盾中有的因条件变化上升为主要矛盾或降为次要矛盾,还有始终制约大系统特征实质的根本矛盾。整个大系统的运动是其中各个方面不平衡发展相互作用的合力形成的动态过程,不是生产力单一维度的产物。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财政金融学院货币金融系与国际货币研究所(IMI)联合举办的第105期大金融思想沙龙以“大国兴衰与霸权长周期”为主题,特邀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社会科学部顾问许建康研究员发表主题演讲。

习近平总书记重新提出“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问题,它是一个什么时代的伟大斗争,性质和特点是什么?斗争对象是什么?理论、路线、方略是什么?能否解决好这些问题,决定中国今后的发展方向。许建康教授以此为切入点,在演讲中重点解读了修昔底德陷阱、世界的基本矛盾、霸权长周期、战后美国霸权的治理包括特朗普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这四个问题,指出伟大斗争各条战线的序幕已经拉开,孜孜求索解决理论研讨滞后问题,迫在眉睫!

许建康:大国兴衰与霸权长周期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社会科学部顾问许建康

以下为文章全文:

关于“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问题,最初是毛泽东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的讲话中作了规范表述。他说:“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伟大斗争面对的是帝国主义时代,中国要发展必然面临很多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现在重新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但是到目前为止,在这个问题上,学术界、理论界的论述很不清楚。它是一个什么时代的伟大斗争,这个时代的世界基本矛盾有哪些?伟大斗争的性质和特点是什么?斗争对象是什么,谁是盟友和主力军?这场持久战的发展将经历哪些阶段,各阶段力量对比转化的不同条件是什么?这样一个伟大斗争的理论、路线、方略是什么?能否解决好这些问题,决定中国今后的发展方向。

1、修昔底德陷阱

电视剧《大国崛起》是按个别国家单独拍的,看不到一国之兴与他国之衰间的内在联系。其实它们是在同一个世界体系中并列运行和相互对撞的,一个衰弱,另一个兴起,但剧中看不到大国兴衰的博弈过程。以国别经济肢解世界经济,是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

艾利森在2017年出版的《注定一战:美中能否跨越修昔底德陷阱?》一书中认为,美国与中国必有一战,提出大国兴衰更替的修昔底德陷阱问题。书中讲到,雅典起来的时候,守成国斯巴达不允许它起来,所以打起来了。他研究了16个历史案例,12个都存在大国兴衰的更替战争,现在中美战略关系也是如此。至于修昔底德陷阱是不是一条规律性,人们有怀疑。一个否定的理由是当今世界核武器的出现,会毁灭全人类,因此世界性战争不会再有了。另一个否定的理由是,世界经济的国际分工已经通过全球产业链相互衔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战打不起来。

伟大斗争面对的中心问题就是大小两个不同时代的对撞。一个是中国站起来、富起来,现在要强起来,这是以国民经济为分析单位的新中国发展小时代划分。再一个是以世界进程为分析单位的世界历史大时代,我认为,人类当今仍处于帝国主义时代。

关于大时代性质和特征问题国内一直有争论,林彪在1966年文革期间写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认为,我们正处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但是在文革后期,1973年周恩来在中共十大政治报告中,传达了毛泽东的重要判断“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我们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公开了毛林二人对时代本质判断的分歧。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在他们的晚年谈到时代问题,一再嘱咐说,我们仍处在帝国主义时代。特别是邓小平在1989年提出,“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 我希望冷战结束,但现在我感到失望。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1990年,他又说“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之后出现了一些理论上的似是而非的说法,如误判人类处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等。

大时代与小时代的对立统一,以及解决矛盾的伟大斗争,这些都是十分重大的现实和理论问题。

美国现在处在三期叠加的状态。一个是周期性的危机,从2008到2018,已有十年。现在美国许多主流媒体认为,诸多症状表明特朗普的繁荣期行将结束,可能明后年又会发生周期性的金融经济危机。再一个从长周期的角度来看,2008年以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进入了一个结构性危机的混乱期,即康德拉季耶夫长波下降期,周期性危机被套在结构性危机过程中,结构性危机复苏非常缓慢,欧盟日本至今情况也很不好。最后影响最大的是,美国处在霸权长周期的衰弱期。

