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我国文艺生态审思——基于主旋律文学的视角

主旋律文学主要指被普遍认为反映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包括其弘扬的社会主流价值),同时也得到国家意识形态部门扶植的小说、电影、电视剧、戏剧等文学作品。新时代需要主旋律文学体现主流意识形态的“人民性”“社会主义”和“中国”特征。新时代主旋律文学面临的文艺生态困境主要有:“人民”的中心地位尚有待加强,社会主义因素受到资本主义因素的冲击和压制,中国主体的建构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以人民为中心”是新时代主旋律文学突破困境的根本途径,具体可从三方面着手:坚持意识形态主体、作家主体、人民主体三者的融合统一;借重中国叙事传统,建构中国人民能够接受的叙事模式;建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逻辑。

新时代我国文艺生态审思——基于主旋律文学的视角

主旋律文学主要指被普遍认为反映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包括其弘扬的社会主流价值),同时也得到国家意识形态部门扶植的小说、电影、电视剧、戏剧等文学作品。从题材类型上看,主旋律文学主要涉及以下一些类型:革命历史与革命战争题材;伟人、英雄、先进人物题材;当代重大现实题材;古代历史题材;当代军事题材。这些题材容易渗透进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因而受到意识形态部门的重视、引导和支持。比如,国家广电总局设有专门的“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办公室”,负责这类题材创作的审批、立项和审查工作,国家意识形态部门已把当代现实主义题材的文学创作纳入主旋律文化战略的实践当中。国家政府部门以各级各类基金项目资助、各种评奖、对重点作品的宣传评论、对一些电视剧给予在电视台黄金时段播放的优先权等方式,对这些作品进行激励和支持。

主旋律文学牵涉意识形态、国家政策、生产机制等多个领域内的复杂权力争夺和缠绕,因而主旋律文学的研究价值超出了纯粹的文学研究领域,具备了解码当代文艺生态内部复杂权力结构的可能。笔者拟从主旋律文学的视角,分析新时代中国文艺生态面临的困境,并尝试提供突破困境的方案。

一、新时代需要什么样的主旋律文学

新时代国家主流意识形态面临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出现了新的变化,因而弘扬主流意识形态的主旋律文学也必须顺应这种变化,从新的着力点入手,为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的功能作出贡献。

(一)新时代需要主旋律文学体现主流意识形态的“人民性”特征

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有一种占据主导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

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当然应该是人民的思想,人民主体性是我国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根本特征。近年来,习近平针对文艺工作始终强调

【“社会主义文艺要以人民为中心”“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

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明确指出:

【“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这一点反映在文化领域,就要求主旋律文学能够为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提供丰富的精神产品,因而时代的主旋律文学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根本创作原则,满足人民的需要,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二)新时代需要主旋律文学体现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特征

进入新时代,我国的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更趋复杂。资本主义文化随着西方文化的涌入和国内市场经济改革而逐渐在中国文化生态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并力图通过各种手段愈来愈广泛地俘获社会主义国家的大众。这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特征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和挑战。对于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动用国家权力打压、封杀别的意识形态不是最佳方法,不仅是因为那样做会被认为是非良性竞争,有可能使原本应该活跃的思想文化领域变得僵化而失去活力,更主要的是,资本主义文化并不是直接出面挑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而是隐藏在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中,以精英和大众的面貌来挑战主流,这就使得情况极为复杂。若使用国家权力进行打压,极易打击知识分子和大众的积极性,使其对主流意识形态产生排斥,从而走向主流意识形态的对立面,更加接受资本主义文化提供的意识形态想象。这就恰好中了资本主义文化的圈套。更为可行的办法或许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争夺文化领导权,即不是通过国家权力打压和封杀对手,而是通过读者或观众发自内心的认同来争取大众自发性支持国家主流文化,从而抵制资本主义文化。优秀的文艺作品能够通过生动、形象的艺术手段打动人,从而使得作品承载的文化观念自然而然地深入人心,因而主旋律文学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在多元文化格局和意识形态斗争中达到“政治无意识”的最高境界,在这样的境界中使得“社会主义”深入人心。

