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毓海: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真抓实干(下)

我们正在进行伟大的社会变革,变革的主体就是人,就是人才。这首先就需要我们的教育体系必须明确:我们究竟要培养什么人,以及怎样培养人。总书记说,我们要培养的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而不是反对派和掘墓人,我们要根据我们自己做的事,来培养能够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人才。这也就是说,不是说按照既有的教学大纲,按部就班地教一些课程文章就完了,如果用王安石当年的话来说,就是我们要培养的不是学究和秀才,而是治国理政的人才。

韩毓海: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真抓实干(下)

跳出西方教科书认识西方

张宇奇:这里也有一个如何认识西方的问题,在《五百年来谁著史》和《一篇读罢头飞雪》等著作中,您对西方资产阶级的形成、对西方的“大国崛起”有自己独特的认识,这种认识与西方教科书里的描述大为不同。您是怎么得出这样的结论的?

韩毓海:我们看西方,不是看他们怎么说,而主要是看他们怎么做。我认为,西方的资产阶级不是一些企业家和商人在市场竞争中结合形成的一种力量,资本家不等于企业家和商人。历史表明:西方的资产阶级脱胎于投资国际战争的基督教贵族集团,例如在十字军东征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圣殿骑士团,例如普鲁士这块地方,也是由参加了十字军东征的条顿骑士团开拓的。1453年,东罗马帝国被奥斯曼土耳其灭亡之后,热那亚丧失了东方贸易的枢纽地位,此后热那亚的教皇理财人转而投资于新航路的开拓,从而开启了西方世界对于美洲和非洲的暴力殖民运动。可见西方资产阶级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把战争与金融结合在一起的阶级,这就是我们在鸦片战争以来所见识的西方资产阶级,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见识的西方资产阶级,在今天的伊拉克战争中见识的西方资产阶级。

我认为,如果离开了向暴力和战争投资的金融资本网络,如果离开了民族国家这种暴力形式,我们就不能真正理解西方的资产阶级和所谓“大国崛起”。

我们要认真研究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列举了17本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经典文献,并指出,这些文献都是在解决西方所面临的严重问题的过程中产生的。我们读这些文献,要带着问题去读。例如,我们在看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霍布斯的《利维坦》、洛克的《政府论》、斯密的《国富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尼采的《论道德的谱系》等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经典著作的时候,就必须抓住资本的暴力本质这个基本线索。至于马克思《资本论》的第一卷,它最深刻的地方,就是揭示了资本和资产阶级的暴力本质,即马克思从工业革命中发掘出机器的暴力,从圈地运动中发掘出农业革命的暴力,从交通革命中发掘出殖民主义的暴力。《资本论》第一卷主要是从这三个方面,揭示出资产阶级革命是一场暴力革命,资产阶级代表的是资本的暴力。因此,从根本上说,人类不可能用妥协的方式来对抗这个空前的暴力阶级,不能用改良的方式去应对这个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暴力进程。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所在,是中国革命的根本合法性所在。

张宇奇:能否说,正是这一观点,也决定了您对中国传统文明的反思,决定了您对五百年来中国的改革与革命的独特认识?

韩毓海:中国有绵延数千年的伟大文明,与西方相比,我们走着独特的道路。西方的基督教宣扬“普世价值”,但它们没有“普世制度”,欧洲长期四分五裂,只能靠宗教和上帝来勉强统合。

在我看来,与1500年以来的西方不同,中国文明自11世纪的宋代起,已经走向了高度文明化、乃至“过度文明化”的道路。我们看看宋代的制度,与同时期的世界其他文明比较,这个问题就会看得非常清楚。不必说与学校制度相配合的严密的科举制度、文官体制,更重要的是,当时形成了一个分工明确、监督周密、法治完善、言论开放的治理体系。宋代制度的顶层设计,由两府、三司、台谏构成,管理军事的枢密院与管理行政的中书省,文武判然分离;管理经济的三司分工明确、独立行事,各级官员都在御史台的严密监督之下。特别是:“宋朝立国,元气在台谏”,而宋代的谏官制度,专门为开放言论、批判时政而设置,实现了舆论监督的高度制度化。而当时中国之外的世界,完全没有这样高度文明化的制度。

但是,更加需要看到并反思的是:正是这样一个分工明确、监督周密、法治完善、言论开放的治理体系,造成了政府各个部门彼此牵制、互相掣肘,导致治理能力和治理效率的大规模下降。这就是我所称的“治理体系的过度文明化”;造成了这些“过度文明化”的治理者的不会干事、不敢干事、不能干事。即随着教育的文明化、政治的文明化、市场和贸易的发展,国家治理能力和社会组织能力反而下降。

