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节约运动的治腐功效及其当代启示

倡导勤俭节约是整肃党纪、提高工作效率和反对铺张浪费的有效举措。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党和政府在全国开展节约运动,即节减国家预算,遏制浮华奢靡;反对请客送礼,杜绝高标准接待;压缩集团购买力,保持艰苦奋斗本色;压缩编制,精简机关人员;厉行节约,树立节俭的良好风尚。不但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更显示出以俭克腐的功效。这一活动对于当前党员干部克服官僚主义,加强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持之以恒地反腐倡廉,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意义。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里总结巴黎公社原则时,多次提到“廉价政府”的概念,“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这一口号”[1],“公社能使农民免除血税,能给他们一个廉价政府”[2]。指出无产阶级政权要建立“廉价政府”,而不是“高薪政府”。在当代中国,有人片面推崇新加坡政府“高薪养廉”的反腐经验,这是违背马克思原意的。事实上,“高薪养廉”并不具备神奇的遏止腐败的功效。与新加坡的做法相比,新中国开展的以节约运动克服贪污腐败的实践,更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更富有成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全党持之以恒地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贯彻落实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之际,回顾总结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节约运动的以俭克腐功效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财经困难成为横亘在新生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严重障碍。党和国家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将勤俭建国作为我国的建设方针,相继发动了一系列的增产节约运动。比如,1950年,为支援抗美援朝战争而在全国普遍开展了增产节约运动,引发了1951年底到1952年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1953年下半年,党中央号召开展节约运动以解决财政赤字问题;1954年,开展了以节减国家机关经费、精简国家行政机构、适当地减少编制人员为内容的节约运动;1955年,国家在建设领域开展节约运动;1959年8月16日,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勤俭节约号召,作出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上述节约运动具有整肃党风党纪、提高工作效率和反对铺张浪费的功效。

一、节减国家预算,克服“官气”,遏制浮华奢靡现象

国家各项开支来自国家预算。国家预算反映了政府的活动范围和方向,是国家配置资源的重要方式和调控社会经济运行的重要手段。国家预算经过权力机关批准后,还要受到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和审查,具有法定意义和可控性。从国家预算入手,提倡节约精神,对防止奢靡浪费现象具有釜底抽薪的作用。

节减国家预算,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中提出的关于节省政府开支、建设“廉价政府”的思想。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在增加建设性开支和投入的同时,压缩国家机关的开支。国家建设支出(包括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建设)在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由1952年的59%增至1957年的64.17%,而国家机关支出(包括国防费和行政管理费)所占的比重,则由1952年的36.3%降至1957年的25.63%。1958年,国家预算的总要求是行政费用继续保持节俭,最多维持在1957年的水平,“无论是经济部门、文化教育部门和其他部门,都必须贯彻执行勤俭建国的方针,大力节约管理费用,减少非生产性支出,把节省下来的钱用到国家建设最急需的方面去”。[3] 行政管理费减少3.22亿元。1958年预算安排上的这种变化,说明国家预算正在不断地节减非生产性支出,增加生产性支出。不但在经济上具有重要意义,表明了我国政府紧缩国家机关经费以加速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心,而且在政治上还具有更重大的意义。正如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指出的:“党中央和毛主席号召我们国家工作人员打掉官气,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以普通劳动者一分子的面目在他们面前出现。铺张浪费是官气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要打掉官气,就必须彻底地打掉铺张浪费。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我们应该完全有志气和决心花最少的钱,做最多的事,使我们的政府和军队成为最理想的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和军队。”[4] 这表明,压缩机关预算开支对于克服机关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二、反对请客送礼、高标准接待和大兴土木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节约运动的治腐功效及其当代启示

反对铺张浪费,节约招待费,有利于形成机关勤俭节约的好风尚。1958年12月2日,正是大跃进期间,江苏沭阳十字人民公社的刘亚东直接向中共中央委员会写信,反映会议过多,浪费现象严重,“特别是现场会议、参观团、检查团,都要大吃大喝、七碗八碟地招待。据说我们沭阳县委会今年光招待客人就开支一万几千元”[5] 。中央很重视此信,立即于12月24日发出预防会议招待浪费现象的通知:“江苏省沭阳县刘亚东来信反映,近来会议中的招待有很大浪费。大跃进以来各种会议繁多,大部分会议都在下面开,这是很好的现象,但会议中的招待过好和以土产名义赠送礼物等等,则是不妥当的。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即一再号召全党注意,现在看来又需要再次提醒各地注意,不要发展这种风气。”[6] 并随通知附了刘亚东的来信全文。