(三)新时代需要主旋律文学体现主流意识形态的“中国”特征

习近平指出:“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文艺作品要“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文艺作品所呈现出的“中国精神”将直接影响中国人民对自己国家的想象性认同,也会影响世界如何看中国。如何认识、描述我们国家自身,如何对外展示我国的国家形象均是新时代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所要解决的问题。主流意识形态的这一功能在很大程度上需依仗主旋律文学作品如何叙述、展示“中国”。这一点在历史题材和当代军事题材的作品中尤为明显。那些以古代历史、现代革命历史作为表现题材的主旋律小说及影视作品对历史的叙述可影响到全体国民对中国传统的共同想象,而这种共同的想象是建构民族国家的根本。近年来当代军事题材中越来越多的作品把中国军队的海外行动作为表现对象,比如“战狼”系列,《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等,这些作品直接叙述中国军事力量在海外的行为,从这个角度一方面构建了中国人民对“中国”这一角度的想象,另一方面,这些作品由于在海外播放和上映,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形象。这些作品所呈现出来的“中国”形象,将直接决定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在国内、国际被接受的程度和能否取得文化领导权。

二、新时代主旋律文学面临的文艺生态困境

(一)“人民”的中心地位有待加强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以及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都强调社会主义文艺要以人民为中心,文艺要反映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作为弘扬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主旋律文学应该努力使得人民处于文学的“中心”地位。然而到目前为止,在这方面,主旋律文学仍有提升的空间。以被视为“主旋律”文学重要激励机制之一的“五个一工程奖”为例,第十四届五个一工程奖(2014—2017)共奖励了67部作品,其中有43部是广义的文学性作品(电影、电视剧、戏剧、小说),其中反映当下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作品共4部:电影《塔克拉玛干的鼓声》,电视剧《鸡毛飞上天》《马向阳下乡记》,长篇小说《花儿与歌声》,占比远低于近现代革命历史题材和伟人、英雄、先进人物题材。即使在这占比极少的几部写普通人日常生活的作品中,人民也很难说是处于“中心”地位,这些作品大多采用了一种自上而下的视角,“人民”成为一种被叙述的对象,而不是“人民”在发声。在这种叙事模式中,作品常常按照某种意图有选择地选择特定的面向展露出来,而真实“人民”的丰富性却处于被遮蔽的底层,比如电视剧《马向阳下乡记》展示了农村村民的生活状态以及他们应对生活中的苦难所依仗的中国民间生存智慧,但作品中“土地流转”的主线却被“资本逻辑”打破了,“土地流转”中民间伦理道德基本没有发挥作用,完全是依靠利益交换的资本逻辑解决其中的问题。“土地流转”和资本逻辑结合到一起将民间的伦理、价值排挤到了边缘状态。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人民群众生活中一些受到关注的问题在主旋律作品中基本上是缺席的,主旋律作品似乎在有意回避这些问题。人民群众生活中最受关注的一些问题常常被理解为是负面问题,如果创作者把握得好,则能够更加透彻地弘扬主流意识形态,使得人民更加接受主流意识形态,但如果把握得不好,则有可能走向“主旋律”的反面,造成主流意识形态与人民之间的矛盾。遗憾的是,绝大多数作品为了避免出现后一种可能性而放弃了追求前一种可能性的努力,选择了对这些问题的回避。比如周梅森的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2017年同名电视剧热播),这部反腐题材的作品融入了人民的日常生活,除了反腐这条主线索外,电视剧还有另一条线索:大风厂的重建,这是和当下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一个主题,然而遗憾的是,这一条线索不仅被极大地简化了,而且支离破碎,没有呈现出自身的完整逻辑。大风厂的重建这一线索如果完全展开,可能会触及许多复杂的难题,比如国企破产后工人的生活、心理状态,过激言论和行动等,或许是出于规避风险的考虑,《人民的名义》在这条线索上省略了很多内容。然而这些问题如果处理得好,不仅可以使作品更加丰富完整,更可以化解人民和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增进两者间的理解和融合,从而更好地完成主旋律的任务。