历史上的霸权周期指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争夺霸权的斗争。一个没有世界政府统一合法管辖的世界,行为主体是上百个国力不等的国民主权国家,它们每天都在发生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错综联系。以世界市场为基础的整个世界体系,为制约世界范围的无政府状态争斗、建立和维持国际秩序,需要有主导国引领并借助国际组织,制定一定的国际行为规则。这些问题就是霸权长周期研究的对象。中国不是要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我们提出要改变现在不合理的国际关系,走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合作的和平发展道路,反映了世界最广大人民的愿望,从道德制高点倡导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最近主流媒体强调全球化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但实际上讲的是单一维度的生产力全球化,包括对全球产业链仅限于生产力发展角度的认识。生产力发展趋势是根本性的,我们现在主张的多边主义,依据的就是生产力发展的全球化趋势。但在实际中必然遭遇许多问题和瓶颈,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不仅有生产力的发展,还有国际生产关系、国际政治体系或国家间体系的存在和作用。例如,美国对中国出口商品加征关税,就是霸权国家对国际经济关系的反作用。正是这种国家的反作用,还有经济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才使得生产力全球化发展不会是直线型的。

从唯物史观来看,人类社会的发展有两对最基本的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我们习惯的方法是把它们用来进行国别分析,这是远远不够的。不能想当然地把国民经济与国际经济、世界经济的关系,简单说成就是内因与外因的关系。要对一国国力大小、主权强弱、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等状况进行具体分析,如宗主国的统治对殖民地附属国的发展变化起着决定作用,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马克思的研究对象是14-15世纪由资本主义萌发的真正世界历史进程,五百多年来上述两对基本矛盾一直在世界范围发生作用。单纯地讲生产力的全球化,就丢掉了唯物史观。

沃勒斯坦研究世界体系,聚焦两层基本关系,一层是依托各国市场、各国经济的国际分工形成的世界市场,另一层是建立在其之上、依托于国民或民族国家主权的国家间体系。他后来又把文化作为一个层面加进来(因为文化的无形,他将其置于层级关系的底层)。我们现在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实际上是一种文化及外交的斗争,从道德说明广大民众能普遍感知的一个好的新世界应是什么样的。

五百多年来的全球化趋势始终是资本的全球化,通过霸权国家的全球统治以及争夺霸权的斗争,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阶段性地向全球范围扩散。在此过程中,国际经济关系既有适合当时生产力发展的一面,也有阻碍生产力继续发展的一定形态,前者随着生产力发展从适应转向不适应;还有国家等上层建筑适应又不适应的反作用,有时是决定性的反作用。要把世界历史进程作为一个大系统的矛盾运动来考察。毛泽东在《矛盾论》中研究大系统的复杂矛盾运动,其中有几对基本矛盾,基本矛盾中有的因条件变化上升为主要矛盾或降为次要矛盾,还有始终制约大系统特征实质的根本矛盾。整个大系统的运动是其中各个方面不平衡发展相互作用的合力形成的动态过程,不是生产力单一维度的产物。

国民经济、国际经济和世界经济之间有如下外延关系。国际经济是不同国民经济集合如A和B之间的交集:

许建康:大国兴衰与霸权长周期

交集即指在集合A和B中,既属于A又属于B的元素,在数学中写作A∩B。

世界经济应是所有单个国民经济集合[A, B, …]的总和,包括所有国民经济集合中有交集的国际经济和没有交集的国内经济部分。我们观察的是整个世界体系的运行,上述两对基本矛盾,不仅作用于国际经济交集,更作用于整个世界。中美贸易战直接争执的是货物贸易进出口额的不平衡,其中的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涉及日本、加拿大、欧盟、墨西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等一大批第三世界国家,总体分析要从这样的大视野来研究其中个别的复杂走势。