在厉行节约方面,开国总理周恩来同志带头作出了表率。众所周知,中国的国务院没有自己的机关大楼。直到现在,国务院的各个部委依然散布在北京的不同地点。这是因为周恩来同志带头执行中央机关勤俭节约的要求,坚决阻止修建国务院机关大楼。中央人民政府建立后,国务院在中南海办公,会议厅是决定国家大事的地方,是一栋老式旧平房,光线阴暗、面积狭小,开会时非常拥挤。在不同的年份,曾经有部门数次提出修建国务院办公大楼,都被周恩来阻止。周恩来对薄一波讲,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只要他当一天总理,就不盖政府大楼。他也跟国务院的另外一位重要领导习仲勋同志表达过反对国务院盖大楼的意见。他强调:只要我当总理,你们就要把大兴土木的念头取消,国务院不能带这个头。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艰苦朴素、勤俭办一切事业,是我党的优良传统。中央多次指示全党同志不请客、不送礼、不讲阔气、不讲排场。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不准请客送礼和停止新建招待所的通知》。之所以出台该通知,缘于周总理发现各地以献礼名义向上级单位送礼、地方组织群众迎送下去视察工作或参观的领导人、会议过多等现象,在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后,周总理指定负责国务院日常工作的习仲勋、齐燕铭等起草这份《通知》。《通知》点名批评说:有部门和地区“在最近市场上一部分商品供应比较紧张和交通运输繁忙的情况下,还远途运送礼品给中央机关(如青海省委给中央机关送来5万斤鲜鱼,中央已按价付款),这些做法违背了这样历次的指示,是错误的”。通知要求,一切单位都不准向任何单位和个人赠送礼物,也不许借用任何名义变相送礼;中央和地方各级负责人员下去视察工作或参观时,当地负责人不要迎送,严禁组织群众迎送;精简会议;现有招待所必须精简人员,精简设备。

为实现机关厉行节约的基本要求,1961年12月11日至22日,国务院专门召开第三次全国接待工作会议,拟定了《关于对内招待工作的暂行规定》,审查修订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出差旅费开支的规定》等8个规章制度。1962年3月15日,中央批转了关于节约的四个文件,包括《关于全国招待工作会议的报告》、《关于对内招待工作的规定》、《关于外宾招待工作会议情况和今后改进工作意见的报告》、《关于今后出国活动和邀请外宾中节约旅程费的意见》。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同志,在给中共中央和周总理的报告中揭露、批评了招待工作中讲排场、贪图享受的恶劣作风,强调指出,“艰苦朴素,厉行节约、勤俭办一切事业的精神,毛主席在延安的时候就讲起,全国胜利前夕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又专门讲过,胜利以来还是经常地提醒我们。关于不准请客、不准送礼等事,中央和国务院从1951年以来曾经三令五申。”[7] 国务院《关于对内招待工作的规定》有26项,其中有“不得在开会时随便请客,不得用公家的物品送礼。必须举办的宴会,一般应该按四菜一汤的标准从俭办理。招待所内一律不招待烟、茶、糖、果。”“所有招待部门对来往人员的吃饭、住房、用车,一律要按规定收费。”[8] 这些规定,有利于反对请客送礼、高标准接待和大兴土木修建楼堂馆所的浪费行为,为后人做出了榜样。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后,党中央制定“八项规定”,坚决反对“四风”,这一举措和当年厉行节约的精神十分吻合。

三、压缩集团购买力,密切联系群众,保持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

产品充裕时,需要节约;产品短缺时,更要注意节约。1958年秋,市场上出现了一些商品包括副食品和一些工业品供应不足的情况,直接影响了人民生活。为解决这些问题,负责经济工作的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同志对市场供应、轻工业生产和对外贸易中的几个主要问题进行了初步调研和分析,并于1959年1月25日联名向中央反映市场情况和轻工业生产问题,提出“现在有些机关和公社铺张浪费的风气又在抬头,应当强调节约”的问题和建议。

1959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就解决食油供应问题发出紧急指示。6月6日,上海市委就副食品、日用工业品的生产、供应情况和今后安排意见向中央报告,反映自1959年开始上海“副食品调入锐减,供应普遍紧张”的情况,提出“认真贯彻执行勤俭建国、勤俭办企业、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大力压缩社会购买力,从各方面吸收社会游资,减少市场的压力”[9] 对策建议。中央认为这是一个好文件,于6月13日批转了此报告,强调要厉行节约,“压缩社会购买力”。

