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建昆、程恩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实现高质量发展

本文结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取得的成就,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三个角度分析我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然性与重要性,并根据经济体系的内在结构和发展趋势,系统论证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正确处理的一系列重要关系。其中包括:产业体系建设要处理好自主创新与引进发展、实体经济与金融发展的关系;市场体系建设要处理好有效竞争与适度垄断的关系;城乡区域体系建设要处理好协同发展与自身发展的关系;绿色发展体系建设要处理好经济发展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开放体系建设要处理好对等高效开放与经济安全、人民福利之间的关系;经济调节体系:要处理好市场决定作用与政府主导作用的关系;产权体系建设要处理好公有经济主体与非公经济辅体的关系;分配体系建设要处理好按劳分配主体与按资分配辅体的关系。

高建昆、程恩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实现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经济增长动力的迫切要求。本文结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取得的成就,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三个角度,分析我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然性与重要性,并根据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内在结构和发展趋势,系统论证加快建设需要正确处理的一系列重要关系。

一、改革开放以来高速增长的主要成就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虽然经历了一定的波动,但总体上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态势,从而“创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个国家经济高速增长持续时间最长的奇迹”。b按不变价格计算,201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是1978年的32.306倍,而2016年国民总收入是1978年的32.176倍。尽管我国人口从1978年的9.6259亿c增加至2017年的13.9008亿,d2016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1978年的22.402倍。1979—2016年我国国民总收入年均增长9.6%。根据初步统计,2017年国内生产总值比2016年增长6.9%;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16年增长6.3%;国民总收入比2016年增长7.0%。这些数据表明,40年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确实是世界历史上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奇迹。

在对外贸易方面,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规模取得了巨幅上升。在货物贸易方面,出口总额从1978年的167.6亿元上升至2017年的153321亿元;进口总额从1978年的187.4亿元上升至2017年的124602亿元。在服务贸易方面,出口总额从1982年的26亿美元上升至2016年的2083亿美元,而2017年初步统计值为15407亿元人民币;进口总额从1982年的19亿美元上升至2016年的4492亿美元,而2017年初步统计值为31584亿元人民币。

产业结构方面,三次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逐渐优化。在产值方面,第一产业产值占GDP的百分比由1978年的27.7%逐渐转变为2017年的7.9%;第二产业产值占GDP的百分比由1978年的47.7%逐渐转变为2017年的40.5%;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百分比由1978年的24.6%逐渐转变为2017年的51.6%。在就业方面,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占就业总人数的百分比由1978年的70.5%降为2016年的27.7%;第二产业就业人数占就业总人数的百分比由1978年的17.3%降至2016年的28.8%;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就业总人数的百分比由1978年的12.2%升至2016年的43.5%。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主要规模指标取得了巨大进步。在交通运输方面,铁路网密度由1978年的53.9公里/万平方公里上升至2016年的129.2公里/万平方公里。公路网密度由1978年的927公里/万平方公里上升至2016年的4892公里/万平方公里。在邮电通信方面,电话普及率(含移动电话)从1978年的0.4%上升至2016年的110.5%。移动电话普及率从2000年的6.7%上升至2017年的102.5%。

在人民生活方面,主要生活质量指标取得了巨大进步。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从1980年的67.77岁上升至2015年的76.34岁。其中,男性平均预期寿命从1980年的66.28岁上升至2015年的73.64岁;女性平均预期寿命从1980年的69.27岁上升至2015年的79.43岁。农村贫困发生率(2010年标准)从1978年的97.5%下降至2000年的49.8%,进而降至2017年的3.1%。在居民消费方面,城乡居民消费一直保持较高增长速度。2016年全体居民消费水平是1978年的18.161倍。其中,2016年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是1978年的10.609倍;2016年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是1978年的12.549倍。根据初步统计,扣除价格因素,2017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实际增长5.4%。其中,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实际增长4.1%;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实际增长6.8%。

