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毓海: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真抓实干

我们正在进行伟大的社会变革,变革的主体就是人,就是人才。这首先就需要我们的教育体系必须明确:我们究竟要培养什么人,以及怎样培养人。总书记说,我们要培养的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而不是反对派和掘墓人,我们要根据我们自己做的事,来培养能够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人才。这也就是说,不是说按照既有的教学大纲,按部就班地教一些课程文章就完了,如果用王安石当年的话来说,就是我们要培养的不是学究和秀才,而是治国理政的人才。

韩毓海: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真抓实干

2010年以来,韩毓海的《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重读毛泽东:从1897到1949》等著作,在广大读者、特别是在校学生和领导干部中产生了很大反响。

《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一书,把目光投向了五百年前,投向了现代世界的开端。1500年前后是人类历史的重大转折点。继郑和大航海之后,东罗马帝国被奥斯曼土耳其摧毁,随即,在热那亚资本的支持下,西班牙和葡萄牙人开始探索新航路。那是世界交通发生大变革的时代,世界跨洋市场形成的时代,更是世界货币——白银崛起的时代——那是中国的明代。

与历代不同,明代以降的中国,面临的是来自陆地和海洋的双重挑战,面临着治理内地的制度与治理边疆的制度之间的矛盾,中央集权的财政制度与官冗、兵冗的矛盾,上层与基层的矛盾等等,随着世界物质的社会生活日益迅疾的变革,中国政治、社会、精神和自然生态也在发生缓慢的变动,但总起来看,传统的治理体系日渐不能应付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更加深刻的社会变革已在孕育中。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正是以那场巨大的变革为开端,徐徐拉开了大幕。

《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一书提出:研究世界历史,上看货币财政,下看基层组织,更要以世界大势之变迁为背景。这一方法也贯穿于全书的叙述中。在2010年度全国优秀畅销书排行榜上,这本书登上总榜第一名,凤凰卫视的评论员何亮亮在评论中说:“这本书,从中国人的学术立场和角度,描述了现代世界的兴起,它标志着中国学术自觉和自信时代的到来”。

当时新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在全省宣传工作会议上推荐了这本书。他说:这是一本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角度,研究中国和世界历史的好书。我们研究中国问题,要有历史眼光,要往后看五百年,往前看五百年。要有世界胸怀,要从世界历史变迁的大视野,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复杂关系,认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世界意义。而关键是要有问题意识,好的学问,应该是从我们自己的道路、自己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

也正是这本书,让读者知道了时年45岁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韩毓海。

2012年,韩毓海的又一本新书《马克思的事业:从布鲁塞尔到北京》出版,这本40万字的理论著作,是以一首献给卡尔·马克思的长诗作为序言,这首长诗后来被收入教育部颁定的高校《马克思主义原理》教材。与中国以往出版的马克思读物不同,它的上篇《批判旧世界》,把卢梭、康德对于不合理的“债务关系”的批判,与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结合在一起,打通了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并最终落实到对美国主导的世界金融秩序的批判。这种叙述方式,类似于马克思当年从对法的批判,走向政治经济学批判,扣紧了马克思考察资本主义制度的研究顺序。下篇《创造新世界》,则从马克思与恩格斯谈到列宁和毛泽东,从经济变革、政治变革和文化变革不同角度,全面论述了探索社会主义的道路的波澜壮阔的历程。在作者笔下,这一力图把人类从资本主义逻辑中拯救出来的抗争,呈现出一种史诗般的奇迹——这本书以长诗开篇,而它本身就是一部讲述马克思主义发展历程的史诗。

在韩毓海的笔下,马克思主义是宣言,也是史诗,离开了宣言与史诗这种风格,也就谈不上感召力。

感召力就是战斗力。在书的封底上,印有毛泽东的话:“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两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

2014年,韩毓海又一本力著《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出版,这本书,进一步突出了将法的问题与经济问题、特别是金融问题结合在一起的思路,紧紧扣住了现代经济是商品经济的最高阶段——信用经济这一主题,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做了创造性的阐释。社会秩序不过是体现经济秩序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并随着经济秩序的变化而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信任”是宗教信仰解体后的产物,是为市民社会的法所维护的特殊信仰。而所谓“信用”不过“信任”的货币化表现,是现代生产关系总和最鲜明的表现。通过这种创造性的阐释,韩毓海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对政治经济学的全面彻底革命,马克思预言了一个新时代——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

北京大学发展研究院教授李玲评论说:“这本书,使马克思复活于当世”。

《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随即被评为2016年度中国好书,中纪委读书活动推荐图书,这本书与《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累计发行都已经超过100万册,被称为出版界的“现象级学术著作”。

2016年,经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批准,倾注着韩毓海饱满感情与长期心血的新书《重读毛泽东,从1893到1949》出版。

将毛泽东思想置于中国长期历史发展和长期改革与革命传统中去研究,是这本著作最鲜明的特点,这一鲜明特点,使这本书读来更像是《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一书的续篇。在韩毓海看来,长期困扰中国的军事制度问题、上层与基础脱节问题、经济活动与财政金融问题,特别是社会领导力量本身长期存在的文风、学风、作风问题,正是由于毛泽东思想的诞生,由于毛泽东同志率领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而焕然顿解,毛泽东不但是伟大的革命家,更是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哲学社会科学家,他的思想不仅对于指导中国革命,而且对于解决我们长期治国理政的问题,依然具有鲜明的指导意义。我们理解毛泽东思想,同样必须向后看五百年,向前看五百年。

对于经历了毛泽东时代的读者来说,韩毓海别开生面的阐释,使毛泽东变得既熟悉又陌生,而对于没有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当代青年来说,则为第一次遭遇“中国思想”——毛泽东思想而震惊,因为在此之前,这代人往往会认为,中国没有哲学、没有理论,中国人没有原创性的思想。

随着这些著作的出版,韩毓海的研究思路日渐清晰: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中国化和体系化,中国治国理政思想的科学化、当代化和体系化。