2、世界基本矛盾

国际贸易问题要从它的基础价值规律说起,价值规律反映的就是互通有无,相互平等的等价交换。这个平等的自由度意思是:这个东西是我的,而且我自己无需使用,不再消费了,我想跟你交换对我有用需要消费的东西;那个东西是你的,也处在同样的剩余状态,而且你的不需要正好是我的需要,于是各自占有的东西在双方的自由意志支配下,以货币为中介成交了,根据经验讨价还价,最后达成一定的价格。这样一个价值规律,实际上早已把参加基于国际分工的国际贸易的各民族经济体都变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最终形成了世界市场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如强国对弱国的“霸凌”行为。我想,这个命运共同体不是我们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根据价值规律提出来的李嘉图比较优势原理,假设各国利用其相对比较优势,可在国际贸易中形成一般均衡趋势,打造出一个利用比较优势专业化分工、不断提高效率、优化各国福利的和谐世界。但实际上,《共产党宣言》和列宁帝国主义理论揭示的、东方依附于西方的世界体系基本格局至今还没有根本改变。如果各国都坚持多边主义,基于价值规律的世界市场,是否就能或已经打造了和谐的世界地球村?

马克思有个庞大的写作计划,在大体相对于《资本论》的内容写完以后,接着写国家和对外贸易,最后落脚点是世界市场和危机(“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的普遍展开和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的不断深化”——马克思),但后面的内容最后都没有完成。他还提出了国际价值理论。

核心的问题还是价值规律问题。在马克思看来,价值规律的充分展开就是剩余价值规律。如果要用市场来配置所有的生产要素,就要求所有的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必须是流动的,与生产资料相分离。我们看到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英国,通过圈地运动剥夺了小农占有的土地。再如国企改革必须打破工人终身制“大锅饭”,否则就不能根据供求不平衡发展重新配置资源。价值规律的充分展开,就变成了市场经济。马克思讲,“一般商品生产和普遍绝对形式的商品生产即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特有性质”(《资本论》第2卷,2004年版,第157页),因为劳动表现为商品。这种普遍绝对形式的商品生产必然内在地自发产生贫富两极分化和产能过剩,为资本积累一般规律所统治。马克思揭示的规律与市场原教旨主义允诺的美景正好相反。

市场配置资源的另一个障碍是固定资本的非流动性。斯密推崇“无形之手”具有造和谐社会功能的时期,他面对的是产业革命前的工场手工业,工匠工资是企业最大的生产成本。产业革命建立了机器大工业,固定资本在生产成本中的比重越来越大,生产力的发展,在生产关系上表现为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在资本循环的三种运动形态中,相比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生产资本的主体固定资本具有非流动性,折旧以货币形式积累许多年后,才购买新的固定资本更换已完全磨损的设备厂房等。在现实中市场是这样配置的:供不应求行业的商品价格高企,吸引众多追求自我增殖的货币资本争相涌入,一旦投资过剩,大规模投入的固定资本就退不出来了,最后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通过暴力形式把过剩的生产力摧毁,总供求才能重新达到平衡。马克思说,大规模的固定资本更新是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物质基础。

正是这两个主要的原因,造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一定是周期性的震荡。资本的全球化就是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积累过程,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在世界范围不断展开的过程。正如我们看到的,穷国和富国的差距在拉大,在一国范围内贫富差距也不断扩大,这是市场原教旨主义不敢面对也不愿承认的历史和现实。

在市场经济中能有效配置资源的,是真正具有流动性因而能够重新组合资源的金融资本。少数人支配的股份公司作为社会资本,其股份能在资本二级市场上卖掉,把已经投资的固定资本重新转化为货币资本,再流动起来投入供不应求利润率高的行业。但买入供过于求行业企业股份凭证的新投资,仍然被过剩的固定资本锁定了,直至被经济危机风暴摧毁。金融全球化是资本全球化配置国际资源的制高点,高流动性使它易于攫取暴利和转嫁危机。以上说的是全球化中的生产关系,下面说这种国际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阶级表现。

马克思在世时较早就发现了这样的现象。如果从一个国家来看,按第一对基本矛盾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作用的成熟程度,无产阶级革命应该首先发生在英国,但是实际上英国在宪章运动以后,基本上再没有发生大的无产阶级运动。他发现,英国对殖民地爱尔兰的剥削,使英国的无产阶级上层能分享来自爱尔兰的超额利润,因此英国工人对英国资本家的反抗消沉了。当时只有一个英国霸权,独霸世界市场,攫取超额利润,缓解国内阶级矛盾。马克思晚年开始把整个注意力放到研究一些不太发达的国家,特别是俄国,预言下一次革命的中心会发生在俄国,如果俄国在保留公社遗产的基础上先发生民主革命,因为国际资本掠夺超额利润的时空被限制,会激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内的阶级矛盾,引起发达国家无产阶级首先爆发夺取政权的革命,胜利后的无产阶级用无私援助转让工业文明的优秀成果,支援落后国家,以致俄国可能有条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这一设想没有实现,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很快摧毁了公社遗产。在马克思生活的年代,资本主义处于上升期,从英国到法国再到德国,资本主义由西向东扩张,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也逐渐得由西向东转移。