(二)社会主义因素受到资本主义因素的冲击和压制

首先,从作品的生产过程来看,主旋律文学作品出于争夺文化领导权的需要,早已开始了大众化的策略,而市场经济环境中的大众化又早已染上了商业化的色彩。于是,主旋律文学作品在和商业化的联系中出现了主旋律商业化和商业化主旋律两种形态。

主旋律商业化即指主旋律文学走商业化道路,通过商业化路径实现弘扬主流意识形态的目的,许多主旋律小说被改编成影视作品、主旋律题材走商业化路线成为“主流大片”进入追求票房的院线和追求收视率的电视台播放。在这个主旋律文学大众化、商业化的过程中,主旋律文学也无可避免地遭受到了来自资本因素的挑战。仅有少数作品在商业化过程中实现了使主旋律在大众群体中深入人心与成功赚取商业利润的双重统一,大多数作品都因资本因素的控制而削弱了主旋律的力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资本逻辑对主旋律文学的冲击。民间资本投资拍一部电视剧必须保证能够卖给电视台或者网站才能盈利,而市场化条件下,电视台以收视率为第一原则,网站遴选网络剧以流量为最高标准,而电视台和网站对一部尚未播出的电视剧作品能否热播的判断依据主要是明星多少和投资额。主旋律文学无论是出于商业目的,还是出于尽可能多地获得文化领导权的意识形态目的,对收视率、票房网络流量的追求都无可避免。在大众娱乐文化已深入人心的当下,利用在大众群体中享有高人气的明星把大众吸引到革命历史故事中或许是一个可以尝试的办法。因而和市场化大潮中的影视剧制作一样,主旋律文学影视作品的投资大部分都被明星的片酬所占据,真正能够用于拍摄、编剧、制作的资金被压缩得很少,有业内人士指出:“如果要投资160万拍电视剧,两个明星就拿115万,其他演员20多万,真正投入到拍摄的资金只剩下20万了,这样的资金投入比怎么可能产生优秀的电视剧!”虽然主旋律文学也有过竭力摆脱这种投资结构的努力,被称为“主旋律中的主旋律电影”的“建国三部曲”的第三部《建军大业》,延续了之前两部《建国大业》《建党伟业》一方面大量用明星来演绎革命历史,一方面大幅度压缩明星片酬的做法,这样虽然打破了资金被巨额明星片酬所消耗殆尽而无法保障精致制作费用的困境,但这部片子仍然被“明星”所牵绊,虽然避免了和之前的《建党伟业》那样几乎完全以明星镜头来解构整个电影叙事从而使得电影的叙事非常干瘪,却仍然因串场明星太多,整体“枝蔓太多,串场人物太杂,主要人物反而被淹没了”。这说明《建军大业》仍没能从根本上摆脱资本逻辑的制约。

商业化主旋律是指商业作品利用主旋律的资源,把之前已经具有很大影响力的主旋律文学作品按照商业目的进行改编,利用主旋律IP赚取票房、收视率或流量。这种情况下,资本因素的介入有可能把主旋律题材中的主旋律因素抽空,使得商业化改编后的主旋律文学产生和主旋律相反的效果:非但不能弘扬主流意识形态,反而强化了商业意识形态。比如2014年根据主旋律IP改编的电影《智取威虎山》就是如此。原来的红色经典故事情节中的“夹皮沟土改”这一重要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色彩的内容在电影中彻底被删除,座山雕的军火库在原著当中是国民党为了收编土匪以对抗我军的,而在电影中这一军火库变成了张作霖留下来的。如此改编的用意昭然若揭。在电影的结尾,英雄的后代突然说:其实杨子荣救太奶奶还可以有另外一种情节,然后他发挥想象力想出了一出杨子荣与座山雕的飞机大战。这一情节的出现起到了两方面的效果:一是引入了飞机大战这种经典的好莱坞电影模式,商业化压倒了红色故事;二是这个叙述暗喻其实杨子荣的英雄事迹都是想象出来的,严肃英雄故事的崇高性随即被消解了。在这样的改编下,主旋律因素被商业意识形态压制、驱逐。