在科教文卫方面,主要规模指标和主要质量指标都取得了巨大进步。在科技方面,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内部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由2000年的0.89%上升至2017年的2.12%。在文化方面,广播人口覆盖率从1994年的77.4%上升至2017年的98.7%;电视人口覆盖率从1994年的83.3%a上升至2017年的99.1%。1978年生产的艺术影片46部;b 2017年生产的故事影片798部,而科教、纪录、动画和特种影片172部。图书种类从1978年的14987种上升至2016年的499884种;期刊种类从1978年的930种上升至2016年的10084种。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更加鲜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广泛弘扬,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文艺创作日益繁荣。

在教育方面,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从1978年的95.5%上升至2016年的99.9%;小学升学率从1978年的87.7%上升至2016年的98.7%;初中升学率从1978年的40.9%上升至2016年的93.7%;高中升学率从2000年的73.2%上升至2016年的94.5%。在卫生方面,每万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从1978年的10.8人上升至2016年的23.1人;医疗机构病床使用率从2000年的60.8%上升至2015年的85.4%和2016年的85.3%。

以上数据表明,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度增长,为我国经济实力的提高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奠定了较为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然性和重要性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度增长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遇到了新情况和新问题。这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形成了我国经济高速度增长的限制性条件,使整个国民经济必然要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以实现高质量发展。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性与重要性

我国经济高速度增长阶段形成的限制性条件,使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必然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

在高速度增长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主要是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在这种经济发展方式下,经济增长的主要实现方式是简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粗放型扩张。而简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品在当代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中处于中低端。从长期看,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的。首先,在这种经济增长方式下,劳动力成本较低的状态是不可持续的。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的实质是以价格竞争为基础的数量扩张。在这种经济增长方式下,我国经济的主要竞争优势来自劳动力成本较低而形成的较低商品价格。一方面,长期的劳动力低成本必然削弱社会的有效购买能力,从而在产业链的中低端环节形成局限性乃至全局性的过剩生产能力。例如,2009年城镇私营企业和个体就业人员已达9788.9万;而同期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只有18199元,即平均每天工资收入只有49.9元,月工资收入只有1516.6元。a这些人员低水平的工资收入直接限制了其消费能力与购买需求。另一方面,随着劳动力成本的逐渐提升,我国经济将面临外国投资转向劳动力成本更低国家的风险。

其次,在这种经济增长方式下,能源、资源和生态的满载或超载状态是不可持续的。在价值层面,在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方式下,由于中低端产品的较低附加值导致产品利润空间狭小,获取较高利润的主要方式是简单劳动密集型中低端产业的粗放型扩张。在使用价值层面,这种增长方式必然带来利用效率较低条件下能源资源的巨大消耗,以及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在能源方面,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从1990年的9.8703亿吨标准煤增加至2017年的44.9亿吨标准煤。而能源进口量从1990年的1310万吨标准煤(占能源消费总量的13.3%)增加至2016的89730万吨标准煤(占能源消费总量的20.6%)。在资源环境方面,我国废水排放总量从2004年的4824094万吨逐渐上升至2015年的7353226.83万吨,随后微降至2016年的7110953.88万吨。废气中主要污染物二氧化硫排放量在2004年高达22549000吨,此后虽然逐渐下降,但在2013年前始终处于20439000吨的高水平。2016年这一指标数值降至11028643.04吨。但在局部地区,空气质量仍然长期处于较差水平。在环保重点城市中,2016年空气质量达到及好于二级的天数在200天以下的城市仍然较多。其中,指标值最低的保定仅为155天。在监测的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2017年70.7%的城市空气质量未达标。上述数据表明,经过多年的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我国经济发展对能源、资源和生态的影响已经达到或接近自然承载能力的上限。

我国经济高速度增长阶段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的各种弊端,促使经济发展方式必然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

(二)优化经济结构的必然性与重要性

我国经济高速度增长阶段形成的限制性条件,使我国经济结构必然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