2014年5月4日,韩毓海参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主持召开的师生座谈会,2016年5月17日,他又参加了总书记主持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2018年5月2日,他再次参加了总书记主持召开的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在这些会议上,习近平指出: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发扬中华传统文明的优秀成分,借鉴包括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在内的一切有益成果,在继承性、原创性、体系性上下功夫,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一个学术自觉、理论自信的新时代到来了。

2016年,韩毓海参加了北京市教工委举办的“名家领读”市级公开课组织活动,从那时起,他从一个教书、写书的人,转而成为优秀学者们的服务员和大学生们的勤务员,从一个人的埋头苦干,变成了组织大家一起工作,用他自己话来说就是: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这门课的讲义《人民公开课》获得了新华阅读大奖。

短短3年时间,韩毓海的头发几乎全白了,当大家戏称他果然“头飞雪”了的时候,他总是说:“压力山大”喽!因为欠读者太多了,欠学生太多了,欠父母和师长们太多了,当想到这些,就会觉得自己太笨、能力太差,就会感到深深的自责。他说,没有办法,只能“撸起袖子加油干”才行啊。

深秋的燕园,葳蕤的草木一变而为五彩斑斓。一天,在波光浩渺的未名湖畔,我与韩毓海老师对坐,从身边的故事说开去。

娓娓道来,这是韩老师一贯的风格,看似不经意的,话题展开到了波澜壮阔的中国历史,马克思主义,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但更多的,还是围绕着当代中国所面临的深刻问题,是我们今天正在做的事情。

韩老师的《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重读毛泽东:从1897到1949》等著作,在广大读者、特别是在校学生和领导干部中产生了很大反响,在谈话中,韩老师一直强调,他的思考,不过是向中国现实的实践学习的结果,他的描述,都植根于当代中国的生动实践。虽然著作已经翻译为多国文字,并几乎囊括了中国出版的各项大奖,而韩老师却说,他最在意的,是当代中国的青年,特别是在改革发展的第一线工作的领导干部能喜欢、理解、批评他的著作,韩老师说,这些著作,就是老老实实向他们的生活和实践学习的结果。毛泽东说过,“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在谈话中,韩老师多次引用了毛主席的这句话。

我与他就发展中国学派问题进行了专访,话题围绕着“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而展开,韩老师认为,“中国学派”就是上述命题的一种表述。

我们走过了一条前无古人的中国道路

张宇奇:孔丹同志最近提出:“构建中国学派,正当其时”,在您看来,提出“中国学派”,是不是意味着:现有的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不足以解释中国的革命、改革和发展历程?

韩毓海:近百年来,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每个人,每日每时都会感受到这种变化的深刻性,但是,问题在于怎样解释、描述这个伟大的社会变革。

我们现在谈话的这个地方,曾经是清代成亲王府的一部分,1900年被八国联军焚毁了,对面的圆明园的命运也是如此。八国联军总共才有多少人呢?万把人就把中国打得落花流水。可见,百年前的中国衰弱到了什么程度。

从我自己身边的事说起吧!最近,我到山东聊城看望父母,聊城这个地方,自大运河开通后,曾经非常繁荣,北京大学的两位前校长傅斯年、季羡林都是这个地方的人,傅斯年的祖上傅以渐,是清朝开国第一位状元,后来做了宰相。但是,1885年黄河在阳谷张秋镇冲断了运河,从此北方运河断流,这里沦为黄泛区,捻军、义和拳都是从这里起来的,鲁西从此兵匪交加,民不聊生。与文化有关的人物,就是清末聊城唐邑县出了个兴义学的乞丐武训。

新中国成立后,聊城开始了文化的复兴。这里有两个契机:一个是1970年的战备,当时要把高校从城市疏散下去;第二是1975年搞教育革命,解决中国教育资源分布严重不平衡问题。当时的教育部长周荣鑫抓工作力度很大。在这样的形势下,我的父母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到聊城去办大学。

几千年来,中国教育资源都是从地方往上集中的。把教育资源下放,这可是历史上的第一次。而在聊城这种地方办大学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简直是天方夜谭。那时我父亲40岁,他当然也不愿意离开城市到农村去,但是要准备打仗,加上党中央号召,说下去就下去了。就这样,我父亲他们这批人下去办学,在风沙里种树,吃的是盐碱水,教学楼都是工农兵学员自己盖起来的,硬是在这个当年黄土滚滚的不毛之地,办起了一所现代化大学——这就是今天的聊城大学。

改革开放以后,季羡林先生回家乡看到当地办成的大学。他感慨说:我们祖祖辈辈读书,就是为了离开这块穷地方,今天竟然能在这种地方办成大学,这种事,三皇五帝到今天,恐怕只有共产党和毛泽东才能想到、办到。

我认为,我们的教育有三个传统:一个是汉代以来的太学,到宋代范仲淹、王安石以来,扩大为州学、县学,并与科举结合起来。再一个是戊戌变法之后引进西方教育体制,北大、清华走在前面。但是,还有一个传统往往被忽略——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办学传统。从留法勤工俭学、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者大学、李大钊时期的北大,到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到新中国成立后,创办了中国科技大学、航空航天大学、农业大学、石油大学以及人民大学等,也包括教育革命。因此,我们今天讲教育传统的时候,不能忽略后一个传统,而是要从这三个“学统”的融汇创新中,去理解我们的教育、文化复兴。

聊城这个地方的再一次重大变化,是基于这样一个大背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我们国家受到影响,需要拉动经济增长。国家该往哪里投资呢?中央决定搞新农村建设,往三线、四线城市投资,向农村投资,包括建设高铁,建立国内的大流通体系,以形成和扩大内需市场。这在当时争论很大。因为几十年来都是资源向城市和沿海集中,这叫“孔雀东南飞”吗。中央决定改变投资布局,包括建立京九铁路。我过去从北京回聊城要坐一夜汽车,从那时起,我和广大革命老区的群众一起,终于坐上火车了。

