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新城: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几点思考

本文认为,研究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重视毛泽东对政治经济学的看法,尤其是毛泽东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方法和写作原则的意见。同时,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需要考虑到生产关系所具有的社会层次和组织层次,全面而深入地研究经济关系。这一理论体系,既要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般性问题,更要研究中国特色社会政治经济学的特殊性。最后,对这一体系的建立可以从所有制的讨论出发。

周新城: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几点思考

自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来,学术界展开了热烈讨论。

实事求是地说,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时机还不算成熟,因为实践的时间还不算长,经验还不够丰富。很多带规律性的问题,现在还看不清楚。1960年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

【“写出一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现在来说,还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有英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发展成熟的典型,马克思才能写出《资本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至今还不过四十多年,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还不成熟,离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还很远。现在就要写出一本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受到社会实践的一定限制。”

他说:

【“看来,这本书没有系统,还没有形成体系,这也是有客观原因的,因为社会主义经济本身还没有成熟,还在发展中,一种意识形态成为系统,总是在事物运动的后面。因为思想、认识是物质运动的反映。”

理论著作,尤其是成体系的教科书,绝不是几个秀才关在书斋里拍脑袋能够写出来的,它是实践的总结。没有成熟的实践,就不会有成熟的理论著作。毛泽东说的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但用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上来,大概也可以这么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到现在,不过35年时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算起,也不过近40年时间。这么点时间的实践,的确还很难写出一本像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来。本人才疏学浅,又长期在学校工作,读了点书,但不大了解实际经济工作,没有资格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能就这个问题谈一些零碎的想法,算凑个热闹。

一应该重视毛泽东对政治经济学的见解

有人认为毛泽东不懂经济,对经济学没有建树。这是错误的。毛泽东非常重视经济学研究,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过非常重要的、给人以启迪的、具有指导意义的观点。

1958年“大跃进”中,党内出现了许多混乱思想。当时毛泽东给全党写了一封信《关于读书的建议》,建议县委书记以上的干部读两本书,一本是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是《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他说,

【“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

同时澄清混乱思想。这封信的最后,建议将来有时间的话,可以再读一本书,那就是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身体力行,带领几位身边工作人员,不仅读了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了很多评论性意见,而且花三个月时间,认真读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边读边议,发表了许多重要见解。后来邓力群同志把记录稿整理出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内部印发。这是邓力群同志的一大功绩,留下了了解毛泽东经济思想的宝贵资料。

毛泽东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联系中国实际,就政治经济学发表的观点,对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很有帮助。在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应该认真看一看这本书。

毛泽东明确指出,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

生产关系是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又有巨大的反作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也有巨大的反作用。因此,

【“要研究清楚生产关系,就必须一方面联系研究生产力,另一方面联系研究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当然,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这两方面的研究不能太发展了。生产力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了;上层建筑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阶级斗争论、国家论了”。】

他主张,

【“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

毛泽东还指出,政治经济学研究应该从分析矛盾出发。他说:

【“当作一门科学,应当从分析矛盾出发,否则就不能成其为科学。”】

他认为,苏联这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最大的缺点是,

【“说明问题不从分析矛盾出发”。
“不承认矛盾的普遍性,不承认矛盾的发展和转化,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还是矛盾,怕讲社会主义社会有阶级斗争。这本书的缺点就在这里。”】

他提出:

【“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

从哲学的高度,始终运用唯物辩证法来研究经济问题,这是毛泽东经济思想的一大特点。

他批评说:

【“这本书的写法不好,总是从概念入手。研究问题,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背后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

这本书

【“是先下定义,不讲道理。定义是分析的结果,不是分析的出发点。研究问题应该从历史的分析开始”。】

这些论述,明确确定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应该以此为指导原则。

毛泽东对写作政治经济学著作提出一个原则,即必须具有战斗性。他指出:

【“写书要有批评对象,就会有生气。这本书,没有展开对错误观点的批判,所以看起来很沉闷。”】

客观上存在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存在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有应该批评的批评对象。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批判的,它是在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斗争中发展的。毛泽东号召学习鲁迅的战斗精神和方法,鲁迅的文章是投枪、匕首,是同敌人战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几乎每一个问题都遇到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尤其是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干扰,我们在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不能不同新自由主义进行斗争。如果回避争论、平铺直叙、不回答读者思想上的疑惑,那种著作是没人要看的。