在产业结构方面,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形成的不合理产业结构亟待优化。一方面,个别高利润产业的长期低水平重复扩张形成了较为严重的过剩生产能力。这些过剩的生产能力,由于无法适应逐渐升级的消费结构,导致产业链上的相关产品滞销,相关企业也因此效益下滑、亏损甚至破产。另一方面,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环保产业、基础性支柱产业以及其它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由于资金回收周期长、短期利润率低、投资风险大等原因而出现投资不足的状况。

在需求结构方面,经济增长严重依赖外需的状态亟待改变。在2008年西方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以前,我国经济增长在很多程度上依赖外需。2004—2008年,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贡献率一直处于较高水平。2005年这一指标值高达22.2%。西方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以后,由于世界上其它主要经济体经济持续低迷,国外需求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能力大大降低。除了2012、2014和2017年以外,2009—2016年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贡献率均为负值。

在收入分配结构方面,收入差距较大的状态亟待改善。在城乡收入差距上,城乡收入比(农村居民收入为1)一直处于较高状态。1978年、2000年、2015年、2016年和2017年的城乡收入比分别为2.57、2.79、2.73、2.72和2.71。在总体贫富差距上,2015年和2016年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462和0.465。而收入差距直接造成居民消费水平的差距。城乡消费水平对比(农村居民=1)从1978年的2.9逐渐上升至2000年的3.7,随后逐渐降至2016年的2.7和2017年的2.23。但这一比例仍然较高。

在城乡区域结构方面, 城乡区域经济不平衡问题亟待改善。从城乡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看,我国区域间居民消费水平仍存在较大差异。数据显示,2016年上海和北京的居民消费水平分别达到49617元和48883元,排在全国前两位。其中,上海城镇居民消费水平为53240元,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为23660元;北京城镇居民消费水平为52721元,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为24285元。而甘肃和西藏的居民消费水平分别为13086元和9743元,排在全国最后两位。其中,甘肃城镇居民消费水平为21128元,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为6781元;西藏城镇居民消费水平为18775元,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为5952元。

(三)转换增长动力的必然性与重要性

我国经济高速度增长阶段形成的限制性条件,使我国经济发展动力必然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等传统增长点,转向以创新驱动为代表的新增长点。

在经济高速度增长阶段,要素驱动、投资驱动等传统经济驱动力的劣势逐步显现。在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下,要素驱动的实质是由劳动力低成本形成的商品价格竞争优势;投资驱动的实质是个别高利润产业的低水平重复扩张。首先,随着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的推进,要素驱动经济增长的动力逐渐减弱。城镇私营企业和个体就业人员从2009年的9788.9万迅速增加至2016年的20710.4万。而同期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从2009年的18199元增加至2016年的42833元。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必然导致简单价格竞争的利润空间缩小甚至消失。第二,在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下,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则必然由于过剩生产能力的形成而逐渐减弱。

在经济高速度增长阶段,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必然性与重要性日益凸显。首先,技术创新状况直接影响产业和企业的商业利润。在当代全球化竞争中,以重要领域的核心技术创新为基础的知识产权垄断是国际垄断利润的重要来源。在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下,我国很多产业的产品在当代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中处于中低端。由于技术创新能力不足,这些产业的产品难以形成具有较强竞争力与较大影响力的自主品牌。这直接限制了产品的附加值和利润空间。第二,重要领域的核心技术创新状况直接影响国家安全。“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a例如,芯片核心技术的把握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信息安全的制高点和主动权。目前,我国智能手机芯片等一系列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尚未取得实质性突破,而在美国等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和技术封锁不断加重的条件下,这势必使相关产业安全和国家总体安全受到较大挑战。

可见,我国经济在高速度增长阶段逐渐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必然要促使我国经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和转换增长动力,以提质增效为中心,主要通过加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来转向和实现高质量发展。

三、加速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推进高质量发展

以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推进高质量发展,需要根据经济体系的内在结构性特点,正确处理好核心子系统中的一系列重要关系。习近平指出,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由社会经济活动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a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要坚持人民为中心,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一系列重要关系。