在市场货源的增长赶不上购买力增长的情况下,严格控制集团购买力就非常迫切。为此,党中央在短时间里连续出台了多个压缩社会购买力的文件和措施。1959年6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力紧缩社会购买力和在群众中解释当前经济情况的紧急指示》。为压缩社会购买力而采取的措施有:控制企业职工人数和工资总额;按照国家计划严格控制农村货币投放;大力开展储蓄工作,动员城乡居民积极参加存款储蓄。与此同时,对机关干部制定了具有直接的廉政意义措施,要求“坚决压缩公用开支,紧缩集团购买力”,“一切机关、部队、企业、事业单位,必须厉行节约。所有办公杂支、器具购置等费用,必须大大节省(非商品支出而工作需要的费用如邮电费等不要勉强压缩)”[10] 。厉行节约,才能度过经济难关。6月24日,中央批转了李先念提交的关于社会商品购买力和商品供应量之间平衡情况的报告,李先念指出,“我国是一个大国,人口众多,商品供应和消费的伸缩性是很大的。每日浪费一点是很大的数字,同样,每日节省一点也是很大的数字。只要全党上下一齐动手,一面抓生产,一面抓节约,就能够克服困难。”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促进了节约运动。8月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大力紧缩社会集团购买力的指示》,提倡艰苦朴素,反对铺张浪费,针对的是全国一切机关、团体、部队、学校、企业、事业单位,目标是“在今后5个月内,要压缩公用经费中的商品性支出部分的20%左右。依此比例计算,全国共应压缩5亿元”。具体节约途径包括“大力节约办公杂支费、业务经费、设备用具购置费,要认真清理仓库,修补和利用废旧物品”,“大力节约会议费和招待费,可开可不开的会议坚决不开,坚决制止请客、送礼和其他铺张浪费行为”,“城乡人民公社应当严格节约一切非生产性支出,进一步实行勤俭办社”等。[11]

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解决经济困难的一个经常性措施。1961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出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的决定》,购买力较1960年减少40%至50%,机关单位一年内一律不得购买沙发、地毯、桌椅、轿车、摩托车、自行车、电视机、照相机、录音机、扩音机、打字机、计算机、电风扇和其他非生产性设备用品,一律停止房屋的油饰和非急需的修缮。新建机关单位家具用品一般由原有单位内部调剂,需购买的要由省市区党委或人民委员会批准,要求“全体共产党党员和全体工作人员,应当自觉地遵守这些规定,勤俭节约,艰苦奋斗,并且向一切铺张浪费的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12] 。

党中央发动的是全方位的节约运动,自然也包括农村的节约运动。1958年开始的人民公社化过程中,有的公社出现很大的浪费现象。1960年3月5日,中共中央批转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指示》指出,“目前有一些公社,大搞非生产性的建筑和购置,如建礼堂,建办公大楼,购置非生产性的设备,参观评比时大搞请客招待,摆宴席,讲究场面,讲究形式,乱用钱,乱用人,不讲究经济效果,财政开支无制度、无纪律,不爱惜人力、物力、财力的大少爷作风十分严重。这种情况,不仅会造成生产上的严重损失浪费和严重脱离群众的现象,而且会助长公社一级干部不重视经济核算工作,不学习经济工作的现象。这样公社的经销管理工作和劳动生产率就永远不能提高,公社一级经济就永远不能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公社干部就永远不能学会经济工作,甚而可能发生严重的贪污浪费现象,烂掉一批人。因此必须教育所有干部足够认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坚决反对和克服这种大少爷作风。”[13] 该指示既批评了农村存在的浪费现象,又提出了要以节约精神改善农村干部工作作风的要求,要求县财政部门领导和监督公社一级的财政会计部门,必须建立严格的财政管理制度和财政纪律,各级党的监委和财政部门要加强对公社财政开支的检查和监督。这些举措有助于改变农村干部在“大跃进”期间暴露出的贪污浪费、瞎指挥、老爷作风等不良习气,有利于杜绝浪费、密切联系群众;有助于党和人民团结奋斗,顺利度过那段经济困难的艰苦岁月。

四、压缩编制,精简机关人员,减少官僚主义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节约运动的治腐功效及其当代启示

节约运动也包括人力资源的节约。压缩机关工作人员的编制,精简人员,有利于克服机关人浮于事,机构臃肿,奢侈浪费的现象。1960年4月14日下午,习仲勋同志在中央机关事务工作跃进誓师大会上讲话,提出要“坚决贯彻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要求做机关事务工作的同志必须学会做好这方面的工作,习仲勋还赞扬了谭震林领导的农林行政部门人员减了40%以上,事业单位人员减了60%以上。