二生产关系是一个有多层次内容的系统,应该全面地研究

在任何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也就是生产关系)的内容是多种多样的,它是一个多层次的、具有隶属关系的系统。概括来说,经济关系至少有两个层次的内容。

第一,是反映社会经济形态本质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即社会经济关系。生产始终是“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因而人们在生产中必然发生构成这种社会形式的独特特征的经济关系。这类经济关系的实质和基础是所有制关系。这类经济关系说明的是,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关系和生产成果的分配方式。正是这类经济关系决定了生产的目的,即生产是为谁的利益进行的,决定了社会的阶级结构。每一种社会制度都有它自己固有的、与其他社会制度相区别的社会经济关系,这种社会经济关系构成了该社会制度的质的规定性,决定了它的特点和历史特殊性。

第二,是在具体组织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过程中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即组织经济关系。这类经济关系是在经济具体运行过程中、资源配置过程中发生的,它说明的是各种生产要素相互结合的具体形式和特点,例如劳动的分工、专业化和协作,生产的集中化和联合化,企业的经营形式和管理方法,调节经济运行的计划手段和市场手段等等。这类经济关系,一方面是适应生产、交换、分配一般的需要的,因而往往可以存在于几种不同的甚至所有的社会制度之中,显示出超越于社会经济关系的某种共性;另一方面又不能不受到不同社会经济关系的制约,因而必然要反映和体现社会经济关系的特点和要求。

在实际经济生活中这两类经济关系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它们之间并不是并列的关系,而是一个具有从属关系的有机整体。在经济关系即生产关系这一系统中,社会经济关系是决定性的、第一位的,因为它决定着社会制度的性质;组织经济关系是从属的、第二位的,因为它虽有其相对独立的一面,但归根结底要依赖于社会经济关系,成为社会经济关系的具体实现形式。

在任何社会里,经济关系都要凝结为各种各样的经济制度。既然经济关系的内容是多层次的,而且具有内在的隶属关系,它反映到制度上,经济制度也应该是多层次的、有隶属关系的系统。体现社会经济关系的,是社会基本制度,它在制度系统中是决定性的、第一位的;体现组织经济关系的,是具体的经济体制、运行机制,它是基本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是从属的、第二位的。

政治经济学应该全面研究生产关系,既要研究社会经济关系,也要研究组织经济关系;既要研究决定社会制度本质的经济关系,也要研究具体的经济运行过程发生的经济关系;既要研究基本制度,也要研究具体的经济体制、运行机制。

在对待经济关系的两个层次问题上,资产阶级经济学有一个变化过程。

在资本主义上升阶段,面对着反对封建主义的任务,资产阶级的利益同社会发展规律的要求是一致的,因此,反映当时资产阶级利益的古典经济学家,不仅研究了组织经济关系,即如何组织具体的生产、交换、分配的问题,而且敢于深入分析社会制度内的阶级矛盾,敢于研究社会经济关系。尽管他们还带有阶级的局限性,但他们具有追求真理的勇气,能够揭示社会经济制度的本质。

随着资产阶级统治的巩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任务发生了变化。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即揭示资产阶级无偿占有无产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这种经济关系,对于巩固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利的。因此,他们把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永恒性当作既定的前提,想尽一切办法为之进行辩护。他们的任务只是把资产阶级的经营当事人的观念加以系统化、理论化,只是研究怎样合理地配置各种生产要素,怎样才能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也就是出点主意,帮助资本家避免风险,多赚点钱,而竭力粉饰、否定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关系,回避分析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即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趋势。换句话说,他们只局限于研究组织经济关系,而不再研究社会经济关系了。这也就是他们往往把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规定为“资源配置”,把经济学看作是一门“致用科学”的缘由。

