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娱乐主义对青年价值观的影响研究

资本与娱乐的结合催生了泛娱乐主义。泛娱乐主义导致娱乐离实现人的本质的存在意义愈加遥远,其特征主要表现为价值功利化、价值碎片化、真实幻象化。在泛娱乐主义的影响下,青年价值观亦显现出碎片化、肤浅化甚至有些低俗化,出现娱乐狂欢中的精神缺失、深陷娱乐下的道德失范、盲目尊崇中的自我迷失等消极现象。引导当代青年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可以从强化娱乐市场尤其是网络娱乐空间的监督与管理、培养青年的娱乐鉴赏品位、涵养娱乐本身的人文精神素养三个方面入手,有针对性地提高娱乐行为边界自控制能力、青年娱乐主体性自生成能力以及全社会理性认知娱乐价值自辨析能力。

泛娱乐主义对青年价值观的影响研究

在当代社会,娱乐已成为青年价值观塑造的重要载体。青年在社会化过程中,独立探索生命意义的意愿不断增强,他们渴望加深对人生和社会的认知理解。青年价值观尚未成型,容易受到外部环境尤其是娱乐的影响甚至控制。与传统意义的文化载体不同,娱乐更容易被“95后”为代表的青年群体所认同并接受,开始对青年的心理、情感,尤其是价值观塑造产生前所未有的巨大影响。在资本与娱乐的结合过程中,泛娱乐主义开始逐渐形成。在网络时代自媒体的推动下,泛娱乐主义日益占据主导地位。“泛娱乐化”已成为一种时代趋势,娱乐自身的价值内涵被曲解甚至“诙谐化”,导致部分青年在塑造自身价值观方面出现扭曲乃至病态。青年作为“引风气之先的社会力量”{1},其价值观对社会主流价值观和当代中国的未来发展影响深远,因此非常有必要对泛娱乐主义的特征及其对青年价值观形成所带来的消极影响进行探讨,引导青年树立正确价值观。

一、泛娱乐主义内涵及其特征

资本与娱乐的结合催生了泛娱乐主义。互联网的出现为泛娱乐主义这一社会思潮的蔓延提供了发展“契机”。何为泛娱乐主义?泛娱乐主义为何能够拥有如此广泛的“社会影响力”?首先,需要对娱乐本身有一个合理的认识。在某种意义上,娱乐是人类最原始、最基本的需求。不论在任何时代,娱乐都是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愉悦身心、舒缓压力等独特价值。每一个时代都有特定的娱乐方式和娱乐文化。亚里士多德认为,“在生活中也有休息,在这时可以消闲和娱乐”{2}。苏格拉底也曾高度肯定娱乐的教化功能,甚至认为娱乐能够塑造人性。正因为其独特价值,娱乐早已发展成为一门独立产业。本文谈及的娱乐,并非是局限于人类表现出的本能倾向、冲动抑或是爱好,更多的是娱乐元素及其商业化、利益化价值导向已经彻底贯穿至全社会的经济、政治、教育、文化等诸多方面。全社会逐渐沦为娱乐的附属物,正如波兹曼所言,

【“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3}。

在泛娱乐主义的影响下,除了娱乐业没有其他行业,娱乐及其商业化、利益化价值导向已成为人类精神生产的“发动机”和“孵化器”。

在娱乐泛化社会背景下,人们更愿意在虚幻的想象中寻求暂时的、浅薄的精神愉悦与满足,表现出趣味化、时尚化、肤浅化甚至低俗化的特点,进而放弃理性、抵制权威、拒绝崇高。娱乐仅仅只是人类精神世界发展的手段,而非目的。娱乐不能成为人类精神世界的全部甚至阻碍人类精神素养的发展与提升。这本来是一个众所周知的简单道理,但在资本的强力推动下,娱乐愈来愈成为人类精神生活的全部乃至“人之为人”的最终目的。增殖是资本固有的本性,

【“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本身,创造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4}。