仅就最近小二十年来说,我们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长江抗洪、美国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非典疫情、汶川地震、世界金融危机、南海危机等等,真是多难兴邦啊!而我更亲眼目睹了,昔日贫困落后的鲁西聊城,一举变成了一座融合古今的现代化小城。今天的聊城是全国卫生城市,著名的江北水城、花园城市。我小学、中学时代的同学,大都去欧洲、日本、韩国走过,他们说,走遍世界,哪里都没有咱聊城好,没有咱中国好。

当我坐在聊城环城湖森林公园里与“发小”们叙旧时,我们背后是明代的光岳楼,对面是灯火璀璨的明珠般的现代化城市,远处音乐悠扬,那是老百姓在湖边跳舞、健身。我感慨万千: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战乱、贫困、逃难、动乱和流离失所,我们中国普通的老百姓,终于安居乐业。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心真正安下来了,中国人的心平和了,中国不仅实现了经济发展,而且在基层实现了太平。

这些年我走过许多像聊城这样的三线、四线城市,从我的学生担任乡党委书记的宁夏吴忠,到闽西的古田,我看到了中国普通百姓的生活,听到了他们的心声,“谯鼓三声报晓星,文武百官上朝廷,东华龙门文官走,西华龙门武将行。文官执笔安天下,武将上马定乾坤”。“太平天下,连午后的阳光也是安宁的”——这是张爱玲在战乱时代的梦,也是无数中国人的梦,如今,这个梦变成了现实。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谋复兴,这就是为万世开太平。

那么,如此伟大的成就,究竟是怎么取得的呢?

我认为:伟大成就,就是在抗击和战胜历次重大危机的革命与改革中取得的,是在直面问题和挑战,以大无畏的气概,去克服、解决我们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的过程中取得的。正是在克服重大危机、乃至在“准备打仗”的过程中,我们走出了一条前无古人的中国道路。如果不能战胜困难,解决问题,我们就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同样的,如果做学问不能面对问题,解决问题,这样的学问,也就谈不上有什么真正的创造性。

共产党人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开头说,社会主义运动是反围剿,即反“神圣同盟”的围剿。中国近代以来一直在进行突围,长征就是一次伟大的突围。新中国成立后,从美苏两霸的包围中突破出来;改革开放,也是从教条主义和西方封锁中突破出来。我很喜欢李白的《从军行》:“百战沙场碎铁衣,城南已合数重围,突营射杀呼延将,独领残兵千骑归”。不是盛唐,胜似盛唐。多么慷慨,何等壮阔啊!

近代以来,这个世界上,没有谁像我们这样遭遇到如此重大的危机,也没有哪个国家像新中国这样,克服和战胜了如此重大的挑战。如果我们搬用西方那套学问来指导中国实践,恐怕早就一败涂地了,哪有今天的伟大复兴。

亲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波澜壮阔历程,我们会发现,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解释不了这个奇迹,解释不了这个伟大复兴的历程。如果我们硬用那一套话语来解释的话,恐怕中国老百姓首先便不信服、不买账,用这套观点来解释中国的发展,与我的父亲母亲都谈不拢,因为这与他们的切身感受完全不符合。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靠敲锣打鼓不能实现伟大复兴”——我觉得用这两句话,来解释近百年来中国与西方的消长,解释中国与西方力量的消长,恐怕是最合适的。这两句话,也许胜过许多高大上的理论和学说。

“中国学派”产生的根本依据

张宇奇:“中国学派”产生的依据是什么?“中国学派”的基本特点是什么?

韩毓海: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我参加了这次座谈会。总书记的讲话真是如雷贯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地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板,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版,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我想,总书记的这一经典论断,也就是“中国学派”产生的根本依据。

中国学派,立足于“中国特色”。那么,究竟什么是“中国特色”?我想,最大的“中国特色”就是:我们正在走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走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道路。人类历史上,也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伟大的社会变革。所以,“中国特色”的第一个特征,就是指中国道路的原创性、主体性、时代性。

总书记指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不仅难以形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而且解决不了我国的实践问题”。总书记引用了毛泽东1944年说过的一句话:“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

什么是原创性、主体性?这就是说:只有以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自己的奋斗经历,作为我们研究和思考的起点,才能形成有我们自身特质的学术、学科和话语体系,这就叫“原创性”。只有形成了原创性的知识,在世界上,我们的学术才能真正形成知识和思想的优势。这才叫学术的“主体性”。

因此,所谓“中国特色”的核心,“中国学派”的基本特点,就是指原创性、主体性、时代性,而这里的关键,就是问题意识,就是立足我们自己的奋斗历程,研究我们自己面临的问题、在实践中破解这些问题。

近代以来,中国发生过几次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一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次是延安整风;一次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

五四运动是有功绩的,但是,在我们党诞生之前,五四运动并没有明确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五四的先驱者只是在“反对旧文化,提倡新文化”方面,有着“态度的同一性”,所以鲁迅所说的五四“阵线的瓦解”(有人高升、有人退隐,有人彷徨,有人继续前进)是必然的。

实际上,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全面地总结历史,实现统一思想,延安整风乃是第一次。当时,毛主席明确提出要“改造我们的学习”,理论要密切联系实际,要改进学风、党风、文风。

今天,我们就像当年在延安时代一样,正面临着全面总结历史,深入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重要任务,面临着“学习”和“改造我们的学习”的任务,而学风的问题、文风的问题,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张宇奇:孔丹同志提出“建立中国学派,正当其时”的意思是时机已经成熟了?