应该承认,西方经济学研究经济具体运行层次的问题还是有一定成就的,而这一层次,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又有许多共同之处,这就是有人认为西方经济学管用的一个原因。有的人在吹捧西方经济学的时候,往往说它能够解决具体问题,能够解释现象,而忽视西方经济学最大的毛病是不愿也不能揭示资本主义的本质,而是掩盖这种本质,不肯研究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关系,因而看不到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看不到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他们是资本主义的辩护士,这是由他们的阶级立场决定的。马克思把这些经济学家称为庸俗经济学家,并不是说他们一点都没有可借鉴之处,而是说他们不愿也不敢分析社会经济关系,千方百计地掩盖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这就是他们的“庸俗”所在。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一直注意研究这两类生产关系,但不同时期侧重点不一样。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我们侧重研究社会经济关系,揭露资本主义的本质,阐述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雇佣、剥削关系,分析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证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我们不想建设资本主义,因此资本主义经济是怎么具体运行的,即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组织经济关系,不是我们研究的重点。

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共产党必须组织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增加物质财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要阐述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研究社会经济关系,揭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且要为具体的经济运行提供理论支撑,要研究具体的经济运行层次的问题、资源配置层次的问题。这方面的研究,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忽视了。一说到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就仅仅是所有制、生产过程中的人与人关系以及分配方式等等社会经济关系,而谈到具体的经济运行问题,仿佛是西方经济学的专利。这是不正常的。

应该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要分析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关系、阐述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及其优越性,而且要研究经济运行层次的具体问题。这两个方面都是经济关系,政治经济学都要研究。而研究经济运行层次的问题,具体的经济体制、运行机制问题,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显得格外重要。因为我们的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具体的经济体制、运行机制,这就需要揭示经济体制、经济运行机制中存在的矛盾,探讨解决办法。不深入这方面的研究,就不可能完成历史赋予政治经济学作为改革的理论支撑的任务。我们应该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运行机制的学说,占领经济运行层次这块阵地,不能把这块阵地拱手让给西方经济学。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经运行学说,当然可以吸收西方经济学中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但决不能照搬,必须进行批判、扬弃。

谈到经济运行层次的问题,必须牢牢把握经济运行机制是具有两重性的:一方面,它反映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一般的要求,因而不同社会制度具有共同之处;另一方面它是在一定社会制度中运行的,同社会基本制度密切结合在一起,而且是从属于社会基本制度(社会基本制度的内涵就是社会经济关系)的,是社会基本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因而必须反映社会基本制度的特点和要求,为巩固和发展基本制度服务。在现实生活中,脱离基本制度而独立存在、孤立运转的运行机制是不可能有的。

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运行的学说,必须把经济运行机制如何反映基本制度的特点和要求说清楚,这一点恰恰是当前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薄弱环节。

我们举一些例子吧。

比如企业管理制度。这是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曾经指出,资本主义企业管理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是科学地组织劳动的职能,即把各种生产要素合理地组织起来,使之从潜在的生产力变成现实的生产力,这反映的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是资本榨取剩余价值的职能,资本家通过企业管理,在生产过程中迫使工人生产剩余价值,并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我们可以学习资本主义企业管理制度中反映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内容,但必须扬弃其反映资本榨取剩余价值的内容,决不能简单地照搬。这项工作显然做得不够。

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制度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它怎样反映社会化大生产一般的要求?这方面研究得比较多,但它应该怎样反映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性质、特点和要求?这方面研究就不多了。毛泽东对此进行了长期的探索。他总结鞍山钢铁公司的经验,明确提出“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领导干部、技术人员与工人相结合),把它定为“鞍钢宪法”。他认为,社会主义企业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应该是这样的:对领导人来说,“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对企业管理人员来说,要“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对工人来说,要保证工人参加企业的管理,真正体现工人是企业的主人。他指出:“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是自己的,而是干部的。”“不能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用做工作,就自然会出现劳动者和企业领导人员的创造性合作。”“鞍钢宪法”真正体现了工人是企业的主人、是国有企业的主人翁,体现了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搞好企业。这种企业管理制度才是社会主义的,它既反映了社会化大生产对企业管理的要求,又反映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特点和要求,反映了全民所有制的性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沿着毛泽东的思路,继续研究和探讨反映全民所有制性质和要求的企业管理制度,摒弃照搬西方企业管理制度的做法。