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历史上的治国理政规律时,曾经极为深刻地指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这二者并不是一回事。我们今天有强大的治理能力,但并不能说已经形成了一个完善的治理体系,同时,从历史上看,我们也不能说,有了一个完善的治理体系,就一定能转化为强大的治理能力。总书记的这一论断,是从辩证唯物主义角度,对我国历史上治国理政经验的最为深刻的总结①。

所谓晚清以来“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指高度文明化的中国传统治理体系,与高度暴力化的西方资产阶级和资本集团迎头相撞,在这一历史关头,中国高度文明化的治理体系并没有转变为治理能力。这就产生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时代主题。而中国共产党的最伟大功绩,就是牢牢把握住了现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生重大变革这一客观历史规律,不仅发展了中国的生产力,更改造了中国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解决了中国社会组织能力空前下降的问题,结束了中国社会一盘散沙的现状。特别要看到,中国共产党与宋代以来的士大夫阶级根本的区别,就在于我们的党风、学风、文风,即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就在于实现了从上层到基层的高度组织化,一边打仗,一边读书,一边斗争,一边思考,内圣外王,学以致用。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根本目标在于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认为,这也是我们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这一重要著作的基本切入点。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上下功夫

张宇奇:许多读者都提出过这样的问题:您是怎样由一个中国语言文学的研究者,转型到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上下功夫的?

韩毓海:我们把话题扯远一点,我想先谈谈王阳明。王阳明也是个文人,属于士大夫,如果放在今天,他是应该算到中国语言文学系里面的人。但正是王阳明代表了中国思想的现代转向,特别是对待儒家传统的转向。

对于明代的人来说,孔子已经是一千多年前的人物了。当王阳明面对儒家和孔子的时候,起码有三个问题:第一,一千多年前的儒家究竟怎么指导现实,用今天的话来说:儒家传统的“当代意义”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王安石提出过,叶适也提出过,但没有真正解决。第二,儒家思想,是否等于南宋时期就已经制度化了的儒教?追随儒家,是否等于追随官方设立的儒教会、追随科举制度?儒家思想,是否等于官方颁定的科举教材?是否就等于当官的敲门砖?是否等于道学?这里就有一个对于儒家思想是否真懂、真信的问题。第三,我们追随圣贤,究竟是追随孔孟特立独行的伟大人格,追随他们反潮流的“狂狷”品质,还是仅仅是做一个背诵他们的语录,口蜜腹剑的伪君子、“道学家”?

韩愈说,“昔者孟轲好辩,孔道以明,辙环天下,卒老于行”,而孔子在世的时候,几乎没有人认为他的思想是切合实际的,而都认为他的理想比蓝天都遥远,孔子学说就是“疏阔”和“大而无当”的代名词,孔子几乎被看作是个丧家犬一样的狂人。那么进一步说,如果孔、孟活在宋明清,他们这样特立独行的“狂狷之士”,难道会见容于当世、见容于满天下的道学家们吗?

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宋明清的科举考生,对于儒家的学说,真懂、真信的,一百人当中有一个就不错了。因为儒家学说对他们来说,只是立身的,不是立心的,是修身的,不是修心的,对于儒家思想真正走心的,究竟能有几个呢?面对这个世界,像孔孟一样良心上感到痛苦和不安的,可能一个都没有。天下有事,百姓有难,他们不都是躲得远远的吗?个个不都是“平日袖手谈心性”吗?究竟有几个做到了“临危一死报君王”?明亡的时候,才高八斗的侯方域究竟干了什么?他还不如李香君呢。至于傅斯年的祖宗傅以渐,他不是欣欣然继续当官吗?

所以,王阳明就提出了“立心”这个问题,提出了要独自一人,摸着自己的良心,去面对孔孟的问题。还有,我们作为儒生,最重要的是读圣贤书呢?还是学做圣贤、像圣贤那样去做呢?我们是捧着后人整理的孔孟著作寻章摘句呢,还是学习孔孟伟大的人格,做孔孟那样特立独行的人呢?王阳明说,我要做圣贤,要像圣贤那样生活和行动,而不是迷信圣贤的词句。所以他说,“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贤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二事”。

读马克思理论的问题,与此类似。

我为什么去读马克思呢?直率地说,是因为我在45岁之后,感到了良心的不安。这种良心的不安,我在《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的序言的第一段就说明了:“过去,我常在各种材料上写上‘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这句话,但其时我并没有认真研究过马克思的书,甚至一度连研究的兴趣都没有。要‘照镜子、正衣冠’,那我就得老老实实地承认,在这件事情上,我是长期说假话且对不起马克思的,而类似于我这种说假话不脸红,乃至连内疚都不曾有过者,的确是该‘红红脸、出出汗’。”这种良心不安,日益长大,还因为我是个教师,是个北京大学的共产党员。当老师,你要面对学生的眼睛,所谓师德问题,不仅是指男教师不能骚扰女生这类事,更重要的,你要面对学生的质疑的眼睛,还要真诚面对,而这也就是面对你的良心。