韩毓海:我个人理解,孔丹同志所说的:“建立中国学派,正当其时”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个说法,而“正当其时”,意思就是要撸起袖子加油干、赶紧干,而不能是在那里空说,不要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因此这也是在倡导一种学风,这种学风的核心,就是理论联系实际。

孔丹同志多次讲过自己是“实事求是派”。汉代的河间献王把三代以来的经典加以整理,为的是从其中总结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以解决当时的问题,这就叫实事求是。

孔丹同志还多次讲“实操”的重要性,这就是说,只有在战争中才能学习战争,仅靠熟读兵法是不行的。金一南同志有一个演讲,他说一个指挥官的关键能力在于懂军事技术,美国的陆军准将都必须是伞降的能手;如果说起理论头头是道,但不能开坦克开飞机、驾驶军舰,这样的指挥官就是危险的,是会打败仗的。

学问,是在克服和战胜危机的实践中形成的,甚至是在准备打仗和打仗之中形成的,孔丹同志常说自己是“偏师”,意思是中信改革发展基金会这支队伍是用来打仗的,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当然,“打仗”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意思是说要有打仗的意识、打仗的劲头;是说今天搞哲学社会科学,也要有当年搞“两弹一星”的那么一股气概;是说伟大事业,需要进行伟大斗争。柳宗元在《敌戒》里说:“敌存而惧,敌去而舞,废备自盈,祗益为愈。敌存灭祸,敌去召过。”我们不要害怕危机,因为我们的道路就是在战胜各种危机和挑战中走出来的。说到自信,这就是自信。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改革开放

张宇奇: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请您谈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改革开放之间的关系。

韩毓海: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说,就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所谓以马克思主义的视野去理解改革开放,也就是坚持对改革开放,采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在这里,我推荐一篇经典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献,题目是《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时代意义》,文章最初发表于1997年3月10日出刊的《福建论坛》杂志,作者是时任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习近平同志。

这篇文献,准确、有力地回答了马克思主义对于改革开放的指导意义,回答了中国的建设改革实践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以及运用基本原理指导改革开放实践,应注意正确处理的几个关系。

文献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要科学论断,在深刻阐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改革建设的伟大实践,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之作,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经典文献。

文章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优良学风,读习近平同志的这篇文章首先可以感到:他是“手把手”在教我们读经典。因此文章读来十分亲切。

马克思的这篇《序言》不长,却深刻揭示了他的心路历程,尤其重要的是,马克思在《序言》里概括、提出了自己研究的“总结果”,因此,《序言》是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钥匙,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骨骼”——即基本原理。

习近平同志的文章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加以概括,并进一步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大科学命题和思想论断。比如,习近平同志指出:考察社会变革,要“从人类物质生活与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的关系入手”。而在此前,我们强调物质生活的决定性作用时,往往忽略人类活动的“四个方面”之间的本质联系。而这种忽略,被习近平同志的文章纠正了。习近平同志对马克思的上述阐释,对我们深入理解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的“五位一体”的发展观,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五位一体”的发展观,在强调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的决定作用的同时,更加注意人类活动的各个主要方面(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之间的本质联系,是对马克思所提出的“四个方面”(经济、社会、政治、精神)的发展。

再比如,习近平同志的文章,提出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主体性、客观性原理”,因为正是这一原理决定了,能否自觉清醒意识到、及时准确把握住生产方式变革的客观规律,这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要害,更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为我国近代的落伍,从根本上说,就是由于没有自觉、清醒、深刻地意识到工业革命所带来的人类生产方式变革这个客观历史进程。而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事业之所以蓬勃发展,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我们根据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自觉、清醒地意识到了人类生产方式变革的大势,并牢牢把握住变革的方向,因此做到了“因势而谋、因势而动、因势而进”。

习近平同志的文章深刻回答了:中国改革和建设的伟大实践,既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进行的,也是对《序言》原理的突破与创新。

在生产关系理解方面有突破和创新

习近平同志指出:生产关系,既包括一定的所有制形式(即马克思所谓“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更包括经济管理和经济运行机制。而现代经济运行机制,则包括生产劳动体系、商业流通体系、货币经营体系——这是为三卷《资本论》的研究表明了的,它“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以前的各个社会形态,同样也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不仅是解决了所有制形式就可以了,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由于生产关系中还包含有经济管理制度、经济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内容,就决定了建立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不能一蹴而就”,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了解现代经济运行的复杂机制,如果没有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流通管理机制和货币投资机制,仅仅靠改变所有制形式,就不能建立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经济体制,而如果是那样,我们就不能说是“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就不能说我们学会了“自己过去不懂的东西”。

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新的生产关系虽然解除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发展的束缚,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但这只是就所有制而言,由于生产关系中还包含有经济管理制度、经济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内容,就决定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不可能一经建立就可以无限度地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习近平同志强调:“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既包含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制度,也包括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基本内容;在所有制不变革的情况下,僵化落后的经济体制同样能够束缚和窒息生产力”。

通过改革开放,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习近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表明:我们对于经济活动的全过程的理解更全面了,对于经济运行机制的掌握更深入了,我们管理经济的能力空前提高了。

对社会变革、“社会革命”的理论有突破和创新

习近平同志指出:“从人类物质生活与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的关系入手”考察社会变革,必须认识到:社会革命不仅仅是指阶级斗争,“还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的改革和文艺、文化、思想的革命,都属于社会革命范畴。这就使社会革命的内涵不再局限于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阶级斗争,而是包含各种社会重大变革诸如产业革命、科技革命、思想革命、文化和文艺革命等多方面的内容,从而赋予社会革命以新的含义。

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社会革命,才能把波澜壮阔的中国现代历程看作一个整体,把我们前赴后继的奋斗,看作一个整体。从而用“社会革命”这个鲜明的主题,来统领我们的奋斗。

对社会变革、“社会革命”的实践有突破和创新

马克思在《序言》中指出:在实践过程中,“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结合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习近平同志对马克思的这一论断进行了深刻阐释与发展。他指出:在具体实践中,我们必须始终牢记:任务“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要清醒认识到:“从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践来看,尽管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显著成就,但在总体上仍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不断探索之中。经济体制改革的这种现状,决定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采取积极、稳妥、渐进的方针。凡是条件成熟了的,都必须及时展开和尽快完成,凡是条件不成熟的,则要积极创造条件,待时机成熟了再进行。总之,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动力,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切不可操之过急。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在于此,前苏联改革失败的教训也在于此。”