其次,从作品的内容来看,在当下的文艺生态中没有形成“社会主义想象”的完整结构。这一点在反映当下生活的现实主义题材作品中尤为明显。许多文艺作品呈现出的生活场景和价值取向、意识形态都带有“资本主义”因素,而少有甚或没有提供能够把观众或读者带入“社会主义”情境中的内容。已经有都市商战题材的作品受到国家奖励并被一致认为是关注现实题材的主旋律文学作品,比如荣获“五个一工程奖”“金鹰奖”等多项奖励的电视剧《鸡毛飞上天》。从总体上看,这部作品张扬了家庭和亲情的重要意义,弘扬了诚实守信、互利共赢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在社会主义价值观“诚信”和资本的“利”之间,作品极力弘扬前者、批判后者。在这部作品中,由于“主旋律”因素的存在,资本的因素被极大地遏制,但一些不经意的细节仍残存资本因素冲击社会主义因素的痕迹,对作品努力营造的社会主义想象的完整性造成了负面影响。

(三)中国主体的建构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

进入新时代以来,随着中国国力和海外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中国介入国际事务日益增多,当代军事题材(海外军事行动)的主旋律作品中中国崛起的故事已经开始取代年代久远的古代历史故事,成为建构中国形象和中国主体的主旋律叙事图景,这些作品往往涉及中国与国外的联系,因而更具有叙述中国形象和建构中国主体的天然优势。然而,在有些作品中,被安置在“中国”这一位置上的并非是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所设想的那个“中国”,而是从西方国家挪用过来的内容,这就使得这些作品所呈现的“中国”却具备了别国的特征,而丧失了“中国”的特征。

以近年来热映的《战狼》《战狼2》《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等一致被认为是主旋律题材的电影为例,这些影片不单是在电影制作手法等形式因素上借鉴好莱坞的方法,其中有些作品甚至在精神内核上也深受其影响,从而使得中国文化传统和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价值都受到了冲击。《红海行动》中,队长对队员隐瞒了狙击手重伤致残的消息后,舰长对队长说不该隐瞒,并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你是队长,不是家长。”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承载形态之一就是“家庭”,立足中国读者的作品有很多利用了这一传统文化心理结构,在作品中布置了“泛家族模式”,从而对中国读者产生了吸引力,因而舰长的那句话显然是指承载中国传统文化的家庭和泛家族模式。而且,那句话使得《红海行动》中中国军队的意识形态特征被解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首长不仅是军事意义上的长官,更是要对士兵做思想工作的“家长”,中国军队的主官一直有两个角色:军事首长和政委(或指导员),后者的角色更接近于“家长”。以此为线索解读《红海行动》会发现,整个影片中,中国军队的中国特征被清除了,难怪有评论者觉得该片中的中国军队更像是“套上了中国军装的美军”。《战狼2》《红海行动》这些作品都是以真实的事件作为基础:利比亚撤侨、也门撤侨,但在叙述撤侨故事的时候,这些作品都把故事的重心从撤侨转移到了反恐,而反恐是美国对外的政治行为,这就使得中国的对外政策也变得非常接近美国的对外政策。《战狼2》在“反恐—撤侨”中还是体现出了一些中国元素,军队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冷锋等中国军人为了营救人民不惜牺牲一切,营救对象甚至包括非洲的小男孩及其母亲,中国文化中的兼容并蓄、以和为贵等元素展现得非常充分,而《红海行动》中这些中国元素却难觅踪迹,军队只是执行任务,丝毫没有和人民的血肉联系,队长杨锐面对女记者的救人请求时,只冷冷地说了一句:我们的任务只是救你。在豆瓣上,对《红海行动》的评分却要高出《战狼2》许多,截至笔者定稿时,前者为8.4分,好于85%的战争片,好于97%的动作片;后者为7.1分,好于66%的动作片。这样的评价结果某种意义上反映出主流意识形态的尴尬处境:更接近主流意识形态要求的作品在观众中的认同度低于符合西方价值观的作品。这会影响人们对自己国家的想象性认同,以及世界对中国的认识,需要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和必要的警惕。