今天的大学生,不仅要学专业课,他们也要学公共课,公共课的基础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文系的学生也一样。那么,今天学生问的最多的问题是什么呢?这就是:什么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学说对吗?共产主义能实现吗?这就是你必须回答的问题,而且我认为:这是必须摸着良心,独自回答的问题。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似乎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因为那个时候,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都在退潮,在大学生中,在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中,这个问题也许根本就不值得一问。那么,今天这个问题为什么会如此突出,成为了所谓“新时代的第一问”?为什么这个问题会成为中国高校大学生、广大知识分子不容回避的根本问题?我认为,这里的原因起码有两个:一个就是自1996年出现的资本主义危机,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而另一个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中国共产党人,率领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正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如果说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是错的,那么,为什么会有如此严重的资本主义危机?如果马克思是错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错的,那么,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走出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什么是共产主义?一般教科书上的回答是:生产力充分发展,产品极大丰富,没有压迫、没有剥削,当然也没有斗争,这样的共产主义是天堂。所以才会有人说,共产主义比蓝天都遥远,共产主义是遥远未来的事情,我们等着就是了——而这样的对共产主义的解释,不能说服学生,也不能说服我们自己,因为它与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无关。

要了解什么是共产主义,首先要了解辩证法。黑格尔说,法国大革命是反方,普鲁士的贵族制度是正方,因为英国和普鲁士联军在滑铁卢打败了拿破仑,但是,普鲁士却不得不按照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对普鲁士的贵族制度进行改革,因此,所谓历史进步,就是这样一个辩证的过程。在一些人看来,资本主义就是历史的终结,资本主义就是没有反方的正方。那么,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揭示资本主义内部的矛盾,就是要解放旧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所孕育的新的社会因素。这个世界上的知识分子,几乎都已经被资本主义洗脑了,在他们那里,资本主义是个无所不包的世界体系,这个体系支配着所有人的大脑,甚至支配着所谓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马克思说,在他们看来,在资本主义之前是有历史的,在资本主义之后就没有历史了,历史到资本主义就终结了。于是,对资本主义,谁都唯唯,谁不诺诺?只有马克思说不,他说,资本主义是有矛盾的,这种矛盾的发展,会导致一种新的社会制度。

正是由于有了马克思主义,有了共产主义运动,所以,资本主义就不能不、或者不敢不改革——如果它不想明天就灭亡的话。正像如果没有毛泽东、没有共产党,帝国主义还好好地在中国待着呢,公园里“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还挂着呢。如果没有马克思,如果没有共产主义运动,今天商场里的一个女售货员,还要为了在工作期间偶尔坐一坐、喝口水而斗争呢。

如果没有共产主义运动这个辩证法的“反方”存在,这个世界还是白人殖民者的世界,我们还谈什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呢?知道了历史辩证法,我们就会懂得马克思那段著名的话:“工人阶级并没有期望公社做出奇迹。他们不是要凭一纸人民法令去推行什么现成的乌托邦。他们知道,为了谋求自己的解放,并同时创造出现代社会在本身经济因素作用下不可遏止地向其趋归的那种更高的形式,我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的社会因素。”②

我认为:共产主义运动,就是一种寻找、探索和建设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更好的人类发展道路,探索人类前进的更为合理的方案,因此,可以毫无疑问地说:今天我们做的事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当代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

也许正因为我是中国语言文学系的教授,所以,我笔下的马克思首先是一个人,似乎类似于王阳明眼里那个奔走呼号的孔夫子,似乎类似于尼采笔下那个面对悲惨世界——良心感到深深不安的人,尼采说,“瞧啊!这人!”而马克思也曾经说过,“我的皮肤不够厚,不能背对苦难冷酷的人间”。

这就是我写《伟大也要有人懂:少年读马克思》的理由,这本书非常薄,但是,她倾注了我自己太多的爱,也倾注了我太多的良心不安,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想到了少年中国,少年中国共产党,想起了北大时代长发飘飘的毛泽东,想起了旅欧时代英俊的周恩来,想起了北大中文系的邓中夏和伍中豪,而后两个系友,都牺牲于花一般的年龄。他们是我们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的老前辈,作为他们的后学、后辈,不该为他们做点什么吗?