党的十八以来,中央提出:我们的任务就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完成这个任务的动力,就是全面深化改革,而实现这个任务的制度保障,就是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在实践中“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并在实践中稳步地完成我们的任务。

习近平同志文章的第四部分,讲了如何运用基本原理,指导改革开放实践应注意的几个关系。文章指出: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这是《序言》提出的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这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我们在改革开放的理论探索和实践中,既要注意经济运行机制中的不平衡、不协调问题,更要高度重视经济、政治、社会、精神生活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问题,尤为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根据这一原理,来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在文章的这一部分里,习近平同志特别强调指出:必须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之间的关系,着力解决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习近平同志的这一论述是有鲜明针对性的,因为在马克思那里,“文化”和“精神生活”有着特殊的含义。这种特殊含义,植根于德语中Kultur(文化)与Zivilisation(文明)的不同定义,在黑格尔那里,所谓“文明”,其实就是指英国为代表的“市民社会”的文明,而在马克思那里,所谓“文明”往往是指资产阶级的文明,而提出与“文明”不同的“文化”,这本身就指向对不同于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新的人类发展道路的选择。

近代以来,中国人对于“物质生活”变革的追求,是从洋务运动开始的,对“政治生活”变革的探索,是从戊戌变法开始的,而对于“精神生活的变革”的求索,则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根本意义在于: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先进的中国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选择了自己的道路,找到了中华民族前进的方向。五四新文化运动,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人类前进的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关乎道路、关乎旗帜、关乎方向,也只有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为什么“文化自信”,是最根本的自信。

这篇文章的发表,距今已经11年了,作为社会科学工作者,我们今天重读这篇文献,更加深刻地感到:其思想魅力和真理光芒,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日益生辉。

张宇奇:经您介绍,确实能感受到这篇文章的深刻意义。从中可以看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是对当代中国最关键问题的回答,也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更重要的是:这个思想体系是从中国的实践中来的,是新时代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韩毓海:是的。这篇文章是1997年发表的,就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这篇高屋建瓴的文献,准确有力地回答了马克思主义对于改革开放的指导意义、回答了中国的改革实践如何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两个根本问题。对于当代中国来说,这两个问题是最关键的。同时,习总书记的这篇文章,也回答了我们应该怎样做学问、做什么样的学问这个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之作,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经典文献。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这篇文章可以说是一个范本。

张宇奇: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首先是必须正确地认识我们自己走过的道路,必须形成植根于自己实践的价值标准。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描述我们的奋斗是一以贯之的,才能做到新中国的前后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

韩毓海:习总书记说,新中国发展的前后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我们要正确评价新中国前28年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伟大成就,就不能简单搬用西方经济学通行的GDP标准,理由很简单——GDP的统计方法依据的是货币收入,而我们前28年建立了现代国民经济体系,其中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农田基本建设、扫盲、爱国卫生运动,以及全社会广泛的义务劳动无法被统计进GDP中,这样用GDP指标衡量,前28年的建设成就便会被大大的低估,我们父母那一代人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就会严重缩水。如果我们片面照搬西方经济学的统计标准,就不能真正理解总书记关于“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的科学论述。因此,我们总结、描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必须立足我们自己的创业历程,形成我们自己的学术标准、话语体系。

GDP的统计标准,也无法统计社会信任程度。而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信任是最大的资本。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一切从理性计算的角度出发,它似乎认为,对于经济发展来说,信仰、信任的因素都必须被排除,对于“理性人”的假定来说,热情和团结是有害的。它没有揭示出:信任是信用的基础,信任是最大的社会资本,而且可以源源不断地转化为资本。在这个意义上,资本,无非是信用的货币化,或者货币化的信用,而它的基础,归根到底,就是一个共同体内部的团结与信任。

中国人民站起来,首先是指建立了一个高度信任、高度团结的共同体,而这就是全中国人民的团结、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大团结。

新中国成立时,国库所有的黄金美钞都被蒋介石运到台湾去了,中国共产党几乎是白手起家,建立了以人民币为核心的现代信用体系。人民币发行的基础是什么?不是黄金美钞,是全国人民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信任。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谈到了异化问题。什么是异化?异化,就是指经济从社会体系中脱离出来,并与社会相对立。突出表现为:土地被从自然中孤立出来,被单纯理解为地租,人被从社会中孤立出来,仅仅被理解为劳动力、人力资源及其表现——工资,资本被从社会信任的意义上被孤立出来,仅仅被理解为货币积累,GDP的标准就是这样产生的,实质上就是这样的经济学瓦解了社会,把公民社会变成了市民社会。在马克思看来,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准,不应该是地租、工资和资本积累这个单一的标准,而应该是社会团结程度,发展不能以瓦解社会团结为代价。

马克斯·韦伯也指出,如果排除了信仰和共同体的团结因素,也就不能解释西方现代化的历程。因此,我们就更不能用一个西方的简单化的标准,去解释和衡量一场前所未有的空前的社会变革和社会革命。

跳出西方教科书认识西方

张宇奇:这里也有一个如何认识西方的问题,在《五百年来谁著史》和《一篇读罢头飞雪》等著作中,您对西方资产阶级的形成、对西方的“大国崛起”有自己独特的认识,这种认识与西方教科书里的描述大为不同。您是怎么得出这样的结论的?