列宁提出,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历史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现在像英国这种的帝国主义垄断资本,通过国际扩张掠夺超额利润并缓和国内阶级矛盾的治理方式,不止一家了,包括法国、德国以及后来者美国等都出现了这样的殖民主义趋势,直至把世界领土基本分割完毕。帝国主义全球统治主要是两大支柱,一个是世界殖民体系,宗主国统治控制殖民地和附属国;再一个是国际垄断资本金融控制的全球密网。十月革命发生在全球资本主义统治的薄弱环节,这个薄弱环节又是世界基本矛盾的焦点,俄国的资本主义有所发展,但又不是很发达。帝国主义时代世界革命的中心向东转移到俄国,之后再向东发展,中国革命等都是沿着这个趋势发生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列宁修改了《共产党宣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提出“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进行伟大斗争的基本方略。

现在正在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百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奴役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全球性战争。一旦世界领土已被帝国主义分割完毕,由于它们之间发展的急剧不平衡,需要按照新的实力对比重新瓜分已经分割的老势力范围(首先争夺对方的工业发达地区),这样就引起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列宁提出: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整个十月革命都是在这么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后来斯大林对世界基本矛盾的新发展作了总结,强调十月革命在东西方之间的桥梁作用。《资本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劳资两大阶级之间的根本矛盾。列宁看到帝国主义时代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之间矛盾的凸显。俄国正好兼具东西方两类国家的特点,斯大林概括说十月革命起了桥梁作用,把西方被压迫的阶级和东方的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据此,斯大林提出三对世界基本矛盾:一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及其垄断集团之间的矛盾;二是发达国家内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三是殖民地宗主国和被压迫的民族和人民之间的矛盾。

中苏论战时,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正式提出,世界存在四对主要矛盾,除了上述三对外,加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阵营的矛盾,并认为亚非拉是打击帝国主义的风暴地区(即主要矛盾)。当时苏共中央形左实右,认为只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一对矛盾。后来在苏共背叛社会主义的情况下,毛泽东把中国划为发展中国家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提出了三个世界以及两个中间地带的理论,第一中间地带是亚非拉这些第三世界国家,第二中间地带是日本、西欧等第二世界国家。

这些关于帝国主义时代世界基本矛盾发展变化的思想,邓小平在联合国贸发会议的讲话进行了阐述,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的座谈会上又重申了三个世界的理论。最近,习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中讲到整个世界格局的大变化,贸易保护主义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是发展中国家,强调发展中国家要团结起来,它们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天然同盟军。

3、康德拉季耶夫经济长波、霸权长周期与战争周期

需要把两对基本矛盾的运动放到世界体系中展开研究。国外关于世界体系长期趋势的许多知名研究成果,尽管不是自觉地运用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产物,却以具象印证了唯物史观方法论的生命力。其中最著名的是康德拉季耶夫长波问题,它深切触及整个霸权长周期的物质生产基础。康德拉季耶夫依据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价格、利率、进出口额、煤炭和生铁产量等时间序列统计资料,研究它们的长期波动,发现有50来年的周期波动,经济20-30年基本是上升的。然后的20-30年基本是下跌的,反映了经济增长的波动。康德拉季耶夫是统计学家,十月革命前当过粮食部副部长,他对所发现的经济长期波动,未提出理论解释。长周期约50来年,在上升期A阶段和下降期B阶段中还穿插着短周期性的波动,一个短周期8、9年或10来年。在长波上升期发生的短周期性波动较轻;在长波下降期发生的短周期经济危机较重,失业率高,工人工资水平下降很多,危机的复苏也较艰难。