三、以人民为中心:新时代主旋律文学突破困境的根本途径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这不仅是对主旋律文学提出的要求,同时也给主旋律文学突破上述困境指明了方向。上述文艺生态困境,从本质上讲,都是为资本谋利益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蔓延、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文化影响力尚不够强大所造成的,解决的根本办法就是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文化体系并在中国社会展开,而在主旋律文学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原则是核心途径。

(一)坚持意识形态主题、作家创作意识、人民主体三者的融合统一

主旋律文学必须符合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因而主旋律文学基本都是书写意识形态主题。但这绝不意味着主旋律文学就是简单、生硬地图解主流意识形态,而应当通过作家的艺术创作变成具体形象的文艺作品,其中作家如何创作加工以及采用什么样的艺术手法在改革开放后的文艺环境中是有充分自由度的,这就意味着作家群体在主旋律文学创作中是一个真实、能发挥作用的存在,而非简单的传声筒,作家应该有自己的创作意识。社会主义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根本目的是为人民服务,社会主义国家的文艺政策一直强调“为人民”,因而人民在主旋律文学中处于主体地位。因而,意识形态主题、作家创作意识、人民主体三者应融合统一在主旋律作品中。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三者融合得好,才是合格的主旋律文学作品。主旋律文学创作中的种种问题,很多都可以从中分析出原因。比如不少人认为主旋律文学只要和意识形态保持一致,甚至认为主旋律文学仅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文学,于是放弃作家的创作意识和人民主体性,不在创作上下功夫,也不倾听人民的声音,“以一种投机取巧的方式来处理主旋律的创作,以为只要抓住了一个主旋律的题材,就能得到有关部门的承认”。这样的认识下创作出来的作品就会成为图解意识形态的干瘪作品,毫无艺术性可言,人民群众也不会喜欢。这种类型的作品数量如果多了还会引起社会上对主旋律文学的误解,以为主旋律文学就是只图解意识形态主题而无艺术性和自由创作精神的作品,从而产生一种恶性循环:人民不愿意看主旋律作品,看重艺术性的作家拒绝进行主旋律创作,从而主旋律文学更少有精品……上述问题是只重意识形态主题而忽略作家创作意识和人民主体造成的。如果只重作家创作意识,而忽略意识形态主题,就会偏离主旋律文学的要求,变成纯文学创作,如果同时还忽略了人民主体,那就甚至有可能被资本文化逻辑所操控,看不清正确的方向。前文所说的主旋律文学面临的资本主义因素蔓延、中国主体被西方主体鸠占鹊巢等困境的根底,大体都在这里。

如何在主旋律文学创作中达到意识形态主题、作家创作意识、人民主体三者的统一,不片面强调其中之一而偏废其他,在这方面有些主旋律作品提供了一些可供借鉴的经验。范小青201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桂香街》是典型的主旋律题材:歌颂先进人物的模范事迹。这部小说是主流意识形态力量介入其中来主导的,常州市委、市政府希望范小青写一部作品宣传居委会干部许巧珍的先进事迹。“常州市委宣传部和常州市文联给予了我大力的支持、帮助和鼓励”,但范小青并没有放弃作家创作意识和人民主体性,简单地图解这一意识形态的政治要求。首先,许巧珍的事迹在几十年前就打动过范小青,这就为作家自主意识的出场提供了可能。范小青在自己真实记忆的基础上,在小说中利用一种“寻找”的叙事模式来完成对先进事迹的叙述。正是因为这种“寻找”的叙事模式使得民间世界得以真实地呈现出来,而不是被作家叙述出来,这就避免了作家自主意识遮蔽人民主体性。由此,我们在《桂香街》中能够看到民间世界中的真实面向:问题牛肉、城管打人等看似和主旋律不一致,但仔细分析会发现这种表面上的不一致正增强了本质上的一致,居委会的作用在这种不一致中凸显出来,这种不一致越发使先进人物事迹增加了感人的力量,最终体现出的是主流意识形态的人民性立场,从而使得意识形态主题、作家创作意识、人民主体三者和谐地融合在一起。