(一)产业体系:要处理好自主创新与引进发展、实体经济与金融发展的关系

在产业层面,以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推进高质量发展,需要紧紧围绕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建设,着重处理好自主创新与引进发展、实体经济与金融发展的关系,从而高质量地推进产业结构的动态优化。

正确处理自主创新与引进发展的关系,是持续突破经济发展动力瓶颈的关键环节。在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发展中,自主创新与引进发展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自主创新与引进发展之间的统一性体现在,自主创新的程度与引进发展的质量呈现同向互动关系,即一个产业自主创新的程度越高,该产业引进外来技术的质量和能力就越高。在自主创新程度较低的阶段,该产业只能引进不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非核心技术,主要从事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和外围层面的低附加值生产,而所获利润在产业链总利润的份额极为微薄。

自主创新与引进发展之间的对立性体现在,自主创新的能力与引进发展的程度呈现反向互动关系,即在发展中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的最初阶段,只有在该产业引进发展程度较低的条件下,自主创新能力才能获得提升的空间。如果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片面强调自身劳动力成本低而形成的比较优势(新结构经济学片面强调资源禀赋基础上的这一比较优势),从而导致弱势产业引进发展过度,这些弱势产业就会被外国资本和外国技术完全掌控,从而完全失去通过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而获得发展的机会,陷入“比较优势陷阱”。

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正确处理自主创新与引进发展的关系,就是坚持自主知识产权优势理论和战略,以自主创新为主导、引进发展为补充的产业发展道路,系统提升各产业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其中,农业发展要从现代种业培育、农业生产装备应用、农业技术服务和农民科技素质提升等方面系统提高农业的生产能力与生产质量。工业发展要紧紧围绕重大科技创新,努力突破和掌握核心技术,从创新平台建设、创新人才培养、创新激励强化、创新成果转化等方面系统推进工业生产的绿色化、精致化、高端化、信息化和服务化。服务业发展要以最新科技推进服务业的现代化,不断改进服务质量、提升服务能力。

正确处理实体经济与金融发展的关系,是持续突破经济结构瓶颈的关键环节。在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发展中,实体经济与金融发展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实体经济与金融发展之间的统一性体现在,在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发展相适应时,两者呈现同向互动关系。一方面,金融发展能够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数量充足、结构合理和安全高效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实体经济发展为金融发展提供资金源泉、币值稳定和防范风险等基础性支撑。实体经济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对立性体现在,在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发展不相适应时,两者呈现反向互动关系。

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正确处理实体经济与金融发展的关系,就是要消除新自由主义“脱实向虚”的“金融深化论”和“金融抑制论”,坚持金融“脱虚向实”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金融实化论”发展道路,推动实体经济与金融发展的良性互动。一方面,金融发展要以增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为核心,不断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科学性、精准性和系统性,从而为实体经济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金融发展要以防范与化解各种金融失序和金融风险为底线,既要在重要金融机构的股权结构上防止形成国外资本金融控股和垄断,又要从健全与创新监管技术、强化监管制度、系统增强监管能力等方面推进金融监管体系的现代化。

(二)市场体系:要处理好有效竞争与适度垄断的关系

在市场层面,以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推进高质量发展,需要紧紧围绕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设,着重处理好有效竞争与适度垄断的关系,从而“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a

在现代市场体系中,有效竞争与适度垄断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有效竞争与适度垄断之间的统一性体现在,公平竞争与规模上的适度垄断相互交织、彼此推动。在现代市场竞争中,有效竞争集中体现在竞争规则的公平性。一方面,全球化的现代竞争导致企业的生产集中与资本集中比以往速度更快,涉及经营领域更广,而且集中程度更高,从而形成更大规模的垄断。如同列宁所说,“自由竞争产生生产集中,而生产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导致垄断”。b另一方面,由于现代市场竞争的主导力量是具有规模垄断性质的企业,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比以往更大,从而需要推动竞争规则公平条件下的有效竞争。马克思指出:“垄断只有不断投入竞争的斗争才能维持自己”。c