又如市场经济问题。市场经济是发达商品经济基础上形成的经济运行机制,它作为发展生产的方法、调节经济的手段,是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的东西。市场经济有它自己的质的规定性,对市场经济一般、共性方面的研究比较多。但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市场经济不可能独立存在,它总是在一定社会制度下运行,总要同一定的社会基本制度相结合,因而总要反映某种社会基本制度的特点和要求、为某种社会基本制度服务。当它同社会基本制度相结合,就会显示出它的特殊性。例如,关于竞争问题。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无论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还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只要实行市场经济,企业之间都必然是竞争关系。但是,私有制企业之间与公有制企业之间的竞争应该是有区别的。在私有制条件下,企业之间的竞争是你死我活的,资本的本性是最大限度地追逐剩余价值,资本家绝不会顾及其他资本家的利益。公有制企业之间,情况应该有所不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企业是一个具有自己经济利益的独立实体,企业之间当然是竞争关系,但是由于都是国家所有,所有者是同一个,企业经营都是为全体人民谋利益,因而企业之间除了竞争关系外,还有合作的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建立一种机制,保证公有制企业之间实现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不应该把公有制企业之间的竞争搞成“你死我活”的关系。

关于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市场经济必须保护知识产权,否则会影响企业研发新技术的积极性,阻碍技术进步。资本家是唯利是图的,占领技术上游的企业必然严格封锁先进技术,利用知识产权保护,以便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企业也应该保护知识产权,但是,它们还面临一项共同的任务:尽快推广新技术,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率,更好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不允许借口保护知识产权,妨碍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建立既保护知识产权又积极推广新技术这样的机制,才能反映公有制的特点和要求。

关于劳动力流动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是按市场原则配置的,可以自由流动。但公有制基础上的劳动力流动机制应该与私有制基础上的有所区别。私有制企业里,人们只是追求个人的经济利益,而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里,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应该统筹兼顾,而且当两者发生矛盾时,个人利益应该服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这是由公有制这种经济基础决定的新型利益关系。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应该按照这种利益原则建立劳动力流动机制,而不能简单照搬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劳动力流动机制。

关于投资机制问题。在市场经济下,市场是资本这种生产要素配置的决定性机制。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配置方式与资本主义条件下是有原则区别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私人企业的投资决策完全由资本家根据自己对市场情况的判断做出,资本的配置完全是由市场自发地、盲目地调节的,处于无政府状态。社会主义社会则不同。由于公有制的生产资料是全民的财产,国家作为所有者必须对所有的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负责,因而国有企业的投资决策不能完全由市场自发地摆布,国家应该根据人民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对资本的配置进行宏观调控。国有企业不仅要根据市场的变化,而且要根据国家的产业政策和宏观调控的政策,来决定投资的方向,使各个部门的比例关系保持平衡,避免重复建设,防止盲目的无政府状态。

概括起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要研究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社会经济关系,又要研究经济具体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组织经济关系,而组织经济关系又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反映生产、交换、分配一般的要求;另一方面,它又从属于社会经济关系,要反映和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点和要求。过去我们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往往只注意研究社会经济关系,较少研究具体的组织经济关系,而研究组织经济关系,又往往忽视它是如何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点和要求的这一方面。

三既要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般性问题,更要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殊性

党的十七大、十八大都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赋予鲜明的中国特色。这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上就是科学社会主义,这是社会主义的共同性,抛弃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就不是社会主义。但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具体实现形式上,必须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进行探索,应该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是社会主义的特殊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共性与特殊性的统一。这一论断是与上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时提出的共同规律与民族特点相结合的观点完全一致的。那时毛泽东提出,任何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必须遵循共同规律,走十月革命道路,但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要根据自己的特殊条件,寻找自己的实现共同规律的途径,走自己的路。抛弃共同规律,不走十月革命道路,这是修正主义;不顾本国具体国情,照搬别国模式,这是教条主义。两者都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极大的危害。