韩毓海:我们看西方,不是看他们怎么说,而主要是看他们怎么做。我认为,西方的资产阶级不是一些企业家和商人在市场竞争中结合形成的一种力量,资本家不等于企业家和商人。历史表明:西方的资产阶级脱胎于投资国际战争的基督教贵族集团,例如在十字军东征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圣殿骑士团,例如普鲁士这块地方,也是由参加了十字军东征的条顿骑士团开拓的。1453年,东罗马帝国被奥斯曼土耳其灭亡之后,热那亚丧失了东方贸易的枢纽地位,此后热那亚的教皇理财人转而投资于新航路的开拓,从而开启了西方世界对于美洲和非洲的暴力殖民运动。可见西方资产阶级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把战争与金融结合在一起的阶级,这就是我们在鸦片战争以来所见识的西方资产阶级,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见识的西方资产阶级,在今天的伊拉克战争中见识的西方资产阶级。

我认为,如果离开了向暴力和战争投资的金融资本网络,如果离开了民族国家这种暴力形式,我们就不能真正理解西方的资产阶级和所谓“大国崛起”。

我们要认真研究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列举了17本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经典文献,并指出,这些文献都是在解决西方所面临的严重问题的过程中产生的。我们读这些文献,要带着问题去读。例如,我们在看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霍布斯的《利维坦》、洛克的《政府论》、斯密的《国富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尼采的《论道德的谱系》等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经典著作的时候,就必须抓住资本的暴力本质这个基本线索。至于马克思《资本论》的第一卷,它最深刻的地方,就是揭示了资本和资产阶级的暴力本质,即马克思从工业革命中发掘出机器的暴力,从圈地运动中发掘出农业革命的暴力,从交通革命中发掘出殖民主义的暴力。《资本论》第一卷主要是从这三个方面,揭示出资产阶级革命是一场暴力革命,资产阶级代表的是资本的暴力。因此,从根本上说,人类不可能用妥协的方式来对抗这个空前的暴力阶级,不能用改良的方式去应对这个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暴力进程。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所在,是中国革命的根本合法性所在。

张宇奇:能否说,正是这一观点,也决定了您对中国传统文明的反思,决定了您对五百年来中国的改革与革命的独特认识?

韩毓海:中国有绵延数千年的伟大文明,与西方相比,我们走着独特的道路。西方的基督教宣扬“普世价值”,但它们没有“普世制度”,欧洲长期四分五裂,只能靠宗教和上帝来勉强统合。

在我看来,与1500年以来的西方不同,中国文明自11世纪的宋代起,已经走向了高度文明化、乃至“过度文明化”的道路。我们看看宋代的制度,与同时期的世界其他文明比较,这个问题就会看得非常清楚。不必说与学校制度相配合的严密的科举制度、文官体制,更重要的是,当时形成了一个分工明确、监督周密、法治完善、言论开放的治理体系。宋代制度的顶层设计,由两府、三司、台谏构成,管理军事的枢密院与管理行政的中书省,文武判然分离;管理经济的三司分工明确、独立行事,各级官员都在御史台的严密监督之下。特别是:“宋朝立国,元气在台谏”,而宋代的谏官制度,专门为开放言论、批判时政而设置,实现了舆论监督的高度制度化。而当时中国之外的世界,完全没有这样高度文明化的制度。

但是,更加需要看到并反思的是:正是这样一个分工明确、监督周密、法治完善、言论开放的治理体系,造成了政府各个部门彼此牵制、互相掣肘,导致治理能力和治理效率的大规模下降。这就是我所称的“治理体系的过度文明化”;造成了这些“过度文明化”的治理者的不会干事、不敢干事、不能干事。即随着教育的文明化、政治的文明化、市场和贸易的发展,国家治理能力和社会组织能力反而下降。

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历史上的治国理政规律时,曾经极为深刻地指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这二者并不是一回事。我们今天有强大的治理能力,但并不能说已经形成了一个完善的治理体系,同时,从历史上看,我们也不能说,有了一个完善的治理体系,就一定能转化为强大的治理能力。总书记的这一论断,是从辩证唯物主义角度,对我国历史上治国理政经验的最为深刻的总结①。

所谓晚清以来“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指高度文明化的中国传统治理体系,与高度暴力化的西方资产阶级和资本集团迎头相撞,在这一历史关头,中国高度文明化的治理体系并没有转变为治理能力。这就产生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时代主题。而中国共产党的最伟大功绩,就是牢牢把握住了现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生重大变革这一客观历史规律,不仅发展了中国的生产力,更改造了中国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解决了中国社会组织能力空前下降的问题,结束了中国社会一盘散沙的现状。特别要看到,中国共产党与宋代以来的士大夫阶级根本的区别,就在于我们的党风、学风、文风,即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就在于实现了从上层到基层的高度组织化,一边打仗,一边读书,一边斗争,一边思考,内圣外王,学以致用。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根本目标在于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认为,这也是我们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这一重要著作的基本切入点。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上下功夫

张宇奇:许多读者都提出过这样的问题:您是怎样由一个中国语言文学的研究者,转型到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上下功夫的?

韩毓海:我们把话题扯远一点,我想先谈谈王阳明。王阳明也是个文人,属于士大夫,如果放在今天,他是应该算到中国语言文学系里面的人。但正是王阳明代表了中国思想的现代转向,特别是对待儒家传统的转向。

对于明代的人来说,孔子已经是一千多年前的人物了。当王阳明面对儒家和孔子的时候,起码有三个问题:第一,一千多年前的儒家究竟怎么指导现实,用今天的话来说:儒家传统的“当代意义”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王安石提出过,叶适也提出过,但没有真正解决。第二,儒家思想,是否等于南宋时期就已经制度化了的儒教?追随儒家,是否等于追随官方设立的儒教会、追随科举制度?儒家思想,是否等于官方颁定的科举教材?是否就等于当官的敲门砖?是否等于道学?这里就有一个对于儒家思想是否真懂、真信的问题。第三,我们追随圣贤,究竟是追随孔孟特立独行的伟大人格,追随他们反潮流的“狂狷”品质,还是仅仅是做一个背诵他们的语录,口蜜腹剑的伪君子、“道学家”?

韩愈说,“昔者孟轲好辩,孔道以明,辙环天下,卒老于行”,而孔子在世的时候,几乎没有人认为他的思想是切合实际的,而都认为他的理想比蓝天都遥远,孔子学说就是“疏阔”和“大而无当”的代名词,孔子几乎被看作是个丧家犬一样的狂人。那么进一步说,如果孔、孟活在宋明清,他们这样特立独行的“狂狷之士”,难道会见容于当世、见容于满天下的道学家们吗?