随着国家建设事业的飞跃发展,相应地增加一些机构是必要的。但很多部门不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而是贪大喜多,造成了机构臃肿、人员庞杂、政出多门、互相掣肘的现象,这就必然会出现人浮于事的问题。尤其需要警惕的是,一些机关工作人员滋长了官僚主义作风,滋长了贪图安逸,讲求享受的思想,个人计较很多。为此,自1960年7月中旬开始,中央各部门开展精简工作,中央有关部门的同志组成了中央国家机关精简小组,领导精简工作。9月3日,习仲勋向中共中央报送《关于中央各部的机构编制情况和精简意见的报告》,中共中央于9月14日批转了习仲勋的报告,指出,“中央同意这个报告。对报告中所反映的情况和提出的问题,各部门、各地方都必须认真地加以注意”。批示中还指出了精简工作的重大意义,“在所有的部门,大力实行紧缩机构和精简人员,不仅是反官僚主义运动的一项重要措施;而且也是从各个方面,挤出一切可能挤出的人力来加强农业战线和工业及其他重要战线,迅速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重要步骤”[14] 。

习仲勋负责干部下放工作,得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周总理的大力支持。1960年9月2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干部下放工作会议,决定由安子文、习仲勋、刘仁、马文瑞等组成专门小组。周恩来要求专门小组拟出干部下放到农业基层单位、新建企业单位和农村参加劳动的方案,下放时间暂定二至三年,下去后要坚持与人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11月23日,周恩来总理约安子文、习仲勋谈话,商量从中央国家机关抽调一万名干部下放到灾区基层参加劳动事宜。与此同时,中央还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包括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习仲勋在内的“中央精简干部和安排劳动力五人小组”。

以节约精神促进机关精简,廉政效果显著。1961年6月19日,习仲勋在向中共中央呈报的《关于中央机关精简情况的报告》指出:自去年9月以来,中央各部门人员已减33%;机构方面,中央各部门的司局机构,撤销合并了89个,精简了15%。6月22日,毛主席批复给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此件很好,应当批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照此报告,坚决执行。”毛主席还充分肯定了此项工作的良好效果,“如果中央24万人中,已减三分之一,即8万人,并且还可以减去几万人,我想再减4万人,不知行不行?如能共减12万人,占总数24万人的一半,肯定工作效率会大为增加。各省、市、区一级,专区一级,县一级,这地方三级均照此计划,坚决精减,则将在全国范围内大为减少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现在城镇人口要减少2千万以上,人民公社三级人员已有规定,如能坚决妥善实行,则一个人浮于事的严重问题就可解决了。”[15]

精简工作是从组织上和制度上巩固反对官僚主义胜利成果的重要措施。经过精简,可以使机构更加健全和精干,要办的业务会办得更快更好。国家行政部门和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在于精干而不在于多,组织机构在于合理而不在于大。只有人员精干、机构合理,才有利于改变工作人员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有利于提高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和工作效率,从而有效地反对官僚主义。1961年6月19日,习仲勋在给党中央的《关于中央机关精简情况的报告》中,总结了精简工作取得的三项成绩,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改善了工作作风,提高了工作效率”。由于人员减少,公报、表报、会议及其他行政事务也大大减少,许多单位的领导干部都能够摆脱事务,集中精力考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同时,虽然人少了,但更容易发挥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如冶金部地质矿山司过去有些干部有力无处使,长期闲着,精简后留下的人都有事做了。铁道部金属化学研究所过去辅助人员过多,有些人作用不大,工作不安心,领导干部和研究人员还要给他们做思想工作。辅助人员大量减少以后,研究人员和领导干部都能够腾出更多的时间参加科学研究工作。建筑工程部北京设计院人员精减了百分之四十,但完成的设计任务,比精简前还多。”[16]

五、全国各地机关干部厉行节约,树立节俭的良好风尚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节约运动的治腐功效及其当代启示