后来的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研究,基本形成两大学派。一个学派以熊彼德为代表,认为这是科学技术创新浪潮的波动造成的,在科学技术创新的高潮,经济就上升,低潮时经济就下降。另一派以曼德尔为代表,认为长期波动是资本积累内部矛盾造成的。一个长周期有两个拐点,从上升期跌入下降期,再从下降期迈入新的上升期。曼德尔认为,第一个拐点是资本积累的内生变量造成的,资本积累一般规律的作用决定了持续增长是不可能的。应与长期的资本过度投资造成的产能结构性过剩密切相关。曼德尔还认为,长波的第二个拐点取决于外生变量聚合的突变。我们不难发现,新的长波上升期形成的主要推动力,关键是在世界市场稳定扩大的基础上出现了资本踊跃投资的新高涨,实体经济的利润率必须走出因产能过剩带来的长期低迷状态。在曼德尔看来,根本改变这种低迷状态的,是整个世界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的大变动,往往伴随着大规模的战争。在战争废墟上恢复经济是极好的投资机会,国民经济军事化、战时统制经济都是对结构性危机的非均衡调整。我们在这里看到两次世界大战的作用,牺牲上千万人的生命,重组了世界经济和政治基本结构,才有了二战后资本主义十年发展的黄金时期。

关于时间更长的霸权长周期,我简单介绍布罗代尔与阿锐基的研究。世界体系中发达国家之间的竞争,不是一个完全平等的一般均衡状态,总是为霸权国的兴衰更替所左右。布罗代尔提出了100-150年的霸权长周期。阿锐基在《漫长的20世纪》和《现代社会体系的混沌和治理》等专著中,试图运用马克思的资本流通公式G-W-G'来说明霸权下降期的特征。他认为,霸权国家到了衰弱时期,作为守成大国,其实体经济已因全盛期的全球扩张而空心化,只留下商业和金融的优势,表现为绕开实体经济、货币自我增值G-G'形式变化的金融和商业掠夺,还把金融空转挣的“快钱”输出到它的主要挑战者,即新兴大国,对方的实体经济繁荣。结果为了赚大钱而在经济上助力于自己的主要挑战者,与自己争夺霸权。

国际政治学方面,莫德尔斯基、戈登斯坦、吉尔平等的研究或值得关注。莫德尔斯基提出,两个康氏长波周期合成一个霸权的周期,原因不详。世界政治体系需要一个领导者,这个领导者往往出自全球性战争(就是曼德尔说的第二个拐点),而且来自海权国家,新兴大国对守成大国的挑战都失败了,两败俱伤,最后取代霸主地位的,实际上是守成大国的伙伴或盟友。戈登斯坦发现,大战打得最厉害的时期,恰好位于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的上升期。他统计世界人口死亡人数的波动,在康氏长波上升期大概是下降期的7倍多,若把两次世界大战计入,则是24倍左右。吉尔平认为,霸权国在全盛期推行自由贸易,愿意提供维持此时国际政治及经济秩序的公共产品,衰落期再如此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则力不从心,于是力图改变不利于自己的国际规则,以保核心利益。

在霸权全盛期,世界霸主实现多边主义、自由贸易。按沃勒斯坦的分析,这实际上是霸权国家垄断支配下的全球自由贸易,一旦技术扩散、其垄断地位逐渐丧失,就进入了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的下降期。所以在霸权的全盛期,世界是相对和平、有秩序的,主要讲发展,做大蛋糕。在霸权衰弱的多极化时期,几个大国的相互争夺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主要是分蛋糕,此时整个世界秩序相对混沌和无序。如何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长期运行趋势,从经济到政治乃至社会文化结合起来系统研究,弄清它们相互作用的机制并予以理论阐释,还有相当艰巨的工作要做。关键是研究方法要搞对头,更不可在学科建设上各管各的,研究国际经济的与研究国际政治的长期不相往来。

4、战后美国全球治理

英国霸权后期,几个帝国主义大国在各自势力范围之间,横向地用关税、货币、武力建起屏障,资本和商品的自由流动受阻。纵向的宗主国和殖民地附属国之间关税很低,实际上以宗主国的财政来管理各自的势力范围,成本相当高。借助科技创新、垄断组织和金融寡头的力量,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不平衡发展急速加剧,要求在世界范围重新瓜分被原有实力对比封闭的势力范围。如美国工业经济实力早已超过产业空心化的英国,德国更嚣张,高喊其发展“需要国际生存空间”。为此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根源。