在国家政策不对作家创作横加干涉的文艺创作环境中,意识形态主题和作家创作意识在作品中共存并非难事,但人民主体能否真正落实就需要注意避免作家创作意识遮蔽人民主体。因为人民在作品中是不能直接叙述自己的,只能通过作家来叙述,因而有些研究者认为人民在大多数作品中都未能成为主体,只是被一些作家站在道义的立场上表达了同情和关注而已。这样的看法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可过于绝对化,事实上还存在使作家意识不遮蔽人民主体,并帮助人民主体性在作品中确立的可能性和文学实践方法。除了《桂香街》中的“寻找”模式外,还有在作品中直接引入民间文本的方法使得人民不被遮蔽而直接出场。比如2015年出版的张新安的长篇小说《巨岩碎涛》、2017年出版的孟宪明的长篇小说《花儿与歌声》都在作品中直接引用了大量民谣。《花儿与歌声》出版后获得了第十四届“五个一工程奖”,被一致认为是一部感人至深的弘扬真善美的主旋律作品。其中值得注意的一个原因是,这部小说用了很多方法使人民所置身的民间文化以原本真实的面貌呈现出来,全书用了数十首民间歌谣,很多时候直接用当地方言叙述人物对话,最大程度地保证了民间自己的出场,在这种原生态的民间环境中,真善美的主旋律和人民内心的真挚情感及作家的情怀三者融合在了一起。张新安的《巨岩碎涛》中也大量采用了民间歌谣,这些民间歌谣不仅让民间的声音直接发出来,而且和主旋律保持了一致,比如有的民谣是直接批评资本逻辑的:“钞票、钞票/是谁发明了钞票/你变黑成白、变丑为美……”“有钱的王八大三分,没钱的博士门脚蹲;不信君看筵中酒,杯杯先敬有钱人……”也有民间的朴实歌谣看似抱怨,其实更加强了对先进人物的歌颂(这正是主旋律内容之一):“有女莫嫁警察郎,一年四季守空房;十天半月回趟家,脱下一堆脏衣裳。”

意识形态主题、作家创作意识、人民主体的统一还会遇到一个突出的障碍性因素,是现实生活中的负面问题。习近平曾指出:“生活中并非到处都是莺歌燕舞、花团锦簇,社会上还有许多不如人意之处,还存在一些丑恶现象。对这些现象不是不要反映,而是要解决好如何反映的问题。”如何表现、要不要表现负面问题,对主旋律文学而言是值得探讨的。负面问题的表现一旦处理不好,很容易造成人民对社会主义文化的反感、疏离。许多主旋律文学作品在这一问题上没有用辩证的态度直面这一难题,而是选择简单化的处理方式:在作品中全面约束而不放开,对一些敏感性的内容一概回避。这和国家有关部门简单化的管理政策也有关联:对于涉及负面问题的作品一概封杀。这样看似在作品中很和谐,但却有可能在人民群众心中留下负面印象,认为主旋律文学都是粉饰太平,甚至是虚假的。主旋律文学是为人民的文学,就应该在作品中充分表达人民的喜怒哀乐,表达人民对阻碍其争取幸福生活各种因素的批判,但要警惕不要把这种批判的矛头指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而应指向其真正应该指向之处,即压迫人民的资本逻辑。西方话语和资本主义文化极力把社会主义国家中资本对人民的压迫混淆、误导成执政者对普通民众的压迫,主旋律文学辨识清楚这一点才能在作品中争取人民的支持,一起对抗资本逻辑,若处理不当,反会被资本逻辑利用从而离间主流意识形态与人民的关系。习近平指出,文艺作品要在反映问题的同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主旋律文学能够实现这一可能性的深层依据正在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追求人民幸福生活、努力实现全体人民梦想的。