中央国家机关开展节约运动,发扬党的艰苦朴素优良传统,坚决贯彻勤俭建国的方针,给全国树立了一个良好的风气。在中央机关勤俭节约风气带动下,各地党和政府机关也效法中央,注意培养勤俭节约作风。1956年11月,中共成都市委员会深入调查了部分机关,发现有些干部追求享受、不愿过艰苦生活、奢侈浪费、劳动纪律松弛,市委决定从11月起在全市机关干部中进行一次以艰苦朴素为中心内容的思想教育工作。市委书记处书记向全市科长以上党员干部作了发扬艰苦朴素作风的报告,有的机关还邀请参加过抗日战争的人员,回忆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17] 与中共成都市委员会的做法相同,吉林省人民委员会决定对干部开展艰苦奋斗的教育,于1956年12月20日下午举行第9次行政会议,决定在省直属机关采取十项措施,包括取消厅、局长上下班专用小汽车;减少勤杂人员;节省用房,在现有办公室中腾出10%左右的房屋,让给缺房的单位;减少公文;减少不必要的电报;少用电话;减少会议,除特殊情况外,不许举行会餐和晚会,不准滥发纪念品和奖品;减少刊物;精简机构;等等。到会的厅、局长都赞成这十项节约措施,并表示一定要带头发扬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18] 中共贵州省委机关拟定了增产节约措施,广泛地在机关工作人员中进行增产节约的宣传教育,要求继续发扬艰苦朴素的作风和与群众同甘共苦的优良传统,并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措施。例如,市场上一时供应紧张的商品,工作人员先让群众购买;余钱要多储蓄,以支持国家工业建设;严格按照规定标准统一调配房屋;紧缩人员编制;合理使用汽车;节约用电;等等。

军队系统也开展了发扬艰苦奋斗优良传统的教育活动,1961年8月1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指出,军队必须长期贯彻执行勤俭建国、勤俭建军的方针。发扬艰苦奋斗,大兴勤俭之风,是我军思想建设上一项长期的任务,要使全体干部战士认识到“克勤克俭,艰苦朴素”是无产阶级的好品德、好作风。在军队现代化建设上,一定要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可用可不用的经费坚决不用。在部队的战斗训练中间,要特别注意培养干部战士吃苦耐劳的习惯和顽强不屈的战斗精神,善于在各种困难条件下战胜敌人。

革命老区的地方基层干部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据《人民日报》报道,山东省革命老根据地平邑县的大多数干部保持着艰苦朴素、处处节约和埋头苦干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们不讲究排场,整个县级机关没有一张沙发,县委机关里只有四张写字台,其他办公桌多是十年前的。县级机关和各公社的这种优良作风也带动了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全县1035个生产大队、4248个生产队,仅有个别大队盖过几间办公室,少数生产队在场边上盖了几间存放农具和防雨用具的场园屋。许多生产队没有固定的办公室,不少公社和大队在召开生产大队、生产队干部会议时,还和过去游击战争时期那样,在山沟里的大树下开会,人们坐在石头上,将本子放在膝盖上作记录。[19]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各级干部,除了以身作则,积极参加劳动,用自己的模范行动来影响别人外,还经常向社员进行勤俭建国、勤俭办社、勤俭持家的教育,对干部本人和广大群众产生了积极影响。中央国家机关大力精简机构,大量下放人员以后,带动了省、县、公社各级组织,推动基层干部更加坚决地执行中央的精简指示。这样自上而下地开展节约运动,层层精简机构,层层下放人员,将中央一级的节约和精简人员取得的反腐倡廉功效延伸到了基层。

总之,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开展的节约运动,有力地促进了反腐倡廉建设,促进了机关干部中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廉洁风气。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又带动全社会形成健康向上、朝气蓬勃、相互帮助、团结一致、同甘共苦的风气。20世纪五六十年代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良好精神风貌,让邓小平同志念念不忘。1989年9月4日,邓小平同志指出,“五十年代,广大党员和人民讲理想、讲纪律、讲为人民服务,爱党、爱国家、爱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风气和道德面貌不是很好吗?三年困难时期,党和人民不是团结奋斗,渡过了难关吗?多好的老百姓啊!我们要恢复和发扬这个传统。”[20] 在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坚持不懈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战略部署的今天,回顾新中国历史上节约运动的史实,重温邓小平这番讲话,我们会受到更多启迪。

注释:

*本文系清华大学自主科研计划课题“系统性预防与惩治腐败方略研究”(2016THZWYY05)的阶段性成果。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7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1页。

[3]《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财政卷(1958~1965)》,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

[4]《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财政卷(1958~1965)》,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1年版,第76页。

[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29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64页。

[6]《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29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63页。

[7]《习仲勋文集》(上卷),中央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376、377页。

[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39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60、161页。

[9]《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17页。

[10]《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76~377页。

[11]《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财政卷(1958~1965)》,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1年版,第717页。

[1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36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32页。

[13]《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0页。

[1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35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1页。

[1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23页。

[16]《习仲勋文集》(上),中央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374页。

[17]《中共成都市委教育全市干部树立艰苦朴素作风》,《人民日报》1956年12月12日。

[18]《吉林省人民委员会采取十项措施,全面厉行节约》,《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3日。

[19]《老革命根据地山东平邑县干部一贯保持艰苦朴素的革命传统》,《人民日报》1962年6月20日。

[2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8页。

王传利,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原载《世界社主义研究》2018年第九期,授权察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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