有效竞争与适度垄断之间的对立性体现在,部分具有规模垄断性质的企业为攫取垄断利润而滥用垄断地位的垄断行为,会损害和削弱市场的有效竞争。在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历史中,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垄断行为不仅极大地破坏了市场竞争规则的公平性,而且形成了有利于垄断企业集团的社会财富分配,导致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这些垄断行为,应成为当代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反垄断实践限制和约束的重点。

在现代化市场体系建设中,正确处理有效竞争与适度垄断的关系,就是要坚持和维护市场竞争规则的公平性,全面推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设。一方面,要完善市场监管体制,实现各类市场主体在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以外的领域公平有序的竞争,维护包括具有规模垄断性质的企业在内的各类竞争主体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要积极推进反不当垄断的立法实践与司法实践,对妨碍有效竞争、攫取垄断利润的各类垄断行为进行科学、精准、高效的禁止、限制与打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经济体系要求把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与国有资本结合起来,形成适度垄断,并与其它所有制企业共同造就互补共进的有效竞争格局。

(三)城乡区域体系:要处理好协同发展与自身发展的关系

在城乡区域层面,以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推进高质量发展,需要紧紧围绕彰显优势、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建设,着重处理好协同发展与自身发展的关系,从而高质量地推进城乡区域的协同发展,从整体上打造有机融合的高效经济体。

在我国城乡区域发展中,协同发展与自身发展的关系,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协同发展与自身发展之间的统一性主要体现在,城乡区域的各自发展与整体协同发展具有内在一致性。城乡区域的各自发展本身就是城乡区域整体发展的重要子系统。一方面,城乡区域的协同发展能够发挥城乡区域的整体优势与协同效应,从而使城乡区域的各个子系统也获得较好的发展;另一方面,城乡区域的各个子系统自身优势只有得到充分的彰显与发挥,城乡区域的整体优势与协同效应才能达到较高水平。

城乡区域的协同发展与自身发展之间的对立性主要体现在,如果城乡区域的各个子系统片面追求自身发展,就会导致生态环境破坏、资源过度开发、经济空间布局不合理等一系列外部性问题,从而导致城乡区域的整体优势与协同效应无法得到充分发挥,而整体效益只能处于较低水平。

在现代化城乡区域体系建设中,正确处理协同发展与自身发展的关系,就是要在科学的顶层设计与系统的统筹规划下,积极推进城乡区域各子系统的良性互动与融合发展。在区域层面,要从全局角度统筹协调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战略,从区域间基础设施网络体系的构建、经济管理制度体系的衔接、生态环境的协同保护以及区域对外开放战略的统筹等方面系统推进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有机融合。在城乡层面,要以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这就需要从城乡之间现代基础设施网络体系的互联互通与一体化,消除城乡之间义务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的较大差别,完善农业技能培训体系和农民工培训体系,以及在城乡文化的良性互动与有机融合等多方面,不断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四)绿色发展体系:要处理好经济发展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绿色发展层面,以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推进高质量发展,需要紧紧围绕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建设,着重处理好经济发展中的人与自然之间关系,以“实现绿色循环低碳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a

经济发展中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性主要体现在,在一定生产力条件下,人类的经济活动受到自然界的限制。在自然资源方面,人类经济活动所需的自然资源在一定时期、一定地理区域内非常有限。如果人类在较短时期内对自然资源开发过度,经济发展就会因资源枯竭而无法持续。在生态环境方面,自然界对人类经济活动的生态承载力在一定时期、一定地理区域内非常有限。如果人类经济活动片面追求微观主体的经济利益而超过自然界的生态承载力,必然损害生态环境的恢复力与稳定性,而整个人类会因此遭到自然界的报复。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指出,“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