阿锐基把四个霸权周期,分成两类:保护成本的内部化和外部化。保护成本的内部化,说的是霸权国家更多依仗本国公司和国家力量,在世界范围内建立网状的控制体系。保护成本的外部化指直接占领海外领土,垂直管理成本相当高。他认为,英帝国和热内亚的霸权是直接占领海外领土的外部化帝国形式,荷兰和美国霸权重在保护成本内部化。

二战结束前夕,即将登基霸主的美国就开始策划战后国际新秩序,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关贸总协定GATT为三大支柱,以确保美国支配下世界市场资本和商品的流动性,挤压老殖民主义势力范围,防范关税货币武力屏障引致的重新瓜分世界战争。美国在东西两方分别推出大小两个马歇尔计划,把过剩资本输出到这些地区,援助扶植西欧和日本再兴起,与以苏联为首社会主义阵营打冷战。至20世纪60年代末,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美日欧三个资本积累中心,资本积累一般规律回至常态,还出现了与之平行的经互会社会主义市场,整个世界体系问题变得愈发复杂。

70年代初金汇兑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确立了以美国国家纸币为世界货币的美元霸权。之后有苏美之间的争霸,美国在世界各地不断地发动局部战争。美国新殖民主义不像老殖民主义那样在海外进行直接占领领土的殖民统治,为了排挤老殖民主义,它还表示支持殖民地附属国争取形式上的政治独立。但美国在全球一百多个国家的战略要地建立了几百个军事基地,关键时候还要动武,变冷战为热战,如发动侵略朝鲜和越南的战争,越南战争失败加快了美国霸权的衰落。美国间接统治的世界霸权具有不确定性,分而治之需要不断发动代理人战争。美国近年在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叙利亚等地动武,耗费大量财力。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对衰落中美国霸权的重大打击。

美国占世界GDP的比重在1950年是40.3%,到了1980年下跌一半,联合国的数据为21.8%,2016年据世界银行的数据,美国占全球GDP为24.56%,中国占14.77%,其他发展中国家占比21.74%。有学者认为, 上述比重在70%-30%区间内是霸权相对稳定的门槛。而美国现在只有24%多的占比。如果在五年到十年之间,中国占全球GDP比重依旧稳定增加,整个世界基本矛盾和世界格局的力量对比会发生重大变化。这个窗口期是特朗普提出美国优先、把中国作为首要竞争对手背后的主要利益考量。

罗德里克最近在美国《经济展望杂志》撰文讨论自由贸易问题,关税贸易总协定初衷是解决边贸障碍降低关税。然而发展到WTO,这个问题的性质完全改变,现在关贸协定中有相当部分涉及到国内法,表面上是贸易协定,实际上通过长臂管辖,修改制定他国关于环保、劳工工资标准、知识产权保护等国内立法,保护外资在与东道国政府发生纠纷仲裁时的利益。

因为没有世界政府,通过贸易协定,打着国际法的幌子,美国把自己的国内法设置于国际条约中。对于WTO协定,违反美国国内法的,美国决不承认。现在西方国家为了阻止中国梦的实现也要改革WTO,GATT刚成立时,发展中国家只有一个,现在WTO成员国有一百多个是发展中国家。罗德里克还讲到,表面上的多变或双边贸易协定,不光涉及国内法的修改制订,其要害是对贸易对象国社会财富收入的再分配问题,贸易协定中渗透着大量寻租行为。例如,在国际贸易协定中反映西方制药业跨国公司垄断资本的利益。美国对TPP不满,一个原因是对美国制药业知识产权垄断的年限规定太短。知识产权这个东西反映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尖锐化。随着科学技术越来越转化为直接的生产力,资本主义剥削剩余价值的交换价值基础不断相对地萎缩,必须用法律之手,把科学技术发展中的大量精神生产,以专利许可知识产权的形式固化其垄断利益,维持大公司攫取剩余价值的权利。

总之,伟大斗争各条战线的序幕已经拉开,孜孜求索解决理论研讨滞后问题,迫在眉睫!

【本文原载于微信公众号“IMI财经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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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霸权 伟大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