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宋明清的科举考生,对于儒家的学说,真懂、真信的,一百人当中有一个就不错了。因为儒家学说对他们来说,只是立身的,不是立心的,是修身的,不是修心的,对于儒家思想真正走心的,究竟能有几个呢?面对这个世界,像孔孟一样良心上感到痛苦和不安的,可能一个都没有。天下有事,百姓有难,他们不都是躲得远远的吗?个个不都是“平日袖手谈心性”吗?究竟有几个做到了“临危一死报君王”?明亡的时候,才高八斗的侯方域究竟干了什么?他还不如李香君呢。至于傅斯年的祖宗傅以渐,他不是欣欣然继续当官吗?

所以,王阳明就提出了“立心”这个问题,提出了要独自一人,摸着自己的良心,去面对孔孟的问题。还有,我们作为儒生,最重要的是读圣贤书呢?还是学做圣贤、像圣贤那样去做呢?我们是捧着后人整理的孔孟著作寻章摘句呢,还是学习孔孟伟大的人格,做孔孟那样特立独行的人呢?王阳明说,我要做圣贤,要像圣贤那样生活和行动,而不是迷信圣贤的词句。所以他说,“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贤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二事”。

读马克思理论的问题,与此类似。

我为什么去读马克思呢?直率地说,是因为我在45岁之后,感到了良心的不安。这种良心的不安,我在《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的序言的第一段就说明了:“过去,我常在各种材料上写上‘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这句话,但其时我并没有认真研究过马克思的书,甚至一度连研究的兴趣都没有。要‘照镜子、正衣冠’,那我就得老老实实地承认,在这件事情上,我是长期说假话且对不起马克思的,而类似于我这种说假话不脸红,乃至连内疚都不曾有过者,的确是该‘红红脸、出出汗’。”这种良心不安,日益长大,还因为我是个教师,是个北京大学的共产党员。当老师,你要面对学生的眼睛,所谓师德问题,不仅是指男教师不能骚扰女生这类事,更重要的,你要面对学生的质疑的眼睛,还要真诚面对,而这也就是面对你的良心。

今天的大学生,不仅要学专业课,他们也要学公共课,公共课的基础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文系的学生也一样。那么,今天学生问的最多的问题是什么呢?这就是:什么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学说对吗?共产主义能实现吗?这就是你必须回答的问题,而且我认为:这是必须摸着良心,独自回答的问题。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似乎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因为那个时候,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都在退潮,在大学生中,在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中,这个问题也许根本就不值得一问。那么,今天这个问题为什么会如此突出,成为了所谓“新时代的第一问”?为什么这个问题会成为中国高校大学生、广大知识分子不容回避的根本问题?我认为,这里的原因起码有两个:一个就是自1996年出现的资本主义危机,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而另一个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中国共产党人,率领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正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如果说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是错的,那么,为什么会有如此严重的资本主义危机?如果马克思是错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错的,那么,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走出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什么是共产主义?一般教科书上的回答是:生产力充分发展,产品极大丰富,没有压迫、没有剥削,当然也没有斗争,这样的共产主义是天堂。所以才会有人说,共产主义比蓝天都遥远,共产主义是遥远未来的事情,我们等着就是了——而这样的对共产主义的解释,不能说服学生,也不能说服我们自己,因为它与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无关。

要了解什么是共产主义,首先要了解辩证法。黑格尔说,法国大革命是反方,普鲁士的贵族制度是正方,因为英国和普鲁士联军在滑铁卢打败了拿破仑,但是,普鲁士却不得不按照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对普鲁士的贵族制度进行改革,因此,所谓历史进步,就是这样一个辩证的过程。在一些人看来,资本主义就是历史的终结,资本主义就是没有反方的正方。那么,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揭示资本主义内部的矛盾,就是要解放旧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所孕育的新的社会因素。这个世界上的知识分子,几乎都已经被资本主义洗脑了,在他们那里,资本主义是个无所不包的世界体系,这个体系支配着所有人的大脑,甚至支配着所谓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马克思说,在他们看来,在资本主义之前是有历史的,在资本主义之后就没有历史了,历史到资本主义就终结了。于是,对资本主义,谁都唯唯,谁不诺诺?只有马克思说不,他说,资本主义是有矛盾的,这种矛盾的发展,会导致一种新的社会制度。

正是由于有了马克思主义,有了共产主义运动,所以,资本主义就不能不、或者不敢不改革——如果它不想明天就灭亡的话。正像如果没有毛泽东、没有共产党,帝国主义还好好地在中国待着呢,公园里“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还挂着呢。如果没有马克思,如果没有共产主义运动,今天商场里的一个女售货员,还要为了在工作期间偶尔坐一坐、喝口水而斗争呢。

如果没有共产主义运动这个辩证法的“反方”存在,这个世界还是白人殖民者的世界,我们还谈什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呢?知道了历史辩证法,我们就会懂得马克思那段著名的话:“工人阶级并没有期望公社做出奇迹。他们不是要凭一纸人民法令去推行什么现成的乌托邦。他们知道,为了谋求自己的解放,并同时创造出现代社会在本身经济因素作用下不可遏止地向其趋归的那种更高的形式,我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的社会因素。”②

我认为:共产主义运动,就是一种寻找、探索和建设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更好的人类发展道路,探索人类前进的更为合理的方案,因此,可以毫无疑问地说:今天我们做的事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当代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

也许正因为我是中国语言文学系的教授,所以,我笔下的马克思首先是一个人,似乎类似于王阳明眼里那个奔走呼号的孔夫子,似乎类似于尼采笔下那个面对悲惨世界——良心感到深深不安的人,尼采说,“瞧啊!这人!”而马克思也曾经说过,“我的皮肤不够厚,不能背对苦难冷酷的人间”。

这就是我写《伟大也要有人懂:少年读马克思》的理由,这本书非常薄,但是,她倾注了我自己太多的爱,也倾注了我太多的良心不安,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想到了少年中国,少年中国共产党,想起了北大时代长发飘飘的毛泽东,想起了旅欧时代英俊的周恩来,想起了北大中文系的邓中夏和伍中豪,而后两个系友,都牺牲于花一般的年龄。他们是我们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的老前辈,作为他们的后学、后辈,不该为他们做点什么吗?