在绿色发展体系建设中,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中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就是要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始终遵循自然规律、人口规律和经济规律,系统推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实现人口、资源和环境的良性循环和永续发展。在人口层面,不应单从总和生育率的高低,而应从社会总劳动力的供求状况来制定人口政策。2013、2014、2015、2016、2017年新增总人口分别为668万、710万、680万、809万和737万。我国社会总劳动力的供给已较多地超过需求,表现为就业较为困难,且每年还有700万左右的新增人口,那么,即使总和生育率较低,也不宜鼓励(只是允许)二孩和自由生育;否则,便难以根本实现资源高效利用、生存环境达优和人口素质大幅提升。在理念层面,要在全社会范围内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通过对不同群体分别进行科学、精准、全面的培训、宣教与劝导,系统强化绿色发展的政绩观、绿色生产理念和绿色生活理念。在科学技术层面,要系统促进绿色科技创新,并将绿色科技的最新成果应用于绿色生产、绿色消费、生态治理、生态监测等各个环节,以构建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决定“三位一体”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在制度层面,要从绿色发展的法律法规、绿色发展的执政绩效考核制度等,推进绿色发展制度体系的完善与执行。

(五)开放体系:要处理好对等高效开放与经济安全、人民福利之间的关系

在开放层面,以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推进高质量发展,需要紧紧围绕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建设,着重处理好对等全面开放与经济安全、人民福利之间的关系,通过“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推动开放朝着优化结构、拓展深度、提高效益方向转变”。

在当代世界经济发展中,对等全面开放与经济安全、人民福利之间的关系,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对等全面开放是指一个经济体对其它经济体进行程度和范围体现双方对等地位的开放。对等全面开放与经济安全、人民福利之间的统一性体现在,一个经济体的对等全面开放符合自身的经济安全保障和人民福利提升的客观要求时,两者表现为同向互动关系。一方面,符合经济体自身经济发展实际的对等全面开放,能够提高自身经济体系的创新力和竞争力,从而增强保障经济安全的能力,并提升人民福利;另一方面,经济安全保障和人民福利提升,能够提高对等全面开放的质量与可持续性。

对等全面开放与经济安全、人民福利之间的对立性体现在,一个经济体的对等全面开放不符合自身的经济安全保障和人民福利提升的客观要求时,两者表现为反向互动关系。如果一个经济体对其它经济体的经济开放在开放的程度和范围上体现双方对等地位,但由于不符合自身的经济安全保障和人民福利提升的客观要求,这种经济开放的程度越大,范围越广,该经济体自身的经济风险就越高,自身经济体系的创新力和竞争力就越弱,而人民福利被降低的程度就越大。

在开放体系建设中,正确处理对等全面开放与经济安全、人民福利之间的关系,就是要克服“为开放而开放”的盲目行为,在扩大开放中注重扩大自身安全系数,积极扩大人民福利。在实体经济开放层面,要全面实施以中国特色自主创新为核心的创新驱动战略,以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在金融开放层面,要在保障金融安全的前提下提高金融体系的控制力和国际竞争力。一方面,要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管理制度和实际操作经验,通过合理限定外国金融资本在商业金融机构的参股比例和参股条件,以及在华设立分支机构的条件与经营范围,科学确定资本项目开放的程度和速度等措施保障金融安全;另一方面,要以贸易强国建设和创新对外投资方式为服务方向,优化外债结构,科学确定外汇储备的多元化适度规模,并稳步探索科学、合理与安全的汇率形成机制体系。在国际经济治理层面,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通过积极参与修订和制定公正公平、包容有序的国际经济新规则。

(六)经济调节体系:要处理好市场决定作用与政府主导作用的关系

在经济调节方面,以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推进高质量发展,需要紧紧围绕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调节体系建设,着重处理好基于市场价值规律的市场决定作用与基于国家调节规律的政府主导作用的关系。