早期资本的活动场域主要集中在物质生产领域,伴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如何丰富精神生活、扩大文化消费成为全社会日益关注的话题,资本也随之延伸至精神生产领域。娱乐行业的有利可图和超额回报更是刺激资本在娱乐领域的大规模扩张和恣意野蛮生长。从根本上来讲,娱乐价值的扭曲是资本与娱乐联盟的必然结果。资本的关注重点不在于娱乐本身的价值内涵,而是如何以娱乐为载体实现价值增值,竭尽所能在各个方面渗透娱乐属性,促使大众尤其是青年群体自愿为其掏腰包,以达到获取高额投资回报的真实目的。刺激娱乐的首要前提就是瓦解人的精神世界,接受放弃理性、拒绝崇高的“审丑”思维,丧失对人生价值、生命信仰的终极追求,终日置身于无聊、无味、无趣的消遣当中。娱乐完全成为资本增殖的工具,从人类精神的“调味剂”沦为瓦解个体精神世界的“致命毒药”。泛娱乐主义导致娱乐离实现人的本质的存在意义愈加遥远,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特征:

第一,价值功利化。泛娱乐主义本质上是资本和娱乐的结盟,由此产生两个结果,一方面娱乐本身变得商业化、利益化,成为资本增殖的媒介,以刺激、煽情、花边性的形象或者内容呈现,从而刺激人的动物性本能和欲望,进而丢掉了娱乐本身最重要的价值性,即精神独立和回归人性。“大众吸收媒介的仿真,不作任何回应,从而从根本上瓦解了这种代码。”{5}在泛娱乐主义影响下,人们容易失去否定性和批判性原则,内心的批判性、超越性思想受到抑制,最终成为马尔库塞所言的“单向度的人”。另一方面,资本借助娱乐扩张自身势力范围,先瓦解人的精神,通过碎片化、全覆盖的方式,消解个体原有的思维逻辑。资本控制下的娱乐,还是一种娱乐,只不过变成了为资本服务的娱乐。资本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它通过通俗化、庸俗化甚至低俗化的娱乐与人说话,其特色是远离传统意义上的说教和宣传,而将快感投放到人们的感性和欲望层面,直接抵达人的潜意识。在“收视率”杠杆和资本的共谋下,社会被“麦当劳化”了,大众日益变成了“经济单面人”,变成了一个对无所不在的商品刺激具备简单反应能力的人。{6}人们在消费娱乐、满足欲望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自身社会性的消解以及动物性本能的强化,这种认同反过来又给资本以力量,进一步造成娱乐的异化。资本逻辑造成了娱乐本身的存在价值危机。娱乐由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关怀转向简单感官欲望的刺激与满足,由对社会历史与现实的连续性反思转向对当下的肤浅关注。人不能仅仅只是为了换来片刻的感官刺激而在娱乐盛宴中丧失精神、丧失理想,失去信仰,与灵魂相隔。彻底依附于资本之下的娱乐的价值危机其实最终折射出的是人的发展的精神危机。

第二,价值碎片化。与价值功利化伴随相生的,往往是价值的碎片化。表面上看,价值功利化屈从、统一于资本逻辑。但实际上价值功利化更多的是强调以自我利益的最大化为逻辑起点,不可避免地衍生出价值的碎片化问题。娱乐泛化容易导致社会的价值底线和价值共识缺失,在个体与社会之间人为制造“价值鸿沟”。究其原因有两点,一是泛娱乐主义对主流价值观的解构。泛娱乐主义常常以一种休闲、搞笑、低俗的面目出现,极力弱化和避免关于价值与意义的严肃探讨。价值与意义缺失导致的真空地带最终只能靠以自我为中心的原子式、碎片化价值观来填补。“但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7}人是社会性的动物,无时无刻无处不是生活在与他人的关系之中。在想象性的精神世界中,具有自由意志的“我”可以任意选择行为方式,其行动具有无数种可能性,但在现实世界里,由于每个人的行动都关系到他人,这种关系本身便对行动的可选范围构成一种限制。“我”成长的过程其实就是不断参与社会生活并逐步体验“行为边界感”的过程。{8}究其根本,“行为边界感”的确立离不开整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形成。泛娱乐主义对主流价值观的解构表面看似带来了自我解放乃至完全放飞,实质却导致包括个体在内的整个社会的退步。二是泛娱乐主义缺少必要的理性精神。简而言之,理性精神特指人类独有的思维能力,是对当下的反思与批判、对未知的思考与探索以及对理想与价值的追寻。泛娱乐主义表达更多的是情绪、欲望的非理性宣泄,缺少对现实的辩证理性透视,导致人们丧失应有的信息甄别能力和是非判断能力。娱乐泛化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固有的野蛮性,资本“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9}。对于资本的无止境追求导致现代人的精神世界高度紧张与焦虑,只能沉湎于庸俗甚至低俗的搞笑与恶搞,最终丧失了对价值的判断力和应有的交往理性能力。