把这一方法论原则运用到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上来,那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方面,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理,离开这一点,就不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有自己的特点,因为它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般规律在中国条件下具体实现的经验总结。前一方面,我们研究得比较多,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关键是怎么把中国特色表达出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晶。这“中国具体实际”指的是什么?按照十七大和十八大的说法,它既包括中国国内的实际,也包括当前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的实际。后者主要影响中国的对外经济联系。我们着重考察国内的实际。

就国内来说,我们最大的国情是:我国尚处在而且在一段时间里仍将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一定意义上,实质上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经济学。它的主要特点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决定的。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一定范围内,即对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这个范围内,具有普遍意义。因为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很难越过初级阶段,直接进入发达阶段。

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以后。有一段时间里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处在什么发展阶段上缺乏清醒的认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仔细研究了这个问题,在党的十三大上作出了明确的回答: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论断。

十三大是怎么论证这个问题的呢?

十三大的决议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是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社会化、现代化。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就是要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十三大详细描述了当时中国的实际情景:

【“我国当前的情况是,一方面,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已经确立,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已经消灭;另一方面,人口多、底子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居于世界后列。突出的景象是:十亿多人口,八亿在农村,基本上还是用手工工具搞饭吃;一部分现代化工业,同大量落后于现代水平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工业,同时存在;一部分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同广大不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同时存在;少量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技术,同普遍的科技水平不高,文盲半文盲还占人口近四分之一的状况,同时存在。生产力的落后,决定了在生产关系方面,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所必需的生产社会化程度还很低。”

从这一实际情况出发,十三大提出,在经济方面,社会主义社会并不要求纯而又纯,必须“要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最大的特点,也是根本的特点。这是分析一切具体经济问题的根本依据。

公有制经济为主体、非公有制经济为补充,意味着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既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又有非社会主义因素(其中主要的是资本主义因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因素并存的社会,既有公有制经济,又有私有制经济;既有按劳分配,又有按要素分配;既有以满足人民需要为目的生产,又有以追逐剩余价值为目的的生产;既有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在起作用,又有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在起作用。这就是说我国的社会主义“还不够格”的原因。

既然存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因素,怎么能叫社会主义社会呢?毛泽东告诉我们一个分析社会性质的方法论原则。他说,在一个存在多种矛盾的综合体里,总有一个主要矛盾,它规定着、制约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事物的性质就是由主要矛盾的性质决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两种因素,归根结底是生产力水平不高、发展又不平衡造成的,这是不可避免的。但社会主义性质的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在整个经济运行过程中起主导作用,这就决定了我国社会性质是社会主义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论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社会主义因素与资本主义因素的客观条件,说明它的客观必然性,同时要阐明两者的相互关系以及发展趋势:一方面,它们之间存在合作的关系,各自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自己的贡献;另一方面,这两种因素,性质不同,它们之间必然存在矛盾和斗争。这种矛盾和斗争集中表现在两种因素争夺主体地位上。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壮大,它们不安于补充地位了,竭力想转变成主体。学术界散布的各种把国有经济妖魔化的言论,鼓吹私营经济效率高、私营企业主是“社会最能干的精英”,都是为争夺主体地位制造的舆论。他们争夺主体地位的斗争是得到西方国家支持的。在这方面国内外资产阶级是相互支持的。

社会主义因素与资本主义因素并存以及它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应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关键问题。从静态来说,我国出现的一切经济现象,归根结底是这个问题造成的,不抓住两种因素并存及其矛盾,就不可能揭示经济现象背后的本质;从动态来说,这种斗争关系到我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前途。两种因素并存及其斗争,使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确实存在朝哪儿走的问题,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斗争的结局取决于两种因素的力量对比。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最终解决,也许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直存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回避这种矛盾和斗争,因为它是客观存在的,而应该正面阐述如何处理这种矛盾和斗争,从中得出一些带规律性的结论。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社会,它带有过渡性,而不是僵化的、凝固的。问题是往哪儿变,无非是两条道路:或者向社会主义的较高级阶段发展,未来发展到共产主义;或者像苏联东欧国家那样倒退到资本主义去。这个问题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躲是躲不开的,我们应该正视它,把它当作一个重大问题来研究。全部经济工作都要明确一条:我们是把当前的现实纲领与最高纲领统一起来的,我们所采取的任何措施都是向最高纲领迈进的一步,而不是背离最终目标。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共产主义这一最终奋斗目标,就可以保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较高级阶段发展,而不会像苏联东欧国家那样倒退到资本主义去。