在我国经济调节体系中,市场决定作用与政府主导作用的关系,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市场决定作用与政府主导作用之间的统一性体现在,两种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按比例规律(即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规律)的实现方式。根据按比例规律,表现为人财物的社会总劳动要依据社会需要的结构与数量按比例地分配到社会生产的各个环节和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在社会生产层面,各种生产成果要在使用价值结构上与社会需要保持动态的综合平衡。在国民经济整体层面,各类产业和经济领域的多结构要保持总体上的综合平衡。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能够通过功能上的良性互补和效应的协同进行有机融合,以两者的共同作用实现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规律和高质量发展。

市场决定作用与政府主导作用之间的对立性体现在,两者在经济调节的作用机制上有背反的一面。市场调节主要依靠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调节资源在社会生产的各个环节和国民经济各领域的配置,以实现市场主体的短期利益和局部利益。因此,在一般资源的短期配置领域和局部配置领域,市场调节能够有效发挥对资源的良性配置作用,而由于市场调节具有调节目标偏差(即难以实现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持续稳定、国际收支平衡等经济发展目标)、调节速度缓慢、调节成本昂贵、调节程度有限等功能弱点,在一些重要和特殊资源的长期配置领域与全局配置领域,市场决定作用往往失灵。但在这些领域,政府通过上下结合的广泛民主协商的决策体系,对重要经济资源的主动规划配置来实现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从而在事先、事中或事后能及时矫正市场失灵带来的负面影响。

在现代化经济调节体系建设中,正确处理市场决定作用与政府主导作用的关系,就是要坚持将市场在一般经济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在重要经济资源配置中的导向性调节作用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功能良性互补、效应协同、机制背反的经济调节体系。习近平明确指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a我们必须确立“非全部的市场决定作用”总体调节方针,在一般资源的短期调节领域和局部调节领域,要充分发挥市场对一般资源的决定性调节作用,而政府要通过简政放权来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在市场调节失灵的领域,要充分发挥政府导向性作用,参与配置公共产品、地藏资源等特殊资源,并主动规划引导许多一般资源的长期配置,教育资源、卫生资源、文化资源、城镇住房资源等非一般物质资源的配置,以及财富和收入的再分配。

(七)产权体系:要处理好公有经济主体与非公经济辅体的关系

在产权层面,以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推进高质量发展,需要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主体、国有制主导、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产权体系,正确处理公有经济主体与非公经济辅体的关系,为提升我国经济体系的综合竞争力奠定坚实的基本经济制度。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公有经济主体与非公经济辅体的关系,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公有经济主体与非公经济辅体之间的统一性体现在,两者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能够共同发展和合作共赢。在我国社会主义性质和类型的经济体系中,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发展共同体。习近平指出,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应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b公有经济和非公经济都是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状况相适应的所有制形式,两者能够在科学制定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以外的领域进行公平竞争,也可以重点发展公有资本控股的多形式混合所有制经济。

公有经济主体与非公经济辅体之间的对立性体现在,两者在国民经济和宪法中的地位存在重要差异。习近平指出,公有制经济为国家建设、国防安全、人民生活改善作出了突出贡献,是全体人民的宝贵财富。c显然,在国计民生的重大领域,公有制经济都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世界500强中的中国企业绝大多数都是国有企业。在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涉及的国家安全等特殊领域,公有制经济也为国家安全做出了战略性贡献。同时,公有制经济又为人民共同富裕奠定了物质基础和制度基础,通过坚持按劳分配原则消除了剥削的制度基础,合理确定积累与消费的比例,能够实现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较高比重。而由于受到私有剩余价值规律的支配,非公有制经济分配中的按资本分配原则内在包含了导致贫富分化的趋势,而不利于人民的共同富裕和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此外,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为协调政府与市场关系,以及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奠定了更大的制度空间,并形成了更强协调能力。d因此,我国宪法规定,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处于主体地位。其中,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与此相对应,非公有制经济应处辅体地位。