第三,真实幻象化。娱乐的核心要旨是“逃避”和“如愿以偿”,带有强烈的乌托邦色彩,其提供的形象是可以逃避进去的“更好之物”或者我们深切希望而日常生活无法提供之物。{10}在某种程度上,娱乐自身带有的乌托邦色彩部分满足了人们对于真善美的未来期许。遗憾的是,泛娱乐主义却将娱乐的原初价值异化为真实世界的幻象化。鲍德里亚认为,大众传播媒介假手报纸杂志、电视影像和流行媒体塑形出来的“真相”是以“我并不在场”为前提的,此类“实际不存在但又偏偏存在的事实”就是“幻影”。“我们从大众交流中获得的不是现实,而是对现实所产生的眩晕。”{11}对个体而言,“信息消费之信息,即对世界进行剪辑、戏剧化和曲解的信息以及把消息当成商品一样进行赋值的信息、对作为符号的内容进行颂扬的信息。简而言之,就是一种包装和曲解的功能”{12}。基于此,鲍德里亚得出这样的结论,

【“我们这个‘消费社会’的特点:在空洞地、大量地了解符号的基础上,否定真相”{13}。

这一特点,在网络自媒体娱乐时代表现的愈加凸显。2016年号称网络视频直播元年,各式网络直播平台受到资本前所未有的青睐。映客、花椒、美拍等网络直播平台通过明星直播等事件营销侵入大众视野,以“直播+网红”“直播+电商”“直播+综艺”“直播+社交”“直播+游戏”等为代表的泛娱乐直播风头正劲。在网络自媒体的强力推动下,各种鱼龙混杂、混淆视听的信息、谣言,“标题党”“蹭热度”“搅浑水”“黑公关”甚至低俗、色情的内容都开始打着“娱乐至死”的旗号轮番闪亮登场,披上光鲜的外衣阔步走进人类精神生产的核心地带,成为违背公序良俗、突破价值底线的重要“污染源”。这不能不引起全社会的高度警惕和担忧。

二、泛娱乐主义对青年价值观的消极影响

整体而言,青年的自我意识尚未完全成熟,其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都处在定型成熟的关键期。尤其是在社会认同方面,青年本身具有非常大的发展性和可塑性。青年在接受新鲜事物方面能够引领社会时代潮流,同时也非常容易受到泛娱乐主义的误导,对其正确价值观的树立尤其是对社会主流价值认同带来困扰。

第一,娱乐狂欢中的精神缺失。“娱乐,并不仅仅是一种内容或者形式,其实它在本质上是人与世界沟通畅达时所产生的快感,是人性自由所追求的一种境界。”{14}但是,泛娱乐主义缺少对个体精神世界的探寻和生命价值的反思,其背后是基于资本逻辑的扭曲价值观。它代表着一种意义的空虚状态和日益膨胀的个体欲望尤其是物质欲望。在鼓励物质享乐、感官刺激的背后,其真实目的指向的是虚无价值的张扬,是对神圣、崇高、权威的解构,也是对个体精神世界和人生境界的腐蚀。

首先,在泛娱乐主义影响下,青年容易陷入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价值观危机,信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和利己主义。在这个娱乐至死的时代,人们似乎已经忘记了正义、文明、进步,对于价值和意义更是视而不见。关于这一点,可以从当代青年崇拜对象的嬗变中轻易感知到。过去的民族英雄、科学家、道德楷模、文化巨匠等都是青年所敬崇的对象。如今,商业包装出来的娱乐明星、网络红人、意见领袖早已取代了曾经的青春偶像,对物质、名利、享乐的追求替代了以往的精神、价值与信仰。高富帅、白富美成为吸粉的强力“资本”,其年龄、经历、家庭、情感等信息能够瞬间成为青年关注的头条,对高尚、价值的追求反而会被看成是矫情、做作甚至不正常。有的青年对于庸俗、低俗、恶俗的不加任何掩饰的追捧早已不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恐怕更多的应该是“粗糙的利己主义者”“赤裸裸的利己主义者”。信奉价值虚无最终折射出的是部分青年精神世界的空虚以及人生情趣的低级。