(二)借重中国叙事传统,建构中国人民能够接受的叙事模式

主旋律文学肩负着弘扬主流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的任务,所以不能像纯文学那样拒绝市场化环境,只在小圈子中传播,必须在市场化、商业化环境中争夺文化领导权。如前所述,在这个过程中主旋律文学面临着资本因素的侵扰。事实上,主旋律文学可以借重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对此展开文化领导权的争夺。中国人民深受几千年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文化心理结构,这使得中国人民对某些特定的中国传统叙事方式有着天然的亲近感,至少从明清通俗小说开始,能够在大众中广为流传的文学作品大都采用了这些传统的叙事方式,比如泛家族叙事、耦合式叙事等。和西方现代文化重个人的个性和自由不同,中国传统文化重家庭、集体,注重人在家族和集体中的关系。因而,一直以来中国的通俗文学(比如《三言》《二拍》等)大都采用泛家族的叙事模式,即不是描写一个孤独的个人,而是把主要人物放置在一个类似家族的集体环境中。再比如,中国文化强调对仗,强调二元对衬、阴阳互补,因而中国传统的通俗文学作品中也常使用两个人物互补或是两条线索交织的耦合式叙事方法,而《水浒》中宋江和李逵的性格正好是互补性的,有评论家也指出《林海雪原》中杨子荣和栾超家也是互补性的人物结构,其实这样的叙事模式既符合中国文化传统形成的心理结构,又有助于树立正面人物的英雄形象,本来杨子荣的形象过于“高大全”,一般观众不容易接受,但小说设置了一个草莽气息浓重的栾超家,把杨子荣这个正面人物身上所不能有的一些“陋习”全部放到了栾超家身上,这样一方面保持了杨子荣英雄形象的纯正,同时又避免了和大众产生隔阂。这一叙事方法尤其值得主旋律文学在塑造英雄形象时借鉴使用。近10年来畅销或热播的文学作品都有意或无意地采用了这些中国传统的叙事方法。比如在2017年热播的主旋律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之所以创造了极高的收视率,主要原因并不是它的“尺度”有多大,而是更为深层的叙事方法契合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

(三)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建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逻辑

以人民为中心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作为一种文艺创作原则的“以人民为中心”还对应着作品中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逻辑。从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社会精神生产的论述可以看出,马克思所揭示的人类社会运动发展的规律包含着两套并行不悖的逻辑:经济逻辑和文化逻辑,两者各自独立展开又互相影响互相包含,即高度辩证统一。

在中国学术界,“文化逻辑”一词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可追溯到美国马克思主义学者詹明信的文章《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该文指出,文学艺术中的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分别对应着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化逻辑,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后现代主义的碎片化叙事、削平深度、回归平面等创作倾向有利于资本瓦解人的主体性,从而使得人失去对资本质疑、批判和抵抗的可能,于是资本的地位更加稳固了。而新时代的中国社会主义强调“以人民为中心”,是要实现人民的主体地位,必然要建构一套有利于人民的文化逻辑。具体到文学作品的创作而言,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都有可能而且也都产生了优秀的作品,但就一般的普遍性来看,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都强调抽象性、碎片化,从而使得现实生活不能完整地呈现在作品中,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真相及其背后的深层权力关系无法在作品中得以展现,这就使得资本掌握了主导权,可以肆意切割现实生活,在这样的语境中,社会主义文化逻辑就是要重新建构出关于现实生活的宏大叙事,形成对现实生活的完整叙述,这样才有可能展开对资本的批判,人的主体性才有可能确立。因而现实主义应当是主旋律文学建构社会主义文化逻辑的主导性创作方法,只有在现实主义的宏大叙述中展示出当下生活的真实面貌和本质规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逻辑才有可能形成。