在现代化产权体系建设中,正确处理公有经济主体与非公经济辅体的关系,就是要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国有制主导、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产权体系,以实现公有经济主体与非公经济辅体的有机统一。在农村集体所有制层面,要通过调整和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变革,不断探索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和农业合作经济。在企业层面,要系统增强各类企业的创新力和竞争力,形成大型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相互支持、协同配合的创新共同体。既要加强以掌控核心技术和名牌为目标的自主知识产权竞争优势,侧重将国有企业培育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又要在合作共赢的基础上重点发展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构建民族企业发展共同体和创新共同体,还要鼓励、支持、引导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发展与创新,推动民营企业职工持股的利益共享机制和建立诚信经营的奖惩机制,以规范和激发非公有制经济的有序活力和创造力。

(八)分配体系:要处理好按劳分配主体与按资分配辅体的关系

在分配层面,以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推进高质量发展,需要紧紧围绕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分配体系建设,着重处理好按劳分配主体与按资分配辅体的关系,从而高质量地推进财富与收入的合理分配,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为全体人民迈向共同富裕奠定坚实的分配体系基石。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按劳分配主体与按资分配辅体的关系,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按劳分配主体与按资分配辅体之间的统一性体现在,两者都是分配效率的实现方式。按劳分配既实现分配的短期效率,又实现分配的长期效率。作为公有制经济的基本分配方式,按劳分配原则将劳动者在生产经营中的劳动量做为分配的基本依据。一方面,它能够较充分地反映劳动者在生产经营中的劳动差别,以实现分配促进劳动者积极性的短期效率;另一方面,它能够保持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较大份额,从根本上缓解生产的无限扩大和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断缩小之间的矛盾,以实现分配的长期效率。作为狭义的(不包括劳动要素)按要素产权分配的基本内容就是按资分配,即把货币、房地产、技术、信息和知识等要素折合成和量化成一定量的资本或股本,再将资本所有者在生产经营单位的出资份额作为剩余价值及其转化形式的利润或收益分配的基本依据。作为广义的按要素产权分配,包括劳动这一最重要的主体要素,将劳动者在生产经营中的劳动量作为报酬分配的基本依据。它能够较准确地反映劳动者在生产经营中的劳动差别。

按劳分配主体与按资分配辅体之间的对立性体现在,两者在实现分配的公平方面存在根本性差异。公有制经济的市场型按劳分配,通过保持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较大份额,能够较充分地反映劳动者在生产经营中的实质性贡献,从而较好地实现分配的公平。由于受到私有剩余价值规律的作用,按资分配侧重保持私有剩余价值在初次分配中的较大份额,而无法实现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较大份额。从动态看,按资分配具有不断拉大资本所有者与劳动者之间收入分配差距趋势,因而无法实现分配的公平。

在现代化分配体系建设中,正确处理按劳分配主体与按资分配辅体的关系,就是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以实现分配中公平与效率的和谐统一。首先,公有制生产单位(含公有控股的生产单位)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原则。一方面,要从总体上合理确定积累与消费之间的比例,以保持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较大份额;另一方面,要科学区分并充分反映劳动者的劳动差别,尤其要充分反映科研劳动、管理劳动和高技能劳动在生产中的贡献。其次,要坚持和完善按要素产权分配的体制机制。一方面,要依法保障国内外企业出资人的合理产权利益;另一方面,要依法保障国内外私有制企业(含私有控股企业)劳动者获取合理劳动报酬与享有劳动福利的权利。第三,要坚持和完善政府对财富和收入的再分配调节制度。一方面,政府要不断完善为经济发展托底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另一方面,政府要完善税收等制度调节过高的收入(流量)和财富(存量),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转移支付制度来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并通过完善法律制度来取缔非法收入。

【本文原载于《学术研究》2018年第12期】

「赞同、支持、鼓励!」

察网 CWZG.CN

感谢您的支持!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维护费用及作者稿费。
我们会更加努力地创作来回馈您!
如考虑对我们进行捐赠,请点击这里

使用微信扫描二维码完成支付