其次,精神缺失导致青年的理性缺位。意义的消解,往往与理性的解构相伴而生。从代际上看,“95后”已经成为当代青年的主体,同时也是首批进入社会的网络原住民,其娱乐行为既有突出的网络技术特性,也带有明显的后现代主义特征。对“理性”的“解构”是后现代主义的突出特征。“在数字化生存的情况下,我就是‘我’,不是人口统计学中的一个‘子集’(subset)。”{15}在网络自媒体时代,每个“我”第一次拥有机会走进娱乐中心,成为娱乐的主角,掌握娱乐的话语权。或许正是“第一次”,正是因为无先例可循,当代青年的娱乐行为往往更愿意选择彻底放飞而主动抑或被动放弃理性。2016年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白银市连环杀人案最终宣告破获,几天之后,国内某著名高校的校内电子公告牌系统讨论区上就出现了名为“白银连环杀人案凶手生日竟然是天蝎座”的帖子,回帖者众多,出现

“我是不相信星座的,但是我身边认识的几个天蝎座,确实都有这部分共性,冷静、果断、城府、不会轻易展露真貌”
“我就是天蝎座。本来我也不是这样。但后来听人说天蝎座应该这样,那我就只好这样咯”
“我认识的天蝎也是绵里藏针型的,怕怕”
“警方当初为什么没有把筛查人群限定在天蝎座”“珍爱生命,远离天蝎”等评论回复。{16}

从这些众多的让人哭笑不得的神回复中,一方面可以感受到当代青年调侃生活的轻松可爱,另一方面恐怕也折射出他们由于过度娱乐化导致的副产品——理性缺位。

第二,深陷娱乐(愚乐)下的道德失范。不断制造欲望是泛娱乐主义的永恒主题。“包括性爱、禁忌、成功、金钱、亲情、暴力、视觉快感等在内的种种欲望所制造的‘本文’直接被消费,人也平板化为欲望的符号。欲望本能力量的过度张扬非但不可能实现其宣称的拯救或解放个体的功能,相反只会加剧人的沉沦。”{17}过多的欲望、不当的欲望或者过度沉醉于欲望,往往会把人尤其是涉世不深的青年推向道德虚无甚至违法犯罪的深渊。

首先,青年容易热衷于迎合涌现的各类低俗娱乐文化,表现出对传统道德观念的不屑与讽刺。泛娱乐主义鼓励生产同质化、模式化、肤浅化的娱乐产品,牺牲理性的、严肃的、本真的价值标准,制造即刻的、虚浮的、虚假的所谓快乐,正如麦克唐纳所哀叹的“大众文化不断散播的淤泥”。娱乐消费符号对人进行了价值重组和价值重构,操控着受众妄图获取虚假的永无止境的满足和快感。尤其在网络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有可能成为娱乐中心人物。在娱乐泛化的信息洪流中,人们面对的往往不只是各种观点、分析,还有谣言、攻击、谩骂,以及各种鱼龙混杂的信息。一些自媒体从业者为了吸引流量,夺人眼球,追求10万+,用上了各种手段。有的“语不惊人死不休”、恶搞英雄历史人物,有的使用惊悚标题,有的甚至发布低俗、色情的内容,无所不用其极。娱乐化的低俗文化开始慢慢侵蚀整个社会,人们逐渐失去对严肃、崇高应有的敬畏之心,有的青年是非不分、善恶不辨、我行我素,更是将传统道德观念抛之脑后并自我放纵。这种对是非观念的忽视、对道德准则的无尺度大肆曲解、恶搞,所带来的不仅仅是对经典的扭曲,更是对社会良知的挑衅和瓦解。