《伟大也要有人懂,少年读马克思》这本书发行了很多地方,发行到了美国、荷兰、意大利,也发行到了佛陀的故乡尼泊尔。最重要的是,这本书成为了北京大学党校的教材,也就是说,北大的学生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需要读这本书,如果说我这辈子有什么值得自豪的,这是最值得自豪的一件事。

“像你一样不屑权谋,像你一样嫉恶如仇,像你一样为真理而争斗”,这首叫《马克思是个九零后》的歌,代表了马克思复活于当世的形象。

为中国,为人民做学问,不为帽子、不为虚名做学问,说到“中国学派”,首先就要做到这一点。

我们要培养的是治国理政人才

张宇奇:2018年10月23日的《中国教育报》第一版,介绍了教育部党组在高校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与教学的系列经验,题为《北京:增强高校思政工作时代感实效性》。文章指出:“在首都高校,一门名为‘中国共产党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课程,成了学生中的‘网红课’。这门课汇聚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名家,共开设了13讲内容,受到首都大学生欢迎。很多听课学生表示,‘能近距离听这么多名家的高论很解渴,拓展了大家认识的深度和广度,也让我们对党的理论和实践有了更深刻理解’。”我知道,这些课程是您参与组织,后来还编辑了《人民公开课》一书出版。2018年1月23日,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成立,目前,你们研究院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方面,有哪些设想和举措?

韩毓海:王安石有个名篇,叫《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是个万言书,其中说:教育改革,是一切改革的基础,因为改革一定会落实为组织人事改革,实质上也就是怎么选人、用人的问题,而选人用人的基础,则在于教育究竟培养什么人,以及怎样培养人这个问题。因此,他说:改革之关键在人才,而产生人才的关键在机制,即人才的教育、培养、选拔和任用机制,所谓人才之“教养取任”,乃是最关键的四个方面。而其中人才的教育和培养,则又是选拔和任用的基础。

我们正在进行伟大的社会变革,变革的主体就是人,就是人才。这首先就需要我们的教育体系必须明确:我们究竟要培养什么人,以及怎样培养人。总书记说,我们要培养的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而不是反对派和掘墓人,我们要根据我们自己做的事,来培养能够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人才。这也就是说,不是说按照既有的教学大纲,按部就班地教一些课程文章就完了,如果用王安石当年的话来说,就是我们要培养的不是学究和秀才,而是治国理政的人才。

《中国共产党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门课,是落实总书记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讲话以及教育工作大会讲话的一次实践。习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必须把握好三个方面资源。一是马克思主义资源;二是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资源;三是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按照总书记的指示,在教育部、北京市委教育工委的领导和关怀下,我们集合了在京优秀专家学者,成立了“名家领读课题组”,为北京市8所高校开设了“名家领读经典:中国共产党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北京市级公开课,课题组从3个资源融通生成的角度,分别从历史经验、革命遗产、建设与改革、全面深化改革四个课程章节,系统深入阐释中国共产党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主题,这一实践得到了全市大学生的广泛好评。

在此基础上,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立足学科优势和专家资源,继续举办了“新时代大家谈”系列讲座活动。并且围绕当今中国与世界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举办闭门研讨会活动,“大家谈”与闭门会是互相补充的,我们要搞的不是简单的智库,而是思想库,因为对策必须以思想作为基础。也就是说,“大家谈”侧重于思想,闭门会侧重于对策,但这二者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新时代大家谈”系列活动是“名家领读”实践的升级版,两者侧重点有所不同。“名家领读”主要侧重总结三个方面资源,从这些资源融通创新的角度开展研究,而“新时代大家谈”则是侧重于对当前实践的总结,即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几个方面进行分析研究,以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这就进一步扣紧了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着力点。

与此同时,我们根据习总书记两次视察北京大学重要讲话精神,把在基层一线工作的优秀选调生请回母校讲思政课,让他们为全校学生讲自己学习实践的经验,这门课叫《我与新时代》,得到了全校学生的热烈欢迎。

总起来说,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把我们的实践总结好,总结出新理论,并把这些理论纳入现有的学术和学科体系。这当然不是找几个人、开几次会、发几篇文章这么简单的事。我们办讲座、开会,目的是聚人心、聚人气,这只是第一步。出几本有独创性的理论著作,这是第二步。然后,再利用这些人、这些著作,去开几门叫得响的课,这是第三步。再把这些课,纳入到教学和学科体系,然后去招生——培养博士生、硕士生和本科生,乃至去培养干部,这是第四步。你想想看,确实是哪一步走起来都不容易。

事情都是人干出来的。“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中国正在进入新时代。我想起了毛主席的一句老话,叫“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也想起了邓小平同志的一句老话,是“不干,就一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只能是干出来的,同时,一切新生事物,像“中国学派”一样,都是在斗争中成长的,伟大事业,需要迎接伟大斗争。

当然,伟大斗争不是作诗,不是喊口号,而是每日每时,是日常的功夫,是一小步一小步地往前进,这就是“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事情成不成,只有去办才知道。所以,我们的态度就是不问得失,不求速成,关键是去埋头做自己的事,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久久为功,坚持就是胜利。

注释:

①习近平,《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344页,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一版。

②习近平,《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344页,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一版,第341-342页。

①习近平,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时代意义,载《福建论坛》,1997年第2期。

②同上文

③同上文

①习近平,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时代意义,载《福建论坛》,1997年第2期。

①习近平,《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第104页。

②《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379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韩毓海,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导师,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张宇奇,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本文原分为上、下篇,分别载于《经济导刊》2018年第十一、十二期,此为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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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社会主义 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