《伟大也要有人懂,少年读马克思》这本书发行了很多地方,发行到了美国、荷兰、意大利,也发行到了佛陀的故乡尼泊尔。最重要的是,这本书成为了北京大学党校的教材,也就是说,北大的学生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需要读这本书,如果说我这辈子有什么值得自豪的,这是最值得自豪的一件事。

“像你一样不屑权谋,像你一样嫉恶如仇,像你一样为真理而争斗”,这首叫《马克思是个九零后》的歌,代表了马克思复活于当世的形象。

为中国,为人民做学问,不为帽子、不为虚名做学问,说到“中国学派”,首先就要做到这一点。

我们要培养的是治国理政人才

张宇奇:2018年10月23日的《中国教育报》第一版,介绍了教育部党组在高校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与教学的系列经验,题为《北京:增强高校思政工作时代感实效性》。文章指出:“在首都高校,一门名为‘中国共产党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课程,成了学生中的‘网红课’。这门课汇聚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名家,共开设了13讲内容,受到首都大学生欢迎。很多听课学生表示,‘能近距离听这么多名家的高论很解渴,拓展了大家认识的深度和广度,也让我们对党的理论和实践有了更深刻理解’。”我知道,这些课程是您参与组织,后来还编辑了《人民公开课》一书出版。2018年1月23日,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成立,目前,你们研究院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方面,有哪些设想和举措?

韩毓海:王安石有个名篇,叫《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是个万言书,其中说:教育改革,是一切改革的基础,因为改革一定会落实为组织人事改革,实质上也就是怎么选人、用人的问题,而选人用人的基础,则在于教育究竟培养什么人,以及怎样培养人这个问题。因此,他说:改革之关键在人才,而产生人才的关键在机制,即人才的教育、培养、选拔和任用机制,所谓人才之“教养取任”,乃是最关键的四个方面。而其中人才的教育和培养,则又是选拔和任用的基础。

我们正在进行伟大的社会变革,变革的主体就是人,就是人才。这首先就需要我们的教育体系必须明确:我们究竟要培养什么人,以及怎样培养人。总书记说,我们要培养的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而不是反对派和掘墓人,我们要根据我们自己做的事,来培养能够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人才。这也就是说,不是说按照既有的教学大纲,按部就班地教一些课程文章就完了,如果用王安石当年的话来说,就是我们要培养的不是学究和秀才,而是治国理政的人才。

《中国共产党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门课,是落实总书记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讲话以及教育工作大会讲话的一次实践。习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必须把握好三个方面资源。一是马克思主义资源;二是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资源;三是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按照总书记的指示,在教育部、北京市委教育工委的领导和关怀下,我们集合了在京优秀专家学者,成立了“名家领读课题组”,为北京市8所高校开设了“名家领读经典:中国共产党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北京市级公开课,课题组从3个资源融通生成的角度,分别从历史经验、革命遗产、建设与改革、全面深化改革四个课程章节,系统深入阐释中国共产党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主题,这一实践得到了全市大学生的广泛好评。

在此基础上,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立足学科优势和专家资源,继续举办了“新时代大家谈”系列讲座活动。并且围绕当今中国与世界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举办闭门研讨会活动,“大家谈”与闭门会是互相补充的,我们要搞的不是简单的智库,而是思想库,因为对策必须以思想作为基础。也就是说,“大家谈”侧重于思想,闭门会侧重于对策,但这二者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新时代大家谈”系列活动是“名家领读”实践的升级版,两者侧重点有所不同。“名家领读”主要侧重总结三个方面资源,从这些资源融通创新的角度开展研究,而“新时代大家谈”则是侧重于对当前实践的总结,即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几个方面进行分析研究,以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这就进一步扣紧了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着力点。

与此同时,我们根据习总书记两次视察北京大学重要讲话精神,把在基层一线工作的优秀选调生请回母校讲思政课,让他们为全校学生讲自己学习实践的经验,这门课叫《我与新时代》,得到了全校学生的热烈欢迎。

总起来说,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把我们的实践总结好,总结出新理论,并把这些理论纳入现有的学术和学科体系。这当然不是找几个人、开几次会、发几篇文章这么简单的事。我们办讲座、开会,目的是聚人心、聚人气,这只是第一步。出几本有独创性的理论著作,这是第二步。然后,再利用这些人、这些著作,去开几门叫得响的课,这是第三步。再把这些课,纳入到教学和学科体系,然后去招生——培养博士生、硕士生和本科生,乃至去培养干部,这是第四步。你想想看,确实是哪一步走起来都不容易。

事情都是人干出来的。“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中国正在进入新时代。我想起了毛主席的一句老话,叫“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也想起了邓小平同志的一句老话,是“不干,就一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只能是干出来的,同时,一切新生事物,像“中国学派”一样,都是在斗争中成长的,伟大事业,需要迎接伟大斗争。

当然,伟大斗争不是作诗,不是喊口号,而是每日每时,是日常的功夫,是一小步一小步地往前进,这就是“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事情成不成,只有去办才知道。所以,我们的态度就是不问得失,不求速成,关键是去埋头做自己的事,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久久为功,坚持就是胜利。

①习近平,《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第104页。

②《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379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韩毓海,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导师,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张宇奇,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本文原载“经济导刊”,授权察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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