其次,泛娱乐主义热衷于对本不应娱乐的事实和话题强加炒作、博话题度,进一步模糊、混淆青年的道德判断标准。“在一个没有中轴的世界上,在一个价值的真空中,根本的目标就是要为了快乐的原因而自由地‘创造’。”{18}模仿、虚拟与戏拟成了见证当下娱乐文化的最合适手段。在这个模拟组合的数码复制世界里,我们的眼睛把物像当成真实的物体接受下来,而真实究竟意味着什么,甚至我们的许多快感和欲望也许都不是真实的,它们并非出于我们的本性需要,而是由虚拟世界的各种符码从外部刺激和建构的。一切感情都可以被模拟,一切感觉都可以被替代,一切现实都可以被复制。世界成为假面舞会,人们所能做的,就是与这个虚拟世界游戏。这是一种虚拟的现实,同时也是一种不再现实的现实。{19}商业利益推动下的媒体、商家、明星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努力”争取人们的好奇心、同情心,制造噱头,贩卖假新闻、假消息、假募捐以尽可能获取大众尤其是青年的支持。这些无良行为都是对社会良知的消费,逐渐损耗人们的道德信任感。道德判断标准被反复恶意消费,逐渐在娱乐中瓦解。青年面对嘻哈哄闹的娱乐环境,深陷消费、享受的“时尚”怪圈,视野狭隘,在娱乐中庸俗化、低俗化、冷漠化。在面对社会涌现的各类问题时,青年不自觉地开始扮演娱乐看客角色,以一种否定与享受并存的自相矛盾的方式审视社会问题,逐渐丧失对他人的信任感以及对社会的归属感。

第三,盲目尊崇中的自我迷失。在泛娱乐主义的影响下,我们的日常生活娱乐化,娱乐同时也变得更加生活化甚至虚幻化。青年沉溺其中时看到的不是现实本身,而只是脱离现实的“类像文化”。“类像世界与观众之间的距离被销蚀了,类像已经内化为大众自我经验的一部分,幻觉与现实混淆起来。‘虚拟真实’与‘实存真实’区分的抹平,带来的正是一种‘超真实’的镜像效果。”{20}对于涉世不深的青年而言,这种镜像效果表现更为明显。

首先,泛娱乐主义导致青年自我认同感不足。随着移动互联终端的普及,人人都是自媒体,为社会的“泛娱乐化”提供了加速器,“娱乐成为最高的价值与准则,一切文化内容与形式只有与之联结才能进入大众化的传播渠道,进入受众视野”{21}。娱乐传播方式得到革命性变革。各种碎片化、片段化的信息通过微博、微信、抖音、QQ、美拍、激萌等网络媒介得以大范围扩散。生活充满物欲的气息,这种物欲与喧嚣促使青年无力思考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找不到自我生存与发展的价值,盲从中拼凑出一个虚幻的自我。一方面,“我”是网络的主宰。“网络主播”“腐文化”“草根”等网络名词对青年的身份进行重新诠释,颜值、穿戴、财富逐渐成为定义成功青年的标志性特征。另一方面,现实与虚拟的差距引发现实自我与虚拟自我之间的矛盾。青年失去生活世界应有的真实性,人与物之间的关系颠倒,导致自身始终处于被物支配的地位。

其次,泛娱乐主义导致青年自我建构能力缺失。青年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成长的关键期,对于自我和世界的认识处于探索阶段,因而对外界的评价会格外的关注,社会认同成为青年自我建构的重要环节。在娱乐泛化时代,光怪陆离的娱乐信息充斥着青年人的生活世界,不少青年被迫不自觉地紧随“娱乐浪潮”,不少网络娱乐信息已然成为青年建构自我的重要方式。令人遗憾的是,某明星恋爱、分手、结婚、生娃、绯闻等往往占据着网络头条热搜,尤其是不少自媒体从业人员依靠广告、粉丝打赏、知识付费而获取较高的网络关注流量,进而实现娱乐商业变现的最终目的。与这些娱乐乱象相伴相生的“粉丝文化”,往往导致青年群体集体无意识,最终逐渐丧失宝贵的自我鉴别力、批判力与建构力。