四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从所有制出发

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肯定了教科书从所有制出发的写作方法。他说:“苏联教科书的整个结构是从所有制变革开始的,这样一种写法,原则上是可以的。”“我们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可以从所有制出发”。“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经济,也主要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研究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如何决定产品的分配。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私人性质是基本矛盾,这个矛盾表现为商品的两重性。所以,马克思从商品出发,来揭露商品这种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的人与人、阶级与阶级的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虽然还有两重性,但是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由于劳动力已经不是商品,社会主义商品的两重性已经不同于资本主义商品的两重性,人与人的关系已经不再被商品这种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如果照抄马克思的方法,从商品出发,从商品的两重性出发,来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反而可能把问题模糊起来,不容易使人了解。”

马克思恩格斯是十分重视所有制的。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人们要生活,就必须进行物质生产。人们不是单个孤立的个人从事物质生产的,而要组织成一定的社会关系才能生产。在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中,谁占有生产资料,谁就处于优势地位。他可以凭借生产资料的所有权,驱使丧失生产资料的劳动者进行劳动,并无偿地占有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产品。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体系的基础,也是整个社会关系的基础。一个社会的性质,就是由占主体地位的所有制性质决定的。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在谈到工人阶级乃至全人类获得解放的共产主义运动时,强调所有制问题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实行彻底的决裂”。他们提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恩格斯总结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指出社会革命虽然是政治行动,但归根到底是为了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他说,

【“迄今的一切革命,都是为了保护一种所有制以反对另一种所有制的革命。它们如果不侵犯另一种所有制,便不能保护这一种所有制。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是牺牲封建的所有制以拯救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的确,一切所谓政治革命,从头一个起到末一个止,都是为了保护一种财产而实行的,都是通过没收(或者也叫作盗窃)另一种财产而进行的。”】

这段话确切地阐明了生产资料所有制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

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把所有制问题放到首位。一切淡化所有制的想法都是错误的。“不问所有,只问所用”,是会把整个研究工作引到邪路上去的。

由于分配直接关系到人们的切身利益,在实际经济生活中,人们往往更关心分配问题。以至有的经济学家提出,应该确立分配问题在经济学中的中心地位。这种看法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决定分配,不但就对象来说是如此(只有生产出了产品,才能进行分配),而且就分配方式来说,也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分配,作为生产关系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由所有制决定的。离开了所有制,分配问题是说不清楚的。马克思曾经批评,拉萨尔主义者把社会主义描绘成主要围绕着分配问题兜圈子,这是“仿效资产阶级济学”的“庸俗社会主义”。

毛泽东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决定分配、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的原理。他在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对研究分配问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必须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出发来研究分配问题,即联系生产条件的分配来研究消费品的分配。他批评教科书撇开生产资料的分配(也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来谈论消费品的分配,并把消费品分配当作决定性的动力这种观点,指出:

【“这是一种分配决定论的错误观点。就以分配问题来说,按照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分配首先是生产条件的分配,生产资料在谁手里,这是决定性的问题。生产资料的分配决定消费品的分配。教科书在这里不讲生产资料的分配,只讲消费品的分配,并且把消费品的分配当作决定性的动力,这是对马克思上述正确观点的一种修正,是理论上的一种极大的错误。”

这实际上也是我们目前在分配问题上常见的错误研究方法。

在市场经济问题上,我们也应该把所有制放到首位。市场经济只是发展生产的方法、调节经济的手段,关键是谁来用这种方法、手段,为什么目的来运用这种方法、手段。这就是所有制问题。相对于所有制来说,市场经济是第二位的、从属的。不能撇开所有制,就市场经济研究市场经济。一定要记住,我们的市场经济前面还有“社会主义”四个字。我们要研究的是,市场经济是怎样在公有制基础上运转的,它怎样为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服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重视所有制问题,把所有制作为研究的出发点。

【周新城,察网专栏学者,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原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17年第8卷第3期,授权察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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