要建构现实主义的宏大叙事,主旋律文学作品首先要拓展主旋律文学的题材范围,不能仅限于革命历史、军事等题材,必须把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纳入主旋律文学的题材范围。一般认为,主旋律文学要反映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主要是一种“政治性”文学,当然要集中于和政治紧密相关的题材,那些老百姓的家长里短和政治离得很远的内容不属于主旋律关注的范围。不仅普通大众这样认为,主旋律文学的创作者中也存在这样的看法,因而这些年产生的主旋律文学作品的题材就受到了很大限制。然而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是要实现人民的自由、解放,让人民群众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是社会主义国家最大的政治,主旋律文学绝不应该在题材的选择上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隔绝开来,那样不仅是画地为牢,束缚了自己的手脚,也不符合社会主义文化逻辑的规律。习近平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他还专门讲到了社会主义文艺离不开人民,社会主义文艺要“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始终把人民的冷暖、人民的幸福放在心中,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在自己的笔端”。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与传统的“主旋律”并不冲突,事实上已经有主旋律作品证明了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可以在主旋律的视角下得以展现。比如《人民的名义》中国企工人的生活状态在“反腐”这一主旋律视角下也得以展现。《鸡毛飞上天》中几代企业家的创业故事在时代主题(改革开放、“一带一路”等主旋律)中得以展现,《桂香街》中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在歌颂先进人物的主旋律中展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些重大时代主题和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结合起来在作品中得以展现的同时,就有可能使社会主义价值观得到弘扬,有可能使“社会主义是努力为人民争取幸福生活”这一曾被资本逻辑所遮蔽的真相得以重新浮现出来,并获得广泛认同。事实上,主旋律文学关注人民生活既是体现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要求,又有利于主旋律文学获得人民的关注和认同,从而更好地弘扬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在现实主义作品的写实叙事中,要注意用辩证思维避免犯简单化的错误。从本质上讲,社会主义文化追求的是人的自由、解放,资本主义文化力图把人置于资本的控制之下,看起来似乎社会主义文艺是自由、不加限制的,而资本主义文艺则是充满限制和规约的,然而实际情况却非常复杂。资本主义文化打着市场化的幌子,在放开和纵容中完成了资本对人的控制,在欲望宣泄的快感中使人不知不觉成了资本的俘虏,资本利用人的欲望放纵把人的理性思考、对美的追求、对恶的批判彻底封存,使人完全臣服于资本的统治。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过程中常表现出各种各样的约束和限制,其实社会主义文化是要通过遏制资本的因素和手段把人从资本的束缚和控制中解放出来。资本通过放纵控制人,社会主义文化通过约束解放人,这需要辩证地理解。体现社会主义文化精神的主旋律文学要特别注意这种辩证关系,否则极易事与愿违。既不能因追求解放而走上放纵的道路,那样正好着了资本主义文化的道,资本就可能趁机肆意妄为;也不能因约束过度而限制了个性和自由,那样就重蹈了极左时代的覆辙,文艺中蕴含的生机就会被扼杀。正确的方法无法在理论上预先规定,而只能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通过辩证思维和高超的话语策略来实现。

主旋律文学是由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召唤出来的一种文学形态,它和纯文学、大众文艺共同支撑起了新时代文艺生态的基本格局。新时代社会主义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强调的“以人民为中心”指出了新的方向。于是笔者依托社会主义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立场,从主旋律文学的视角对新时代文艺生态作了以上分析,期望这一社会主义的立场能够指引我们在文艺创作领域内找到战胜资本压迫的道路并最终通向人类全面解放的自由王国。

【作者:刘子杰,上海大学社科学部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智库——强国战略与话语权研究中心讲师,博士。本文原载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8年第10期,授权察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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