三、引导青年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针对泛娱乐主义所带来的实用主义、享乐主义、功利主义侵蚀青年内在的精神信仰追求,对低俗趣味的无谓关注阻碍青年积极向上的风格以及青年主体性被庸俗的过度商业化消解等消极影响,需要通过强化娱乐市场尤其是网络娱乐空间的监督与管理、培养青年的娱乐鉴赏、反思与批判力以提升青年的娱乐品位、涵养娱乐本身的人文精神素养等方面进一步积极引导当代青年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第一,强化娱乐市场尤其是网络娱乐空间的监督与管理,确立娱乐行为边界自控制能力。当代信息社会,网络技术为娱乐市场的大发展、大繁荣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网络的延展性使得人的生活空间再一次被扩展,能够接触到更加丰富多元的信息,提高了普通受众的话语权和表达的自由度。但同时,网络空间的发展也伴随着传统价值观和道德观的衰落,网络行为规范远未完善。如果网络技术与人性之恶、资本的贪婪相结合,会使技术的赋权产生出前所未有的负面效应。在这方面,娱乐市场的表现更为突出。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指出:

【“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22}

大体而言,强化娱乐市场监督与管理需要着重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对娱乐言论和行为进行界定,明确保护什么,禁止什么;二是明确政府、娱乐产品提供商、娱乐受众等相关主体参与者的权利与义务。从我国目前现有的娱乐市场监督与管理的法律、法规、条例来看,相关法律准备已经落后于当前各类娱乐信息、娱乐产品所形成的散布型网状传播的现实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网络空间的开放性和虚拟性与现有“娱乐场所”定义之间的矛盾;二是网络娱乐资源的丰富性和易获取性与现有“娱乐产品”发行管理之间的矛盾;三是娱乐泛化带来相关从业人员的身份边界模糊与现有“娱乐从业人员”管理办法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问题和矛盾的解决都亟待未来进一步出台更加精细化专门针对娱乐市场监管的法律法规。

第二,培养青年的娱乐鉴赏、反思与批判力,提升青年的娱乐品位和娱乐主体性自生成能力。现代生活中最显著的现象之一,就是很多的活动,原为达到目的而采取的手段,却日益篡取了目的的地位,而目的本身则成为虚影,没有实际的存在性。我们已经羁绊在手段的罗网之中,而忘却了我们的目的。我们有无线电给每个人播送最佳的音乐和文艺节目,可是我们所听到的,却多是低级趣味的喧哗或有损智慧与趣味的广告。我们有历来最佳的工具与工作方式(手段),我们却不会停下来询问一下它们的用途是什么。{23}泛娱乐主义瓦解人的精神世界,使得精神价值的追求形同虚设,鼓励人生以利益和享受为终极目标。如何在网络时代填补人们的精神空虚,重塑人类精神家园,引导青年关注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已经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一大难题。

首先,要积极引导青年能够分辨真实需要和主观欲望的不同,学会对非理性的欲望加以自觉的控制。青年好奇、冲动、易受暗示等心理特点使得他们更易于被娱乐泛化所制造出的各种欲望所俘获,深陷其中而难以自拔。因此,如何分辨真实需要与主观欲望就显得尤为重要。其次,要积极引导青年能够分清真实自我和想象自我的关系,学会从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中准确定位自我。真实的自我只能建立在社会实践之中,脱离现实生活世界建构的自我必然是虚幻的。青年的自我认同应该是建立在一种具有稳定价值内核的现实基础之上,拒绝虚幻缥缈的消费符号诱惑,回归具有意义感的真实人生。最后,引导青年主动自觉对人生进行自我赋值,确立自我的价值主体地位。青年在泛娱乐主义的影响下,往往表现出一种价值追求的自发初始状态,将自身的价值选择、价值判断主动交由外在的资本逻辑控制,成为娱乐市场中的“单向度的人”。需要引导青年逐渐确立自我价值主体地位,赋予生活以自主的、积极的、符合时代精神的价值品位,从而提升自我的内在深度感、责任感与使命感。

第三,涵养娱乐本身的人文精神素养,提升全社会理性认知娱乐价值自辨析能力。娱乐自身的人文精神内涵应该以人为本,关注人的内心世界,丰富大众的心智和精神生活,引导人们求真、向善、审美,提升人们的文化素养及媒介素养,并且懂得更加尊重人、理解人,从而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电视文化在当代人类的精神文明建设当中起着其他文化形式难以替代的作用,尤其是在中国,人们特别青睐电视文化,这就给电视人肩上赋予了神圣的职责,如果电视文化的思想内涵比较深刻,文化含金量比较高,审美情趣比较健康,那么作用于最广泛的受众的心里就培养和造就了一种深刻而不肤浅、沉稳而不浮躁、幽默而不油滑的鉴赏心理,这种群体性的鉴赏心理是一个民族文明的重要标志。”{24}时过境迁,网络或许早已取代了电视的地位,但所折射出的问题却未发生根本改变,甚至可能更为严重。有学者对网络异化人的现象加以了犀利的刻画:数据库的存在与从网络上调出资讯的方便,正在使认识与操作主体日益依赖已有的、现成的与千篇一律的数据,使自己的精神活动受到库存数据与现成信息的侵入、牵引、暗示与无所不在的影响。资讯的储存保藏、搜寻联想即过去令人艳羡的博闻强识,已经不再依赖学者的大脑与意志,而是取决于电脑网络的突飞猛进与电脑网络技术操作的出神入化。先是视窗与鼠标,其后是触屏,再后是手机也杀入了生活、杀入了头脑;博客代替着论文,微博代替着博客,碎片代替着体系,掷地喷饭的段子代替着掷地有声的思想,信息的数量与传播的速度代替着真实、确切、深刻、独创和严肃。传播本来是社会生活的一种手段。但是手段的被使用,完全可能变成使用手段的人被手段使用。使用变成了被使用,被使用的工具变成了主体,而主体变成了傻气十足的跟班。{25}

对于娱乐而言,无论是电视时代还是网络时代,恐怕有两点应该是确定无疑的:一是娱乐的底线是“无害”。正如人们不能没有道德底线一样,任何娱乐也不能没有基本的底线。娱乐的基本底线就是不能对人的发展带来精神或心理或道德的伤害。二是娱乐不可“至上”。当代社会,娱乐掌握了更大的“话语权”,但我们不能唯娱乐是瞻,需要警惕娱乐至上、用娱乐替代一切的思想和行为。毫无疑问,娱乐承载着严肃的价值责任。价值责任的严肃性,在于娱乐承载着文化思想、道德伦理和意识形态的使命,也在于娱乐如何完善生活、提升生活,让生活更有品质,让更多的人明白“不只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娱乐,不是为娱乐而娱乐,而应该是渗透着、包容着鲜明的人文精神特质的娱乐。

注释: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52.

{2}[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苗力田译.尼各马科伦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88.

{3}[美]尼尔·波兹曼著,章艳译.娱乐至死[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4.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69.

{5}[美]马克·波斯特著,范静哗译.第二媒介时代[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154.

{6}]{19}李林容.中国电视娱乐文化批评[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76,108-109.

{7}{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39,403.

{8}邢国忠.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视野中的法律信仰[J].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

{10}[澳]理查·戴尔著,宋伟杰译.娱乐与乌托邦[J].当代电影,1998(1).

{11}{12}{13}[法]让·鲍德里亚著,刘成富等译.消费社会[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18,113-114,19-20.

{14}张小争.娱乐财富密码——引爆传媒新经济[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2.

{15}[美]尼古拉·尼葛洛庞帝著,胡泳、范海燕译.数字化生存[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185.

{16}邢国忠.后现代主义视域下的大学生网络宗教问题研究[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11).

{17}陈望衡、吴志翔.美学的焦虑与价值基座[J].学术月刊,2005(3).

{18}Stefan Morawski. The Troubles With Postmodernism.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p. 89.

{20}Jean Baudrillard. Symbolic Exchange and Death.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1993, p. 76.

{21}黄一玲、焦连志、程世勇.网络文化“泛娱乐化”背景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培育[J].湖北社会科学,2016(11).

{22}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9.

{23}[美]艾·弗洛姆著,孙石译.自我的追寻[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167-168.

{24}仲呈祥.我们为什么要进行电视批判[EB/OL].中央电视台网站,http://www.cctv.com/tvguide/tvcomment/wtjj/xzlz/10438_8.shtml.

{25}王蒙.网络带来白痴和低智商时代[EB/OL]http: //meiwen.gmw.cn/2013-11/25/content_9591717_4.Htm.

【邢国忠,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察网(www.cwzg.cn)摘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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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娱乐 青少年 资本

原标题:泛娱乐主义对青年价值观的影响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